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前夕，对于刚刚“开眼”看到周边列强的日本而言，其最初见到的“外夷”是从远东南下的俄国与以黑船叩关的美国。18世纪中叶以后，居于日本列岛北方的俄国势力已扩展到远东地区，并不断试图南下。江户晚期的日本思想家已感知到了俄国南下扩张的野心，藤田幽谷（1774—1826）称之为“北溟黠虏（即俄国），窥觎神州（即日本自称），常有图南之志”^①。在进入近代之前，日本在观念中仍自认为是“神州”，以居于东亚海角一隅的日本列岛作为其狭义的“天下”范围。

19世纪中叶美国佩里率黑船来航，给人心不定的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成为日本面向西方打开国门的关键转折点。面对佩里来航所带来的强大军事压迫，幕末兵学家吉田松阴（1830—1859）主张坚持“锁国攘夷”政策，希望在日本传统兵学中寻找古今不易的真理^②。他说：“仰奉神功（即神功皇后）之御雄略，考诸葛（即诸葛亮）王佐之略，学甲越节制之兵，天下无敌。”^③他在面对危机时仍对日本可以纵横于传统“天下”充满盲目自信。他同时提出“尊王敬幕”的立场：“天下之内，受外夷之侮，幕府固当率天下之诸侯，雪天下之耻辱，以奉慰天朝之圣心。”^④从东亚大陆中原王朝复制而来的“天下”话语，具有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时期诸多改革者的思想启蒙老师，他所说的“天下”，亦是视日本自己为“天朝”中心的狭义“天下”范围，而幕府领导下的诸藩是“天下”的各路诸侯，其所针对的“外夷”是西方势力。在吉田松阴的思想里，“天下意识”与“藩意识”相互强化，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提倡效忠于天皇的“国体论”^⑤。吉田松阴所不断强化的思想观念，一在于保全天下，二在于排斥外夷，都是站在日本中心的立场上而言的，天下与外夷、皇国与诸藩，成为其面对合法性危机之际所焦虑的对象。

以此历史为背景，江户时代后期水户学派的代表人物藤田幽谷明确提出了“尊王攘夷”论，并阐发了其社会政治意义^①。其子藤田东湖（1806—1855）进而弘扬“尊王攘夷”的大义思想，在《弘道馆记述义》中称：“以明大义于天下，则王室可尊，蛮夷可攘，幕府并昌，异端自衰，而皇道之隆，可翘首而望也。”^②藤田东湖所谓的“天下”亦是日本所理解的狭义天下范围，主要指日本“皇道”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其所攘的“蛮夷”则是指日本所面对的包括俄国与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

可以说，江户幕末时代的“尊王攘夷”旗帜，其关键思想即在于两方面相互缠绕的话语：一是狭义的“天下”，即为尊王，在日本语境中意在重新抬高天皇的政治地位；二是日本中心主义话语的“华夷”问题，在古代、近世日本语境里的“华”指日本自身，到近代日本语境中替换为“和”（即日本大和民族），“夷”则由北方的“虾夷”（今北海道）等转而兼指西方列强。“天下—华夷秩序”观念仍是日本复制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变体“日本式华夷秩序”的核心要义。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尊王攘夷”正是在“日本式华夷秩序”观念的笼罩下，西方入侵与幕府统治趋于解体的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尊王”是要恢复天皇的权力象征地位，更是对日本式“华”的隐含合法性的再确证；“攘夷”是抵制西方侵入，也是对日本式“夷”的排斥与自我某种“华”的合法性的再强调。

日本针对西方列强的“夷狄”观念，从日本近世到近代转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转变。江户时代末期，被称为“经世家”的佐藤信渊（1769—1850）在《存华挫狄论》中主张“日中提携”，认为亚细亚人学礼、行义、各守其责，而欧罗巴人则唯利是图、欺瞒抢夺，是“侵略东洋的夷狄”^③。而幕末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则认为，与其“攘夷”，不如“知彼”，即要知、修西方的“力”，并上书幕府，主张取消对外国“戎狄夷狄”的称呼^①。这可以与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亦要求清朝政府取消对西方“夷”的称呼相比照^②。1862年，佐久间象山致书幕府：“凡‘戎狄夷狄’之称，都是汉土中国指代四边外邦之辞，然而本邦又仿效汉人的错误，只管贬低外邦他国，把学术、技巧、制度、文物比本邦更完备的有力大国也称为戎狄夷狄，成何道理？古来本邦可称‘夷’的国家，除‘虾夷’之外没有其他，其他皆称‘蕃’。”^③佐久间象山明确提到，“夷狄”的称谓正是日本仿效复制汉土中国的观念话语而来，实事求是而言，近世日本所说的夷狄主要是称其北方的虾夷，面对西洋诸国时，夷狄之称已失去了合法性。江户幕府把西方列强称作“夷”，但并不认为西欧诸国是朝贡国。而到了佐久间象山这里，已抛弃视西洋为夷狄的传统外交观，主张称外国为“外蕃”，并与之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④。这些思想家的观点也逐渐影响了日本官方的外交理念。由于被迫受到近代西洋各国的压力，日本也产生不能再以“夷狄”视之的观念转变。

日本对于西方学术从“蛮学”到“兰学”、“洋学”的名称变化，是其对待西方“夷狄”观念转变的很好注解。在江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势力从南方迫近日本，故而日本称之为“南蛮人”，而将其传来的西方学术称为“南蛮学”或“蛮学”^⑤。在江户时期的大君外交体制下，西洋国（荷兰）被认为是日本的两大“通商国”之一，日本眼中的“西洋”学问最初即被称为“兰学”。“兰学”还影响了日本的“中华观”，构成了近世日本“去中华”的由绪^⑥。“兰学”因逐渐融于日本的“华夷”秩序观念之中而获得合法性，后来被改称为“洋学”。“洋学”一词的确立，意味着近代日本“夷”“洋”观念发生根本转向。

