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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变量出发，探究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国是国际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大国软硬实力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战略作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融入—变革—塑造”的大战略框架，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印度长期尊奉“不结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然而，近年印度与不结盟运动明显拉开距离，与美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则明显升级。印度是否已放弃不结盟政策？印度还是不是不结盟国家？这是当前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印度外交和大国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发现，印度外交从未囿于不结盟原则，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灵活选择结盟或不结盟，即便是在印度高举不结盟大旗的冷战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与苏联仍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调整存在两个突出的规律性现象：一是，这种政策调整都与超级大国和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二是，当印度偏离或背离不结盟政策时，新德里都恰好有政治强人在执政。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印度的影响和作用因其崛起步伐加快也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准确把握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本质与走向，无论对预测印度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还是对预测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核秩序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三个因素：围绕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是否可控、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高低以及核武器横向扩散的速度和趋势。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国际核秩序的演化过程。随着中国核力量的相对增长，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关系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对国际核秩序的影响，本文围绕核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核规范、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分别讨论了中国核力量的变化对这三方面的具体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核政治的无序性可能会有所提高。本文在最后一部分针对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国际核秩序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分工是科学知识增长的必要条件。本文对我国10种较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期刊在2012—2014年发表的研究性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国际关系学期刊的学科独立性和子学科分工水平较高,但是领域分工水平较低、“泛政策化”倾向严重。这些问题阻碍了问题意识的培养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妨碍了国际关系知识的渐进增长;不利于彰显期刊特色,激化了期刊间的“平面竞争”,降低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总体水平;同时加重了编辑的工作负担,影响了办刊质量。针对期刊学科独立性较低的问题,以对重要问题的研究来整合区域性、跨学科和综合性期刊,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国际问题期刊的整体性缺位,也为这些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了提高国际关系学领域分工水平,学术期刊之间应该开展理性的沟通和对话。为了逐渐解决理论期刊和政治期刊分工不明确的问题,理论性期刊应该逐渐降低其时事性追求,同时增强时事性选题的理论性。
同样是面对陷入族群冲突的国外同族，为什么一些国家会选择对其进行军事干涉，另一些国家则不会呢？笔者认为，两国仅仅是存在族群联系，或者是对国外同族的认同，不能保证军事干涉一定会发生。更重要的问题是，本国族群对国外同族的认同，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转变为实际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据此，笔者提出假设：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的权力地位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对外军事干涉是否出现的概率。具体而言，如果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国内是掌握政权的支配族群，即具有占优势的权力地位，那么其对国外同族的认同就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其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会提升。为了验证假设，笔者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对1946—2007年间的相关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取南联盟对波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军事干涉的案例进行分析。结合统计分析与案例分析的结果，笔者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