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御现实主义提供的促进条件看，日本在后冷战时期至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相信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制衡。这是因为日本判断中国对日本保持善意（或至少保持克制的敌意），没有对日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冷战时期，日本领导人对来自苏联方向的威胁保持了压倒性关注。他们认为，苏联对日本持有敌意。日本高层甚至评估了苏联入侵日本领土和核攻击的可能性。相反，大部分日本政策制定者普遍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保持善意。日本领导人判断，在长时期的内战后，中国共产党更关注政治稳定、经济生存、国家建设、外部干涉及与美国和苏联保持对抗。得益于日本独特的经济繁荣，长期保持同日本的接触与合作至关重要。②中日关系的障碍是《美日安保条约》及日本同台湾保持关系，却同大陆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而非日本的国内政策。③

不过，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内，中日两国能正确解读对方的意图并建立相对和谐的临时协定。这一点在中美重新接触、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体现得更为明显。按照防御现实主义预测他国意图的标准，由于同中国共产党有紧密的私人接触（或保持了良好的接触），日本政治、官僚机构的领导者对预测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良好意图持有自信。①特别是自民党(LDP)中的“田中—竹下”（Tanaka-Takeshita）和“池田—宫泽”(Ikeda-Miyazawa)派系。前者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认为自己对中国的关键领导人了如指掌，从而可以和中国进行谈判并化解中日关系紧张。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领导人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国内动荡感到震惊。日本领导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周期性地推行“人民外交”路线，以此迫使日本终止同美国和台湾地区保持的关系。然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国需要同日本保持经济上的联系并拉拢日本，以此增强中国在“中苏裂缝”中对抗苏联的成本。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够搁置类似殖民历史和领土争端的民族主义争端问题②，彼此保持了信任。1972年的《中日联合公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互动构建了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包括非清晰提及、政治化历史，互不干涉、互不侵犯、和平解决争端及相互不谋求霸权。③

此外，日本决策者不仅认为可以通过“1972体系”中的双边关系来判断中国的意图，还认为中国的意图是可塑的。日本决策者对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保持乐观。日本决策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掌握政权，中国将重返地区秩序并实行“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20世纪80年代，通过支持中国国内改革和与中国保持经济接触，日本领导者坚信日本具有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的机会和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最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日本对中国的改革抱有信心，推进了两国的合作型关系。

整个冷战时期，国家利益驱使日本同中国接触，避免任何遏制行为。促使日本对华接触的一个条件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共识。自民党中的主流派系———“田中—竹下”和“池田—宫泽”、公明党(Komeito)、日本外务省(MOFA)中有影响力的“中蒙课”，都赞成同中国进行接触，促进双方的合作。①当然，自民党领导层中也有“修正主义者”，比如吉士(Kishi)派系，即后来的町村(Machimura)和今天的细田(Hosoda)派系。“修正派系”如同战前的日本政客，视中国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威胁和地区不稳定的根源。相反，他们对资本主义台湾持有好感。然而，这些派系都被自民党的主流边缘化了。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看，冷战时期日本民众普遍对中日关系持有积极态度，甚至流露出了浪漫主义情结。日本民间认为中日关系的支柱是同文同种。②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国内的商业团体都支持“接触”政策，它们对中国市场中潜在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抱有极大兴趣。③

基于中国意图的可读性和可塑性，日本企图通过多种经济接触机制和独特的“微型自由主义大战略”(mini-Grand Liberal Strategy)同中国展开良性互动。1979—2008年，日本政府通过持续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计划夯实同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基础。1979—2005年，日本政府总共向中国提供了3.13万亿日元的借贷援助、1457亿日元的补助金和1446亿日元的技术合作援助。① ODA计划与日本工业对离岸商品产地和市场的需求一道，促进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双边贸易额的增长。截至2007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2014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促使日本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的另一个条件是中日攻防能力的平衡。从地缘上看，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的海上空间弱化了威胁意识。在整个冷战时期和21世纪的前20年内，日本决策者对日本的防卫实力充满信心，无论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日本都占据了优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航空自卫队主要应对来自苏联在东亚扩张的威胁。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增强了其海上和空中防卫力量，从而能有效地控制和防卫日本周边列岛的领土、领海及领空。20世纪80年代，通过《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将美日同盟演化为公开的联盟关系。日本补充并加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②出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任务（维护国内政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战略方向（应对苏联的领土威胁）和有限的海外海空投射能力的判断，日本决策者对中国的防御姿态倍感放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预算的增加、军事现代化进程及使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意图明显（这一点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发生地点与日本的海上领土相邻)，日本加大了对中国防御姿态的关注。然而，日本决策者依旧认为中国的军事活动聚焦于台湾，在地理上同日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日本决策者对日本的常规军事优势抱有信心。随着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周边的部署，日本坚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及卷入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从后冷战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崛起的中国，日本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采取了防范措施。然而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确实采取了高度克制的内部和外部制衡。事实上，同防范中国相比，日本更倾向于防范在潜在的台湾和朝鲜事务中被美国“牵连”和“抛弃”。