在古代东亚的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多次入主中原所造成的“华夷变态”，成为东亚大陆历史进程中的平衡均势被短暂打破后又很快重建的一种“新常态”。但是到了近代，新的“华洋变局”则是东亚大陆历史中千年未遇的“非常态”。由于“洋”比“夷”更显技术先进、制度先进、文化先进，“华”丧失了其在历史上一直延续的文化优越感，产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夷”与“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夷”是处于“华”的国际小共同体的边缘，而“洋”则直接站到了“华”的对立面。同为陌生人，在日本眼里“夷”被理解为属蕃，“洋”则是可以与己匹敌的“敌国”，其与“华”平起平坐的地位大大高于“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治维新以来各式“洋学”家倡导色调各异的“尊王论”相互激发，日本从“尊王攘夷”一变而进入“尊王学夷”的新时代^①。实际上，“学夷”已开始向更新了“华夷”概念的“学洋”方向转变。幕末日本对西洋技术优势的“再发现”，实际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心目中对中国文化的相对化^②。因此，开国初期的日本对于或“洋”或“夷”的态度是纠结的，最终以“洋”代“夷”完成自身的合法性叙述定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为纾解其在新形势下产生的“天下”与“华夷”之间的紧张感与焦虑感。

近代日本对“西洋”的抬高，是和其对“东洋”的贬低相对应的。福泽谕吉反对将日本与朝鲜、中国作为一体来把握，在他看来，所谓“东洋”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不懂“文明开化”的中国、朝鲜，而日本则是亚洲的“远西”，即属于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③。日本所理解的“东洋史”，其概念并非指日本史，也并非笼统地指东亚史，而是指日本以外的东亚史。日本自己并不在“东洋史”的叙述范围之中，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日本对于自身与东亚关系的认知态度，即认为日本独立于东亚体系之外。日本以自己为中心的“神国”，将自身之外的东亚区域称为“东洋”，并将其与来自西方殖民者的“西洋”相对举，显示了日本对于以自己为中心圈层的构建。西洋或者东洋，对于日本来说，这两边都是强大的“他者”存在。将西洋、日本、东洋的三者并举，近代日本进一步消解了对手“他者”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对日本的影响，因此日本在新形势下可以实现灵活的转向。

进入近代之后，日本视野中的“天下”渐趋扩展。1866年，日本思想家西周（1829—1897）说：“方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国，火车、汽船将大地与海洋联为一个整体，电报通信、新闻纸更使人类声讯相通，见闻日广。四洲瓜分，万国星罗，交义如织，亲好如组。”^①在“天下”的固有话语下，融入面向西方的“四海”“四洲”与“万国”，以理解近代西方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天下”亦由此从狭义日趋转向广义。日本“东亚会”的中心人物井上雅二（1877—1944）在其1899年的毕业论文《支那论》中写道：“兴亡盛衰乃天下之理，优胜劣败乃天下之势”，此理“万古不易”^②。这包含了他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优胜劣败”原则应用于东亚世界的思想，认为天下古今莫不如此。

日本所推崇的“皇国”观念，正是后来近代日本的“天下”向外部世界扩张的重要观念基础。日本“皇国史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镰仓幕府末期北畠亲房（1293—1354）所著的《神皇正统记》，该书将神道、儒学、佛教各种思想资源加以整合，试图论证日本自身的“主体性”和“正统性”，促使“皇国史观”形成一种理论化的形态^③。江户幕府中期的思想家本居宣长（1730—1801）说：“皇大御国，乃天照大神诞生之国，她优越于万国之缘由，在于所有国家皆仰承天照大神的洪恩圣德。”^④其认为“皇国”优越于“万国”，正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自我优越感的重要来源。佐藤信渊则在“皇国”与“万国”对比观念基础上，进而提出扩张的主张，宣称“皇大御国是大地上最初形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也。故能经纬其根本时，则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即主张以日本为“皇国”中心的“全世界”，皆为“皇国”郡县的天下，并且宣称莫非天皇之国土。佐藤信渊还提出了扩张的具体步骤，主张日本“皇国”开拓夷狄乃至中国，称“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如果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皇国，更何况其他夷狄乎？”“支那划归版图后，西域、暹罗、印度诸国必仰慕畏威，稽颡匍匐求隶臣仆。”^①在佐藤信渊的理论中，日本居于宇内世界中心，首先应征服中国，然后按步骤渐次征服亚洲其他土地，实现日本“皇国”向东亚大陆乃至世界“万国”扩张的步伐。

这种“皇国”观念与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之间有着重要关联。“皇国史观”和“神国论”经过山鹿素行、本居宣长、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一系列思想家的阐发、发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先导^②。“征韩论”的倡导者之一柳原前光（1851—1894）是明治初期的外交官，他说：“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大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若使他国先鞭，则国事于此休矣。”^③这就在外交政策导向上表达了日本向朝鲜扩张，进而与西方列强势力争先经略东亚天下的急切心态。

