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问题，印度国内外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已彻底放弃不结盟政策。长期主张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早在2015年即指出，印度近年积极对外发展安全合作、建立军事伙伴关系，标志着“不结盟已被彻底埋葬”。①印度国大党就公开批评印美《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是莫迪政府对印度久经考验的“战略军事中立”的背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则批评莫迪政府“放弃了战略自主”。②美国学者苏密特·甘古里（Sumit Ganguly）则认为，莫迪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标志着印度“后不结盟时代”的开启。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印度不结盟已进入“2.0时代”，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根据具体需要进行“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或“选择性结盟”(selective alignment)。2012年，印度战略界著名报告《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与战略政策》指出，不结盟应随国际环境变化进行升级，战略自主仍将是印度对外交往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但印度应发挥自身优势，与诸大国尽可能深化伙伴关系，而非敬而远之。① 2016年，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M. K. Narayanan)撰文指出，印度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都在加强战略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表明印度正在由不结盟走向“多向结盟”。②印度前外交官斯里尼瓦桑（T. P. Sreenivasan)认为，“不结盟”根本不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话语体系里，他总是根据发展和安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性结盟”。③英国学者哈什·潘特（Harsh V. Pant)认为，莫迪政府正在将战略自主与不结盟剥离，一方面继续强调战略自主，另一方面与朋友和伙伴深化合作，以增强对抗其对手的能力。④

第三种观点认为印度应坚持不结盟政策。有印度学者认为，“不结盟是印度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当今的地缘政治与冷战时期不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存，恐怖主义等难题需要全球集体应对，这为印度坚持不结盟提供了可能。⑤印美《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签订后，印度国内出现强烈的批评声音，也说明不结盟思想在印度仍根深蒂固。为此，印度国防部特别发表声明，强调该协定不是基地协定，不意味着美印可以相互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产生进行任何联合行动的义务”。⑥

综合看，当前第二种看法在印度属于主流，第三种认为印度应该坚持不结盟的看法更多是一种意愿，这恰恰说明印度长期标榜的不结盟属性已发生变化。

尽管多数学者就印度不结盟政策已出现调整这一判断达成一致，但对于印度为何偏离不结盟、抑或为何不结盟对印度来说已经“过时”这一问题仍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印度于冷战结束后开始与不结盟渐行渐远，是其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由“理想主义”(idealism）转为“务实主义”(pragmatism）的结果。①该观点认为，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通过不结盟占领“道义高地”，树立印度的伟岸形象，从而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尽管20世纪70至80年代印度开始注重军事实力，但其在国际社会仍然坚持反帝、第三世界、不结盟的意识形态。直到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外交政策才真正开始弱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注重国家利益。2000年，时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的米什拉（Brajesh Mishra）就指出，在“后尼赫鲁时代”，不结盟如同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已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原则，但在新时期印度对这些信条提出了疑问，并准备好以国家利益作为决策基础。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导致印度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认为，不结盟政策在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很好地维护了印度的国家利益，但现在时过境迁，“已明显过时”。③拉贾·莫汉认为，在冷战时期，印度比较容易采取不结盟政策，因为美国是遥远的超级大国，苏联与印度也有距离。但现在崛起的中国却与它们不同，中国不仅是印度最大的邻国，双方还有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①哈什·潘特称，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力量格局的变化，促使印度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深化建设性关系。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自身实力的变化是印度重新思考不结盟政策的重要原因。印度前外秘萨仁山（Shyam Saran)认为，不结盟是实力有限的印度在冷战时期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但近年随着印度经济和安全能力的增长，其对世界和地区事务的影响和责任都日益增大，因此需要与外部世界增加接触，需要对以被动、防御为特征的不结盟外交进行转型升级。③美国学者苏密特·甘古里也认为，不结盟运动是弱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中保护自己的重要平台，但印度总理莫迪显然视印度为崛起中的大国，因此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不结盟原则都不再适用印度。④