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日本决策者担心日本被卷入新的半岛冲突中。美国试图激活美日联盟，希望日本能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持。但与此同时，日本决策者也意识到，由于他们缺乏对日本自卫队与盟友之间进行协调配合的准备，由此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即美国可能不会把日本视为一个有用的盟友。在“台海危机”中，日本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危机期间，美国并没有直接提出需要日本的帮助，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在不卷入中美台海冲突的前提下，采取军事支持美国的立场。1996年，为应对美日联盟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修订了其《防卫计划大纲》。1997—1999年，日本还修改了《美日防卫指南》。修改后的“防卫大纲”重新定义了日本自卫队应对除独联体国家外的军事思想和能力。“防卫指南”旨在加强日本自卫队在本地区同美国军队的协调能力，提出在应对地区突发事件时，日本将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持。

与此同时，日本企图维持其战略的“模糊性”。日本的手段是：拒绝在地区突发事件中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向美国收取军事支持费用，限制美国对中国的制衡；通过让中国了解日本支持美国的立场，压制中国改变现状的意图。①在联盟内部和外部，日本不断实行着“双面下注”的战术。②

总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日本的国际战略很符合“克制性制衡”“自由威慑”或“不情愿的现实主义”的模式。同时为应对美国或崛起中的中国，日本逐渐地采取了一些制衡行为，但并没有制衡过度。③防御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日本的制衡是高度克制且从属于主流的“对冲”战略的，这一切基于对中国意图的解读和影响。奇怪的是，尽管在这个时期内中日两国存在明显的社会差异，但两国依旧是“现状国家”。在双边的往来中，两国都保持了务实主义精神。中日两国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龃龉虽然偶然发生（比如1982年），但总体上看，两国依旧关注于经济接触。用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的话可以总结出日本对中国的大战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中国依旧是我们的邻居。我相信，长期的地理和经济联系将超过任何意识形态差异及人为的贸易障碍。”①

首先，日本决策者解读中国意图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弱。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更替的结果。日本政党的派系更替和政权轮换，导致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私人联系直接中断。②自民党新一代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缺乏良好的私人关系。相反，大部分新任领导人熟悉美日政策制定的框架。更为显著的是，自小泉纯一郎(Koizumi Junichiro)任首相以来(2001—2006年)，自民党首相大多在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和维持关系上遇到了困难。①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在2007—2008年的任期上，他通过官方和幕后渠道，积极促进中日交流，以期重新启动僵化的中日关系。

诚然，小泉纯一郎是不受中国领导人欢迎的人。在他5年的任期内，双方未能召开双边高级会谈。安倍晋三(Shinzo Abe，2006—2007年)及麻生太郎(Aso Taro 2008—2009年)都被认为有“反华”嫌疑。麻生在2005年担任日本外相时曾公开表示：“中国军事现代化当然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威胁。”②尽管安倍在两个任期内对中国的公开评论比较谨慎，但他的“反华”倾向在他重新担任首相前的2012年12月就已经表现出来。安倍声称，中国的海上活动将会把南中国海变为“北京的内湖”。相比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国的军事活动足以能够震惊其邻国，日本决不能屈服于中国在东海的绝对统治。③在第二个任期内，安倍与他的前任一样，未能同中国领导人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在胡锦涛任期内，中日两国未能召开官方的双边峰会。两年后，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2014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仅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冷淡会晤。

许多年轻的民主党政客同自民党一样猜忌中国。例如，著名“鹰派”代表、前民主党外相前原正治(Maehara Seiji)在率领民主党参加2005年12月举行的华盛顿公众论坛时表示：“中国的军事建设对日本是现实的威胁。”④民主党资深政客、前领导者小泽一郎(Ozawa Ichiro)和前首相鸠山由纪夫(Hatoyama Yukio 2009—2010年)希望通过主动扩大双边精英互访来重建中日两国的联系。①然而在2009—2012年，民主党进行了简要的权力轮换。掌权者大多与自民党的倾向一致，新政客很少同中国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前首相菅直人(Kan Naoto 2010—2011)和野田佳彦(Noda Yoshihiko)。民主党的“新鲜血液”继承了日本决策者固有的特征———缺乏解读中国领导人意图的能力。

