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6, 1(3): 29-52
doi: 101393D-2016-3-003
中国东亚安全战略转变及其解释*
刘丰*,
 
【摘要】  近年来一些海外观察家频繁地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强势”的崛起国。然而,“强势”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在经验分析中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强势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作出了比较片面的论断,主要聚焦于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细致考察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总体上,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由复杂而显著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得地区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战略介入,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些内外变化的驱动下,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
【关键词】  周边外交 ; 安全战略 ; 安抚 ; 强制 ; 新古典现实主义

【Abstract】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崛起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地区环境,正因为此,周边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布局中至关重要的方向。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与大多数邻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往和政治互动,安抚与融入是中国地区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但是最近几年,一些海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正趋于强势,在地区安全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① “中国强势论”(Assertive China thesis)频繁见诸国际媒体和学术刊物,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论断。这种判断能否准确描述中国的政策变化?本文认为,“中国强势论”对中国整体外交以及地区战略的观察是片面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强硬立场和行为,并不能反映中国在其他广泛地区安全议程中的政策取向。与此同时,即使考察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也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确实发生了比较显著的调整和变化,这是中国外交整体上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转向的一部分。②正如本文所要论证的,在这一政策转型过程中,中国对待周边邻国的总体安抚战略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只是在安抚的形式、内容和对象上更具针对性和选择性。与此相伴,中国比以往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运用强制性政策工具来达到战略目标。尽管这些强制性政策工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但至少表明中国不再单纯依赖安抚和融入战略,而是更多地依赖混合战略。本文将讨论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正在发生的转变及其背后的驱动性原因。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学界有关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判断以及既有解释;第二部分通过修正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战略行为的论述,厘清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行为模式;第三部分从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要素出发,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作出更合理的解释;第四部分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案例研究,尤其是比较中国对待日本和越南的行为及其差异来论证本文的核心论点;最后的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发现作简要小结,并探讨中国未来的战略轨迹。

一、中国越来越强势?

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无论是在官方话语还是学术研究中,与地区安全战略相关的表述至少有“周边战略”、“近邻战略”和“地区战略”等。从地理范围看,这几个概念意义相近、可以互换。因为它们都指涉中国周边区域,尤其是中国的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迄今并未发布一份有关地区战略的官方文件,而且学者们围绕中国是否有一项持续连贯的地区战略也有争议,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睦邻友好”是中国始终坚持的政策话语。①2013年10月24—25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确定今后5—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②从历史记录看,针对周边外交工作召开如此高规格会议并不多见。外交部长王毅甚至指出,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①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主题的会议。2001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就“周边安全”问题召开座谈会,江泽民作了题为“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的讲话。②通过比较2001年和2013年两次周边工作会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地区政策的延续与变化。与此同时,这两次会议也提供了观察中国地区战略转型的重要线索。江泽民讲话中的“睦邻友好”和习近平讲话中提出的“亲、诚、惠、容”表明,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过去十多年来,这样的政策宣示已充分反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展开的合作实践之中,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地区整治、经济和安全对话,与各种类型的地区制度保持良好互动,并且愿意与周边国家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中外学者通常用一些理论术语来描述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但自2010年以来,在具体表述上经历了明显分化。在此之前,不少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使用的是“接触”(engagement)这一具有温和色彩的词汇。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的地区安全政策旨在加强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对话,以营造良好的地区环境。在具体实践中,接触战略是与周边邻国展开双边政府安全对话,开展军事交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机制,通过发表国防白皮书等手段来增加军事透明度。另外,接触并不局限于军事或安全维度,代表了中国整体的地区战略取向。③ “安抚” (reassurance)与“容纳”(accommodation)也是经常使用的词语。安抚战略的支持者认为,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中国地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努力缓解地区内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向它们表明中国是一个善意和真诚的伙伴,是一个追求安全而非谋求扩张的崛起国。①从信号释放的角度看,安抚战略需要通过“代价高昂的信号”来施展②,而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中国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比如中国积极采取与东盟国家建立信任的措施,尤其是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明显加强了对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参与。

2010年之后,“强势”成为海外观察家们描述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一个常用词汇。当然,对于“中国强势论”,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以往也有强硬表现,并不能证明现在的中国比以往的中国更为强势。④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强势”从缘起上看既有积极主动的,也有被动反应式的;而从效果上看,既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⑤中国的海军建设、海上活动以及处理钓鱼岛和南海等领土问题上的行动,被视为是中国“强势”的证据。

