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6, 1(4): 1-22
doi: 101393D-2016-4-002
“春秋体系”与“和同道义”*
朱小略
 
【摘要】  东亚的政治格局,自近代以来就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和以离心力为主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既要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又当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国际格局。中国古代以“朝贡体系”为内涵的“天下”观念并不符合这一要求。首先,“一统”传统会带来国家的矮化;其次,核心国权威失能,外交方针摇摆;最后,“以夷变夏”等非常规现象会破坏天下秩序。上述内生困境阻碍了“天下”观念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进一步拓展。然而,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以“盟会”为主体的,在文化价值上奉行“和而不同”的观念,在政治上追求“一体”而非“一统”的组织架构,在观念上高扬“道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春秋体系”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国际秩序蓝图,已经脱离于当时的原生政治建构,而具有了更多的普世性。在当下,作为“天下”的制度基础,分封制以及“爱有差等”的周礼已被扬弃;“华夷之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由“义”作为价值基准、文化差异性与多极力量兼容并蓄的格局是当下的东亚所需要的。这不仅是对国家间互信机制的维护,而且对解决东亚地区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蓝本。此外,春秋时期的经验亦为中国在“政冷经热”的当代东亚“突围”而出、重建多边机制,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春秋体系” ; 道义 ; “和” ; “同” ; 东亚

【Abstract】 
 

近代以来,东亚的政治格局长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以离心力为主的趋势。相较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当今的东亚地区形成了“各自为政”的态势。尽管这一地区国家间密切的经济往来是稳定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仅凭经贸合作还不足以在复杂的东亚局势中构建起稳定的政治体系。更何况或出于历史原因,或出于意识形态对抗,或出于现实领土争端,东亚各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态度不一。“零和博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更拙于应对这一地区中由领土争端、价值冲突、大国竞赛等现实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困境。要应对、平衡这一地区共存的多极势力,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信任危机,可资借鉴的经验屈指可数。然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模式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一、“莫非王臣”: “天下”研究的文献回顾与历史原型

在当代政治学领域,对于朝贡体系“天下”的思考,主要围绕着文明身份而展开。盛洪在《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中,对“天下”秩序作出了政治文明角度的考究。①无独有偶,赵汀阳所撰《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亦对“天下”观念与国际秩序作了但开风气的探讨。他所指的“天下”是对传统“天下”的发挥,提出要从“天下”出发,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厘定的“民族国家”体系。②干春松在其《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一书中,也持“天下”秩序的道德本位应高于当代世界秩序利益本位的看法。

不过,这种以朝贡体系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遭到了不少质疑。张锋提出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不能一律以“朝贡”概之,而是应当超越其范畴。④郑容和批评了对朝贡体系的三种认识,即“中国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与“朝贡贸易体制”,提出周边国家是以“利用”的心态参与中国的“朝贡”关系的。⑤这一层次的比较,姑且可以视为“国际体系”层面的等量研究。

关于政治本位的“国家”与“天下”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的比较,也已为学界所留意。简军波讨论了“民族国家体系”向“天下体系”的转换是否可能。陈玉屏较为明确地将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的“国家”与“天下”两个概念加以内涵和外延的剖析和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天下”之间的异同。韦兵从边疆史的角度对“天下”作了两个角度的论述:就群族的角度而言,“天下”是多;但就共同认知的角度来看,“天下”这一概念应当由“广土众民”来体现。“天下”是一个宽容而延续的“一”。朱圣明认为,“天下”应当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个是包含“四夷”在内的广义的“天下”,一个是仅包括“中国”的天下,广义的“天下”与狭义的“天下”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本末关系。①这些对“天下”的历时性研究,或以秦汉等统一王朝为蓝本的断代研究,都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天下”的一般含义。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要探讨“盟会”机制在春秋五霸时期起到的作用,但很少将其与“天下”联系在一起。莫金山《春秋列国盟会之演变》一文,简约地介绍了春秋时期“盟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频次与内在逻辑。②易小明、翟淑君和曾丽意以学位论文的篇幅,对春秋时期的“盟会”作了全景式的梳理,并逐步确立了春秋盟约发展的“四阶段说”。③但就整体而言,学界对春秋盟会的研究力度尚有不足,至于“盟会”与“天下”概念的对应,更是力有不逮。这也是对“天下”的历时性研究力度有限所导致的。