第四种观点认为，政党更换是印度远离不结盟的主因。一方面，不结盟外交被认为是国大党领袖、开国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政治遗产，因此当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有必要与之拉开距离，宣传不结盟等于为国大党加分；另一方面，正是印人党没有历史包袱，因此也才敢于跨越不结盟政策。有印度学者认为，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以来实施了许多“去尼赫鲁”“去国大党”的做法。⑤ 2015年在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上，不仅总理莫迪没有出席，而且印方代表在发言中甚至未提及曾为万隆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时任总理尼赫鲁的名字。①还有学者认为，莫迪本人对尼赫鲁的政治遗产持怀疑态度，他更相信物质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加上印人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因此决定挑战不结盟这一印度的外交信条。②

上述分析尽管各有千秋，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否认了当初尼赫鲁提出不结盟政策也是基于更好维护印度国家利益的现实。英国学者哈什·潘特就指出，尼赫鲁选择不结盟并非仅仅出于保持中立的理想主义，而是更多建立在对印度地缘政治形势的现实主义评估上。尼赫鲁不想印度被冷战的同盟体系束缚，而是希望印度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获取更大的回旋空间。③第二种观点无法解释的是冷战时期，印度也曾背离不结盟政策，与苏联结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另外，冷战结束后的前20年，印度基本坚持了不结盟政策。第三种观点则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结盟也是弱小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重要选择。事实上，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印度一度深感自身实力的脆弱，促使1966年上台执政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总理断然选择以结盟维护国家安全。第四种观点的说服力较强，但仍无法解释以下两种现象：一是冷战时期，在执政党未发生改变，亦即国大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印度确实背离过不结盟；二是世纪之交印人党执政时期，印度曾较好地坚持了不结盟政策。

这一时期，尽管印度仍高举不结盟大旗，积极参与创办不结盟运动，并继续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不选边站队，但却同时接受苏联和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对抗中国，这成为其偏离不结盟的主要表现。苏联方面：在斯大林时期，印苏关系相对冷淡。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印苏关系有所升温，苏联于1955年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但整个1950年代，印度坚持不结盟政策，既不靠近美国，也不靠近苏联，而是试图游离于冷战之外，通过不结盟外交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然而，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前后，印度和苏联明显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1962年8月（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前），苏联承诺向印度提供米格-21战斗机，并将在印度建立相关生产线，这被认为是苏印建立军事关系的标志性事件。①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从1964年起，苏联才真正加大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后4年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100辆PT-76坦克、400辆T-54/T-55坦克、1艘潜艇、1艘护卫舰、4个中队的米格-21战斗机以及若干架米格-4直升机等。②同时，苏联还帮助印度建立了一系列军工厂，如飞机架构厂、发动机厂、空对空导弹和雷达设备厂等。到1960年代末，印度共接受苏联约7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苏联也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方。③

美国方面：印度独立后，美国曾想将印度拉入“反共”阵营，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和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令美印两国关系渐行渐远。但自1959年起，随着中印围绕边界问题的矛盾和争端日益表面化，美印一度结成反华同盟。首先，美印高层互访明显热络起来。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成为访印的首位美国总统。1961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美国。其次，美国大幅提高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印度独立后，美国一直对印度提供以粮食为主的经济援助，1947—1959年的13年间，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共计17亿美元，但1959—1962年仅4年间，这一数字就高达40亿美元。④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期间，美国应印方要求提供了共计9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武器装备包括轻型山地炮、防空雷达、通信设备、运输机和直升机等。美国还派遣了一个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帮助运送印军至前沿阵地。①事实上，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摩擦后，尼赫鲁还不肯向美西方求援，担心抹黑印度的不结盟形象。但1962年10月25日对华战争首次失利后，尼赫鲁紧急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求援。同年11月20日，在印军面临全线崩溃的紧急关头，尼赫鲁紧急呼吁美国干预介入。为此，美国派出“企业”号航母驶往孟加拉湾，借此威慑中国。②尼赫鲁对美国军援立场的前后逆转，标志着其对不结盟的偏离。此外，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还和印度携手支持达赖集团，包括情报合作以及组建和培训叛乱武装等。③不过，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同时停止了对两国的军事援助。

