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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关系预测:洞朗冲突之后中印关系将长期在摩擦中发展*
赵玙佳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156-157.  
摘要187)   HTML0)    PDF (318KB)(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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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日在东南亚战略竞争效果评估——基于缅甸的案例研究
唐晓阳,姚颖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147-173.  
摘要238)   HTML4)    PDF (2590KB)(479)   

中国和日本都将东南亚国家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鉴于地缘因素,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在所难免。但从长期竞争的效果来看,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各有所长。其中较为明显且被公认的一点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收益更大,而日本则在公众形象上更受好评。本文以2011年民主转型后的缅甸为例,分析影响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国家竞争效果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在缅甸的政治体制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坚持实施对缅甸的一贯政策,尽管其在缅甸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利益短期内有所波动,但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中缅合作仍在不断加强,尤其是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得益于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中国产业转移等因素,其成果远远超过日本。而日本则通过提供大量援助以及实施谨慎的企业战略,在缅甸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这一案例表明,就中日两国来看,缅甸政治体制的变化,不一定会显著影响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趋势;同样,缅甸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虽然落后于中国,但并不影响日本在缅甸民众中的形象。这或许可以说明,不同国家在缅甸不同领域的合作各擅胜场,难获全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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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寄语: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0-VII.  
摘要336)   HTML0)    PDF (833KB)(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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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危机中的领导人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
韩召颖,赵倩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1-27.  
摘要221)   HTML1)    PDF (2562KB)(426)   

领导人如何进行危机决策?现有的四种模型——官僚政治模型、组织行为模型、理性选择模型、“刺激—反应”模型——仅提供部分解释,对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仍存在不足。为弄清决策者在危机中的决策模式,形成“从动机到行为再到对策”的逻辑链条,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博弈分析,进一步完善了从认知到理性分析两阶段式的领导人危机决策模型。论文选择第一次和第三次朝核危机中的朝美谈判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领导人危机决策模型。对两次朝核危机中领导人决策的分析与比较,揭示了朝美领导人的博弈行为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判断朝核问题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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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秩序始于国内
黄琪轩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1-30.  
摘要348)   HTML0)    PDF (1175KB)(413)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本文试图揭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秩序逐步扩展为二战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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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洲民主政治的崩溃: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张佳威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118-144.  
摘要345)   HTML0)    PDF (1130KB)(381)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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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
陈翔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124-155.  
摘要229)   HTML0)    PDF (3078KB)(378)   

冷战期间,大国间战争鲜见,但代理人战争有着频发态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与机理是什么?通过对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其发生的条件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均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有两层因素:作为施动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变迁及衍生的冷战对抗,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因,代理方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及领土争端是内生诱因;同时核武器出现及其带来的核恐怖平衡、美苏危机控制与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国际规范发展,是抑制战争全面化与推动战争代理化的动力机制。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及1979—1990年的尼加拉瓜内战作为检验案例,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验证了这个结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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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
汪乾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68-89.  
摘要146)   HTML0)    PDF (2311KB)(358)   

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属于既是观念建构又是历史实存的,但极大地偏向于观念建构的世界秩序类型。该秩序可用四种儒家经典文献记载的模型作简化的、理想化的描述,其核心和基本特征是复合等级制体系。华夏世界和夷狄世界是儒家世界秩序的两大组成单元,它们又分别细分为多个子单元。华夏世界是封建制国际体系,由天子国和各封国组成;夷狄世界可粗略划分为蛮、夷、戎、狄,即四夷。复合等级制体系由四重等级制构成。排列华夏世界与夷狄世界的顺序、华夏世界各国间顺序以及夷狄世界各国间顺序的原则都是等级制,这三重等级制属于国际政治等级制与国内政治等级制构成等级制的等级,从而形成第四重等级制。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就是四重等级制共同构建的复合等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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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
傅莹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1): 1-18.  
摘要426)   HTML0)    PDF (1044KB)(341)   

本文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如何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在国际格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也将前所未有地扩大,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国际规范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问题,从共同安全的理念出发,讨论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文章提出基于福祉、安全、共享、和平、法治、合作的六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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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谢超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61-89.  
摘要206)   HTML0)    PDF (1225KB)(332)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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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冷战后日本主要政策为主
[日]石泽义治,刘江永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105-146.  
摘要150)   HTML0)    PDF (3553KB)(320)   

