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之路的确立与逐步完善，不仅取决于国内战略部署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成功的国际作为，是为密切结合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真谛之所在。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崛起之路与国际秩序变革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促成稳定的国际秩序，被视为大国取得真正成功的重要标志。^①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必须回答的战略和外交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和参与重塑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观察中国崛起效应的重要标尺。

国家兴衰、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是当前推动世界变革的三大动力。国家兴衰亘古有之，是形成和塑造世界面貌的根本动力，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相辅相成，推动了大国兴衰的步伐，改变了国家兴衰的形式。全球化发展导致新的国家兴衰，推动着地区合作进程。全球化改变着世界体系的运作规则，使得既有国际秩序的“民主赤字”愈加凸显，既给各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必然产生破坏性力量。国家既有参与全球化的渴望，又有着鞭长莫及的恐惧，各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时代，各国的繁荣只有在其所属地区的整体共同繁荣之中才能得到保障。基于此，地区合作向着一体化的方向转化，地区一体化愈发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各国的秩序目标上，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建设均体现出重要价值。有鉴于国家主体性的彰显、地区一体化的加强和全球治理的深入，国家改革、地区合作和全球治理促动多元并存，新的秩序建设逻辑正在生成。

中国崛起被视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其未来战略走向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引动着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2005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新的国际秩序构想，“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淡化了持续30余年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议，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之后新的政策导向，并以“和谐世界”作为标志性诉求。然而，2010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走向更为敏感，随着中国新的大战略框架的逐步显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国际制度的构想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是否正在试图改变既有国际秩序而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乃至挑战者，成为国际社会观察和看待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尺。

本文从国家实力、国际目标、战略设计三个主要变量出发，探究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重点剖析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以来，中国如何确立和丰富和平发展道路框架，如何以此为基础在国际秩序构建方面提出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并进而付诸实践。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共有观念形成的结果，国际秩序兼具稳定性与变革性的特征；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必然就如何重塑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改革开放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提供了持久的动力，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力在提高；中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重要的国际秩序塑造者，中国参与国际秩序重塑的主要路径是，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尝试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此为基础积累国际秩序重塑的经验，并将重点放在地区秩序的重构上，逐步加强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

国际社会中的“秩序”（order）指的是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它们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和平解决争端等集体目标。^①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秩序指的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②“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的是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等。

国际秩序多指国家间秩序，而“世界秩序”（world order）所关注的不仅是国际秩序，还包括国家内部的秩序以及涵盖了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的世界政治体系的秩序。^③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由国家构成的秩序，后者强调其他行为体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认为，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建立和睦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规范行为的规章准则，是合理解决争端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状态。^①

世界秩序是延续人类社会生活主要目的的安排，因此将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没有终点。“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则是更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含着国际秩序、世界秩序所关涉的范围，亦将生态环境保护等低度政治（low politics）层面纳入其范畴，进一步将国际治理概念贯穿其中，强调秩序的整体性、全球性、复合相互依赖等特征。

鉴于国际社会仍将处于民族国家时代，我们的分析都是以国际秩序为出发点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之下，全球治理的趋势正在显现，将世界秩序乃至全球秩序作为分析的依归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实际上，关于秩序的既有分析，多是将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一并研究，并未着意探究二者的不同。由于各国都生活在民族国家体制之中，大战之后建立的秩序一般也是国际（国家间）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

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换言之，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即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有无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共有观念的形成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共有观念形成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说，国际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它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制度之争。一方面，鉴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规律，在实力基础上的利益分配、主导观念以及反映三种分配结构与进程（process）的国际制度也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国际秩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制度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至滞后性。新旧秩序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进程与速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后者并不会迅速冲击到既有的结构和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处于这些结构与制度的顶端，故而滞后性也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之一。

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布尔（Hedley Bull）指出，大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秩序，只是因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这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大国也可能采取有助于维持或损害国际秩序的政策。布尔通过分析发现，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在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个问题。世界是不同权力角逐的场所，任何大国都不能在此建立完全符合自己利益的秩序。鉴于此，大国必须避免将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式化和明确化，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满足或部分满足公正变革的要求，必须与二流强国协调维持地区均势。^①

大国是秩序建构和重塑的主角，一般规律是，大国软硬实力的增强导致其利益诉求延展，新的国际目标逐步形成，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进行主导或被动的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其战略作为。20世纪迄今，国际秩序变动频繁，秩序斗争从未停歇，大国竞争也在此展开。在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国家实力是基础条件，而观念变革往往发挥着先导性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地区共同体等理念被提出和逐步接受，而既有的霸权主导观念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思维与创新思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秩序重构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

