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6, 1(2): 37-73
doi: 101393D-2016-2-003
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
王日华*,
 
【摘要】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本文从崛起国的国内发展层次出发,检验了崛起模式与诸多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的原因。一方面,内生型崛起方式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内生型崛起方式是通过国家自身的发展来获得权力增长,而不是通过联盟和扩张的方式来获得权力叠加,这避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另一方面,经济优先型的崛起路径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经济优先型崛起路径减缓了崛起对霸权带来的军事冲击,加强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缓解了霸权对崛起的恐惧。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解释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现象。
【关键词】  崛起国 ; 霸权国 ; 无直接战争根源

【Abstract】 
 

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反复引发其与既有霸权国之间的战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从霸权国角度对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进行解释。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non-direct war)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越多越多的学者发现,“在某些条件下,窗口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会有利于和平”。①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国家成长在新时代条件下不一定导致国际战争”。①那么这种“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为什么能够和平共处呢?本文拟从崛起国视角出发,探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的基本条件。

一、问题提出和文献回顾

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是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焦点,现有的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然而,在历史实践中也出现过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现象,那么我们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探讨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原因,具体问题是,为什么在1865年至1945年间美国的崛起没有引发其与霸权国英国之间的大战?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崛起为什么没有导致秦国与霸权国周王国之间的战争?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所说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指的是两国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但并不否定它们之间的敌对或冲突,也不否定两国间的代理人战争。本研究旨在探讨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现象,并不否定它们之间的战争行为。

(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们之间的和平或战争直接影响了国际体系的稳定和更替。

“崛起国”指的是正在崛起进程中的大国。在日常汉语中,“崛起”一般指的是“突起”或“兴起”。②在英语中,“崛起”(rise)是指从较低的级别或位置快速上升到较高的级别或位置。③在国际关系中,“崛起”指的是国家相对权力快速增长并最终成为霸权国的过程和结果。

“霸权国”又被称之为超级大国、支配大国、主导国、最强国等,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古代汉语中,“霸”通“伯”,指的是“古代诸侯之长”。①在现代汉语中,“霸权”一般是贬义,指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②一个国家是不是霸权,主要通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三个关键要素来衡量,“国际影响力”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和观念性影响力。“霸权国”就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体系结构中位居第一并且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主导性影响的国家。

1865—1945年间,大国间的战争主要有8次,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不同时期卷入了战争。但是,其中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见表1)。

表1
1865—1945年间的大国战争

(二)现有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修昔底德(Thucydides)很早就指出,战争的说辞很多,它们常常掩盖了战争的真正原因。“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①修昔底德的论断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即大国崛起及其引发霸权国的恐惧是大国战争的根源,这也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在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看来,所有的国际政治现象都是权力斗争,都可以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者显示权力。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决定了每个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国家,“或是在不断地准备战争,或是在积极地卷入战争,或是处于从战争中恢复的过程”。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明确指出,新兴大国崛起只能依靠战争崛起。一方面,因为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阻力太大,“除了战争以外,某一大国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方面的基础的变化速度并不比另一大国快多少。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不足以使各国地位发生重大而稳定的变化”。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强调国际结构,鼓励国家追求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时时萦绕在大国之间,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表示,在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①大国的扩张直到成本和收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止。对于霸权国来说,它常常会在自己还拥有军事优势的时候,依靠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消灭或者削弱新兴的挑战者,以免在未来的大国战争中自己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样的权力转移就是最近历史上发生的冲突的一个深层次结构性原因”。③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同样认为,“迫在眉睫的权力转移(或称为‘窗口’)产生霸权战争的诱因”。

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相信,在国家的生命周期中,“战争常常是一个国家崛起并谋求世界经济霸权和另一个国家衰落过程的转折点”。⑤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导致战争在一些理论中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它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霸权周期和战争周期联系在一起。鉴于该理论严密、明确的因果关系,它似乎是正确的。”

尽管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均认为大国崛起会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争,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当代国际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霸权战争打不起来,主要原因有:(1)当代国际社会的理性和对战争的厌恶;(2)战争的花费太高以至于它成为只有穷国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3)全球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战争没有必要,贸易战将会代替军事冲突。

现有关于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理论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当代“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理论主要局限于西方主义的经验基础。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国家间的战争充斥整个欧洲历史。“所有新崛起国家(只有一个例外)都在世界权力转移期间卷入战争。”于是,“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的战争经常发生”。①在辛格等人统计的1816—1965年间所有的国际战争中,欧洲境内或者欧洲国家参与的战争有80次,占全部战争的86%。从列维统计的1495—1975年间的大国战争看,它们全部发生在欧洲境内或者有欧洲国家参与。从1495年以来500多年的历史看,全球仅有24年的和平期,占全部时间的5%。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而且以欧洲国家和欧洲境内为主要战场。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大国崛起必然导致大国战争的结论。“关于霸权衰落和错误的宿命式政治理论所做出的并不严谨的历史类比,并非仅仅影响学术研究,还有可能导致不适宜的政策。”

第二,当代“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理论抽象掉了国内因素。“单元的属性、行为和互动必须被置于一旁,或是被抽象掉。”沃尔兹表示,“抽象掉单元属性,意味着把国家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抛开;抽象掉各种联系,意味着将国家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互动抛开。”③约瑟夫·奈认为:“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该国会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国际体系中地位相近国家的行为方式是类似的。大国以一种方式行事,而小国则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体系单位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否认国内政治的作用。”

第三,当代“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理论主要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和霸权中心主义的静态角度。大多把新兴大国的崛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变量,完全不考虑崛起这个变量的内部结构;或者是静态地观察崛起,基本上不考虑崛起的变化和进程;或者是以霸权国家为中心,观察霸权国家的对外行为和战略,忽略了崛起国的视角。

二、基本假设和理论模型

崛起的本质就是国家综合实力相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大国或者霸权国发生显著性的增加,这种增加相对于权力的方式与途径就是崛起模式。从崛起国的角度来看,不同大国的崛起模式存在着差异,主要体现在崛起方式和崛起路径两个方面。排除核武器、地缘政治和文化等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不同的崛起方式和崛起路径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为此,本文的基本假设是:

假设一:从崛起方式来看,内生型崛起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外生型崛起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