当代政治学语境中的“世界”,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基本构建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强调“universality”即“普世性”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可以说,西方语境中的“世界”,基本都内蕴了对唯一性和至高性的肯定。从词源上看,“cosmos”(有秩序的宇宙)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kosmos”。它既是一个天文学用词,也是一个哲学术语,代表的是有秩序、有理性的宇宙。与“chaos”相对,“cosmos”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贯穿始终的理性。无独有偶,“universality”(普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e”,它由词根“un-”和词缀“-versum”两个部分组成。从两者的含义上,我们就可看出“universe”的本义。“un-”是“一”,是“统一”,而“-versum”是变化中的事物。“统一”于一切变化事物之间的原则,就是世界所秉承的信条,而在这其中,“统一”一切的是理性或自然法。“cosmos”和“universe”虽然运用的范围有所不同,一个立论于宇宙论与天文学,一个运用于哲学,而它们的共性奠定了“world”的基本含义。“world”这个词另行起源于古英语中的“woruld”,所指有“属人的世界”和“时间”二义,统而概之,即所谓“现世”。它强调“人”为主体,而这一点无疑与“cosmos”(由天而来)和“universe”(由一而来)形成了互补关系。虽然在今天“world”成了英语语境中的“世界”,但它仍然强调贯穿世界的“理性”法则。而这种理性色彩通过哲学和政治学的途径,极大地塑造了近代的世界观。

什么是东亚地区曾长期盛行的政治格局?农业经济的内向性与政治文化的特殊性,确实使得历史上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与当代“世界”大有出入。不过,与其立场先行地认定亚洲的历史因明清时的封闭而陷入停滞,不如先就事论事地分析东亚地区的历史格局,这或许更为谨慎。①古代的东亚地区基本处于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结构之中,体现出非常鲜明的“辐射”特征。从内涵上看,古代东亚的政治格局基本是中国王朝政治的自然延伸,在这个过程中,礼制与政治文明是以辐射的方式向外扩散的。②同时,配合“辐射”形式的“等级”观念也确实内蕴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中,这集中体现在“天下”这一观念之中。然而,与西方语境中的“cosmos”(有秩序的宇宙)和“universe”(普世)不同,在中国的原生语境中,政治含义的世界观念比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更早出现。由此,我们直接进入对“天下”概念的辨析,探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国际秩序的内在界定。

“天下”这个观念在内涵上指向甚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天下”主要有两义:“1.指中国或世界;2.指国家的统治权。”①这些丰富的含义是“天下”的词义在引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天下”的本义,最有力的论据当来自于对当时主要文献的字义梳理。试以《尚书》为例,见表1

表1
春秋时期主要文献中出现“天下”的句子

表1可知,“天下”在内涵上与天子的统治严格对应。《礼记·曲礼》指出:“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即“天下”是“天子”统治的疆域。另外,“天下”在外延上指诸夏的朝贡与四夷的荒服。《国语·周语》中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但春秋时的政治现实与之背道而驰:春秋的周天子仅能保留文化意义上的共主地位。譬如鲁在春秋时,仅向周天子朝贡7次,但向齐觐见11次,向晋觐见20次;其他较小的诸侯国也有“觐霸主而轻天子”的现象。因而,在春秋之时,“天下”的内涵与外延是割裂的。在内涵上,春秋时期“天下”仍指朝贡;但在外延上,主导春秋时期“天下”体系的却是诸侯;因此,其擅用的“盟会”也就取代了“朝贡”,成为这一时期霸主国会盟“天下”各国的主要手段。

这种对“天下”的剖析有来自文献的支撑。“天下”在《尚书》中出现17次,在其他文献中出现包括:《礼记》118次、《周礼》18次、《仪礼》1次、《左传》28次、《公羊传》28次、《谷梁传》19次、《易传》66次、《论语》21次、《老子》57次、《庄子》275次、《孙子兵法》4次、《孟子》162次、《管子》441次、《韩非子》228次、《墨子》483次。依据传统的经典划分法,以“诗经”“书经”“易经”“周礼”和“春秋”系统作为经学系统的派别分类;将“儒家”“道家”“法家”“墨学”分入子学系统;以时间段为X轴,词频为Y轴,可得“天下”在先秦典籍中的分布(见图1)。