俄国18世纪初从远东领土南下时，其势力已与日本发生碰撞。日本感受到了周边的压力，意识到了日俄交界的北海道地区作为对俄海防的重要性。关注海防的仙台藩医工藤平助（1734—1800）撰有《赤虾夷风说考》，提出“开拓虾夷（今北海道），经营北地”^④，强调日本应开发北方俄日交界的虾夷地，北进以巩固日本对俄海防。日本将其周边的朝鲜、琉球、虾夷称为“三邻国”。江户后期的政治学者林子平（1738—1793）为此专门出版《三国通览图说》，自序中说明其著述目的是将此书“刊之天下，或藏之御府，为后王遇待夷狄之法”^⑤，显然是将周边邻国视为“夷狄”。书中详论日本周边各国风俗地理，绘制相关地图，是“以本邦（即日本）位中，解明朝鲜、琉球、虾夷及小笠原岛等图”^①。这里，林子平将居于日本西北的朝鲜、西南的琉球、北方的虾夷、南方的小笠原群岛均纳入日本的视野，正是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圈层建构。林子平还在其所著的《海国兵谈》中疾呼：“惟自江户日本桥迄唐土（即中国）及阿兰陀（即荷兰），亦无界限之水路也”，江户日本、清朝中国、荷兰是近世后期日本观念中的世界中心三国，日本居于其中一个中心。林子平对于当时现实形势的分析是：“明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之地理。……对自彼三邻国及唐山（即中国）、莫斯哥未亚（即俄国）等诸外国而来之海寇，详悉其应防御之术。”^②林子平在上述两书中分别讲述了日本对外扩张“三邻国”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对外防御（中国、俄国）时的方法措施^③。此时离日本领土最近的朝鲜、琉球、虾夷这三个“邻国”，便首先进入了近代以前的日本要经略的天下范围，而俄国、清朝中国则成为日本海防的关键对手。

日本一方面将俄国、中国作为海防对手，一方面开始着手吞并周边邻国，实现其领土扩张。吉田松阴言：“今也德川氏已与两虏（即俄、美）和亲，非可自我绝，自我绝之，是自失其信义也。为今日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即神功皇后）之所未遂，果丰国（即丰臣秀吉）之所未果也。”^④吉田松阴提出从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征韩作为新的起点，从日本周边“三邻国”开始吞并扩张，一直到中国东北、中国大陆甚至占领印度，企图完成丰臣秀吉未竟的狂妄野心。这成为后来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经略步骤。明治维新后不久，虾夷地就成了日本首先吞并的区域，接着日本又吞并琉球、占领台湾，并把扩张天下的视野放到了朝鲜身上。正是从吞并周边“三邻国”开始，近代日本将其天下范围从海上、大陆方向上逐次向外扩张，并将其海防战线逐次外推。明治初期外务大臣副岛种臣（1828—1905）认为：“攻取朝鲜，以制辽东，攻取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围绕中国成一半圆形，可以抵制俄国压迫东洋之势。”^①这里是想圈起一个包括辽东、朝鲜、日本、台湾的半圆形弧线，以此钳制中国，抵制俄国。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其当时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东亚一方面钳制中国并占取其边境，另一方面积极抵制俄国势力向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扩张。

“宇内”是日本理解东亚天下的重要概念。在古代汉语中，“宇”指空间，“宇内”一词指涉“天下”之意有其汉语典籍来源^②。在江户时代日语的概念中，“国”不是指国家而是藩国，“宇内”则指日本视野中的世界或天下。佐藤信渊专门著有《宇内混同秘策》一书，其所谓“宇内”即是关于世界的议论^③。清朝遭遇鸦片战争失败后，日本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即提出：“以今日之形势而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④他主张应趁火打劫侵略中国，从而在东亚大陆上占领一个据点，以对西方列强昭示日本之武勇，为日本进一步扩张其“宇内”提供保障。

近代日本的海上扩张与大陆扩张政策，是日本势力范围从其所谓的“皇国”扩张到“宇内”的具体操作进程。明治初期政治家木户孝允（1833—1877）于1869年写信给军务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提出“以朝廷之兵力，开拓朝鲜之釜山浦港进而征服全朝鲜”，认为“皇国之兴起，东洋大放光辉当以此为始”。在木户孝允看来，“所谓征韩者，并非滥伐，欲推宇内条理也。欲推其条理者，乃我国策之所在也”^⑤。这也是将“征韩”作为继续经略东亚，以实现“征满”与“征华”乃至最终实现“混同宇内”的第一步。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关于修史的命令》，提出“扶植天下之纲常”的“八纮为宇”思想^①。1872年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致信琉球国国王尚泰，其中提到：“前年德川氏谋不道，自取祸败，于是王室始中兴，天子躬总揽乾纲，振举百度，以欲与宇内强国对立。乃更察时变，惩积弊，遂废藩置县，四海同轨，政令划一，国势浸浸日进于文明之域，海内翕然靡不向化矣。”^②在明治初期日本对周边邻国的经略言说中，“宇内”正是日本国势崛起之后欲图争雄的天下范围，更是邻国“向化”其“皇国”的表征。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史学界和理论界鼓吹“皇国史观”的势力愈演愈烈。明治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强调神话历史观，向国民灌输以“天照大御神子孙”为核心的“万世一系”的天皇观念，宣扬天皇制国体是万国中最优秀的“神国”，进而形成了所谓的天皇制绝对主义^③。这种“皇国史观”强调以日本为中心，以“皇道”为指导，进而“解放”亚洲，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种要求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④。从“皇国”到“宇内”的放大与经营，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互相伴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出现、发展和完善，从话语主体的转变上，经历了从“武士”到“学界”，再从“学界”弥漫到“武士—学界”的阶段^⑤。由此，“皇国史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近代日本从思想上完成了军国主义扩张战略的理论准备与社会动员，并在西方冲击东亚的历史背景下伺机付诸实施。

源自古代中国的“天下—华夷”秩序，对于“我者”与“他者”的概念区分严格，但又模糊，具有两重性。古代日本自唐代时开始全面复制“天下—华夷”秩序观念，并清晰地将“我者”置于对手“他者”的对立面^①。作为庞大存在的对手“他者”中国，成为古代日本自我观照与认知时一直难以摆脱的镜像。近世日本思想家也存在一个由“脱儒”到“脱中华”的暧昧历程，与东亚大陆的中国分庭抗礼的情绪以及自我中心地位的确立愿望呼之欲出，而这也成为日本后来的民族主义膨胀和宣泄的最好借口^②。近代日本和中国所面对问题的差异越来越大，日本始终需两难地处理自身与中华帝国、西方的双重关系，甚至认为如果日本要真正实现近代的转换，就必须完成实际已进行了几百年的“去中国化”过程^③。而近代日本最终实现对“中国”的摆脱，是以“脱亚入欧”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的。日本在这一“脱”一“入”之间，与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天下”“华夷”观念进行了象征性地抽身与分离，并在此隐含的基础上加以新的重构。