公共舆论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为什么有时会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有时却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本文以冷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主要政策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并通过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及案例检验加以论证,结论认为:在政府决策者遭遇公共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自变量“核心政策”(core policy)和“选举期间”(election)与因变量“政府决策”(policy decision)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选举期间,政府的决策者不太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而在非选举期间,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此外,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非核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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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关系预测:中日关系近期有望持续改善*
齐桐萱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145-148.  
摘要415)   HTML0)    PDF (886KB)(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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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交与内政如何得以有机统一
宋伟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31-53.  
摘要296)   HTML0)    PDF (1061KB)(309)   

从国际体系因素能否充分解释外交政策的问题出发,本文分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常见但又极端的观点。本文指出,外交政策的解释同时需要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层次的要素,外交并不是内政的简单延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国内政策的解释同样需要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有机统一,共同促进国家发展、提升国际地位?本文认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基于位置现实主义,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整体利益是谋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为外交和内政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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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
凌胜利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54-91.  
摘要361)   HTML3)    PDF (1799KB)(284)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加剧,东南亚国家如何应对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日益引发关注。既有研究大多从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联盟关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动因。探讨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不能仅仅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要更多地考虑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由于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安全大多不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其国家安全也不完全取决于中美两国,因而其在二元格局中拥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很有必要,要重视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性的影响。鉴于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本文主要采用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两个变量来探讨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选择的原因,探寻为何一些国家能够较长时间与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关系。以东南亚六国为例,本文分析了2012—2017年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或左右为难的原因。研究发现,与中美两国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相差不大是这些国家能够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对冲战略的重要原因,也使得这些国家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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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意识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2): 0-VI.  
摘要216)   HTML0)    PDF (784KB)(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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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西西里远征: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
李隽旸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28-67.  
摘要164)   HTML0)    PDF (4185KB)(272)   

当下研究国家为何过度扩张的两类分析路径都不能解释一个经典案例:公元前415年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因此,本研究结合现有两类分析路径,修改社会联盟理论模型,并制作广义推论。在该推论的帮助下,本研究发现,雅典的帝国政策影响作为帝国中心的城邦的公共财政,并对城邦内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产生差异化的利得分配效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帝国从和平政策中获得可观收入,形成敷益全体公民、尤其贴补劳动者的财政结构。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帝国收入减少,但分配效应极化,劳动者从帝国的战争选项中获益更多,与一贯倾向于帝国扩张的港口商人群体形成新的社会联盟。帝国政策的和平选项无法立足,大规模军事远征西西里决策应运而出。其中劳动者受到公共财政结构演变影响而导致的对外政策偏好转变,是雅典帝国政策转向战争选项、从而决定远征西西里、进而重启大战的关键变量。面向古典学,本研究试图阐明雅典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机理,从制度角度解释古今作家对民主政体的批评。面向国际政治经济学,面向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这一问题领域,本研究依据一项古老而重要的经验证据,有机结合现有两大类分析路径,为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搭建新的复合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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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道义、合法性与国家实力*——1592至1662年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研究
吕振纲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33-62.  
摘要200)   HTML0)    PDF (2966KB)(271)   

1592—1662年的东亚朝贡体系处于一个大危机时代,作为主导国的明朝先后受到日本和清朝(包括后金时期)的挑战,但在晚明权势衰微已成必然的情况下,明朝政府依然承受住多次冲击,直到最后才实现权力转移,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受权力转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启发,本文从主导国自身探讨权力转移,将一国对内对外的道义水平作为干预变量,将内部的稳定/合法性与国家实力作为自变量,对晚明时期朝贡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个案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了被传统权力转移理论所忽视的另一种情况,即主导国自身的权力衰退同样会导致主导国与崛起国的权力关系发生逆转。在主导国国内政权不稳和综合实力受损的情况下,如果其不实行道义,就会加剧自身合法性的丧失和实力的衰退,在面对外来威胁和挑战时,也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导致权力转移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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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际关系预测:美国与盟国的对华政策分歧趋于扩大*
曾绍毓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174-176.  
摘要109)   HTML3)    PDF (527KB)(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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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
梁雪村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4): 92-117.  
摘要664)   HTML0)    PDF (1138KB)(268)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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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崛起国对外策略中的大国与周边
王震,高程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90-129.  
摘要0)   HTML0)    PDF (1376KB)(266)   

