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不对称联盟中存在安全利益与自主利益的交易，一般而言，小国通过让渡自主利益而获得安全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当大国盟友构成小国的安全威胁时，小国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下降，追求自主利益的动力将上升。那么，当联盟内部威胁和联盟外部威胁同时存在时，小国的自主利益将如何变化？本文提出，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将决定小国对自主利益的选择。如果存在，小国将选择在现有联盟中追求更多自主利益，甚至退出联盟，转而通过联合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双重威胁；如果不存在，小国更可能选择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来缓和大国盟友的威胁，并换取持续的安全利益；而小国对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的选择会受到两种威胁的共同限制。本文以冷战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联盟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在同时面临美国霸权威胁以及苏联可能的入侵威胁时，罗马尼亚未能找到可靠的第三方力量，最终不得不选择向苏联求和，通过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换取苏联的让步和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同时面临印度这一联盟外部威胁，以及由美国支持印度带来的联盟内部威胁时，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可靠的安全援助承诺，美巴联盟由此在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实质性破裂。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境外部署核武器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重要安全议题。由于利益和认知的差异，美国与盟友常常针对核部署问题出现分歧。当一些盟友反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时，美国有时会采取较为弹性的方式，以说服或让步的方式处理核部署争议；有时却展现较为强硬的态度，不顾盟友的反对而坚持自身的原有立场。为什么美国的行为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认为，是否具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以及核同盟结构的类型这两项因素，会影响美国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争议中对待盟友的态度。当拥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中，美国倾向于对盟友的反对作出让步；在双边同盟中，美国虽然会不情愿地对盟友作出让步，但同时会对该盟友的不服从行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当不存在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结构中，美国倾向于耐心地说服盟友接受核部署；在双边同盟中，美国会向盟友施压，迫使其对核部署要求作出妥协。通过比较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面对北约和亚太盟友不同的核部署政策，上述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这一差异性的现象表明，在境外部署核武器问题上，美国会设法权衡其军事战略价值以及其对同盟政治的影响。

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需要依靠其强制力量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然而，在经历内战的后冲突社会中，国家安全部门受到严重冲击，战争中兴起的非政府武装可能持续产生影响，国家被迫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竞争向公众提供安全，重建国家安全部门合法性的努力因此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形势。本文利用13个国家在2000—2019年的17场内战后展开的23项社会调查、共35035个个体样本数据，基于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探讨了后冲突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公共安全替代供给者对公众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政府武装、亲政府武装、传统社会组织等安全服务替代供给者都显著削弱了公众对警察部门的信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作用在个体安全感较低的公众中更强，而传统社会组织对公众的警察信任的削弱在其组织成员当中更明显。在后冲突社会中考察各政治行为体对安全供给的竞逐以及公众对国家信任的重建，对于理解内战后安全秩序动态、发展国际安全援助与合作的在地化实践、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正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合作，对外承包工程是其重要形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年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远高于同期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但对其在东道国所产生政治效应的研究仍相对缺乏。本文采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普遍偏重社会治理的思路不同，中国的发展经验及知识传递更加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经营特点及其带来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有助于东道国加强国家建设。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面板数据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治理能力具有整体上的提升效应，并且对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效应更大。通过运用对外承包工程的新事实，本文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起源提供了来自国际经济因素的新解释，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国家能力与民主崩溃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既有研究未充分讨论二者间的关系。本文在述评既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出发，系统论证和检验了弱国家能力如何导致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两种形式的民主崩溃。本文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并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弱国家因无力汲取和分配资源，无法有效协调大众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利益关系，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因被经济精英俘获而丧失自主性，民主政体陷入寡头主义境地，激发民粹主义势力反制，造成经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民主政体在军事政变或在位者接管中崩溃。本文采用混合方法检验该理论：首先，构建1960—2018年117个西式民主政体的面板数据集，采用事件史分析法识别变量间关系，发现弱国家能力会显著提高发生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的概率；选取泰国和委内瑞拉分别作为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的路径案例，在真实历史脉络中展示了上述因果机制。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行动所获的资金支持及人员派遣规模均有关键影响。由于五常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往往被彼此间外交立场差异左右，那么就维和行动而言，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还是越小时，维和行动会得到更多支持？当前研究未能很好地回答该问题。从维和行动的供给侧逻辑出发，本研究将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供给偏好分为了合作性供给偏好与竞争性供给偏好两个情境。在此基础上，从维和行动本身及维和行动出兵国两个层级出发，本研究认为，在合作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其对行动的摊款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而在竞争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其对行动的摊款反而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证实五常国影响维和行动的逻辑服从合作性供给的相应假说。此外，就中美两国对维和行动实施的不同影响进行讨论也是本研究的题中之意。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但证实了当前五常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多边合作趋势，也明确了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积极作用。

