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冷战结束后不久，享受单极时刻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仅坚持了不到一年的强硬对华立场，就转向温和的中国政策。对此，既有研究多从美国角度作出解释，没有充分关注中国在这次政策转向中的作用。本文指出，这次政策转向是中国开展对美释疑外交的结果。释疑外交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战略释疑的一种方案，特指释疑国通过言行一致、不可逆转甚至公开可见的行为方式，清晰作出有说服力的合作承诺，据此取信对象国决策者并促成合作的外交沟通策略。通过保证承诺清晰度和说服力，释疑国不仅可以规避恶意归因，还能在对象国内动员起足够多的政治支持，推动对象国执行合作政策。克林顿上任初期，中国政府正是通过清晰作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稳定中美关系的合作承诺，动员起原本怀有疑虑的美国战略界和商界人士的政治支持，据此说服当时的美国政府逆转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回顾中国对美释疑的历史经验，对处理当下中美关系的严峻局面也有所启示。

美国自2017年底开始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联合盟国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这种联盟遏华战略的效果存在国别差异。本文基于美国48个盟国2018—2021年的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美国盟国与中国和美国相对关系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对盟国的拉拢和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在特定条件下，这两个因素反而会促进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盟国积极开展的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相对改善与其的关系，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几乎一定不会改善。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中国与那些被美国积极拉拢但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的关系。对于那些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但美国对其拉拢力度也较小，或者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较高的美国盟国，中国对其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盟国战略、更有效地缓解甚至化解外部战略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开拓的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界定路径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基石，但其描述的制度间功能性互补机制是一种单向度的锁定机制，由此路径界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中的变革。本研究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的改造为切入点，尝试在保留制度互补性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增加对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长周期中时段性与突变性的解释力。理论方面，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明确了制度变革时期的历史关键节点性质。其次，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render complementary）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制度倡议者是关键的变革施动者，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任务。在案例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为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本文的最后使用时段变革理论对当前美国政坛反建制经济方案的兴起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不对称同盟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就安全与自主进行交换而形成的一类同盟。从理论上讲，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通常希望用更少的自主换取更多的安全保障。但在现实中，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有时会表现得积极谋求自主，有时却又会主动加深对大国的安全依赖。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在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自主性安全政策，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深度依赖大国，现有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此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回答。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创造性地将自主细化为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两类，进而从战略信誉的角度揭示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安全政策的选择规律：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军事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政治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当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和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都低时，小国会同时追求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当盟国和敌国的战略信誉都高时，则小国会同时强化对盟国的军事和政治依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通过考察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和卢武铉四个时期韩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选择，验证了上述假设。

2011年缅甸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之后,原本进展顺利的中国在缅投资项目开始呈现不同的成败结果,有些项目遭遇停建,有些项目却顺利建成。研究发现,项目公司与当地社区的利益分配及缅甸执政党与反对派的权力竞争是影响中国在缅投资项目成败的核心因素,其中利益分配的影响更为根本,而权力竞争则发挥着重要的干预作用。具体而言,项目公司与当地社区在投资项目上的利益分配得当,会促使投资项目获得当地社区的社会许可,进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利益分配失当引发社会抗议的情况下,如果执政党能够争取到具有较强民意基础的反对派对项目的支持,那么投资项目依然可以顺利实施,反之则难以顺利实施。其原因在于获得了反对派的合作,能够增加支持投资项目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时提高执政党或项目公司改进利益分配承诺的可信性。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改变，美国政府的“退群”政策将有所改变。

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摇摆州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源于“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选举中的小比分胜利频发，两党均无力组建稳定的全国性选民联盟，摇摆州的重要性大幅提高。本文在定义和归纳21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摇摆州内实为一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两党制，少数党实力强大，以至于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在选举中胜出。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改变主要形成于两个方面：第一，州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第二，州内选民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当前美国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因拉美裔移民大举涌入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地带”，以及因制造业工人政党认同改变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种种迹象表明，“铁锈带”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摇摆，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政治走向取决于其州内经济状况；未来“阳光地带”可能会出现更多摇摆州，并逐渐成为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核心地带。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性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在俄乌危机自2021年3月开始升级至2022年2月下旬全面爆发为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俄方提出的以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保障问题，于2022年1月中旬连续开展了三轮谈判。谈判过程中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俄罗斯为什么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国际谈判过程理论作出必要拓展的基础上，尝试提炼一种分析国际谈判的信息测试视角，即认为：通过参与谈判获得有关谈判方的信息是国家参与谈判的重要目标，其大体遵循“一国做出特定行动—观察相关他国的反应—根据他国反应解读所需信息”这样一个过程。从信息测试的角度出发，俄罗斯推动和参与谈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参与谈判测试特定信息。具体而言，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中测试了如下信息：(1)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强制外交有用，但作用有限；(2)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具可行性，采取军事手段不仅是必要的，或许也必须这样做；(3)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不一致与行动不协同；(4)俄罗斯所追求的大国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蔑视而非承认。上述信息的获得，对俄罗斯的后续决策行为，包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能够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对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研究发现，地区性霸权的确对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起到稳定作用。在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时，首次出现先后由诸夏国家中的霸权国齐、晋领导的霸政体系。历史事实证明，晋国作为霸权国长期领导这一体系，维系了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的相对稳定。晋国的准单极实力是晋国霸政时期春秋国家间体系稳定的根本原因，晋国的地缘位置对维系体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诸夏联盟制度能够增加霸权国行使霸权、维护体系规则的合法性，并减少霸权国领导成本，对维系体系稳定发挥着辅助作用。随着晋国因内部分裂而瓦解，春秋时代相对稳定的晋国霸政体系走向解体，大国兼并战争频发，鲸吞蚕食取代霸权稳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国历史进入相对动荡的战国时代。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变量出发，探究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国是国际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大国软硬实力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战略作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融入—变革—塑造”的大战略框架，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技术变革是促使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促进了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外交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速度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并对外交产生了变革性影响。本文将外交活动的进程解剖为实施外交政策之前对外交环境的判断、外交主体在外交平台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以及经过互动之后所形成的外交模式，并由此建立了技术革命影响外交的分析模型。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外交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通过公开透明化、决策理性化、社交网络化、平台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制度议题分散化等路径对外交环境、外交工具、外交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外交活动的进程，同时也给外交变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最后，文章着眼未来，从多角度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外交发展建议。