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大国自身的策略选择。在崛起国处于域外霸权国干预和域内大国竞争的情形下,本文分析了崛起国的崛起路径。笔者认为,在上述模式下,大国实现崛起,一方面要成功处理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采用威慑、妥协等组合策略规避、瓦解对抗联盟或化解两者单独进攻的制衡;另一方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经营好崛起所依托的周边地区。本文以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为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对当前中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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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
肖河,蒙克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1): 19-52.  
摘要237)   HTML0)    PDF (1323KB)(263)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特殊安全困境。尽管其“艾利森版”过度强调了守成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也没有严密论证恐惧和战争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学术价值。用军备代替战争,基于过去两百年间(1816—2012)主要大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一类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现象:随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实力接近,前者会倾向于增强军备,后者则会以削减军备回应。这一现象与已有的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明显相悖。其原因在于,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发展优势,优势策略是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潜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同时,存量优势能够帮助守成大国降低对安全的敏感性,而该条件是崛起大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安全竞争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守成大国更容易通过不对称竞争恢复、维持和扩大长期优势。这一理论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理解了这一不对称性后,崛起大国应该自觉认识到军备在安全上边际效应的有限性,主动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针对崛起大国的军备陷阱。在守成大国采取减少军备投入与遏制相结合的不对称竞争策略时,崛起大国应当在发展潜力上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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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历史比较*
费海汀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90-123.  
摘要126)   HTML0)    PDF (3530KB)(240)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对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当代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并解释这一政治现象。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往往必须经历一条特殊—普遍—特殊的发展途径。以俄罗斯为例,其民粹主义研究的发展过程就依循了19世纪发生了俄国民粹派运动—俄国民粹派运动属于民粹主义现象的一支—当代俄罗斯存在民粹主义现象—对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历史比较这一逻辑。本文在分析俄罗斯的民粹主义现象时将依据上述逻辑,从民粹主义诉求公平的主体、公平的具体内涵以及达到公平的途径三要素入手,分别对19世纪俄国的民粹派思想家与当代俄罗斯政治领袖普京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进行研究,并对二者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本文发现,二者都面临俄罗斯悠久的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民主制度在社会政治改革领域失效的双重阻碍,但同时又在客观条件、主导者和影响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当代俄罗斯的政治领袖很有可能在部分继承了俄国的民粹派运动传统的基础上,在与之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发展出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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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
韩召颖,赵倩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33-60.  
摘要221)   HTML0)    PDF (1547KB)(239)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只关注双边事务,国际问题也是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不是单一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在朝鲜对外行为变化影响下两国对策不断调整的互动关系。中美对朝鲜核问题的政治信念受到朝鲜因素的影响较大,两国对朝鲜的外交定位存在本质差别,这也决定了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同预期。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实现合作的坚实基础,双方也都认为和平谈判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优先手段,然而考虑到这种战略的有效性时,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信心。目前,中美在制裁手段的力度、范围和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在朝核问题这场博弈中,中国并不是棋局中的执棋人,只有美朝两对弈方愿意各退一步、搁置分歧、相向而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作为中间斡旋者,与美国的互动走向受到朝核问题局势的影响,能否实现中美在该问题上的合作,最终还要看朝美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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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际关系预测:东南亚国家对中美的外交政策趋于分化
聪聪 傅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3): 142-145.  
摘要66)   HTML1)    PDF (908KB)(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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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定量预测的风险来源与处理方法*——以“高烈度政治动荡”预测研究项目的再分析为例
庞珣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1-32.  
摘要181)   HTML0)    PDF (13514KB)(234)   

