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美欧理论为主导，近年来日益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特点。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而言，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经验基础。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努力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实践，也可以使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和视角更加丰富，真正反映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海洋控制是国家扩大战略利益、获取空间的重要途径。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催生的密集航运网络遍布全球，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塑造着世界海洋安全秩序。相较于战争时期由军事需求主导的海洋防务战略安排，和平时期各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海洋安全秩序的背景下制定本国海洋防务战略是本文关注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表征指标，基于1950—2011年世界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军军力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全球海洋防务优先级总体呈现“西降东升”的发展态势；普通商品贸易联系在“贸易和平论”预期下降低了海军优先级，能源贸易联系则基于现实主义逻辑导致海军优先级提升。随着时间推移，海洋空间所受到的自由主义影响逐步减弱，而现实主义色彩不断增强。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欧洲和亚洲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对美国的依附性最强，但该关系与区域地缘环境相关：亲美国家在区域地缘环境稳定时，会采取对美国“搭便车”或“战略跟随”的海洋防务策略；当区域地缘环境恶化时，则会降低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依附性，通过“自力更生”或“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策略来提升本国海洋防务的主动性。

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近年来，经济制裁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经济制裁的研究不断增多深化，但对制裁周期中最后且重要的一环——制裁结束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依托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海伦·米尔纳分析国内政治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制裁结束的综合理论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提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两个核心变量。如果制裁双方实力差距大、发起方解除制裁的国内政治成本低，那么制裁易于结束；反之，制裁则趋于延续。本文选取美国对苏联战略禁运(1948—1991年)、美国对苏联谷物禁运(1980—1981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核制裁(1998—2001年)以及美国对朝鲜核制裁(1993年至今)4个案例对理论进行检验，详细展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对制裁结束的影响机制和进程。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战略节奏是指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动。战略节奏首先取决于战略目标，其次取决于决策者对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崛起国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战略节奏问题，因为国家的崛起历程漫长。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动态执行战略以适应战略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变化。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均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该国战略节奏将是适当的。当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发生失误时，该国可能出现战略节奏过快、过慢或时快时慢的情况。对战国时期的秦国、魏国和楚国战略节奏的研究结果表明：战略节奏适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之路比较顺利；战略节奏不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会遇到较大的挫折甚至崛起之路被中断。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走过30年(1991—2020年)的学术历程，这30年的学术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十年期，即创生期(1991—2000年)、起飞期(2001—2010年)和平台期(2011—2020年)，而且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学术发展特征，总体上可分别概括为除旧布新(创生期)、开放包容(起飞期)和比较转向(平台期)。回首过去，该研究领域一度吸引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关注，催生过一批批内容丰富且不乏新见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同时也为一届届研究生学子提供过激动人心的新鲜主题，已经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展望未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需要确立全球视野，积极践行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并结合实践不断创新，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同步发展繁荣。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为什么近年美国政府执意采取强硬对华政策，使两国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既有研究普遍基于整体主义视角，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强调“安全困境”“霸权之争”“理念分歧”是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的主要原因。然而，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国内政治逻辑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通过分析总统、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利益集团和美国公众的个体利益诉求，从国内行为体视角理解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助于探究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国内政治动因。囿于美国联邦立法机构内部的党派斗争，总统与国会难以缓解愈演愈烈的社会经济矛盾，试图通过污名化中国的方式转移国内注意力，从而暂时掩盖国家治理困境，实现提振支持率的目标；在政治精英误导下，美国公众舆论认为中国崛起威胁美国经济安全，选民排华情绪持续升温；同时，美国利益集团获益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豁免，对中美战略竞争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些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施压，并不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后果。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国内主要行为体的个体利益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存在尖锐矛盾，尽管中美合作仍整体上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然而，在不同国内行为体的个体利益驱动下，总统、国会两党、利益集团和公众共同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全面强硬对华政策。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

