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在先秦时期指西方之地，汉代以来成为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通称，亦指汉唐两代中央王朝设置的行政机构所管辖的今中国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是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汉代西域历史地理概况的正史文献，此后历代正史中均有专门篇章记述西域的政权沿革、行政建置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有关西汉、东汉王朝与匈奴和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汉朝和匈奴在西域开展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贸活动，历史学者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从外交战略、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等视角，为汉代中外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西域”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其地理位置之重要、物产资源之富足、中西商道利润之丰厚，使匈奴人在秦汉之际进入这一地区之时就意识到了控制西域的必要性，因为此地“不仅能成为匈奴后方物资的供应地，更能成为匈奴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通道”，“在经济上匈奴从西域取得巨大利益；在政治上西域依附于匈奴；在军事上西域诸国在匈奴的对外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此西域成为匈奴的“右臂”。
为了牵制和打击当时的劲敌———匈奴，汉朝在西域多方寻求与本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同盟者，积极致力于西域的长久经营。最终，游牧经济特有的脆弱性、频发的自然灾害、剧烈的内部斗争、汉朝的持续打击和西域各国的叛离反抗，使得匈奴政权由盛转衰，不再具有与汉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地位。汉朝和匈奴“两个帝国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浴血和复杂的斗争，产生了这个非常重大的结果，对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历史来说都意义重大”。
“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于辽金，灭亡于满蒙”；“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手，则四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此其明证也。”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西域诸国与汉朝及匈奴的关系入手，分析汉匈西域经营战略之得失，比较二者的实施成效及其历史影响。结合道义现实主义有关“政治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决定大国崛起战略成败”的理论，就大国外交的战略导向问题进行阐述，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有益的探索。
据《汉书·西域传》所载，西汉时有30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称，此后增加到50余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由于族源、地缘、风俗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存在较汉朝更为久远。自秦汉之际至东汉后期，西域各国—匈奴—汉朝三边关系的演变，大致可分为7个阶段，以下进行简要介绍。
这一时段始自秦二世至西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统治时期，约70年。匈奴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原华夏政权的劲敌，秦灭六国后，秦始皇遣蒙恬率数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取得了“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骄人战绩。
在西汉建国前，中国北方草原上有三大民族集团：西部的月氏、中部的匈奴和东部的东胡。起初三大集团呈现“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实力最为弱小的格局，当时匈奴不敌月氏，被迫北徙，头曼单于还曾将自己的嫡长子冒顿送往月氏为人质。冒顿自月氏逃回后，杀父自立，首先奇袭东胡（活动于今西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接着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活动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山西朔州一带），北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游牧于今阿尔泰山东麓至俄罗斯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一带），建立起一个“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来）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榆林）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今河北蔚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的强大游牧政权，时称“百蛮大国”。
月氏被打败后向西溃逃，时值汉文帝即位第三年，匈奴右贤王“侵盗上郡”、“杀略人民”，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击右贤王”，并巡幸太原，意欲亲征。适逢济北王造反，只能撤军回朝，冒顿随之派右贤王率军进入西域，“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次年，冒顿在致汉文帝的国书中，将右贤王对汉地的入侵归咎于“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声称自己对右贤王的“惩罚”是“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之后又顺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如今“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与汉朝休战和亲。面对冒顿的骄横态度与公然挑衅，大臣们只能在廷议时劝说汉文帝“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文帝在审时度势之后，被迫接受大臣们的意见，与匈奴重申“兄弟之约”：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并给予丰厚的赏赐，且对右贤王之罪不予追究，以示恩遇。
此后冒顿之子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其孙军臣单于扶持西域大国乌孙征伐大月氏，并通过乌孙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自此“中亚细亚游牧民族与塔里木盆地30多个沃洲国家全行归于匈奴支配之下”。
这一时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下诏罢轮台屯田，约50年。在与匈奴斗争的过程中，汉廷逐渐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汉武帝即位后，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世仇，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联合大月氏之目的，但对于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等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此为汉朝经营西域，打通河西走廊，制定“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资讯和必要的准备。