纵观国际秩序的发展进程，其基础是不相关联的多个地区秩序并存，这些秩序均以一国主导为基本特征。随着全球化的冲击（尤以航海革命为重要表现）和大国兴衰，欧洲地区首先形成了均势性秩序，欧洲各列强因工业革命而领风气之先，在全球拓殖，使得地区秩序向全球经济秩序进而向全球政治秩序扩张，经两次世界大战而最终形成了全球意义上的国家间秩序。当然，全球秩序并未完全掩盖地区秩序的努力（或企图），美国在拉美建立的霸权秩序、苏联在二战期间以及其后在东欧建立的霸权秩序均可证明之。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秩序变动的突出特征是，随着欧洲自强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地区共同体秩序作为一种新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引领着全球秩序变革时代的来临。20世纪90年代迄今，全球秩序的重塑和地区秩序建构的勃兴成为国际秩序建构的突出特征。

纵观古代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统驭世界的力量、影响力或遍及世界的利益，也没有一种国际体系曾经达到全球规模。几个地区秩序并存，其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集中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真正的全球性体系的出现有赖于地理大发现。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诸国强力向外拓展，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到19世纪中叶，当中国也被殖民体系所触及之际，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产生了。工业革命、运输革命、通讯革命等相继而来，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最终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政治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承认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日后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奠定了最原始的政治基础。而值得注意的是，造就这一国际秩序的基础条件就是欧洲均势秩序的形成并趋于稳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列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各自拥有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略威胁和对外殖民扩张的实力与强烈意愿。大英帝国崛起为世界霸主，同时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为亚洲强国。19世纪后半叶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列强内外夹击，打碎了传统的东亚地区秩序；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不仅寻求美洲秩序的主导权（以门罗主义为开端），而且开始插手东亚秩序重构（以占领菲律宾和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①欧洲均势秩序因欧陆国家兴衰而急遽变动，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挑战性力量。这些强国通过战争进行互动的结果，就是第一个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出现。它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依托，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为标志。可以说，这一全球性国家间秩序的确立是20世纪第一次新秩序的诉求。一方面，它是理想主义思想实践的成果，代表了寻求世界和平的持久努力；另一方面，它是欧洲国际秩序向全球扩张的延续，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国家间秩序向全球的延续，始终带着浓厚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

鉴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分赃性质及其内在的不平等性，该秩序的不稳定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冲击该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经磨刀霍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突出的现象是，美国具有了世界霸主的实力，却拒绝承担世界霸主的责任，而是伺机攫取世界性利益；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成为列强纵横捭阖、准备战争的最佳借口。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世界人民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战，也代表了资本主义试图利用法西斯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努力。战争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了，而社会主义苏联却更为壮大，这似乎成了如何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难题。

二战结束前后各大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努力，代表了20世纪第二次建立新秩序的诉求。各大国遵循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雅尔塔秩序。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相比，这一国际秩序有了巨大进步，凝聚着世界人民与法西斯极端统治浴血奋战的成果，并增添了社会主义色彩。其进步性体现在，政治上所创立的联合国确认了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经济上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代表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愿望和努力。该国际秩序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向全球的延伸，主权平等原则成为世界通行的原则，将主权平等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是国际秩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该秩序并未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其主要表现就是苏美争霸两极格局的出现，导致世界陷入冷战泥潭达数十年之久。其中，美国巩固美洲地区秩序、苏联确立东欧次地区霸权秩序，是两者争霸的重要基础条件，而社会主义苏联在本质上滑向了帝国主义的泥潭。除此之外，主导东亚安全秩序确保了美国在两强争霸中的地缘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二战之后建立的雅尔塔秩序带有历史包袱是必然的，其不平等性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造就，这一秩序因而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指的是以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秩序，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等。“国际政治旧秩序”指的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秩序。

在看到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缺陷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发生的内在变革。从根本上看，这种变革来源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有快有慢，这不仅取决于其技术、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方式，而且取决于对增加生产与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些地区出现进步的时候，其他地区就相对或（有时）绝对地落后了。^①一方面，信息革命是世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它的出现迅速改变了国际竞争力的对比状况，进一步拉大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改变了战争乃至国家安全的形态，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世界市场经济已经缓和了国际关系。在当今时代，国家最经常是通过经济效率、合作和国际分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通过战争、帝国主义和排他性的经济形式。^②但是，经济相互依赖和相互获益的前景并未消除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贸易并不总是一种维护和平的力量。此外，一些国家的富裕和全球大多数人的贫困造成了世界的巨大鸿沟，成为造成不和的新力量。^①国际秩序的观念、国际机制亦因此进入变革时代。