图1
“天下”概念在“十三经”和先秦诸子典籍中的分布

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经学系统和子学系统对“天下”的关注之不同。对“天下”的关注,儒家起于春秋时期,而经学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此外,子学对“天下”关注的热度也远高于经学。在子学系统中,《墨子》和《老子》对“天下”的关注高于对“国”的关注。最后,“天下”的内涵也悄然发生改变。春秋时期的《论语》严格遵循《尚书》的传统,强调“天下”的主体只有天子。但在战国时期的《孟子》中,诸侯与孟子进行的政治问答都是关于如何掌“天下”的。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中,“天下”已与周天子脱离了关系,而成为“领土”或“王朝”的代名词。

先秦时期的“天下”是由众多诸侯国构成的,因此“天下”蕴含着国际关系观念的雏形。《尚书》界定了“天下”的外延,并完成了其实体的建构,但是没有界定“天下”的具体内涵。这一点对于国家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蕴含的原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家“平等”原则背道而驰,而这正是东亚国家消极对待中国重建古代秩序的根本原因。

二、“同而不和”:朝贡天下的隐患与历史反馈

“差等”是“天下”体系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基于国家间的血缘关系、地理位置、国土大小等客观因素,各诸侯国的朝贡次数和进贡物品各不相同。这一原则在三个方面孕育着当代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首先是来自于“一统”带来的国家矮化。从边缘国的角度来看,“天下”的基础之一是文化身份的趋同。因为“天下”具有强烈的“一统”倾向,所以只有接受“华夏”观念与价值观的国家才有资格被纳入“天下”体系,否则就只会被排斥。①然而,体系内的“华夷之辨”又注定了边缘国家的矮化。这一矛盾所招致的后果,可能是国家政治身份与文化认同的背离,即在文化上认同华夏,并形成亲和力,政治上却成为死敌。这种“政冷文热”的形态,有类于当今的“政冷经热”。“天下”体系内的国家在面临近代化转型时,都经历过“去中国化”的过程。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古学派较早就“四书”学中的“天下”作了解构。山鹿素行的《汉和中朝事实》书中言:“愚生中华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之经典,嘐嘐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抑好奇乎?将尚异乎?”③这里的“中华之土”指的是当时以本州岛为中心的日本。在此我们已看到日本的独立意识萌芽与其对“华夷之辨”的拒斥。伊藤仁斋在为《论语·子罕》作注时,借注“子欲居九夷”阐发感叹说:“夫子尝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由此见之夫子寄心于九夷久矣,此章及浮海之叹,皆非偶设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钩是人也苟有礼义,则夷即华也,无礼义则虽华不免为夷,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无害其为圣也。”④在这里,伊藤仁斋不但试图论证日本自古便为孔子所倾心,更认为其地向仁,较中国更能实现“仁政”。日本能行孔子之教,就应当比不行仁义之道的中国更有资格成为天下的核心。这是对“道义”作用的再界定,也是对天下秩序的重组。自此为日本与中国展开对天下控制权的竞争,做好了思想铺垫。⑤这反映出日本的角色意识转变与争夺儒家文明圈主导权的内在理路。不得不说,在这里,政治身份的建构,相较于现实主义的利益之争,发挥了更为基础的作用。

其次是核心国权威的失能与外交方针的摇摆。“天下”体系与“华夷之辩”的交替,表现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与战略上的空间挤压。这一点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一定的印证。春秋时鲜虞(白狄)于中原建国,国号“中山”,与晋比邻而立。①文化上更近中原国家的鲜虞与不火食不衣被的戎狄有本质的区别,在血缘上更同周王朝存在亲缘关系。②然而,诸夏在同中山国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基于血缘和身份认同的排他性。比如,晋对中山的态度原本较为温和,也有联姻之实。但自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会议之后,晋便将中山作为主要的讨伐对象(见图2)。

图2
晋与中山战争重要事件汇总

现代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早已不同于往日。但是,“夷夏之辨”与“天下”体系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仍时隐时现地影响着东亚各国的政治心理。“天下”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与当时政治的基本单位“家国”密切相关。然而在当今世界,何者是决定国家间关系亲疏远近的根本要素?不解决这一前提,“天下”就有内在的逻辑困境,并可能导致各国对主导权的恶性竞争。

