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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1): 1-32.   DOI: 101393D-2016-1-002
摘要79)   HTML9)    PDF (1196KB)(1873)   

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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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中国视角看未来世界经济秩序*
徐秀军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1): 90-117.   DOI: 101393D-2016-1-005
摘要44)   HTML3)    PDF (1133KB)(1516)   

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出色的赶超表现,中国实现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贸易与投资的迅速扩张以及日益加快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给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带来的冲击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中国崛起面临的制度约束日益凸显,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围绕国际规则与制度主导权展开的博弈日益激烈。这充分表明,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体系内的崛起,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为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规则与制度体系中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综合考虑当前的各种约束因素,中国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路径包括修正性的制度改革、建设性的制度补充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并因此将推进世界经济秩序展现以下三种图景: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中国推动的竞争型秩序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从现实来看,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三种秩序的发展趋向并非完全相互冲突,而构建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常态,仍将取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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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
门洪华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1): 60-89.   DOI: 101393D-2016-1-004
摘要95)   HTML1)    PDF (1288KB)(1125)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变量出发,探究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国是国际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大国软硬实力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战略作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融入—变革—塑造”的大战略框架,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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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东亚安全战略转变及其解释*
刘丰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3): 29-52.   DOI: 101393D-2016-3-003
录用日期: 2016-09-30
预出版日期: 2016-09-30

摘要415)   HTML17)    PDF (1342KB)(931)   

近年来一些海外观察家频繁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强势”的崛起国。然而,“强势”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在经验分析中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强势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作出了比较片面的论断,主要聚焦于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细致考察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总体上,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由复杂而显著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得地区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战略介入,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些内外变化的驱动下,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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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转型逻辑
王铭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1): 149-179.   DOI: 101393D-2016-1-007
摘要88)   HTML2)    PDF (1159KB)(780)   

近代日本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并未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半途而废或完全中断,而是以另一种隐性的形态潜伏在东亚近代史的洪流之中。在西方列强势力冲击东亚的千年变局中,近代日本将“日本式华夷秩序”中的“天下”“华”“夷”等相关指涉概念,改换为“宇内”“亚细亚主义”“洋”“亚细亚恶友”等新的话语形态,并实现日本从转身“脱亚”再到回归“征亚”,以日益膨胀的武威主义对待东亚“天下”的“亚细亚”他者,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一直到二战中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式复现。结合近代日本在面向西方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东亚“天下—华夷”秩序观念的理解与历史秩序结构的复归,可以勾勒出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潜伏与再现背后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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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
周方银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1): 33-59.   DOI: 101393D-2016-1-003
摘要64)   HTML0)    PDF (1218KB)(767)   

国际秩序是国家在一定的实力结构下,为实现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国际秩序变化,是从一个均衡状态转向另一均衡状态的过程。过去几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进行了不少重要的政策实践,这为认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中国崛起并不会在已有国际格局的集合中增加新的类型,但可能会形成“极”与“极”关系中新的态势。从实践上看,中国在涉及主权、国家安全的问题领域,较多采取了传统安全的做法;在推动地区合作、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大国中最积极并最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努力。总体来说,中国崛起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但程度可能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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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萨德”事件后中韩关系不会过度恶化
曾绍毓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4): 159-161.   DOI: 101393D-2016-4-007
摘要70)   HTML4)    PDF (972KB)(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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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演化
赵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1): 118-148.   DOI: 101393D-2016-1-006
摘要42)   HTML0)    PDF (1163KB)(635)   

国际核秩序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三个因素:围绕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是否可控、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高低以及核武器横向扩散的速度和趋势。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国际核秩序的演化过程。随着中国核力量的相对增长,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关系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对国际核秩序的影响,本文围绕核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核规范、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分别讨论了中国核力量的变化对这三方面的具体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核政治的无序性可能会有所提高。本文在最后一部分针对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国际核秩序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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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体系制衡、地区对冲与中俄关系*
亚力山大·科罗廖夫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100-129.   DOI: 101393D-2017-1-005
摘要90)   HTML0)    PDF (1766KB)(613)   