与此同时，后冷战时期的中日官方互动已经越来越受到限制。在日本，相比于被视为美日联盟“守护者”的北美事务局，外务省“中蒙课”的影响力已大大降低。日本对华决策的大方向反而已被谷内正太郎(Yachi Shotaro)把持。谷内正太郎是前日本外务省副相，现任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是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

日本领导人缺乏对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是有征兆的。这种“无知”增加了两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从而使日本更加难以解读中国的意图。

中国转向民族主义的倾向相应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开始追求领土的完整。这些领土不仅包括台湾，也包括中国与日本、东盟在东海、南海的争议领土。其次，中国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取代亚太地区美国领导的地区秩序，设想在亚太地区建立领导地位。日本自民党认为中国正在东亚地区追求霸权②，小泉政府的对外政策工作小组在谈及中日关系时指出，中日关系正从现有的“合作与共存”转向潜在的“竞争与摩擦”。③

后冷战时期，中国领导人试图在坚持双方签署的“四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这四个基本文件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①从2008年开始，中日两国力图将中日合作置于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框架内。除此之外，两国强化了在环境、金融方面的基础合作要素，推进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然而，深度的双边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韩关系（历史和领土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困扰。2012—2015年，中、日、韩三边合作峰会中断，三边的自由贸易谈判也接近终止。

得益于更为广泛的地区多边合作，认为中国具有良好意图的日本人在显著增加。通过“东盟+3”的“清迈倡议”，中日两国继续在金融领域展开合作。但是，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可能被用于制度性地对抗日本领导的亚洲发展银行(ADB)。亚投行的借贷政策标准和准入门槛较低，会导致美国、日本在亚洲地区金融地位的衰落。②安倍挑衅性地评价亚投行计划说：“如果一个公司从‘亚投行’借款，将会丧失自己的未来。”③

2010年，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因为“撞船事件”达到高潮。自民党政府不仅拘留了中国渔民，还“起诉”中方人员在收到“驶离钓鱼岛”警告的情况下，试图撞击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巡视船。“撞船事件”引起了中日两国的外交纠纷。从2012年开始，中日两国的冲突开始逐步升级。2012年，日本自民党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并将其进行所谓的“国有化”。随后，日本政府宣称其对争端岛屿具有法律和实际上的控制。作为回应，中国提高了争端岛屿附近的海上行动级别，并于2013年11月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该防空识别区与日本在钓鱼岛附近的防卫识别区有所重叠，进而增加了双边争端的成本。①

由于专属经济区水域的重叠和对海上油气资源的争夺，中日关系在东海地区的紧张程度空前增加。2008年，为了共同开发有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中日两国达成了一些基本原则，这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双边关系”。然而，日本对中国未推进共同开发计划而感到沮丧，并且一直怀疑中国已经采取了单边开发资源的行动。② 2015年，日本防卫省在“热点”时间发布了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此同时，日本国内针对集体防卫的讨论也在展开。在此刻，“中国威胁”被自民党夸大了。自民党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是：中国已经开始建造石油钻井平台，日本政府应继续抵制中国的单边开发。③此外，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日本对冲之鸟礁(Okinotorshima)的领土要求，并企图否认日本周边的专属经济区。在日本决策者的眼里，中国的相关行为是对领土现状的另一种挑战。作为回应，日本于2016年2月花费130亿美元重建小岛上的观察平台，以宣示主权。

在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习近平和安倍的会晤使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争端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双边平衡。在这场“幕后外交”谈判中，中日两国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事实上，这并非真正的基于共同立场的“联合声明”，而是双方针对钓鱼岛问题分别发表的声明。日本的立场是：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争端，只不过持有不同观点。中国认为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持有无法缓解现有争端的不同立场。①这样的外交辞令至少可以让中日两国针对东海问题建立一个酝酿已久的危机管理机制。而且，在2015年，中国进入钓鱼岛周边的次数有所下降。然而，在不断紧张的中日关系中，岛屿争端长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2015年，日本自卫队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企图使用武力改变现状”。②

其次，随着日本塑造、影响中国意图能力的下降，其对“中国持有良好意图”的信心逐渐减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同中国保持着经济接触，其中包括日本在官方发展援助计划(ODA)项目中对中国提供的援款。日本的援助无疑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提高了双方的相互依存程度。然而，日本ODA项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最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无法左右中国的政治行为。1995年，为抵制中国的核试验，日本终止了其ODA项目。然而，终止援助并没有改变中国的行为，这预示着ODA作为“影响杠杆”的作用有限。③

