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的崛起使得中美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性，中国学者对此有较为普遍的共识。与此相关，中国学者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应当与俄罗斯结盟，以便应对美国的压力？支持者认为，中俄结盟可以增强中国对美国的防御和威慑能力，并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反对者的观点是，中俄结盟将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困难。①而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中俄结盟，那么当中国面临与美国爆发武装冲突的危机时，俄罗斯是否履行对中国的安全承诺？如果其履行安全承诺的可能性较大，那么中俄结盟或许对中国是有利的；如果其履行安全承诺的可能性较小，那么中俄结盟对中国基本是不利的。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以及它们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其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现有理论为解答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然而，现有理论尚未讨论上述两个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结盟大国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因此，现有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肯定现有理论解释力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解释结盟大国是否履行联盟承诺的必要条件。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关于大国、联盟、履行安全承诺的工作定义，并分析现有理论的优势与局限。第二部分提出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作为解释其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中介变量。第三部分讨论案例选择的依据。笔者选择1936年法国背弃对苏联的安全承诺和1939年意大利履行对德国的安全承诺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第四和第五部分依据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来检验理论的效力。②第六部分简要论述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笔者试图讨论现有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的经验现象，即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第二，基于现有理论，笔者提出了解释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中介变量，即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第三，笔者选取对国际关系产生持久和重大影响的案例，以多国档案为基础，检验和发展一个关于结盟大国履行安全承诺的理论。

国际关系学者对“大国”的定义侧重不同。然而，多数学者强调，一个大国的基本特征是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时常面临卷入与其他国家的武装冲突的风险。因此，本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可以维护国家的生存，还可以扩大国家的影响。①相比之下，“中等国家”或者“小国”的军事能力较弱，它们不得不依赖外部的军事援助保证生存。②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射能力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本文将“大国”定义为“在某个地区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国家”。

国际关系学者对“联盟”的界定主要强调结盟国家彼此有安全承诺。根据承诺的形式，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将联盟分为“正式联盟”(alliance）和“非正式联盟”(alignment)。③如果大国之间结成正式联盟，那么要判断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将根据联盟成员是否履行针对敌国的联盟条约的义务。如果大国之间结成非正式联盟，那么要判断它们是否履行安全承诺，将根据联盟成员是否履行针对敌国的预先达成的默契。讨论国家之间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前提，是它们之间存在安全承诺。现有理论解释国家结盟主要强调两个动力，即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和联盟成员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①

国家结盟的动力与国家是否履行安全承诺存在密切的联系。格伦·斯奈德、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韦斯特曼(Patricia Weitsman)、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等人对此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格伦·斯奈德指出，结盟国家履行联盟承诺的主要原因，是联盟成员之间存在互助的需要。结盟国家是否履行承诺，将主要取决于两点：(1)盟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利益。一般来说，这样的利益是“战略性”的，即一个结盟国家试图防止盟国的资源转移到敌国手中。 (2)盟约中是否规定了某种义务。盟约本身产生的义务具有法律和道义效力，同时也具备政治价值。例如，结盟国家是否履行安全承诺将影响其信誉。②简言之，正如格伦·斯奈德指出的，结盟大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其对国际道义的考虑，是履行安全承诺的必要条件。

柯庆生和杰克·斯奈德专门讨论了共同外部威胁对结盟大国履约的影响。他们强调，决策者对攻防对比的认识，影响结盟大国对外部威胁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行为。如果当时进攻性战略占优势，那么结盟大国担心其盟国被敌国迅速击败导致自己被孤立，因此其履行对其盟国的安全承诺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进攻性战略更有效。因此，当奥匈帝国面临与俄国的武装冲突时，德国履行了对奥匈帝国的安全承诺。相反，如果当时防御性战略占优势，那么结盟大国认为其盟国可以与敌国长期消耗，因此其背弃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防御性战略更有效。因此，英国、法国、苏联都希望将其他国家作为制衡德国的主要力量。英、法、苏结盟缔约谈判失败，苏联转而与德国合作。①这一理论解释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结盟大国对缔约或履约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然而，这一理论不能解释当各主要国家对攻防对比作出类似判定时，为何不同国家对同一盟国采取不同政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进攻性军事战略占优势，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德国履行了对奥匈帝国的安全承诺。然而，同样是奥匈帝国的盟友，意大利却与英、法、俄合作，反对德奥同盟。由此可见，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对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的解释力是不充分的。