不对称联盟中存在安全利益与自主利益的交易，一般而言，小国通过让渡自主利益而获得安全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当大国盟友构成小国的安全威胁时，小国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下降，追求自主利益的动力将上升。那么，当联盟内部威胁和联盟外部威胁同时存在时，小国的自主利益将如何变化？本文提出，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将决定小国对自主利益的选择。如果存在，小国将选择在现有联盟中追求更多自主利益，甚至退出联盟，转而通过联合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双重威胁；如果不存在，小国更可能选择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来缓和大国盟友的威胁，并换取持续的安全利益；而小国对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的选择会受到两种威胁的共同限制。本文以冷战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联盟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在同时面临美国霸权威胁以及苏联可能的入侵威胁时，罗马尼亚未能找到可靠的第三方力量，最终不得不选择向苏联求和，通过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换取苏联的让步和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同时面临印度这一联盟外部威胁，以及由美国支持印度带来的联盟内部威胁时，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可靠的安全援助承诺，美巴联盟由此在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实质性破裂。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摇摆州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源于“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选举中的小比分胜利频发，两党均无力组建稳定的全国性选民联盟，摇摆州的重要性大幅提高。本文在定义和归纳21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摇摆州内实为一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两党制，少数党实力强大，以至于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在选举中胜出。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改变主要形成于两个方面：第一，州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第二，州内选民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当前美国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因拉美裔移民大举涌入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地带”，以及因制造业工人政党认同改变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种种迹象表明，“铁锈带”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摇摆，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政治走向取决于其州内经济状况；未来“阳光地带”可能会出现更多摇摆州，并逐渐成为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核心地带。

安全伙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21世纪以来，美俄在中东建立了各自主导的差序化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通过政治杠杆和经济杠杆激励伙伴国提供援助，但中东安全伙伴国与美俄价值观差异甚大，各自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取向。本文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视角出发，提出维护政权安全是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出发点，中东国家与美俄安全伙伴的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是各国选择不同政策的主要考量。受这两个变量的影响，美国在中东的12个安全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的4个安全伙伴国执行了“积极制衡”“消极制衡”“积极追随”“消极追随”“对冲”五种政策。中东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同域外大国越一致，就越有可能坚定支持后者；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越是错位，中东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对冲”政策。根据各国提供道义支持和行动支持的差异性，可以将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分为“亲俄反美”“亲俄不反美”“亲美不反俄”“不亲美也不亲俄”“亲美反俄”五类，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异化趋势——安全伙伴的强化、固化和退化。

中国正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合作，对外承包工程是其重要形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年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远高于同期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但对其在东道国所产生政治效应的研究仍相对缺乏。本文采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普遍偏重社会治理的思路不同，中国的发展经验及知识传递更加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经营特点及其带来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有助于东道国加强国家建设。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面板数据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治理能力具有整体上的提升效应，并且对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效应更大。通过运用对外承包工程的新事实，本文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起源提供了来自国际经济因素的新解释，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在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并存的国际体系中，拨开战争迷雾、缔造和平进程，既要避免反应过度还要防止反应不足，寻求有效路径来应对外部环境的战略不确定性挑战，是大国崛起进程中能否实现化敌为友、降低战略透支风险的重要考验。本文拟解决的核心议题是：揭示战略不确定性影响安全困境的因果机制。这里将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主要聚焦于战略对手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将威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安全困境则是因变量。衡量互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三个指标是：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权力转移、大国战略行动。威胁预期主要是由互动双方战略目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性和威胁反馈模式构成。威胁预期主要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通过因果漏斗、回音壁效应和镜像反应三个传导机制可能会产生夸大威胁的效果。实证检验选取近代英国延缓霸权衰落的大战略进程作为过程追踪的案例，分析其在1853—1922年分别与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战略互动中，如何应对战略不确定性，彼此如何塑造了威胁预期，进而形成不同效果的安全困境。只要国际体系尚未被康德文化主导，管控安全困境烈度的现实选择就是构建战略稳定机制。

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安全战略范式大幅转换的现象。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学术界大致形成了“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四种解释，但它们的解释力都相对有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转换发生的三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通过验证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案例，可以发现，“中原王朝”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和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其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会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若“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中原王朝”会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在俄乌危机自2021年3月开始升级至2022年2月下旬全面爆发为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俄方提出的以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保障问题，于2022年1月中旬连续开展了三轮谈判。谈判过程中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俄罗斯为什么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国际谈判过程理论作出必要拓展的基础上，尝试提炼一种分析国际谈判的信息测试视角，即认为：通过参与谈判获得有关谈判方的信息是国家参与谈判的重要目标，其大体遵循“一国做出特定行动—观察相关他国的反应—根据他国反应解读所需信息”这样一个过程。从信息测试的角度出发，俄罗斯推动和参与谈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参与谈判测试特定信息。具体而言，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中测试了如下信息：(1)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强制外交有用，但作用有限；(2)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具可行性，采取军事手段不仅是必要的，或许也必须这样做；(3)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不一致与行动不协同；(4)俄罗斯所追求的大国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蔑视而非承认。上述信息的获得，对俄罗斯的后续决策行为，包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