河西地区本为大月氏部族的领地，大月氏被击西迁，冒顿单于遂命浑邪王统治酒泉及周围地区、休屠王统治武威及周围地区，控制西域各国，且南面与羌人联合，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两次发动河西战役，歼灭、受降匈奴累计8万余众，沉重打击了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汉廷从此可以直通西域诸国。为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廷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戍边屯垦。此役使汉廷初步实现了战略牵制匈奴的目的，“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汉朝取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后，开始向西域派遣使节，欲与各国结盟共击匈奴。匈奴在汉朝北部边境全线失败后，逐渐强化对西域的控制，汉匈争夺的重点随之转到西域。这一时期匈奴势力依然强大：汉朝修建中的河西长城多次遭到破坏，汉朝使者、商旅的生命财产难以保障。西域各国虽与汉朝发生往来，但仍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对待汉匈双方使者的态度迥然相异：“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而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
此为汉廷在西域发动的第一场威慑性战争，不仅使敦煌以西的通道有了安全保障，更使此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乌孙主动向汉输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意欲联络西域最大的国家乌孙共同抵御匈奴，但由于当时的乌孙王为匈奴单于所拥立，未能达到目的。车师、楼兰之战后，乌孙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主动派遣使者来汉朝献良马千匹，表示愿与汉和亲，脱离匈奴。汉武帝先后遣嫁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王联姻，双方关系由此巩固。
匈奴既失乌孙，便勾结大宛等国，扣留和劫杀大月氏、身毒国赴汉使节，戕害汉朝官吏和商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大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先后两次发动征伐大宛的战争。第一次出征失利后，适逢浞野侯赵破奴的2万汉军在与匈奴作战时全军覆没，朝臣们认为应停止进攻大宛，全力打击匈奴。但汉武帝认为大军已发，如不能降伏大宛，将有损汉朝在西域的声望，于是集结全国兵力和物资再次出征。此役倾全国之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
这一时期自汉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计90年。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及对西域的经营在这一时期终见成效：一方面，遭受重创的匈奴陷入分裂，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内乱不休加之天灾频仍，实力日趋衰落；另一方面，汉朝和西域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西域各国亲汉倾向增长，要求摆脱匈奴控制的愿望日益强烈。
乌孙为西域大国，原本亲附匈奴，但与汉朝联姻、通使之后关系日益密切。匈奴与车师联军入犯乌孙，解忧公主与其夫乌孙昆弥（乌孙国王名号）翁归靡遣使求援，汉宣帝于本始三年（公元前72年）“遣五将军十六万骑，又遣校尉常惠监乌孙兵五万骑，共击匈奴”，匈奴远遁，“乌孙兵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获四万级，虏牲畜七十余万匹”。同年冬，匈奴单于率万骑进击乌孙，返回途中遇大雨雪，人畜冻死无数，返回者仅十之一二。此时，“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
匈奴日渐衰微，逐渐失去了对西域各国的控制，“诸国羁縻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这又加重了匈奴内部的分裂。最终，匈奴委任控制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立单于因争夺权位发生冲突，日逐王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投降汉朝。汉廷在西域设置都护，废除匈奴役属西域各国的僮仆都尉，匈奴势力基本被逐出西域。自武帝通西域起70余年来，汉廷联络西域各国，寻求政治—军事盟友、“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至此方才实现。
遭受重创的匈奴，彻底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不敌北匈奴郅支单于，对汉称臣，于宣帝、元帝时期两度入朝，并与汉朝联姻。此后郅支相继吞并呼揭、坚昆、丁零三国，又与康居王联姻，和康居联合进攻乌孙。又役使大宛、奄蔡诸国，强迫它们献纳重税，并诛杀了汉使谷吉。郅支的行为危及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斩杀汉使的行为尤为恶劣，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代理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及汉屯田吏卒4万余人，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的通称）进击郅支城（郅支在康居所筑城池）。由于西域各地民众对郅支痛恨，陷入孤立的郅支被汉兵所杀，其头颅被送至长安，悬挂于藁街客馆（即外国使节住地）。从此，匈奴骑兵在西域绝迹，汉朝西部、北部的边患得以解除，此后40余年中西交通畅通无阻，“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为彻底孤立匈奴，汉廷颁布法令禁止匈奴与西域各国私相往来。此时匈奴因自身元气大伤，希望得到汉朝的政治认同与经济援助，总体保持恭顺态度。然而，由于西域都护处置不当，西域各国仍不时发生叛逃匈奴事件。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相继投奔匈奴，匈奴单于虽然接纳了他们，但遣使向汉廷说明情况。汉使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迫于压力，匈奴只好将二人遣返，汉使在西域诸国国王面前将二人斩首，以示震慑，并与匈奴约定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
这一时期即王莽执政的15年。西汉政权为外戚王莽所篡夺，他基于狭隘的儒家“夷夏之辨”和大汉族主义思想，一改自昭、宣、元帝以来汉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平等友好关系，对边疆部族及各属国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致使边疆形势日趋恶化。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即位后，先以欺骗手段更换匈奴单于的印玺、降低匈奴的属国地位，此举立即遭到匈奴单于的抵制和反抗。王莽见匈奴不断寇掠边郡，又下令分封了15位单于，意图分裂匈奴。与此同时，他还将匈奴单于的名号改为颇具侮辱性的“恭奴善于”、“降奴服于”，将西域诸国王一律降封为“侯”。此等背信弃义的愚蠢之举，使匈奴与西域各国重新联合起来，共同劫掠汉朝边境。
由于王莽的政策失当，西域各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汉廷所设西域都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在这次较量中，匈奴重新占据了西域大部分地区。新莽政权在内忧外患之中，不久即走向灭亡。
东汉时期，“西域三绝三通”。第一次为光武帝和明帝统治时期，约50年。东汉初年，西域“复役属匈奴”。由于自身实力衰减和经济萎缩，匈奴卷土重来后，遂以加倍的凶残行为对待西域诸国，不仅责令各国补偿此前属汉时期中断的历年所欠赋税，而且提高税额、限期紧迫，并从各国抽调军队、补充兵源。这种报复性的掠夺和奴役令西域民众难以忍受，史载“诸国不堪命”、“皆怀愤怨”，大多“思汉恩德，咸乐内属”。
这一时期，匈奴再度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南下附汉，北匈奴则逐渐向西北迁徙。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入侵、西域各国陷入分裂的严峻形势，耿秉再次提出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是年，明帝令耿秉、窦固等领军出击匈奴呼衍王，同时派遣班超出使西域。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廷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已校尉，初步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然仅一年之后，焉耆、龟兹两国就在北匈奴的支持下，围攻西域都护陈睦，“悉灭其众”；同时，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围攻西域戊已校尉耿恭、关宠，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再度陷入危机。
西域第二次由绝复通，为章帝、和帝统治时期，计40余年。章帝继位后，听信大臣“远屯绝域，吏民怨旷”的说辞，决定放弃西域；但包括班超在内的少数汉朝官吏并未撤走，为东汉王朝第二次统一西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西域形势极为严峻，北匈奴不但占据天山北道诸国，且占据鄯善等西域与中原来往的咽喉要地，而班超仅有疏勒、于阗等几个南道国家的支持。班超一面以疏勒为根据地，联合周边诸国抗击匈奴；一面上书，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战略，力陈“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请求恢复对西域的经营，这一战略最终为章帝所采纳。