再次是“以夷变夏”对天下秩序的破坏。蒙元与满清入主中原,使“以华御夷”的理念失去了神圣性,这使得部分臣服的“夷国”转化为“夷敌”。比如,在《明史》中,“倭”不再单纯是日本的旧称,而带上了贬义的色彩。对日本的认识由“同人”而至“倭寇”,这是探索“天下”秩序逐渐遭遇严峻考验的重要线索之一。

有明一代,明与日本之间的争端,可以说是由明太祖与良怀王之间就朝见的外交争端肇始的,而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标志着双边关系的彻底破裂。直到万历朝鲜之战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全线退兵,才划上明日之争的休止符。但是,传统的“四夷”思想作为御外之策,并没有针对这种剧烈的时局变化而适时调整。部分君王仍试图以“四夷”之方来医“外国”之患。纵观明朝御日之策,洪武朝时倭患44次,1368—1398年,年均1.4次左右;当时便已严格整饬海禁,甚至勒令片板不得下水。而永乐年间,寇乱仍频,成祖为笼络日人,压而不报。直至永乐十五年擒15倭寇,“群臣言日本数年不修职贡,意为倭寇所阻,今贼首乃其国人,宜诛之以正其罪”。成祖仍“不若怀之以德,姑宥其罪遣还”;嘉靖年间寇贼为洪武朝的5倍,明朝对倭寇的分析,仍只停留在简单的“寇乱”之上,没有察觉到日本日甚一日的叛逆企图。这种“夷夏之辨”的思想,最终影响了明朝对日军情的判断,以至于贻误战机,造成大祸———早在丰臣秀吉图谋进攻朝鲜的时候,于琉球经商的同安商人陈甲便探得确切的情报,并委托琉球刺史郑迥,会同同安巡抚赵参鲁,先后奏报朝廷。然而,兵部的反应却出奇的迟缓。自接到转呈的奏报之后,明兵部除了照会朝鲜王,以确定消息是否属实之外,没有任何军事上“防患于未然”的应对,甚至连后勤转运与对日情报工作都没有作出相应调整。直到丰臣秀吉势如破竹地攻破了平壤,史儒战死,总兵祖承训只身一人勉强逃回北京,才使得朝廷震动,仓促应战。这种致命的失误为《明史》所尖锐批评。同时,它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经由《明实录》等书的梳理,也可窥见一二:

根据图3可得知线索如下:从关键词绝对数的角度来看,明代前期与后期的对日关系所占关注的比例截然不同。嘉靖与万历两朝相较永乐年间,涉日事务的关注度大幅走高,态度也愈发激烈。从词性上看,明代前期对日态度整体毁誉参半,洪武、正统年间,对日贬甚于褒;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则褒大于贬;明代后期对日本的态度急转直下,嘉靖、万历两朝对日本的贬斥成为主流。在对日本的诸种蔑称中,“倭寇”与“倭奴”基本呈负相关,而与“日本”呈正相关,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奴”与“寇”代表着在观念中日本从等级差化为敌对;另一方面,“日本”与“倭寇”的并行,也反映出中国力图保存“天下”秩序与朝贡体系的努力。

图3
《明实录》所记“日本”与“倭人”等称呼的纵向对比图3数据参见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以<明实录>的相关语汇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77页。

然而,有明一代未能通过制定国策与调整外交震慑日本的野心;也未能在提前知晓日本用兵的消息之时把握机会,浪费了先发制人的良机。①日本对朝鲜和明朝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是不义的,这一点是难以动摇的历史之论。但从内部因素上看,明在四夷政策制定中的反复,譬如太祖至成祖的反复,“失日人之心”与“遏流寇之乱”间的犹豫,体现出的是作为传统观念中的“夷夏之辨”与有明一代的政治现实的脱节。随着“天下”观念与“世界”观念的交替,“华夷之辨”中边缘国与核心国之间的疏离开始成为对“天下”观念的严峻挑战。②毕竟,“天下”秩序的维持实际取决于核心国的“贤明有力”,而非制度的有力保障;一旦国力捉襟见肘,“天下”秩序难以通过制度的制约来理性缓冲国家间的冲突。这不仅揭示出“道义”作为一种公共外交产品的职责与其内蕴的“华夷之辨”的民族要求之间的尖锐冲突,也预示着它日后的终结。