学者们从中国的实力增长、领土问题的敏感性、政权的稳定性和国内民族主义等四个维度提出了四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实力上升使其国家利益的内容和范围发生扩展,从而引发了更加强势的行为。① “实力”无疑是国家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从中国的周边外交看,这一因素无法解释中国对待邻国政策的差异性。实际上,中国的大多数邻国都是弱国或中等国家,与中国始终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比在其他问题上更加强硬,因为领土问题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范畴。2010年3月9日,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对外表现得越来越强硬。我想说的是,坚持原则立场同是否强硬是两码事……如果把一个国家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和尊严的行为视为‘强硬’,而把侵犯一个国家利益的事看成是理所当然,那么公理何在?”②显然,从议题性质的角度无法解释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克制行为,尤其是中国与绝大多数陆上邻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领土争议。③就海洋领土争端而言,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等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也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第三种观点倾向于认为,中国政权的稳定性和国内政治的合法性会影响其对外政策。但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政权稳定性与对外政策倾向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矛盾的观点和解释。④第四种观点则将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归因于国内的民族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强势”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概念,在传统的学术讨论中也较少使用。在“中国强势论”兴起之前,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从未对这一概念作出准确界定。尽管近来一些学者尝试澄清这一概念的定义,并且开发出可观察和操作化的指标,但笔者认为,在讨论中国或者崛起国的地区战略时,使用国际关系领域通行的、广为接受的那些术语更为有益,而不是围绕“强势”这个成问题的概念展开争执。因此,笔者在下一节将对“中国强势论”存在的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以建立一个更加严格的崛起国战略行为类型。

二、崛起国地区安全战略分类

关于国家战略行为问题,国际关系文献中已有不少成熟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描述国家安全战略的常用语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合适的概念,或者对它们加以整合,以便确立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类型。

那么,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如何界定一个国家的地区安全政策,或者更广泛而言整体的安全政策?简单的回答是:二分法。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出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或大战略的两分法:比如,制衡与追随、进攻与防御、强制与奖赏、威逼与利诱、对抗与合作、奖赏与惩罚、施压与安抚,等等。两分法简明清晰,有助于学术对话和概念上的理解。不少学者从这种二分法的角度来研究一些国家的地区安全政策,或者是某些问题领域的安全战略和行为。比如,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在分析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时,区分了合作策略和升级策略。郭达安(Michael A. Glosny)将崛起国阻止外部制衡的行为区分为安抚和强制。①最近,一些学者在研究如何分化对手联盟时发现了奖赏和强制两种手段。

二分法通常是人们观察和解释复杂对象时的起点。但是,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日益发展,有些二分法的朴素性、简单性和局限性日趋显现出来。与两分法所具有的简洁的优点一样,简单也存在着缺点。首先,二分法意味着非此即彼,二者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国家战略行为在多数时候会融合不同类型的策略,对两种极端手段的运用是程度区别,而不是有无之分。其次,二分法强调的是两种极端战略形态,忽略了大量的中间战略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需要对崛起国的安全战略做出更加细致的区分。当然,我们要做的不是描述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而是将它们进行必要的分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内容,尤其是它们所省略的中间战略形态———安抚与强制相结合的那些战略形态。而且,正如“巧实力”这个概念所表明的,大多数国家总是倾向于“从所能支配的全部工具———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中选择适用于每一种情况的正确工具或工具组合”。①显然,一个国家的政策手段需要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以防止单一工具的使用造成的政策僵化。

基于上述探讨,本文在界定国家战略行为时从安抚和强制这两种最为基本的战略出发,与此同时将它们以不同方式加以组合,由此形成几种混合战略,以便涵盖一个国家在实现战略目标时同时采用安抚策略和强制策略的情形。

在冲突研究文献中,“安抚”是一种释放善意信号、避免冲突的战略。②在另一些文献中,它也被延伸到其他战略情形,用来表述崛起国规避制衡或遏制的战略。①从定义上看,“安抚”是指一国给另一国提供正面激励,以换取后者采取有利的政策或达到预期的后果。比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区分了5种安抚策略,包括互惠、无法撤销的承诺、自我克制、竞争规范以及有限的安全机制。②与“安抚”相对,“强制”是指通过口头或实际的威胁来施加惩罚。③强制的具体手段包括外交强制、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