建初五年（公元80年）和建初九年（公元84年），汉廷先后遣徐干、和恭增援班超，助班超打败莎车、龟兹。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遣使称臣。至此，除焉耆、危须、尉犁等国因之前杀都护陈睦而拒不投降外，其余诸国皆降汉。同年，汉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立府西域。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率西域诸国兵合7万余人，攻焉耆王及尉犁王，西域诸国“皆纳质内属”，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
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东汉灭亡的百余年间，是西域第三次由绝复通的阶段。班超在西域经营30余年，采取“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待降者、严惩叛者”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任尚继任西域都护之后，因行事峻刻引起西域诸国反弹，西域与汉廷的关系又开始恶化。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西域各地起兵进攻任尚，汉廷遣梁慬率河西四郡5000羌胡兵赴援，此后任尚被调回，由段禧继任都护。龟兹再度发生叛乱，虽被镇压下去，但汉朝君臣再度以西域险远、难以照应，吏士屯田、耗费巨大为由，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下旨再绝西域。
此后北匈奴以兵威役属天山以南地区，并入寇河西。敦煌太守曹宗不胜侵害，上书请伐匈奴。当时多数朝臣认为经营西域耗费巨大，主张封闭玉门关以绝西域，唯有班超之子班勇坚决主张收复西域、重置官吏，否则匈奴被斩断的“右臂”将被接续，殆害无穷。
西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自古以来诸国林立，处于“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的割据状态，难以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政权。在无法抵御匈奴或汉朝任何一方进攻的情形下，西域各国只好采取“见风使舵”的立场，哪一方强大，便倒向哪一方，是故汉朝和匈奴均千方百计地征服或结好西域诸国。汉匈对西域控制权的争夺，由此成为两汉时期西域史的主线。
具体而言，汉匈经营西域的战略，可分为军事、经济、外交与政治战略，以下概要介绍双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实施成效。
汉匈双方对西域军事战略的本质差异，在于匈奴视西域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主要采取武力征服、军事占领、强制迁徙和惩罚打击等强硬手段；而汉朝从未将西域各国视为自己的征服对象，而是作为打击匈奴的政治—军事盟友，因此对西域各国采取保障安全、武力威慑、以夷制夷等恩威并施的双重策略，由此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其一，武力征服与军事占领。匈奴对西域的征服倚仗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自匈奴军队西击月氏，平定26国后，西域各国即慑于匈奴的威势，纷纷臣服。此后凡有不顺从者，匈奴多发兵攻击，例如武帝元封年间击楼兰，宣帝地节年间与明帝永平年间击车师，东汉永平年间北匈奴发军击于阗，等等。
为实现对西域地区的长期占领，匈奴在所征服之地设置王号，此举既缓解了匈奴内部牧场短缺的矛盾，也对所征服地域起到镇守作用。有学者考证，计有以下10个王号：呼揭王（驻地为阿尔泰山南麓原呼揭国领地）、浑邪王（治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县西北）、休屠王（治武威郡，今甘肃民勤县东北）、犁汙王与温偶駼王（驻牧地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北）、日逐王（治今新疆焉耆县、尉黎县一带）、东蒲类王（驻牧地在今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南犁汙王（驻牧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及准噶尔盆地以东）、呼衍王（驻牧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伊蠡王（驻牧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腾格里山一带）。
其二，强制迁徙与惩罚打击。对于不臣服的政权，匈奴往往采取强制迁徙的方式。例如，月氏原居于河西走廊一带，被匈奴冒顿单于的军队驱赶至准噶尔盆地，再被老上单于的军队驱赶至伊犁河流域，此后乌孙又在匈奴的支持下，迫使大月氏继续向西南迁徙，最终至中亚阿姆河流域方才定居。另如蒲类国（居今新疆哈密哈里坤湖一带），原本服属匈奴，因“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其民6000余口至匈奴右部阿恶地，改其名为阿恶国。余众逃亡山谷间，才得以保存蒲类国的称号。
对于稍有不顺从的政权和部族，匈奴多采取惩罚打击的政策。如王莽当政时期，下令乌桓不再向匈奴交纳皮布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即首领），缚到悬之”，并发兵攻击乌桓，杀掠人民，掠走妇女弱小千余人。匈奴命乌桓持马畜皮布赎回人质，人质亲属奉命缴纳财物、牲畜后，匈奴却并未遣还人口。
其一，保障安全。在两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除王莽统治时期外，未出现汉朝主动挑衅、对西域各国用兵的情况。特别是在西域各国归属汉朝之后，汉廷致力于对西域亲汉政权的扶持与保护。例如西汉元帝时期，匈奴郅支单于勾结康居，侵陵与汉朝关系密切的乌孙、大宛，汉军遂发兵诛杀郅支；再如东汉明帝时期，依附北匈奴的龟兹和姑墨，威胁到归属汉朝的于阗、疏勒等国，西域长史班超遂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四国兵攻破姑墨重镇石城（今新疆乌什东），迫近龟兹边境，最终稳定了局势。
其二，武力威慑。两汉王朝虽刻意交好西域各国，但从未放弃过武力威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夷狄之人贪而好利”，“畏服大种（意谓强大的种族），其天性也”
具体而言，对于西域各国的以下几种行为，汉朝多以武力解决：一为勾结匈奴，与汉为敌。如前文所述，汉武帝时用兵楼兰与车师，昭帝时汉使傅介子斩杀楼兰王，宣帝时驻守西域的将军郑吉征伐车师，即属此类。二为杀戮汉使、劫掠财物。如武帝时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昭帝时长罗侯常惠征龟兹，即属此类。三为威胁亲汉势力，意图自立。如宣帝初年卫侯冯奉世伐莎车，是因为亲汉的莎车王万年及汉使奚充国被意图自立的故王之弟呼屠征所杀，冯奉世遂率乌孙、龟兹等国军队“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
总体而言，相较匈奴对于西域诸国的强势与威权，汉朝所采取的恩威并施、“以夷制夷”的战略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因此史书称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大多“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并非虚言。
汉匈西域经济战略的差异，取决于西域经济在匈奴和汉朝经济总量中所占据的比重不同。匈奴的经济发展极大程度地依赖于西域丰富的物产资源和中西商贸的巨额利润；而汉朝广阔的疆域、发达的技术、充足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使得西域各国对汉朝商品、技术的依赖逐渐加深，由此取得了迥然相异的成效。
其一，控制商道，垄断贸易。西域的物产和交通在匈奴经济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有学者指出：匈奴征服西域后，利用西域在中西交通商路上的重要位置，向往来客商设卡收税：“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北麓，自古是中亚、南亚和东亚间商业交通要道，匈奴在其间设关卡，收商税，护送旅客，担保过山，都可以收到不少的报酬”,“有时还掠夺行商和马队的货物”。
其二，设置官吏，收取税赋。匈奴向西域各国征收繁重的物资和赋税。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使之管领西域，征收西域各国赋税，此外尚有监视诸国之意。日逐王“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即其部众的日常生存方式即依靠剥夺其领地内的西域各国所维持。此外，驻牧在西域的东蒲类王、南犁汙王、呼衍王、伊蠡王诸部，也以类似方式在西域各国攫取经济利益。是故有学者指出，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掠夺行为，已具有制度化性质。