近代日本彻底的“脱华”历程，伴随着其对中国作为“华”的形象的强烈否定和蔑视。鸦片战争是日本的传统中国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直接契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日本虽然表现出了不尽一致、错综复杂的对华情感、态度、立场和政策主张，但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最终消除了对中国的敬畏，形成了国民性的对华优越感和蔑视型的中国观，进而支配了其近代的对华行动选择^④。1875年9月的日本《朝野新闻》写道：“而今量度我日本帝国开化之进步，已超越顽愚之支那，凌驾固陋之朝鲜。”日本俨然已成为“东洋之巨”^⑤。从近代以来的日本教科书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人在确立其“自我身份”之时，总是利用形态各异的“中国形象”来彻底异化东亚邻国中国，加大日本与邻国之间在文明程度上的优劣差距，从而不断通过自我权威和民族优越性的建构，促使日本民众形成对国家的认同，为民众盲从于近代以来自我肯定、对外否定的扩张式亚洲秩序观奠定思想条件^①。日本彻底异化中国作为“华”的形象，正是为实现日本的“脱华”观念提供自我身份的确认，从而为其自身“天下—华夷”观念的转向提供作为对比的参照物。

近代日本的“脱亚”话语，是其“脱华”意识的强硬表达。明治时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嚣然宣称：“我日本国虽处亚细亚之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则不幸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之民皆为旧亚细亚之政教风俗所熏陶”，故“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东亚，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法对待之”^②。福泽谕吉此番言论正是大力提倡日本与东亚近邻中国、朝鲜从文明上相脱离，并且主张积极利用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逻辑来为日本服务。

日本的“脱亚”历史存在一个从观念话语到采取实际秩序的行动进程。如果说从观念上脱离东亚的中心控制即为“脱华”，那么日本的“脱亚”观念实际上自唐代已经开始呈现，其观念目标是“重建东亚华夷天下”，即一种新的“征亚”（征服广义的东亚天下），可以称之为“脱华征亚”。如果从实际秩序的意义上来说，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方才真正实现这一“脱华”（脱离广义的东亚天下），但未能实现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重建“征亚”的目标，并且转变成了在“锁国”体制下（锁定在狭义的日本中心的天下范围），试图对周边两个邻国“通信国”朝鲜和琉球加以控制。这一政治上的“脱华”进程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对于近世的日本来说则是“脱儒”。日本早期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反朱子学意义上的“脱儒”过程^③，是对来自中原王朝的儒家政治话语合法性的解构。实际上，从1592年到1945年，日本在东亚地区先后发动了“壬辰倭乱”、甲午战争、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剑指东亚的侵略行动，其定调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膨胀于昭和时代，形成了隐秘于事实背后的一以贯之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惯性^①。其所隐含的历史逻辑，正是出于“脱华”与“征亚”目标下的不断冲击和挑战。

日本近代在面对西方入侵时，最初“尊王攘夷”的观念盛行。所攘之“夷”，即指以黑船叩关的佩里为代表的欧美列强，是来自近代的西方势力。这与中国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中将西方殖民者称为“夷人”的观念是一致的，东亚诸国在面对共同的西方他者时，似乎有了共同的对外立场。但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明治维新后日本从“攘夷”转向“学洋”，甚至进一步转向“入欧”。在日本朝西方转向之后，中国变成其“亚细亚恶友”，反而成为不开化的“夷狄”的代名词，正是日本要“谢绝”与摆脱的对象。日本在面向西方“文明开化”的同时，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划清界线，以求径直脱离长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小共同体秩序的影响，在西方的帮助下以武力的方式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小共同体秩序的壮大。日本所谓的“谢绝亚细亚恶友”，正是这种“脱华”意义上的“脱亚”心态的强烈体现，同时日本也是在为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小共同体秩序和吞噬朝鲜做准备，从而将其邻国“污名化”。

西洋人进入东亚世界之时，何者是“夷狄”成了东亚各国最为焦虑的问题之一。日本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国策，正是基于承认西方对古代东亚的“野蛮不开化”的理解上，尤其是中国（清朝）成了日本反观自己最好的镜子。这正如同从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视角下看到“野蛮化”的中国形象一样，充满了文明之于野蛮的二元话语叙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形象成了西方现代文明认同中的对立面“他者”^②。正是在与对手“他者”中国的对比中，日本看到了自身面向西方的可学之处，也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民族优越感，更进一步将中国形象“野蛮化”。

此时日本所谓的“脱亚”，正是日本认为东亚近邻已沦为野蛮国家，与夷狄无异，故而日本作为东亚“华”的一员，需要脱离此伍，跻身于“西洋”与“文明”之列，借“洋”之力以自我高标，与其所谓的“东洋”和“野蛮”划清界限。最具代表性的是福泽谕吉先后撰写的《文明论之概略》（1875）与《脱亚论》（1885），点出了日本思想家对于东亚新局势下的“华”“夷”内涵转变的判断与行动呼吁，福泽谕吉也因此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福泽谕吉在“文明＝西洋、野蛮＝东洋”的思维框架内，把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与干涉，以“文明”的名义正当化，并将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的理由解释成中国“阻碍”了朝鲜的“文明开化”^①。“文明”的代表由原来的“中华”转向“西洋”，以及跻身西洋的日本自己，而“野蛮”的角色则被赠给了日本应该绝交的东洋“亚细亚恶友”，即中国与朝鲜。甲午战争也因此被渲染为一场“文野之战”，其“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话语的背后所彰显的“华夷”嬗变意味，不可谓不明显。可以说，原有的“天下—华夷”的秩序模式及其复制的“日本式华夷秩序”模式已经改头换面，表面上以“宇内—皇国—亚细亚”的话语面目出现，但其骨子里对于东亚秩序的结构性理解依然未有太大变化。

