“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特殊安全困境。尽管其“艾利森版”过度强调了守成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也没有严密论证恐惧和战争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学术价值。用军备代替战争，基于过去两百年间（1816—2012）主要大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一类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现象：随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实力接近，前者会倾向于增强军备，后者则会以削减军备回应。这一现象与已有的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明显相悖。其原因在于，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发展优势，优势策略是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潜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同时，存量优势能够帮助守成大国降低对安全的敏感性，而该条件是崛起大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安全竞争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守成大国更容易通过不对称竞争恢复、维持和扩大长期优势。这一理论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理解了这一不对称性后，崛起大国应该自觉认识到军备在安全上边际效应的有限性，主动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针对崛起大国的军备陷阱。在守成大国采取减少军备投入与遏制相结合的不对称竞争策略时，崛起大国应当在发展潜力上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