其一，厚赂赏赐，输财通商。张骞通西域的最初动机，原本是出于“断匈奴右臂”的军事目的，但其客观效果却是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此为决策者汉武帝和执行者张骞所始料不及。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善市贾，争分铢”，有学者指出：“早在张骞首次西使之时，葱岭以西诸国均已是重商之国。”
张骞第一次自西域返回，向汉武帝进言称蛮夷“贪汉物”，可采取“赂遗设利”的方式，即诱以重利，以“厚赂”方式使其入朝，“招为外臣”，共同对抗匈奴。因此汉武帝再遣张骞“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再赴西域，寻求盟友。
史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诸国在与汉朝通商之前，“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使者、商人往来于道、络绎不绝，中西贸易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
其二，屯垦移民，耕战结合。两汉时期在西域屯田，始于汉武帝。史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战役之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汉武帝时攻破楼兰、车师，打败大宛后，在轮台（今新疆巴郭楞蒙古自治州）、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驻兵屯田，设“使者校尉”，掌管屯田事宜。此后汉廷先后在伊循（今新疆若羌县东）、姑师、莎车、北胥鞬（今新疆莎车县境内）、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番）等地驻军屯田。
屯田是一种耕战结合、以求保障供给的措施，是两汉王朝为巩固边防所采取的重大措施，更是其经营西域所采取的长远战略。汉军所选择的屯田之地，首先是交通便利的军事要地，战略意义重大；其次是土壤肥沃、宜于耕种之地。屯田的目的，一为解决军队供给，减少朝廷军费开支；二为供应来往的中外使者和商人。此后汉廷征发平民，移民实边，屯田者除戍守军士外，还有免刑的罪人等。这些来自中原地区、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将汉地先进的冶铸、凿井、农耕技术传入西域，使西域地区出现了“益垦溉田”、“多田积谷”的繁荣景象。这对于汉朝的边塞防御和边疆开发意义重大，为日后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相较而言，在物产丰足、商业繁盛的西域，匈奴以军事强权掠夺物质资源和商业利润，使其自身对这一地区的经济依赖日益加剧。此为汉朝通过商贸手段和利益输出，赢得西域各国支持，斩断匈奴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生命线”提供了契机。
匈奴和汉朝对西域的外交战略，其措施没有本质区别，双方均采取了遣使交往、联姻和亲，以及扶植代理人和亲附势力等策略，只是基于汉匈双方对西域各国态度的差异及战略目标的认知不同，同样的措施所产生的效用却大相径庭。
匈奴通过使臣直接或间接控制西域属国，史书明确记载的有龟兹、鄯善、于阗、焉耆等国，这使匈奴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着对西域各国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匈奴派至西域各国的使者均负有刺探情报、监视各国君臣活动的使命，此举很可能引发西域各国的反感。因此，与匈奴使者的斗争，往往成为汉朝打破与西域国家关系僵局的绝佳契机。
以傅介子和班超为例。西汉昭帝时，因龟兹、楼兰此前曾数度劫杀汉使，傅介子持昭帝诏书前去谴责，两国均表示服罪。在出使龟兹时，适逢匈奴使者自乌孙出使返回，傅介子乘机率领属下斩杀匈奴使者，有效地警戒和震慑了摇摆于汉匈之间的西域诸国。东汉明帝时，班超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首先到达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鄯善王原本对班超等人礼敬备致，后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在得知北匈奴使者亦到达鄯善之后，班超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率属下36人乘夜袭击北匈奴使者驻地，将其首级示于鄯善王。鄯善举国震恐，国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送王子入质汉廷，班超由此名震西域。此后班超再度出使于阗，于阗王在惶恐、畏服之下，下令杀死北匈奴使者，重新归附汉朝。
汉朝与西域的交往始于张骞。张骞归国后被封为“博望侯”，地位尊贵，此后请使西域者络绎不绝，每年“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与匈奴使者不同的是，因张骞“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在西域各国活动时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是以“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此后汉朝官员出使西域、“立功于绝域”者史不绝书，如西汉时期的常惠、傅介子、陈汤、郑吉、谷吉，东汉时期的耿秉、梁慬、班超、班勇等人，“皆以勇略选”
有学者考证，赴西域的汉朝使者所承担的使命可分为以下十余种：即和亲、探查、赠赐、册封、请盟、迎送、贸易、宣谕、劝诱、招还、慰问、领兵、屯田、受降、吊祭等。
史载匈奴曾与乌孙、车师、康居等国联姻。例如，匈奴单于闻知汉武帝遣嫁解忧公主于乌孙王军须靡，亦将公主嫁与乌孙王为妻。车师王乌贵与匈奴联姻后，遂劫杀汉朝通乌孙的使臣。与汉朝仅以公主遣嫁西域国王不同，匈奴单于亦有迎娶西域公主情况。例如，北匈奴郅支单于联合康居攻乌孙，遂将其女嫁于康居王为妻，康居王亦以女嫁于郅支。
然而，匈奴与西域各国通过政治婚姻缔结的盟友关系，常因其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心态而不得善终，最典型的例子即属乌孙。匈奴与汉朝均与乌孙联姻，且乌孙王原本将匈奴公主地位置于汉朝公主之上；但匈奴却在昭帝、宣帝时期，为报复此前对汉战争中的失利，并怨恨乌孙与汉朝联姻、结盟，先后吞并乌孙东部大片领土，大肆掳掠其民众、畜产，并遣使威逼乌孙王背叛汉朝。此举使乌孙彻底倒向汉朝，匈奴失去了西域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再如，分裂后的北匈奴郅支单于，与康居王联姻、结盟后一度称霸西域。但他却日渐骄横、倒行逆施，不仅诛杀了康居国王之女及大臣、百姓数百人，又强征康居国人为其修筑单于城，引发了包括康居在内的西域各国民众的仇恨，最终在众叛亲离中走向灭亡。
西汉一朝，汉廷先后与乌孙、龟兹、鄯善等国联姻，以此结好西域各国、孤立匈奴，收到了显著成效。汉武帝遣细君公主与乌孙王联姻，并赐以丰厚的陪嫁：“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
另如龟兹王绛宾，他仰慕汉家制度文化，求娶汉解忧公主之女，并与妻子一同入朝。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
两汉时期，匈奴致力于在西域诸国培植亲匈势力，使其代为统治各国。例如，西汉时期的乌孙王猎骄靡、楼兰王安归，车师王乌归和兜莫，东汉时期的龟兹王身毒、莎车王不居微，均属此类。为驾驭西域各国，匈奴往往要求这些国家遣王子为人质，这些为质匈奴的侍子日后多成为匈奴拥立的傀儡。
为打击匈奴，汉朝亦积极争取西域各国君臣的支持，并致力于扶持和保护各国的亲汉势力。且相较匈奴的强势与短视，汉朝更注重长远经营，以下试举几例。先看乌孙。汉宣帝时，乌孙国内亲汉势力与亲匈势力斗争激烈，汉廷遣解忧公主的陪嫁冯嫽持节赴乌孙赤谷城，“立元贵靡（解忧公主之子）为大昆弥，乌就屠（匈奴妇人之子）为小昆弥，皆赐印缓”，随后汉廷为大、小昆弥分地界与及人民。终西汉一朝，大、小昆弥矛盾不断，史载“汉用忧劳，且无宁岁”，但仍承担起了维持和平、调解矛盾的责任。
再如车师。车师原属匈奴，宣帝时期臣服于汉，匈奴震怒，要求车师王派太子军宿到匈奴作人质。军宿逃到焉耆，匈奴遂立乌贵为太子。乌贵即位后采取亲匈立场，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军进攻车师，乌贵降汉，不久逃往乌孙。汉廷将车师国民迁至离西域都护住地邻近的尉犁，立军宿为王；匈奴也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遗民东迁。车师由此分裂为车师前、后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汉朝争夺西域之时，匈奴尤其重视那些居于中原进入西域要道上的国家，例如楼兰（初附匈奴，臣服于汉后改名鄯善）、龟兹（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所治地区）、车师（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汉匈曾“五争车师”）等。再如乌孙和莎车，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分别为西域最强盛的国家，其统治者也是汉匈反复争夺的对象。然而，对于那些摇摆于汉匈之间的西域小国，汉朝与匈奴的态度有所不同。以楼兰为例，起初亲附匈奴，后又对汉“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楼兰王不得已之下，遣一子为质于汉、一子为质匈奴。李广利伐大宛，匈奴不敢正面与之对抗，密令楼兰断汉军后路。消息泄露，汉武帝下令抓捕楼兰王对质。楼兰王坦言：“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汉武帝认为其言属实，未予深责而遣送其回国。此举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既使楼兰君民受到感召，又瓦解了匈奴与楼兰之间的关系，“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匈奴对于西域各国的统治和控制，主要依靠其先天的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目的在于经济掠夺，此外并无更多政治上的诉求。汉朝对于西域各国则始终致力于政治层面的战略经营，除上述措施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两汉时期，在与匈奴的长期斗争中，汉廷积极招抚匈奴和西域的降汉人员，对他们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置。如河西战役之后，霍去病招降匈奴浑邪王、休屠王4万余众，汉武帝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并设河西四郡以安置其部众。再如，汉元帝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率部众1700人向西域都护请降，汉廷遂在车师后国之西设乌贪訾离国以安置其部众。