1960年代，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同时处于紧张状态。当时，中国奉行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毛泽东提出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以此来促进国际形势的分化与改组，团结世界各国及革命的人民结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④鉴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是印度在反华上突破不结盟的更主要因素。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奉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确立结盟关系。但自1958年起，中苏就国际共运、国际政治、两国关系等问题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苏联专家，1963年苏联与英美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发表声明，谴责苏联背叛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分裂公开化。⑤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9年8月，中印边界发生“朗久事件”时，苏联就不顾印度首先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以及中苏同盟的义务，发表了立场中立的声明，实际上是袒护印度，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①可以肯定的是，苏联的政治支持是此后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断“前进”、不断挑衅的重要原因，而历史地看，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与印苏日益结成反华联盟也是相伴相生的。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不仅一直拒绝承认新中国，还通过发动朝鲜战争(1950—1953年）、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等，对华奉行以军事包围和武力遏制为特征的敌对政策。中印分歧出现后，美国将其视为进一步打压中国的绝好机会，特别是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将印度当作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对外扩大影响的战略伙伴。肯尼迪的逻辑在于，当时的中国不断发展，但印度稍显落后，如果不帮助印度战胜中国，那么广大不发达国家将效仿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②另外，美国1960年代默认苏联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方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认为苏印军事走近可以巩固中苏分裂，既可遏制中国的影响，也可推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二是美国不想过度接近印度而冲击自己与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③总之，尽管美苏印的战略考量各不相同，但1960年代却大体形成了一致反华的局面。

1971年8月，印度与苏联签署为期20年、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标志其理论上已背离不结盟的初衷，即不参与美苏冷战、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事实也如此，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印苏为一方、美中巴为另一方的战略对峙格局。

《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第8—10条明显体现出两国关系的军事同盟色彩，其中以第9条最为明确，即双方要共同应对军事威胁。《条约》的具体内容是：第8条规定，缔约双方不加入或参与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军事联盟，保证不侵犯另一方，并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可能会使另一方受到军事损害的任何行动。第9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军事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第10条则规定，缔约双方不向一国或几国承担与本条约不相容的任何秘密或公开的义务，或可能给另一方造成军事上损害的任何义务。①尽管印度官方一直否认，但该条约的确带有结盟性质，因为它在让印度获得苏联的帮助的同时，也要求印度在必要时为维护苏联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此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该条约都是印度国家安全政策的支柱。②

印度对苏联同盟义务的履行突出表现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问题上。苏联的作为事实上是与印度的利益相冲突的：一是它将美苏冷战实实在在地引到了印度的家门口；二是苏联事先未向印度这个盟友释放任何口风就采取了军事行动③；三是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导国，一直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反对外国军队在任何国家驻留。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决定站在苏联一边，对联合国谴责苏联的若干决议均未予以支持，甚至还为苏联开脱说，苏军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进入阿富汗的，是为帮助阿富汗政府反对外来干涉。④此外，印苏结盟也影响了这一时期印度与东盟（当时的成员为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五国）的关系，当时东盟倾向于美国，印度与东盟在许多问题上立场相左，特别是在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上，印度与东盟唱反调，与苏联保持同步。①冷战结束后，印度推出“东向”政策的初衷就旨在改善与东盟的冷淡关系。

除战略互助外，这一时期印度与苏联的军事关系也突飞猛进。据称，从1960年至1980年代初，苏联总共向印度提供了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② 1991年苏联解体时，印度武器进口需求的80％都是由苏联满足的。③苏联的帮助尤其对印度海军和空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1987年，印度还成为首批获得苏联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的国家之一，并获准在国内生产。⑤此外，苏联还在核能和航天领域给予印度很大支持。1974年印度首次核试验后，在西方国家集体制裁印度的背景下，苏联向印度伸出援手，为印度与加拿大合作的反应堆提供重水。1988年，印苏签订协议，决定在印度的库丹库拉姆建造两座核能反应堆。1980年代，印度先是使用苏联的发射装置满足自己的空间应用和探索需求，后又与苏联合作建立了自己的发射能力。⑥