内生型崛起主要依赖国家自身实力的增长,对霸权国的权力挑战是潜在的和间接的,霸权国对威胁的感知相对较弱且缓慢,霸权国和崛起国容易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增加互信,从而给大国权力的和平转移带来了机会。相反,外生型崛起主要是借助对外政策、强制外交和联盟等手段,从外部寻求增加自身实力,这种实力的增加是直接、快速且明显的,霸权国对这种威胁的感知非常敏感和强烈,为了维持现有的霸权地位,霸权国多会选择对崛起国采取遏制战略。因此,外生型崛起引发霸权战争的风险较高。

假设二:从崛起路径来看,经济优先型崛起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军事优先型崛起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争。

经济优先型崛起对霸权的挑战是潜在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加了大国之间的交往、沟通和互信,提高了大国战争的成本,促进了大国之间的共赢,有利于大国之间无直接战争。相反,军事优先型崛起直接构成了对霸权的挑战,军事实力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非常明显,霸权国只能选择以军事对抗进行回应。

(一)崛起方式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关系
1.内生型崛起与外生型崛起

“崛起”指的是国家相对权力的显著性增加,其中最关键的是军事力、经济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相对增加。军事力和经济力属于物质性权力,它们可以通过国内发展和国外扩张、掠夺或结盟两种途径获得。“国际影响力”是一种社会性权力,国际社会中的社会性权力主要来自于国际范围内的制度性权力和文化、价值观、国内惯例、政策等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吸引力。不同的权力获取方式会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带来不同影响。一般说来,物质性权力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

(1)通过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的速度,最终增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总量,即内生型崛起;

(2)通过对外扩张与掠夺,使得国家的领土、资源和人口等权力要素的数量增加,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的方式来增加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对抗能力,即外生型崛起。

崛起国社会性权力的增加主要是指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国内惯例等对他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其二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具有合法性和崇高的道义威望,并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而产生说服力。因此,崛起的社会性权力获得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是通过坚持本国的价值观、发展本国的文化来实现影响他国的能力;第二是推行合理性的对外政策,并以一定国际道义为准则。

崛起国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部分:第一,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外交政策;第二,对霸权国的外交政策;第三,对其他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

崛起国为了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一般有两种外交政策:一种是融入现有国际体系,通过参与现有体系来逐步修改和调整现有体系的结构与规则,这被称之为体系内争权,体系内崛起属于内生型崛起;另一种是其对外政策明确反对现有体系,拒绝参与现有体系,并通过另行创立国际机制的途径来彻底改变现有体系,体系外崛起则是外生型崛起。

从崛起国对霸权国的外交政策来看,崛起有两种模式:一是直接挑战霸权国,通过削弱霸权国的权力来实现崛起,这种崛起属于外生型崛起;二是不直接挑战霸权国的现有地位,而是通过与霸权国结盟、和平共处或者避免与霸权国直接发生军事对抗的方式,在霸权国的势力范围外寻求权力扩展的崛起,这种崛起属于内生型崛起。

崛起国对其他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对中小国家和其他大国推行扩张与征服的外交政策,从而为崛起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种崛起模式可以纳入外生型崛起的范畴。二是通过推行如约瑟夫·奈所说的“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①的外交政策,从而增加崛起国的国际威望、政策号召力及和平友好的对外形象,这就是国际影响力的崛起,属于内生型崛起。

综合来看,在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根据提升权力的不同来源和不同方式,崛起可以分为内生型崛起和外生型崛起两种模式(见图1)。

图1
权力获取方式与崛起模式

2.崛起方式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

新兴大国的崛起之所以会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关系的变动,一方面是因为崛起国的权力增加对霸权国的现有权力地位及其既得利益构成了潜在的或者直接的挑战与威胁;另一方面取决于霸权国能不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到这种挑战与威胁并推行相应的因应措施。

在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同的崛起方式使得崛起对霸权的威胁及其程度不尽相同,因而会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

一般来说,内生型崛起主要是通过扩大内需或国际贸易来发展本国的物质性权力,通过和平改造国际议程来获得制度性权力,并且会通过竭力避免与霸权国发生直接对抗来保持自身的崛起。内生型崛起需要推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主张通过柔性外交的手段来维护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因此,内生型崛起对现有霸权的挑战是潜在的、间接的以及和平的,对现有霸权国权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威胁程度较弱。霸权国对内生型崛起的因应措施主要是通过外交的方式展开和平竞争,从而使得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易于展开和平竞争与和平共处,甚至会在特定的共同压力推动下实现和平友好。

外生型崛起主要通过对外扩张、加强同盟关系或开展掠夺性贸易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物质性权力,反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和规范,通过另外设立一套国际机制来对抗现有的国际规范,并采取其他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直接削弱霸权国的现有权力地位。外生型崛起对现有霸权的挑战是现实的、直接的和对抗性的,对霸权国的威胁程度较高。外生型崛起对外推行军事征服、联盟和威慑等强制性外交。现有霸权国的霸权护持措施则主要表现为从多方面遏制崛起国,并且有可能在具有自信和足够权力优势的时候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摧毁崛起国,从而避免在未来不得不面临崛起国带来的更大威胁。

表2
崛起方式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

(二)崛起路径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关系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军事力、经济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三个关键要素之间存在一个先后发展的顺序。不同的权力要素和资源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不同,不同的权力增长次序以及不同的权力转化路径也会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1.权力资源及其影响

“军事力”主要包括国家的军事战略及其指挥能力、武器装备的数量与质量、军费开支、军队人数和地缘政治环境等资源。“经济力”主要包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和国际贸易水平。“国际影响力”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国家主导国际规范的制度性权力;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等对他国所产生的吸引力;国家推行具有合法性的对外政策及其所包含的国际道义原则对他国所产生的说服力。国际影响力是一种软权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

约瑟夫·奈表示,不同的权力类型所伴随的对外行为及其手段也不相同(见表3)。军事力的主要行为表现是威胁逼迫,阻碍对方,保护己方;经济力的行为表现方式是威逼利诱;而软权力的行为方式主要是吸引以及设定议程。军事力的主要执行手段有进行恐吓和使用武力;经济力的主要手段是进行交易和实施制裁,而软权力则主要通过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文化、政策和机构体制等手段达到目的。相应地,与军事力对应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强制性外交、发动战争和加强同盟等;与经济力对应的对外政策有开展援助、进行贿赂和实施制裁等;而与软权力对应的对外政策则主要是开展公共外交、双边和多边外交等。

