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行动所获的资金支持及人员派遣规模均有关键影响。由于五常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往往被彼此间外交立场差异左右，那么就维和行动而言，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还是越小时，维和行动会得到更多支持？当前研究未能很好地回答该问题。从维和行动的供给侧逻辑出发，本研究将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供给偏好分为了合作性供给偏好与竞争性供给偏好两个情境。在此基础上，从维和行动本身及维和行动出兵国两个层级出发，本研究认为，在合作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其对行动的摊款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而在竞争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其对行动的摊款反而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证实五常国影响维和行动的逻辑服从合作性供给的相应假说。此外，就中美两国对维和行动实施的不同影响进行讨论也是本研究的题中之意。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但证实了当前五常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多边合作趋势，也明确了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积极作用。

自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唐纳德·特朗普经历了弹劾、败选和多次法律诉讼，依然稳定保有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目前已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学界普遍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特朗普崛起不可或缺的原因，但特朗普崛起和回归的背后反映的民粹主义内核究竟是什么？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文献，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在2012、2016和2020年的民调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了滋生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诱因，勾勒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铁票的选民画像，并使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这些民粹诱因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危机感，能够解释他们对民粹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并且身份上的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抵制是特朗普崛起的最大诱因。身份维度的焦虑最能解释美国右翼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且这种身份焦虑在2012年已然存在，且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执政，这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民粹倾向愈加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如果无法解决政治低效、经济放缓和身份认同焦虑问题，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会愈演愈烈，美国的民主会进一步倒退。

供应链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问题，不同学科对其的定义存在分歧，且缺乏从国家层面的定量研究。本文从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讨论供应链安全的定义和测算框架，提出内向安全、外向安全和系统安全三个维度；使用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对各国在1995年至2020年间制造业供应链安全水平进行测算比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若只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美国、德国是目前供应链安全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21世纪以来，全球供应链安全体系呈现“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在加入国际关系因素后，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最安全的国家，表明改善同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是提升一国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在模拟联盟因素影响后，本文发现中、美两国供应链的互补性极强，双方互为影响对方国家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最重要贸易伙伴，维护好中美关系对两国各自供应链安全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开拓的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界定路径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基石，但其描述的制度间功能性互补机制是一种单向度的锁定机制，由此路径界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中的变革。本研究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的改造为切入点，尝试在保留制度互补性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增加对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长周期中时段性与突变性的解释力。理论方面，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明确了制度变革时期的历史关键节点性质。其次，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render complementary）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制度倡议者是关键的变革施动者，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任务。在案例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为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本文的最后使用时段变革理论对当前美国政坛反建制经济方案的兴起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

摇摆州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源于“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选举中的小比分胜利频发，两党均无力组建稳定的全国性选民联盟，摇摆州的重要性大幅提高。本文在定义和归纳21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摇摆州内实为一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两党制，少数党实力强大，以至于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在选举中胜出。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改变主要形成于两个方面：第一，州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第二，州内选民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当前美国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因拉美裔移民大举涌入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地带”，以及因制造业工人政党认同改变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种种迹象表明，“铁锈带”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摇摆，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政治走向取决于其州内经济状况；未来“阳光地带”可能会出现更多摇摆州，并逐渐成为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核心地带。