在国家间关系中,纯粹的强制或者安抚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即使有效果也是有限的。而两者结合的情况(混合战略)则更为常见。比如,如果一国试图对另一国施加影响,它可能会说:“如果你这么做,我会给你这样那样的好处”,同时也会补充一句,“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我会让你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换言之,强制性策略会与安抚性战略结合起来使用。但是,国际关系文献对于混合战略的细致讨论却不多见。⑤詹姆斯·戴维斯(James W. Davis, Jr.)提及了将混合战略纳入分析的必要性,但也强调了这样做的困难。他认为:“成功的影响力需要……巧妙地将威胁、承诺和安抚综合起来……这种混合战略非常必要但通常看上去不连贯或者自相矛盾,因为它们需要作出权衡取舍。”⑥简言之,安抚与强制、合作与对抗并非相互排斥的战略,实际上是可以互为补充的。决策者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何连贯一致并且互补地使用两种不同的战略。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将实力资源和实力运用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把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源分为经济资源、军事资源和政治资源,可以看到,在经济资源上,一国对他国进行的正面诱导主要包括提供援助、开放市场和进行投资等,而负面诱导则表现为经济制裁(具体政策工具包括封锁、禁运、商品抵制、设置黑名单和冻结资产等)。①就军事资源而言,正面诱导主要包括安全保障、达成军事互信安排和提供军备等,而负面诱导主要是针对他国进行武力的潜在或实际使用(威慑、威逼和军事干预)或进行军备管制。大国还可以运用手中掌握的一些政治资源来吸引或奖赏他国,比如外交承认、外交仪式、地位认可、友好关系以及国际组织中的支持性投票等。不过,纯粹使用政治资源的效果有限,因为外交谈判的背后也会涉及利益的交换或博弈,通常需要得到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支撑。在确定投入何种类型的资源的同时,战略实施者还需要考虑资源投入的规模和持续强度。以使用经济资源为例,如果中国确定对某一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稳定双边的安全和政治关系,援助规模可能是几亿美元,也可能是几十亿美元,根据双边关系的冷暖变化援助持续时间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不同数量级别的资源投入必定会影响到战略执行的效率和效果,资源投入越多、持续时间越长,战略实施越容易产生持续的效果。上述考量会影响到安抚以及强制的水平。

无论是安抚还是强制,从资源投入的规模、付出的成本和针对的对象而言,都有程度上的差异。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用“高度”、“低度”和“无”三种程度来表示。“高度安抚”是指一国给予对方大量好处,即使在争端中也保持高度的自我克制,表明自己是一个善意的国家,愿意投入较多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资源来与对方进行合作。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当安抚涉及到一些高成本的信号时,才是高水平的安抚。高度安抚可能是不以对方的善意回应为条件的。“低度安抚”是指愿意给予有限的资源来安抚对方,低度安抚施加了一定的条件,特别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善意回应。“高度强制”是指崛起国针对体系内较多的国家实施军事和准军事强制;而“低度强制”是指崛起国针对某些国家实施非军事强制,通常是经济强制或者言语上的强硬表态。当然,言语上的强制可能是最弱的强制,尽管它在表态上很强硬,但是在实际中可能较弱。

如果我们将强制与安抚两种战略手段的强弱程度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发现9种子战略类型(如图1所示)。有人可能会认为,理论应该尽可能简化,而9种战略情形过于复杂。借鉴柯林·埃尔曼(Colin Elman)提供的分类技术,我们可以对9类战略进行删减和重新组织,由此减少战略类型。①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排除两种战略类型(见图1有阴影的单元格):

图1
强制与安抚的混合战略

第一种是战略不作为,它意味着一国既不采取安抚策略也不采取强制策略,这显然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战略。②第二种是战略不一致,它是指同时采取高度安抚和高度强制,这种做法存在着高度的自相矛盾,意味着战略资源的极大浪费。通过合并同类的战略,我们可以得到5种理想类型的战略选择:如果一国只采取安抚策略(不论是高度安抚还是低度安抚)而不采取强制战略,那么这种战略可以被称为“纯粹安抚”;类似的,仅依靠强制策略的情形被称为“纯粹强制”。“部分安抚”综合了高度安抚和低度强制,而“部分强制”综合了高度强制和低度安抚。最后,低度安抚和低度强制的战略被称为“折中手段”。由此,我们确定了5种有意义的战略,分别是纯粹强制、纯粹安抚、部分强制、部分安抚以及折中手段。

图1提供的分类表明,仅仅考虑安抚和强制两种策略类型不足以理解崛起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因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一些在现实中出现且在理论上有意义的战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安抚和部分强制比两种纯粹战略更为常见。①以此为基础,如果崛起国针对所有的邻国都采用5种战略中的某一种,那么这种战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性战略,而如果这种战略仅仅适用于某个或某几个国家,那么它是一种选择性战略。

基于这种更加严格的分类,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由此发现“中国强势论”并未把握中国地区战略转变的核心。实际上,只有普遍性的、纯粹的强制能够支撑这种论断,而其他4种战略都超出了这种论断的范围。因此,更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的地区战略可以被认为从普遍的、纯粹的安抚转向了局部的、有条件的安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确更加积极地运用强制性手段,但这种强制仅仅针对个别国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种战略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三、解释中国的战略转变: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

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自身相对实力,增强自身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维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周边国家建立高质量的友好伙伴关系。因此,中国从长期来看仍然会将安抚作为周边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不过,从短期看,中国也在一些特定形势下展现出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意愿。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以不同的组合运用安抚性和强制性政策工具?中国使用这些手段是否符合特定的模式?