自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唐纳德·特朗普经历了弹劾、败选和多次法律诉讼，依然稳定保有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目前已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学界普遍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特朗普崛起不可或缺的原因，但特朗普崛起和回归的背后反映的民粹主义内核究竟是什么？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文献，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在2012、2016和2020年的民调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了滋生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诱因，勾勒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铁票的选民画像，并使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这些民粹诱因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危机感，能够解释他们对民粹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并且身份上的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抵制是特朗普崛起的最大诱因。身份维度的焦虑最能解释美国右翼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且这种身份焦虑在2012年已然存在，且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执政，这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民粹倾向愈加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如果无法解决政治低效、经济放缓和身份认同焦虑问题，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会愈演愈烈，美国的民主会进一步倒退。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过程中，陆续有学者指出国际体系并非缺乏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强调体系之中可以建立起具有权威的等级关系。与国内政治中的等级制不同，国家之间并不依赖正式的法律来确立等级关系，体系之中等级制的形成原因多样，逻辑各异。古代东亚地区有着丰富的等级制实践，曾经存在“二元等级”的权力分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两个具备实力优势的国家可以共同支配一个或者一批小国。“二元等级”制是体系内权力分配发生变动后出现的结果，当两个权力分配大致相等且存在竞争关系的体系内强国均面临危机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具备大国协调色彩的“二元等级”制；如果体系内的守成国能够容忍不满现状的二等强国所进行的有限修正行为，则可能会出现一种权力转移性质的“二元等级”制。在国际互动的不同层次，这两种差异性的“二元等级”表明国家间可以通过折中的办法调整权力分配，力图实现长期和平共处。类似现象提供了考察国际博弈的独特视角。

既有强制研究较多关注强制有效性，而关于一国为何退出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当强制无法发挥政策效用时，强制国如何做出战略选择成为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强制失效到强制结束，强制国构成了一个包含多种路径选择的退出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制国面临升级和降级两种退出路径的选择。经修正后的多元启发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强制退出包含一个两阶段决策过程：在第一阶段，决策是底线启发的，决策者基于政治、军事和声誉三个关键维度对相关方案进行非整体性检索，并排除掉所有可能使自身底线不保的方案；在第二阶段，决策者将基于确定性原则，从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方案集合中选出最终方案，以使任务成功的概率最大化，并控制其风险。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对2012—2013年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化学武器(以下简称“叙化武”)事件中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并证实该假设。