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明显出现了用“对冲”概念来替代“制衡”和“追随”的尝试。本文认为,在分析大国政治中的“对冲”行为时,不应将其视为“制衡”和“追随”的替代,而应把它看作一个不同序列的现象。与描述大国应对体系层次力量的“制衡”和“追随”行为相反,“对冲”指涉的是在单元和地区层次上展开的国家间事务。对中俄关系的分析可以支撑这种理解。中俄在对抗单极和应对其他全球性政治问题上出现了战略性一致,但是这种战略通常不同于纯粹的双边关系,而且也不同于针对特殊地缘环境所采取的政策。中俄关系在这两个层面上的性质———两国在制衡单极的同时与对方展开对冲———意味着它们的全球性战略行为与地区性双边互动从属于将这两种行为推往不同方向的因果要素。前者是对体系层次压力的反应,而后者是多个单元层次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在分析大国关系时,对冲属于分析层次阶梯上的一个特殊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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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际关系预测:2017年中美关系将动荡不定
刘子夜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156-159.   DOI: 101393D-2017-1-007
摘要89)   HTML1)    PDF (899KB)(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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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在缅投资项目成败的原因(2011—2016)*
张聪,孙学峰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4): 23-58.   DOI: 101393D-2016-4-003
预出版日期: 2016-12-15

摘要98)   HTML1)    PDF (1551KB)(590)   

2011年缅甸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之后,原本进展顺利的中国在缅投资项目开始呈现不同的成败结果,有些项目遭遇停建,有些项目却顺利建成。研究发现,项目公司与当地社区的利益分配及缅甸执政党与反对派的权力竞争是影响中国在缅投资项目成败的核心因素,其中利益分配的影响更为根本,而权力竞争则发挥着重要的干预作用。具体而言,项目公司与当地社区在投资项目上的利益分配得当,会促使投资项目获得当地社区的社会许可,进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利益分配失当引发社会抗议的情况下,如果执政党能够争取到具有较强民意基础的反对派对项目的支持,那么投资项目依然可以顺利实施,反之则难以顺利实施。其原因在于获得了反对派的合作,能够增加支持投资项目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时提高执政党或项目公司改进利益分配承诺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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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编寄语:“黑天鹅现象”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警示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0-Ⅳ.   DOI: 101393D-2017-1-001
摘要59)   HTML3)    PDF (834KB)(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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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际制度压力与中国自贸区战略*
孙忆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3): 125-161.   DOI: 101393D-2016-3-006
摘要71)   HTML0)    PDF (1529KB)(566)   

国际贸易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秩序重组。美国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FTA)努力构建新一代国际贸易制度体系,这对一直被排除在外的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国际制度压力:一方面中国受限于自身的发展阶段,无法立即满足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而承受了巨大的规则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因美国借机强化盟友伙伴关系而可能在外交中面临着被孤立、受排斥的伙伴压力。面对美国的FTA战略带来的双重制度压力,中国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来进行战略回应,一是以“单方融入”的策略深化国内改革并适应更高水平规则的发展趋势;二是以“竞争抗衡”方式搭建自身的FTA伙伴网络;三是并以“双方互容”的态度与美国等制度主导国探讨共建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可能性。美国施加的国际制度压力与中国进行的国际制度回应,进一步对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现实制度主义世界进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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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
释启鹏,韩冬临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130-155.   DOI: 101393D-2017-1-006
摘要166)   HTML0)    PDF (1550KB)(551)   

作为导致政权更替的社会运动,“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从发生以来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运动中不同国家的命运出现了许多差异。之前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国内政权的性质、抗议力量的特征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忽视了导致政权颠覆的多重路径。本文对上述两次社会运动浪潮中14个国家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表明,发生政权颠覆的条件组合具有三条相互平行的因果路径,其中大规模抗议人群作为必要条件存在。结果表明,走向政权崩溃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且结构性因素、组织动员能力、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特定的时空场域都会对政权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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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关系预测:洞朗冲突之后中印关系将长期在摩擦中发展*
赵玙佳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156-157.  
摘要161)   HTML0)    PDF (318KB)(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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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
王日华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2): 37-73.   DOI: 101393D-2016-2-003
摘要73)   HTML2)    PDF (1405KB)(530)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本文从崛起国的国内发展层次出发,检验了崛起模式与诸多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的原因。一方面,内生型崛起方式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内生型崛起方式是通过国家自身的发展来获得权力增长,而不是通过联盟和扩张的方式来获得权力叠加,这避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另一方面,经济优先型的崛起路径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经济优先型崛起路径减缓了崛起对霸权带来的军事冲击,加强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缓解了霸权对崛起的恐惧。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解释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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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匈西域战略成败的原因*———兼论大国的对外战略导向与战略信誉
杨倩如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3): 53-90.   DOI: 101393D-2016-3-004
摘要69)   HTML4)    PDF (1289KB)(512)   

