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6, 1(1): 90-117
doi: 101393D-2016-1-005
从中国视角看未来世界经济秩序*
徐秀军*,
 
【摘要】  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出色的赶超表现,中国实现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贸易与投资的迅速扩张以及日益加快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给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带来的冲击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中国崛起面临的制度约束日益凸显,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围绕国际规则与制度主导权展开的博弈日益激烈。这充分表明,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体系内的崛起,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为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规则与制度体系中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综合考虑当前的各种约束因素,中国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路径包括修正性的制度改革、建设性的制度补充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并因此将推进世界经济秩序展现以下三种图景: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中国推动的竞争型秩序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从现实来看,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三种秩序的发展趋向并非完全相互冲突,而构建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常态,仍将取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政治博弈。
【关键词】  中国崛起 ; 世界经济秩序 ; 国际规则与制度

【Abstract】 
 

一般来说,崛起是指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实力的全面提升。其中,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因此,从内向或者绝对的角度来看,论及国家的崛起,主要是指经济的长期和快速增长,并以此为基础带动其他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而从外向或者相对的角度来看,讨论国家的崛起,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间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力量对比变化,是一种相对来说的力量消长过程。关于世界经济秩序,通常认为它包括经济实力结构、经济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及经济发展与治理理念体系三个要素。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特征,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不存在完全客观、没有任何价值取向的制度。可见,价值理念体系便融入在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与改造之中。由此,世界经济秩序可以定义为国家之间基于一定的经济实力结构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体系。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与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则更加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崛起将给未来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时至今日,国内外学界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相关争论也远未休止。因此,本文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的讨论,并非为了寻求对这一话题的共识,而是试图立足于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梳理一个理解世界经济秩序演进的逻辑分析框架,并从中国视角展望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可能图景。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将如何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对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延续和补充,还是意味着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终结以及一种新秩序的到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重点在于增进人们对世界秩序以及崛起中的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能动性的一些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正处于变动之中的世界。

一、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经济秩序影响的争论

尽管我们已将中国崛起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假设,但关于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早在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常驻中国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就描绘了中国崛起的图景,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随之将必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更多的权力。其后,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日益强化。例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确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预测日益增多,多数研究者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节点也呈提前之势。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世纪”的到来,认为这一新的经济现实将无法改变,并且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但也有分析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例如,《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专栏作家威利斯·克鲁姆霍尔茨(Willis L. Krumholz)注意到中国不适当的财政政策导致的日益严重的债务累积和资产泡沫问题,并认为这将导致中国不可能在21世纪成为全球的主导者。

与中国崛起相对应的问题是,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落。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塔夫斯大学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质疑了全球化,以及美国为推进全球化所承担的领导责任导致美国相对中国开始衰落的观点,并认为美国相对中国不仅没有衰落,而且事实上在冷战后相对中国更加富有,更具创造力,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全球化和领导责任不仅没有侵蚀美国的大国地位,相反还使之更加巩固,美国的竞争优势来自其所处的霸权地位,而全球化使得这些优势得以发挥,并通过掌控国际体系获得收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在物质资源上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将使中国在今后几十年逼近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等方面超越美国。在人口、技术和能源方面,以及地理和创业文化等长期因素上,美国处于积极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他看来,将21世纪称为美国衰落的世纪既不准确,也是一种误导,美国世纪至少还会持续数十年。即便奈极力为美国世纪辩护,但他也承认,由于中国、欧洲、俄罗斯、印度或巴西等挑战者的存在,美国的优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更多学者注意到美国衰落的事实,并对美国能否继续主导当前的世界秩序表示质疑。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约书亚·施弗林森(Joshua R. I. Shifrinson)运用不同方法测算了中美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结果均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也曾指出,战争、债务、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其他内部经济问题消耗了美国大量实力,并且由于知识和技术在全球的加速扩散,美国霸权的衰落将载入史册。