更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宣帝时匈奴统摄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日逐王为匈奴单于的堂兄，在继位之争中失利，又遭遇大旱，大批牛羊饿死。入冬后接连遭遇暴雪严寒，残剩牛羊冻死大半，大批部众逃往内郡、乌孙等地。日逐王向匈奴右贤王和南将军求救，均遭拒绝。天灾人祸交攻之下，日逐王决定降汉。宣帝下令在渠黎屯田的郑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将其部众1.2万余人、小王将12人护送至河曲安置，再护送日逐王至京城，受封为归德侯。日逐王降汉，导致“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笔者注意到，在汉匈对峙的百余年间，双方互有投降的将领、使者和士兵，然而数量、作用却相差悬殊。大量降汉、受封并内附的匈奴贵族与士兵，成为汉朝军队中一支骁勇善战的力量
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和东汉时期的西域长史，是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全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始设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总领天山南、北两道，统辖西域36国（后增至50余国）。新莽末罢西域都护，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复置。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以班超为都护，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再罢。至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班勇复平西域，遂以西域长史行都护之职，此后一直延至魏晋时期。
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的职责主要是维护汉廷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保障西域地区的安全稳定。具体有以下三项：一是保障汉朝通西域道路的安全、畅通；二是掌管屯田事宜；三是督察并镇抚西域诸国。这标志着两汉王朝的政令从此可以通行西域，这一地区被纳入汉朝版图，此后西域始终与中原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汉朝与西域各国确立统属关系的标志，在于汉廷在西域拥有了册封王侯、任命官吏、调遣军队、征发粮草等权力。《汉书·西域传》载西汉后期，西域各国有“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这一数字至东汉还有所增长。
两汉经营西域政治战略之成效，在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匈奴势力渐被驱逐出西域地区，各国对汉朝的向心力逐渐加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
有学者指出，汉朝统一西域后，西域诸国对朝廷、皇帝的忠诚从未间断，莎车王“父子相约事汉”的事迹，即是当时西域诸国对中央朝廷态度的一个缩影。此外据学者考证，随着汉朝统一西域，汉语成为西域地区的官方语言文字，莎车王延、康、贤以及疏勒王成、忠等西域诸王，均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汉名，此正反映了中央政令在西域畅通，以及西域诸国“思慕汉家”、憧憬中原文化的历史事实。
汉匈经营西域战略的异同，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对西域战略地位、对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认识不同。
诚如远征康居、诛杀匈奴郅支单于的汉将陈汤所言，“西域本属匈奴”，匈奴是第一个与西域建立关系、打开中西交流门户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在匈奴史和汉匈关系史上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是以有学者称，匈奴人在西域的命运也是他们从发展、兴盛、衰败到消失的真实写照。匈奴得到西域以后如虎添翼，有了与汉王朝对抗的资本，而失去了西域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右臂”，无力与汉王朝匹敌。纵观300年汉匈关系，可以看出“得西域者得天下，失西域者失天下”的总体态势。
与之相比，汉朝从打通西域之初，就确立了“断匈奴右臂”的长远战略：即出于自身安全防御的需求，将西域各国视为削弱、战胜匈奴必不可少的政治—军事盟友，高度重视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两汉王朝与乌孙、车师、楼兰、龟兹、莎车等西域大国、强国的关系，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发展，但汉朝君臣在多数时间里能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力求渐进之效、不图一时之利。其中尤以争取乌孙的过程最为艰巨：乌孙本为匈奴扶植的西域大国，匈奴之盛，实得力于乌孙；而失去乌孙，则加剧了匈奴的没落。在汉朝主动与之建交、联姻的同时，乌孙长期处于“持两端，难约结”、与汉朝“恩爱不亲密”的疏离态势。
汉匈西域战略的差异，还在于双方对国家核心利益认识的不同。笔者不认同有学者提出的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看重的都是经济利益这一观点。
相较而言，汉朝始终将政治地位、军事安全和外交形象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依托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史载武帝时期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比较汉匈西域战略的本质区别，笔者以为，关键在于两国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认识不同。有人提出，匈奴统治西域的经验对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治理西域起到了借鉴作用，笔者以为此观点值得商榷。
相较而言，基于华夏政权长期的统治经验，汉朝在与周边部族、政权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成熟的政治制度。对于南越国、卫氏朝鲜和西域诸国，将其视为“外臣”，在内政、外交方面给予各国相当大的自主性，由此建立一种名义上“外而不纳，疏而不戚”的君臣关系。汉朝对待这些国家的原则是“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即以武力威慑、军事防御、保障边境安全为宗旨，如果他们仰慕汉家文明而来，则以礼相待、厚往薄来，始终保持笼络、怀柔之策。维持双方关系的关键在于“羁靡不绝，使曲在彼”，即在交往中如发生纠纷、冲突，除非这些属国和“外臣”违约、犯错在先，汉廷势必采取相应的惩处措施，否则应始终维持道义，保全君臣关系。
相较而言，东汉的总体实力不及西汉，两汉在西域经营战略上的得失，主要体现在攻守战略、道义水平和决策主体的三项不同。
西汉时期的对外战略总体而言是积极进取的，在保障边境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对外拓展。即使西汉初期刘邦进攻匈奴失败，虽然暂时采取忍辱、和亲政策，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都能采取积极防守和备战措施，同时与匈奴进行外交斡旋。武帝即位以后，国力充实，一面对匈奴采取全面进攻和招降安置的政治—军事双重战略，一面积极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武帝晚年因连年战争国库空虚，民力耗损太过，下诏罢轮台屯田，但仍强调“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