韦斯特曼的理论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既讨论国家是否会结盟，又讨论结盟国家如何维持联盟关系。她的理论同时涉及国家是否结盟和是否履约的问题。她强调，联盟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的程度和联盟成员相互威胁的程度，共同决定联盟的紧密程度（alliance cohesion)。也就是说，联盟成员受到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越高，并且其互相威胁的程度越低，联盟关系的紧密程度就越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同盟即属于此种情况。相反，联盟成员受到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越低，并且其互相威胁的程度越高，联盟关系的紧密程度就越低，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国家间联盟还可能出现下述两种情况：(1)联盟成员受到的共同外部威胁低，且它们互相威胁程度也低，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同盟；(2)联盟成员受到的共同外部威胁高，而它们之间互相威胁程度也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同盟。出现这两种情况时，联盟合作的紧密程度是不确定的。①韦斯特曼将联盟成员的相互关系引入分析是值得肯定的，她的经验研究也增进了人们对联盟内部运作机制的认识。然而，她的理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她给出的两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结盟国家受到外部威胁的程度部分地决定了联盟成员相互威胁的程度，反之亦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存在冲突。然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相互威胁的程度，部分地受到它们共同的敌人（法国）对它们政策的影响。如果两个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那么研究者应当将两个自变量整合成为一个新的变量，并重新检验包含这个新变量的理论。第二，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威胁程度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威胁程度深受联盟成员各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韦斯特曼或许应当阐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联盟的紧密程度有何影响。

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等人的研究部分地弥补了韦斯特曼研究的局限性。利兹检验了1816—1944年结盟国家在战争期间的履约实践。她指出，约75％的联盟承诺得到履行，而约25％的联盟承诺未得到履行。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结盟国家的违约成本不同。经验显示，大国和非民主国家不太容易履约，小国和民主国家较容易履约。因此，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该国的国内政治决策机制是否出现了变化，是决定该结盟国家是否履约的最佳预测依据。②利兹的研究为讨论联盟成员的政治体制对履约的影响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然而，利兹的研究在解释对象、变量关系和定量编码等方面存在一些局限。

在确定解释对象时，利兹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 (1)主权国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盟对理解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利兹仅讨论了主权国家之间存在条约的正式联盟。这有利于她通过定量编码的方式检验理论，但也导致她的理论忽略了非正式联盟的履约问题。(2)在利兹所检验的时代中，大国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小国，利兹发现小国比大国更容易履行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然而，她没有明确讨论结盟大国的履约条件。因此，她的理论没有完全回答关于结盟国家履约的最重要的问题———结盟大国是否履约？(3）利兹讨论了在战争期间结盟国家的履约问题。因此，她控制了联盟成员面临的外部威胁，集中分析了政治体制对履约的作用。只检验爆发战争情况下的结盟国家的履约，使得她更易系统地收集关于履约的经验证据。然而，利兹没有检验当结盟国家面临战争风险而战争没有爆发时结盟国是否履约。如果一个结盟大国背弃对盟国的安全承诺，那么将可能出现绥靖之下的和平。虽然联盟的安全承诺并不一定总是明确规定了这种情况下联盟成员的互助义务，但是，联盟是其成员应对共同威胁的政策工具，如果一个关于联盟的理论仅从法律层面考虑履约问题，而忽视履约的政治意义，那么这个理论就忽视了其本该解释的重要经验现象。

在检验变量关系时，利兹给出的因果机制不能完全排除同义反复的情况。关于这类问题，笔者仅举一例。利兹讨论了联盟成员与非联盟成员组成新联盟（the formation of a new outside alliance）对既有联盟的影响。①设存在A国和B国组成的联盟，C国不是该联盟成员。利兹讨论A国与C国结盟对A国履行对B国安全承诺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一观点，利兹首先观察到A国与C国结盟的事实。之后，她按照设定的标准对这一事实进行编码。最后，她讨论这一事实对履约产生的影响。然而，若C国是A—B联盟的敌国，则A国和C国结盟自然意味着A国背弃了对B国的安全承诺。这是研究者对同一个国际关系事件的两种不同表述，而利兹却将其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①因此，在利兹的研究设计中，自变量和因变量很可能是重合的。尽管如此，利兹的研究思路仍然很有启发性。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A—C结盟的“事实”会对A国的行为产生何种影响。更有意义的问题是，A国存在与C国结盟的“可能性”，会对A国的行为产生何种影响。这将成为本文努力的一个方向。

除了试图在研究内容上创新外，利兹还试图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基于现有数据库，她开发了新的数据库，并使用定量方法讨论联盟履约问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依据同一套编码检验和发展理论。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联盟政治的复杂性导致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联盟产生不同的认识，进而导致编码出现系统性差异。例如，对同一个联盟，一个研究者认为联盟是防御性的，另一个研究者认为联盟是进攻性的；一个研究者认为该联盟的主要对手是M国，另一个研究者认为该联盟的主要对手是N国。事实上，这个联盟的某个成员在时间点t1认为主要对手是M国，另一个成员在时间点t2认为主要对手是N国。这个联盟的动机是混合型的，其主要对手在不同时间段内发生了变化。无论利兹的编码标准多么严格，她的研究无法完全解决测量的效度（validity）问题。②只要不同研究者对同样的经验现象的编码出现系统性的差异，那么不同的研究者通过统计检验的结论很可能大相径庭。结果，不同的研究者对因果关系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编码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澄清国际关系事实是有益的，但并不利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