从理论角度考虑,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来自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对手的策略等不同层次,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不同分支倾向于强调不同因素单独作用的效果,而不是它们的共同效果。正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建立了将体系或者国家视为常量的强有力的研究传统,但我们没有太好的理论来应付二者都发挥作用、彼此相互影响的情况。”①言外之意,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不仅需要将国家或国内政治“找回来”②,还需要寻求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跨层次研究。

当然,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只有一小部分尝试将不同层次的原因结合起来解释外交政策行为。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明确地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将体系变量视为自变量,将国内政治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提供了一种较好的跨层次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将国际体系视为导致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同时将国内层次因素纳入到解释模型中,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性。

当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框架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目前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已经建立了许多分析模型,但缺少一种统一的核心理论,其内部缺乏一致性。实际上,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 Lobell)等人在盘点新古典现实主义时也承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多种多样的理论。①不同的著作者在其论述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都不尽一致,这些单元层次变量包括:领导人对力量对比的认知、动员能力、国家的利益偏好;领导人对国家自主性的认知、行政部门的自主性、国内集团力量对比;领导人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国家凝聚力、战略文化等。从广义上讲,这些变量可以被归为物质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等两大类别,具体而言,则涉及国内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领导人认知等不同类型的因素。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框架中,一个国家在作出战略决策时仅仅需要对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环境作出回应,而忽略了目标国或者对手的战略选择。在现实中,国家间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互动关系,一方的战略行为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应,进而又导致一方对自己的战略作出调整。正如博弈论所揭示的那样,一国的战略决策和行为不仅取决于总体国际结构和自身的国内特征,而且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战略行为。一些学者主张,行为者之间的战略互动也应该被当作一个分析单位。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一国战略目标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会导致双方作出战略调整。在崛起国制定地区战略时,最重要的因素是该国与邻国之间在战略互动中的选择。换言之,在一个两方的相互博弈中,一方倾向于根据对对手战略的计算来制定自身战略,或者在对手采取行动后进行战略调整,由此形成了一国战略选择与对手战略反应之间的互动进程。

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以解释崛起国的地区安全战略。这一模型结合了体系层次、国内层次和双边层次三类基本因素。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崛起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是由地区体系、崛起国自身战略目标和邻国的战略反应三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地区体系的性质由大国实力对比、外部大国的介入以及地区性制度安排来决定,这些因素构成了崛起国在自身所处地区追求权力的机遇和约束。现实主义理论家清楚地阐述了实力上升与利益扩展之间的相关性,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一个更加富裕和强大的国家……比不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会选择更大的安全和福利目标。”①由此看来,一个实力有限的国家会克制自己在物质利益和社会承认方面的要求,而会在实力扩充后寻求实现更多利益。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不会满足于仅仅追求国内发展,而是会试图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②这意味着,实力扩展会让崛起国的战略重心从内向型实力聚积转向外向型影响力扩展。与此同时,崛起国战略目标的范围会受到区域外大国介入程度的制约。如果这种制约很弱,那么崛起国会比较容易在自己所处地区扩展影响力。相反,当遭遇区域外大国的高度介入时,崛起国需要与这些大国展开竞争。地区性制度安排也是制约崛起国战略目标的体系层次要素,如果崛起国被这些安排所排斥,那么它提升地位的努力会变得更加困难。

崛起国自身的战略目标会影响其战略选择。一些崛起国追求内部物质实力的积累,另一些崛起国则过早地追求外部影响力扩张。如果单纯地追求力量积累,特别是利用经济发展,该国倾向于对周边国家进行安抚;相反,如果单纯追求影响力扩展,则倾向于采取强制政策。当然,这两种目标可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某些时候可能会相互促进和加强。二者的权重主要取决于崛起的阶段:在崛起的初期阶段,力量集聚的战略目标会占主导;在崛起的中期阶段,力量集聚和影响力扩张都会成为其战略目标;而在崛起的后期,尤其是当崛起国面临外部制约时,影响力扩张会成为主导性目标。