这一时期超级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则发生了微妙变化，苏联成为中国的首要对手，中国由1960年代的反帝反修（即反美反苏）转变为联美反苏。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所谓“一条线”，就是中国要团结东西一个纬度线上的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从中央突破，截断和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所谓“一大片”，就是还要把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⑦

回顾历史，印苏正式结盟与中苏对抗升级以及中美走向缓和几乎是同步的。一是中苏危机加剧。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甚至企图轰炸中国的核基地。此后，苏联不仅在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边界冲突，还驻兵蒙古、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面对苏联的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中国因此将苏联定为最主要敌人。①二是中美关系解冻。1971年4月，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同年7月9—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于16日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值得注意的是，1个月后，印苏即签署了《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另外，美苏对1971年“东巴危机”（又称“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和印巴战争的不同态度，也是印度坚定地与苏联结盟的重要原因。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出“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奔赴孟加拉湾，对印度形成军事威慑。同时，美国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要求印巴停火以及印度从东巴撤军。苏联则站在印度一边，对联合国相关决议予以否决，为印度争取时间、最终迫使巴军无条件投降提供了重要帮助。此外，苏联还派出6艘战舰前往印度洋，意在牵制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国海军。②

1982年，中国改变集中反苏的做法，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③此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和缓迹象，但关系正常化进程仍历经7年，直到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军、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逐渐消除以及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有趣的是，中苏关系和缓的历程也伴随着印苏联手反华同盟的瓦解。1986年7月2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亚洲政策讲话，其间向中国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表示愿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苏联将在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军力，将同蒙古商讨撤出大部分军力问题，同时表示可以按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①此讲话令印度注意到苏联对华政策的重要调整。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访印时更向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明确表示，苏联欢迎中印关系正常化，如果中印关系发生危机，印度不要指望苏联会像以前一样无条件支持印度。②有印度学者指出，正是在此背景下，印度与华敌对不再“底气十足”，同时改善对华关系也不再受苏联掣肘，为防止自身陷于孤立，印度只能“主动”与中国交往。③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关系解冻，印度最终同意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正常化“脱钩”，使边界谈判与双边合作得以同步进行。中印关系从此全面恢复。196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变化及其与中国同美、苏互动间的关系，见表2。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印度重回不结盟状态。1990年代，印度对不结盟的坚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印度继续支持和参与不结盟运动。最为鲜明的例证是印度对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的态度和立场。当时印度基本采取了中立立场，希望美国与伊拉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海湾危机。①不过，据媒体透露，印度政府于1991年1月9日开始允许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军机在印空军基地起降加油，频率大约为一天2架次。此事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左翼政党和国大党都强烈批评谢克哈尔（Chandra Shekhar）政府无视伊拉克是不结盟运动成员的事实，迎合“美帝国主义”，背离了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由于谢克哈尔政府是少数席位政府，在议会中严重依赖国大党的支持，因此当面对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将撤销对其党的支持、推翻政府的威胁时，谢克哈尔只好退让，于2月19日宣布不再接受美军机起降加油。① 1998年9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印人党）在参加第12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时，敦促不结盟运动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重整旗鼓”，在经济发展、安理会改革、核裁军等问题上加强南南合作。②

其二，印度强烈支持多极世界主张。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的主题之一就是防止世界由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在国际多边场合表态以及与非西方大国达成的双边文件中，印度都坚持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③在2000年签署的《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中，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基于所有国家和人民主权平等的“多极全球架构”，共同推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稳定的新世界秩序。④

