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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寄语: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0-VII.  
摘要300)   HTML0)    PDF (833KB)(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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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任琳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1-32.  
摘要240)   HTML0)    PDF (1572KB)(197)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讨霸权是否衰落、为什么衰落等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认为金融是霸权的坚实基础,而本文认为金融也可能有损于霸权,成为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金融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依照国家与市场的两种逻辑对霸权产生联动效应。按照霸权护持的目的进行推断,金融应该是受国家逻辑驱动的,要生产权力资源,维系影响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追求利益,遵循的却是市场逻辑。一旦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之间的相对稳定平衡被打破,金融就可能损害霸权稳定的国家权力基础,破坏权力的生产机制,乃至消耗霸权并导致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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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
韩召颖,赵倩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33-60.  
摘要197)   HTML0)    PDF (1547KB)(228)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只关注双边事务,国际问题也是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不是单一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在朝鲜对外行为变化影响下两国对策不断调整的互动关系。中美对朝鲜核问题的政治信念受到朝鲜因素的影响较大,两国对朝鲜的外交定位存在本质差别,这也决定了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同预期。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实现合作的坚实基础,双方也都认为和平谈判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优先手段,然而考虑到这种战略的有效性时,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信心。目前,中美在制裁手段的力度、范围和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在朝核问题这场博弈中,中国并不是棋局中的执棋人,只有美朝两对弈方愿意各退一步、搁置分歧、相向而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作为中间斡旋者,与美国的互动走向受到朝核问题局势的影响,能否实现中美在该问题上的合作,最终还要看朝美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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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谢超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61-89.  
摘要183)   HTML0)    PDF (1225KB)(309)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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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者寄语:反思为何结盟战略不受大国青睐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0-VI.  
摘要174)   HTML0)    PDF (877KB)(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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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
周建仁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1-50.  
摘要162)   HTML0)    PDF (1624KB)(151)   

特朗普退出或者威胁退出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一个国家战略信誉下降自然使得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其同盟弱化。特朗普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给美日、美韩同盟带来的冲击小,给北约带来的冲击大。本文认为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其被剥夺感的强弱,进而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而同盟结构则不仅影响盟国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能力。盟国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了其采取的行为的挑战性程度,从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的程度。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战略互动,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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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
张志原,李论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130-160.  
摘要161)   HTML0)    PDF (1264KB)(137)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4—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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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攻防制衡与国际网络冲突*
张耀,许开轶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90-124.  
摘要161)   HTML0)    PDF (1347KB)(130)   

网络空间攻防理论的传统解释认为,网络空间的攻防关系是进攻占优,即在国际网络空间中,网络攻击的发起国占据先发优势,目标国则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然而,这一理论既无法解释国家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网络战争的原因,也难以解释为何网络攻击的目标国往往不选择妥协和让步,以及网络攻击产生的实际效用也仍然有限的现象。对此,网络攻防平衡理论虽然给予了修正,但仍没有摆脱进攻占优的陷阱。本文将在网络冲突的攻防结果维度对主体间的攻防关系进行重构,提出网络冲突的攻防关系模型,认为国际网络冲突主体间存在“攻防制衡”的关系模式。其次,本文通过双边网络事件和争端数据库(DCID,Version 1.1),对“攻防制衡”模式的生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数据检验,得出初步结论。另外,本研究将进一步根据伊朗对沙特的“沙蒙”行动与美国对伊朗的“震网”行动两个案例,对以上假设分别进行证实与证伪。结果表明,网络冲突的严重程度对“攻防制衡”模式的生成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正是“攻防制衡”模式所具有的低烈度特征,才使其成为当前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常态。因此,准确把握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态势,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与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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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意识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0-VI.  
摘要156)   HTML0)    PDF (784KB)(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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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际关系预测:中韩关系的改善限度*
齐桐萱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161-163.  
摘要142)   HTML0)    PDF (965KB)(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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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压舱石”到“导火索”:中美经贸关系分析
陈定定,康晓蒙,夏雨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4): 55-90.  
摘要120)   HTML0)    PDF (1710KB)(140)   

目前学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分析大多从体系层次入手,即从大国政治与权力转移的角度论述中美战略竞争的必然性。本文则主要从美国国家层面出发,首先从逆全球化趋势以及中美实力对比两个方面分析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而从美国国内政治、时间视野、收益衡量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原因及其背后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本文认为,美国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确立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期视野转向长期视野,收益衡量方式也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收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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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制度制衡与亚投行
贺凯,冯惠云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31-59.  
摘要115)   HTML0)    PDF (1247KB)(145)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多边制度并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展现自身的吸引力。如果说中国崛起势不可当,那么未来世界将会走向何处?其他国家又应做何准备?借鉴制度制衡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本文提出“领导权转移”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全球治理中不同国家进行政策选择的动态原因,并以亚投行作为案例进行考察。本文认为,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制衡战略,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以便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争夺影响力和利益。在全球治理“领导权转移”的过程中,国家具有领导者、挑战者和追随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角色定位会塑造国家对于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政策选择。制度制衡是国家在全球治理未来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新型制衡行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崛起会比普遍预测的结果更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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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
田野,刘小雨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1-30.  
摘要108)   HTML0)    PDF (13983KB)(82)   