在汉朝与匈奴300年的对峙和斗争中,双方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对于最终结局的成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拟从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开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角逐入手,比较汉匈西域经营战略的措施、成效及其影响。笔者以为,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劲的两个大国,汉朝和匈奴西域战略的成败、高下,在于两国对外战略导向的本质差异:匈奴的逐利动机催生了“经济导向型”对外战略,对所征服地区采取“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役属”政策;汉朝的务实动机催生了“政治导向型”对外战略,对西域各国采取“赂遗设利,以义属之”的“臣属”政策。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特征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汉朝为西域中小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较匈奴拥有更高的道义水平和战略信誉,因此在这一地区维持和平稳定的时间更长、影响更为深远。参照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关“政治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决定大国崛起成败”的观点,本文的结论是:汉朝对匈奴的致胜战略,关键在于坚持长远经营,承担大国责任,使西域各国在与汉朝的交往中切实受惠,从而赢得普遍的国际支持,树立起了“王霸杂用,德威并重”的大国形象。这说明大国的对外战略必须由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主导,这对于当前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及前景预期,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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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
李莉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1-35.   DOI: 101393D-2017-1-002
摘要107)   HTML0)    PDF (1717KB)(502)   

印度长期尊奉“不结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然而,近年印度与不结盟运动明显拉开距离,与美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则明显升级。印度是否已放弃不结盟政策?印度还是不是不结盟国家?这是当前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印度外交和大国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发现,印度外交从未囿于不结盟原则,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灵活选择结盟或不结盟,即便是在印度高举不结盟大旗的冷战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与苏联仍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调整存在两个突出的规律性现象:一是,这种政策调整都与超级大国和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二是,当印度偏离或背离不结盟政策时,新德里都恰好有政治强人在执政。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印度的影响和作用因其崛起步伐加快也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准确把握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本质与走向,无论对预测印度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还是对预测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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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日在东南亚战略竞争效果评估——基于缅甸的案例研究
唐晓阳,姚颖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147-173.  
摘要232)   HTML4)    PDF (2590KB)(473)   

中国和日本都将东南亚国家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鉴于地缘因素,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在所难免。但从长期竞争的效果来看,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各有所长。其中较为明显且被公认的一点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收益更大,而日本则在公众形象上更受好评。本文以2011年民主转型后的缅甸为例,分析影响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国家竞争效果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在缅甸的政治体制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坚持实施对缅甸的一贯政策,尽管其在缅甸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利益短期内有所波动,但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中缅合作仍在不断加强,尤其是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得益于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中国产业转移等因素,其成果远远超过日本。而日本则通过提供大量援助以及实施谨慎的企业战略,在缅甸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这一案例表明,就中日两国来看,缅甸政治体制的变化,不一定会显著影响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趋势;同样,缅甸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虽然落后于中国,但并不影响日本在缅甸民众中的形象。这或许可以说明,不同国家在缅甸不同领域的合作各擅胜场,难获全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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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
孟维瞻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3): 91-124.   DOI: 101393D-2016-3-005
摘要120)   HTML0)    PDF (1311KB)(460)   

本文以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藩属关系为案例,分析了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深化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等级制的理解。既有文献对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理解得不够全面。等级制的生成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重要的自变量之一,权力因素与文化因素缺一不可,且同时作用才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较高等级关系(即藩属关系)生成的必要条件。本文以朝鲜半岛国家与明朝初年的关系为案例检验上述观点,明朝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阻止了朝鲜半岛国家与另一个政权北元之间过从甚密,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惩罚朝鲜半岛国家的不敬行为,同时通过儒家文化和礼制来使得自己的权威变得具有正当性。当然朝鲜选择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也有自己的考量,即希望以此提高其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以及保证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合法性。由此,本文对于中国崛起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启示是,中国应该“德威并重”,在增加对周边国家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以提升对周边国家的权威与合法性;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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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再结盟预期与履约行为*
黄宇兴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71-99.   DOI: 101393D-2017-1-004
摘要119)   HTML0)    PDF (1543KB)(448)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主要原因。现有理论没有充分讨论上述两个基本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结盟大国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提出,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解释其是否履行联盟承诺的必要条件。本文选择了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经验现象,检验了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对其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选择了1936年法国背弃法苏同盟承诺和1939年意大利履行德意同盟承诺两个案例,作为控制变量和理论检验的经验基础。依据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本文提出,1936年英法结盟的前景是法国背弃对苏联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而1939年除德国之外意大利没有再结盟选项是其履行对德国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分析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与其是否兑现对联盟承诺的关系,有助于权衡当前中俄结盟前景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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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
邢悦,王晋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1): 36-70.   DOI: 101393D-2017-1-003
摘要71)   HTML2)    PDF (1973KB)(442)   