表3
权力要素及其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军事力、经济力和国际影响力三个要素因为其行为表现方式、主要手段和相应外交政策的不同,使得崛起对霸权的威胁及其程度也不同,因而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

经济力崛起对霸权国的威胁是间接的,程度最弱。霸权国对经济力崛起大国威胁的感知需要一个过程,霸权国因应经济力崛起也主要依靠经济和外交手段。军事力崛起对霸权国的威胁是直接的,程度最强,它直接威胁到霸权国的安全利益。霸权国对军事实力的崛起特别关注,其因应军事力崛起的主要手段是增加军费,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在必要的时候对崛起国进行预防性战争打击。国际影响力根据其获取方式的不同使得崛起对霸权的威胁不同。通过积极对外扩张和直接挑战霸权国的权威及现有国际规范的方式获得国际威望,对霸权国的威胁程度较强,容易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敌对和战争;而通过间接性地在现有国际体系和规范内获得制度性权力,通过具有合法性的对外政策及其国际道义原则获得的说服力以及国家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等所产生的吸引力,对霸权国的威胁程度较弱,因而有利于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

2.权力转化路径与崛起模式

在新兴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军事力、经济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不会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相对的先后顺序。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表示,一个国家相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上升或下降并非同步进行,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的轨线同它的军事和地区影响的轨线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滞差。①由于军事力、经济力和国际影响力之间密切的相互促进作用,优先发展起来的权力会促进其他权力要素的提升,从而实现权力在军事力、经济力和国际影响力之间的相互转化。

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力三个要素之间的权力转化路径有四种组合方式:第一种,经济力优先崛起,然后带动军事力崛起,最后在以经济力和军事力为基础的条件下实现国际影响力的崛起,即“经济力→军事力→国际影响力”;第二种,军事力优先崛起,然后带动或者直接通过扩张导致经济力崛起,最后在以经济力和军事力为基础的条件下实现国际影响力的崛起,即“军事力→经济力→国际影响力”;第三种,经济力优先崛起,然后通过经济实力实现国际影响力的崛起,最后才是集中发展军事实力,即“经济力→国际影响力→军事力”;第四种,军事力优先崛起,然后通过军事实力实现了国际影响力的崛起,最后才是集中发展经济实力,即“军事力→国际影响力→经济力”。

在没有一定的以军事力和经济力为基础的情况下,国际影响力的获得及其对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促进作用都很有限,因此,国际影响力优先崛起的模式不会存在。第一、三种权力的转化路径是以经济发展为先导,可以称之为“经济优先型崛起”;第二、四种权力的转化路径是以军事发展为先导,可以称之为“军事优先型崛起”。

3.崛起路径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

不同的权力要素及其资源会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崛起路径则进一步加深或者验证了权力要素及其资源的这种影响(见表4)。经济优先型崛起主要是通过国内技术创新与发展、国际贸易扩大等方式获取权力,对外政策以外交为主,目标是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其结果不会立即挑战霸权国的现有权力地位。因此,经济优先型崛起对霸权国的挑战是潜在的和间接的,有利于维持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军事优先型崛起的对外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外进行战争与征服、殖民扩张与掠夺、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军事优先型崛起直接威胁到霸权国的国家安全和既有权力地位,使得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紧张对峙并有可能引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

表4
崛起路径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

总的来说,在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内生型崛起和经济优先型崛起的模式有利于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或友好结盟;而外生型崛起和军事优先型崛起则容易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敌对或者战争。然而,内生型崛起和外生型崛起、经济优先型崛起和军事优先型崛起四种模式互相交织在一起,对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发挥着综合性的影响。综合考察四种不同的崛起模式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可以发展出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是战争趋势,即外生型崛起和军事优先型崛起的因素超过了内生型崛起和经济优先型崛起因素的影响。反之则是另一种无直接战争的趋势(见图2)。

图2
崛起模式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趋势

三、美国崛起与英美特殊关系(1865—1945年)

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地区强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和霸权国,但是霸权国英与崛起国美国却从敌对走向了“特殊关系”,两国之间再也没有爆发直接战争。

1.美国经济实力的崛起

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从美国的经济总量来看,按照1970年的美元价格换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869年的74亿美元左右发展到了1945年的2110亿美元,①在70多年的时间内增加了约30倍。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189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46亿美元。②根据戴维·辛格等人的统计和计算,美国的相对权力在1897年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见表5)。

表5
1897年主要国家相对权力对比

2.美国军事实力的滞后发展

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军费预算开始逐年大幅度缩减(见表6)。1865年美国海军预算为1.2亿多美元,到了1866年就缩减了三分之二,仅有4000多万美元;到了1870年海军军费再次缩减了一半,只有2000多万美元;1885年,海军军费为1600万美元。这种状况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后才开始出现逆转,美国军费逐年上升。

表6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及军费支出统计表(1865-1890年)

随着美国海军军费的缩减,美国的军事人数也开始大幅度下降(见表7)。1865年内战结束之际,美国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总人数达到100多万。但是,1866年军队经过精简后,99%以上的军人都退伍回家了,全国军队总人数仅剩下7万多人。此后,军队还在不断减员,直到1890年,美国全国正在服役的军队人数仅有3万多。

表7
服役中的军队人数(1865-1900年)

美国军费开支的限制和军事人员的缩减使得美国军队极其虚弱。1876年,美国海军部无奈经费的空缺,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免职待命制度,即让大量的海军军官停职在家,每年仅发给他们2300美元的补贴,但是这些军官仍保持军人身份,随时听候海军的调遣和安排。内战后,美国陆军基本上保持在5万人左右,真正的机动部队则只有2万人左右。