“破碎地带”是地缘政治学中关于区域研究的重要概念。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破碎地带”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形态，其形成源于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变化，而后者受到体系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影响。通过分析体系层面与区域层面两个维度，本文认为，影响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是大国竞争和区域自主性，大国竞争的变化形成对区域不同的介入程度，而区域自主性的高低带来不同的区域协调能力，二者的变化共同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冲突的升级扩散，造成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出现差异，从而导致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发生变化。结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选取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探讨这些区域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并以此探讨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与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日益扩展，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提高。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与国家间外交立场相似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各国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国家间外交立场的接近。本研究尝试挑战这一论点，将对象国的政体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一国政体类型与对华贸易依赖度对两国外交立场距离的交互作用。本文整理了191个联大投票参与国1992—2018年的面板数据并构建了统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国对华贸易依赖度与国家间外交立场相似度之间并没有稳健的作用关系。并且，相比于其他政体类型的国家，在相同贸易依赖度水平上，西式民主国家更倾向于采取靠近中国的外交立场。同时，政体类型与经贸协定对外交立场相似度也具有正向交互作用，该结果表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政治影响力因对象国政体类型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这一发现可为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集体特征、共享规范和对学科产生整体影响的研究类型，并在学界持续的关注、讨论和争论中被界定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领域”。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定期进行回顾总结和进路探讨是一项必要而重要的学术工作，有助于凝聚共同努力、形成和强化学术共识、及时发现和纠正偏误、保证可持续创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和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搜集并分析近十年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论文，并结合定性观察和扩展性思考，形成本文，供学界同仁进一步讨论。本项研究旨在发现问题、寻找改进方案、避免误区、发挥潜力，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促进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是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便持续存在的现象。在目前学界关于奥运问题的研究中，大国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以及影响举办效果的因素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相较单纯经济收益或是国内政治的考量，致力于通过办奥获取国际地位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从国际地位的两重性以及奥运会作为承载和平合作规范的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入手，认可追求国际地位是大国举办奥运会的首要目标的观点，但认为这样的认知仍需在地位两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新兴大国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释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信号，显示和平崛起的意愿，进而获得大国地位的社会性认可；但出现实力衰退的既有大国却难以借助举办奥运会扭转衰落的国际印象，进而捍卫原有的地位认知。本文通过两组四个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举办奥运会只能解决国际地位中社会性维度的认知问题，但无法解决物质性维度的认知问题；同时，大国通过办奥所释放信号的可信度也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办奥与国际地位关联机制的研究，也对大国思考是否以及如何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来获取国际地位具有政策性启发意义。

联大表决数据正被频繁用来衡量国家间外交立场相近程度等相关变量，分析大国外交关系等研究问题。由于能够处理国家异质性、从多议题角度提供全球不同国家的外交偏好与利益进而识别大国外交影响力，联大表决数据正成为研究大国关系的有效工具。基于联大表决数据生成的理想点指标更是迅速得到学术界认可，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然而，既有联大表决数据及其相关数据指标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以下局限：缺少协商一致的表决数据；对缺席现象的关注不足；难以克服议程变化的影响；表决数据的信息有限；单一维度的不充分问题。为避免数据估计结果与相关推论出现偏差，现阶段实际应用联大表决数据及其相关数据指标应注意以下事项：对理想点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妥善处理弃权票记录；恰当筛选表决数据；探索新类型的联大数据集。

二战后，为保持应对全球或地区威胁的能力，美国向一些国家长期部署军事基地并派驻军事人员。然而，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已从应对传统国家或国家联盟间高强度的对抗，逐渐转向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问题。面对这一国际环境转变，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对驻在国的国内影响也随之上升，但是当前关于其促使驻在国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这一问题，学界还缺少明确的共识。为此，本研究构建了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驻在国国内政治暴力发生概率的关系假设，并以菲律宾作为具体案例予以分析论证。本研究将借助最新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数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中的地理参照数据集以及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网格数据集(PRIO-GRID)，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菲律宾1989—2014年的政治暴力冲突，共计6136个样本观察值，进行空间依赖和地理特征分析。统计结果发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将显著影响菲律宾国内次级地区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这说明了美军基地对菲律宾国内的安全威胁可能比其保护作用更大。

在外交政策危机中如何向对手传递一种可信的决心信号一直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性命题。传统上，基于昂贵成本的决心信号理论较为准确地解释了领导人如何通过付出观众成本或沉没成本有效地对外传递自己的决心。不过，主流的决心信号理论隐含地推论，一国领导人承受的成本越高、脆弱性越大，其展现的决心信号越可信。然而过高的成本亦会危及领导人的执政地位，也可能大幅提升大国战争的概率，因此，有决心的领导人并不追求约束最大化，而是力求在发射决心信号时对成本加以灵活的控制，使总成本维持在适度的水平。进一步看，基于领导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决心信号成本并不是从零开始累积的，特定危机形态会给领导人付出的决心成本施加一个初始成本。当危机初始成本较低时，领导人会选择更高成本的决心信号表达工具，提高自身的脆弱性，以突出己方决心表达的可信度。反之，当危机初始成本很高时，为了避免战争或丢失政权，领导人会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信号表达工具，在维持决心信号可信度的同时，减少自身脆弱性，以维护政权稳定、降低大国战争的风险。此外，在表达决心信号时，领导人对决心总成本的调节不仅体现在对决心信号工具的选择上，而且还表现于在信号传递政策实践中自身对决心信号成本缔造的精准管控，包括对话语威胁的精确运用以及对沉没成本信号工具的平衡使用等。

