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海外观察家频繁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强势”的崛起国。然而，“强势”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在经验分析中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强势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作出了比较片面的论断，主要聚焦于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细致考察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总体上，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由复杂而显著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得地区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战略介入，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些内外变化的驱动下，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特朗普退出或者威胁退出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一个国家战略信誉下降自然使得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其同盟弱化。特朗普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给美日、美韩同盟带来的冲击小，给北约带来的冲击大。本文认为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其被剥夺感的强弱，进而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而同盟结构则不仅影响盟国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能力。盟国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了其采取的行为的挑战性程度，从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的程度。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战略互动，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逻辑。

本文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如何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在国际格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也将前所未有地扩大，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国际规范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问题，从共同安全的理念出发，讨论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文章提出基于福祉、安全、共享、和平、法治、合作的六项原则。

1592—1662年的东亚朝贡体系处于一个大危机时代，作为主导国的明朝先后受到日本和清朝(包括后金时期)的挑战，但在晚明权势衰微已成必然的情况下，明朝政府依然承受住多次冲击，直到最后才实现权力转移，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受权力转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启发，本文从主导国自身探讨权力转移，将一国对内对外的道义水平作为干预变量，将内部的稳定/合法性与国家实力作为自变量，对晚明时期朝贡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个案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了被传统权力转移理论所忽视的另一种情况，即主导国自身的权力衰退同样会导致主导国与崛起国的权力关系发生逆转。在主导国国内政权不稳和综合实力受损的情况下，如果其不实行道义，就会加剧自身合法性的丧失和实力的衰退，在面对外来威胁和挑战时，也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导致权力转移不可避免。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从国际体系因素能否充分解释外交政策的问题出发，本文分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常见但又极端的观点。本文指出，外交政策的解释同时需要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层次的要素，外交并不是内政的简单延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国内政策的解释同样需要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有机统一，共同促进国家发展、提升国际地位？本文认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基于位置现实主义，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整体利益是谋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为外交和内政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基本依据。

领导人如何进行危机决策？现有的四种模型——官僚政治模型、组织行为模型、理性选择模型、“刺激—反应”模型——仅提供部分解释，对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仍存在不足。为弄清决策者在危机中的决策模式，形成“从动机到行为再到对策”的逻辑链条，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博弈分析，进一步完善了从认知到理性分析两阶段式的领导人危机决策模型。论文选择第一次和第三次朝核危机中的朝美谈判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领导人危机决策模型。对两次朝核危机中领导人决策的分析与比较，揭示了朝美领导人的博弈行为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判断朝核问题的走向。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开拓的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界定路径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基石，但其描述的制度间功能性互补机制是一种单向度的锁定机制，由此路径界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中的变革。本研究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的改造为切入点，尝试在保留制度互补性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增加对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长周期中时段性与突变性的解释力。理论方面，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明确了制度变革时期的历史关键节点性质。其次，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render complementary）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制度倡议者是关键的变革施动者，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任务。在案例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为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本文的最后使用时段变革理论对当前美国政坛反建制经济方案的兴起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4—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加剧，东南亚国家如何应对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日益引发关注。既有研究大多从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联盟关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动因。探讨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不能仅仅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要更多地考虑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由于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安全大多不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其国家安全也不完全取决于中美两国，因而其在二元格局中拥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很有必要，要重视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性的影响。鉴于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本文主要采用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两个变量来探讨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选择的原因，探寻为何一些国家能够较长时间与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关系。以东南亚六国为例，本文分析了2012—2017年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或左右为难的原因。研究发现，与中美两国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相差不大是这些国家能够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对冲战略的重要原因，也使得这些国家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

公共舆论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为什么有时会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有时却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本文以冷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主要政策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并通过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及案例检验加以论证，结论认为：在政府决策者遭遇公共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自变量“核心政策”(core policy)和“选举期间”(election)与因变量“政府决策”(policy decision)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选举期间，政府的决策者不太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而在非选举期间，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此外，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非核心政策。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讨霸权是否衰落、为什么衰落等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认为金融是霸权的坚实基础，而本文认为金融也可能有损于霸权，成为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金融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依照国家与市场的两种逻辑对霸权产生联动效应。按照霸权护持的目的进行推断，金融应该是受国家逻辑驱动的，要生产权力资源，维系影响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追求利益，遵循的却是市场逻辑。一旦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之间的相对稳定平衡被打破，金融就可能损害霸权稳定的国家权力基础，破坏权力的生产机制，乃至消耗霸权并导致其衰落。