其三，全面调整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一是构建印俄关系，这是苏联解体后印度外交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1993年1月，印度与俄罗斯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取代已于1991年到期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新条约不再具有军事同盟内容的条款，也不再有“帝国主义”等字眼，而是为两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设定了基本框架。⑤同时，两国的军事合作也逐渐恢复。1994年底，印俄签署了为期6年的《长期军事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俄罗斯除为印度改良米格战斗机、坦克及其他武器装备外，还将向印度出售大量武器装备。⑥ 1998年12月，印俄将该协定延长至2010年，由于新协定的签署发生在印度核试验之后，因此它变相表达了俄罗斯对当时广受国际舆论压力的印度的支持，也展现了“后同盟时代”印俄关系的特殊性。二是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冷战结束后，“站错队”①的印度急于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改善关系。1994年5月拉奥（P. V. Narasimha Rao）访美，这是印度总理时隔近10年后首次访美。拉奥还打破惯例，将出访华盛顿安排在出访莫斯科之前，凸显其对加强印美关系的重视。②印美双边贸易额也由1990年的53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20亿美元。③不过，1990年代印美政治关系依然疏离，主要是双方在克什米尔和核扩散两大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④印度坚决反对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强力介入的做法，美国则坚决反对印度拥核，并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对印度实施制裁，两国关系也因此一度僵冷。三是稳定与中国的关系。这一时期，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缓和，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就稳定边界局势、防止误解误判达成两个重要协定，即1993年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及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0年代，中印边界保持平静，即使是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两国政治关系再遇困境时，双方在边界地区也都保持克制，严守上述协定精神。这一时期，印度还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和日本加强了往来和合作。

1990年代，中国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起伏跌宕，但中国方面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政策原则，中美关系基本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⑤一方面，中美斗争异常激烈，双方围绕人权问题（美国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台湾问题（美国售台武器、李登辉访美）持续较量，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1999年“炸馆事件”①更是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乱中有治、治中有进。尽管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危机四起，但双方积极管控，两国关系并未脱轨，并于1990年代下半期明显走暖。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这是两国元首在冷战结束后的首次互访，双方承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②，为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克林顿访华时还公开阐述美国对台的“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③显然，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为中美关系稳步前行奠定了基础。经济上，经贸合作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为加快中国“入世”进程、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从建交时的29亿美元增加到近800亿美元，美国直接对华投资累计达500亿美元。④

客观而言，1990年代中美关系合作面小于竞争面，但在难能可贵的合作中，中美就南亚问题的合作则占据相当分量，这也因此成为印美疏离、印度坚持不结盟的最直接原因。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专门就南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中美称双方谴责印、巴核试验，要求两国停止核试验并承诺不核武器化；双方在维护南亚和平与稳定及全球强有力的防扩散体制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双方将密切合作，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促进印、巴和解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两国分歧。①此前，美国《纽约时报》还公开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秘密信函。瓦杰帕伊在信中以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印度核试验辩解，并寻求美国对印度核政策和核项目的理解与支持。②美国的做法让印度再次感到受到背叛③，而中美共同推进印巴和解、维护南亚和平的前景更令印度充满忧虑。为此，印度官方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共同或单独对南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负有责任”的提法，认为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表现。④此后，印度继续采取不结盟的外交策略来维护和推进自身利益。

经过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跨越“核门槛”，进入新世纪的印度开始信心十足，对外交往日趋活跃，且仍以不结盟为指导思想。一是与主要大国建立新伙伴关系。2000年10月，印度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明确指出印俄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也不寻求建立军事—政治同盟。⑤ 2004年初，印度与美国提出寻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意在加强双方在民用核能、民用空间计划、高技术贸易、导弹防御等领域的合作。⑥ 2005年7月，印美双方又提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携手合作、提供全球领导力”。① 2004年，印度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②，并与欧盟“三驾马车”———法国、英国和德国也先后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4月，印度与中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称这种伙伴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和愿望以及平等为基础”，“反映出双方愿意以积极的姿态消除悬而未决的分歧，避免使其阻碍双边关系的继续发展”。③ 2006年12月，印度与日本决定建立“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承诺在政治、经济、防务、技术、人文等领域全面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印日关系。④这一时期印度与主要大国建立的新伙伴关系，既是其全方位外交的体现，也具有明显的不结盟特性。印度著名战略家苏布拉马尼亚姆（K. Subrahmanyam）当时就指出：“在当前的均势体系中，各大国都努力与其他大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以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战略优势最大化。印度也遵循这一战略，因此与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⑤印度2003-2004年度的国防报告也强调：“任何军事同盟或战略集团”都不符合印度的利益。⑥

