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美欧理论为主导，近年来日益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特点。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而言，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经验基础。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努力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实践，也可以使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和视角更加丰富，真正反映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随着领导人的更迭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调整，不仅导致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波动，还给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体现了较强的延续性，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发生显著变化。如何解释上述差异？本文在选举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不同政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迭将给一国外交政策带来不同的影响。但在政治制度的分类上，有别于“民主—非民主”的传统二分法，本文主张对非民主政体进行细分。本文认为，相对于独裁政体，混合政体国家领导人的国内政治生存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具有更强的动机“劫持”外交政策，为自身的政治利益服务，外交政策因此具备更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更容易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本文建立了1970—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更迭的数据集，同时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测量样本国相对于中国的立场变化，通过定量分析对核心假说进行了检验。之后，通过分析斯里兰卡、越南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对因果机制进行检验。

海洋控制是国家扩大战略利益、获取空间的重要途径。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催生的密集航运网络遍布全球，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塑造着世界海洋安全秩序。相较于战争时期由军事需求主导的海洋防务战略安排，和平时期各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海洋安全秩序的背景下制定本国海洋防务战略是本文关注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表征指标，基于1950—2011年世界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军军力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全球海洋防务优先级总体呈现“西降东升”的发展态势；普通商品贸易联系在“贸易和平论”预期下降低了海军优先级，能源贸易联系则基于现实主义逻辑导致海军优先级提升。随着时间推移，海洋空间所受到的自由主义影响逐步减弱，而现实主义色彩不断增强。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欧洲和亚洲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对美国的依附性最强，但该关系与区域地缘环境相关：亲美国家在区域地缘环境稳定时，会采取对美国“搭便车”或“战略跟随”的海洋防务策略；当区域地缘环境恶化时，则会降低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依附性，通过“自力更生”或“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策略来提升本国海洋防务的主动性。

美国自2017年底开始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联合盟国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这种联盟遏华战略的效果存在国别差异。本文基于美国48个盟国2018—2021年的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美国盟国与中国和美国相对关系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对盟国的拉拢和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在特定条件下，这两个因素反而会促进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盟国积极开展的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相对改善与其的关系，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几乎一定不会改善。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中国与那些被美国积极拉拢但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的关系。对于那些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但美国对其拉拢力度也较小，或者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较高的美国盟国，中国对其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盟国战略、更有效地缓解甚至化解外部战略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秩序地位包括规则位置和权力位置两个方面，而两种位置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关系。所有国家都希望提升其国际秩序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修正主义国家。一些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另外一部分国家希望提升本国的权力位置，还有一些国家可能希望两者都有所改变。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寻求提升国际秩序地位时，需要遵循实力原则与审慎原则；实力原则意味着需要谋求力所能及的秩序地位目标；审慎原则意味着不过分热衷权力位置以及对规则位置的改变保持谨慎。在讨论国家提升国际秩序地位的具体方法时，论文依据国家现有的不同位置处境，提出了选择不加入或者退出现有机制、另起炉灶建设新的规则、联合其他同样不满意的国家以及努力提升本国的实力地位和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具体建议。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近年来，军用人工智能成为国际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核心议题。一些安全专家和决策者认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的先行者优势十分明显和持久，这种认知缺乏理论和实际证据支撑，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本文按照先行者优势传递的逻辑建立了一套分析框架，并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竞争中的先行者优势进行理论分析和探究。本文发现，先行者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不同具体领域中都具有优势，优势的持续时间并不相同，但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呈现“赢者通吃”的趋势。因此，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竞争在不同领域中烈度不同，并且其结果都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决定性。对先行者优势的客观评估有利于逐渐发展对军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管控。

近年来，经济制裁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经济制裁的研究不断增多深化，但对制裁周期中最后且重要的一环——制裁结束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依托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海伦·米尔纳分析国内政治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制裁结束的综合理论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提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两个核心变量。如果制裁双方实力差距大、发起方解除制裁的国内政治成本低，那么制裁易于结束；反之，制裁则趋于延续。本文选取美国对苏联战略禁运(1948—1991年)、美国对苏联谷物禁运(1980—1981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核制裁(1998—2001年)以及美国对朝鲜核制裁(1993年至今)4个案例对理论进行检验，详细展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对制裁结束的影响机制和进程。

战略节奏是指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动。战略节奏首先取决于战略目标，其次取决于决策者对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崛起国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战略节奏问题，因为国家的崛起历程漫长。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动态执行战略以适应战略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变化。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均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该国战略节奏将是适当的。当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发生失误时，该国可能出现战略节奏过快、过慢或时快时慢的情况。对战国时期的秦国、魏国和楚国战略节奏的研究结果表明：战略节奏适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之路比较顺利；战略节奏不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会遇到较大的挫折甚至崛起之路被中断。