即使在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引发双边关系严重紧张的背景下，日本扩展的双边对外直接投资(FDI)、产品和贸易联系依旧是限制中国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也有下降的可能。在过去的5年里，尽管日本的贸易依然高度依赖中国（对华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到其进出口总额的22%和18%），但是日本在最近几年内仍然大幅减少了对华直接投资。2012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总额达到135亿美元；2013年，其对华投资数额降至91亿美元；到了2014年，与巅峰时期相比，日本的对华投资数额基本降了一半，总额仅为67亿美元。虽然中国自身的经济低迷是引发日本投资额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国紧张的政治关系影响了相互的商业信任。①中日投资关系和相互依存程度不仅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还因为日本对外投资转向东亚其他地区而出现相对意义上的下降。2014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投资首次超过中国，总额达到139亿美元。同年，日本对东盟四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投资也同样超过中国，总额达11亿美元(见图1)。

此外，令日本决策者担忧的是，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不对称相互依存”会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认为，中国愿意使用“经济战”的方式达成政治和安全目的。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出现争端后，中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这预示着在双边经济关系中中国可能“技高一筹”。②

相比中国经济，日本自身经济的衰退使其感到缺乏有效影响中国的能力。2008年，在判断大部分项目已经达到目标后，日本终止了几乎所有ODA的对华项目，仅保留了有限的环境合作项目。对华ODA项目结束的原因，是日本意识到已经没有提供大规模ODA的预算性资源。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日本ODA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再次，促使日本无法预测和塑造中国意图的另一个条件是日本逐渐演变的国内共识。在精英和社会层面，日本国内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有了新看法，这与之前国内存在对华“制衡不足”的动力是相违背的。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内部政治转型，这个转型足以影响其国际战略；同样，日本也经历着类似的政体转变过程。二战后，日本自民党掌权近60年之久，为在“十年萧条”的经济低迷期（事实上低迷期接近25年）证明其执政能力，自民党内主流的保守势力被取代。21世纪初期，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町村—细田”（Machimura-Hosoda）派系掌握了自民党政权①，为了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自民党转向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最初体现在小泉政府时期，在他执政时期，自民党政府坚持参拜靖国神社。2007年，在首个任期内，安倍因以“互惠战略伙伴”的方式重新缓和中日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贴上了“实用主义”的标签。然而，当安倍在2012年重新掌握政权后，便将自己定义为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因此不断制造引发中日关系紧张的条件。

在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和被美国占领后，国际社会向日本强加了一系列压制其国家身份和独立的制度安排。安倍坚决支持推翻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大纲。安倍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希望全部修订“和平宪法”第九条，改变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解释，认为它是日本“为国家安全发展军事力量”的阻碍，妨碍了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大国。2013年，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向中韩两国传达“修正主义”的信号。此外，安倍停止了任何企图重建中日双边关系的外交努力。②

2015年8月14日，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前夕，安倍发表了一份声明，这或许是可以较好地缓解日本因历史认识与许多国家造成关系紧张的机会。“安倍声明”确实包含了“承认过去的侵略”“殖民统治”“诚心道歉”“自责”等关键性术语，支持前任政府对殖民战争时期的历史阐述。正因如此，该声明有效地防止了中国轻易地向日本施加外交影响。但声明很少提及中日两国有关历史问题的相互猜忌，却用很长篇幅的序文介绍历史，指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日本被迫作出反应；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为亚洲的“民族自决”带来希望；一战结束后，西方经济集团的建立迫使日本卷入太平洋战争中。这些观点与日本国内传统的“右翼”观点类似，他们认为，“日本不得不解放亚洲，进行反对西方的防卫战争；在战争中日本的伤亡与其他国家相近”。此外，安倍在声明中谈到了日本前任政府对历史的态度，但故意避免以私人身份为历史道歉或支持前任政府的历史立场。安倍强调，“新一代人”不应“总是去道歉”，这个表述显示了安倍对为战争道歉行为的态度。①尽管中国的决策者没有对“安倍声明”发表评论，但中国官方和社交媒体都严厉批评了安倍不愿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不愿为军国主义道歉的行为。②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虽然日本民主党在老一代政治家的领导下具有“亲中”立场，但民主党内部也经历着变动，更加年轻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家进入了民主党，他们大部分与保守的自民党持有相似的观念，对中国的意图保持怀疑。