三、“和同”与“道义”: “春秋体系”的建构与理论基础

对“天下”观念的批评是否就意味着拒斥呢?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在“天下”格局中,观念发挥的作用远非现实主义可以解释:明代太祖、成祖两朝国力强盛,而日本拒不奉命;清代武功极盛,而朝鲜誓命抗之。这种观念建构的内在矛盾,或表现为“叛”,或表现为“忠”。究其根本,是观念的内在建构及其内蕴的矛盾所导致的。由此,我们仍需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界定“天下”的含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在历史上的外延是不断变动的。其间,“春秋体系”作为“天下”在春秋时期的特殊形态,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开章明义,本文为什么要选取“春秋”而非“盟会”作为这一时期国际体系的名称呢?首先,“春秋”并非一个单纯的历史概念。“春秋”二字既非国号,也非朝代,本是由鲁国国史《春秋》所描述的时间跨度引申而来,这从定名上就已凸显了“春秋”以诸侯为主的特色;此外,《公羊传》袭承《三统历》的说法,认为“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因此“春秋”蕴含了“中庸”的政治理性。何况《春秋》三传即研究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相比之下,“盟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特征,难以同时包含“春秋”所具有的“历史阶段”“国家本位”“政治德性”与“核心文献”四者合一的独特意蕴。从历史上看,春秋时期(公元前771—前467年)处于周王室由盛转衰的过程之中。旧有的秩序虽然还有一定的制约力,但主导权已转移至强大的诸侯国。①尽管在这一时期活动的诸侯国还未取得完全的主权地位,但其高度独立的军事、政治和法律自主性极其接近于后世的“国际关系”。同时,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沟通也是以“盟会”为基础的。围绕这一机制,春秋时期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了多国共存、“和”高于“同”的基本特征。

从武王伐纣的“孟津之会”始,周已有“盟会”。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盟会”在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差异。首先,“盟会”在西周包含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大会合礼”和五爵之间的“小会合礼”,春秋时期的“盟会”则完全发生于诸侯之间。其次,从历史上看,相较于春秋时期的松散邦联,西周的政治体制更接近于有力的联盟,这也使得“周礼”的约束力更强;而春秋时期诸侯的“盟会”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重视实际的政治结果而非“合礼”。同时,春秋时期的经济贸易往来规模,也较西周时有了极大的进步。《孟子·告子章句下》曰:“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②这段话的意思是:春秋五霸中,声望最高、贡献最为卓越的,当属齐桓公。葵丘之盟,是齐桓公扶助嫡长子姬郑登基为周襄王,驱逐意图篡位的王子带;以及讨伐不服王命的楚国之后召开的诸侯会盟,而周襄王也派出使者嘉奖桓公。在葵丘之盟中,齐与诸国约定了五条盟约:“不得更改已立为储君的嫡长子”,“不得废除妻子,改娶妾为妻”,“妇人不能干预国家政治”,“各国不得单方面堵塞粮食的运输”, “上游国家不得修堤坝堵塞下游国家的水路”。齐作为春秋五霸之一,鱼盐通商占天下之利。葵丘之盟更明确了往来客商相通,不得抗拒,以及国与国之间关于粮食通贩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构建了互联互通的经济基础。

至于“战国”,则因《战国策》而得名,《战国策》列二百四十二年“七国游士策论”“连横”“合纵”等策,均为阴谋诡诈之术,体现出了战国时重诈角力的根本特征。同时,战国时期奉行有事而会,“盟”已失去了其功用。因而,春秋时期在政治局面上的独特风貌可谓“空前绝后”,春秋固然有国力不济、未能统一王朝之弊,但其政治观念的贡献是根本的。自春秋之后,无论是战国,还是后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不复“春秋”时以“盟会”为主要国际关系的理性秩序特色。

图4图5两个时期的版图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洛邑置于晋、秦、郑、卫之中,但在疆域与军力上却被压缩至千乘之国的规模,无力恢复西周的实力与威望。此时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并有能力组织诸侯盟会的,是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霸主国。《春秋谷梁传》记载齐桓公葵丘之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亦即前述桓公与诸国就嫡长子的不得废立等五事。以“盟会”作为“天下”秩序的主要维持手段,在古代中国殊为少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北宋时期宋辽之间所签订的“澶渊之盟”。春秋时期的盟会频次极高。据统计,春秋记盟誓105次,《左传》记盟誓160—197次。根据历史发展的时间阶段可分为四个阶段(见表2)。