反倾销是美国对华贸易权术的重要工具，背后是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围绕贸易政策的复杂竞合。已有研究多从经济因素或获益利益集团政治视角考察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动因，鲜有关注利益受损方的行为及其影响，并缺乏异质利益群体影响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实证检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保护代售理论和政治支持理论，本文尝试拓展传统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厘清不同利益群体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政策偏好与角色定位，揭示异质利益群体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影响路径，并基于2000—2022年的联邦公报数据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进口伤害调查数据库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等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美国产业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直接游说以及与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建立利益同盟等多种方式，促使ITC和美国国际贸易署(ITA)等相关贸易决策机构对中国被诉企业做出更加严格的判罚，包括更高的反倾销损害裁决率和反倾销税率；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献金对反倾销终裁结果的影响在共和党担任ITC主席期间更加显著，且直接游说的影响仅限于共和党任ITC主席期间。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利益受损群体亦会影响反倾销裁决结果。其中，中国出口商积极应诉可明显降低肯定损害裁决率和反倾销税率，尤其在民主党担任ITC主席期间和当中国为唯一被诉方时更为显著；美国国内进口商和消费者施加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中国企业的不利判罚，但仅会降低反倾销裁决税率，而对终裁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美国自2017年底开始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联合盟国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这种联盟遏华战略的效果存在国别差异。本文基于美国48个盟国2018—2021年的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美国盟国与中国和美国相对关系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对盟国的拉拢和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在特定条件下，这两个因素反而会促进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盟国积极开展的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相对改善与其的关系，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几乎一定不会改善。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中国与那些被美国积极拉拢但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的关系。对于那些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但美国对其拉拢力度也较小，或者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较高的美国盟国，中国对其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盟国战略、更有效地缓解甚至化解外部战略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境外部署核武器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重要安全议题。由于利益和认知的差异，美国与盟友常常针对核部署问题出现分歧。当一些盟友反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时，美国有时会采取较为弹性的方式，以说服或让步的方式处理核部署争议；有时却展现较为强硬的态度，不顾盟友的反对而坚持自身的原有立场。为什么美国的行为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认为，是否具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以及核同盟结构的类型这两项因素，会影响美国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争议中对待盟友的态度。当拥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中，美国倾向于对盟友的反对作出让步；在双边同盟中，美国虽然会不情愿地对盟友作出让步，但同时会对该盟友的不服从行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当不存在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结构中，美国倾向于耐心地说服盟友接受核部署；在双边同盟中，美国会向盟友施压，迫使其对核部署要求作出妥协。通过比较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面对北约和亚太盟友不同的核部署政策，上述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这一差异性的现象表明，在境外部署核武器问题上，美国会设法权衡其军事战略价值以及其对同盟政治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近代日本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并未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半途而废或完全中断，而是以另一种隐性的形态潜伏在东亚近代史的洪流之中。在西方列强势力冲击东亚的千年变局中，近代日本将“日本式华夷秩序”中的“天下”“华”“夷”等相关指涉概念，改换为“宇内”“亚细亚主义”“洋”“亚细亚恶友”等新的话语形态，并实现日本从转身“脱亚”再到回归“征亚”，以日益膨胀的武威主义对待东亚“天下”的“亚细亚”他者，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一直到二战中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式复现。结合近代日本在面向西方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东亚“天下—华夷”秩序观念的理解与历史秩序结构的复归，可以勾勒出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潜伏与再现背后的历史逻辑。

战略透支的理论探究大多集中于国家过度扩张的实例，然而源于古代东亚的历史经验却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发战略透支。北宋和明朝都曾一度因其过度的防御努力陷入了损耗国家财政和资源的困境之中。为解释这种战略透支现象，作者探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国家在防御信条下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的根源是参与方具备不对称的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而防御性持久战略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进攻方的袭击。面对袭击战威胁，倘若国家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转向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并在互动中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则会陷于战略透支的困境。考察学界少有涉及的一类战略透支现象并探究其机制，有助于丰富战略透支理论和提炼必要的历史教益。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不对称同盟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就安全与自主进行交换而形成的一类同盟。从理论上讲，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通常希望用更少的自主换取更多的安全保障。但在现实中，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有时会表现得积极谋求自主，有时却又会主动加深对大国的安全依赖。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在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自主性安全政策，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深度依赖大国，现有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此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回答。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创造性地将自主细化为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两类，进而从战略信誉的角度揭示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安全政策的选择规律：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军事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政治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当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和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都低时，小国会同时追求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当盟国和敌国的战略信誉都高时，则小国会同时强化对盟国的军事和政治依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通过考察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和卢武铉四个时期韩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选择，验证了上述假设。

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失去了原先的共同威胁，但北约却继续存在，甚至在冷战结束后还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东扩进程。北约东扩进程中，为什么几乎同时提出入盟申请的中东欧国家有些较先加入而有些则较晚加入？本文构建了一个双变量的理性解释框架，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将影响北约国家通过纳其入盟来寻求获益的动机，以及阻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战略重要性越高，这两种动机越大；这些国家面临威胁的重大性，决定了该国在无外援情况下被迫屈服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北约防止其加入敌对一方以规避损失的动机，威胁重大性越大，规避损失的动机也就越大。而北约寻求获益动机和规避损失动机的大小，决定了其把该国纳入北约的优先次序，进而影响该国入盟先后次序。由以上理论框架推导出本文的四个研究假设，即战略重要性高且面临威胁大的国家首先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高而面临威胁小的国家中间加入北约，战略重要性低而面临威胁大的国家也在中间加入，而战略重要性低且面临威胁小的国家则最后加入。对12个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进行的案例比较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扩大次序理论逻辑。