冷战期间，大国间战争鲜见，但代理人战争有着频发态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与机理是什么？通过对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其发生的条件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均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有两层因素：作为施动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变迁及衍生的冷战对抗，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因，代理方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及领土争端是内生诱因；同时核武器出现及其带来的核恐怖平衡、美苏危机控制与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国际规范发展，是抑制战争全面化与推动战争代理化的动力机制。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及1979—1990年的尼加拉瓜内战作为检验案例，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验证了这个结论的适用性。

网络空间成为继海洋、陆地、天空、太空后的"第五战场"，网络武器能否发挥政治作用？网络胁迫能否成功，其成功的条件有哪些？国际关系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此高度关注并展开了激烈讨论。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武器溯源难、易扩散、无法直接造成人员伤亡的特性限制了胁迫效果，但该观点无法对成功案例做出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同一目标反复发动网络攻击或者发动可以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网络攻击有助于胁迫成功，但该观点经不起推敲和事实检验。经验证据表明，能够损害决策者个人利益的网络胁迫最容易成功，即运用网络武器搜集有关决策者的丑闻并以之相威胁，决策者为保全个人利益不惜牺牲集体利益，被迫做出妥协。如此一来，网络胁迫成功的条件和机制得以明晰。该假设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非国家行为体，弥补了传统胁迫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局限与不足，是胁迫理论在信息时代下的发展和延伸。

近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预测研究的兴趣迅速增长。国际关系预测有其较高的学术创新潜力和政策应用价值，应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科学预测基于对现有信息的分析，对未来尚未发生的事件进行判断，是风险较大的研究工作，对于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来说更是如此。本文在社会科学的普遍框架下，探讨了国际关系定量预测的风险来源及其处理方法，并对“高烈度政治动荡”预测研究项目(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进行评述和再分析，修正原研究在风险控制和预测评估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运用新方法进行多模型平均预测来降低预测中最为棘手的模型风险。通过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本文旨在强调国际关系定量预测研究对预测风险进行过程控制和结果评估的重要性，并以此管窥现有大量用于处理和评估预测不确定性的定量工具，包括进行变量选择、模型比较、模型平均的多种方法。

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只关注双边事务，国际问题也是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不是单一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在朝鲜对外行为变化影响下两国对策不断调整的互动关系。中美对朝鲜核问题的政治信念受到朝鲜因素的影响较大，两国对朝鲜的外交定位存在本质差别，这也决定了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同预期。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实现合作的坚实基础，双方也都认为和平谈判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优先手段，然而考虑到这种战略的有效性时，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信心。目前，中美在制裁手段的力度、范围和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在朝核问题这场博弈中，中国并不是棋局中的执棋人，只有美朝两对弈方愿意各退一步、搁置分歧、相向而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作为中间斡旋者，与美国的互动走向受到朝核问题局势的影响，能否实现中美在该问题上的合作，最终还要看朝美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属于既是观念建构又是历史实存的，但极大地偏向于观念建构的世界秩序类型。该秩序可用四种儒家经典文献记载的模型作简化的、理想化的描述，其核心和基本特征是复合等级制体系。华夏世界和夷狄世界是儒家世界秩序的两大组成单元，它们又分别细分为多个子单元。华夏世界是封建制国际体系，由天子国和各封国组成；夷狄世界可粗略划分为蛮、夷、戎、狄，即四夷。复合等级制体系由四重等级制构成。排列华夏世界与夷狄世界的顺序、华夏世界各国间顺序以及夷狄世界各国间顺序的原则都是等级制，这三重等级制属于国际政治等级制与国内政治等级制构成等级制的等级，从而形成第四重等级制。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就是四重等级制共同构建的复合等级制体系。