首先，构成国际秩序基础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战之后，大国兴衰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强盛一时的苏联帝国轰然崩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冲击着既有的全球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西欧国家痛定思痛之后，联合自强成为地区主义加速发展的先锋，通过欧盟的建立和东扩，再次成为推动国际变革的核心力量；日本先盛后衰，在冷战的夹缝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购买”美国的迹象，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陷入了“失去的年代”（lost decades），其政治右倾化搅动着东亚格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崛起为重要的政治力量，^②并提出了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实力格局变化产生的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地区秩序的重构。西欧共同体秩序的建构，领地区合作风气之先，推动了其他地区秩序的重构。其次，随着实力格局的变化，各国提出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利益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南北之间的利益冲突上，也体现在北方国家内部。再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加深，国际合作成为主导性国际行为，而全球治理等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构成国际秩序的主导观念也在悄然变更。经济全球化在构建全球秩序中发挥着双刃剑的功用，相互依赖导致国际竞争冲突更加激烈，而相互依赖本身也成为制裁对方的工具，但它可能会使得各国在处理冲突时采取明智的理性态度，用对话代替对抗。^③最后，国际机制出现悄然变革。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合作，也一直有着建立超国家的世界秩序的冲动，这种冲动导致一系列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规则出现，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化的组织和机构。随着权力分散化和国际治理思想影响的扩大，以及更多国家参与国际机制的制定与完善，国际机制的公正属性也在进一步体现。世界转型的加速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催生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重塑，国际秩序转型日益体现为以多极化为基础，以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共同责任的分担（大国承担重要责任、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为趋向。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国际秩序之争趋于激烈。冷战结束之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其目标是改变自身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之初，发达国家的实力更加强大，力主建立新秩序。美国把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急于利用这一时机构筑一个确保美国领导地位的世界秩序；欧盟国家表明恢复欧洲传统地位的强烈愿望；日本提出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实质上，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世界新秩序是旧秩序的延续和进一步巩固，即利用既有优势地位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通过维持现存国际规则或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将所有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进入21世纪，各国关于秩序建构的重心回落到地区层面，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诸多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地区合作的价值，它们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尤以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为表征）的同时，着力于地区地位的巩固，通过推动地区合作探究全球秩序重构的新路径，并为推动全球变革积蓄力量。^①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此开始了与国际秩序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二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几经变换。

历史上，中国科技曾千余年领世界风气之先，其经济规模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见图1）。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中国儒家社会的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格局。这种格局构成所谓的“华夷秩序”，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可以视之为东亚秩序的雏形。^①这种秩序把中国文化看作是规范现实存在的唯一法则，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朝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它强调“四夷顺而中国宁”，“修文德服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而天下畏之”。中国对“华夷”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②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全，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是一种柔性的霸权秩序。古代中国所建立的地区秩序以朝贡制度为核心，固然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之嫌，但其以文化和贸易手段来维持和平互利的秩序则是可以批判继承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了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将中国强行纳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对主权的维护了。

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随着国际秩序由地区性扩展到全球———其主要标志即为国际联盟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意愿增强了。1916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中国一度对国际联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导致国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才再度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多极世界中现身。^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承担了在远东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任务，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然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支持其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大陆被排除在既有全球性国际制度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中国的战略抉择以及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力量呈现大分化、大组合趋势，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美苏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霸权成为中国主要威胁的背景下，中国再一次调整国际战略，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中国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怀疑并没有立即消除。^①