然而，由于东汉整体实力较西汉为弱，朝廷对外战略大多采取消极保守态势。光武、明、章诸帝自称以“柔道”、“儒术”治理天下，其西域政策明显呈现出软弱摇摆态度，该决战时不战，不该撤时罢撤，缺乏西汉时期开拓进取的气魄和长远经营的眼光。光武帝首先开启了尚未交锋即撤退防守的恶例：东汉初年，地方政权割据，匈奴不断骚扰，当时朝廷确实无力顾及西域，但到中原平定以后，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又受乌桓攻击，北徙数千里，“幕南地空”。
如前所述，汉匈在西域的战争，实际是双方边境战争的延伸，因此保障西域各中小国家的安全，实际就是保障汉朝自身的安全。西汉自与西域诸国建交之后，大多数时期都能积极提供安全保障，使诸国免受匈奴威胁，并在各国发生内乱和纠纷之时予以安抚、调解。然而，东汉对于西域各国的态度则反复不定。在朝廷弃置不问的情况下，西域各国在东汉前期相当长时间里遭受匈奴威胁，不仅鄯善、车师等早已忠心臣服于汉的小国被迫依附匈奴，龟兹、于阗等大国亦相继为匈奴所属，汉朝边境随之面临重大压力，致使河西诸郡城门昼闭，边民颠沛流离。
此后章帝下旨放弃西域，疏勒、于阗等国“举国忧恐”，疏勒王欲以引刀自尽，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于阗君臣抱住班超马蹄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
西汉对西域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皇帝本人，如武帝、宣帝、元帝；以及皇帝身边的重臣、学者，如武帝时代的张骞、王恢、董仲舒，昭、宣时代的大将军霍光、上将军赵充国，元、成时代的丞相萧望之、大将军王凤的幕僚杜钦，哀、平时代著名的学者刘歆、扬雄，等。而终东汉一代，朝廷在西域始终没有投入太多兵力和物资，几乎全靠耿秉、班超、徐幹、班勇等中下级军官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他们凭借无以伦比的勇气、胆略与智慧，利用西域本土资源，挫败北匈奴的侵扰，平定西域内乱，保障朝廷在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东汉经营西域的战略成效和影响，总体来说不如西汉，正归因于此。
然而，由于西汉时期民间经贸、文化往来的日益密切，行政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以及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形成的威慑效应，使得东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实际影响力超过了西汉时期———此正是汉廷经营西域、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战略信誉的长期效用。因此可以说，就战略的长远成效而言，东汉在付出较少成本的前提下，收益较西汉更多。史载东汉灭亡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西域各国仍保持着作为汉朝臣属的观念。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将军吕光出兵至龟兹，西域各地君长还纷纷拿出汉廷颁赐的节传（即传达汉朝皇帝命令的凭证）———汉朝在这一地区深远的政治、文化影响，汉匈经营西域战略之成败、得失，不证自明。
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即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
此类观点多是将匈奴视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而将汉朝视为“崛起国”。然而，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不断自问的一个问题却是：汉朝与匈奴，究竟谁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与“崛起国”？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国家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的效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规范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以此标准衡量，笔者以为汉代的“东亚国际体系”应是以汉朝为“主导国”，而匈奴为“崛起国”———这与许多研究者的观点正相反。
如从长时段审视先秦至秦统一约3000年的历史，考察中原华夏政权和西部、北部戎狄部族的冲突、斗争，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还是制度文明方面，华夏政权均居于优势，匈奴始终只是华夏政权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劲敌。即使西周王朝亡于犬戎，东周王朝在建立之初的相当长时间里遭受狄族威胁，但戎狄部族只是实施劫掠和袭扰，并无实力对华夏地区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更不可能形成可持续、可操作的制度规范，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
具体到匈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
在汉匈关系的演变中，匈奴趁着秦末天下大乱和汉初国内统治不稳，大幅扩张其疆域和实力，不断侵扰汉朝边境、挑战汉朝主权，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居于上风。但即使在匈奴最强盛的时候，二者也是地位平等、实力相当的敌对政权，即“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其名义上与汉朝“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至武帝、昭帝时期，匈奴势弱，对汉朝态度日益恭顺，匈奴单于自称“汉天子我丈人行（此指长辈）也”。
大量史实证明，匈奴的崛起只是凭借强盛一时的军事实力，在广大被占领区域内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效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上的感召力，因此被匈奴臣服的政权只是被迫向其贡献财物、土地，而无法对其产生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故其政权虽强大一时，却极易瓦解，无法树立起真正的国际信誉与权威。各属国一旦强大，便力图摆脱匈奴控制，寻求汉朝支持，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被匈奴征服的西域诸国，以及东部、北部的乌桓、丁零等部族。历史证明，匈奴的崛起是不成功的，其在东亚区域内挑战汉朝权威的意图和努力最终遭到了失败。
两汉王朝在与匈奴近300年的实力角逐中取得最终胜利，促使匈奴分裂、远迁，余部渐与中原汉族及周边民族相融合，彻底解决了自三代以来匈奴“为中国患害”的历史，扭转了数千年农耕政权在与游牧政权实力角逐中的弱势地位，改观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汉朝由此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树立起国际权威，维护了自先秦以来华夏政权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原王朝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综合实力的先进性，对周边政权输入、渗透，从而产生凝聚力的结果。
匈奴崛起的失败，诚如有学者所言，是因为以中原王朝—汉帝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具有中心强大、由内而外辐射其影响力的特点，铲除了周边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地缘政治土壤，致使中国周边的民族和政权，始终只能在狭窄的地理范围内有限发展，而不能形成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综合力量，此正是这一国际体系能够保持千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荀子曾将国家性质划分为“王权、霸权、强权”三种国家，认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借鉴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笔者将导致汉匈西域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归结为以下三点。
作为东亚国际体系中实力最为强劲的两个大国，汉朝和匈奴经营西域的成败，不仅在于具体措施的优劣，更在于两国对外战略导向的本质差异：匈奴的逐利动机催生“经济导向型”的对外战略，即将军事征服和经济利益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所征服地区采取“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役属”政策；汉朝的务实动机催生“政治导向型”的对外战略，即将寻找政治—军事盟友和保障边境安全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西域各国采取“赂遗设利，以义属之”的“臣属”政策，此正是决定这两种战略成败的根本原因。
