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美国自2017年底开始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联合盟国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这种联盟遏华战略的效果存在国别差异。本文基于美国48个盟国2018—2021年的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美国盟国与中国和美国相对关系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对盟国的拉拢和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在特定条件下，这两个因素反而会促进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盟国积极开展的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相对改善与其的关系，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几乎一定不会改善。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中国与那些被美国积极拉拢但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的关系。对于那些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但美国对其拉拢力度也较小，或者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较高的美国盟国，中国对其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盟国战略、更有效地缓解甚至化解外部战略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后不久，享受单极时刻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仅坚持了不到一年的强硬对华立场，就转向温和的中国政策。对此，既有研究多从美国角度作出解释，没有充分关注中国在这次政策转向中的作用。本文指出，这次政策转向是中国开展对美释疑外交的结果。释疑外交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战略释疑的一种方案，特指释疑国通过言行一致、不可逆转甚至公开可见的行为方式，清晰作出有说服力的合作承诺，据此取信对象国决策者并促成合作的外交沟通策略。通过保证承诺清晰度和说服力，释疑国不仅可以规避恶意归因，还能在对象国内动员起足够多的政治支持，推动对象国执行合作政策。克林顿上任初期，中国政府正是通过清晰作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稳定中美关系的合作承诺，动员起原本怀有疑虑的美国战略界和商界人士的政治支持，据此说服当时的美国政府逆转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回顾中国对美释疑的历史经验，对处理当下中美关系的严峻局面也有所启示。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变量出发，探究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国是国际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大国软硬实力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战略作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融入—变革—塑造”的大战略框架，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开拓的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界定路径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基石，但其描述的制度间功能性互补机制是一种单向度的锁定机制，由此路径界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中的变革。本研究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的改造为切入点，尝试在保留制度互补性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增加对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长周期中时段性与突变性的解释力。理论方面，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明确了制度变革时期的历史关键节点性质。其次，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render complementary）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制度倡议者是关键的变革施动者，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任务。在案例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为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本文的最后使用时段变革理论对当前美国政坛反建制经济方案的兴起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

不对称同盟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就安全与自主进行交换而形成的一类同盟。从理论上讲，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通常希望用更少的自主换取更多的安全保障。但在现实中，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有时会表现得积极谋求自主，有时却又会主动加深对大国的安全依赖。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在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自主性安全政策，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深度依赖大国，现有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此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回答。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创造性地将自主细化为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两类，进而从战略信誉的角度揭示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安全政策的选择规律：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军事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与小国追求政治自主的倾向性呈反比。当盟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和敌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都低时，小国会同时追求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当盟国和敌国的战略信誉都高时，则小国会同时强化对盟国的军事和政治依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通过考察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和卢武铉四个时期韩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选择，验证了上述假设。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网络空间攻防理论的传统解释认为，网络空间的攻防关系是进攻占优，即在国际网络空间中，网络攻击的发起国占据先发优势，目标国则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然而，这一理论既无法解释国家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网络战争的原因，也难以解释为何网络攻击的目标国往往不选择妥协和让步，以及网络攻击产生的实际效用也仍然有限的现象。对此，网络攻防平衡理论虽然给予了修正，但仍没有摆脱进攻占优的陷阱。本文将在网络冲突的攻防结果维度对主体间的攻防关系进行重构，提出网络冲突的攻防关系模型，认为国际网络冲突主体间存在“攻防制衡”的关系模式。其次，本文通过双边网络事件和争端数据库（DCID，Version 1.1），对“攻防制衡”模式的生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数据检验，得出初步结论。另外，本研究将进一步根据伊朗对沙特的“沙蒙”行动与美国对伊朗的“震网”行动两个案例，对以上假设分别进行证实与证伪。结果表明，网络冲突的严重程度对“攻防制衡”模式的生成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正是“攻防制衡”模式所具有的低烈度特征，才使其成为当前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常态。因此，准确把握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态势，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与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改变，美国政府的“退群”政策将有所改变。

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摇摆州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源于“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选举中的小比分胜利频发，两党均无力组建稳定的全国性选民联盟，摇摆州的重要性大幅提高。本文在定义和归纳21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摇摆州内实为一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两党制，少数党实力强大，以至于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在选举中胜出。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改变主要形成于两个方面：第一，州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第二，州内选民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当前美国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因拉美裔移民大举涌入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地带”，以及因制造业工人政党认同改变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种种迹象表明，“铁锈带”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摇摆，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政治走向取决于其州内经济状况；未来“阳光地带”可能会出现更多摇摆州，并逐渐成为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核心地带。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随着领导人的更迭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调整，不仅导致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波动，还给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体现了较强的延续性，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发生显著变化。如何解释上述差异？本文在选举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不同政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迭将给一国外交政策带来不同的影响。但在政治制度的分类上，有别于“民主—非民主”的传统二分法，本文主张对非民主政体进行细分。本文认为，相对于独裁政体，混合政体国家领导人的国内政治生存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具有更强的动机“劫持”外交政策，为自身的政治利益服务，外交政策因此具备更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更容易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本文建立了1970—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更迭的数据集，同时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测量样本国相对于中国的立场变化，通过定量分析对核心假说进行了检验。之后，通过分析斯里兰卡、越南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对因果机制进行检验。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能够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对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研究发现，地区性霸权的确对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起到稳定作用。在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时，首次出现先后由诸夏国家中的霸权国齐、晋领导的霸政体系。历史事实证明，晋国作为霸权国长期领导这一体系，维系了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的相对稳定。晋国的准单极实力是晋国霸政时期春秋国家间体系稳定的根本原因，晋国的地缘位置对维系体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诸夏联盟制度能够增加霸权国行使霸权、维护体系规则的合法性，并减少霸权国领导成本，对维系体系稳定发挥着辅助作用。随着晋国因内部分裂而瓦解，春秋时代相对稳定的晋国霸政体系走向解体，大国兼并战争频发，鲸吞蚕食取代霸权稳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国历史进入相对动荡的战国时代。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本文从崛起国的国内发展层次出发，检验了崛起模式与诸多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的原因。一方面，内生型崛起方式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内生型崛起方式是通过国家自身的发展来获得权力增长，而不是通过联盟和扩张的方式来获得权力叠加，这避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另一方面，经济优先型的崛起路径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经济优先型崛起路径减缓了崛起对霸权带来的军事冲击，加强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缓解了霸权对崛起的恐惧。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解释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现象。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国际秩序地位包括规则位置和权力位置两个方面，而两种位置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关系。所有国家都希望提升其国际秩序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修正主义国家。一些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另外一部分国家希望提升本国的权力位置，还有一些国家可能希望两者都有所改变。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寻求提升国际秩序地位时，需要遵循实力原则与审慎原则；实力原则意味着需要谋求力所能及的秩序地位目标；审慎原则意味着不过分热衷权力位置以及对规则位置的改变保持谨慎。在讨论国家提升国际秩序地位的具体方法时，论文依据国家现有的不同位置处境，提出了选择不加入或者退出现有机制、另起炉灶建设新的规则、联合其他同样不满意的国家以及努力提升本国的实力地位和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具体建议。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性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