从军事装备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内战期间美国海军的实力一度大大提升,战后南北海军归为一个整体。据统计,在内战中服现役的舰船达到700艘之多,其中铁甲舰有5艘。①然而,在内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美国海军的军舰很快就随同军队复员一起大规模“转业”了,美国海军的实力急剧下降。为了减少军事开支,美国拆掉了内战期间庞大的海军舰队,大部分舰队的船只作为商船出售了。由于军费的限制,留存下来的铁甲舰和快速战舰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渐渐腐烂锈蚀。在裁减海军的形势下,美国只是零星地建造了一些实战价值不大的舰船。到1880年时,美国海军的舰船已“减少到48艘,还都是过时的老家伙”。当时,美国的海军力量已退居世界第12位,排在丹麦、中国和智利的后面。②美国海军的规模也比不上巴西或阿根廷。

1881年7月,美国海军部部长威廉·亨特受命召集了一个海军顾问委员会着手研究军队建设和改革问题。顾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建军报告,要求建造新式军舰68艘。1882年8月5日,国会否决了海军顾问委员会的造舰方案,仅仅批准建造2艘巡洋舰,并同时规定每艘军舰的修理费用不得超过建造费用的30%,后又改为20%。

1890年,美国海军政策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庞大的造舰建议,要求美国海军应该拥有不少于200艘各类舰船,其中战列舰的数量居多。对于这项过于庞大的海军发展计划,就连当时的海军部长特蕾西也感到震惊,他对该计划进行了一些削减,把战列舰的数量减少到20艘后将计划提交国会。这项庞大的军备计划显然不会被国会接受,但是国会并没有否定发展海军。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海军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美国海军的建设目标是世界一流海军,这是美国海军发展的转折点。到19世纪末,美国海军已经跃居世界第五位,如果是在美洲海域作战,美国海军的实力则仅次于英国。

3.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崛起

关于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崛起,一方面可考察美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及其在国际机制中所处的地位和权力;另一方面可考察美国的外交战略,它采取了何种崛起战略及其对外战略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吸引力。

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扩展与门罗主义外交联系在一起。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态度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被称为“门罗主义”。他首先重申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原则,但也以此提出了对等要求,即欧洲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

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积极倡导泛美会议。1888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督促政府召开泛美会议,加强美国与美洲各国的关系。1889年10月2日,除多米尼加外,拉丁美洲其他17个独立国家来到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一般称其为“泛美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修建泛美大铁路;制定统一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法案,为美国权力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会议还决定在华盛顿成立正式的地区组织机构,即“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由美国主持并担任常设机构主席。泛美会议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洲同盟组织,使得美国成为拉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西战争是美国影响力崛起阶段的转折点。1898年4月25日,美西战争爆发。经过4个月的战斗,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古巴、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军事实力崛起的完成,这意味着美国实力崛起阶段的完成。随后,美国影响力开始进一步向中国延伸。1862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电告驻华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说:“我们的国内发展非常快,我相信我们不久就会送来一部支持你的战争机器。”①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电告美国驻英国、德国和俄国使馆,要求他们分别向各自驻在国的外交部提交照会,要求英国、德国和俄国正式宣布在他们控制的中国地区实行“门户开放”(open-door)政策。1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分别向法国和日本政府官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英、德、俄等国在华控制地区的“门户开放”宣言。②美国这一“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及得到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认可,标志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东亚地区。“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成为列强在亚太地区的竞技场上角逐的主角之一,这是美西战争后由美国新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

欧洲不仅是世界政治地理的两大中心地区之一,也是大国体系的核心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介入欧洲政治和安全事务的机会。巴黎和会是战胜国证明其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舞台。1919年1月18日,战后和会在巴黎召开,美国威尔逊总统亲率多达13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参与所有问题的讨论和决定。

二战结束后,英国的权力在战争中消耗严重,英国再也无法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有效的均势,英国霸权至此衰落下去。1945年美国开始单独占领日本,而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霸权国。1947年,英国请求美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明确表示英国已经无能为力,希望美国承担起世界范围内的责任。1948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在西方世界范围内的霸权正式确立并获得了其他大国的承认。1950年,美英签订《美英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这标志着英国已经将自身安全寄托于美国霸权。

4.美国崛起模式与英美特殊关系

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其主要来源是国内发展,南部重建和西进运动是国内发展的两大引擎。从美国军事的发展来看,内战后美国的军事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从美国的对外战略来看,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膨胀的同时也在自我抑制对外扩张,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限制了其国际影响力的扩展,而其仲裁外交则有效地化解了自身崛起所引起的与英国霸权的矛盾和冲突。

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殖民掠夺。内战结束时,美国还没有建立海外殖民地。此后,除了东部工业区外,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和南部重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新引擎。

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对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这并非由于来自外部压力,而是美国的政治体制使然。内战后,美国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步伐基本停止。扎卡利亚的统计认为,1865—1889年间美国有22个扩张机会,但是美国有17次都放弃了这样的大好机会。①这是因为“在美国四处扩张甚至恣意妄为的同时,美国国内总是存在着一股相反的力量,由此形成了一种自我约束、调整和修复的机制”。

应该承认,美国在崛起的进程中不是没有扩张,在其对外政策中,扩张是始终不变的主旋律。但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对英国在亚太的利益没有进行直接的挑战……美国的扩张不针对英国所关注的海上通道”。

美国有限的扩张和国内对扩张的抑制,缓解了美国与英国霸权及其他大国的矛盾,一方面使得美国在崛起过程中避免了在国力尚薄弱的时候过早激化与英国及其他大国的竞争;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在美洲树立了较好的国家形象,赢得了新独立的美洲国家的信任和支持。美国对向外扩张的自我抑制表明,其崛起首先是立足于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是内生型的崛起。

在美国崛起的进程中,其针对既有霸权英国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崛起的模式。内战后,美国针对英国的外交战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美国的对英外交战略是孤立主义;第二个是在英美双边层次上,美国对英外交战略是仲裁外交。

一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盛行。国内对于美国参加一战的批评不绝于耳;国会否决了《凡尔赛和约》,禁止美国加入国联;否决了《美法防御援助条约》,反对美国对法国的安全提供保护。孤立主义强烈反对美国在一战后卷入欧洲政治事务,对其承担义务;反对参与可能让美国负担责任的国际组织。