作为二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兴起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德国选择党大获成功是由全球化冲击下德国国内受损者的不满和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回应性危机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德国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劳动力作为充裕要素受益,低技能劳动力作为稀缺要素受损。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后,高端制造业和银行业从业者要求维持欧元区、鼓励移民融入,而低技能工人反对救援债务国、抗议接收难民。后者在德国既有的政党体系中陷入了没有代言人的困境:传统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为了吸引中间选民牺牲了低技能工人的利益,传统右翼政党更是缺乏对劳工的阶级代表性,导致德国主流政党中缺少对这些全球化受损者呼声的回应。德国选择党虽然是极右翼政党,但由于其反欧元、反移民、反难民等反全球化的口号得到了低技能工人的支持,从而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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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
杨原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4): 1-54.  
摘要107)   HTML0)    PDF (1940KB)(144)   

国际关系学界对两极体系的理解压倒性地来源于美苏冷战这一个案例,现有理论对更广阔历史时空中两极战略互动的多样性无法作出有效解释。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两极化趋势的突显,两极体系理论需求的迫切性和现有知识的贫乏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综合运用演化博弈和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规律。博弈模型显示,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生性的自我“刹车”机制,当竞争成本与竞争目标价值的比值足够高时,这种“刹车”机制就会发挥作用,促使竞争双方尊重彼此的利益边界,降低双方的对抗程度;反之,战略竞争则会持续或升级。案例研究发现,多种具体因素会影响战略竞争的成本—价值比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真实世界中的两极竞争过程千差万别,但这些演化过程都遵循本文模型所揭示的演化机制。当今时代战略竞争的成本—价值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这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注定缓和”而不会“注定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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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关系预测: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变化趋势*
张伟玉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184-192.  
摘要103)   HTML0)    PDF (1115KB)(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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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
胡芳欣,张利华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125-154.  
摘要100)   HTML0)    PDF (1345KB)(136)   

一般认为,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强国(通常是核大国)可以抑制和约束弱国,强国是主宰,弱国的自主性受到很大制约。然而在现实中,日本在日美同盟中虽处于弱势地位,却数次成功地与美国斗争以追求自主性;而随着日本在同盟中相对实力的增强,其自主性斗争却多以失败而告终。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究竟是什么?本研究发现,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与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是影响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成败的核心因素,前者居于首要地位,后者发挥着重要的干预作用。具体而言,当日本领导人属于自立型斗争的领导人时,无论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如何,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当日本领导人属于协调型斗争的领导人时,如果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弱,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如果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强,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大。研究日本在同盟中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既有助于理解其他不对称同盟中弱国对强国的自主性斗争,也可为预判日本外交政策与日美同盟未来走向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趋势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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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节大磊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84-108.  
摘要99)   HTML0)    PDF (1209KB)(149)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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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际关系预测:美国施压下的中美贸易战特征*:与入世谈判的对比研究
齐皓,王侯嘉遇,宰英祺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155-161.  
摘要95)   HTML0)    PDF (1321KB)(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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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国战略透支研究
章珏,徐进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51-83.  
摘要88)   HTML0)    PDF (1220KB)(114)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将战略透支置于整个战略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从而发现战略透支的形成与战略制定和实施阶段中的目标偏移和战略调整阶段中的止损失败直接相关,且两个变量在时序上具有先后关系,止损失败是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于其中环节的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目标偏移与过度扩大对方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有关,而止损失败则与协和谬误困境、预期成功和维持威信这三种决策心理有关。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主要采取了案例比较法,选取的两个案例分别是越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两个案例中,两国领导者都因为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和自身机会窗口而出现目标偏移的情况,但不同的是,美国领导者始终未能及时止损,甚至一再升级战略目标,而英国决策者及时采取了收缩政策,避免了自身陷入战略透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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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领导人、国内政治与中美战略沟通(2016—2018)*
尹继武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4): 91-118.  
摘要79)   HTML0)    PDF (1213KB)(105)   

中美战略沟通是塑造、影响和改变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推动双方战略关系走向的重要基础。个性独特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战略沟通的价值更加显得重要。中美战略沟通的既有研究包括结构主义决定论、认知主义不确定性论和国内政治进程论等,但理论逻辑上均将影响要素与机制分离,现实案例大都基于动态事件短期分析,缺乏较为系统的中美战略沟通成效机制、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类型形成机制的研究。基于领导人的真实偏好与信号策略以及美国战略共识与国内进程的维度,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四种类型,中美战略沟通也有四种成效的案例。四类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领导人的个性、对华战略需求以及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决定战略沟通成效的核心机制。基于领导人和国内政治的战略沟通成效机制,对于理解和促进特朗普时期未来中美战略沟通成效有一定的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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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外部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
刘华清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4 (3): 60-89.  
摘要73)   HTML0)    PDF (1365KB)(94)   

