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两大国战略竞争会形成共治？什么因素决定出现何种类型的共治？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大国共治的形成与持续，补充“大小国有战争”与“小国以安全为首要需求”两项前提条件，搭建基于三项累积性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使用10—12世纪辽宋两大国与夏州李氏—西夏、高丽两个中小行为体的互动检验假设，修正现有研究。本研究发现，“大国无战争”是大国共治出现的第一必要条件，“大国有战争”阻碍共治形成，不过大国未必能通过战胜对手实现“赢者全得”；满足“大国无战争”后，另一关键因素是大国中对小国军力投射占优势一方对共治的态度，若其接受共治，则会形成大国共治；而既有研究强调的“大国功能分异”仅发挥调节作用，在已出现共治的情况下决定共治的平衡或倾斜形态。基于辽宋案例的发现也适用于晋楚争霸与中日权力转移，并为解读当今中美竞争局势提供启示：核威慑保障了“大国无战争”，但由于在亚太(常规)军力投射占优势的美国不再接受共治，中美对亚太的倾斜共治趋于退化，中国很难通过发挥经济“一技之长”争取小国。如欲维持亚太共治，需促使美国转变态度，而更现实的选择或是提升中国在地区投射军力的相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