鉴于参与创立战后国际秩序及被排除在秩序决策之外的经历，中国政府坚决主张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1953年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自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但在中国同这些国家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确认，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这是中国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贡献，也是新中国完善国际秩序原则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次特别联大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第三，世界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应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第五，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等。^②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想办法“另起炉灶”。中国成为大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在对待地区制度上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并表明了继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变革者。中国曾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经历了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其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1985年“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思路。以此为基础，中国走上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崛起之路。在逐步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中国还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制约和国际定位的重要性，逐步把东亚合作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心所在，其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也逐步形成全球与地区并行的态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把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邓小平于1979年12月第一次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了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并强调80年代“反霸维和、祖国统一、现代化建设”三大任务的核心在于把经济建设搞好。1980—1985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达11%，超出了中共十二大的战略预期。邓小平以此为基点，着手调研中国国情，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目标，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构想。^①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国民生产总值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达到人均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第三步就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② 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家总体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国际战略变革的出发点，其主题思想从军事安全、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转到经济建设、人民富强与开放参与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国际局势和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历史契机。苏攻美守的局势逆转，使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由于美国政策的调整，中苏两国同时产生了缓和关系的主观战略愿望，此后经过1982—1989年长达7年12轮的政治磋商，双方在各领域的交往逐渐恢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展，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市场潜力吸引了众多的外来投资者，拓宽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内容，使得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掀起了新的高潮。中国开启并加速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变革时代来临。自此，中国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主动性不断增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大国际战略调整。这次战略调整的基础以观念转变为前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对时代主题的判断首先始于国内共识的培育，并逐步向国际社会公布。1977年邓小平就讲到“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2年讲到“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再次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②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是中国决策者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转折点。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调整、从教条主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战略调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战略调整。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趋向，为国内外战略的总体协调奠定了基础。

这次战略调整以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放弃“一条线”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强调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与此同时，邓小平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了“东西南北”问题，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倡议。

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和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南海争端的思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实力的增强，邓小平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关注的战略重点，并在冷战结束前后率先提出国际秩序建设的命题。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际新秩序建设“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②

随着中国总体战略的调整，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既是引进资金和技术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制度的过程，也是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重要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由于历史积淀因素和现实境况的制约，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体现出经济利益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特征。中国开始强调与国际潮流接轨，着力塑造自身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严格执行者角色。

在此期间，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遵循国际社会的规则，参与主要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再把革命当作变革国际社会的途径，而把广泛参与国际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因此，中国的潜力和市场为国际社会竞相关注，中国也因融入国际社会而成为引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力量，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诸大国关系向好的要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探索遭受重大挫折之际，中国将走向何方？世界为之侧目，更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孤立、促其激变的目的昭然。在这一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逆水行舟，反而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中国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转移的机遇，进一步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

与此同时，面对冷战后的国际纷争，中国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的漩涡中解放出来，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勇气。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部署，中国开始步入持续高速发展期。原定于2000年实现的翻两番战略目标提前5年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开始全面激发出来。1990—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10.4% ，为全球诸大国之最。中国的发展态势与世界格局变动，更促使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将中国列为头号潜在战略对手。^①

冷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挫折，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改革和发展遭遇了困难。在国际环境上，失去苏联因素的美国在战略上不再需要中国力量，中国成为美国战略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潜在对手之一。自1989年6月开始，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逆转并跌入低谷，双方开始在人权、贸易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激烈交锋。

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针对国内外情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坚持不扛旗、不当头，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的大局失控；坚持有所作为，强调在涉及中国主权、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问题上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冷静估量形势发展和利用机遇，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这些战略方针以韬光养晦为核心，以不扛旗、不当头、不与西方搞对抗为基本策略，从而顶住了西方制裁的压力，迅速打破了国际反华势力的遏制图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国际战略上进行了一系列新部署，这尤其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思路、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塑造、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并力争把握主动权等方面。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剖析了国际局势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①江泽民等中国主要领导人在随后的重要讲话和政治报告中，无不提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的问题。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要是强调西方强权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和掌握国际秩序话语权的不平等性质，争取国际舆论力量的同情和支持，进而把握战略主动权，团结和争取更多国际合作的力量，推动国际环境向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当然，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秩序重塑成为诸多国家的诉求目标。例如，美国继续强调以其为领袖的国际秩序主张，并致力于单极霸权追求；日本则提出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阐述了对国际秩序变革的看法。中国抓住这一热点话题，延续了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思路，并在理论上予以丰富。

例如，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阐明：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②

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把新秩序与多极化联系起来，把多极化视为推动国际新秩序建设的基本背景，进而与俄罗斯、法国等通过联合声明达成了共同推动多极化和国际秩序建设的战略意向，从而在国际秩序建设上获得了重要的话语权。

由于中国国家实力得到了较大增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愈加深入，共同利益有所增长，国家利益的相容性更强，这为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积极互动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中国在理念上的主动权提供了动力条件。