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的现有研究主要从针对整个强制外交谱系的通则式视角和针对“C”型强制外交的具象视角提出解释。此外,也有学者从民主传播和秘密干预视角提出解释。以上研究视角均存在明显不足。本文认为,施压国胁迫压力的强度、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这三个变量是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的关键。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军事支持且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并实施说服时,政权更迭才会成功,否则将会失败。根据自变量之间作用机制不同,本文提出五个具体假设,并遵循个案验证法,对其一一进行验证,以证明解释框架的适用性。就现实意义而言,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因果逻辑的彻底廓清,不仅将为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遇到此类国际政治现象提供前景研判,也将为国家维护主权安全与统一提供可能的理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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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国基建竞争与东南亚安全关系*
毛维准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109-147.  
摘要69)   HTML0)    PDF (1361KB)(75)   

大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竞争是否会重塑地区安全关系?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竞争成为大国竞争时代国际舞台的显著特征之一。作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地区,东南亚地区呈现出一番大国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与地区安全关系变动并举的景象。从理论上来说,大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竞争能够刺激东南亚安全主体的互动频率提升,推动安全主体的行为模式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结构。此外,作为一种大国竞争诉诸的战略工具,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与地区安全关系(行为模式与关系结构)的互动过程还受到大国竞争态势、目标国需求程度、受援国自主性及其历史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与东南亚安全关系变动之间最终表现出多安全主体、多层次互动和多政策方向的复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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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权与族群分离运动:基于印尼的分析*
薛松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4): 157-188.  
摘要69)   HTML0)    PDF (1253KB)(96)   

印度尼西亚曾在民主转型期间遭遇严重的族群冲突和族群分离主义的困扰,地方分权制度成功地起到了缓解族群冲突的效果,2005年印尼政府与亚齐独立运动组织也在特殊地方分权的框架下和解。然而与亚齐有着相似背景的巴布亚族群分离运动却在近几年愈演愈烈。为什么印尼不能仿效亚齐的成功经验,与巴布亚重新协商地方分权协议并解决分离问题呢?本文提出,对解决族群分离问题有效的分权应是一种基于平等和自愿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对话双方进入谈判的限制性条件:对于主权国家,限制性条件往往是存不存在向分离族群作出妥协的政治空间;对于族群分离群体,政治代表权缺位经常是进入与中央政府对话的最主要障碍。本文提出,只有在中央政府有政治空间且族群分离群体的政治代表权明确的情况下,双方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分权协议谈判。通过比较亚齐和巴布亚在1998年后的发展情况发现,亚齐问题的解决是政府的政治空间扩大和亚齐独立运动组织获得亚齐人民政治授权的结果,而巴布亚未能进入分权谈判的主要原因是巴布亚精英分化导致的政治代表权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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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论网络胁迫成功的条件
刘子夜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148-184.  
摘要67)   HTML0)    PDF (1299KB)(85)   

网络空间成为继海洋、陆地、天空、太空后的"第五战场",网络武器能否发挥政治作用?网络胁迫能否成功,其成功的条件有哪些?国际关系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此高度关注并展开了激烈讨论。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武器溯源难、易扩散、无法直接造成人员伤亡的特性限制了胁迫效果,但该观点无法对成功案例做出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同一目标反复发动网络攻击或者发动可以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网络攻击有助于胁迫成功,但该观点经不起推敲和事实检验。经验证据表明,能够损害决策者个人利益的网络胁迫最容易成功,即运用网络武器搜集有关决策者的丑闻并以之相威胁,决策者为保全个人利益不惜牺牲集体利益,被迫做出妥协。如此一来,网络胁迫成功的条件和机制得以明晰。该假设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非国家行为体,弥补了传统胁迫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局限与不足,是胁迫理论在信息时代下的发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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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际关系预测:2020年中印关系将保持缓慢回暖趋势*
谢超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4): 189-193.  
摘要66)   HTML0)    PDF (993KB)(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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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晋国霸权与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稳定
逄锐之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4): 119-156.  
摘要63)   HTML0)    PDF (1371KB)(84)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能够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对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研究发现,地区性霸权的确对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起到稳定作用。在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时,首次出现先后由诸夏国家中的霸权国齐、晋领导的霸政体系。历史事实证明,晋国作为霸权国长期领导这一体系,维系了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的相对稳定。晋国的准单极实力是晋国霸政时期春秋国家间体系稳定的根本原因,晋国的地缘位置对维系体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诸夏联盟制度能够增加霸权国行使霸权、维护体系规则的合法性,并减少霸权国领导成本,对维系体系稳定发挥着辅助作用。随着晋国因内部分裂而瓦解,春秋时代相对稳定的晋国霸政体系走向解体,大国兼并战争频发,鲸吞蚕食取代霸权稳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国历史进入相对动荡的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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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崛起国对外策略中的大国与周边
王震,高程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90-129.  
摘要0)   HTML0)    PDF (1376KB)(244)   

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大国自身的策略选择。在崛起国处于域外霸权国干预和域内大国竞争的情形下,本文分析了崛起国的崛起路径。笔者认为,在上述模式下,大国实现崛起,一方面要成功处理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采用威慑、妥协等组合策略规避、瓦解对抗联盟或化解两者单独进攻的制衡;另一方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经营好崛起所依托的周边地区。本文以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为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对当前中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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