近代西方侵入东亚引发的乱局，为日本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外部契机。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斗争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卷入其中^②。而日本在与西方列强在东亚均势博弈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借力走向崛起之路，同时萌生了当东亚盟主的心态。早在1882年12月7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文称：“亚细亚洲要同心协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推出一个首领来做盟主。……而这个东亚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属。我们就是盟主。”^①福泽谕吉鼓吹日本作为东亚盟主的论调，开始为“日本盟主论”张目。1895年4月28日，曾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1838—1922）提出了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经营策略，宣称：“我国军备从来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但欲使此战胜之成果不致成为泡影，进而成为东亚之盟主，则必须设法扩张利益线。然而现在之军备，今后以维护主权线尚且不足，又何以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亚耶？”^②日本正是通过甲午战争，得以扩张其希望作为“东亚之盟主”的利益，一步步实现其“称霸东亚”的野心。“盟主”意识正是东亚“天下—华夷”秩序结构观念的自然延续。

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中国，这是日本崛起成为其所谓的“东亚盟主”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甲午战争是日本“皇国史观”确立的标志，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八纮为宇”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③。就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而言，甲午战争是其从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到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转变的转折点^④。这是从作为“联合”的亚洲的角度而言。而如果从作为“分裂”的东亚的角度，就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而言，甲午战争则是作为国家叙述与外交战略“挑战者”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到作为秩序结构“挑战者”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转变的转折点。这也正是日本从观念到战略、再到行动上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盟主的崛起进程。甲午战争打败清朝后，日本跻身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列。正如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说，甲午战争使日本成为“帝国主义游戏中一个过得去的参与者”^⑤。甲午战后，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与清朝脱离宗藩关系，“中华朝贡体系”就此崩解。而与此同时，日本势力的扩大，使得东亚世界呈现出了日、清二元化的世界，进而在此后的欧美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倒台和随后的中国内乱中，日本逐渐取代了中国的传统东亚盟主地位，并通过不断地对外扩张，将其地位一直维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①。19世纪末，日本作为后起之秀登上了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舞台，并且成为这一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②。日本正是以取代中国作为“东亚盟主”的角色，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

近代东亚地缘政治的利益均势与日本的博弈策略，使日本在西方列强在东亚势力博弈的夹缝中赢得自己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其关键的国际关系策略是学习西欧的岛国英国，利用西方列强在东亚大陆的力量均势博弈，联英对俄，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

俄国是在远东牵制日本崛起的重要力量。《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上奏沙皇说：“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从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③尽管以北京（清朝）、朝鲜为作外交辞令，其实质是俄国因为自己远东利益被日本侵害而为清朝伸张。并且称“这些被日本硬塞进条约的苛刻条款，尤其是割让辽东半岛，俄国甚至比中国更感到厌恶！”^④不久俄国联合德、法照会日本，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暂时退还辽东半岛这一重要利益区域。

英国为在远东遏制俄国，而日本为抗衡在东亚的俄、德、法三国暂时联盟，在此背景下英国与日本达成了联盟。1894年7月16日，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远东支持日本。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⑤英国甚至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日军击沉英国商船事件选择了保持沉默，实际上英国等于把中国出卖给了日本^①。到1902年，日英正式结成了“第一次日英同盟”，日俄战争后同盟条约续签。至此，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列强结盟相互争夺的新局面。

在中日甲午战争十年后，经过以小搏大的日俄战争，日本在东亚政治舞台上真正崛起。参加日俄战后调停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日本博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取得了显著的报酬。日本获得了对满洲及朝鲜制驭权，取得了旅、大和库页岛南部，又因为击败俄国的海军而自然地拥有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内除了英国之外，造成了任何国家也难以匹敌的优势。”^②英国《晨邮报》直接以《世界的大日本》为题，论述日本在东亚崛起所引起的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今非昔比，日本在中国的威望及维护这种威望的任务明显加重了。”^③此后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始终是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④。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将其“称霸东亚”的心态亦推至极致，直至名义上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建立。日本借由战争走上东亚“盟主”之位，以自己代表东亚整体利益的姿态来抗衡西方列强，实际上正是以此为借口来实现日本对东亚诸国的殖民与吞并。

日本趁西方列强纷争之机，快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扩张。曾追随西乡隆盛（1827—1877）大唱“征韩论”的陆军少将、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1838—1877）称：“方今宇内各国纷争，大小强弱相互吞并。甲起乙扑，互为盛衰之势”，如欲“使我国与各国骄驰，独立于宇内，唯有航渡海外，战斗攻伐”，“现今英、法、普、俄各国相峙，无暇及于支那、朝鲜、满洲，我日本宜在此时乘机跋涉于支那、朝鲜、满洲，掠而取之，以立侵入欧亚各国之基。”^①日本正是要在西方列强的东亚博弈均势中寻找向“宇内”扩张的机会，其最邻近的视域自然首先落于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中国大陆。日本提出对西方列强均势要采取积极的打破手段，如政论家浮田和民（1859—1946）解释其所支持的“东洋孟禄主义”（即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说：“国际关系为实力关系，不能始终采用消极主义，故有时不可不出以积极之手段。设令亚细亚中之一国，发生内乱，欧美列强，欲出而干涉之，则日本当先用其积极手段，使列强无干涉之必要。”^②其所谓的“积极手段”，即是日本要抢在西方列强之前，最早出兵干涉东亚国家内乱。正是这样，日本借口国家利益安全保障的需要，而渐次野心膨胀，行其扩张东亚之实。

近代日本通过陆路（朝鲜、辽东、满洲、山东）和海路（虾夷、琉球、台湾）两个方向，向整个东北亚地区扩张。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向北占领北海道（虾夷地），向西南吞并了琉球。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入侵朝鲜，建立傀儡政府，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日本由此正式实现了对台湾的占领，并将朝鲜从清朝的保护下分离出来，这使得东北亚旧有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瓦解殆尽，东北亚地区中日之间的对抗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