关于中国崛起与未来国际经济格局或者世界经济秩序,人们较为关注前者给后者带来的变化与冲击。并且,对于中国崛起的后果,一些学者偏向于用“极”的概念来概括。而其中占据主流的观点分为两派,一种是“多极秩序论”,另一种是“两极秩序论”。相对于后者,前一种论调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讲时就提出,世界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且还有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尼克松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潜能作出了前瞻性预测,其观点也成为人们讨论多极化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冷战结束宣告了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因此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原来维持世界秩序的两极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但是,由于各种力量的崛起和重新分化组合,美国难以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多极化与多极格局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呼声,也逐渐被人们描绘成一种事实。也有学者尝试对多极的观点进行修正,并提出“极”以外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导致世界出现“非极化”趋势,从而将未来的世界格局描述为“多极加非极”的状态。而作为“两极论”的代表学者,阎学通认为,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两极格局,而对全球来说,2023年很可能会形成包括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格局。或许还有着眼于更长时段的“单极秩序论”,但在目前,它无疑居于次要地位。

这些分析的一个好处是能够简明清晰地帮助人们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不断演进的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或许没有哪一种描述能比“极”的概念更加凝练和精要。但正因如此,那些掩盖在“极”后面的一些深层次要素难以展现出来。有学者侧重于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中国崛起的影响,并从中国的国内因素中寻求国际秩序变化的根源。例如,王赓武和郑永年指出,多年以来,中国既在寻求本国立足于国际秩序的合适位置,也在寻求如何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做出自身的贡献,而在现实世界中,中国是扰乱还是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之所以从国内因素考察中国的国际行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重塑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的国内发展能否创造这一能力;另一方面,世界重塑中国也取决于中国国内力量是接受还是抵制它们所面临的各种外部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体系、制度、规则的变化来理解中国的崛起。例如,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认为,尽管现在还难以判断中国崛起将会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得以延续还是终结,但中国的崛起已开始影响世界市场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任教的李民琪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全球工人阶级转移,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部分的资本积累将日益困难,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的终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也曾注意到中国崛起将对国际规则体系带来的冲击,因而为美国开出了“体系化中国”的药方,即在美国仍拥有强大的实力之时,通过维护和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将中国的权力约束其中,从而确保现有国际秩序以及美国主导地位的延续性。

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当今世界影响的争论仍在继续,而且新的认识不断涌现。这在客观上反映出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已进入深刻调整和变革期,并且这些调整与变革的结果将会对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带来深远影响。因此,为了深刻理解这些争论以及展望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必须深入认识当今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可能存在的塑造力。

二、制度化世界中的中国经济崛起

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引起人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变化的思考?很显然,这一问题包含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中国崛起是引起世界经济秩序变化的重要变量,从而也反映出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理解当今世界,进而理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影响。

20世纪90年代,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冷战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这使得东西方市场在真正意义上逐渐融合成一个大市场,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迅猛发展。但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与担忧却引起了人们对“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现象的思考。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贸易、资本流动的急遽萎缩以及跨国人员的流动大幅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和就业保护主义随之盛行,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大冲击。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低迷给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而低增长又不断催生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进一步损害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为此,一些学者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去全球化”的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威胁。但另一种观点仍然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未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基于经过危机后的经济缓慢复苏,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仍在继续,人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仍在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影响仍在日益加深。这一争论所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推进速率的认知不同。

然而,对于当今时代的全球化,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趋势是其基础和性质出现新的动向。为此,有学者提出,不可阻挡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浪潮正在汹涌而来。这是全球化的升级版,它意味着以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为基础的全球化正在向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过渡,并反映在金融危机后新一轮的国际经济规则谈判和机制建设上。在这些制度调整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将随之出现调整。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崛起,必然会带来中国与外部力量的竞争与博弈。从经济方面来说,目前中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贸易与投资的迅速扩张以及日益加快的货币国际化进程。

(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增加动摇了现有秩序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来看,实力的变动并不必然带来秩序的变化,即便是变化,秩序要反映实力的对比,也往往存在一段较长的滞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秩序转型亦是如此。1872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而美国推翻“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Pax Britannica)、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这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原有的霸权国家衰落了,但世界秩序却仍可以通过业已建立的国际制度存续下去。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变化却是世界经济秩序发生调整与转换的先导因素。如此一来,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便与世界经济秩序的演进不无联系。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远高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由此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与美国这一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80年的3034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0.38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上升为60%。在此期间,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95万亿美元,一举超过日本5.5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衡量,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17.62万亿国际美元,居全球首位,而同期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7.42万亿国际美元。