图4
西周地图

图5
春秋地图

表2
春秋时期“盟会”的历史阶段与相应战争频率统计

“初盟”时期始于鲁隐公元年鲁邾“蔑之盟”,早于齐桓公葵丘之盟近60年,由齐、郑与宋、鲁作为双方。这一时期的“盟会”主要以多国间依照各自阵营而构筑的防御性军事同盟为主体,没有形成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广泛共识。同时,也没有形成合理的退盟机制,背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应当说这是稍后“同盟”机制的铺垫与先声。

“霸盟”时期始于齐桓公“北杏之会”,主要包括齐桓公与晋文公两国构筑的霸权。其中齐桓公会盟11次,晋文公则主持了“践土会盟”。这一时期的“盟会”在结构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盟会的构成国从2个拓展至多个,葵丘之盟中,齐桓公召集的成员国有8个,晋“践土会盟”成员国也有8个;范围也从黄河流域的区域性集团拓展为覆盖整个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盟会。(2)盟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相对“初盟”时期的防御性军事同盟,“霸盟”时期构建的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国际结构,它包含了军事、政治、文化与经济要素。以葵丘之盟为例,其一共拟定了5条公约,基本囊括了政治与经济上的互通诉求。(3)对于背盟国有了强力的武力制裁措施。“霸盟”时期的盟会,从制度和相关机制上,都完成了根本性的调整。这一过程是“春秋体系”的成熟期。

“两霸”核心时期是在晋文公去世后,春秋诸国逐渐形成对立结构。以北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的冲突为主线,各国形成了划黄河而立的两大集团。这一时期的“盟会”从结构上发生了根本的蜕变,军事合作加强。大国在体系中胁迫小国,形成了强权政治与鲜明的阶级。“两霸”核心时期形成了周备的朝聘制度,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结构更为完整。

“弭兵”时期是春秋时期盟会活动的尾声。随着前三个时期的鼎盛之后,盟约体系已经日渐崩溃。盟约的结构性功能发生了转变,由攻击转为和议,“盟会”逐渐转向为维持现状的政治工具。这一时期,各国由外向扩张转向收缩。故而“盟会”贯彻的理念由“一体”转为“均势”。在这一时期,大夫取代诸侯成为了盟约的主体。之后,春秋时期的国际体系逐渐落下帷幕。

从“春秋体系”的结构来看,王室作为公约力的象征,仍然保有“道义”的基础。围绕虚位的周天子,强有力的齐、晋等国,以“尊王”为口号,将“道义”作为运用国家实力扩张影响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在“春秋体系”中,作为主体的多个国家,在国家实力相近及国际规范限制的前提下,形成了以“盟会”机制为主导、强大国家为主体,在有序的国际竞争和道义规范中争霸的局面。①回首中国古代历史,也曾有过王朝争霸和地方割据的情况,但其间充斥的是赤裸裸的敌对关系;其次,“亲亲”等礼法制度虽然处于衰退之中,但在军事冲突和国际争端中仍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春秋时的诸国战争仍然依从于一定的公约。譬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

无论是作战过程中偶遇,还是大胜之后追捕国君,晋都严格遵守礼制,征战双方也不得以将领之身伤害国君之命,这从军事史的角度阐明了“春秋体系”的特殊性。春秋时期的争霸格局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公约性与道义性,这与当代的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③过去的研究常将春秋与战国时期并而论之,没有阐明春秋时以国际秩序为主导的理性结构特征④,遑论在春秋时期,由“行人”和“太庙”等要素构成的正式外交机制。再次,春秋各国的先祖来源并不一致,部分体现出了以“和”为主的政治多元性。比如齐由太公建立,因周之功臣故而受封;但姜氏的始祖为炎帝,曾与姬姓始祖的黄帝部落展开大战;楚为芈姓,与姬周之间无宗族关系,伐随时还称“我蛮夷也”;越国是夏少康之后裔,宋是殷人后裔。各国来源,或不从姬姓,或不从五帝谱系。