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是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便持续存在的现象。在目前学界关于奥运问题的研究中，大国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以及影响举办效果的因素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相较单纯经济收益或是国内政治的考量，致力于通过办奥获取国际地位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从国际地位的两重性以及奥运会作为承载和平合作规范的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入手，认可追求国际地位是大国举办奥运会的首要目标的观点，但认为这样的认知仍需在地位两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新兴大国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释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信号，显示和平崛起的意愿，进而获得大国地位的社会性认可；但出现实力衰退的既有大国却难以借助举办奥运会扭转衰落的国际印象，进而捍卫原有的地位认知。本文通过两组四个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举办奥运会只能解决国际地位中社会性维度的认知问题，但无法解决物质性维度的认知问题；同时，大国通过办奥所释放信号的可信度也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办奥与国际地位关联机制的研究，也对大国思考是否以及如何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来获取国际地位具有政策性启发意义。

自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唐纳德·特朗普经历了弹劾、败选和多次法律诉讼，依然稳定保有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目前已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学界普遍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特朗普崛起不可或缺的原因，但特朗普崛起和回归的背后反映的民粹主义内核究竟是什么？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文献，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在2012、2016和2020年的民调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了滋生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诱因，勾勒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铁票的选民画像，并使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这些民粹诱因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危机感，能够解释他们对民粹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并且身份上的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抵制是特朗普崛起的最大诱因。身份维度的焦虑最能解释美国右翼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且这种身份焦虑在2012年已然存在，且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执政，这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民粹倾向愈加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如果无法解决政治低效、经济放缓和身份认同焦虑问题，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会愈演愈烈，美国的民主会进一步倒退。

面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组建制衡联盟是一国的潜在反应之一。起初具有相似条件的联盟，为何有的最终能由松散制衡转向紧密制衡，实现对霸权国的彻底制衡，而有的却未能实现这一转变，最终制衡失败？既有研究旨在为这一问题提供宏观的结构或观念因素解释，较少涉及威胁认知模式这一微观视角。对此，本文尝试从认知心理学视角提出一套解释制衡成败的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认为，盟内成员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感知异同是能否驱动制衡机制由松散转向紧密，进而影响制衡成败的重要动力。对反法同盟和反秦联盟进行比较后发现，应对霸权国扩张的联盟能否实现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是制衡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一项重要机制；而能否克服因霸权扩张产生的威胁感知差异化问题，是影响成员的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能否统一，促使松散制衡转为紧密制衡，实现制衡成功的重要驱动因素。尽管生存需求是驱使各国选择制衡的潜在动力，但高度异质的威胁感知会制约有限的制衡意愿并带来多样化的制衡策略，进而增强制衡过程的复杂性及效果的不确定性。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失去了原先的共同威胁，但北约却继续存在，甚至在冷战结束后还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东扩进程。北约东扩进程中，为什么几乎同时提出入盟申请的中东欧国家有些较先加入而有些则较晚加入？本文构建了一个双变量的理性解释框架，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将影响北约国家通过纳其入盟来寻求获益的动机，以及阻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战略重要性越高，这两种动机越大；这些国家面临威胁的重大性，决定了该国在无外援情况下被迫屈服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北约防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威胁重大性越大，规避损失的动机也就越大。而北约寻求获益动机和规避损失动机的大小，决定了其把该国纳入北约的优先次序，进而影响该国入盟先后次序。由以上理论框架推导出本文的四个研究假设，即战略重要性高且面临威胁大的国家首先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高而面临威胁小的国家中间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低而面临威胁大的国家也在中间加入，而战略重要性低且面临威胁小的国家则最后加入。对12个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进行的案例比较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扩大次序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