1972年9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经过数日会谈，中日双方于同月29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然而，在日本国内亲台势力依旧强大、中日谈判立场尚存分歧、日美同盟关系恐受影响、国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田中为何在7月7日上任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其对华政策偏好从渐进观望转向亲访复交——决定在短期内通过访华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既有的国际形势变化论、国内领导人更替论、中日互动论均无法全面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前景理论，提出了说服工作的分析框架，从手段和程度两个维度解释一国如何推动另一国领导人接受风险，改变政策偏好。对历史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中国通过对田中进行高度的施压与许诺，有效改变了其现状预期，使其接受风险，采纳亲访复交作为政策偏好。通过探索前景理论在合作性情境中的能动运用，本文建构了一国何以推动另一国加速开展关系重建的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创新了战略互动中的偏好塑造逻辑，同时在实践上对于修复敌对关系、缓解战略竞争、改善国际环境具有一定的政策启发。

战略透支的理论探究大多集中于国家过度扩张的实例，然而源于古代东亚的历史经验却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发战略透支。北宋和明朝都曾一度因其过度的防御努力陷入了损耗国家财政和资源的困境之中。为解释这种战略透支现象，作者探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国家在防御信条下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的根源是参与方具备不对称的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而防御性持久战略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进攻方的袭击。面对袭击战威胁，倘若国家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转向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并在互动中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则会陷于战略透支的困境。考察学界少有涉及的一类战略透支现象并探究其机制，有助于丰富战略透支理论和提炼必要的历史教益。

由于国际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组织间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组织间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组织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对于应对复杂的全球治理议题十分重要。客观评估组织间的合作效果，进而提炼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一般规律，也是国际组织间合作议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CIPP评估模型的“全程性”综合分析原则设立评估指标，将合作结果(是否达成目标)和合作过程(如何达成目标以及以多大的成本或资源达成目标)相结合，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评估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本文以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危机即印支难民危机和罗兴亚难民危机中的治理合作为例展开分析，并评估其效果。研究发现，二者在前危机事件中基本实现合作目的，但合作程度较弱；在后危机事件中，仅部分完成合作目的，核心目的未达成，而合作程度较强。由此表明，当合作程度与合作结果非正相关时，需要细致反思和解析合作过程，以客观评判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

反倾销是美国对华贸易权术的重要工具，背后是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围绕贸易政策的复杂竞合。已有研究多从经济因素或获益利益集团政治视角考察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动因，鲜有关注利益受损方的行为及其影响，并缺乏异质利益群体影响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实证检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保护代售理论和政治支持理论，本文尝试拓展传统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厘清不同利益群体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政策偏好与角色定位，揭示异质利益群体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影响路径，并基于2000—2022年的联邦公报数据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进口伤害调查数据库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等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美国产业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直接游说以及与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建立利益同盟等多种方式，促使ITC和美国国际贸易署(ITA)等相关贸易决策机构对中国被诉企业做出更加严格的判罚，包括更高的反倾销损害裁决率和反倾销税率；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献金对反倾销终裁结果的影响在共和党担任ITC主席期间更加显著，且直接游说的影响仅限于共和党任ITC主席期间。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利益受损群体亦会影响反倾销裁决结果。其中，中国出口商积极应诉可明显降低肯定损害裁决率和反倾销税率，尤其在民主党担任ITC主席期间和当中国为唯一被诉方时更为显著；美国国内进口商和消费者施加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中国企业的不利判罚，但仅会降低反倾销裁决税率，而对终裁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迈入数字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等数字技术对冲突的影响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新课题。为何数字技术有时可以抑制国内暴力冲突爆发，有时却加剧了冲突？不同于既有研究对数字技术类型与暴力冲突间关系的简化探讨，本文重点考察数字技术在不同普及阶段对国内冲突双方的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普及对国内冲突的影响并非简单二元的抑制或加剧效应，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在技术普及前期，叛乱组织具有运用技术增强其叛乱能力与动机的先行优势，国内冲突发生的概率增加；随着技术普及进入成熟期，政府意识到技术带来的冲突风险，会借助其实力优势实现对技术的非对称性控制，更有效地抑制叛乱组织发起的冲突，使国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转而下降。借助跨国层次的面板数据与基于马里国内层次的地理空间和个人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检验并证实了上述动态理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数字时代国内暴力冲突的理解，也有助于从政策层面思考数字技术普及的阶段对冲突管理和解决的影响。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失去了原先的共同威胁，但北约却继续存在，甚至在冷战结束后还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东扩进程。北约东扩进程中，为什么几乎同时提出入盟申请的中东欧国家有些较先加入而有些则较晚加入？本文构建了一个双变量的理性解释框架，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将影响北约国家通过纳其入盟来寻求获益的动机，以及阻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战略重要性越高，这两种动机越大；这些国家面临威胁的重大性，决定了该国在无外援情况下被迫屈服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北约防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威胁重大性越大，规避损失的动机也就越大。而北约寻求获益动机和规避损失动机的大小，决定了其把该国纳入北约的优先次序，进而影响该国入盟先后次序。由以上理论框架推导出本文的四个研究假设，即战略重要性高且面临威胁大的国家首先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高而面临威胁小的国家中间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低而面临威胁大的国家也在中间加入，而战略重要性低且面临威胁小的国家则最后加入。对12个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进行的案例比较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扩大次序理论逻辑。