二是与美国若即若离。在经历了“失去的50年”①后，印美关系才在新世纪的前10年真正升温并发生质变。2000年，克林顿成为22年来首次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解除了因1998年核试验对印度的制裁。2005年7月，印美达成历史性的民用核协议（2008年正式签署），变相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地位，标志美国对印政策的重大调整，扫除了美印关系中的一大障碍，也为美印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②美国政府甚至称要帮助印度成为“全球性大国”。③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印度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仍特立独行，始终强调战略自主。尽管小布什政府解除了对印制裁，但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印度并未与美国站在一起，不仅拒绝向伊拉克派兵，还批评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缺乏联合国授权。④另外，早在2003年美国就要求与印度签署“后勤保障协议”，但2004年上台的国大党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一直担心由此会被视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因此在其10年执政期间未予回应。⑤

三是继续利用不结盟运动服务于印度的利益。尽管进入新世纪后不结盟运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被边缘化，但印度仍将其视作推动印度利益的重要平台。2009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参加第15届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时，就呼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改革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实际上是促请各成员国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支持印度抗击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其提出的减排压力。⑥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印度还依靠“77国集团”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反恐”列为第一要务，客观上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继续奉行冷战结束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①，新世纪前10年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全面拓展。首先，中美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朝核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进行了有效合作。其次，中美双方以“利益攸关方”为两国关系定调，突出合作性和非冲突性。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首次提出美国“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美国总统布什称，“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我们两个国家共享众多的战略利益”②；胡锦涛主席则回应称，“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③ 2005年和2006年，中美还相继开启了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使其成为两国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再次，中美经贸关系突飞猛进。根据中方统计，2001年中美贸易额为805亿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3853亿美元，增长近4倍，且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④另外，中美就维护台海局势稳定形成一定默契。尽管美国政府继续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保持特殊关系，但面对陈水扁“公投制宪”、“入联公投”等不断加码的“台独”举措，小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台海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台湾“入联公投”，为挫败陈水扁当局的“台独”图谋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对于印度而言，印美核协议的签署并未彻底消除其对美国的不信任。一方面，印度对“9·11”后美国重新接近巴基斯坦并称巴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始终保持警惕和异议①；另一方面，印度也一直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演进，继续对中美在南亚的合作保持高度敏感。当2009年11月中美在联合声明中再次谈及双方将在南亚加强合作时，即双方“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和发展关系”、“愿就南亚问题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共同促进南亚和平、稳定和发展”②，印度政府再次明确表示反对，称印度会根据《西姆拉协定》与巴基斯坦通过双边和平对话解决所有问题，“第三国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需要的”。③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印度认为，中美关系越走越近会威胁到印度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努力，担心印度只会被赋予与其邻国———阿富汗、巴基斯坦相似的地区角色。④同理，印度对当时美国战略界热议的“中美共治”即“G2”概念也充满疑虑。这也是为何核协议虽让印美关系明显改善，但却未能让印度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原因之所在。

尽管2014年5月就职的印度总理莫迪称“周边是首要”，但几年来却实际将对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2016年6月莫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印度“已不再迟疑”，会“拥抱”印美伙伴关系。⑤印度媒体普遍认为，当前印美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且从印度构建的“诸多伙伴关系之一”变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①本文开篇所列举的2016年的三大事件，无疑是印度在战略安全上向美国倾斜、偏离不结盟的重要标志。2016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时，美国在双方联合声明中不仅称印度为其“主要的军事伙伴”，更为重要的是允许印度在军事技术上享受美国“最紧密盟友的待遇”②，这为未来印美军事技术合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想象的空间。8月，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规定双方在军舰访问、联合军演、联合训练、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四个方面可自动获批使用对方军事设施，用于加油和补给，其他事项则需一事一议。③尽管该协议尚不意味美国可在印度设立军事基地，但它无疑便利了印美两军的军事协作和相互支援，为未来双方选择协同行动甚至是协同作战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法理基础。另外，同年9月，印度只派出副总统安萨里出席第17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印度总理缺席在不结盟运动历史上较为罕见，难免被认为是印度刻意与不结盟运动拉开距离。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印美彼此的“战略拥抱”与中美逐渐展开的战略博弈几乎是同步的，而美国所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主要助推器，其内在逻辑在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而为在这场博弈中取胜，美国极力拉拢印度参与到“亚太再平衡”战略中。