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动摇了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当前,支撑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均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与博弈建立起来的,但这些机构的改革步伐却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其合法性也日益遭到质疑。从IMF的投票权分配便可见一斑。除了各成员平均分配的基本投票权外,IMF的投票权主要根据各成员份额加权分配。根据2010年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成员的份额依据其GDP、经济开放度、经济波动性和国际储备四个变量并分别按50%、30%、15%和5%的权重加以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CQS = (0.5*Y+0.3*O+0.15*V+0.05*R)k

公式中,CQS表示计算所得股权份额;Y表示3年内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年均GDP,其中按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分别占60%和40%;O表示5年内年均货物、服务、收入和转移支付等经常项目收支总额;V表示经常项目收入和净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它通过13年内相对于3年居中移动平均值的标准差来表示;R表示某年12个月的月均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持有额、在IMF的储备头寸以及黄金等官方储备;K表示值为0.95的压缩系数。根据这一公式,2010年中国的份额应为6.39%。如果考虑此后5年间中国的Y值增加的4.2个百分点,即使其他变量没有增加,2015年中国的份额也应达8%以上。而截至2015年11月30日,中国的份额仅占4.00%,投票权占3.81%。不仅中国如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既反映了以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存在突出的合法性问题,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崛起的国际制度约束日益加大。

(二)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迅速扩张改变了国际规则的利益分配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开拓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道路,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国家逐步成长为世界贸易强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更加积极顺应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积极促进双向投资,开放型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新的高度重塑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为5097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对外贸易额为19083亿美元,为中国的3.7倍;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额达到12205亿美元,超过美国11482亿美元的出口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1590亿美元,超过美国39087亿美元的对外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从贸易增长速度来看,2001—2014年,中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实现年均18.2%和17.6%的高速增长,而同期美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9%和5.4%。

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也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长期以来,美国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扮演了世界领导者角色,世界上大部分主要跨国并购和新企业海外项目在美国境内发生,但在2014年,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下降了六成多。与此同时,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稳定增长。2015年11月,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28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同期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量为924亿美元,较上年减少1383.7亿美元。中国不仅跃居全球第一大投资目的地,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加上中国企业在国(境)外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实际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出利用外资规模100多亿美元。

基于这些事实,国内外学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但对主导设计现行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的国家而言,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迅速扩张却与其初衷相背。现行世界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为此抨击中国开展不公平竞争,并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崛起对现行国际规则背后的利益分配格局带来的调整。为此,一些发达经济体提出了“竞争中立”原则,将贸易规则向国家边界内扩展,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以确立其在新形势下的优势地位。在此过程中,世界各国围绕新规则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博弈,并将由此重塑未来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推进挑战了美元霸权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作为国际货币,其功能可以从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存手段等三个层次加以界定。对于私人部门来说,国际货币在这三个层次的功能分别表现为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贸易计价以及金融市场投资;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国际货币在这三个层次则分别发挥干预货币、汇率锚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居领导地位的货币,不仅拥有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权力,还能从其他国家攫取巨额的铸币税。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竞争直接表现为货币的国际流通量和对流通域的争夺。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并且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为6.5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1.6%;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865.6亿元,较上年增长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金额为8620.2亿元,较上年增长92.4%。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2015年4月,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余额约6667亿元。截至201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等地,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货币。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的测算,2014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2.47%,而2009年这一指数仅为0.02%,5年间增长了120余倍;同期日元国际化指数降至3.82%。按照目前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望在两年内就赶超日元,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尽管货币领域的博弈并非总是零和的,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进仍将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元地位带来挑战,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日益推进,中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凸显。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公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2298元/美元,较上一个交易日下降1.87%,创1994年1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8月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跌至6.4010元/美元,创2011年8月19日以来最低,3个交易日人民币贬值达4.45%。对于中国央行来说,此次贬值是允许人民币按照自由市场行为确定汇率的一次行动,也是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但从市场的反应来看,随着人民币贬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的货币也呈现出下跌走势,人民币贬值还对全球进出口格局造成直接影响。可见,即使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但至少已是一种准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不可低估。更重要的是,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定价从中国央行计划定价变为市场连续形成价格,即人民币中间价的每日开盘价为前一日收盘价,人民币定价权由在岸市场逐步转向离岸市场。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国正失去对人民币定价的直接控制力,但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推动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的货币方面向前迈了一步。2015年11月30日,IMF执行董事会完成SDR审议,同意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并且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当然,由于货币金融领域的制度和规则拥有较强的锁定效应,新兴国家货币的崛起无疑也会面临诸多障碍。