早在内战发生之前,美国就开始明确制定避免与英国直接对抗并积极寻求与英国结盟的外交战略。杰斐逊曾经提醒门罗总统:“英国比起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地球上一切国家,是最能损害我们国家的;而如果它在我们这一方,我们就没有必要惧怕全世界。因此我们就应该小心周到地珍惜与它的诚恳的友谊;而且任何东西都不能比再一次为共同事业肩并肩地战斗更能密切我们之间的感情了。”①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始终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维持英国霸权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了英美战略的共同基础,即维护英国的霸权地位,维持欧洲大国间的均势。

在处理英美的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美国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仲裁外交战略。“仲裁”(arbitration)指的是争端的当事国一致同意把它们之间的争端交给自己选任或者信任的个人或委员会去裁定,并承诺接受其裁决结果的一种争端解决方法。②国家之间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与分歧,早在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普遍存在,③但是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仲裁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对英外交。1794年,英美在《杰伊条约》(The Jay Treaty)中,首次设计了一套通过法律仲裁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这是美国仲裁外交的起源。1871年英美签定的《华盛顿条约》(Treaty of Washington)对仲裁原则进一步作了详细规定,由此奠定了仲裁外交的基本原则。在格兰特总统(Ulysses S. Grant)时期,仲裁原则被正式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继任的海斯总统(Rutherford B. Hayes)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把我国和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提交仲裁的做法,乃由我尊敬的前任格兰特总统所开创,他为维护和平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最佳的途径。我相信这将为陷入紧急状态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有用范例。如果在我任职期间,美国和某国政府之间不幸出现了纷争,我自然希望以同样和平与体面的方式解决问题,保证我国得到和平的福惠,并且维持同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①1886年,美国第49届国会通过决议,把仲裁作为处理劳资纠纷的基本原则。1890年,美国第51届国会一致通过决议,将仲裁推广到外交政策上,以此作为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1893年,英国下议院通过决议,承认美国提出的仲裁原则,并以此作为英美谈判的基本原则。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正式将仲裁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根据《华盛顿条约》而运作的“阿拉巴马”号权利要求仲裁法庭,被认为是现代国际仲裁形成的标志。此后,英美两国又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了白令海海獭纠纷②、阿拉斯加和英属加拿大的边界纠纷③,以及北大西洋的捕鱼纠纷④。经过一系列成功的英美仲裁之后,美国政府试图将仲裁外交常态化。1904年,美国与英国签订了一个仲裁条约,规定把所有外交上没有解决的法律性质的或解释条约的分歧都交付仲裁,但在这个限制的范畴之内,不包括牵涉的任何一方的重大利益、荣誉、独立或第三国的利益问题。

仲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仲裁外交是美国内生型经济优先型崛起模式内向性的表现。仲裁外交采用非战争的方式处理英美关系,保持了美国内生型经济优先型崛起模式的内向性,避免了由于英美敌对而使得美国走向外生型军事优先型的崛起模式。

1865—1945年间的英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1865年内战后至1871年《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为英美关系缓和时期;1871—1898年前后是英美和解时期,其间双方再次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了一系列争端和纠纷;1898年到一战前后,英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友谊渐渐积累起来,逐步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在一战中结成了正式军事同盟;二战前后英美之间形成了超越友谊与同盟的“特殊关系”。②英美关系的变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时间刻度只是一个大概值,并不意味着英美关系的突变性转折。但是,从整体来看,英美之间的关系是由内战之前的敌对、冲突的紧张对峙关系中逐步缓和下来,双方通过外交协调和仲裁外交等方式解决了横亘在两国之间的矛盾、争端和纠纷,进而在国际体系中相互理解、相互妥协、相互支持,最终发展成为特殊的友好与同盟关系。

1865年后,美国迅速从中等地区强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并最终取代了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它的确对英国霸权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并最终取代了英国霸权。然而,英美关系却从冲突走向和解,并最终形成了超越友谊和同盟的“特殊关系”。

当然,英美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南北战争后,美英之间由于旧恨新仇,争端不断。然而,美国历届政府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竭力避免与英国霸权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尤其是美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仲裁外交的战略,有效化解了英美之间的种种矛盾、争端和冲突,消除了英美之间的战争危机。1871年以后,英美之间的“所有这些纠纷都和平解决了,除了有两件(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是通过外交方法解决的之外,南北战争以后的英美纠纷都是采用仲裁方式平息的”(见表8)。①英美关系从麻烦不断中逐步缓和下来。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英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逐渐找回了殖民地时期的亲情和友谊。在一战和二战中,英美结成紧密的同盟,并肩作战。二战后,美英关系已经亲密无间,牢不可破,形成了一种超越友谊和同盟的“特殊关系”。

表8
1865—1945年间英美争端解决表

美国的崛起模式是美国崛起与英国霸权之间矛盾的减震器和缓冲盘,同时也是促使英美无直接战争的主要推进器和动力源。

首先,美国崛起是一种内生型的崛起,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没有直接挑战英国的霸权。美国国内的发展不会与英国霸权的海外扩张发生对抗,美国的崛起对英国海外霸权(包括殖民地利益、海外贸易利益等)没有构成直接的挑战。相对而言,美国崛起对英国霸权的威胁程度较小,英国霸权对美国崛起的威胁感知程度也相对较弱。英国霸权无法给使用战争和军事手段遏制美国崛起找到说服国内民众的借口,只能通过经济和外交的手段因应美国崛起。因此,美国崛起与英国霸权之间无直接战争得以实现。

其次,美国崛起是一种内生型经济优先型的崛起,美国崛起的路径是从经济力到军事力再到国际影响力。美国在崛起前期主要立足于国内发展来增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不是对外扩张。内战后美国优先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迟缓发展以及对外扩张的自我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体制的影响,正是美国国会的制约才使得美国军费开支受到了严重的压缩,对外扩张也因为国会拨款的限制而屡屡受挫。这种崛起模式使其对英国经济霸权的直接挑战性较弱,使得英国霸权对美国崛起的威胁感知相对滞后。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缓解了美国崛起与英国霸权的对抗强度,减少了由于美国崛起而引发英美大战的危险性。