近年来一些海外观察家频繁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强势”的崛起国。然而，“强势”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在经验分析中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强势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作出了比较片面的论断，主要聚焦于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细致考察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总体上，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由复杂而显著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得地区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战略介入，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些内外变化的驱动下，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

在俄乌危机自2021年3月开始升级至2022年2月下旬全面爆发为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俄方提出的以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保障问题，于2022年1月中旬连续开展了三轮谈判。谈判过程中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俄罗斯为什么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国际谈判过程理论作出必要拓展的基础上，尝试提炼一种分析国际谈判的信息测试视角，即认为：通过参与谈判获得有关谈判方的信息是国家参与谈判的重要目标，其大体遵循“一国做出特定行动—观察相关他国的反应—根据他国反应解读所需信息”这样一个过程。从信息测试的角度出发，俄罗斯推动和参与谈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参与谈判测试特定信息。具体而言，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中测试了如下信息：(1)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强制外交有用，但作用有限；(2)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具可行性，采取军事手段不仅是必要的，或许也必须这样做；(3)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不一致与行动不协同；(4)俄罗斯所追求的大国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蔑视而非承认。上述信息的获得，对俄罗斯的后续决策行为，包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

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处于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在参与战略竞争时，既致力于平衡控制成本与赢取优势的双重目标，又需要考虑竞争对手、国际盟友、国内民众等多重观众的认知，在塑造自身竞争姿态时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印象管理模式。既有研究难以同时解释：此类情境下的大国为何有时倾向于向竞争对手展示克制，有时偏好于向竞争对手彰显决心。本文认为，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程度与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程度影响大国对战略失衡风险偏于收缩过度还是竞争失控的判断，进而塑造着大国在展示克制与彰显决心之间的印象管理策略取舍。另外，当针对不同观众的信号释放出现矛盾时，大国还可向竞争对手开展私下的印象管理以规避其他观众的干扰。通过对英国(1902—1912年)、法国(1925—1938年)、美国(1969—1979年)三段历史时期的6个子案例的经验研究，研究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鉴于美国正在实施有限战略收缩与适度对华竞争，总结大国印象管理的规律将有助于研判美国对华竞争姿态。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特朗普退出或者威胁退出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一个国家战略信誉下降自然使得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其同盟弱化。特朗普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给美日、美韩同盟带来的冲击小，给北约带来的冲击大。本文认为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其被剥夺感的强弱，进而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而同盟结构则不仅影响盟国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能力。盟国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了其采取的行为的挑战性程度，从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的程度。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战略互动，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逻辑。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不确定性状态下的决策一直占据着外交政策分析的核心位置，而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则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然而，风险偏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长期以来存在着概念和理论上的混乱，限制了我们对于风险决策过程的理解。因此，本文在厘清关键概念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理解决策者风险偏好的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将现有研究所发现的影响风险偏好的因素整合起来，并详细讨论各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将决策者风险偏好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基准偏好形成阶段、风险认知阶段和最终决策阶段。尽管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在每个阶段受到不同的因素组合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风险偏好是决策者个体特征、决策情境和情绪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解每个阶段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对于我们还原外交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来说至关重要。

安全伙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21世纪以来，美俄在中东建立了各自主导的差序化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通过政治杠杆和经济杠杆激励伙伴国提供援助，但中东安全伙伴国与美俄价值观差异甚大，各自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取向。本文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视角出发，提出维护政权安全是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出发点，中东国家与美俄安全伙伴的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是各国选择不同政策的主要考量。受这两个变量的影响，美国在中东的12个安全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的4个安全伙伴国执行了“积极制衡”“消极制衡”“积极追随”“消极追随”“对冲”五种政策。中东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同域外大国越一致，就越有可能坚定支持后者；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越是错位，中东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对冲”政策。根据各国提供道义支持和行动支持的差异性，可以将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分为“亲俄反美”“亲俄不反美”“亲美不反俄”“不亲美也不亲俄”“亲美反俄”五类，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异化趋势——安全伙伴的强化、固化和退化。

从澳中关系发展历程来看，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澳大利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以“接触”和“平衡”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为何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并逐渐走上了同中国对抗的道路？本文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党政治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联盟党和工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传统和偏好、两大政党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共同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而主流政党之外的小党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政党政治在“一带一路”和“中国渗透论”等问题上对澳中关系造成的冲击。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