为保住其东亚盟主地位，维护其所谓的利益范围，日本的“宇内”诉求进一步扩张。山县有朋主张维护日本的“主权线”，则必须设法扩张日本的“利益线”，实际上是指日本“应做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③。所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古代东亚“天下”的狭义、广义两重范围的近代翻版，而这两重范围的近代日本式“天下”或“宇内”，都在蠢蠢扩张之中。1903年，日莲派宗教家田中智学（1861—1939）把“八纮为宇”概括为“八纮一宇”，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从此“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军政机构的国家格言^①。这一口号的转变，更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统一“宇内”、成为世界霸主的欲望已经极端膨胀。

甲午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所确立的军国主义体制逐渐走向膨胀之路。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败亡的1945年，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不断从战争走向战争的重要发展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几乎每5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②。日本崛起后在东北亚大陆上的势力扩张，在甲午战争后一度受到了俄国的制衡。中日《马关条约》签署6日后，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对日提出“友善劝告”，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这被日本视为外交屈辱。1904年的日俄战争，正是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东北亚尤其是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引发的纷争。经过日俄一战，俄国势力在远东受到遏制，日本势力则向东亚大陆方向稳步推进，1910年日本正式并吞了朝鲜并控制了辽东半岛。1919年一战之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并继续将势力向中国东北的更大范围渗透。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以逊清宣统帝溥仪为傀儡，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从中国东北边疆进而正式侵略华北、华东乃至中国全境。日本同时以冲绳（原琉球王国）、台湾为基地，向其西南方向的东南亚诸国发动侵略，建立起法西斯势力殖民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日益扩张，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发生冲突。以偷袭珍珠港为序幕，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可以说，在20世纪前期近半个世纪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最大特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它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是该时期东亚所有大规模战争的肇事者^③。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膨胀与战争经营，虽使其“宇内”一度扩张到整个东亚、东南亚与太平洋西部区域，但由于其侵略扩张的非正义性，日本军国主义最终逃不过彻底败亡的命运。

作为日本的“他者”的东亚这一“宇内”天下，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被以不同方式言说。近代日本经历了先“脱亚入欧”，然后再返身“脱欧入亚”的历史进程，最后回到了东亚的历史框架逻辑内，并一度成功取而代之。日本近现代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脱亚”和“归亚”现象，虽是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但其推动力和目标却都蕴含着日本欲做世界大国的强烈愿望^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日本式华夷秩序”对近代日本在东亚区域“天下”范围内的潜在召唤。

摇摆于两端之间的“脱亚”与“入亚”话语，反映了日本对其自身在“亚洲身份”上的多变姿态。对近代日本来说，美国的黑船叩关迫使日本由“锁国”而开眼看西方。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脱亚入欧”为理念，在其“亚洲身份”的界定上始终处于摇摆和游离状态，一直摆荡于“脱亚”与“入亚”之间^②。明治时期，日本从观念上实现“脱华”后的“入欧”（入包含了欧美新的天下亦即世界）。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已初步具备了“入亚”（入广义的东亚天下）的实力与现实可能性。在围剿义和团运动的庚子八国联军中，日本跻身西方列强的一员，迈开其随欧美列强“征亚”的大胆步伐。日本学习欧亚大陆岛最边缘的英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制衡大陆的角色，并在英国对东亚的均势策略下获得了英日同盟的支持。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成了东亚的代表与“盟主”，其在东亚的独立政治力量被西方所承认。一战以后日本退出“国联”，转身回到重建东亚的“入亚”乃至“征亚”道路上来。二战中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一“征亚”道路的实际成果。“大东亚共荣”本质上仍是“脱亚入欧”思想的发展和表现，由于其宣称要把亚洲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③。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从“华夷变态论”到亚洲侵略主义的转换过程，其亚洲观念中呈现的“时”（朝贡时代与“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近代）、“空”（脱亚与入亚）错乱，正导源于它同时在亚洲和世界两个层面上经历了“中心—边缘”的双重换位^①。日本“亚洲身份”的时空错乱与换位，诚然是与近代西方国际关系交织在一起，但究其实质，仍是建基于东亚秩序结构之内的。

从东亚国际秩序的长时段角度而言，日本的“脱亚”事实上即是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秩序，即“脱华”。在近代走上“脱亚入欧”扩张路线的日本，谢绝“亚细亚恶友”，表达了其彻底“脱华”的急迫心态。而日本此后的转向颇为重要。日本后来在被欧洲列强排挤之时，重新“脱欧入亚”，转身返回亚洲主张“亚细亚主义”，以图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一内在力量的延续，以此直至一度重构了近代东亚的国际秩序。近代日本在西力东渐下产生的各种“亚细亚主义”思潮，看似纷繁复杂、相互矛盾，但其中自有其一贯逻辑，内含着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并且蕴涵了日本文化的诸多原点，得到传统伦理的支撑^②。从对东亚秩序的一贯倾向与最终导向而言，“亚细亚主义”仍是日本对东亚范围内的广义“天下”区域在近代世界背景下的再现与重构。

近代日本的“入欧”与“脱欧”话语，与“脱亚”与“征亚”互为表里，相互交织。日本的“入欧”，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是学习欧洲同样作为“岛国”孤悬海外的英国，并与英国签订日英同盟，亦在大陆的国际秩序上学习英国对付欧洲大陆列强的均势制衡策略。日本由此在东亚区域内进入了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从被纳入殖民地体系的威胁中摆脱出来。但日本实际上难以真正获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中的平等地位，并且希冀以殖民主义的西方理论武器实现自身在东亚的势力膨胀，因此日本最终跳脱了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和列强在东亚所构建的“华盛顿国际体系”。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是其“脱欧”与“征亚”的重要连接点。这一事件，从军事上看日本是摆脱了西方列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与条约协议的束缚，复归东亚并迈上了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战争之路，而从外交上看则是日本的一次彻底失败^①。日本对于东亚区域的膨胀野心，使其从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入欧”的步伐，其在国际秩序上“脱欧”谋求自立秩序，而且不再掩饰其“征亚”之路。日本对于“入欧”或“脱欧”的关键考虑，仍是以自己是否能实现对东亚区域的控制作为根本诉求与最终旨归的。