最后,美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的作用。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对外战略决定了美国国际影响力崛起滞后的模式,这种崛起模式使得美国在崛起前期避免了过早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国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擎肘,使得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潮受到了抑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传统,严守不干涉欧洲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外交战略,使得美国崛起迟迟不会挑战英国的霸权体系和秩序。美国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仲裁外交来处理英美之间的争端、纠纷和冲突,有效化解了美国崛起与英国霸权之间的僵硬和对抗关系。美国的对外战略使得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够韬光养晦,避免了过早与英国霸权的直接冲突,同时又有效化解了美国崛起带来的与英国霸权之间的矛盾和争端。

四、秦国崛起与秦—周关系(公元前771—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逐渐崛起,最终取代周王国,成为统一中国体系的帝国。在诸侯国的体系内,秦国的崛起有先天不足。

其一,秦国早期是一个边陲小国,实力较弱,国家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周宣王时期,周王国任命秦国国君秦仲为大夫,率军攻打西戎,秦仲在征伐西戎的战争中不幸阵亡。秦仲过后,周宣王再次调拨7000士兵给秦国,帮助秦国继续攻打西戎,允许秦国占有收复的犬丘和新占领的土地,秦国得以复国。公元前776年,西戎围攻犬丘,齐襄公的兄长世父被戎人俘虏。可见,此时的秦国在与西戎各部落的争斗中尚处于劣势。

其二,秦国长期被排斥在中原体系之外,被视为夷狄之国。据《公羊传》记载:“秦者,夷也。”①《榖梁传》则表示,秦国原本并非夷狄国家,只是自秦国入滑之后才演变为夷狄国家,“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②《管子》也称秦国为“秦戎”。近代学者王国维也认为:“秦之祖先,起于戎狄。”③蒙文通则专门考证了秦国的西戎属性。

其三,秦国早期作为殷商的附属国,曾经是周王国崛起早期的敌对国。周武王灭纣之时,嬴氏部落的首领恶来也被武王所杀,嬴氏部落不得不转而臣服于周王国,“帝令处父不与殷乱”。

然而,秦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始终与周王国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并最终在周王国的支持下逐步实现了领导权的和平转移。

(一)秦国崛起的历程

在春秋时期,大部分国家仍旧试图通过外生型模式,即通过对外扩张与兼并来提升国家实力,但是扩张带来的战争成本与管理成本抵销了大部分所获利益,这也是数百年间中国体系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确立长期稳固的霸权或是恢复王权体系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内,希望通过变法革新即依靠内生型发展增强实力。这就意味着谁变法改革最为成功,谁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体系领导国家或者世界领导权的获得者。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各国的变法中拔得头筹,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提升了秦国的实力,使其一举成为战国时期中国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灭亡了体系内所有其他国家,建立了单一的帝国。

1.献公改革与崛起初期阶段

秦献公时期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前奏,也是秦国一系列革新自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秦献公的改革主要表现为“止从死”“初行为市”“户籍相伍”和推广县制等方面。“止从死”①即废除人殉制度。秦国率先废除人殉制度,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下层民众对上层贵族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同时也为国家保存了更多的战斗力。“初行为市”②即在秦国境内允许从事商业活动,承认商人的合法地位和经商行为。商业的发展加速了生产资料之间的流通与交换,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尽管此时的商业发展还仅限于初级阶段,但这已经使得秦国经济发展的流动性超过了其他国家。“户籍相伍”③即实施以“伍”为单位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家”为最基本单位,每5家为“伍”,“伍”成为最小的基层组织单位,重新编制全国户籍名册。“伍”是一种军地一贯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伍”单元内部犯罪则“连坐”,相互牵制;战时则作为最小的军事单位。“户籍相伍”的管理制度还解除了贵族对基层民众的控制,避免了贵族武装架空甚至颠覆国家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控制力。秦国是最早设立县制的诸侯国,春秋时期就开始在边境地区设县,旨在加强对边区的管理和防御。秦献公将县制推向全国,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县制的设立不仅减少了封邑的中间层次,避免了封邑领主对国君和国防的威胁,还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实际控制力。秦献公的改革措施不仅直接促进了秦国实力的提升,同时也为后来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2.商鞅变法与崛起冲击阶段

秦孝公继位后,提出了复兴秦国的目标,并为此布告天下,招揽人才。商鞅先后向秦孝公推荐了“帝道”“王道”和“霸道”三种传统的治国战略,其中“帝道”对应的是“帝权”,“王道”对应的是“王权”,而“霸道”对应的则是霸权。在先秦国际关系思想中,“帝道”和“王道”更多的是专注于道家的无为政治和儒家的道义政治,而“霸道”则倾向于法家的权力政治和战略谋划。秦献公选择了“霸道”,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秦国的实力和国际权力。

首先,商鞅继承和发展了秦献公时期的“户籍相伍”,推行“什伍制”,增加了“什”的基层单位,要求民众相互监督。除了继续实施有罪不报则“连坐”的政策外,还增加了举报有功的奖励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基层管理制度,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基层管理制度的雏形。

其次,商鞅变法确立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农桑为本,“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①对于耕织成果丰硕的人还可以进一步减免赋税,而对于疏于耕织的懒散致贫的人则有可能被罚为奴隶。这种“奖勤罚懒”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富裕,同时也保障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秦国还实行了一系列农田改革,“为田开阡陌封疆”,②承认土地私有,并以此将民众固定在土地上,避免民众迁徙造成的区域空心化。土地私有制取代国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作为配套措施,秦国还制定了统一的税收政策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在农耕时代,农业是经济实力的核心,商鞅变法确立了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秦国快速富强的根本原因,为秦国带来了“家给人足”的富裕景象。

最后,商鞅变法推行了军功制来激发军队的战斗力。秦国设立了20个等级的爵位,按照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①奖励军功的政策为广大下层民众打通了通往上层政治地位的通道,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军和立功的热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秦国出现了人人“勇于公战”的积极局面。与此同时,秦国还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②堵塞了对爵位不劳而获的世袭途径。二十等级的爵位制度是对传统世袭制度的彻底颠覆,破除了长期以来的出身决定论,增强了普通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和荣辱感。

3.后续改革与崛起完成阶段

商鞅变法对传统制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颠覆了数千年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商鞅也因此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公敌,从而为他本人引来了杀身之祸。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国君的坚定支持,被继任的秦惠文王处死。商鞅虽死,但是商鞅变法及其改革精神却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成为秦国随后历任国君治国理政的法宝。

