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变量出发，探究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国是国际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大国软硬实力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战略作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融入—变革—塑造”的大战略框架，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出色的赶超表现，中国实现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贸易与投资的迅速扩张以及日益加快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给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带来的冲击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中国崛起面临的制度约束日益凸显，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围绕国际规则与制度主导权展开的博弈日益激烈。这充分表明，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体系内的崛起，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为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规则与制度体系中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综合考虑当前的各种约束因素，中国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路径包括修正性的制度改革、建设性的制度补充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并因此将推进世界经济秩序展现以下三种图景：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中国推动的竞争型秩序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从现实来看，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三种秩序的发展趋向并非完全相互冲突，而构建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常态，仍将取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政治博弈。

近代日本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并未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半途而废或完全中断，而是以另一种隐性的形态潜伏在东亚近代史的洪流之中。在西方列强势力冲击东亚的千年变局中，近代日本将“日本式华夷秩序”中的“天下”“华”“夷”等相关指涉概念，改换为“宇内”“亚细亚主义”“洋”“亚细亚恶友”等新的话语形态，并实现日本从转身“脱亚”再到回归“征亚”，以日益膨胀的武威主义对待东亚“天下”的“亚细亚”他者，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一直到二战中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式复现。结合近代日本在面向西方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东亚“天下—华夷”秩序观念的理解与历史秩序结构的复归，可以勾勒出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潜伏与再现背后的历史逻辑。

近年来一些海外观察家频繁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强势”的崛起国。然而，“强势”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在经验分析中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强势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作出了比较片面的论断，主要聚焦于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细致考察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总体上，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由复杂而显著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得地区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战略介入，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些内外变化的驱动下，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

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大国自身的策略选择。在崛起国处于域外霸权国干预和域内大国竞争的情形下，本文分析了崛起国的崛起路径。笔者认为，在上述模式下，大国实现崛起，一方面要成功处理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采用威慑、妥协等组合策略规避、瓦解对抗联盟或化解两者单独进攻的制衡；另一方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经营好崛起所依托的周边地区。本文以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为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对当前中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国际秩序是国家在一定的实力结构下，为实现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国际秩序变化，是从一个均衡状态转向另一均衡状态的过程。过去几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进行了不少重要的政策实践，这为认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中国崛起并不会在已有国际格局的集合中增加新的类型，但可能会形成“极”与“极”关系中新的态势。从实践上看，中国在涉及主权、国家安全的问题领域，较多采取了传统安全的做法；在推动地区合作、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大国中最积极并最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努力。总体来说，中国崛起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但程度可能较为有限。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对外政策研究最初以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为目的，被称为比较对外政策；后来转变为探讨影响对外政策的不同变量及其与政策结果关系的分析模式，并在不同模式的指导下分析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被称为对外政策分析。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包括不断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是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融合，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紧扣对外政策实践，增加理论模式的政策价值；摆脱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北美偏见”，把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研究和分析视野中，建立一个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中国的对外政策自然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关注的焦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要抓住这个重要的机会，为建立更具普遍意义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开拓的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界定路径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基石，但其描述的制度间功能性互补机制是一种单向度的锁定机制，由此路径界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中的变革。本研究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的改造为切入点，尝试在保留制度互补性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增加对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长周期中时段性与突变性的解释力。理论方面，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明确了制度变革时期的历史关键节点性质。其次，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render complementary）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制度倡议者是关键的变革施动者，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任务。在案例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为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本文的最后使用时段变革理论对当前美国政坛反建制经济方案的兴起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采购、研发和装备军用无人机的行列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安全洼地”的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不仅实际投入使用的次数最多，其种类和应用场景也十分丰富。目前有关无人机使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的讨论及预测层出不穷，但大多缺乏基于现实发生的不同案例的深入研究和追踪比较，同时在理论层面也未得到系统的探索和归纳。根据不同的对抗阶段以及空中优势归属所形成的敌对双方状态差异，本文把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归为四种类型进行考察。不同的使用类型会在无人机系统所受威胁程度高低以及无人机行动有无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产生分野，而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会给攻(使用方)防(目标方)双方的无人机运用和应对带来相应的选择偏好。尽管在四种类型中攻防双方的动机与行为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看，军用无人机使用所产生的安全影响却相对一致，即一方面会推动敌对双方较量冲突频次的增加，但另一方面难以造成冲突烈度的升级。通过梳理和分析各方在中东地区近年来一系列无人机使用的真实案例，本文的相关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改变，美国政府的“退群”政策将有所改变。