综上，现有理论解释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主要强调两个因素的作用，即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和联盟成员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本文对这两个因素的界定如下：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大，则意味着联盟成员面临与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较大；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小，则意味着联盟成员面临与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联盟成员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则意味着联盟成员共享某种政治体制或者意识形态；联盟成员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小，则意味着联盟成员既不共享某种政治体制，也不共享某种意识形态。本文将使用现有理论预测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行为，进而讨论其再结盟的可能性对履行安全承诺的影响。

现有理论对结盟大国是否对联盟成员履行安全承诺行为的预期如表1所示。当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大并且联盟成员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时，结盟大国更有可能履行其对结盟大国的安全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履行安全承诺意味着两国强化彼此的安全并增强彼此的国内政治基础。例如，1939年，英国和法国结盟应对德国的军事压力。当德国出兵波兰后，英国对德宣战。考虑到英法面临德国的共同威胁和英法民主体制与德国纳粹体制的差异性，法国也对德宣战。相反，当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小并且联盟成员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小时，结盟大国更有可能背弃其对结盟大国的安全承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缓和了与意大利的关系。与此同时，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向巴尔干扩张的问题上存在矛盾。①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 Ⅲ）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Ⅱ）的私人关系并不融洽，意大利国王甚至私下嘲笑德国皇帝需要意大利为其提供服装上的饰品。①在帝国主义时代，君主的个人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君主的私人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关系。因此，当1914年奥匈帝国面临与俄国的军事冲突时，意大利背弃了对德奥的承诺。

现有理论对两个自变量同时取极值的情况作出了强有力的解释和清晰的预测。然而，现有理论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如表2所示，现有理论可预测的情况受“选择性偏差”的影响②，这导致现有理论只能解释小概率事件。设存在一个由两个大国（A国和B国）组成的联盟，A—B联盟针对的目标为X国。若A国与B国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大，且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则X国会预测当其与A—B联盟发生武装冲突时，A国和B国会互相履行对彼此的安全承诺。这种预测会导致X国降低对A国或B国的威胁程度。若A国或B国提高对X国的威胁程度，则X国会作出让步，以避免在武装冲突爆发后A国与B国互相履行对彼此的安全承诺而使X国遭受更大的损失。X国的这一政策降低了其与A—B联盟发生武装冲突的概率，进而降低了A国与B国对彼此履行安全承诺事件发生的概率。反之，若A国与B国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小，且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小，则A—B联盟可能在尚未与X国发生武装冲突时解体。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发生A国与B国针对X国履行安全承诺的事件。因此，只有在两个自变量发生交互作用时，结盟大国履约问题才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现有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两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即一个结盟大国在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考量不匹配的情况下是否履行对结盟大国的安全承诺。设存在一个由两个大国（A国和B国）组成的联盟。A—B联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1)A国与B国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大，但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小。A—B联盟增强了A国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但是削弱了A国的国内政治基础。 (2)A国与B国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小，但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A—B联盟增强了A国的国内政治基础，但同时增加了A国卷入与本国威胁来源无关的事件中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当B国面临卷入与外部的武装冲突的危险时，A国是否履行对B国的安全承诺？

现有理论以上这一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笔者拟将一个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作为解释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中介变量。若存在A—B联盟，则A国“再结盟”可能具有两种含义。第一，A国维持与B国的联盟，之后与另一大国（以下称C国）结盟。第二，A国背弃与B国的联盟，之后与C国结盟。本文将讨论A国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对A国履行对B国承诺的影响。

影响A国对B国履行安全承诺的主要因素是A—B联盟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其国内政治考量不匹配的难题。A国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影响A国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条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对一个结盟大国来说，如果它与其他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越高，那么它履行既有安全承诺的概率就越低。反之，如果它与其他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越低，那么它履行既有安全承诺的概率就越高。因此，若存在A—B联盟，对A国来说，如果它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越高，那么它履行对B国的安全承诺的概率就越低。如果它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越低，那么它履行对B国的安全承诺的概率就越高。

