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方法论的支撑是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样本统计法。基于密尔逻辑的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二是案例数量的非充沛性。在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具有逻辑真值表的布尔法，可以识别出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但是，布尔法只能处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有鉴于此，西方学者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详细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比较案例分析、布尔法到fsQCA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各种方法的使用界限与优缺点，阐述了fsQCA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则。作为一种中等数量样本的比较方法，fsQCA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案例的处理也更加多样，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大国自身的策略选择。在崛起国处于域外霸权国干预和域内大国竞争的情形下，本文分析了崛起国的崛起路径。笔者认为，在上述模式下，大国实现崛起，一方面要成功处理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采用威慑、妥协等组合策略规避、瓦解对抗联盟或化解两者单独进攻的制衡；另一方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经营好崛起所依托的周边地区。本文以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为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对当前中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主权国家被视作唯一的行为体，而较少有学者用案例比较方法探讨存在非国家行为体的非等级制国际体系的运行逻辑。这类国际体系源于等级制崩溃后，体系内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多样化的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不断调整自身的观念、制度与战略，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谋求生存和壮大。高强度竞争的结果是幸存的行为体都会朝着领土主权国家的方向实现趋同演化，反之则会受到系统的惩罚甚至遭到淘汰。具体而言，上述演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变异，即行为体在观念上意识到等级制的崩溃与无政府状态的到来，开始形成主权意识。第二步是选择，行为体会在内部进行国家构建，包括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实施稳定非掠夺型的治理和在军事上实行财政军事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外扩张以汲取重要的生产资料。文章用从汉末到三国的“国际”体系和从宗教改革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期间的欧洲国际体系来检验上述演化机制，发现尽管存在时空情境的差异，但是从变异到选择的趋同演化机制仍然是一致的，即胜出者都会向近似于领土主权国家的形态演化。

特朗普退出或者威胁退出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一个国家战略信誉下降自然使得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其同盟弱化。特朗普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给美日、美韩同盟带来的冲击小，给北约带来的冲击大。本文认为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其被剥夺感的强弱，进而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而同盟结构则不仅影响盟国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能力。盟国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了其采取的行为的挑战性程度，从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的程度。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战略互动，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逻辑。

水对于地区秩序的变化具备潜在的影响力。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资源，水不仅可以影响一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而且可以影响地区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互动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就不同地区而言，水对于地区秩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本文通过针对性案例展开论证，展示了水可以引发一国社会秩序的动摇和地区原有秩序的变革，进而推动传统权力政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影响地区认同和行为规范的建构，由此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发展。通过研究水与地区秩序变化存在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和大国地位优势，从观念、利益和能力三个维度，提升构建地区秩序的能力，增强主导地区水域事务的主动性。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复杂决策带来变革的可能。尽管专家知识和判断仍将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基于客观数据和计算的判断将有可能让决策变得更加科学。计算社会科学有两大技术路径：一是以“模仿”(imitate/mimic)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以“模拟”(simulate)为基础的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技术。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机器学习与ABM技术的结合。根据计算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需要超越“大数据计算”思维，采取“全数据计算”思维，根据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确立不同的数据需求组合，而不是让数据量或者来源来决定研究问题。鉴于计算社会科学对决策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决策计算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美欧理论为主导，近年来日益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特点。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而言，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经验基础。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努力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实践，也可以使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和视角更加丰富，真正反映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对外政策研究最初以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为目的，被称为比较对外政策；后来转变为探讨影响对外政策的不同变量及其与政策结果关系的分析模式，并在不同模式的指导下分析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被称为对外政策分析。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包括不断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是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融合，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紧扣对外政策实践，增加理论模式的政策价值；摆脱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北美偏见”，把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研究和分析视野中，建立一个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中国的对外政策自然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关注的焦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要抓住这个重要的机会，为建立更具普遍意义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目前学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分析大多从体系层次入手，即从大国政治与权力转移的角度论述中美战略竞争的必然性。本文则主要从美国国家层面出发，首先从逆全球化趋势以及中美实力对比两个方面分析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而从美国国内政治、时间视野、收益衡量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原因及其背后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本文认为，美国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确立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期视野转向长期视野，收益衡量方式也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收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以便作出更有力的诠释，最终结果显示主要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模型。第一，在“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中，英帝国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非洲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第二，“弱政治社会”模型则基于不成功的宪制设计这一关键机制：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独立后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后殖民时代政治体制设计失败的主因。

近年来，军用人工智能成为国际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核心议题。一些安全专家和决策者认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的先行者优势十分明显和持久，这种认知缺乏理论和实际证据支撑，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本文按照先行者优势传递的逻辑建立了一套分析框架，并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竞争中的先行者优势进行理论分析和探究。本文发现，先行者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不同具体领域中都具有优势，优势的持续时间并不相同，但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呈现“赢者通吃”的趋势。因此，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竞争在不同领域中烈度不同，并且其结果都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决定性。对先行者优势的客观评估有利于逐渐发展对军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管控。

不对称联盟中存在安全利益与自主利益的交易，一般而言，小国通过让渡自主利益而获得安全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当大国盟友构成小国的安全威胁时，小国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下降，追求自主利益的动力将上升。那么，当联盟内部威胁和联盟外部威胁同时存在时，小国的自主利益将如何变化？本文提出，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将决定小国对自主利益的选择。如果存在，小国将选择在现有联盟中追求更多自主利益，甚至退出联盟，转而通过联合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双重威胁；如果不存在，小国更可能选择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来缓和大国盟友的威胁，并换取持续的安全利益；而小国对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的选择会受到两种威胁的共同限制。本文以冷战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联盟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在同时面临美国霸权威胁以及苏联可能的入侵威胁时，罗马尼亚未能找到可靠的第三方力量，最终不得不选择向苏联求和，通过让渡更多自主利益换取苏联的让步和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同时面临印度这一联盟外部威胁，以及由美国支持印度带来的联盟内部威胁时，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可靠的安全援助承诺，美巴联盟由此在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实质性破裂。