国际核秩序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三个因素：围绕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是否可控、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高低以及核武器横向扩散的速度和趋势。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国际核秩序的演化过程。随着中国核力量的相对增长，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关系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对国际核秩序的影响，本文围绕核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核规范、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分别讨论了中国核力量的变化对这三方面的具体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核政治的无序性可能会有所提高。本文在最后一部分针对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国际核秩序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从国际体系因素能否充分解释外交政策的问题出发，本文分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常见但又极端的观点。本文指出，外交政策的解释同时需要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层次的要素，外交并不是内政的简单延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国内政策的解释同样需要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有机统一，共同促进国家发展、提升国际地位？本文认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基于位置现实主义，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整体利益是谋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为外交和内政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基本依据。

本文探讨了“俄罗斯化”“去俄罗斯化”和“再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并尝试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作为关键要素来解释其因果关系。本文认为，为了兼顾民族和国家的双重目标，俄罗斯化在自主俄罗斯化和强制俄罗斯化两种过程中切换进行，它在不同的时期徘徊于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之间。沙俄试图以帝国建构来推动民族建构，苏联则以实质化的民族建构来弥补形式化国家建构的不足。进入再俄罗斯化时代，当代俄罗斯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建构目标：在原苏联空间追求民族建构，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则强化国家建构。这种分离结构造成了俄罗斯内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并造成行政整合和认知整合两个治理工具的混用。因此，俄罗斯化与再俄罗斯化只能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徘徊，而相应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在解构俄罗斯的国家与民族之间进行调整。

特朗普退出或者威胁退出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一个国家战略信誉下降自然使得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其同盟弱化。特朗普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给美日、美韩同盟带来的冲击小，给北约带来的冲击大。本文认为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其被剥夺感的强弱，进而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而同盟结构则不仅影响盟国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能力。盟国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了其采取的行为的挑战性程度，从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的程度。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战略互动，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逻辑。

联盟异化是霸权同盟国基于“成本－收益”核算，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的调整，表现为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发生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传统安全诉求减少、全球治理等功能性议题不断涌现，而霸权国实力下降、弱化联盟承诺或采取退出外交策略。联盟异化受到来自霸权国、崛起国及系统内其他国家行为的激励，更取决于其自身对联盟的“成本－收益”核算。随着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建制派回归，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将会增强，但面对愈发累积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功能性治理诉求，原霸权同盟国将可能采取议题性追随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异化行为，也会做出防御型抱团、区域化对冲等应急反应，系统内其他国家亦然。

虽然目前学界对缅甸是否彻底转型成了民主政体尚存争议，但缅甸已完成了从“纯军人政权”向“军人为主、文官为辅政权”转型的开启，继而将向“文官为主、军人为辅政权”转型深化。缅甸军政府愿意推动政权转型的原因，是其所追求的利益目标的改变和保障条件的完备，这两个因素共同促使军政府放松对权力的控制，从而开启和深化了国家的政治转型。缅甸军政府从追求对政权的完全控制转变到对其关键性权力的控制，以使军方获得最大的净收益，特别是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这三项条件的具备并互为补充，极大降低了军方推动国家政治转型的风险。本文建构了一个解释缅甸整个军人政权转型时期的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缅甸军人政权转型的本质，也可以帮助理解其转型后的政治行为逻辑。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本文从崛起国的国内发展层次出发，检验了崛起模式与诸多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的原因。一方面，内生型崛起方式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内生型崛起方式是通过国家自身的发展来获得权力增长，而不是通过联盟和扩张的方式来获得权力叠加，这避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另一方面，经济优先型的崛起路径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经济优先型崛起路径减缓了崛起对霸权带来的军事冲击，加强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缓解了霸权对崛起的恐惧。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解释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现象。

作为导致政权更替的社会运动，“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从发生以来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运动中不同国家的命运出现了许多差异。之前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国内政权的性质、抗议力量的特征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忽视了导致政权颠覆的多重路径。本文对上述两次社会运动浪潮中14个国家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表明，发生政权颠覆的条件组合具有三条相互平行的因果路径，其中大规模抗议人群作为必要条件存在。结果表明，走向政权崩溃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且结构性因素、组织动员能力、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特定的时空场域都会对政权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只关注双边事务，国际问题也是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不是单一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在朝鲜对外行为变化影响下两国对策不断调整的互动关系。中美对朝鲜核问题的政治信念受到朝鲜因素的影响较大，两国对朝鲜的外交定位存在本质差别，这也决定了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同预期。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实现合作的坚实基础，双方也都认为和平谈判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优先手段，然而考虑到这种战略的有效性时，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信心。目前，中美在制裁手段的力度、范围和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在朝核问题这场博弈中，中国并不是棋局中的执棋人，只有美朝两对弈方愿意各退一步、搁置分歧、相向而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作为中间斡旋者，与美国的互动走向受到朝核问题局势的影响，能否实现中美在该问题上的合作，最终还要看朝美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将战略透支置于整个战略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从而发现战略透支的形成与战略制定和实施阶段中的目标偏移和战略调整阶段中的止损失败直接相关，且两个变量在时序上具有先后关系，止损失败是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于其中环节的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目标偏移与过度扩大对方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有关，而止损失败则与协和谬误困境、预期成功和维持威信这三种决策心理有关。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主要采取了案例比较法，选取的两个案例分别是越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两个案例中，两国领导者都因为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和自身机会窗口而出现目标偏移的情况，但不同的是，美国领导者始终未能及时止损，甚至一再升级战略目标，而英国决策者及时采取了收缩政策，避免了自身陷入战略透支状况。