总之,在一个制度化的世界中,面对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的局面,中国的崛起将带来两难选择:是细枝末节地改造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还是从根本上重塑这种经济实力和利益需求很不匹配的世界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个两难的存在,人们对中国参与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认识难以达成一致,甚至一些行动也相互背离,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中国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可能路径。

三、崛起中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路径

世界秩序涉及的领域广泛,但各领域的秩序浑然一体。在严格意义上,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可分割或者应被单独地加以讨论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从各个领域改变国际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作为维护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因素和法则,均势的打破将会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沿着这一逻辑,中国的崛起之路便是开启世界秩序的转型或重建之路。而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世界,如果一场全面战争可以避免,那么各国的世界秩序之争将表现在制度的革新上,这在世界经济领域表现尤甚。在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等领域,无论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建立一种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新的规则体系。但不可忽视的是,发达经济体仍然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构建中起主导作用。对于仍处于崛起进程的中国来说,这是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也是制约因素。基于此,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路径反映在制度变革上,主要有修正性的制度改革、建设性的制度补充以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它们的表现和收效各不相同。

(一)修正性的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这一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至此,中国已成为IMF、世界银行和WTO三大全球性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标志着中国依托国际经济组织与世界各国,建立经贸联系与合作纽带以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由此实现了经济总量、对外贸易与投资以及对外金融实力的全面提升。因此,从总体上看,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体系内的崛起。这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逐步融入当今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中国的崛起进程也是中国接受和适应当今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的过程;二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实现路径是在既定外部环境下的选择,这意味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其影响最终会波及中国并使之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三是中国本身就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存在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为此,中国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即在对现有秩序不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推进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的改造和完善。

近年来,在很多国际场合,中国政府都表达了在维护现有国际制度架构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改革的主张。例如,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中国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呼吁加快并切实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2015年7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的讲话中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推动改革IMF的治理结构,以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等。概括起来,中国政府支持以WTO为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同时也认为这些机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尽管中国在推动国际制度改革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现实的情况是,现有主要国际经济机制的改革进程非常缓慢,远不能满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无论是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经济组织,还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区域经济组织,其治理结构和规则体系都过度突出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作用,并且改革步伐远远落后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例如,2010年10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了“历史性协议”,确认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但截至2015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拒绝2010年IMF改革方案负担新增出资份额,这意味着IMF改革方案的最终落实仍待时日。目前,美国在IMF的投票权占16.74%,是唯一拥有IMF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的国家;而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投票权名列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六(见表1)。在IMF的SDR货币篮子中,尽管人民币将成为其中一员,但人民币加入SDR的审议过程曾经历重重阻碍。此外,自IMF和世界银行成立以来,IMF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分别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担任成为尚未打破的传统。

表1
IMF份额与投票权分配

(二)建设性的制度补充:方兴未艾

关于补充性的制度建设,主要是指以借鉴现有国际制度框架为基础另行建立一些新的国际经济机制。目前,中国通过这一路径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主要体现在货币金融领域,尤其是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和危机救助体系的建设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倡导的这些国际货币金融机制不仅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还实现了对原有机制的创新。

在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方面,中国倡导建立了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为“亚投行”)。2012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探讨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的可能性,以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促进全球增长和发展的补充”。2013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2014年7月,金砖国家签署成立新开发银行协议。根据协议,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正式宣布开业。从可行性分析到正式成立新开发银行,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根据协议,新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和股票权由5国平等分摊。同时,在银行的其他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各方利益。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尽管这种由各成员平等分权的治理模式的效果有待检验,但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的治理结构弊端频现的背景下,它无疑为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以及资金融通困难等问题,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倡议得到域内外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2015年6月,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根据协定,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据估计,2010—2020年,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资金缺口达8.2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约占七成,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约占三成。从现实来看,现有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这一投资缺口,亚投行的成立无疑将有助于从亚洲域内及域外动员更多的急需资金,缓解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融资瓶颈,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互补,推进亚洲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在治理结构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拥有亚投行多数股份和投票权,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成为拥有投票权最多的三个成员,分别为总投票权的26.1%、7.5%和5.9%(见表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亚投行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达经济体垄断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治理权的格局。