以201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为标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出炉，核心要义就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将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转向亚太地区，以更好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①尽管该战略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应对中国崛起毋庸置疑是其主要考虑。近几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已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全方位挑战。安全层面，由于美国并不讳言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其强化在亚太军事存在和巩固同盟体系的做法，必将对中国近海防御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外交层面，美国高调插手地区热点问题，在钓鱼岛、南海争端上不讲原则地偏袒其盟友(日本、菲律宾）和新伙伴（越南），使地区局势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都趋于复杂。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积极构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显然是要削弱中国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②近年，中国对美政策以构筑“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思想③，但面对上述挑战，出于维护自身基本利益的考虑，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处、能否避免战略对抗和新冷战，已成为考验中美战略智慧的现实问题。④

巩固同盟体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内涵，而寻找新伙伴则是其同盟体系的重要补充。鉴于印度独特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与中国未决的领土争端和战略猜忌，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印度极尽拉拢，努力将印度纳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轨道。2010年，美印开启战略对话，美国公开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⑤ 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印时鼓励印度要“融入东方”(engage east)并“在东方有所作为”(act east)。① 2012年7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印时称“美印防务合作是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lynchpin)”。② 2015年1月，美印签署《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承诺要在从非洲到东亚的广大地区加强合作和伙伴关系，并特别提到要维护该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的海洋安全、航行和飞越自由。③同年6月，美印还签署了新版《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确定情报交流、反恐、防扩散、导弹防御、海上安全、军工等十几个防务合作领域。④ 2016年，美国还积极推动印度在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正式加入核供应国集团。⑤随着美印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化、升级，印度实际上已被逐渐卷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尽管印度始终强调战略自主、强调无意与中国对抗，但鉴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的强烈色彩，印度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事实上已选边站队。印度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汉指出，印度面对中美战略博弈很难回到当年冷战时的不结盟政策，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与印度相邻，且存在领土争端；二是美国确实在扶持印度，有助印度崛起；三是印度要追求多极世界，印度现在更担心的不是美国的“一超独霸”，而是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⑥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变化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影响见表3。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独立后首位女总理，曾先后4次出任总理。作为尼赫鲁的独生女儿，尽管英迪拉·甘地在其任内仍高举其父的“不结盟”大旗，但其对外政策却与其父截然不同。1966年上台的英迪拉·甘地主张以“有形的实力”(tangible power）即强大的军事力量应对外部威胁①，这与其父的强调不结盟、国际法与道义原则的“尼赫鲁主义”(Nehruvianism）显然有天壤之别，她也因此被称为“好战的尼赫鲁主义者”②或“冷酷的现实主义者”③。就连英迪拉·甘地自己也不讳言与父亲的不同，她称父亲是“误入政坛的圣人”，而自己是“强硬的政客”。①正是这种强势为英迪拉·甘地赢得印度“铁娘子”的称号，也使她得以突破其父尼赫鲁的政治理念窠臼，在任内与苏联结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