盟友的多寡和增减是衡量一国战略信誉高低的重要指标，在与匈奴争夺西域各国支持的国际竞争中，汉朝对于战略信誉的重视和维护程度明显超过匈奴，故其盟友数量和所获取的国际支持日益增加。如前所述，战略信誉的建立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因此汉朝在与西域各国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其实力强弱、与匈奴的关系亲疏及其与汉朝交好的意愿，来确立盟友；另一方面通过和平与战争双重手段，在西域地区逐渐树立自身的信誉与权威。对于与汉朝交好、请求汉朝庇护的小国予以优待，提供安全保障，反之，对于依附匈奴、挑衅或对抗汉朝者，则予以惩罚和打击。西域各国在汉廷思威并施的战略之下，逐渐认识到“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
如前所述，汉朝对待西域各国的态度更为宽仁、务实，为西域中小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更多，因此汉朝在西域维持和平稳定的时间较匈奴更长，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也更为深远。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类王权国”汉朝具有比“强权国”匈奴更高的政治领导力，这是导致匈奴崛起失败、汉朝获得并维持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着如何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溃败论”之说由来已久；另一方面，亦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支持并论证“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的观点。笔者以为，两汉时期“王霸杂用，德威并重”的对外战略与实践，收效巨大、影响深远，其核心理念即是大国的对外战略应着眼于长期目标，并将政治利益置于经济诉求之上。此对于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导向定位和前景预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分析汉匈西域战略的成败得失，比较两汉经营西域所付成本与实现收益，笔者发现，无论是寻求崛起、挑战霸权，还是维持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地位，大国获得中小国家支持的关键在于为它们提供生存与安全保障。汉朝对匈奴的致胜战略，关键在于坚持长远经营，承担大国责任，使西域各国在与汉朝的交往中切实受惠，从而赢得普遍的国际支持。笔者以为，当前正是中国展现大国声威、承担大国责任、树立大国道义形象的宝贵历史机遇期，其与“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中小国家的关系，能否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是决定这一战略成败的关键。
行文至此，笔者忆起《汉书·匈奴传》中，在总结有汉一代对外战略时，史家提出了“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的观点。本文以此作为结语，希望能够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一个“道义为上，立足现实”的有益范例。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国际体系研究：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结构范型与理论渊源”（项目编号：14BZS101）的阶段性成果。
笔者参考论文如下：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张天竞：《论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时殷弘：《从“朝贡和平”到决战决胜：汉初80年的帝国对外历程》，《文化纵横》2011年第3期；《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苗中泉：《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因素———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从三强并立到帝国秩存———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
如时殷弘对《史记》《汉书》的解读和评议:《<史记>早该这样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病变·中兴·衰毁：解读<汉书>密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屈罗木图：《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及统治措施》，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年，第8页。
时殷弘:《<史记>早该这样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1页。
按，两《汉书》即东汉史官班固所著《汉书》（亦名《前汉书》,
【汉】贾谊：《新书》卷一《过秦论上》，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页。
本节引文，如无标注，均出自【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3743—3791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孝文前六年，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2—3763页。
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6页。
【汉】班固：《汉书·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17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2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3页。
同上书，第3818页。
据《资治通鉴·汉纪·安帝永宁元年》载，匈奴“遣责诸国，备其通租，高其价值,严已期会”。南宋史家胡三省释曰：“备，偿也。西域属汉之后，不复以马畜、旋罽输匈奴;及与汉绝，匈奴复遣使责其积年所通。通，欠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68，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02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3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载班超疏奏：“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因此主张“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5—1576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载，班勇针对朝臣们认为西域“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的短视观点，力陈当前朝廷应“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北匈奴），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针对大臣担心西域各国求索无厌、朝廷财力不支的观点，班勇认为朝廷经营西域目的是为了“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只要西域各国感念汉朝恩德、不侵犯边境即可。况且西域各国要求的不过是一些粮食、物资,“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即臣属于匈奴），夷虏并力以寇并（州）、凉（州）,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87—1788页。
屈罗木图：《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及统治措施》，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年，第19—22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8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18页。
【汉】班固：《汉书·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10页。
【汉】班固：《汉书·冯奉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4页。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6—147页。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第111页。
王子今：《论匈奴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0—25页。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54页。
【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2页。