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回归东亚“宇内”，自行建构以“皇国”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此时日本的“入亚”，已不再是古代日本学习中原文明时的那种寻求跻身入以中华为中心之天下，而是接近于近世日本那种挑战中原王朝、将周边诸国并入以日本为盟主之大东亚，以明确重构排除西方在外的新的东亚秩序，其设定的秩序中心当然是日本。可以说，日本是携受西方条约体系影响而“文明开化”的余威，以东亚“盟主”的身份自居，回归亚洲开拓“宇内”，试图重建其本质上仍未消泯的“日本式华夷秩序”。

日本在东亚世界这一“天下”的所有“他者”中，最重要的对手“他者”一直是居于东亚大陆的中国，而近代西方只是日本在对手“他者”中国之外所借力的外部“他者”。战争可以说是界定国际秩序中的对手“他者”的激化体现方式。不仅是中日甲午战争，此前东北亚世界所发生的唐日白江口之战、蒙古入侵日本、明朝援朝抗日战争，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都让日本更加清晰地界定了其东亚秩序中的对手“他者”是东亚大陆的中国。吉田松阴说：“国体云者，神州（即日本）有神州之体，异国（即中国）有异国之体。读异国书，徒以异国之事为善，却贱我国，羡异国，学者之通患，是不知神州之体异于异国之体故也。”^①这正是将日本“神州”与“异国”中国相对举，强调日本相对于“他者”中国的特殊性。正如当代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所说，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故而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②。对于日本来说，东亚大陆的中国这个“巨大的他者”，正是日本需要着力作为对手加以挑战的“他者”。

在“日本式华夷秩序”中，日本的自身主体性彰显，而将中国视为对手邻国，将其周边尤其是朝鲜、琉球视为日本的藩属国。从日本的角度，自隋唐时期以来，日本作为对手的“他者”是东亚大陆的中原王朝，在各个历史时期日本习惯称之为“唐国”“唐土”“唐山”（中国）。日本力图使自己与中原王朝保持对等的政治态势，只是日本的实力未济，暂时未能压制中国。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日本的“他者”中国迅速蜕变成了夷狄形象。到了近代欧美入侵，西方人成为日本眼中新的“他者”夷狄（外部“他者”）。但很快在船坚炮利的作用下，这些西方的“夷狄”转变成了文明人的形象，而日本毕恭毕敬地向西方展开学习，视己为西方的同类，同时将他者“夷狄”形象转而投射给“亚细亚恶友”清朝中国及其属国李氏朝鲜。这里的“他者”与“夷狄”虽处于转换之中，但基本上日本是以东亚大陆的中国作为对手“他者”的。在日本的语境下，对于附属的“他者”，显然是采取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即“日本式华夷秩序”观念结构下的“蕃国”，主要为朝鲜、琉球。日本对清朝发动的甲午战争，更是被日本自诩为文明之国针对野蛮“他者”的战争。

通过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华夷秩序”的复制与学习，日本径改以“自民族中心主义”^①，在观念上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中国“天下—华夷秩序”作为对手“他者”的简单反转、甚至“叛逆”而达到的。近世日本形成了自我（日本）、对手他者（中国）、外部他者（印度）这三个中心并立的“三国中心世界观”^②，日本增加了外部“他者”天竺（印度），以抗衡对手“他者”中国对日本自我中心的心理压力。近世后期日本改以外部“他者”荷兰替代印度而形成新的“三国中心世界观”，“兰学”从学问技术到思想观念对于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近代日本的外部“他者”更是全面地转向了西洋，借由“洋学”和“西力”的外在刺激，日本在认知观念上真正达到了消解“中国中心”的目的，从而更加稳固地建立起其“自民族中心”观念。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日本式华夷秩序”观念与“三国世界观”是如何实现兼容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对“华夷秩序”的反转，在近世借用了“三国世界观”，而到了近代则借用了西方“殖民地—条约体系”。天竺、荷兰与西洋，对于日本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了不同意义上的“文明”的代名词：在近世初期为佛教文明的话语力量，在近世后期为商业文明的话语力量，在近代为器物文明的话语力量。这三者依次成为日本据以挑战强邻对手“他者”中国的有力思想武器。

日本在近世并没有完成对中国的挑战，而到了近代由于西方“他者”的实际介入，及其所带给日本的器物技术与制度革新而导致日本挑战中国中心“华夷秩序”的成功，从而导致了对中国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彻底解体。近代日本在隐藏的历史思路上逐渐构建了新型态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亚细亚主义”，这是一种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即浮田和民所说的“东洋孟禄主义”^③）。这种效仿美国门罗主义主张的亚洲门罗主义，意味着日本人主张：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①。近代日本所主张的这种区域主义的“东亚新秩序”模式，实际上正是日本将其所称的“东洋”作为自己后院，以阻止西方列强对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范围的染指。从以中国作为对手“他者”，到完成对中国中心“天下—华夷”秩序的替代，近代日本在东亚区域内走上大陆扩张的极端膨胀之路。

在国际政治合法性方面，日本在古代东亚世界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外部认可，但其主要意义还在于争取其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日本式华夷秩序”存在一个由对外转而对内的改变面貌的过程。日本对中国华夷思想的接受有自己的取舍，最后形成的日本式华夷思想与中国不同，它不是为了对外而是作为内部统治的政治思想加以利用的^②。日本对内争取政治合法性叙述中的重要一环，依靠的正是其对外以武道作为合法性的“武威主义”，这在近代给东亚诸国带来了战争灾难。