和以往崛起国家冲击国际秩序不同，当前国际秩序遭遇来自世界政治领导国美国的严重冲击。本文试图展示美国社会政治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衰落的图景，其重要表现是美国工会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由于动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政治组织式微，美国低收入群体投票率的下降更为显著。美国政要对低收入群体的依赖度降低，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包括税收、福利以及管制政策，日益忽略低收入群体的诉求。经济分化为美国政要动员当前国际秩序下的受损者提供了备选方案。分化的美国生成了由内而外冲击国际秩序的力量。在维系强大工会的同时，德国没有产生美式分化，也没有形成显著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国内压力。如果国内分化持续下去，未来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将持续摇摆不定。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性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处于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在参与战略竞争时，既致力于平衡控制成本与赢取优势的双重目标，又需要考虑竞争对手、国际盟友、国内民众等多重观众的认知，在塑造自身竞争姿态时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印象管理模式。既有研究难以同时解释：此类情境下的大国为何有时倾向于向竞争对手展示克制，有时偏好于向竞争对手彰显决心。本文认为，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程度与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程度影响大国对战略失衡风险偏于收缩过度还是竞争失控的判断，进而塑造着大国在展示克制与彰显决心之间的印象管理策略取舍。另外，当针对不同观众的信号释放出现矛盾时，大国还可向竞争对手开展私下的印象管理以规避其他观众的干扰。通过对英国(1902—1912年)、法国(1925—1938年)、美国(1969—1979年)三段历史时期的6个子案例的经验研究，研究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鉴于美国正在实施有限战略收缩与适度对华竞争，总结大国印象管理的规律将有助于研判美国对华竞争姿态。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过程追踪通过具体的、历时性的个案研究，试图打开因果关系“黑匣子”，考察原因与结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过程追踪展开以“因果机制”为中心的个案内因果推断，有别于以“平均因果效应”和“覆盖律”为中心的定量方法，二者在因果观上大相径庭，在操作套路上各有侧重。过程追踪长于“就事论事”，也就是“由果溯因”，动态地解释具体结果。在操作层面上，过程追踪面临四大考验：选取个案、描摹机制、处境条件、检验证据。一方面要就事论事地解释具体个案中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要为提炼出来的因果假说留足可推广适用的空间。要让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理论解释可推广适用，或在其他个案中得到检验，则必须从过程追踪转向多重方法研究设计，将它与多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QCA)或大样本统计分析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样的过程追踪，研究者都需将原因、结果、机制、处境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加以考虑，不要低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高估理论解释可推广性，既在眼前找机制，也往他处觅因果。

冷战结束后不久，享受单极时刻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仅坚持了不到一年的强硬对华立场，就转向温和的中国政策。对此，既有研究多从美国角度作出解释，没有充分关注中国在这次政策转向中的作用。本文指出，这次政策转向是中国开展对美释疑外交的结果。释疑外交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战略释疑的一种方案，特指释疑国通过言行一致、不可逆转甚至公开可见的行为方式，清晰作出有说服力的合作承诺，据此取信对象国决策者并促成合作的外交沟通策略。通过保证承诺清晰度和说服力，释疑国不仅可以规避恶意归因，还能在对象国内动员起足够多的政治支持，推动对象国执行合作政策。克林顿上任初期，中国政府正是通过清晰作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稳定中美关系的合作承诺，动员起原本怀有疑虑的美国战略界和商界人士的政治支持，据此说服当时的美国政府逆转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回顾中国对美释疑的历史经验，对处理当下中美关系的严峻局面也有所启示。

近年来，经济制裁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经济制裁的研究不断增多深化，但对制裁周期中最后且重要的一环——制裁结束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依托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海伦·米尔纳分析国内政治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制裁结束的综合理论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提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两个核心变量。如果制裁双方实力差距大、发起方解除制裁的国内政治成本低，那么制裁易于结束；反之，制裁则趋于延续。本文选取美国对苏联战略禁运(1948—1991年)、美国对苏联谷物禁运(1980—1981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核制裁(1998—2001年)以及美国对朝鲜核制裁(1993年至今)4个案例对理论进行检验，详细展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对制裁结束的影响机制和进程。