【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7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王子今：《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商贸》，《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29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5—3886页。
姚大中认为,僮仆都尉驻准噶尔盆地直通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焉耆、危须、尉犁三个小国之间，征发36国农、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草原大道之外的沃洲大道上商业利润，构成匈奴经济必不可缺的一环节。惟其如此，而当以后新疆统治权自匈奴转移到汉朝，匈奴立即会陷入经济困境，步上衰运。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第76页。
【汉】班固：《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32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4页。
崔丽芳：《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第14—20页。
按，这一数据为统计两《汉书》和敦煌悬泉汉简所得。
朱文：《西汉派外使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25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3页。
同上书，第3916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8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4页。
两汉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朝廷卫戍部队有“胡骑”建置,“胡骑”甚至充任帝王近卫和边地防卫力量，参与汉朝的远征，并有与本族军队血战立功的史例。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载《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3—334页。
东汉时期汉军中少数民族士兵参战的事例计70余例，其中有“南匈奴兵”、“休屠各兵”、“鲜卑兵”、“乌桓兵”、“夫余兵”、“西域兵”、“羌胡兵”、“南蛮兵”、“西南夷兵”等。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333—334页。
按，从现今发现的大量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和汉文文书中，可以确认魏晋时期在西域地区仍设有西域长史，负责处理这一地区的行政、军事事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李元斌：《“相约事汉”的莎车王父子》，天山网文化新闻版，2015年2月2日, http://news.ts.cn/content/2015-02/02/content_10977038.htm。
屈罗木图认为，西域成为匈奴“右臂”的局面被打破，是“因为汉朝对西域富饶的物产和优越的战略地位，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看重的都是西域蕴含经济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来自西域本身的资源，更重要的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屈罗木图：《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及统治措施》，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年，第8、13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6页。
刘锡淦等：《试论汉匈之争的初期战略及在西域的对抗》，《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第34—38页。
屈罗木图：《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和统治措施》，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年，第13页。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3页。
朱葆珊：《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就治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2期，第161—182页。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唐】杜佑：《通典·食货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4页。
屈罗木图：《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及统治措施》，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年，第24—25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称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又，《后汉书·西域传》称王莽时期，“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页。
《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9、2994页。
《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又称“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5—2986页。
此段引文均出自【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2页。
【汉】班固：《汉书·郑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06页。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4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0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5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2页。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页。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7页。
【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60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2页。
任艳荣：《“张骞凿空西域”历史现象再探讨———兼论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外交战略格局形成之原因》，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第74—75页。
《荀子·王制》，【清】王先谦撰注：《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4页。
【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64页。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此表主要依据《前汉书·西域传》所列国家而制，详见【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1—3929页。《后汉书·西域传》将地处西亚的条支（今伊位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处南亚的天竺（今印度），以及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亦列入，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西域”范畴，因此不列于表内，仅在“昆仑山谷诸国”中增一“德若国”。详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2934页。至于“葱岭以西诸国”列罽宾、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等国，本不属于汉朝的属国范畴，《前汉书》称其“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但与本文所讨论的汉匈经营西域之战略相关，故列入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