表2
亚投行主要成员股份与投票权分配

在危机救助方面,金砖国家于2014年7月宣布签署建立初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协议。该机制旨在通过货币互换提供流动性,以应对实际及潜在的短期收支失衡压力,帮助成员国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这有助于促进金砖国家进一步合作,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并对现有的国际机制形成补充。

尽管与传统的全球金融机构相比,这些补充的机制安排起步晚,组织建设还不完善,并且运营还将面临很多挑战,但这些新的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问题上的话语权,并且为新型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创造性的制度替代:任重道远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与能力方面,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还存在较大差距,在现阶段还难以创建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替代性制度。但是,通过替代性的制度创新重塑世界经济秩序,也并非一种不可能的路径选择。如中国参与创建的G20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治理世界经济的功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了后者不可企及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G7/G8作为一种全球经济协调机制,已无法应对危机给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破坏。为此,2008年11月,首次G20峰会在华盛顿举行,G20合作机制由此逐步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舞台。在2009年9月举行的G20匹兹堡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发表宣言,确定G20代替G7/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磋商平台。这是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一个重大进步,深刻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迅速上升,也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构建方面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当然,还应该看到,现阶段G20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机制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能否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平等、有效地治理全球经济,仍面临许多考验,G20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仍需继续提升。例如,加强G20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其与相关多边组织和行为体的关系制度化,以避免授权重复并促进互补;重点关注当前议程,履行已作出的承诺;维持合适的规模、有价值的进程、可行的议程和适当的成本管理,以确保议事和决策的效率等。与此同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需继续发挥在G20机制化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

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已经成立和正在筹建中的一些新兴的补充性经济合作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替代效应,至少在业务对象和领域等方面难以排除新兴机制对传统机制的替代作用。为此,在国际社会不乏有观点认为,亚投行将对世界银行和ADB构成竞争和威胁,并可能在更广泛意义上导致世界金融体系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补充和替代往往是位于同一时间轴上的两个点,两者在发展趋势上能够满足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中国在世界银行、IMF以及ADB的影响力和发言权长期得不到合理提升,而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能够朝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并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这些新机制的替代作用将会更加显著。当然,这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中国在区域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与治理上存在可以努力的广阔空间。传统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按照地域范围来划分,可以分为区域治理机制、跨区域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机制,并且各自拥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和影响力。而2013年中国先后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对国际经济治理的一种创新。“一带一路”既不是区域合作与治理框架,也不是简单的跨区域合作与治理构想,而是一种“超区域主义”的实践。它贯穿亚欧非大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致力于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这一经济合作与治理框架的落实和深化,在整合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以及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上,会对未来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四)世界经济秩序重塑路径的现实选择

关于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路径,总的来说,不外乎制度的改革、补充和替代三种形式。然而,现实的路径选择往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错综复杂、多元化的。它既可能在横向维度表现为多种路径的混合,也可能在纵向维度表现为不同路径之间的转换。对中国而言,现实的路径选择既依赖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也取决于中国与现有国际经济机制的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应基于对世界与中国所处时代背景的充分认识。

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出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危机,这为全面启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调整提供了契机。在程序的公平性方面,由于IMF、世界银行和WTO等传统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投票与决策结构没有反映全球经济新的力量对比现实,这些机构都面临重大的合法性与问责性危机,国际体系将如何回应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环境的急剧转型,成为未来国际机制改革的主要挑战。在实践的有效性方面,现有机制对促进金融稳定、贸易自由和平衡、投资公平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在防范金融危机、打击贸易投资保护、促进发展创新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和问题。为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凯文·扬(Kevin Young)提出,不但需要制定新的全球规则,以打破现有体系中政策解决方案欠佳和效率缺乏的僵局,还需要对全球规则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从而为当前的多边秩序创造一种新的架构。但这或许只能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因为从现实来看,虽然全球秩序已步入裂变进程,但恢复失序世界的秩序比重新打造一个新的秩序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既正处于经济崛起的进程中,也正处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动荡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的迅速转换都会对这一进程造成直接影响,并有可能使之中断。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中国是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新倡议,都是开放、包容的,与现有世界经济制度框架并不相悖。