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安全战略范式大幅转换的现象。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学术界大致形成了“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四种解释，但它们的解释力都相对有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转换发生的三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通过验证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案例，可以发现，“中原王朝”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和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其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会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若“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中原王朝”会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过程追踪通过具体的、历时性的个案研究，试图打开因果关系“黑匣子”，考察原因与结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过程追踪展开以“因果机制”为中心的个案内因果推断，有别于以“平均因果效应”和“覆盖律”为中心的定量方法，二者在因果观上大相径庭，在操作套路上各有侧重。过程追踪长于“就事论事”，也就是“由果溯因”，动态地解释具体结果。在操作层面上，过程追踪面临四大考验：选取个案、描摹机制、处境条件、检验证据。一方面要就事论事地解释具体个案中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要为提炼出来的因果假说留足可推广适用的空间。要让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理论解释可推广适用，或在其他个案中得到检验，则必须从过程追踪转向多重方法研究设计，将它与多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QCA)或大样本统计分析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样的过程追踪，研究者都需将原因、结果、机制、处境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加以考虑，不要低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高估理论解释可推广性，既在眼前找机制，也往他处觅因果。

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中的亘久现象。从中国春秋战国的乱世纷争，到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遏制张力始终是突破当时世界秩序甚至爆发剧烈战争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会小心谨慎，避免招致霸主国的遏制战。那么，导致霸主国从旁观到参战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就此进行了研究，并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崛起国与霸主国之外的第三国的互动不容忽视，霸主国观察崛起国与第三国互动的信号，由此判断崛起国的属性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挑战现状，进而决定是否发动遏制战争。因此，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是否遵守道德规范、重视战略信誉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继而对中国古代商周朝代更迭、战国晚期秦国统一、普法战争后的英德关系与二战前的英国对德由绥靖到战争的转向等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战略信誉和信号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历史事实。

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正在迈入一个新阶段。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自下而上地塑造着主权国家和国际关系：互联网赋权社会，对社会单元进行权力重构，改变国家的传统权力边界；网络空间不断肆虐的网络攻击、基于信息操纵的政治战以及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得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围绕科技主导权、数字经贸规则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规范的大国博弈更趋激烈，赋予大国竞争新的内涵。然而，互联网不会改变主权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本质，不会改变国际关系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博弈逻辑，它改变的是国家的组织和行动方式以及大国竞争的内容和手段。未来的大国竞争将是一种“融合国力”的竞争，大国越是能够有效地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网络空间，就越是能够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

既有强制研究较多关注强制有效性，而关于一国为何退出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当强制无法发挥政策效用时，强制国如何做出战略选择成为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强制失效到强制结束，强制国构成了一个包含多种路径选择的退出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制国面临升级和降级两种退出路径的选择。经修正后的多元启发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强制退出包含一个两阶段决策过程：在第一阶段，决策是底线启发的，决策者基于政治、军事和声誉三个关键维度对相关方案进行非整体性检索，并排除掉所有可能使自身底线不保的方案；在第二阶段，决策者将基于确定性原则，从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方案集合中选出最终方案，以使任务成功的概率最大化，并控制其风险。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对2012—2013年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化学武器(以下简称“叙化武”)事件中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并证实该假设。

中国近来表现出的自信和美国突如其来的内顾倾向是第二意象和第三意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意象的关键性变量是民族主义，它将与权力轨迹（第三意象变量）一同定义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民族主义与权力轨迹的相互作用下，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表现出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信奉开放的、外向的拓展型外交政策，而后者则会采取一种内顾的、内向的收缩型外交政策。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中复兴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可以与未来以和平、和谐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相容的。很明显，两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当前中国希望收获更大的全球影响力，而美国则希望减少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世界将会以“软着陆”的方式完成从单极向两极的转变。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

境外部署核武器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重要安全议题。由于利益和认知的差异，美国与盟友常常针对核部署问题出现分歧。当一些盟友反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时，美国有时会采取较为弹性的方式，以说服或让步的方式处理核部署争议；有时却展现较为强硬的态度，不顾盟友的反对而坚持自身的原有立场。为什么美国的行为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认为，是否具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以及核同盟结构的类型这两项因素，会影响美国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争议中对待盟友的态度。当拥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中，美国倾向于对盟友的反对作出让步；在双边同盟中，美国虽然会不情愿地对盟友作出让步，但同时会对该盟友的不服从行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当不存在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结构中，美国倾向于耐心地说服盟友接受核部署；在双边同盟中，美国会向盟友施压，迫使其对核部署要求作出妥协。通过比较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面对北约和亚太盟友不同的核部署政策，上述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这一差异性的现象表明，在境外部署核武器问题上，美国会设法权衡其军事战略价值以及其对同盟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