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唐纳德·特朗普经历了弹劾、败选和多次法律诉讼，依然稳定保有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目前已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学界普遍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特朗普崛起不可或缺的原因，但特朗普崛起和回归的背后反映的民粹主义内核究竟是什么？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文献，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在2012、2016和2020年的民调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了滋生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诱因，勾勒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铁票的选民画像，并使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这些民粹诱因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危机感，能够解释他们对民粹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并且身份上的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抵制是特朗普崛起的最大诱因。身份维度的焦虑最能解释美国右翼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且这种身份焦虑在2012年已然存在，且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执政，这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民粹倾向愈加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如果无法解决政治低效、经济放缓和身份认同焦虑问题，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会愈演愈烈，美国的民主会进一步倒退。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失去了原先的共同威胁，但北约却继续存在，甚至在冷战结束后还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东扩进程。北约东扩进程中，为什么几乎同时提出入盟申请的中东欧国家有些较先加入而有些则较晚加入？本文构建了一个双变量的理性解释框架，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将影响北约国家通过纳其入盟来寻求获益的动机，以及阻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战略重要性越高，这两种动机越大；这些国家面临威胁的重大性，决定了该国在无外援情况下被迫屈服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北约防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威胁重大性越大，规避损失的动机也就越大。而北约寻求获益动机和规避损失动机的大小，决定了其把该国纳入北约的优先次序，进而影响该国入盟先后次序。由以上理论框架推导出本文的四个研究假设，即战略重要性高且面临威胁大的国家首先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高而面临威胁小的国家中间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低而面临威胁大的国家也在中间加入，而战略重要性低且面临威胁小的国家则最后加入。对12个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进行的案例比较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扩大次序理论逻辑。

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是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便持续存在的现象。在目前学界关于奥运问题的研究中，大国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以及影响举办效果的因素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相较单纯经济收益或是国内政治的考量，致力于通过办奥获取国际地位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从国际地位的两重性以及奥运会作为承载和平合作规范的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入手，认可追求国际地位是大国举办奥运会的首要目标的观点，但认为这样的认知仍需在地位两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新兴大国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释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信号，显示和平崛起的意愿，进而获得大国地位的社会性认可；但出现实力衰退的既有大国却难以借助举办奥运会扭转衰落的国际印象，进而捍卫原有的地位认知。本文通过两组四个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举办奥运会只能解决国际地位中社会性维度的认知问题，但无法解决物质性维度的认知问题；同时，大国通过办奥所释放信号的可信度也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办奥与国际地位关联机制的研究，也对大国思考是否以及如何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来获取国际地位具有政策性启发意义。

供应链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问题，不同学科对其的定义存在分歧，且缺乏从国家层面的定量研究。本文从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讨论供应链安全的定义和测算框架，提出内向安全、外向安全和系统安全三个维度；使用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对各国在1995年至2020年间制造业供应链安全水平进行测算比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若只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美国、德国是目前供应链安全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21世纪以来，全球供应链安全体系呈现“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在加入国际关系因素后，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最安全的国家，表明改善同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是提升一国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在模拟联盟因素影响后，本文发现中、美两国供应链的互补性极强，双方互为影响对方国家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最重要贸易伙伴，维护好中美关系对两国各自供应链安全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反倾销是美国对华贸易权术的重要工具，背后是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围绕贸易政策的复杂竞合。已有研究多从经济因素或获益利益集团政治视角考察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动因，鲜有关注利益受损方的行为及其影响，并缺乏异质利益群体影响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实证检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保护代售理论和政治支持理论，本文尝试拓展传统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厘清不同利益群体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政策偏好与角色定位，揭示异质利益群体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影响路径，并基于2000—2022年的联邦公报数据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进口伤害调查数据库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等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美国产业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直接游说以及与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建立利益同盟等多种方式，促使ITC和美国国际贸易署(ITA)等相关贸易决策机构对中国被诉企业做出更加严格的判罚，包括更高的反倾销损害裁决率和反倾销税率；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献金对反倾销终裁结果的影响在共和党担任ITC主席期间更加显著，且直接游说的影响仅限于共和党任ITC主席期间。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利益受损群体亦会影响反倾销裁决结果。其中，中国出口商积极应诉可明显降低肯定损害裁决率和反倾销税率，尤其在民主党担任ITC主席期间和当中国为唯一被诉方时更为显著；美国国内进口商和消费者施加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中国企业的不利判罚，但仅会降低反倾销裁决税率，而对终裁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联大表决数据正被频繁用来衡量国家间外交立场相近程度等相关变量，分析大国外交关系等研究问题。由于能够处理国家异质性、从多议题角度提供全球不同国家的外交偏好与利益进而识别大国外交影响力，联大表决数据正成为研究大国关系的有效工具。基于联大表决数据生成的理想点指标更是迅速得到学术界认可，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然而，既有联大表决数据及其相关数据指标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以下局限：缺少协商一致的表决数据；对缺席现象的关注不足；难以克服议程变化的影响；表决数据的信息有限；单一维度的不充分问题。为避免数据估计结果与相关推论出现偏差，现阶段实际应用联大表决数据及其相关数据指标应注意以下事项：对理想点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妥善处理弃权票记录；恰当筛选表决数据；探索新类型的联大数据集。