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与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博弈中,创造性地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进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应该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这一路径既包含了推进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与变革,也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制度补充和制度替代弥补其存在的诸多不足,从而使之更为完善。

四、迈向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上述路径,体现了中国推进世界经济秩序转型方面的能动性。作为一个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大国,中国沿着这些路径推进下去,必定会对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一定影响。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将可能呈现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中国推动的竞争型秩序以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三种图景。

(一)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

当今世界基本上延续了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但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这一秩序赖以存在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基础出现严重失衡。因此,如果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仍要保持原有架构,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消解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量带来的冲击,并寻求一种新的力量平衡和秩序稳定。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最终会形成一种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

从外部来看,这一秩序的构建是既得利益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崛起后的中国进行“体系化”改造。所谓“体系化”,指的是让中国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各种国际规则或制度,同时通过制定一些新的规则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平衡或规范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无疑是首要的推动者。当前,美国积极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WTO框架下的“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重大国际经贸谈判,即其重要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系化”是要限制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是要中国对既定规则被动接受。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让中国逐步接受由美国制定的新规则。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为21世纪全球经济确立规则的国家只能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从自身来看,这一秩序的构建是中国对现有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动融入并据其进行适应性调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日益加深,并由此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外交步入以“大融入”为特征的时代。2001年加入WTO便是中国寻求融入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为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更加主动进取、积极作为。在融入的同时,还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方案”或“中国倡议”,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思想”。

当然,这种融入中国元素的嵌入式秩序的形成,不是中国的机械性嵌入,而是中国与外部世界通过相互博弈融合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其结果是在当今世界秩序基本构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世界经济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

(二)中国推动的竞争型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总体上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一结构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基础,是发达经济体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经济治理能力。但随着新兴国家经济实力持续增长以及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这种中心化的权力结构日益受到挑战,世界经济的决策与治理权力随之向外围国家进行迁移和配置。这就是所谓的世界经济的“去中心化”,其主权特征是权力的分散。这一进程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型秩序提供了可能。

竞争型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不同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形成的一种竞争状态。从根本上讲,它的出现往往缘于国际社会中的利益严重分化并且长期得不到有效协调。从新兴经济体的视角来看,当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无法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框架下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并达到新的平衡时,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对崛起大国的约束将会日益增长。解决它们之间利益矛盾的方式之一,便是崛起大国“另起炉灶”,以寻求获取相应的权力与利益。而这种“另起炉灶”的行动,往往是从某些领域或者地域内开始的。一旦这些行动吸引到足够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在全球范围内便可能会出现两种甚至是多种制度体系并存的局面。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崛起进程不出现中断,并且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提供足够的融入空间,从外围突破来改造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潜力和动力便会日益增长。在理念上,“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论已为这一努力提供了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所弱化,而“北京共识”却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了解和支持。在实践上,中国已开始倡导建立新机制以弥补国际空间的不足。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的建立,使新兴国家拥有了与代表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团相对应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平台,全球经济治理也由此开始迈向双核心结构的时代。为此,一些美国学者担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立与发展可能会形成一个与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相平行的体系。此外,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之所以颇受关注,也在于它将导致在亚洲形成两个经济势力集团,其中一方由中国领导,另一方由美国及日本领导。这些中国推进的国际合作进程,对于判断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走向,其影响与作用不容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中国推动下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秩序,但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发展的同时,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各种规则与制度的网络化趋势也在日益加强。因此,这种秩序在总体上的竞争性固然存在,但也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例如,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不是只对某些特定国家群体开放,而是对全球开放,并且它与现有的全球和区域机制之间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三)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

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演进还存在一种可能,即出现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这一进程既可能是中国在现有体系内逐步获取主导地位,也可能是由中国主导的竞争体系上升为主导地位。尽管目前还难以预测何时会形成这种秩序,但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作为历史上曾居世界首位的经济大国,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潜力不容置疑,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不难想象。之所以包容性将是这一秩序的主要特征,既缘于当今世界高度相互依存的现实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也缘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以“和”“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传统。