战略节奏是指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动。战略节奏首先取决于战略目标，其次取决于决策者对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崛起国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战略节奏问题，因为国家的崛起历程漫长。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动态执行战略以适应战略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变化。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均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该国战略节奏将是适当的。当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发生失误时，该国可能出现战略节奏过快、过慢或时快时慢的情况。对战国时期的秦国、魏国和楚国战略节奏的研究结果表明：战略节奏适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之路比较顺利；战略节奏不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会遇到较大的挫折甚至崛起之路被中断。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中，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面临着诸多的压力与挑战。为了探究国家形象形成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根源，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展开分析。研究对称地设计和实施了针对中美两国网民的问卷调查。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我们重点考察了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和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好感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两国受访者对日本、俄罗斯、朝鲜三个重要国家的好感度，从而分析这三国的国家形象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媒体信息接触、政治知识或信息储备对个体有一定的影响，但国家形象仍然具有稳定的、差异化的政治心理基础。特别地，个体的基本政治认知图式会和国家形象产生明显的匹配效应，即偏爱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的民众会更喜欢崇尚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于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联盟异化是霸权同盟国基于“成本－收益”核算，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的调整，表现为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发生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传统安全诉求减少、全球治理等功能性议题不断涌现，而霸权国实力下降、弱化联盟承诺或采取退出外交策略。联盟异化受到来自霸权国、崛起国及系统内其他国家行为的激励，更取决于其自身对联盟的“成本－收益”核算。随着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建制派回归，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将会增强，但面对愈发累积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功能性治理诉求，原霸权同盟国将可能采取议题性追随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异化行为，也会做出防御型抱团、区域化对冲等应急反应，系统内其他国家亦然。

如何理解领土诉求的结束？鉴于领土问题的重要性，领土诉求的存在会对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因此，了解影响领土诉求结束的因素，对于妥善处理仍未解决的此类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关注领土完整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的作用。领土规范强调国家不得以武力方式改变领土现状，它虽然显著地减少了领土战争的爆发，但也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领土战争的减少，使得相关国家失去了一个了解对方的实力、决心以及在领土议题上是否存在可信承诺问题等彼此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这类信息的缺失进而会阻碍两国之间领土诉求(以双边谈判方式)的结束，基于相关数据的一系列统计分析支持这一观点。本文既提示我们应以更审慎的态度看待包括领土规范在内的各行为规范之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对如何妥善解决现存的领土诉求具有启发性。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走过30年(1991—2020年)的学术历程，这30年的学术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十年期，即创生期(1991—2000年)、起飞期(2001—2010年)和平台期(2011—2020年)，而且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学术发展特征，总体上可分别概括为除旧布新(创生期)、开放包容(起飞期)和比较转向(平台期)。回首过去，该研究领域一度吸引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关注，催生过一批批内容丰富且不乏新见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同时也为一届届研究生学子提供过激动人心的新鲜主题，已经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展望未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需要确立全球视野，积极践行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并结合实践不断创新，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同步发展繁荣。

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是指大国在国际上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它往往是在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被牵连”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而是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何使国际战略资源投入的减少不带来战略风险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压力，并采取了看上去有很大差异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美国战略收缩过程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平时期世界大国的有限战略收缩及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4—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

海洋控制是国家扩大战略利益、获取空间的重要途径。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催生的密集航运网络遍布全球，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塑造着世界海洋安全秩序。相较于战争时期由军事需求主导的海洋防务战略安排，和平时期各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海洋安全秩序的背景下制定本国海洋防务战略是本文关注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表征指标，基于1950—2011年世界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军军力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全球海洋防务优先级总体呈现“西降东升”的发展态势；普通商品贸易联系在“贸易和平论”预期下降低了海军优先级，能源贸易联系则基于现实主义逻辑导致海军优先级提升。随着时间推移，海洋空间所受到的自由主义影响逐步减弱，而现实主义色彩不断增强。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欧洲和亚洲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对美国的依附性最强，但该关系与区域地缘环境相关：亲美国家在区域地缘环境稳定时，会采取对美国“搭便车”或“战略跟随”的海洋防务策略；当区域地缘环境恶化时，则会降低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依附性，通过“自力更生”或“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策略来提升本国海洋防务的主动性。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近年来一些海外观察家频繁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强势”的崛起国。然而，“强势”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在经验分析中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强势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作出了比较片面的论断，主要聚焦于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细致考察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总体上，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由复杂而显著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得地区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战略介入，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些内外变化的驱动下，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

近年来，经济制裁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经济制裁的研究不断增多深化，但对制裁周期中最后且重要的一环——制裁结束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依托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海伦·米尔纳分析国内政治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制裁结束的综合理论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提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两个核心变量。如果制裁双方实力差距大、发起方解除制裁的国内政治成本低，那么制裁易于结束；反之，制裁则趋于延续。本文选取美国对苏联战略禁运(1948—1991年)、美国对苏联谷物禁运(1980—1981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核制裁(1998—2001年)以及美国对朝鲜核制裁(1993年至今)4个案例对理论进行检验，详细展示了实力差距、国内政治成本对制裁结束的影响机制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