“春秋体系”同历史上的割据战争(比如“三国时期”)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封建王朝的割据政权是未取得合法继承人资格的政治集团,以政治阴谋或暴力手段夺取统治权力的结果。其政治结构的基础是中古的“国家”,而非上古的“家国”。这一时期政治伦理(忠)独立于家庭伦理(孝),成为政治行为的守则。而国家争霸的目的是建立统一的王朝,而非一体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春秋格局”呈现出了一体化的特征,而无“一统”的强力。相对“天下”,“春秋体系”兼有理性的秩序与成熟的盟会机制(见图6)。

图6
“春秋体系”的逻辑结构

“春秋体系”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呢?首先是“和”与“同”之间的关系。“春秋体系”所指向的是国际“一体化”而非“一统”的倾向。血缘与朝贡制度的松弛,赋予了“春秋体系”一定的包容性。除前叙晋同赤狄间的血亲联姻外,南部的楚与南蛮、东部的越与百越,也都存在着高度的融合现象,这些国家在春秋时期都取得了“盟会”的主导地位;尽管有中山与晋之间的纷争,血缘的多样性并未与内在统一的文明认同发生全面冲突。“春秋体系”区分开了“一体”和“一统”两种互相关联但彼此不同的联盟理念。从实践上看,虽然后者主导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促成了统一王朝的诞生。但是,前者孕育的国际联盟精神,却为后封建时期的国际体系架构提供了珍贵的经验:从已有的典籍文本上看,“同”倾向于一种政治理念,而“和”更体现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所指的是对异质的包容及共存,但“同”则是强力的统一。《国语·郑语》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

就春秋时期的格局而言,通婚、举贤都是古代政治为稀释血缘继承的单一性而采取的措施。①以上为法,“和”旨在维持虚君(周天子)的文化地位与共同的道义基础。②由此,“天下”在“和”(共存)的指导下,形成一个相对松散的类邦联体系;并得以避免由“一统”精神指向的王朝体系。否则,当国力强大的时候,“天下”就会成为霸主国控制附属国的军事同盟。当“天下”的神圣性遭到破坏及霸主国的国力衰弱时,“天下”体系就会遭到破坏,或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失去对附属国的号召力,而孕育出同体系的“死敌”;或因无力保持对体系的控制,流失大批附属国。最重要的是,求同而不存异的“中华上国”惯性,使得古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食古不化”的特点,影响了自我调节的良性机制,错失了应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良机。求“和”的精神无疑具备了“春秋体系”的诸多特点,使其愈发接近于以一体化为基准的“国际体系”。作为制度的补充,每一个诸侯国都需融会吸收的“道义”原则,就是外交公共产品的雏形,这便成为春秋体系“盟会”机制兴盛的时代背景。基于“盟会”制度、评价标准与有效的武力制约。为保证一个国际体系的延续,“道义”成为当时诸侯国行为与各国关系的核心评价指标。

四、“和同道义”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与适用性

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在《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关系做出了比较明晰的定义:“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有足够的交流,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①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的定义,重点放在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上。但在互动的过程中,“道义”作为规范可能存在排他倾向。为解决这一冲突,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丰富和调整“道义”的概念,即从中国传统的语境入手,寻求与西方语境中的“justice”相对应的观念。这样的“道义”需有相当的规范性,以便形成通用的行为准则,但又不应有过强的约束力,以免妨碍国家主权。

尽管“道义”在春秋时期分别指“道”和“义”,但又强调要“各得其宜”,亦即守住各自的定位和职责。因此,“道义”不仅从积极的一面建构了完整的国际秩序,也从消极的一面构建了对背盟、退盟和敌对等行为的惩罚机制。依照正义履行的对象关系、动机、手段、结构、结果和表现,可以总结出如下图表(见表3),即同质文明国家之间的正义与异质文明国家之间的正义。这里的正义同时包含战争与和平两种模式。

表3
春秋体系中“道义”观念的内涵与结构

春秋时期的“道义”本质是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各国遵循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结构功能履行自身职责,并接受由公约和多国协议的框架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为违反公约的行为接受相应惩罚。“道义”具备一定的美德属性,而美德主要体现在政治目标和协调手段的和平性上。可以说,“和同”与“道义”共同构成了春秋时期“天下”体系的价值追求与政治取向。