近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预测研究的兴趣迅速增长。国际关系预测有其较高的学术创新潜力和政策应用价值,应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科学预测基于对现有信息的分析,对未来尚未发生的事件进行判断,是风险较大的研究工作,对于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来说更是如此。本文在社会科学的普遍框架下,探讨了国际关系定量预测的风险来源及其处理方法,并对“高烈度政治动荡”预测研究项目(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进行评述和再分析,修正原研究在风险控制和预测评估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运用新方法进行多模型平均预测来降低预测中最为棘手的模型风险。通过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本文旨在强调国际关系定量预测研究对预测风险进行过程控制和结果评估的重要性,并以此管窥现有大量用于处理和评估预测不确定性的定量工具,包括进行变量选择、模型比较、模型平均的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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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际关系预测:2018年中美关系恶化但无冷战危险*
伟玉 张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1): 158-160.  
摘要105)   HTML0)    PDF (1277KB)(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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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东亚海洋争端与海洋秩序的演变
皓 齐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3): 1-29.  
摘要152)   HTML0)    PDF (1212KB)(232)   

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类公域,海洋秩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程度差别,因此海洋秩序存在与否及其水平取决于国家行为体在海上通行、划定海洋边界和处理相关海洋争端上所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本文以东亚海洋争端背景下不断变化的海洋秩序为研究对象,发现东亚海洋秩序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有关海洋争端解决和海洋行为的秩序。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规范和具体规则在缓解争端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争端国家长期不存在或只存在有限的共同准则,但东亚海洋秩序却长期维持。二是美国主导的东亚海洋秩序。随着中国海洋力量的不断增强,中美对海洋行为准则的分歧在地理范围和内容范畴上都大幅扩展,美国对东亚海洋争端和中国行为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东亚海洋争端实际上转变为中美之间的海洋秩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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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以GDELT与中美关系为例
池志培,侯娜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2): 67-88.  
摘要170)   HTML0)    PDF (1286KB)(231)   

大数据事件库的出现给量化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本文利用目前全球最大的事件数据库GDELT来测量1993—2016年的中美关系,并探讨五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及其问题。本文讨论了如何判断测量的准确性问题,并将结果与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同时段的中美关系测量值进行比较,证明基于大数据的测量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同时分析了大数据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其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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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施韦勒 兰德尔·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3): 54-82.  
摘要127)   HTML1)    PDF (1161KB)(220)   

中国近来表现出的自信和美国突如其来的内顾倾向是第二意象和第三意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意象的关键性变量是民族主义,它将与权力轨迹(第三意象变量)一同定义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民族主义与权力轨迹的相互作用下,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表现出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信奉开放的、外向的拓展型外交政策,而后者则会采取一种内顾的、内向的收缩型外交政策。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中复兴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可以与未来以和平、和谐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相容的。很明显,两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当前中国希望收获更大的全球影响力,而美国则希望减少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世界将会以“软着陆”的方式完成从单极向两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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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编者寄语:美国遏制华为反映的国际竞争趋势
阎学通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2): 0-IV.  
摘要125)   HTML0)    PDF (746KB)(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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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趋势*
张清敏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2): 89-117.  
摘要98)   HTML0)    PDF (1058KB)(212)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对外政策研究最初以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为目的,被称为比较对外政策;后来转变为探讨影响对外政策的不同变量及其与政策结果关系的分析模式,并在不同模式的指导下分析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被称为对外政策分析。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包括不断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是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融合,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紧扣对外政策实践,增加理论模式的政策价值;摆脱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北美偏见”,把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研究和分析视野中,建立一个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中国的对外政策自然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关注的焦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要抓住这个重要的机会,为建立更具普遍意义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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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差异的分析*
查雯,吕蕙伊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1): 116-144.  
摘要247)   HTML0)    PDF (1168KB)(21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采用“对冲”这一概念,以此概括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大国时作出的战略选择。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两大缺憾:第一,对冲作为一个标签过于模糊、笼统,而不同国家的对冲战略又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是否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给予解释?第二,对冲被认为是一种混合战略,兼具追随与制衡的特点,但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追随与制衡是否会相互影响并促进对冲战略本身的演变?已有研究没有给出明确可靠的答案。为此,本文系统测量5个东南亚国家在1990年至2017年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并指出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一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结果显示,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对美密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此外,穆斯林人口、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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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修昔底德观点的意义*
乔纳森·科什纳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1): 53-83.  
摘要168)   HTML6)    PDF (1218KB)(208)   