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4—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

本文以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藩属关系为案例，分析了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深化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等级制的理解。既有文献对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理解得不够全面。等级制的生成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重要的自变量之一，权力因素与文化因素缺一不可，且同时作用才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较高等级关系（即藩属关系）生成的必要条件。本文以朝鲜半岛国家与明朝初年的关系为案例检验上述观点，明朝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阻止了朝鲜半岛国家与另一个政权北元之间过从甚密，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惩罚朝鲜半岛国家的不敬行为，同时通过儒家文化和礼制来使得自己的权威变得具有正当性。当然朝鲜选择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也有自己的考量，即希望以此提高其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以及保证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合法性。由此，本文对于中国崛起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启示是，中国应该“德威并重”，在增加对周边国家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以提升对周边国家的权威与合法性；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崛起。

在汉朝与匈奴300年的对峙和斗争中，双方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对于最终结局的成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拟从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开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角逐入手，比较汉匈西域经营战略的措施、成效及其影响。笔者以为，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劲的两个大国，汉朝和匈奴西域战略的成败、高下，在于两国对外战略导向的本质差异：匈奴的逐利动机催生了“经济导向型”对外战略，对所征服地区采取“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役属”政策；汉朝的务实动机催生了“政治导向型”对外战略，对西域各国采取“赂遗设利，以义属之”的“臣属”政策。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特征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汉朝为西域中小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较匈奴拥有更高的道义水平和战略信誉，因此在这一地区维持和平稳定的时间更长、影响更为深远。参照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关“政治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决定大国崛起成败”的观点，本文的结论是：汉朝对匈奴的致胜战略，关键在于坚持长远经营，承担大国责任，使西域各国在与汉朝的交往中切实受惠，从而赢得普遍的国际支持，树立起了“王霸杂用，德威并重”的大国形象。这说明大国的对外战略必须由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主导，这对于当前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及前景预期，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案例。

大数据事件库的出现给量化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本文利用目前全球最大的事件数据库GDELT来测量1993—2016年的中美关系，并探讨五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及其问题。本文讨论了如何判断测量的准确性问题，并将结果与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同时段的中美关系测量值进行比较，证明基于大数据的测量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同时分析了大数据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其解决方法。

在中美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多数东南亚国家利用对冲战略、等距外交或大国平衡等策略游走于中美之间。当前东南亚国家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重要考量在于中美两国都未能同时具备较强的国家实力和较好的国际信誉。大国的国家实力可提供追随者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大国进行国际领导的工具和保障。大国的国际信誉是大国进行国际领导的精神感召力，是提供追随者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重要来源。若中小国家选择追随的大国实力不济，即使大国有再好的国际信誉，也难以避免在竞争中失败而使追随者被牵连；若中小国家所追随大国的国际信誉差，那么即使大国凭借较强的国家实力赢得竞争，也可能因国际信誉差而不兑现对追随者的承诺。大国吸引中小国家追随的必要条件是具备较强的国家实力和较好的国际信誉。本文通过缅甸对外政策调整(2009—2016年)、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向(2016—2019年)、澜湄国家左右逢源(2012—2019年)三个案例进行经验检验，验证了研究假设。

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但时间维度被研究者普遍忽视。本文主要探讨了时间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耦合问题，包括：时间为什么必须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时间如何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扭曲时间维度的因素及后果是什么？本文认为，时间维度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维持，它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战略目标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否则将加大执行者的操作难度。根据时间维度与目标性质的区分，战略目标分为有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有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无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和无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四类。时间维度还与战略目标偏移现象密切相关。行为体要么试图压缩时间，以期提前达成目标，要么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试图提高目标水平。研究表明，夸大外部威胁、机会窗口、突发事件是导致目标偏移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探讨时间维度问题对大国战略的参考价值在于三点：一是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二是大国要给战略目标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三是大国要能及时回调止损。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