最后,崛起国的地区战略受到对象国及其战略的影响。有的国家倾向于制衡崛起国,有的国家愿意接纳和包容崛起国,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持中间立场。本文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反应分为三类:制衡、接纳和对冲。“制衡”是指将崛起国的崛起视为威胁,采取加强军备和结盟的方式对付它;“接纳”是指欢迎和支持崛起国的崛起,与其一道分享利益;“对冲”是指在接触崛起国的同时采取抵御未来风险的行动,包括与其他大国发展军事、安全和经济上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使用“追随”这一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常见于联盟政治的文献之中,意义过于狭隘。

上述三组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或者说,如何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逻辑连贯的因果机制?本文认为,体系压力是最重要的自变量,即崛起国会采取何种地区安全战略的根本原因。地区体系所提供的机遇和施加的压力,会显著影响崛起国的战略目标设定,或者至少决定其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与此同时,地区国家的反应是重要的中介变量,这一要素可能强化或者弱化地区体系所施加的压力,影响崛起国是安抚还是强制这些国家的意愿。通常,崛起国对愿意容纳和接受自己的邻国会采取安抚战略,而对制衡自己的国家采取强制战略。根据对这三组因素的逻辑关系和相对权重的判断,图2展示了它们相互作用后形成的9种战略可能。根据这一推理,当地区体系施加较大的压力、而崛起国的实力处于明显劣势时,它的战略取向是内向型的,以集聚实力为主要目标。这时,如果遇到一个采取接纳战略的邻国,那么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会是纯粹的安抚;如果遇到一个采取对冲战略的邻国,崛起国倾向于采取部分安抚;而当邻国采取制衡战略时,崛起国的战略选择则是部分强制。

图2
崛起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因果机制

根据上文建立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地区战略的转变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在面对周边邻国时,中国从全面的、纯粹的安抚转向以安抚为主、强制为辅,这是由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地区体系看,中国面临的地区环境从相对缓和走向紧张,但与此同时中国已集聚了较大的实力优势,使其战略目标从单纯强调内部发展转向追求地区影响力的同步提升,而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从接纳和对冲转向制衡,是导致中国加大强制性力度的诱因。

四、中国应对领土争端的策略

这一节将采用两个案例来展示上文所建立的因果逻辑:一是中国为应对日本政府实施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而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二是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对越南的政策调整。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应对海洋领土争端是当前中国面对的诸多安全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这些争端中有很多的行动和反应可供观察。其次,“中国强势论”者主要是依据中国应对海洋领土争端的行为来支撑他们的论断①,但是中国的战略行为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较少受到关注。再次,这两个案例都关乎中国的主权完整,日本和越南两国与中国都存在高度的经济依赖,但中国应对与这两国的争端的策略存在差异,由此可以进行案例内和案例间的比较。从时间发展来看,中国对日本和越南的政策有较大变化。更具体而言,2010年以来中国对日本采取了高度强制性的策略,而对越南尽管也使用了强制工具,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安抚成分。

(一)钓鱼岛争端与对日政策调整

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钓鱼岛就始终是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始终采取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而且,中方认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② 1978年中日两国准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同日本外相园田直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将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留给后人解决。邓小平当时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钓鱼岛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

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之间经历了四次较为明显的交锋。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中国政府多次抗议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第二次是在1996—1997年之间。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组织非法登陆钓鱼岛并设置灯塔,激起中国两岸三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保钓行动。10月17日,由50艘船只组成的香港保钓船队与60艘日本巡逻艇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第三次是2004—2005年间,由于中国大陆保钓人士被扣留引起大规模反日游行。2004年3月24日,发生7名保钓志愿者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留事件。2005年,中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反日游行。自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派遣科考船和海监船对钓鱼岛海域进行科考和巡逻。2008年12月8日,中国海监船首次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区域巡航。第四次也是最近一次,是2010年至今,由日本非法扣留中国渔船和船长詹其雄所引发。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决定,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长期紧张局面。

在日本单方面作出改变钓鱼岛现状的举动后,中国主要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回应。第一,中国开始派遣执法船只对钓鱼岛海域进行不间断地常规巡航。2012年3月16日,继2008年底首次巡航后,中国公务船再次进入钓鱼岛12海里。此后,中国公务船明显加大了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常规巡航,持续进入12海里。据报道,中国海监执法船在2013年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常规巡航,其中50次进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①第二,中方取消或推迟了与日本的高层访问和交往。2012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40周年,但双方并未举行高规格的庆祝活动,从2009年至2014年11月,中日之间未举行首脑互访和会晤。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是继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来日本在任首相首次参拜。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中国人民不欢迎他。”②直到2014年11月10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才与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次正式会晤。第三,在应对钓鱼岛争端的过程中,中国着重强化了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制度性能力建设。2012年下半年,中央成立了隶属于中共中央序列的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国家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农业部和军方等涉海部门。① 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确定将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统一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第四,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范围覆盖钓鱼岛及其附近水域。