秦惠文王继承发展了商鞅的二十等级爵位制度,在国君之下设立“相”一职,协助国君处理政务;设立“将”一职,负责军队事务和作战;在将、相之下,还设立了尉、御史、郎中令、太仆、内史等官职,后世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三公九卿”职官制度初具雏形。

秦惠文王还进一步完善了县制和基层管理制度,增加了“郡”一级行政组织,推行郡县制,有效解决了中央直管县中出现的困难,即县越来越多,中央政府无暇四顾。在县以下,设立乡、里、聚等基层单位,将“什伍”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其中许多设置一直沿用至今。

此后,秦武王、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乃至秦始皇,都在继承发展的继承上进一步完善了秦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同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田律》《苍律》《工律》《均工律》《徭律》《效律》《中劳律》《司空律》等法令;大兴水利工程,保障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工商业,尤其是冶炼技术,提高了秦军装备的作战能力;大规模迁徙民众,通过移民促进荒地的开发。

综合来看,战国时期,相比其他国家,秦国的改革措施不仅力度最大,而且保持了长达上百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秦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而秦国改革的重点就在于自强,通过发展农业、激发民众的潜力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来增强国家实力,走出了一条内生型发展的崛起之路。

(二)秦周关系与权力和平转移
1.从部落到“造父之国”

周成王时期,秦国与周王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善,到周缪王时期,二者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嬴氏部落首领造父曾陪同周缪王在西部巡狩,为周缪王驾驶马车。在平定徐偃王的叛乱中,造父再次为周缪王驾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①为了奖励造父在此次平叛中的功劳,周缪王将赵城分封给造父。

周孝王时期,嬴氏部落的非子为周王国饲养和训练马匹,得到了周王国的嘉奖。周孝王仿效舜时期对先秦部落的册封,任命非子为周王国的掌管马匹饲养和训练的官员,将秦邑分封给非子,允许非子建立附庸国家,称之为秦国,而嬴氏政权也因此称之为“秦嬴”。至此,秦国在西周体系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地位。

2.从“大夫之国”到诸侯国

周宣王时期,周王国才任命秦国国君秦仲为大夫,率军攻打西戎。尽管秦仲在征伐西戎的战争中不幸阵亡,但是秦国的等级却因此而得到了提升,即从周缪王时期负责马政的普通官员被提拔为大夫。秦仲过后,长子庄公继位。周宣王时期,秦国击败西戎后,周王国允许秦国占有收复的犬丘和新占领的土地,而秦国国君也受封为“西垂大夫”。在西周体系中,国君的政治级别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地位,秦君被封为大夫之后,秦国也就自然被提升为“大夫之国”。

公元前771年,申国联合缯国与西戎犬戎进攻周王国,攻破了周王国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此次动乱,诸夏国家大都没有出兵救援周王国,而秦国则出兵救周,“战甚力,有功”。①次年,周平王迁都洛邑,秦襄公再次派兵护送周平王。②秦国的忠诚获得了周平王的信任和倚重。周平王再次提高了秦国的等级地位,册封秦襄公为爵。秦国从大夫之国升格为诸侯国,获得了与齐、鲁和郑国等诸侯国并列的国际地位。“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③例如,公元前618年,秦国就派人到鲁国敬送鲁僖公丧礼,《左传》就表示:“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

在夷夏观念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少数民族国家的崛起往往会遇到诸夏国家的集体遏制和联合抵抗。诸侯国的政治地位标志着秦国在中国体系内由一个边缘国家转变为中心国家,中心国家在体系内的权力上升容易获得诸夏国家的认同。

春秋时期,周王国衰落,秦国一直是周王国的支持者。公元前750年,秦国收复了被犬戎侵占的宗周领地之后,将岐山以东的土地送给周王国,进一步密切了秦国与周王国的关系,获得了周王的信任。公元前649年,周王国爆发了“王子带之乱”,王子带邀请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攻入周王国的都城洛邑,秦国随即出兵伐戎救周。公元前635年,周襄王由于“王子带之乱”而逃至郑国,秦国积极出兵,准备接纳周襄王,但是秦国的这次勤王行动被别有用心的晋国辞退。公元前627年,秦军经过周王国的北门之时,“左右免胄而下”,⑤这种经过王城而下车的礼节在春秋时期已经是对周王国极其罕见的尊重。

3.从诸侯国到帝国

西周灭亡和周平王东迁之际,秦国都派兵救周并护送周平王至洛邑。秦国通过此次救助周王国而获得了虚拟封地,即将犬戎攻占的土地赐予秦国,“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①秦国也因此获得了合法占有“岐以西之地”的授权,包括占有原本属于周王国核心区的宗周土地。公元前766年,秦国已经逐步收复了别犬戎侵占的土地,“伐戎而至岐。”②公元前750年,秦国对西戎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秦国收复了几乎全部被犬戎侵占的宗周领地。秦国的领土扩大至岐山一带,而且接受了宗周领地上的诸夏人口,秦国将岐山以东的土地归还给了周王国。

此次战争的胜利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秦国的领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其次,秦国的领地从边缘地带扩展到了核心地带,已经移至原本属于周王国最核心的地区;最后,秦国通过接纳诸夏人口,使得秦国的民族构成和国家属性都更加接近诸夏民族,秦国不再被诸夏国家视为夷狄国家。秦文公过后,秦国开始取得了对西戎的绝对优势,于是展开了对西戎的连续攻击,攻占了大片西戎国家的领地,扩大了秦国的疆域。

秦缪公时期,秦国在对西戎的作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至此确立了地区性大国和西部区域霸权的地位。周王国对秦国的胜利表示祝贺,“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秦国的地区霸权国地位,周王国的认同极大地影响到中国体系内其他大国的认同,秦国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

战国时期,周王国已经无力干预诸侯国之间的争战,但是它仍旧在中国体系内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周王权仍旧是中国体系内最高的权力等级,周王国在诸侯国战争中的政治支持仍旧具有一定效应作用。公元前364年,秦国大败魏国,“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④这表明周王权明确表态站在秦国一边,从而增强了秦国在诸侯国中的政治地位。

