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不对称联盟中存在安全利益与自主利益的交易，一般而言，小国通过让渡自主利益而获得安全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当大国盟友构成小国的安全威胁时，小国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下降，追求自主利益的动力将上升。那么，当联盟内部威胁和联盟外部威胁同时存在时，小国的自主利益将如何变化？本文提出，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将决定小国对自主利益的选择。如果存在，小国将选择在现有联盟中追求更多自主利益，甚至退出联盟，转而通过联合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双重威胁；如果不存在，小国更可能选择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来缓和大国盟友的威胁，并换取持续的安全利益；而小国对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的选择会受到两种威胁的共同限制。本文以冷战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联盟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在同时面临美国霸权威胁以及苏联可能的入侵威胁时，罗马尼亚未能找到可靠的第三方力量，最终不得不选择向苏联求和，通过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换取苏联的让步和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同时面临印度这一联盟外部威胁，以及由美国支持印度带来的联盟内部威胁时，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可靠的安全援助承诺，美巴联盟由此在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实质性破裂。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