日本针对东亚诸国的“武威主义”观念，被日本思想家理解为“武勇之道”。江户前期的兵法家与思想家、日本“古学派”的鼻祖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配所残笔》中说：“民安国平，立万代之规模，上下明道，岂非达聪明圣智之天德乎？况以武勇之道，平三韩（即神功皇后征三韩），使之贡物于本朝，攻高丽（即李氏朝鲜），陷其王城，设日本之府于异朝，武威扬于四海，自上代至近代，然也。本朝之武勇令异国恐惧，不但终无外国进攻本朝，亦无寸土为彼所夺之事。故武器、马具、剑戟之制，兵法、军法、战略之种种，非彼国所及，岂非武勇优于四海耶？”^③山鹿素行此段论述极端推崇日本历来的“武勇之道”，并且对此津津乐道，企望日本武威远扬四海，尤其是地理位置离日本列岛最近的朝鲜半岛。日本重武勇霸道而非文教王道，因而与来自儒家的“王道教化”观念全然对立。山鹿素行将日本的国家武道传统追溯至传说中的神功皇后征三韩之事，一方面借以证明大和民族政权对大陆扩张的合法性、延续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以此武威而非文教上的成就宣扬民族优越感，同时也强调正因武威之道而获得了国家的安全性、民族的安全感。山鹿素行所说的包括武器、马具、剑戟之制、兵法、军法、战略等种种武道，是其认为的日本立国强国的根本之道。山鹿素行思想中具有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较早地呈显了日本人的“发展论”诉求和从“华夷名分”逆转的“去中华”意识^①。山鹿素行在其《中朝实录》中专有《武德章》说：“吁，中朝（即日本）之文物，更不愧于外朝（即中国大陆），如其威武，外朝亦不可比伦。”^②这更是强调日本的武威之道非中国所能比。实际上，山鹿素行所理解的“王道”正是这种武家之道，认为“武家颇得王道也”^③。这与中原王朝讲德化的“王道”理念背道而驰。可以说，如果把中国式华夷秩序赖以维系的纽带视为“礼乐”，那么日本（尤其是武士当权的日本）价值的最髙体现便是“武威”^④。近世“日本式华夷秩序”不同于以古代的礼教文明为评价基准的中华华夷思想，将关注点放在了皇统一贯和“武威”上^⑤。“日本式华夷秩序”处处不忘昭示勇武于宇内，此即山鹿素行在《治平要录》中所谓的“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⑥，以此大肆宣扬其作为国家根基的武威主义精神，并用来构建其独特的“日本式华夷秩序”。

从民族性格的角度而言，“武勇”与“耻感”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曾经令日本感到不快的“朝贡体系”，一方面实实在在地使日本步入了文明，另一方面也让日本看到了其与中国间的文化“落差”和自惭形秽的“劣等感”^⑦。面对孕育了儒学的中国这一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日本人不免会产生某种自卑感，故而需要刻意抬高日本而贬抑中国^①。日本所感受到的来自对手“他者”的鄙夷目光，加之其本国是位于大陆边缘的岛国，以及自然资源的匮乏，造成通过他我认知折回的自我认知的自卑感和耻感。日本努力面对生存困境，但因其对传统东亚秩序的挑战而被东亚大陆中心的国际秩序无视，日本愈发需要自我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秩序以证明自身的存在感。由此可以理解《菊与刀》中所说的与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所对应的日本民族的“耻感文化”^②。为克服这种骨子里的耻感，日本借由其“武士道”等民族精神，可谓知耻而后勇，发展出了对于武勇的强烈崇拜，走上了武威主义立国的道路。被视为“东夷”的日本，从来自崇尚儒家文化制度的中国及其追随者朝鲜的鄙夷目光中产生了自卑感，由此需要自我强化优越感以抗拒来自外部的鄙夷，并同时将自己的鄙夷眼光反向投射给中国、朝鲜等国。日本的自我优越感膨胀到极端状态，以其建构的“神国”“皇国”“天皇”“万世一系”等自我言说的合法性话语，引发出对他者（如对中国、朝鲜）的强烈蔑视感，因而日本对其“武勇之道”大力宣扬，同时骨子里又极度缺乏安全感。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摆脱殖民统治并加入西方列强行列的国家，这无疑增强了日本面对亚洲其他国家时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但是实际上日本人心灵深处仍然无法摆脱对欧美的自卑感和对落后的亚洲的优越感^③。这种自卑感与优越感纠结复合的民族心理情结，是作为东亚边境的日本一直难以摆脱的抑郁与梦魇，而对邻国的武威主义则成为其纠结情结的自我宣泄出口，以实现其对东亚“天下—华夷”秩序结构的重构。

日本一直在积蓄着力量，结合其历史上固有的“武威主义”思想与近代来自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等待机会实现对“天下”的扩张与覆盖。韩东育指出，福泽谕吉在其著作《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存在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实际要着力完成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礼教“华夷秩序”，而前者源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因而两大任务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①。对于日本来说，连接“日本式华夷秩序”与西方近代国际条约秩序之间的桥梁，正是其非道德主义的“武威主义”，即对于“力”的极端强调，这是中国中心的“天下—华夷秩序”与“日本式华夷秩序”的最大差别所在，也是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与近代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最大差别所在。日本崇尚“力”的这种思想，同时还来源于日本近世思想中的“脱儒入法”，此即日本近世“新法家”的思想桥梁作用^②。正是在“脱儒”的基础上，近代日本可以迅速从东亚转向西方，实现从思想到行动“去中心化”的“脱亚”^③。近代日本脱东亚之道德，发挥“日本式华夷秩序”之武威，携入西方殖民条约秩序之力、强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战略与行动，实现近代日本的强势崛起，以实现其“日本式华夷秩序”对东亚“天下—华夷秩序”的破坏与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