从世界来看,当今时代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依赖日益加深,并深刻反映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层面。从器物层面的商品交换和产业链构建,到制度层面的规则趋同和政策相通,再到观念层面的生产方式与市场价值认同,无一不反映出各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与此同时,日益凸显的全球问题使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些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去应对。这使得由少数大国掌控和治理世界经济的成本迅速攀升,而在部分领域,一些中小型经济体也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经济治理因此日益朝着平板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共同治理世界经济事务,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国来看,尽管中国历经朝代和政府更迭,但“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致和之道以及“兼相爱、交相利”的交往之道却一直影响至今。一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变动不居,但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改变却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个体和谐、家庭和谐、国家和谐、国际和谐的基本原则,也是待人处事、治国安邦和对外交往追求的目标,其本质是求同存异,是保持矛盾对立面存在的和谐,是坚持原则的和谐、共存和发展。而“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则蕴含了“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交往理念。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中国处理内外关系的理念与实践,为构建包容性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深刻的文化基础,当前中国提出的“道义为先、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代的表现。

因此,包容性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一种合作共赢的秩序,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秩序。与历史上的霸权秩序不同,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在为世界各国提供非排他的公共产品过程中的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是一种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反映。尽管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但这一愿景仍拥有非常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五、结论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入升级转型期,国际经济政治高度联动,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网络化趋势并存,国际规则与制度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的非中性与路径依赖性,中国的崛起面临的制度约束日益加大,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在创新国际制度上的博弈日益激烈。尽管在经济实力和观念体系上,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崛起是在现有世界体系中的崛起,这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不可能脱离当今时代的大背景。正因为如此,中国在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侧重体系内改革与补充的策略。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崛起进程同时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进程,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国的经济崛起本身就表明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演进所做的努力和行动将产生“回荡效应”,并影响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

在一个制度化的世界中,如果不考虑大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战争,世界各国围绕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将主要表现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上,在世界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从新兴大国的视角来看,中国推进世界经济秩序转型,目的在于在未来的世界经济规则与制度体系中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途径,则主要包括修正性的制度改革、建设性的制度补充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中国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首要目标,是改造和完善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并维护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在短期内不追求现有秩序的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推进。在最务实的层次上,中国通过借鉴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些新的国际经济机制,从而对现有国际经济机制形成有益补充。在最理想的层次上,中国通过创建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的替代性制度,并由此彻底打破崛起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对现有世界经济制度的超越。然而,现实的路径选择往往是复杂多元的,它既依赖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也取决于中国与现有国际经济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而言,创造性地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进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改革与完善应该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中国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三种路径,体现出中国在推进世界经济秩序转型方面的能动性,也将由此推进世界经济秩序展现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中国推动的竞争型秩序,以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三种图景。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三种发展趋向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甚至还可能会在经历很长时间的并行向前之后,才会有一种趋向占据上风,并由此塑造未来世界的一种新常态。尽管当前难以准确预料世界经济秩序的发展前景,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对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塑造将更加积极,并且效果也会更加显著。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世界经济秩序的演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不居之时。作为能够引起世界经济秩序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目前仍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实现全面崛起还尚需时日。特别是在近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赶超步伐随之放慢时,过高地估计中国在重塑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并非明智的选择。现阶段,对中国来说,既要推动世界秩序的重建,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把有限的资源和优势集中在经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上。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不确定性必将大大减少。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5BGJ05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阎学通、崔立如、门洪华、李彬、马燕冰、陈琪、周方银、高程、赵可金、邢悦、李巍、漆海霞、赵通、徐进、刘玮以及《国际政治科学》评审专家的建设性和启发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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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la Subacchi,“The AIIB is a Threat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arch 31, 2015,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3/31/the-aiib-is-a-threat-to-global-economic-governance-china, October 25, 2015.

Injoo Sohn,“AIIB: A plank in China’s hedging strategy,”Brookings East Asia Commentary, No. 87, May 2015.

《论语·学而》。

《论语·子路》。

《墨子·兼爱中》。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30页。

关于感召力的论述参见徐进《世界政治中的感召力及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122—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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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key words)
中国崛起
世界经济秩序
国际规则与制度


作者
徐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