在实践上，鉴于冷战后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和周边环境变革的促动，中国将与大国和周边关系的改善视为重中之重，推动与这些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1993年，中国与巴西率先提出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1994年，中俄就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联合声明公开确认的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首先在周边国家拓展开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建立了伙伴关系；与俄罗斯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中国与英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00年，中国与南非建立“伙伴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一方面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途径。迈入21世纪，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迎来了新发展，迄今中国已与70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伙伴关系，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①这种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战略，是中国对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建设的积极探索。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国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潜流，这当然是某些国家有意为之，但中国崛起引起的震动也确实冲击着周边国家，它们对中国未来动向的不安也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如何安抚周边、促进与周边国家共享繁荣稳定，成为中国必须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另一方面，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地区大国定位，克制在国际上一竞短长的冲动，将对东亚地区关系的塑造确定为外交重心，开始把全球秩序建设与地区秩序建设有效统一起来，实现了中国国际秩序思想和战略的创新。

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在东亚事务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变对地区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成为东亚地区秩序建设的推动者。在经济上，中国提议创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调“10+3”（东盟+中日韩）机制可以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以逐步构建地区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将新安全观付诸实践，并将之延伸到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建之中，为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合作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范式，^①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核武器扩散、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中国推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其外交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互动的过程中消除各方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自1997年起，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地位的标示，进一步关注自身国际形象的树立。中国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并在全球的和平、安全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塑造自身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大国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在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了亚洲诸国的赞誉和尊重。

以此为开端，中国的国际战略由内向性转为外向性，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对冷战后的中国而言，打破外交孤立只是问题的第一步，而如何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让国际社会放心的大国才是战略重点，唯有如此，中国才可能确保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战略空间在扩展，但遭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也在增加。而且，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在特定时段内对中国形成国际压力。欧美经济一体化加快，对东亚经济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但也成为中国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外在动力。中国对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对自己的国家实力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所设定的国家目标和国际目标更具有可操作性。

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宣示，意味着中国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中国以主权为中心、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认同与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相关联，后者与融入国际制度有着更直接的关联，即中国的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明确意识到加入国际制度是打破包围、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在国际社会里或重大全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变得更加合作。此外，中国不仅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在其中的行为也越来越积极，开始体现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其议程创设能力也有所提高。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实现融入国际社会和拓展国家的战略利益，已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完善和新领域国际制度的创设，国际制度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中国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①

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观点更加包容辩证。中国认识到，既有国际秩序以西方为主导，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此外，中国进一步客观评估了现有国际秩序的利弊，认识到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性制度体系中，中国在政治方面占据较明显的有利地位，经济方面亦利大于弊，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是一柄双刃剑：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促进了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维护；但由于现有国际秩序是固有权力、利益格局的产物，它同时也对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构成了限制。鉴于此，中国应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同时，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建设的艰巨性，从务实的角度积极推动东亚秩序建设，并思考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

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GDP规模连续超过此前看起来似乎难以企及的目标，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见图2）；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见图3）；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尤其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对外投资进入加速时期（见图4）。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进一步夯实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全面深化融入国际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自身变革，面对世界金融失序的窘境，开始积极参与到重塑世界的进程之中，融入—变革—塑造的战略框架逐步形成，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成为中国大战略的必有之义。

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搭建并丰富起来。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总结，中国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

以此为基础，中国提出了全新的国际秩序主张。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建设的艰巨性，从务实的角度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并思考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第一次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思想。^②这是一种新提法，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国际秩序。

与此相关，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的新纲领，并将这一传统理想引申到对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的理念，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世界的提法代表了中国国际秩序的理想意识，和谐也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成为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的战略中间点。

如果说和谐世界思想是一种理念表达的话，而现实配合的战略路径就是共同利益和互利共赢的追求。“共同利益”一词首次出现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共同利益的战略追求：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在迅速扩展，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的巩固和扩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鉴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指导原则有其可行性，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①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才能保障我国的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互利共赢是在中国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就对外开放提出的一项方针，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之际也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利益。

互利共赢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追求。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引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力争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国家实力有了更大提升，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增加值和对外贸易额位居世界之首。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构想。

以上述战略思想为指导，中国决策者积极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决策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上，体现出建设性的参与者和一定意义上走向主导者的姿态，中国的大国作用凸显。中国决策者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丰富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系。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震撼，秉承“达则兼善天下”的胸怀，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强调与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新倡议，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把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