齐作为第一个春秋霸主,九合诸侯,其主要原因在于较好地把握了当时“天下”的价值观,以“尊天子”和“行道义”取得了文化认同的主导权,由此构建了以“盟会”为基础的“春秋体系”。这种国家形象和实力的增殖是“道义”带来的“红利”之一。因此,春秋时期的“道义”呈现出的“义利合一”的特征,这符合当前国际体系的诉求。同时,春秋时无论是齐国对楚国的制衡,还是晋国取代齐国崛起,都没有付出过高的战争成本,这不能不说与“道义”的制度性作用息息相关。与以力相搏的战国争雄截然不同,春秋时期霸主地位的让渡是相当“自然”的。

“多极力量”的存在也是春秋时期“道义”得以实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使“道义”与当代国际关系有了对接的基础。在国际秩序中,“义”作为“定分”的标准,至少有普适性与号召力两重属性。从普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自然人的天赋权利,还是公认的正义观念,都可能达成各个国家之间的一致,而其框架内的限制力亦“一视同仁”。这种制度性的约束,基于格局内多极竞争的客观事实受到了有力的保护。在国际格局中,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格局对主导国的利益固然是显而易见的;而一个以道义为主导的、稳定而有效的格局,会给格局带来更多的普遍利好与安全保障。这是维持地区秩序的必然选择。“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平等性出发,还是从客观的政治现实出发,都需要一个有效体系予以协调,而“道义”是决定各国积极参与的重要理由。因此,“春秋”体系的经验相比“天下主义”,实际更适用于东亚的国际关系领域。

“春秋体系”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国际秩序蓝图,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具有更多的普世性。借鉴“春秋体系”,并不一定要预设当代中国扮演的“角色”。“春秋体系”作为中国历史罕见的以“盟会”为主导的政治体系,是国家理性交往与国际制度约束方面的经验财富。理解这一体系的内在逻辑,对于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身份,梳理与海外华人世界的政治文化联系,以至于丰富对当代东亚对中国的认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梳理清“春秋体系”与“合同道义”,就是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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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采用中山国而非秦楚等国为例,是出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的考虑。譬如在对桓公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的问题上,《公羊传》认为桓公行恶而背礼,此三人竟然合而朝见,由此而贬为夷狄不知礼;《左传正义》则认为,这三人都是附庸国的世子,而代父行事,故而按礼制,不称名,只称人。古、今两家就“夷夏之辨”的分歧俯仰皆是。但在对中山国的态度上意见一致。《左传·定公四年》记:“水燎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此句中注明中山为鲜虞;《公羊传·襄公十八年》:“十有八年春,白狄来。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直接将中山称为白狄。故而,中山与晋之间的纷争,更具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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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夷”之说比附明清时的外交关系,在两代的奏章、诏令、文书、起居注中或仍有言及,但在这里,“四夷”之说所指代的,只是由政治传统遗留下来的“夷夏之辨”心态,并不必然反映在政治体制与政治观念中的“四夷”向“外国”的推进脉络。

关于有没有“春秋体系”,“春秋体系”是否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当代的外交学研究给出了新论述,参见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第9—22页;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64页;陈雪健:《从均势到霸权———春秋战国外交实践与思想研究》,《长江丛刊》2015年第6期,第15—16页;赵思洋:《民国学人对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诠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2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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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

《史记》载孔子言,以《春秋》为乱世。然而以符合统一王朝与礼法为褒,以背离其礼法为贬,是从“大一统”的史学信仰出发,而非对春秋时期蕴含国际体系的还原。参见许田波《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一文。本文不完全赞同许文对“大一统”的论断,但对于其文区分“传统观念”与“历史分析”以及多元传统的重要作用,持赞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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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琪、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40页。

关于军事方面的差别,在当代已有系统性研究,如黄朴民:《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第82—90页;郑彩云:《从“崇礼”到“诡道”———春秋战国战争观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

这种理性范式的消退在当代的研究中已有论及。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3页。

通婚之事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说献公伐骊姬,虏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通婚作为一种机制,促进各国的融合。而“举贤”在先秦的政治语境中,是为稀释血缘继承制、平衡世官世禄制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礼记·礼运》篇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提到了以世官世禄制为主的社会体制。自春秋时,墨子主“尚贤”之说,是对世官制的批判。

这里的“虚君”并非指康有为所提“虚君共和”之“虚君”,而是对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衰落地位的指代。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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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体系”
道义
“和”
“同”
东亚


作者
朱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