2017年以来,世界诸多地区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这在某些方面与2008年有几分相似:在短时间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国际秩序的脆弱性程度,且无法预测不确定性何时结束。随着特朗普胜选,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危机中心,中国则再次成为世界大国中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与2008年时一样,中国在2017年危机中仍处于相对有利位置。国际关系将在危机结束后发生相对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可能在亚洲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本文旨在探讨两次危机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2008年到2014年,各国均对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全球经济走势深感担忧。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对中国成为区域大国和世界经济强国心存戒心。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显得似乎不再自信,而中国则变得更加“强硬”。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2015年以后进入缓慢增长新常态,但是中国领导层得到巩固,并且支持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多边活动。美国领导层战略规划和危机管控能力不断下降,政策方向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时,世界需要中国提振经济,在2017年政治危机面前,世界同样需要中国提供政治信心。就目前而言,美国可能难以适应自身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和中国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一事实。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在国际贸易领域,世界主要贸易国的贸易实力对比,即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显露疲态。学界和媒体出现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际贸易秩序逐渐失序”以及“国际贸易新秩序出现”等判断。针对此现象,本文试对1996年到2016年的国际贸易秩序进行系统的测量和分析,以求更为科学地评判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与许多人的直观判断不同,本文的测量结果显示,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国际贸易秩序总体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截至2016年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性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文的结论证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并不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2016年后美国贸易政策同时对国际贸易开放度和国际贸易规则形成冲击,很大程度上威胁了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稳定性。但当前分散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改变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因此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被改变。中国、欧盟以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是维护当前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改变，美国政府的“退群”政策将有所改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采用“对冲”这一概念，以此概括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大国时作出的战略选择。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两大缺憾：第一，对冲作为一个标签过于模糊、笼统，而不同国家的对冲战略又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是否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给予解释？第二，对冲被认为是一种混合战略，兼具追随与制衡的特点，但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追随与制衡是否会相互影响并促进对冲战略本身的演变？已有研究没有给出明确可靠的答案。为此，本文系统测量5个东南亚国家在1990年至2017年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并指出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一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结果显示，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对美密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此外，穆斯林人口、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条件。

网络空间攻防理论的传统解释认为，网络空间的攻防关系是进攻占优，即在国际网络空间中，网络攻击的发起国占据先发优势，目标国则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然而，这一理论既无法解释国家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网络战争的原因，也难以解释为何网络攻击的目标国往往不选择妥协和让步，以及网络攻击产生的实际效用也仍然有限的现象。对此，网络攻防平衡理论虽然给予了修正，但仍没有摆脱进攻占优的陷阱。本文将在网络冲突的攻防结果维度对主体间的攻防关系进行重构，提出网络冲突的攻防关系模型，认为国际网络冲突主体间存在“攻防制衡”的关系模式。其次，本文通过双边网络事件和争端数据库（DCID，Version 1.1），对“攻防制衡”模式的生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数据检验，得出初步结论。另外，本研究将进一步根据伊朗对沙特的“沙蒙”行动与美国对伊朗的“震网”行动两个案例，对以上假设分别进行证实与证伪。结果表明，网络冲突的严重程度对“攻防制衡”模式的生成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正是“攻防制衡”模式所具有的低烈度特征，才使其成为当前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常态。因此，准确把握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态势，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与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特殊安全困境。尽管其“艾利森版”过度强调了守成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也没有严密论证恐惧和战争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学术价值。用军备代替战争，基于过去两百年间（1816—2012）主要大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一类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现象：随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实力接近，前者会倾向于增强军备，后者则会以削减军备回应。这一现象与已有的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明显相悖。其原因在于，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发展优势，优势策略是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潜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同时，存量优势能够帮助守成大国降低对安全的敏感性，而该条件是崛起大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安全竞争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守成大国更容易通过不对称竞争恢复、维持和扩大长期优势。这一理论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理解了这一不对称性后，崛起大国应该自觉认识到军备在安全上边际效应的有限性，主动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针对崛起大国的军备陷阱。在守成大国采取减少军备投入与遏制相结合的不对称竞争策略时，崛起大国应当在发展潜力上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