除突破不结盟理念外，英迪拉·甘地的政治强势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外，她于1971年作出军事介入巴基斯坦内战的决策，最终促成巴基斯坦分裂和孟加拉国独立，也从此确立了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她无视国际社会压力，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975年，印度还强势吞并锡金，将其变为印度的一个邦；拉吉夫·甘地任内印度先后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做法，也被认为是英迪拉·甘地“好战主义”的延续。②对内，她努力强化中央集权，对地方分裂势力更是“铁腕”应对，绝不手软。印度宪法第356条允许中央政府在宪法危机时暂停地方政府职能，以确保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③据统计，从印度独立到1969年这一条款被使用12次，而1970—1987年使用的次数竟高达39次。④ 1977—1979年间，她还实施了长达21个月的紧急状态，起因是法院宣布其议员资格无效，引发民众要求其下台的抗议浪潮。其间，她对反对派进行了强力镇压，数百人被捕，人权受侵犯。⑤人们也将这一时期看作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历史上“不光彩”的“集权统治”时期。⑥ 1984年，当锡克教分离主义者以武力要求独立建国时，她下令对武装分子盘踞的锡克教圣地金庙发动军事进攻，击毙450人。军事行动虽取得胜利，但引发锡克人对她的仇恨，5个月后她在自己的住所被其锡克教卫兵刺杀身亡。①

印度现任总理莫迪被公认为是继英吉拉·甘地之后印度政坛出现的第二位强势总理。②莫迪的强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势地位。莫迪领导的执政联盟在人民院（议会下院）占有近2/3的席位，其所在的印人党席位也已超过半数，是过去30年来印度政坛首次再现“一党独大”的局面。③稳定的议会多数可以确保莫迪政府决策时免受反对党以及盟党的掣肘。当年辛格政府在印美核协议问题上态度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受到左翼政党（为辛格政府提供院外支持）的牵制。同时，莫迪上台以来，印人党还不断在地方扩大地盘，截至2016年底，该党在全国29个邦（含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中的15个邦或单独或联合执政。④

二是强势作风。莫迪四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其强势作风就远近皆知，而他对任内古吉拉邦2002年骚乱的处理方式更广受诟病。⑤因此，其上任之初许多人就认为他会特立独行，更有人担心他会独断专行，而成为让印度民主倒退的第二个英吉拉·甘地。①上台以来，莫迪的强势作风在内外政策上都表露无遗。对内，最突出的表现当属其强推的“废钞令”。2016年11月8日，莫迪以反腐为名，突然宣布废除面值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纸币，因其占流通现金的86%，而给民众的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不便，印度当年GDP增长率也因此少了1个百分点。②据报此举事前未经专业部门的充分论证和议会的充分辩论，事后莫迪又拒绝向媒体作充分解释，因此有评论称其独断作风堪比当年英迪拉·甘地的银行国有化举措。③对外主要体现在其对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政策上。莫迪上台后强势打压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具体举措如下：为印巴和谈设限，只谈反恐（即要求巴基斯坦打击其境内的反印极端组织），拒谈克什米尔问题；首度公开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俾路支分离运动④；高调宣布越境对巴控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据点”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⑤；联合阿富汗、孟加拉国和不丹一起抵制原定在伊斯兰堡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峰会等。2015年9月，尼泊尔通过新宪法，因其未能满足国内与印度关系密切的马迪西人的政治诉求，莫迪政府连续发表声明提出批评，并变相封锁尼印边境口岸⑥，令地震后重建任务艰巨的尼泊尔形势雪上加霜，直到2016年初尼泊尔通过宪法修正案，尼印边境封锁才得以解除。

三是傲骄的政治抱负。莫迪2014年在获胜感言中表示，他将带领印度人民“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并将“帮助全体12.5亿印度人民实现梦想”。①而当时印人党的竞选口号就是“一个印度，伟大印度”。2016年，莫迪再次表示“印度将领导21世纪”②，并称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即让印度成为发达国家”。③可见，莫迪的政治抱负不仅是要让印度伟大，也要让自己成为超越尼赫鲁、英吉拉·甘地和瓦杰帕伊④的政治伟人。⑤因此，莫迪突破不结盟政策，既有印人党拒绝国大党政治遗产的考虑，也受莫迪本人独树一帜的政治理想的驱动，政治强势则是其有所作为的强大资本。而莫迪选择与美国走近，则是因为他认为美国能帮助印度崛起，并相信在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印度越靠向美国，也越能引起中国对印度的重视。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