通过上述维护主权的举措,中国政府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的:“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打破了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钓鱼岛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方不要再抱有霸占钓鱼岛的幻想”,“中方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非法进行所谓‘实际控制’。”②这些表态意味着中方通过实际行动界定了钓鱼岛争端的新现状。

从2010年至今,特别是2012年新一轮钓鱼岛争端爆发以来,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在此之前,中国在钓鱼岛争端多次采取克制措施,强制性措施主要局限于外交手段。而此后,中国对日政策发生显著改变,对日强制政策包含了一系列持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双方的经贸关系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二)南海问题与对越政策

与钓鱼岛争端中的对日政策相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越政策表现出了并不一致的模式。尽管2010年中越围绕南海问题的较量也变得突出,双方博弈也日益激烈,但中国仍然保持着与越南之间的高层交往和磋商。

20世纪90年代初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之间相继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域的划界问题。1999年12月30日,中越签订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25日,两国完成了北部湾划界,设定了“渔业共同作业区”并建立了联合巡逻制度。然而,中越围绕南海领土和领海的主权争议非常复杂,两国解决争端的外交进展缓慢。2002年,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10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争议各方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之道,并在争端解决前保持克制,避免将问题复杂化。

2010年以来,中越围绕南海问题也发生了几轮明显的博弈。2010年,越南利用其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积极促使美国介入,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导致中越关系面临紧张局面。2011年5月26日,越南的“平明2号”油气勘探船进入中越争议海域,当中国海监3艘执法船多次警告后,“平明2号”勘探船仍然继续作业,中国执法船驱赶并割断了越南在该海域的作业电缆,越南“平明2号”驶离作业海区。2012年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越南所谓的“主权”和“管辖”范围内。作为反制措施,中国民政部于当日发布国务院公告,批准设立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6月23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宣布对南海万安滩一带的9个海上区块实行公开招标。与此同时,中国执法船在南海的常规巡航也在这一时期展开。2014年5月3日,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西沙中建岛附近进行钻井作业期间,越南派遣政府船只进行干扰,导致双方船只在西沙海域发生严重对峙和冲撞。

尽管中越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且也爆发了严重摩擦,但中国仍然采取了缓和冲突的姿态和举措。2011年7月21日,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针”达成共识。3个月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两国签署《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2013年,在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期间,双方决定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在“981钻井平台事件”之后,中方派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河内,与越方领导人就妥善处理海上有关问题和管控局势进行磋商。随后,双方陷入紧张的政治关系逐渐得到恢复。

总体上,2010年以来中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不过,比较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越南海争端,我们可以发现以下方面的差异。首先,与2010年之后长期停滞的中日关系相比,中越关系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钓鱼岛争端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持续时间明显更长,而中越关系的积极方面在于双方的高层交往并未中断,而高层级沟通渠道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年,中越最高领导人实现互访。其次,中国在对日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持续的、主动的强制性措施,而在对越政策上保持了安抚性政策,一些强制措施也具有较强的反应性色彩。比如,近期中国在南海开展岛礁建设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回应性的。一位美国官员也指出:“2009—2014年期间,越南是南海声索国中造岛行动最为积极的一方。”

2010年以来中国应对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上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中国地区安全战略转变的样本,也可以从中发现导致中国战略行为差异性的原因。在这两个案例中,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是中国战略行为的基本背景。中国自身实力的快速提升是一个有利的发展,但也应看到还有一些不利的变化。自2009年以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和存在,同时加快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倡议,试图在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战略调整引起部分周边国家的呼应,也改变了它们的对华战略,激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安全矛盾。与此同时,国家实力的提升也使中国的战略取向发生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是中国内政外交的优先议程。正因为此,中国确立了“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方向。在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中国的地区战略主要使用经济手段,特别是安抚性策略,强调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红利。当前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国外交已不能仅仅为经济建设服务,也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争取扩展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与此相伴,尽管经济资源仍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时倚重的重要手段,但不能仅仅通过安抚邻国来实现战略目标,而是要加入强制性成分。在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地区战略总体会倾向于放弃普遍的、纯粹的安抚,而是转向总体安抚和有限强制相结合的路径。在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反应成为影响强制策略使用的对象和程度的重要中介变量。在本文所讨论的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制衡中国崛起,而越南仍然维持了对冲战略,这是中国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运用强制性策略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化,并且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加以解释。在本文构建的解释模型中,崛起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主要是由体系、国内和双边层次三组要素综合作用所塑造的。体系层次的因素为崛起国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塑造了其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与此同时,崛起国的战略目标会改变其使用合作性和强制性手段的偏好;邻国的战略反应是一项中介变量,影响到崛起国的安抚意愿。