从社会层次看，随着历史认识、领土争议和食品安全恐慌等问题持续发酵，日本民众改变了“中国对日本持有善意”的观点，更多人认为中国是不值得信任的伙伴。③例如，日本内阁府发布的长期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有不友好观点的日本民众数量从2004年开始激增。当年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民众数量与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民众数量大致持平，双方所占受访人口的比例均近40%。而到2014年，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民众已增至受访人口的83%；与之相反的是，从2004年起，对中国持有好感的日本民众的数量持续下降，并于2014年降至历史最低的15%。①尽管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大部分日本民众具有更为激进的修正主义倾向，何况日本民众也反对小泉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②然而，调查信息中展示出最令人不安的信息是：日本公众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持续下降，日本人也许会对“愤怒的中国”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要求感到冷漠和疲倦（见图2）。

于是，日本决策者和民众可能同时无意识地以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映射中国行为，认为中国正从实用主义转向修正主义，并对现状有所不满。日本认为中国企图威胁地区秩序，在恶化地区现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4年1月，日本有权势的决策者相继批评了中国，折射出日本对中国意图的猜忌程度。2014年1月初，中日两国大使在英国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争吵”。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社论披露，双方都指责对方威胁地区秩序的稳定。①月末，在达沃斯峰会的媒体见面会上，安倍对中日关系的表述无疑在国际社会中激起了波澜。他认为中日关系同一战时期的英德关系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德两国因缺乏沟通而无法了解彼此意图，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未能阻止两国的武力冲突。②

日本已经意识到，中日两国的攻防平衡从内部到外部都发生了转变。这与日本对中国意图的担心相匹配，也加剧了日本对中国的担忧。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增加的军事预算和军事现代化项目，日本决策者重新评估了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军力。日本决策者不断声称，中国的军力建设缺乏透明度，这增加了解读中国意图的难度。然而，可以清楚地判断，中国决定拥有“第一时间”威胁日本核心安全利益的能力。③鉴于中国新增的军事力量，再结合中国不仅局限在台湾的领土抱负，日本感觉自己更加接近“军事对抗”中国的前沿。

日本的分析者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拥有应对紧迫的非对称战争的能力。在非对称战争中，中国最终以在领海、领空周围部署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A2/AD）应对。此外，中国试图通过连续的军事、心理震慑，迫使日本放弃实际控制的争端岛屿和海上空间。①因此，日本决策者担心中国的军力建设发展。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军力建设的目标如下：在对称战争中，以进攻性渗透至领海、领空和陆地为最终战争方式，有效地进行局部防卫；取得超过“第一岛链”的领域控制；疏离美日海军现有关系；在亚太地区保持甚至超过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

日本担心美国控制全球利益的能力减弱，也担心美国卷入亚太地区冲突的能力不足。于是，日本开始质疑美国政治、军事安全保障的效力。令日本决策者最为担心的前景有两个：为了战略性地调节中美关系，美国有可能在未来的危机中抛弃日本；美国认为日本的安全利益不足以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动员武力保卫日本。鉴于中国实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力的成本持续上升。美国抛弃日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钓鱼岛已经包含在了美日双边安全条约的第五条款的适用范围内，并在2010年得到美国方面的再保证，日本决策者依旧对钓鱼岛的防卫持有挥之不去的疑虑。问题可能在于美国犹豫是否要冒全面破坏中美关系的风险，站在日本一边干涉亚太事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控制了争端岛屿，美国和日本若想收回领土，就有可能卷入同中国的全面冲突而非初级的“入侵威慑”。②

日本对中国的“软制衡”清晰地体现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外交活动中。这些外交活动旨在抑制中国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使局势复杂化。在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下，日本企图扩大自己的国际声望，并故意同中国形成强烈对比，从而阻止中国潜在的崛起。安倍和麻生在各自的任期中，力求清晰地展示“价值导向型外交”，强调日本的国际主义及对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的改善，含蓄地同中国形成对比。在第一个任期内，安倍清晰地阐述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它包括从东北亚延伸至东南亚、中亚、高加索、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弧内”的国家宣称因共同推进“普世价值”而具有凝聚力。① 2012年，在恢复自民党领导和首相职位的选战中，安倍阐述了一个相似的概念———“民主安全之钻”(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民主安全之钻”包括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亚太国家。安倍的“钻石构想”制定于对抗中国反制的背景中，体现在日本的行为中，遵守了国际条约和规范。②