秦孝公时期,周王国多次打破西周初期的王权礼制,从政治上支持秦国,使得周王权进一步向秦国转移。秦孝公继位,“天子致胙”,体现了王权对霸权的尊重;公元前343年前后,“天子致伯”,①周王国正式封赐秦国为“伯”,即中国体系内的霸权国地位,第二年,其他诸侯国都纷纷向秦国表示祝贺,即表示对秦国霸权国地位的认同。霸权国地位的获得,也就意味着秦国在中国体系内成为仅次于周王权的等级地位。实际上,这种等级地位主要具有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虽然此时秦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已经超越了周王国和其他大国,但是这种政治认同使得秦国在与其他大国的争斗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政治优势。

秦孝公之后,秦惠文王继位,周王国继续给予礼节上的祝贺,此后,秦国国君称谓改“公”为“王”,周王国同样给予祝贺。尽管这一称谓的改变并非自秦国开始,齐国、魏国更早就都改了称谓,但是秦国称王获得了周王国的认同,国君改称“王”,意味着此时大国已经不满足于霸权地位,而是在寻求王权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大国对周王国王权地位的否认。至此,秦国在政治地位上已经实现了中国体系内最高等级的王权地位并获得周王国的认同。应该说,周王国仅有的政治地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霸权国的转移。此后,秦国并不满足于和周王国及其他大国并列的王权地位,而是希望有更高等级的政治地位,于是改称国君为“帝”。随着周王权的丧失,周王国对秦国的利用价值已经荡然无存,战国末期,分裂后的周王国被秦国所灭,秦国成为中国体系内唯一的帝国,周秦之间的权力转移完成,中国体系消亡。

在历史学领域,学者总结了秦国崛起成功的主要原因,包括“地理”“农业和灌溉”“军事技术”“崇尚阳刚武德”“打破传统的准备”“任用外来人才的决心”“统治者的长寿”“行政因素”等等。②在国际关系领域,许田波认为秦国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支配逻辑”战胜了“制衡逻辑”的结果。如果国际竞争有利于“支配逻辑”,那么,国际体系就会发展成为单一的国家;反之,如果“制衡逻辑”占优势,国际体系则有可能维持下去。①从大国崛起的模式和路径来看,秦国走过了一条内生型崛起之路。通过变法自强实现秦国的实力提升是统一中国的前提和保障。秦国在处理与体系内最高领导权所在国周王国的关系中,始终维持着友好和同盟关系,尽管周王国自春秋之后不断衰落乃至于最终与一般性的普通小国无异。虽然秦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大规模的征战,但是从秦国与周王国的关系来看,两国间没有爆发直接战争,中国体系内的领导权力实现了和平转移。

五、结论:内生型—经济优先型崛起模式与中美和平展望

大国关系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则是大国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集中解释了崛起国与霸权国发生战争的起源,但是忽略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事实。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英美从敌对到“特殊关系”的霸权转移过程,是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理论难以逾越的理论考验。在先秦时期的中国体系中,也有着类似的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历史实践。

1945—1991年间,美苏关系也属于霸权国与崛起国无直接战争的典型案例。尽管美苏关系始终伴随着代理人战争,美苏也频频走到战争的边缘,但是并没有引发直接的军事对抗,研究普遍认为,核平衡是主要的影响因素。②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崛起并不严格符合本文所指的经济优先型和内生型崛起模式,在崛起模式的坐标轴上,苏联模式靠近军事优先型和外生型崛起一端。苏联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外交上维护社会主义阵营、争夺第三世界,③这种崛起模式与一战前德国的军事优先与外生型扩张模式虽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无疑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由此可见,从崛起国的发展模式来看,越是接近于经济优先型和内生型的崛起模式,引发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直接战争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则战争风险越大。本文仅限于研究崛起模式对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影响,而崛起模式对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引发战争的影响还有待下一步研究。二者的关系大致如图3

图3
崛起模式与历史上崛起国-霸权国关系案例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历史现象?本文从崛起国的国内层次出发,通过探讨崛起模式与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关系,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内生型崛起方式是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经济优先型的崛起路径是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是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的基本原因。

当然,崛起进程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崛起接近完成阶段,或者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权力极其接近阶段,两国间无直接战争的状况难以维持,战争风险增大。①这时候,崛起国的对外战略和决策者的智慧就成为关键性因素。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模式基本上遵循了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发展模式,这也是中美之间30多年来能够和平共处的主要因素。1978年12月,中国正式做出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①此后,中国的战略道路就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展开。在经济优先型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既定的资源总量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和协调军事与经济发展的资源要求矛盾,以实现军事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成为考验决策者智慧与战略选择的关键。保罗·肯尼迪表示,一个国家相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上升或下降并非同步进行的,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的轨线同它的军事和地区影响的轨线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滞差。②邓小平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明确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后,邓小平要求军事建设服从经济优先的大局。邓小平表示:“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④邓小平告诉全军领导干部:“军队装备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军队要忍耐”的政策指导下,中国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裁军。1980年中央批准了《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开始对军队进行精简。1985年军委决定裁军100万,1997年决定裁军50万,2003年决定裁军20万。截至2013年底,中国军队总员额约230万,仅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半。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继续裁减军队员额30万。中国历届政府均表示:第一,中国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一定会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第二,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发展道路,明确表示不会沿袭传统的扩张型崛起道路,这一方面是鉴于历史上扩张型崛起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当代国际社会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过去历史上新兴大国通过战争去达到的诸如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来源等目标,今天可以通过和平的贸易方式实现。

自1980年以来,中国连续30多年没有与外界发生大规模战争。尽管边界和岛屿争端也偶有发生,但是中国始终坚持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矛盾和纠纷,避免引发战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的崛起是内生型崛起,而非传统上的扩张型的大国崛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崛起进程加速,中国和美国霸权之间爆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1996年台海军演中美海上对峙事件、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和2001年南海中美撞机事件等军事冲突,但是始终都没有引发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说,中国崛起的模式是其中最重要的保障。中国的崛起模式没有直接挑战美国霸权,尽管中国崛起在客观上引起了美国霸权维护者的恐惧和担忧,但是主流的观点仍旧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利。由此可见,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将仍然是中美间维持和平的基石。

本文作者感谢叶自成、阎学通、徐进老师的修改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有益的修改意见。不妥之处概由作者负责。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我国未来10年外交政策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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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