俄罗斯外交一直以其鲜明的“大国主义”强硬作风为世人所知,除了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外,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及其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判断,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俄罗斯人天生具有一种崇拜强权人物的心理和对集权政治的惯性容忍,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使其总统在对外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弥赛亚意识”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稳定成分。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和东正教的回归,“弥赛亚意识”必将越来越深入地作用于俄罗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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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缅甸军人政权转型的原因分析*
张伟玉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2): 74-113.   DOI: 101393D-2016-2-004
摘要91)   HTML0)    PDF (1549KB)(438)   

虽然目前学界对缅甸是否彻底转型成了民主政体尚存争议,但缅甸已完成了从“纯军人政权”向“军人为主、文官为辅政权”转型的开启,继而将向“文官为主、军人为辅政权”转型深化。缅甸军政府愿意推动政权转型的原因,是其所追求的利益目标的改变和保障条件的完备,这两个因素共同促使军政府放松对权力的控制,从而开启和深化了国家的政治转型。缅甸军政府从追求对政权的完全控制转变到对其关键性权力的控制,以使军方获得最大的净收益,特别是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这三项条件的具备并互为补充,极大降低了军方推动国家政治转型的风险。本文建构了一个解释缅甸整个军人政权转型时期的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缅甸军人政权转型的本质,也可以帮助理解其转型后的政治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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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崛起国如何获得国际支持*———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案例的研究
邢悦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3): 1-28.   DOI: 101393D-2016-3-002
摘要45)   HTML2)    PDF (1203KB)(430)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得到国际支持,提升崛起的国际合法性是中国获得国际支持的必要条件。学界普遍认为,国家获得国际合法性应遵循四个原则,即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保持战略克制,其中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应被置于首要地位。本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国———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国际支持的案例研究表明,当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原有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已经不能维护国际秩序时,崛起国提出的国际倡议即便与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不符,只要它能起到缓解当时世界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的作用,也能得到国际支持。这显示在崛起国获得国际支持应遵循的四个原则中,崛起国提供能维持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可能要大于其他三个原则。因此,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未必是中国崛起获得国际支持的必然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可以从美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某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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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际危机中的领导人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
韩召颖,赵倩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1-27.  
摘要217)   HTML1)    PDF (2562KB)(422)   

领导人如何进行危机决策?现有的四种模型——官僚政治模型、组织行为模型、理性选择模型、“刺激—反应”模型——仅提供部分解释,对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仍存在不足。为弄清决策者在危机中的决策模式,形成“从动机到行为再到对策”的逻辑链条,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博弈分析,进一步完善了从认知到理性分析两阶段式的领导人危机决策模型。论文选择第一次和第三次朝核危机中的朝美谈判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领导人危机决策模型。对两次朝核危机中领导人决策的分析与比较,揭示了朝美领导人的博弈行为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判断朝核问题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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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模糊集合、质性比较与国关研究
蒋建忠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2): 147-177.   DOI: 101393D-2016-2-006
摘要87)   HTML2)    PDF (1261KB)(420)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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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编者寄语: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0-VII.  
摘要300)   HTML0)    PDF (833KB)(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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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春秋体系”与“和同道义”*
朱小略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4): 1-22.   DOI: 101393D-2016-4-002
预出版日期: 2016-12-15

摘要109)   HTML1)    PDF (1888KB)(405)   

东亚的政治格局,自近代以来就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和以离心力为主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既要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又当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国际格局。中国古代以“朝贡体系”为内涵的“天下”观念并不符合这一要求。首先,“一统”传统会带来国家的矮化;其次,核心国权威失能,外交方针摇摆;最后,“以夷变夏”等非常规现象会破坏天下秩序。上述内生困境阻碍了“天下”观念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进一步拓展。然而,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以“盟会”为主体的,在文化价值上奉行“和而不同”的观念,在政治上追求“一体”而非“一统”的组织架构,在观念上高扬“道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春秋体系”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国际秩序蓝图,已经脱离于当时的原生政治建构,而具有了更多的普世性。在当下,作为“天下”的制度基础,分封制以及“爱有差等”的周礼已被扬弃;“华夷之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由“义”作为价值基准、文化差异性与多极力量兼容并蓄的格局是当下的东亚所需要的。这不仅是对国家间互信机制的维护,而且对解决东亚地区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蓝本。此外,春秋时期的经验亦为中国在“政冷经热”的当代东亚“突围”而出、重建多边机制,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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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国际秩序始于国内
黄琪轩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1-30.  
摘要343)   HTML0)    PDF (1175KB)(401)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本文试图揭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秩序逐步扩展为二战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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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
陈翔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124-155.  
摘要187)   HTML0)    PDF (3078KB)(369)   