中国大力拓展国家战略利益，致力于开启以共同利益、互利共赢、中国责任为核心的新外交时代。^①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变得更加主动，中国领导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寻求合作与共赢的强烈意愿，表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的立场，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达成诸多重要共识，直接影响地区利益格局，进而触动世界格局的演变，有效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

中国提出并积极落实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给全球带来的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分享发展红利。中国认识到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②中国决策者为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倡议，呼吁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大力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作为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国家，东亚作为其大战略的地区重心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致力于其东亚战略的升级，积极促进东亚合作制度化，这包括：与东盟国家开展的上述一系列合作及设想，支持东亚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构想，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发展开放性的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①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创立，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

鉴于中国正处于崛起的过程之中，中国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提倡综合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在具体部署上，强调在全球层面上倡导综合安全观，强化合作安全规范与制度保障；在地区秩序层面上，积极促进地区塑造能力，构建地区新秩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创建地区基础、提供可借鉴的范式。

中国抓住了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推动国际秩序重塑。在全球层面，中国主张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联合国发挥积作用，通过在全球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延伸其国际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的搭建，强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作用，努力寻求把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在地区层面上，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地区秩序观，发展开放性的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洲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着力于从技术性较强、透明度较高、中国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开始，如通过主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变革。

概言之，中国开始在东亚的地区秩序和金融秩序两大领域发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此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推进自身变革、塑造国际秩序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框架逐步搭建起来，中国的国际秩序建设思路，以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为基础，在利益（尤其是共同利益）、观念、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有了较为丰富而立体的展现。

中国崛起几近与国际秩序转型同步，中国逐渐成为重塑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国际秩序转型为中国全面崛起提供了国际条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世界各国愿望之所聚，也是中国顺利实现崛起目标的重要国际条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在重塑全球秩序中发挥积极而全面的作用。

全面研究并深刻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完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安全六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是中国建设性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前提。裘援平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决不会是一条坦途，中国处于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干扰和阻力增强，中国更需认清内外环境和自身处境，更需把握战略方向并保持定力，更需统筹内外工作，更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确保和平发展道路走稳走好。^①

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要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中国需要更多关注和重视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国际社会的区别以及两者的互动。对中国来说，通向和平崛起的途径之一，是首先要在区域层次构建一个建立在亚洲价值观基础上独特的国际社会。^②

黄仁伟指出，2020年以前，中国须尽可能争取较有利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体系，逐步实现国际秩序的相对公正和合理。在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力将主要发生在国际经济体系领域。^③

唐家璇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的崛起意义更加重大。^①

崔立如则指出，国际秩序重建进程日益与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要在地区框架和全球框架上思考问题，把推进国家现代化目标和国际秩序重建的进程结合起来，两个进程同时推进。^②

国际秩序重塑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从观念到实力、和利益的全面构思，从双边到多边、从地区到全球等逐步推进，具体有以下方面。

第一，强调实力提高与利益拓展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在新旧秩序的转换中和在新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有赖于其自身的综合国力。国际秩序首先是实力分配的产物，中国只有崛起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积极力量。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

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我们必须将提高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另一方面，国际秩序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只有进一步拓展中国国家战略利益，才能有效地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变革。

第二，强调观念因素对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许多观念如“协和万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等，无不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国应进一步在国际秩序的主流观念方面做出贡献。

第三，强调国际制度对国际秩序建设的作用。转型时期，国际矛盾往往围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主动倡议乃至联合主导国际制度的修葺、完善和新国际制度的建立，提高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全面参与者和积极制定者，以制度建设促进国际秩序重塑，并有效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战略利益。与此同时，要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并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以确保联合国作为国际制度基础的权威地位。

第四，强调以东亚秩序建设为基点。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有效降低中国崛起的负面冲击力，促进地区稳定与共同发展，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透明的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性的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

作为东亚关键的利益攸关方，中国迎来了为地区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承担地区责任，应以大有作为为目标，以力所能及为条件，以循序渐进为原则。与此同时，地区事务纷繁复杂，各国利益诉求不一，唯有逐步建立责任共担、大国承担重要责任的责任共同体，地区合作才能有更为牢固的制度化基础，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才能逐步强化。

鉴此，中国要深化对地区公共物品的认识，与各国一道确立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评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做到既能够雪中送炭，又能够实现共享繁荣，从而深化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东亚秩序的重塑。

第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树立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形象。在国际社会大转折的时代，基本道义原则的价值不仅不会泯灭，反而会不断提高。^①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道义，维护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树立道义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的前提条件。中国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塑造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地区性公共物品，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建设者和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