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为什么近年美国政府执意采取强硬对华政策，使两国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既有研究普遍基于整体主义视角，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强调“安全困境”“霸权之争”“理念分歧”是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的主要原因。然而，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国内政治逻辑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通过分析总统、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利益集团和美国公众的个体利益诉求，从国内行为体视角理解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助于探究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国内政治动因。囿于美国联邦立法机构内部的党派斗争，总统与国会难以缓解愈演愈烈的社会经济矛盾，试图通过污名化中国的方式转移国内注意力，从而暂时掩盖国家治理困境，实现提振支持率的目标；在政治精英误导下，美国公众舆论认为中国崛起威胁美国经济安全，选民排华情绪持续升温；同时，美国利益集团获益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豁免，对中美战略竞争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些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施压，并不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后果。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国内主要行为体的个体利益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存在尖锐矛盾，尽管中美合作仍整体上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然而，在不同国内行为体的个体利益驱动下，总统、国会两党、利益集团和公众共同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全面强硬对华政策。

如何理解领土诉求的结束？鉴于领土问题的重要性，领土诉求的存在会对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因此，了解影响领土诉求结束的因素，对于妥善处理仍未解决的此类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关注领土完整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的作用。领土规范强调国家不得以武力方式改变领土现状，它虽然显著地减少了领土战争的爆发，但也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领土战争的减少，使得相关国家失去了一个了解对方的实力、决心以及在领土议题上是否存在可信承诺问题等彼此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这类信息的缺失进而会阻碍两国之间领土诉求(以双边谈判方式)的结束，基于相关数据的一系列统计分析支持这一观点。本文既提示我们应以更审慎的态度看待包括领土规范在内的各行为规范之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对如何妥善解决现存的领土诉求具有启发性。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摇摆州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源于“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选举中的小比分胜利频发，两党均无力组建稳定的全国性选民联盟，摇摆州的重要性大幅提高。本文在定义和归纳21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摇摆州内实为一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两党制，少数党实力强大，以至于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在选举中胜出。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改变主要形成于两个方面：第一，州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第二，州内选民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当前美国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因拉美裔移民大举涌入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地带”，以及因制造业工人政党认同改变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种种迹象表明，“铁锈带”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摇摆，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政治走向取决于其州内经济状况；未来“阳光地带”可能会出现更多摇摆州，并逐渐成为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核心地带。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主要原因。现有理论没有充分讨论上述两个基本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结盟大国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提出，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解释其是否履行联盟承诺的必要条件。本文选择了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经验现象，检验了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对其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选择了1936年法国背弃法苏同盟承诺和1939年意大利履行德意同盟承诺两个案例，作为控制变量和理论检验的经验基础。依据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本文提出，1936年英法结盟的前景是法国背弃对苏联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而1939年除德国之外意大利没有再结盟选项是其履行对德国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分析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与其是否兑现对联盟承诺的关系，有助于权衡当前中俄结盟前景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不对称联盟中存在安全利益与自主利益的交易，一般而言，小国通过让渡自主利益而获得安全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当大国盟友构成小国的安全威胁时，小国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下降，追求自主利益的动力将上升。那么，当联盟内部威胁和联盟外部威胁同时存在时，小国的自主利益将如何变化？本文提出，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将决定小国对自主利益的选择。如果存在，小国将选择在现有联盟中追求更多自主利益，甚至退出联盟，转而通过联合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双重威胁；如果不存在，小国更可能选择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来缓和大国盟友的威胁，并换取持续的安全利益；而小国对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的选择会受到两种威胁的共同限制。本文以冷战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联盟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在同时面临美国霸权威胁以及苏联可能的入侵威胁时，罗马尼亚未能找到可靠的第三方力量，最终不得不选择向苏联求和，通过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换取苏联的让步和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同时面临印度这一联盟外部威胁，以及由美国支持印度带来的联盟内部威胁时，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可靠的安全援助承诺，美巴联盟由此在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实质性破裂。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时，片面强调崛起国或主导国随实力接近而线性升高的冲突意愿，却忽视因势均力敌而下降的冲突预期收益及其对冲突意愿的抑制。权力转移节点附近是两难的冲突决策，而这被过度简化。本文认为，危机的反复爆发促使国家建构起关于自身所处窗口期的信念，而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则可能在不改变行为体对窗口期基本属性既有判断的同时，在行为体的战略认知中构建一个内嵌于基调窗口期的异质性窗口期，进而形成关于复合窗口期的战略判断。复合窗口期的持续时长、脆弱期和机遇期的复合方式、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及其不等价值将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脆弱期中嵌入高度偶然的珍贵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突现严重危害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都将使得大国决策时的效用计算结果明朗化，并激发大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促使其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为例对复合窗口期理论进行了验证。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从国际体系因素能否充分解释外交政策的问题出发，本文分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常见但又极端的观点。本文指出，外交政策的解释同时需要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层次的要素，外交并不是内政的简单延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国内政策的解释同样需要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有机统一，共同促进国家发展、提升国际地位？本文认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基于位置现实主义，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整体利益是谋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为外交和内政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基本依据。