通过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安倍在新的任期内认可了外交中的“价值导向”概念。受访的周边国家和日本相似，都担心中国崛起和中国的领土意图。在上任的第一年内，安倍走访了10个东盟国家。2013年5月，安倍对缅甸进行了访问，成为36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缅甸的日本首相。缅甸的战略地位显著，长期与中国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外交往来。日本和缅甸决定加强安全对话与防务交流。访问期间，安倍再次强调了日本和东盟的共同价值观，希望增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从而含蓄地表示反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现状。安倍把“经济援助”和“增加安全合作”捆绑“销售”，2013年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日本保证通过ODA向东盟成员国提供大约200亿美元的援助。此外，为应对中国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安倍在2015年5月宣称，日本将通过亚洲发展银行和日本银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向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1100亿美元的援助。通过一年（而非三年）的决策周期，援助款项的支出速度得到提高。①

在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合作时，日本领导者特别强调遵守国际规范和国际准则的重要性。日本强调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准则，涉及航行自由和处理南海及其他地区的领土争端。②从双边到集体，日本支持东盟国家呼吁所有国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期打造统一的法律阵线，以应对中国所谓的“法律战”，瓦解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基础。日本同意同越南、泰国、印尼加强安全对话，发展更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特别重视在南海的安全合作。日本已经同意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10艘巡逻艇，并重新审视对越南的条款。③

2013年，菲律宾遭受了“海燕”台风的袭击。为支援莱特湾附近的军事救援行动，日本自卫队派遣了1000名军事人员和3艘海上自卫队舰艇。此举显示了日本在南海地区潜在的军事存在。2015年6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愿意同日本就《部队到访协定》问题展开积极谈判，该协定一旦达成，日本自卫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①同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APEC会议上，安倍在美日高层会晤中表达了对美国呼吁的“航行自由”的支持。安倍称：“在南中国海，最影响日本安全和让日本持续关注的是自由航行准则及对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调查。”这暗示着日本可能会加入“自由航行准则认可国家”，从而与其“集体防卫”的阐述保持一致。②

近些年来，鉴于中国崛起对相关区域的影响，尤其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供给的依赖（2010年中国曾警告禁运稀土），日本展开了一系列“资源和能源外交”。2012年，安倍宣称：“在中国政府选择用稀土供给作为外交杠杆时，印度政府同意向日本提供在制造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稀土，从而展现了印度的政治悟性。”③ 2015年10月，安倍访问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成为首个访问中亚五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向中亚地区提供近26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国家建设、改善民主、发展天然气与核能源。2013年和2015年，安倍对蒙古国进行了访问，旨在拓宽日本的能源供给渠道。在中东地区，日本希望通过紧密的双边条约的形式，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能源获取行为。重新掌权后，为了谋求与中东国家的经济与能源合作，安倍仅仅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对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的访问：2013年5月走访了沙特、阿联酋；8月走访了巴林、科威特、卡塔尔；2014年1月走访了阿曼。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增强，日本在非洲大陆的利益也相应得到“复苏”。2008年，日本承诺将通过“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将双倍的ODA项目延续至2012年。日本复苏了“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活力，将其作为对抗“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手段。由此，日本提供了一条关于发展的“中间道路”，既有别于西方对经济条件和治理改革的强调，也有别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和“资源导向”的重商主义。出于对潜在的能源和政治影响的考量，安倍于2014年1月访问了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随后又访问了非洲大陆上的一些国家，他成为自2006年以来首个访问非洲的日本首相。此外，自2012年以来，日本自卫队在南苏丹开展了小规模的维和行动。2015年新的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可能相应地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与范围。日本在非洲显示军事存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的中国展开竞争；二是对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施加影响力。

鉴于中国崛起对东亚的影响，日本采取了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最大限度地反对有利于中国的区域一体化项目———包含美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另一种是支持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日本领导人认为，TTP有利于建立由美日主导的经济规则，增加地区参与者的自由价值取向。2015年4月，安倍在美国国会联合会议上谈及TPP时说：“亚太地区国家的背景多样，美国和日本必须处于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在建立公平、可持续、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发挥领导作用，并防止任何国家的武断意图。”该讲话没有明确点名，但表明日本需要通过TTP来应对中国。①