由于国际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组织间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组织间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组织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对于应对复杂的全球治理议题十分重要。客观评估组织间的合作效果，进而提炼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一般规律，也是国际组织间合作议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CIPP评估模型的“全程性”综合分析原则设立评估指标，将合作结果(是否达成目标)和合作过程(如何达成目标以及以多大的成本或资源达成目标)相结合，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评估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本文以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危机即印支难民危机和罗兴亚难民危机中的治理合作为例展开分析，并评估其效果。研究发现，二者在前危机事件中基本实现合作目的，但合作程度较弱；在后危机事件中，仅部分完成合作目的，核心目的未达成，而合作程度较强。由此表明，当合作程度与合作结果非正相关时，需要细致反思和解析合作过程，以客观评判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

国际组织的制度内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追踪国家在关键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排序以进行跨国别与跨时间比较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政治学概念测度经典范式，通过厘清背景概念、具体概念、收集分层指标与合成最终指数四步骤以测度“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在概念厘清阶段，运用后置反事实工具逆向推理建立“完全自主”的国际组织所需满足的条件，归纳国际组织在运营中所面临的关键约束，进而明确国家在组织中的权力要素来源。在指数合成阶段，通过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检证所选指标的合理性，在避免主观赋权、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的同时进行降维处理。由于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测度出2012—2020年世界各国在组织内的权力排序变化，并进一步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分析，以检验本测度方法的合理性与可复制性。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的权力排序实现了上升，但传统强国在联合国内的优势依旧难以被打破，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不平衡依然突出。中国应更有针对性地对微观层面的不足之处进行强化，进而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什么情况下两大国战略竞争会形成共治？什么因素决定出现何种类型的共治？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大国共治的形成与持续，补充“大小国有战争”与“小国以安全为首要需求”两项前提条件，搭建基于三项累积性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使用10—12世纪辽宋两大国与夏州李氏—西夏、高丽两个中小行为体的互动检验假设，修正现有研究。本研究发现，“大国无战争”是大国共治出现的第一必要条件，“大国有战争”阻碍共治形成，不过大国未必能通过战胜对手实现“赢者全得”；满足“大国无战争”后，另一关键因素是大国中对小国军力投射占优势一方对共治的态度，若其接受共治，则会形成大国共治；而既有研究强调的“大国功能分异”仅发挥调节作用，在已出现共治的情况下决定共治的平衡或倾斜形态。基于辽宋案例的发现也适用于晋楚争霸与中日权力转移，并为解读当今中美竞争局势提供启示：核威慑保障了“大国无战争”，但由于在亚太(常规)军力投射占优势的美国不再接受共治，中美对亚太的倾斜共治趋于退化，中国很难通过发挥经济“一技之长”争取小国。如欲维持亚太共治，需促使美国转变态度，而更现实的选择或是提升中国在地区投射军力的相对能力。

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迈入数字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等数字技术对冲突的影响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新课题。为何数字技术有时可以抑制国内暴力冲突爆发，有时却加剧了冲突？不同于既有研究对数字技术类型与暴力冲突间关系的简化探讨，本文重点考察数字技术在不同普及阶段对国内冲突双方的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普及对国内冲突的影响并非简单二元的抑制或加剧效应，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在技术普及前期，叛乱组织具有运用技术增强其叛乱能力与动机的先行优势，国内冲突发生的概率增加；随着技术普及进入成熟期，政府意识到技术带来的冲突风险，会借助其实力优势实现对技术的非对称性控制，更有效地抑制叛乱组织发起的冲突，使国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转而下降。借助跨国层次的面板数据与基于马里国内层次的地理空间和个人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检验并证实了上述动态理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数字时代国内暴力冲突的理解，也有助于从政策层面思考数字技术普及的阶段对冲突管理和解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