水对于地区秩序的变化具备潜在的影响力。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资源，水不仅可以影响一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而且可以影响地区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互动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就不同地区而言，水对于地区秩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本文通过针对性案例展开论证，展示了水可以引发一国社会秩序的动摇和地区原有秩序的变革，进而推动传统权力政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影响地区认同和行为规范的建构，由此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发展。通过研究水与地区秩序变化存在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和大国地位优势，从观念、利益和能力三个维度，提升构建地区秩序的能力，增强主导地区水域事务的主动性。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安全战略范式大幅转换的现象。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学术界大致形成了“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四种解释，但它们的解释力都相对有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转换发生的三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通过验证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案例，可以发现，“中原王朝”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和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其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会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若“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中原王朝”会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是指大国在国际上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它往往是在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被牵连”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而是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何使国际战略资源投入的减少不带来战略风险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压力，并采取了看上去有很大差异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美国战略收缩过程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平时期世界大国的有限战略收缩及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

本文从东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出发，探讨了东南亚地区在中美竞争格局下如何形成战略均衡的问题。本文指出，东南亚地区形成的中美竞争格局是一种地区大国和体系大国在地区层面形成的相互竞争格局，它不同于两大体系大国在第三地区的霸权之争，也不同于同一地区两个大国的地区领导权之争。在中美竞争格局下，原有的划分势力范围、离岸平衡、权威分散机制都难以发挥作用，第三方受损机制将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形成战略均衡。第三方受损机制指的是当一大国推动第三方反对另一大国，其作用力越大，第三方为了规避利益受损，越容易对另一大国采取战略协调与合作，战略均衡从而得以维持。大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个“战略均衡的悖论”，越着力于打破战略均衡，越容易形成地区的战略均衡。在东南亚地区的中美竞争格局下，地区战略均衡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一研究发现对思考我国的地区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并存的国际体系中，拨开战争迷雾、缔造和平进程，既要避免反应过度还要防止反应不足，寻求有效路径来应对外部环境的战略不确定性挑战，是大国崛起进程中能否实现化敌为友、降低战略透支风险的重要考验。本文拟解决的核心议题是：揭示战略不确定性影响安全困境的因果机制。这里将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主要聚焦于战略对手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将威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安全困境则是因变量。衡量互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三个指标是：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权力转移、大国战略行动。威胁预期主要是由互动双方战略目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性和威胁反馈模式构成。威胁预期主要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通过因果漏斗、回音壁效应和镜像反应三个传导机制可能会产生夸大威胁的效果。实证检验选取近代英国延缓霸权衰落的大战略进程作为过程追踪的案例，分析其在1853—1922年分别与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战略互动中，如何应对战略不确定性，彼此如何塑造了威胁预期，进而形成不同效果的安全困境。只要国际体系尚未被康德文化主导，管控安全困境烈度的现实选择就是构建战略稳定机制。

不同领域的学者持续研究、探讨和评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文首先讨论了修昔底德关于国际政治的见解，并且详细介绍了他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出的持续贡献。其次，本文回顾了有关修昔底德研究的三部著作。其中包括一部重要文集，这部文集内容丰富，许多最新研究文献被囊括其中。另外一部作品炙手可热（但错误严重），该书试图借古抒今———警告中美两国已经不经意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暗示这将导致一场双方不愿看到的灾难性战争。本文认为，正如上述作品所展示的那些思考一样，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具备严肃探讨修昔底德思想的能力，认真研读并且慎重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将使学者从中受益。然而，大量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品未作仔细推敲，结论过于武断，这是目前相关研究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主权国家被视作唯一的行为体，而较少有学者用案例比较方法探讨存在非国家行为体的非等级制国际体系的运行逻辑。这类国际体系源于等级制崩溃后，体系内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多样化的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不断调整自身的观念、制度与战略，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谋求生存和壮大。高强度竞争的结果是幸存的行为体都会朝着领土主权国家的方向实现趋同演化，反之则会受到系统的惩罚甚至遭到淘汰。具体而言，上述演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变异，即行为体在观念上意识到等级制的崩溃与无政府状态的到来，开始形成主权意识。第二步是选择，行为体会在内部进行国家构建，包括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实施稳定非掠夺型的治理和在军事上实行财政军事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外扩张以汲取重要的生产资料。文章用从汉末到三国的“国际”体系和从宗教改革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期间的欧洲国际体系来检验上述演化机制，发现尽管存在时空情境的差异，但是从变异到选择的趋同演化机制仍然是一致的，即胜出者都会向近似于领土主权国家的形态演化。