联大表决数据正被频繁用来衡量国家间外交立场相近程度等相关变量，分析大国外交关系等研究问题。由于能够处理国家异质性、从多议题角度提供全球不同国家的外交偏好与利益进而识别大国外交影响力，联大表决数据正成为研究大国关系的有效工具。基于联大表决数据生成的理想点指标更是迅速得到学术界认可，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然而，既有联大表决数据及其相关数据指标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以下局限：缺少协商一致的表决数据；对缺席现象的关注不足；难以克服议程变化的影响；表决数据的信息有限；单一维度的不充分问题。为避免数据估计结果与相关推论出现偏差，现阶段实际应用联大表决数据及其相关数据指标应注意以下事项：对理想点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妥善处理弃权票记录；恰当筛选表决数据；探索新类型的联大数据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改变，美国政府的“退群”政策将有所改变。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与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日益扩展，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提高。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与国家间外交立场相似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各国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国家间外交立场的接近。本研究尝试挑战这一论点，将对象国的政体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一国政体类型与对华贸易依赖度对两国外交立场距离的交互作用。本文整理了191个联大投票参与国1992—2018年的面板数据并构建了统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国对华贸易依赖度与国家间外交立场相似度之间并没有稳健的作用关系。并且，相比于其他政体类型的国家，在相同贸易依赖度水平上，西式民主国家更倾向于采取靠近中国的外交立场。同时，政体类型与经贸协定对外交立场相似度也具有正向交互作用，该结果表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政治影响力因对象国政体类型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这一发现可为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是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便持续存在的现象。在目前学界关于奥运问题的研究中，大国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以及影响举办效果的因素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相较单纯经济收益或是国内政治的考量，致力于通过办奥获取国际地位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从国际地位的两重性以及奥运会作为承载和平合作规范的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入手，认可追求国际地位是大国举办奥运会的首要目标的观点，但认为这样的认知仍需在地位两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新兴大国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释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信号，显示和平崛起的意愿，进而获得大国地位的社会性认可；但出现实力衰退的既有大国却难以借助举办奥运会扭转衰落的国际印象，进而捍卫原有的地位认知。本文通过两组四个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举办奥运会只能解决国际地位中社会性维度的认知问题，但无法解决物质性维度的认知问题；同时，大国通过办奥所释放信号的可信度也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办奥与国际地位关联机制的研究，也对大国思考是否以及如何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来获取国际地位具有政策性启发意义。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变量出发，探究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国是国际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大国软硬实力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战略作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融入—变革—塑造”的大战略框架，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联盟异化是霸权同盟国基于“成本－收益”核算，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的调整，表现为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发生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传统安全诉求减少、全球治理等功能性议题不断涌现，而霸权国实力下降、弱化联盟承诺或采取退出外交策略。联盟异化受到来自霸权国、崛起国及系统内其他国家行为的激励，更取决于其自身对联盟的“成本－收益”核算。随着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建制派回归，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将会增强，但面对愈发累积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功能性治理诉求，原霸权同盟国将可能采取议题性追随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异化行为，也会做出防御型抱团、区域化对冲等应急反应，系统内其他国家亦然。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4—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时，片面强调崛起国或主导国随实力接近而线性升高的冲突意愿，却忽视因势均力敌而下降的冲突预期收益及其对冲突意愿的抑制。权力转移节点附近是两难的冲突决策，而这被过度简化。本文认为，危机的反复爆发促使国家建构起关于自身所处窗口期的信念，而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则可能在不改变行为体对窗口期基本属性既有判断的同时，在行为体的战略认知中构建一个内嵌于基调窗口期的异质性窗口期，进而形成关于复合窗口期的战略判断。复合窗口期的持续时长、脆弱期和机遇期的复合方式、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及其不等价值将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脆弱期中嵌入高度偶然的珍贵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突现严重危害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都将使得大国决策时的效用计算结果明朗化，并激发大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促使其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为例对复合窗口期理论进行了验证。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能够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对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研究发现，地区性霸权的确对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起到稳定作用。在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时，首次出现先后由诸夏国家中的霸权国齐、晋领导的霸政体系。历史事实证明，晋国作为霸权国长期领导这一体系，维系了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的相对稳定。晋国的准单极实力是晋国霸政时期春秋国家间体系稳定的根本原因，晋国的地缘位置对维系体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诸夏联盟制度能够增加霸权国行使霸权、维护体系规则的合法性，并减少霸权国领导成本，对维系体系稳定发挥着辅助作用。随着晋国因内部分裂而瓦解，春秋时代相对稳定的晋国霸政体系走向解体，大国兼并战争频发，鲸吞蚕食取代霸权稳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国历史进入相对动荡的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