日本媒体经常把日本对中国的“软制衡”称为“包围”或“围攻”战略。“软制衡”在抑制中国的影响力上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收效甚微。②从确保和扩大影响力的角度看，日本的“价值导向型”战略遭受了失败。这源于日本的殖民扩张及愿意为经济利益忍受独裁统治的历史。作为安倍的继任者，福田首相“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自民党也被证实不愿发挥“价值导向型”外交的作用。在南海，东盟海上国家虽然愿意同日本展开接触，但仍然担心疏远中国。东盟国家并不想成为中日两国权力斗争的“区域马前卒”。比如，在东盟—日本特别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东盟国家并没有明确地谴责中国的防空识别区。2015年11月，在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上，面临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压力，东盟代表没有表达对中国南海活动的担忧。①

日本感到“软制衡”延缓中国崛起的效果很有限，于是开始考虑实施更加强硬的“内部硬制衡”和“外部硬制衡”。为了进行军事实践，日本修正主义者在国内发起了一系列“清障”活动，这被视为日本潜在的制衡行为的一种表现。

2014年7月，安倍政府发布了一项内阁决议，它使日本突破了战后对其进行限制的“有限集体防卫”，决议规定，即使没有遭受直接攻击，日本依旧可以使用武装力量保卫其他国家。2014年9月，安倍政府在国会通过了与安全相关的一系列法令：《突发事态应急法》《重要影响事态法案》《国际维和支持法》。这一系列法令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突发事态应急法》可确保日本在他国攻击其友国或威胁日本人民的自由、生存权和追求幸福权时，在其他方式无效的情况下使用防卫需要的、限度内的必要武力，行使适当的集体自卫权；《重要影响事态法案》取代了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旨在从全球和地区层次全面提升日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非战斗后勤支援；《国际维和支持法》消除了日本每次向多国部队派遣自卫队都要单独立法的障碍。此外，日本重新修订了《国际和平合作法》，允许自卫队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期间可以使用武力来执行相应义务，而不仅仅是保护自卫队的人员。

不断修正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正谋求改变战后的安全路线，同时也意味着以不断扩张军力应对中国崛起。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为了安全立法能在国会通过辩护，希望通过安全立法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威慑朝鲜和中国。自民党和公民党还陈述了很多关于安全立法的适用背景：保护运载日本公民的美国船只；保护日本附近的美国军舰，使其免遭攻击；保护美国军队免遭弹道导弹攻击；实行海上武力封锁；保护重要的海上运输线；应对日本辽阔岛屿附近“灰色地带”的突发事件。

在中国崛起的驱使下，日本在修正防卫思想和发展军事实力两个方面进行了类似的尝试，试图提升日本实施对华制衡的能力。日本1995年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阐述了其国家防卫思想，展示了军事发展成就，但该“大纲”忽视了中国因素。日本2004年重新修订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显著地提到了中国的核现代化、弹道导弹部队和在“域外”行动的雄心，强调日本依旧应该对中国未来的举动保持警惕。①该“大纲”继续提到，为应对弹道导弹袭击、周边岛屿和领海领空被入侵等新情况，日本自卫队会不断提高相关军事能力。显然，这与中国的军事活动直接相关。日本2010年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着重强调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远程军力发展。该“大纲”认为，中国的军力发展与全球、地区共同体息息相关，这些隐晦的术语意味着日本视中国崛起为地区及全球的威胁。② 2013年，在安倍的主持下，日本重新修订了《国家防卫计划大纲》，再次强调中国日益增多的海上与空中行动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息息相关。③

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2010年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暗示了日本防卫思想的转变。为回应中国的安全挑战，“大纲”出台了“机动防御部队”的新概念，这是一支高技术的轻型化应急力量，可在地区的突发事件中快速投送，保卫日本周边地区。“机动防御部队”不再局限于“静态”的防御模式，防御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日本本土。此外，2010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指出，为保卫日本的岛屿、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力量，日本将保持向南部署重要军力的趋势，包括双倍增加驻扎在冲绳那霸的F-15J战斗机中队数量。2013年《国家防卫计划大纲》修订版在“机动防御部队”概念的基础上衍生了“机动联合防御部队”概念，强调日本需要加强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联合行动。

就发展特别军事能力而言，2010年、2013年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谋求以均衡发展自卫队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2013年的“大纲”特别提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应该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控制远程岛屿的两栖登陆能力。为延缓空中防御力量平衡中出现的不利变化，日本航空自卫队正投资于优于中国现有“四代机”的第五代战斗机。2011年12月，通过多方竞标，日本决定采购42架F-35A战斗机。2010年和2013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授权日本航空自卫队维持具有6支装备PAC-3“爱国者”防空导弹的防空小组，同时授权海上自卫队的8艘“宙斯盾”驱逐舰，装备可拦截弹道导弹的SM-3“标准”区域舰空导弹。