国际组织的制度内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追踪国家在关键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排序以进行跨国别与跨时间比较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政治学概念测度经典范式，通过厘清背景概念、具体概念、收集分层指标与合成最终指数四步骤以测度“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在概念厘清阶段，运用后置反事实工具逆向推理建立“完全自主”的国际组织所需满足的条件，归纳国际组织在运营中所面临的关键约束，进而明确国家在组织中的权力要素来源。在指数合成阶段，通过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检证所选指标的合理性，在避免主观赋权、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的同时进行降维处理。由于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测度出2012—2020年世界各国在组织内的权力排序变化，并进一步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分析，以检验本测度方法的合理性与可复制性。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的权力排序实现了上升，但传统强国在联合国内的优势依旧难以被打破，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不平衡依然突出。中国应更有针对性地对微观层面的不足之处进行强化，进而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什么情况下两大国战略竞争会形成共治？什么因素决定出现何种类型的共治？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大国共治的形成与持续，补充“大小国有战争”与“小国以安全为首要需求”两项前提条件，搭建基于三项累积性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使用10—12世纪辽宋两大国与夏州李氏—西夏、高丽两个中小行为体的互动检验假设，修正现有研究。本研究发现，“大国无战争”是大国共治出现的第一必要条件，“大国有战争”阻碍共治形成，不过大国未必能通过战胜对手实现“赢者全得”；满足“大国无战争”后，另一关键因素是大国中对小国军力投射占优势一方对共治的态度，若其接受共治，则会形成大国共治；而既有研究强调的“大国功能分异”仅发挥调节作用，在已出现共治的情况下决定共治的平衡或倾斜形态。基于辽宋案例的发现也适用于晋楚争霸与中日权力转移，并为解读当今中美竞争局势提供启示：核威慑保障了“大国无战争”，但由于在亚太(常规)军力投射占优势的美国不再接受共治，中美对亚太的倾斜共治趋于退化，中国很难通过发挥经济“一技之长”争取小国。如欲维持亚太共治，需促使美国转变态度，而更现实的选择或是提升中国在地区投射军力的相对能力。

供应链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问题，不同学科对其的定义存在分歧，且缺乏从国家层面的定量研究。本文从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讨论供应链安全的定义和测算框架，提出内向安全、外向安全和系统安全三个维度；使用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对各国在1995年至2020年间制造业供应链安全水平进行测算比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若只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美国、德国是目前供应链安全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21世纪以来，全球供应链安全体系呈现“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在加入国际关系因素后，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最安全的国家，表明改善同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是提升一国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在模拟联盟因素影响后，本文发现中、美两国供应链的互补性极强，双方互为影响对方国家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最重要贸易伙伴，维护好中美关系对两国各自供应链安全目标实现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