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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变革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兴衰*
蒋尊泽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3): 112-150.  
摘要307)   HTML1)    PDF (1683KB)(228)   

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开拓的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界定路径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基石,但其描述的制度间功能性互补机制是一种单向度的锁定机制,由此路径界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中的变革。本研究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的改造为切入点,尝试在保留制度互补性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增加对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长周期中时段性与突变性的解释力。理论方面,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明确了制度变革时期的历史关键节点性质。其次,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render complementary)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制度倡议者是关键的变革施动者,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任务。在案例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为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本文的最后使用时段变革理论对当前美国政坛反建制经济方案的兴起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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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3): 1-4.  
摘要261)   HTML2)    PDF (870KB)(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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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曾向红,李琳琳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3): 78-111.  
摘要209)   HTML1)    PDF (1227KB)(440)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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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略信誉与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
曹玮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3): 5-46.  
摘要173)   HTML0)    PDF (1772KB)(181)   

不对称同盟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就安全与自主进行交换而形成的一类同盟。从理论上讲,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通常希望用更少的自主换取更多的安全保障。但在现实中,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有时会表现得积极谋求自主,有时却又会主动加深对大国的安全依赖。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在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自主性安全政策,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深度依赖大国,现有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此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回答。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创造性地将自主细化为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两类,进而从战略信誉的角度揭示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安全政策的选择规律: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军事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政治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当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和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都低时,小国会同时追求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当盟国和敌国的战略信誉都高时,则小国会同时强化对盟国的军事和政治依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通过考察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和卢武铉四个时期韩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选择,验证了上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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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关系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后中美关系将持续恶化*
赵玙佳,李冲,王琪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3): 151-155.  
摘要160)   HTML0)    PDF (958KB)(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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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者寄语:为何及如何防范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0-VI.  
摘要151)   HTML0)    PDF (834KB)(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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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朗普政府为何“退群”?
凌胜利,王彦飞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74-114.  
摘要128)   HTML0)    PDF (1636KB)(224)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改变,美国政府的“退群”政策将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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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
漆海霞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1-37.  
摘要123)   HTML0)    PDF (1411KB)(136)   

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中的亘久现象。从中国春秋战国的乱世纷争,到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遏制张力始终是突破当时世界秩序甚至爆发剧烈战争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会小心谨慎,避免招致霸主国的遏制战。那么,导致霸主国从旁观到参战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就此进行了研究,并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崛起国与霸主国之外的第三国的互动不容忽视,霸主国观察崛起国与第三国互动的信号,由此判断崛起国的属性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挑战现状,进而决定是否发动遏制战争。因此,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是否遵守道德规范、重视战略信誉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继而对中国古代商周朝代更迭、战国晚期秦国统一、普法战争后的英德关系与二战前的英国对德由绥靖到战争的转向等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战略信誉和信号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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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解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
陈翔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3): 47-77.  
摘要114)   HTML0)    PDF (1219KB)(116)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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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
刘旻玮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38-73.  
摘要110)   HTML0)    PDF (1319KB)(75)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时,片面强调崛起国或主导国随实力接近而线性升高的冲突意愿,却忽视因势均力敌而下降的冲突预期收益及其对冲突意愿的抑制。权力转移节点附近是两难的冲突决策,而这被过度简化。本文认为,危机的反复爆发促使国家建构起关于自身所处窗口期的信念,而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则可能在不改变行为体对窗口期基本属性既有判断的同时,在行为体的战略认知中构建一个内嵌于基调窗口期的异质性窗口期,进而形成关于复合窗口期的战略判断。复合窗口期的持续时长、脆弱期和机遇期的复合方式、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及其不等价值将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脆弱期中嵌入高度偶然的珍贵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突现严重危害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都将使得大国决策时的效用计算结果明朗化,并激发大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促使其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为例对复合窗口期理论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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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朗政体二元合法性与经济增长(1989—2014)*
刘岚雨,陈琪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150-178.  
摘要98)   HTML0)    PDF (1336KB)(59)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通常认为,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在任总统选举前夕通常有动机刺激经济发展,以便在选举中获得连任。但与此一般认知不同的是,1989—2014年,伊朗的经济增长共经历了6次大幅波动,而大幅增长阶段大都出现在总统选举周期的第1~3年,大幅下降阶段大都出现在该周期的第3~4年。为了解释这一经验现象,本文首先针对伊朗经济增长波动,归纳了三种与选举周期无涉的常规分析视角,并分别评析了它们的主要解释不足。其次,笔者以伊朗后霍梅尼时期最高领袖与总统之间的“合法性矛盾”为中心,构建了对选举周期经济增长反常波动的解释逻辑。最后,以拉夫桑贾尼总统的第一任期作为典型案例来检验和阐释上述解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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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关系预测:美国印太盟友对华政策差异将持续*
方圆圆,黄贝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179-186.  
摘要96)   HTML0)    PDF (1187KB)(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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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美方争论
刁大明,蔡泓宇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 (4): 115-149.  
摘要79)   HTML0)    PDF (1356KB)(115)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加快对华战略调整。美国学界战略界虽然基本上认同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但对特朗普政府突出对抗性与破坏性的具体政策议程提出不同程度的质疑。在相关争论中,主流观点认为对华“接触”战略并未完全实现目标,且更难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所谓“挑战”与“威胁”。为此,美国学界战略界特别是民主党阵营逐渐形成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争性战略选项,进而在各类议题上规划相应政策选择。目前,关于对华战略调整的争论仍在继续,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竞争性以及如何确保竞争与合作的平衡。面对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新变化,中国应尽可能主动回应、实现中美两国相互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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