就中国的战略行为而言,战略转变发生在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中国自身的实力增长、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介入,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加剧,导致中国的地区环境趋于紧张。在崛起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也在发生转变,从原来追求单纯的实力聚集转向更加注重其他的战略利益,包括大国地位、地区影响力、国际威望等非物质性利益,即影响力提升的战略目标越来越多地驱动中国的国际行为。地区内国家对中国的政策选择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多年间,大部分国家都欢迎和容纳中国的崛起。但是最近几年,明显有一些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制衡。在这些变化的驱动下,中国的行为在继续保持安抚这一地区的战略主线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强制性色彩,尤其是更加积极地、有选择地使用强制性政策工具。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中国未来开展周边外交仍将会综合运用安抚性策略与强制性策略,而组合方式会根据对象国和议题类型的不同而变化。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有重要启示,无论如何,中国的政策变化仍然会是体系因素、自身战略目标和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中国面临的体系压力减缓,中国的影响力扩展的战略目标能够顺利展开,以及周边国家继续保持对中国的追随和对冲,中国的行为模式更多会偏向总体安抚和有限强制。相反,如果体系压力变得更加严峻,周边国家的制衡行为增多,中国或许会采取总体强制、有限安抚的地区政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未讨论中国地区安全战略调整的效果,在应对不同国家、不同问题时,中国综合运用安抚性和强制性策略究竟能否成功地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问题。

本文原载于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9, No. 2, 2016, pp. 151-179;中文版略有删节和修订。感谢瑞安·阿什博(Ryan Ashbaugh)、戴维·莱克(David Lake)、黛博拉·拉尔森(Deborah Welch Larson)、加利亚·普雷斯-巴纳森(Galia Press-Barnathan)、蒲晓宇、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和阎学通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有益建议。

有关“中国强势论”的主要观点和争论可参见Michael D. Swaine,“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2, 2010, pp. 1-19; Aaron Friedberg,“The New Era of U. S.-China Rivalry,”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7, 2011 ;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1, 2011, pp. 54-6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Dingding Chen, Xiaoyu Pu,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3, 2013/2014, pp. 176-183;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orm Interviews,”Asian Security, Vol. 9, No. 2, 2013, pp. 111-131。

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讨论可参见Yan Xuetong,“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2, 2014, pp. 153-184。相关讨论也可参见Dingding Chen and Jianwei Wang,“Lying Low No More? China’s New Thinking on the Tao Guang Yang Hui Strategy,”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 2011, pp. 195-216。

Suisheng Zhao,“The Making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Armonk: M. E. Sharpe, 2004), Ch. 14;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 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pp. 48-68.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 //politics.people.com. cn/n/2013/1025/c1024-23331526.html。

《王毅部长在外交部2014年新年招待会上的致辞》,http://www.fmcoprc.gov. hk/chn/xwdt/wsyw/t1107973.htm。

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318页。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g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35-272;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5, pp. 64-99; Mingjiang Li,“Explaining China' s Proactive Engagement in Asia,”in Shiping Tang, Mingjiang Li, and Amitav Acharya, eds.,Living with China :Regional States and China through Crises and Turning Points (New York, N. Y. :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7-36.

See Seng Tan,“The Perils and Prospects of Dragon Riding: Reassurance and ‘Costly Signals'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in Ron Huisken, ed. ,Rising China : Powerand Reassurance (Canberra: ANU E Press, 2009), p. 176.

Ibid.

Cheng-Chwee Kuik,“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1, 2005, pp. 102-122; Ralph Pettman, “China’s Region-building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the Research Network 1989, Working Paper 27/2009; Gilbert Rozman,“Chinese Strategic Thinking on Multilateral Regional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Orbis, Vol. 55, No.2, 2011, pp. 298-313.

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Dingding Chen, Xiaoyu Pu,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38, No. 3, 2013/2014, pp. 176-183.

Michael D.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2, 2010, pp. 1-19.

Kai He and Huiyun Feng,“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9, No.5, 2012, pp. 633-64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0lh/wzdjzw_index.htm.

M. Taylor Frave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4, 2010, p.507.

M. 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ristopher Hughes,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20, No. 71, 2011, pp. 601-620; Suisheng Zhao,“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22, No. 82, 2013, pp. 535-553; Robert S. Ros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 Diplomacy,’ 2009-10: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Rosemary Foot, ed., China across the Divide:The Domestic and Global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p. 72-88.

Michael A. Glosny,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Rising Powers: Reassurance, Coercion, and Balancing Responses,” Ph. D.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2, p.39.

Timothy W. 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55-189; Yasuhiro Izumikawa,“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2013, pp. 498-531.