当规范遭受权力挑战时，具有何种特征的规范能呈现更强生命力？有无规范韧性是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规范韧性的衡量，关键在于价值争议性与内容清晰性两个维度。前者评估规范的国际认可程度，与国际观念网络对规范的支持密切相关，后者聚焦于规范内容是否定义精确、边界清晰，二者都关乎权力对规范的挑战方式与挑战成本。只有当规范同时体现为低价值争议性与高内容清晰性时，才具有规范韧性，更能够抵御权力挑战。反酷刑规范具有规范韧性，对酷刑实施的场景与条件限制严格，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其规范价值的一致认可。因而，即便布什政府投入了较多权力资源用于挑战这一规范，最终却不得不在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多重压力下，重新回归遵守规范的立场。反酷刑规范并未因权力的挑战而衰亡，依然具有生命力。与之相对比，保护的责任规范却由于其内容含义松散、价值争议性高，不具备规范韧性。在遭遇权力挑战后，生命力受到削弱。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大国自身的策略选择。在崛起国处于域外霸权国干预和域内大国竞争的情形下，本文分析了崛起国的崛起路径。笔者认为，在上述模式下，大国实现崛起，一方面要成功处理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采用威慑、妥协等组合策略规避、瓦解对抗联盟或化解两者单独进攻的制衡；另一方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经营好崛起所依托的周边地区。本文以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为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对当前中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本文以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藩属关系为案例，分析了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深化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等级制的理解。既有文献对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理解得不够全面。等级制的生成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重要的自变量之一，权力因素与文化因素缺一不可，且同时作用才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较高等级关系（即藩属关系）生成的必要条件。本文以朝鲜半岛国家与明朝初年的关系为案例检验上述观点，明朝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阻止了朝鲜半岛国家与另一个政权北元之间过从甚密，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惩罚朝鲜半岛国家的不敬行为，同时通过儒家文化和礼制来使得自己的权威变得具有正当性。当然朝鲜选择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也有自己的考量，即希望以此提高其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以及保证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合法性。由此，本文对于中国崛起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启示是，中国应该“德威并重”，在增加对周边国家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以提升对周边国家的权威与合法性；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崛起。

不确定性状态下的决策一直占据着外交政策分析的核心位置，而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则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然而，风险偏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长期以来存在着概念和理论上的混乱，限制了我们对于风险决策过程的理解。因此，本文在厘清关键概念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理解决策者风险偏好的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将现有研究所发现的影响风险偏好的因素整合起来，并详细讨论各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将决策者风险偏好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基准偏好形成阶段、风险认知阶段和最终决策阶段。尽管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在每个阶段受到不同的因素组合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风险偏好是决策者个体特征、决策情境和情绪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解每个阶段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对于我们还原外交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来说至关重要。

在俄乌危机自2021年3月开始升级至2022年2月下旬全面爆发为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俄方提出的以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保障问题，于2022年1月中旬连续开展了三轮谈判。谈判过程中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俄罗斯为什么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国际谈判过程理论作出必要拓展的基础上，尝试提炼一种分析国际谈判的信息测试视角，即认为：通过参与谈判获得有关谈判方的信息是国家参与谈判的重要目标，其大体遵循“一国做出特定行动—观察相关他国的反应—根据他国反应解读所需信息”这样一个过程。从信息测试的角度出发，俄罗斯推动和参与谈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参与谈判测试特定信息。具体而言，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中测试了如下信息：(1)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强制外交有用，但作用有限；(2)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具可行性，采取军事手段不仅是必要的，或许也必须这样做；(3)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不一致与行动不协同；(4)俄罗斯所追求的大国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蔑视而非承认。上述信息的获得，对俄罗斯的后续决策行为，包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

印度长期尊奉“不结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然而，近年印度与不结盟运动明显拉开距离，与美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则明显升级。印度是否已放弃不结盟政策？印度还是不是不结盟国家？这是当前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印度外交和大国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发现，印度外交从未囿于不结盟原则，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灵活选择结盟或不结盟，即便是在印度高举不结盟大旗的冷战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与苏联仍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调整存在两个突出的规律性现象：一是，这种政策调整都与超级大国和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二是，当印度偏离或背离不结盟政策时，新德里都恰好有政治强人在执政。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印度的影响和作用因其崛起步伐加快也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准确把握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本质与走向，无论对预测印度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还是对预测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4—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