冷战期间,大国间战争鲜见,但代理人战争有着频发态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与机理是什么?通过对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其发生的条件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均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有两层因素:作为施动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变迁及衍生的冷战对抗,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因,代理方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及领土争端是内生诱因;同时核武器出现及其带来的核恐怖平衡、美苏危机控制与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国际规范发展,是抑制战争全面化与推动战争代理化的动力机制。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及1979—1990年的尼加拉瓜内战作为检验案例,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验证了这个结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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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洲民主政治的崩溃: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张佳威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118-144.  
摘要307)   HTML0)    PDF (1130KB)(366)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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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
汪乾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68-89.  
摘要143)   HTML0)    PDF (2311KB)(356)   

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属于既是观念建构又是历史实存的,但极大地偏向于观念建构的世界秩序类型。该秩序可用四种儒家经典文献记载的模型作简化的、理想化的描述,其核心和基本特征是复合等级制体系。华夏世界和夷狄世界是儒家世界秩序的两大组成单元,它们又分别细分为多个子单元。华夏世界是封建制国际体系,由天子国和各封国组成;夷狄世界可粗略划分为蛮、夷、戎、狄,即四夷。复合等级制体系由四重等级制构成。排列华夏世界与夷狄世界的顺序、华夏世界各国间顺序以及夷狄世界各国间顺序的原则都是等级制,这三重等级制属于国际政治等级制与国内政治等级制构成等级制的等级,从而形成第四重等级制。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就是四重等级制共同构建的复合等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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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现实主义理论靠实事求是得以发展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4): 0-Ⅳ.   DOI: 101393D-2016-4-001
预出版日期: 2016-12-15

摘要37)   HTML1)    PDF (799KB)(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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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族群冲突背景下的外国军事干涉
杨迪,漆海霞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2): 114-146.   DOI: 101393D-2016-2-005
摘要54)   HTML0)    PDF (1272KB)(340)   

同样是面对陷入族群冲突的国外同族,为什么一些国家会选择对其进行军事干涉,另一些国家则不会呢?笔者认为,两国仅仅是存在族群联系,或者是对国外同族的认同,不能保证军事干涉一定会发生。更重要的问题是,本国族群对国外同族的认同,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转变为实际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据此,笔者提出假设: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的权力地位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对外军事干涉是否出现的概率。具体而言,如果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国内是掌握政权的支配族群,即具有占优势的权力地位,那么其对国外同族的认同就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其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会提升。为了验证假设,笔者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对1946—2007年间的相关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取南联盟对波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军事干涉的案例进行分析。结合统计分析与案例分析的结果,笔者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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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民调的分析
赖亚枫,张利华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4): 98-127.   DOI: 101393D-2016-4-005
摘要123)   HTML2)    PDF (2060KB)(338)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举行了全民独立公投,9月19日得出计票结果,55.8%的投票者选择留在英国。虽然此次公投已经尘埃落定,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让投票者大多数选择苏格兰留在英国而不是独立?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通过对英国民调机构舆观(You Gov)、Panelbase、ICM、Survation、特恩斯市场研究公司(TNS)、益普索集团(IPSOS)在公投前半年内对支持或反对苏格兰独立所做的36次民调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选民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即大多数选民担心苏格兰独立后经济将会下滑、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将会降低,他们把选票投向了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一方。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一方获胜。7—10月,英国民调机构“舆观”又进行了几次关于是否赞成苏格兰脱离英国的民意调查,其数据显示,反对苏格兰独立依然占受访者的多数,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依然是选民考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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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
傅莹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1): 1-18.  
摘要412)   HTML0)    PDF (1044KB)(337)   

本文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如何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在国际格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也将前所未有地扩大,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国际规范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问题,从共同安全的理念出发,讨论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文章提出基于福祉、安全、共享、和平、法治、合作的六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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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际关系预测:2017年底前中越关系不会严重恶化
何颖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3): 162-163.   DOI: 101393D-2016-3-007
摘要26)   HTML0)    PDF (800KB)(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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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冷战后日本主要政策为主
[日]石泽义治,刘江永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105-146.  
摘要142)   HTML0)    PDF (3553KB)(318)   

公共舆论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为什么有时会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有时却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本文以冷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主要政策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并通过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及案例检验加以论证,结论认为:在政府决策者遭遇公共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自变量“核心政策”(core policy)和“选举期间”(election)与因变量“政府决策”(policy decision)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选举期间,政府的决策者不太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而在非选举期间,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此外,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非核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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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际关系预测:中日关系近期有望持续改善*
齐桐萱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145-148.  
摘要402)   HTML0)    PDF (886KB)(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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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谢超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61-89.  
摘要183)   HTML0)    PDF (1225KB)(309)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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