民主政治的终结往往令人悲伤，但人们在惋惜“好制度”轰然倒塌的同时，却鲜有思考崩溃之前建立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放眼历史，民主政治素来与以精英统治为底色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直到20世纪中期以来民主的意涵被简化为竞争性选举与政党轮替，即只有当民主政治不再意味着变革社会结构与财产关系之后，传统世界的的权力精英才得以与“现代性”的制度设计达成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激烈的阶级冲突再度浮现，民主重新被赋予大众政治与财富再分配政治的意涵，权力精英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脆弱平衡也在前者的强烈反制行动中宣告结束。基于泰国案例，本文遵循“阶级冲突—精英反制—民主崩溃”的逻辑，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崩溃提供了一种过程性解释：民主崩溃的主要推手源自城市与农村权力精英所组成的阶级联盟，而这一联盟往往是针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尤其是那些动员农村地区所形成的反向运动。这种对民主崩溃的新理解，意味着自由主义脉络下民主政治存续与否都是传统权力精英审时度势的结果，封建—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结构与寡头政治不会因民主的到来或离去而发生根本改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采购、研发和装备军用无人机的行列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安全洼地”的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不仅实际投入使用的次数最多，其种类和应用场景也十分丰富。目前有关无人机使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的讨论及预测层出不穷，但大多缺乏基于现实发生的不同案例的深入研究和追踪比较，同时在理论层面也未得到系统的探索和归纳。根据不同的对抗阶段以及空中优势归属所形成的敌对双方状态差异，本文把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归为四种类型进行考察。不同的使用类型会在无人机系统所受威胁程度高低以及无人机行动有无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产生分野，而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会给攻(使用方)防(目标方)双方的无人机运用和应对带来相应的选择偏好。尽管在四种类型中攻防双方的动机与行为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看，军用无人机使用所产生的安全影响却相对一致，即一方面会推动敌对双方较量冲突频次的增加，但另一方面难以造成冲突烈度的升级。通过梳理和分析各方在中东地区近年来一系列无人机使用的真实案例，本文的相关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走过30年(1991—2020年)的学术历程，这30年的学术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十年期，即创生期(1991—2000年)、起飞期(2001—2010年)和平台期(2011—2020年)，而且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学术发展特征，总体上可分别概括为除旧布新(创生期)、开放包容(起飞期)和比较转向(平台期)。回首过去，该研究领域一度吸引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关注，催生过一批批内容丰富且不乏新见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同时也为一届届研究生学子提供过激动人心的新鲜主题，已经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展望未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需要确立全球视野，积极践行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并结合实践不断创新，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同步发展繁荣。

武装冲突的分布呈现空间依赖特征，具有较高概率扩散至其邻近地区。但是，既有的冲突研究，尤其是冲突预测研究并没有对空间依赖特征进行充分利用，更忽略了影响冲突的因素在更加精细的空间层次上的互动，这也制约着冲突预测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时代，关于冲突的空间依赖理论不断发展，以及冲突相关空间数据与空间分析方法不断更新，都为研究者实现理论与实证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冲突的空间依赖特征为冲突预测服务。本文回顾了处理空间依赖特征的一般路径，阐述了在更加精细的时空单位捕捉空间依赖的一种路径，并基于缅甸的国内冲突案例(2010—2020年)，借助机器学习的框架，通过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与集成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展示在大数据时代认真对待空间依赖性可以在更加精细的时空维度进一步提升冲突预测的准确率。本文的分析表明，通过充分利用研究对象本身的空间依赖性质进行模型建构，并辅以恰当的机器学习方法，即使模型中只有少量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也可以实现非常高的预测准确度。本文的研究路径因此对建立关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武装冲突预警预测系统具有较大的政策启示。

如何理解国家签订边界条约的行为？对于两个邻国而言，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紧密相关并会消极影响后者，而边界条约的签订可以显著改善双边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邻国都能够达成此类条约，这与国家无法确定对方是否存在可信承诺有关，即后者是否会在将来当形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时，背弃签订的边界条约，谋取更多领土利益。一国的可信承诺问题和其在未来的意图相关，行为则是意图的直接体现。因此，在边界冲突中，一国通过观察对手的动态策略，以推断出后者是否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动态策略专指一国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持续施压、混合与针锋相对。其中，针锋相对策略者的防守性表明它维持现状的意图，从而减轻其对手对其可信承诺问题的担忧，促使双方签订边界条约。基于1918—2001年相关数据的实际检验亦支持这一观点。本文既能增进我们对于国家签订边界条约的行为逻辑的理解，也揭示了动态策略对于国家间关系的长远影响，并对妥善处理中印边界争端具有一定启发。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过程追踪通过具体的、历时性的个案研究，试图打开因果关系“黑匣子”，考察原因与结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过程追踪展开以“因果机制”为中心的个案内因果推断，有别于以“平均因果效应”和“覆盖律”为中心的定量方法，二者在因果观上大相径庭，在操作套路上各有侧重。过程追踪长于“就事论事”，也就是“由果溯因”，动态地解释具体结果。在操作层面上，过程追踪面临四大考验：选取个案、描摹机制、处境条件、检验证据。一方面要就事论事地解释具体个案中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要为提炼出来的因果假说留足可推广适用的空间。要让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理论解释可推广适用，或在其他个案中得到检验，则必须从过程追踪转向多重方法研究设计，将它与多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QCA)或大样本统计分析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样的过程追踪，研究者都需将原因、结果、机制、处境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加以考虑，不要低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高估理论解释可推广性，既在眼前找机制，也往他处觅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