参见希拉里·克林顿关于“巧实力”的讲话,Transcript of Hillary Clinton’s Confirmation Hearing, http://www.cfr.org/us-election-2008/transcript-hillary-clintons-confirmation-hearing/p18225。

关于安抚战略对缓解冲突的作用,可参见Janice Gross Stein,“Re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6, No. 3, 1991, pp. 431-451; Andrew Kydd, “Trust, Reassurance, 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2000, pp. 325-357。对这一战略有效性的批评性讨论可参见Evan B. Montgom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2006, pp. 151-185。

Xuefeng Sun,“Why Does China Reassure South East Asia?”Pacific Focus, Vol. 24, No. 3, 2009, pp. 298-316; See Seng Tan, “The Perils and Prospects of Dragon Riding: Reassurance and ‘Costly Signals'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pp. 165-184; Glosny,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Rising Powers”, p. 39.

Richard Ned Lebow,Coercion,Cooperation,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54-175.

关于安抚和强制的区分,可参见Yoav Gortzak,“How Great Powers Rule: Coercion and Positive Inducements in International Order Enforcemen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4, 2005, pp. 663-697。

Branislav L. Slantchev,Military Threats :The Costs of Coercion and the Price of Pea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6-67.

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 N. Y. : Routledge, 1999), pp. 17-18.

James W. Davis, Jr. ,Threats and Promises: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2.

对经济手段所作的出色分析参见David 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柯林·埃尔曼讨论了5种减少分类的技术,参见Colin Elman,“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2, 2005, pp. 293-326。

一些学者讨论了不作为和观望等行为,参见Fravel,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p. 12; Dale 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9;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2001), Ch. 5;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04。

利比亚完全放弃核武器被认为是这种混合战略成功的范例,参见Paul Kerr, “Libya’s Disarmament: A Model for U. S. Policy?”Arms Control Today, Vol. 34, No. 5, 2004, pp. 36-38;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A Lopez,“Bombs, Carrots, and Sticks: The Use of Incentives and Sanctions,”Arms Control Today, Vol. 35, No. 2, 2005, pp. 19-24; Bruce Jentleson,“Coercive Diplomacy: Scope and Limit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tanley Foundation Policy Analysis Brief , December 2006, http://stanleyfdn.org/publications/pab/pab06coerdip.pdf,访问时间:2015年10月8日。

Peter Gourevitch,“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Sage, 2002), p.321.

John M. Hobson,“‘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Kicking the State back out’: Re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7, No. 4, 2002, pp. 437-444; Helen V. 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785.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7.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

使用这些变量进行研究的成果包括:William C. 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omas J.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teven E. Lobell,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Grand Strategy,Trade,and Domestic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Jeffrey W. 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andall 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rategic-Choice Approach,”in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2-23.

在这个意义上,施韦勒指出“现实主义眼中的世界是各个群体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展开持久的位势竞争”。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

Krista E. Wiegand,“China’s Strategy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Dispute: Issue Linkage and Coercive Diplomacy,”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 2009, pp. 170-193; Carlyle A. Thayer,“Chines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outheast Asian Responses,”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30, No. 2, 2011, pp. 77-104; Michael Yahuda,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1, 2013, pp. 446-459.

2012年9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指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82年中日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参见http://www.fmprc.gov.cn/ce/cegr/chn/ztlm/lxjzzdh/t972148.htm。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16/c70731-24138350.html.

http://www.fmprc.gov.cn/ce/ceuk/chn/zt/fyrth/t1113124.htm.

彭美、吴瑶:《涉海高层次协调机构中央海权办已成立》,《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日。

http://www.fmprc.gov.cn/ce/cggb/chn/ztlm/wjbfyrth/t986349.htm.

M. Taylor Fravel,“China’s Island Strategy:‘Redefine the Status Quo’,” 1 November,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11/chinas-island-strategy-redefine-the-status-quo/.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0日。

David B. Shear, “Testimony befor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13 May, 2015,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051315_Shear_Testimony.pdf.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0日。

关于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尤其是制衡中国的分析,可参见Christopher W. Hughes,“Japan’s ‘Resentful Realism' and Balancing China’s Ris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9, No.2, 2016, pp. 109-150;关于越南对冲战略的研究可参见Ruonan Liu and Xuefeng Sun,“Regime Security First: Explaining Vietnam's Security Polic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92—2012),”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5, 2015, pp. 755-778。

参考文献

资源
PDF下载数    
RichHTML 浏览数    
摘要点击数    

分享
导出

相关文章:
关键词(key words)
周边外交
安全战略
安抚
强制
新古典现实主义


作者
刘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