最近，日本对中国的担心主要集中于海上安全问题。在2010年及之前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致力于最重要的能力建设，相关能力建设大多以中国海军的“介入拒止”和“蓝水海军”战略为导向，以期使中国海军的相关战略失效。在2010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的牵引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从15艘升至22艘，增长数量近1/3。新增的潜艇包含了装备前沿的“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的“苍龙”级潜艇。该“大纲”和“计划”还规定驱逐舰的数量为48艘。但2013年的“大纲”和“计划”允许保持52艘驱逐舰。作为海军建设的一部分，日本持续发展直升机驱逐舰，海上自卫队已经改造了2艘排水量达7000吨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使载机数量由4架增至11架。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采购了2艘可携带14架直升机、排水量达1.9万吨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并在2013年8月和2015年8月让该级舰加入海军序列。作为战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服役的最大舰艇，直升机驱逐舰事实上是轻型直升机航母，只不过被命名为“直升机驱逐舰”。此外，通过更换P-3C巡逻机、引进可在8000公里以外和南中国海巡航的国产P-1型巡逻预警机，日本海军的空战、反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安培任期内，日本似乎决定向军事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迅速接管政权后，安倍首次在10年内小幅度提高了防卫预算。过去的3年内，日本防卫省的防卫开支增加了1%~2%。2015—2016年，日本的防卫开支被要求增长2.2%，成为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防卫预算。①鉴于过去近20年日本军费增长的停滞和中国军费的增长，日本决策者认为，防卫预算仍然处于小幅增长中。当然，日本军事制衡中国的动力能有效促进日本防卫预算的提升（见图3）。

从“内部制衡”的角度看，军事现代化毋庸置疑地增加了日本制衡中国的能力。同时，日本的另一个努力是通过美国，强化对中国的“外部制衡”，避免一切日本被“抛弃”风险。

日本2010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的设计初衷，是与美国2011年1月宣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国防审核计划保持紧密联动。就打造美日联盟而言，民主党超越了之前的自民党政府，在2011年的安全咨询委员会（协调联盟机制的主要机构）上，民主党升级了美日在2005年和2007年达成的联盟双边“共同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加强情报、预警和侦察、强化海上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合作。这为后来安倍政府在2015年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自民党于2012年重新执政后，开启了强化美日同盟的进程。为了增强美日安全合作，安倍政府修订了2013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接下来的步骤便是在2015年4月修订了1997年签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后的“指针”扩大了日本在突发事件中的支持范围，包括情报预警侦察、导弹防御、海上安全、资产保护、联合使用设备、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网络和外层空间防御。2015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了“无缝合作”和“政府全面接触”的理念，消除了双边合作在“和平时期”“日本”和“地区”突发事件的严格界限。通过修订“指针”，美日可在应对潜在背景事件和不同层级的冲突升级时，更加灵活地展开军事合作。

此外，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还强调，美日双边合作应该突破过去局限于日本本土和周边区域的地理限制，进而在全球层面开展广泛合作。最为重要的是，新“指针”旨在辅助日本在2014年7月解禁集体自卫权。“指针”概述了日本自卫队使用武力保卫美军的领域，如保护美国海运、封锁他国海运、弹道导弹防御和在冲突中提供后勤支持等。②同年，为配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实施，日本修订了新的安全立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构建法律框架。修订后的相关法案取代了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法案包括了《突发事态应急法》和《重要影响事态法案》。

在此基础上，日本同美国的地区战略展开协调，扩大了军事合作的范围。日本开始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谋求他们对日本制衡战略的支持。2003年发布《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后，日本和澳大利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2010年，自民党政府与澳大利亚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澳两国将在联合国行动及和平时期相互提供军事后勤支持。该协议仿照了美日两国在1996年签署并于1999年修订的类似协议，清晰地呈现了未来可能的美日澳三边后勤合作模板。在效仿美日协议的基础上，日本和澳大利亚于2015年5月签署《情报安全协定》，进一步促进了、增强了潜在的三边合作。2014年4月，两国达成了新的《日澳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防卫装备产品和技术转移协定》，双方表示确保双边的网络安全合作与防卫技术交流。①

与同澳大利亚的安全关系相比，日本同印度的安全关系在2008年发表《安全保障合作宣言》后处于缓慢进展中。尽管民主党政府加快了同美国“新兴”伙伴的合作步伐，但直到2011年，日本才同美国和印度展开第一次“外交部”级别的三方安全对话。2012年，三方达成协议并举行了海上联合安全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