不同领域的学者持续研究、探讨和评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文首先讨论了修昔底德关于国际政治的见解,并且详细介绍了他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出的持续贡献。其次,本文回顾了有关修昔底德研究的三部著作。其中包括一部重要文集,这部文集内容丰富,许多最新研究文献被囊括其中。另外一部作品炙手可热(但错误严重),该书试图借古抒今———警告中美两国已经不经意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暗示这将导致一场双方不愿看到的灾难性战争。本文认为,正如上述作品所展示的那些思考一样,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具备严肃探讨修昔底德思想的能力,认真研读并且慎重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将使学者从中受益。然而,大量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品未作仔细推敲,结论过于武断,这是目前相关研究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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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任琳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05 (01): 1-32.  
摘要260)   HTML0)    PDF (1572KB)(206)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讨霸权是否衰落、为什么衰落等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认为金融是霸权的坚实基础,而本文认为金融也可能有损于霸权,成为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金融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依照国家与市场的两种逻辑对霸权产生联动效应。按照霸权护持的目的进行推断,金融应该是受国家逻辑驱动的,要生产权力资源,维系影响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追求利益,遵循的却是市场逻辑。一旦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之间的相对稳定平衡被打破,金融就可能损害霸权稳定的国家权力基础,破坏权力的生产机制,乃至消耗霸权并导致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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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主编寄语:造词≠学术创新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4): 0-Ⅵ.  
摘要91)   HTML0)    PDF (407KB)(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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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
万晓
国际政治科学    2017, 2 (3): 63-104.  
摘要174)   HTML0)    PDF (20301KB)(196)   

史学界提出的朝贡体系论近年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质疑与批判,争论的焦点在于朝贡之“名”与“实”的差距,但超越朝贡体系论尚有许多基础工作亟待完成。为回答“朝贡关系的本质为何,其特征与机制是什么;古代东亚是否存在其他国际关系类型,它们的本质、特征与机制又是什么”等问题,本文以“等级”作为朝贡关系的核心原则,同时涵盖“名”与“实”,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厘清朝贡关系的物质与观念特征,将其划为由各方面名实切合情况区分的不同形态;继而寻找朝贡之外1的可能,通过分类法提出古代东亚五种关系类型的检验框架。借由将辽宋时期的东亚国际互动对照朝贡关系名实指标与五种关系类型,本文发现:随着权力转移,澶渊之盟后,体系两强间形成迥异于朝贡的平等关系,东亚体系整体呈现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面貌。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基于对旧时代行为模式的案例研究,判断哪些过去的概念与事实在何种条件满足时,会在当代与未来局部再现。其理论意义则在于,以文献梳理、概念界定和案例检验明确朝贡关系的内容、边界与分析价值,并发现若干其他关系类型,为解构与超越朝贡体系论提供一个可用架构,在未来建立更普遍解释框架的工程中发挥一定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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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
盛凯 莫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3): 106-141.  
摘要168)   HTML0)    PDF (2052KB)(188)   

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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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
周方银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2): 1-34.  
摘要129)   HTML0)    PDF (1257KB)(185)   

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是指大国在国际上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它往往是在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被牵连”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而是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何使国际战略资源投入的减少不带来战略风险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压力,并采取了看上去有很大差异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美国战略收缩过程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平时期世界大国的有限战略收缩及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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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际关系预测:美国对华在南海问题上施压升级*
李明泽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1): 145-150.  
摘要150)   HTML0)    PDF (1202KB)(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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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
宋博,吴大辉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04 (02): 35-66.  
摘要72)   HTML0)    PDF (1115KB)(180)   

本文探讨了“俄罗斯化”“去俄罗斯化”和“再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并尝试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作为关键要素来解释其因果关系。本文认为,为了兼顾民族和国家的双重目标,俄罗斯化在自主俄罗斯化和强制俄罗斯化两种过程中切换进行,它在不同的时期徘徊于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之间。沙俄试图以帝国建构来推动民族建构,苏联则以实质化的民族建构来弥补形式化国家建构的不足。进入再俄罗斯化时代,当代俄罗斯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建构目标:在原苏联空间追求民族建构,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则强化国家建构。这种分离结构造成了俄罗斯内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并造成行政整合和认知整合两个治理工具的混用。因此,俄罗斯化与再俄罗斯化只能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徘徊,而相应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在解构俄罗斯的国家与民族之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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