如果A国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较高，那么两国可能面临较大程度的共同外部威胁，可能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可能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如果A国与C国面临较大程度的共同外部威胁，但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小；或者A国与C国面临较小程度的共同外部威胁，但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那么，对A国来说，A—C联盟与A—B联盟在性质上是相同的。A国都需要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不匹配的难题。在A—C联盟中，A国可以得到在A—B联盟中所获得的类似的好处，并承担在A—B联盟中所承担的类似成本。如果B国面临严重威胁以至于A国有可能卷入武装冲突，那么A国会尽快与C国结盟，并寻找破坏A—B联盟的借口，这可以使得A国避免承担立即卷入武装冲突的成本。如果A国与C国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较大，并且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较大，那么对A国来说，A—C联盟优于A—B联盟，A国将尽快与C国结盟，并寻找破坏A—B联盟的借口，这可以使得A国解决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考量不匹配的困难。因此，若A国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越高，则A国背弃对B国的安全承诺的可能性也越高。

如果A国与C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较低，那么A、C两国既不面临较大程度的外部威胁，也不分享类似的政治体制或者意识形态。若只存在A—B同盟而不存在A—C同盟，那么A国与B国之间有安全承诺，而A国与C国之间没有安全承诺。如果B国面临严重威胁以至于A国有可能卷入武装冲突，而A国拒绝履行对B国的安全承诺，那么A国将失去B国对A国履行安全承诺的可能性，从而导致A国丧失外国给予的安全承诺。这意味着A国会遭到国际孤立，其地位会显著恶化。相反，如果A国履行对B国的安全承诺，那么A、B两国可以协调对C国的政策，A国以对B国在武装冲突中提供支持为代价，避免遭到C国的孤立，A国的地位没有显著恶化，因此A国会搁置A、B两国之间的分歧，履行对B国的安全承诺。

综上，现有理论将外部威胁和国内政治作为解释结盟大国履行安全承诺的自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解释其履行既有安全承诺的中介变量。如果A、B两个结盟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条件之间存在不匹配，那么A—B同盟存在较强的脆弱性，A、B两国相互履行安全承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存在这种不匹配问题，则A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决定了A国对B国履行承诺的可能性。因此，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其是否履行既定安全承诺的必要条件。

为了检验结盟大国“再结盟可能性”的效力，本文拟选取以下两个案例：(1)1936年德军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后，法国拒绝履行对苏联的安全承诺；(2)1939年德军威胁占领但泽（Danzig）时，意大利履行对德国的安全承诺。这两个案例符合讨论结盟大国再结盟问题的前提条件。英、法、德、苏、意是当时欧洲军事能力强大的国家①，1936年法苏之间和1939年德意之间都有联盟条约。在此基础上，笔者选择这两个案例，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如表3所示，在这两个例子中，结盟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考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匹配。因此，现有理论不能完全预测结盟大国的行为。选择这两个例子可以使笔者控制自变量的影响，观察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1935年，德国的重整军备政策促使法国和苏联缔结同盟条约。然而，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削弱了法苏同盟的稳定性。当苏联面临严重外部威胁时，法国对苏联的态度存在不确定性。与法苏同盟类似，德意同盟也存在不稳定性，对德国和意大利来说，两国间类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是其结盟的主要原因。两国相似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压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国对凡尔赛体系的不满和所谓“收复失地运动”(irredentism)。①此外，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排犹社会思潮在德意两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类似的意识形态促使德意两国形成法西斯政治体制。1936年11月，在争夺奥地利的背景下，德意两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9年5月，在德意存在战略利益分歧的情况下，德意结成了所谓的“钢铁同盟”。这既反映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一致性促进了德意合作，也意味着当德国可能卷入武装冲突时，意大利对德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

第二，在控制自变量的基础上，笔者希望能够观察到中介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因变量的变化的。因此，笔者应选择中介变量和因变量都发生变化的案例。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中介变量（与他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和因变量（是否对联盟成员履行安全承诺）的取值发生了变化。1936年，法国存在和英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而法国拒绝履行对苏联的安全承诺。1939年，意大利不存在与任何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而意大利履行了对德国的安全承诺。笔者选择了一个正案例和一个负案例，其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取值都发生变化，为笔者检验两个变量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第三，法苏同盟和德意同盟中结盟大国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持久、重大的影响。这使得这两个案例具备检验理论必要条件的能力。1936年，若发生了法苏同盟针对德国出兵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制裁，则法国、苏联和德国之间很可能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将引发世界大战。类似地，1939年夏，若意大利背弃对德国的安全承诺，则德国将丧失在西线牵制英法军队的重要条件，进而可能会改变其在东线发动攻势的计划。考虑到上述两个反事实假设的重大影响，相关结盟大国是否履行既有安全承诺是检验理论的关键案例。如果一个解释战争爆发原因的理论没有成功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无论该理论能解释多少场其他战争爆发的原因，这个理论也需要被修正。类似地，如果现有理论没有解释法苏同盟或者德意同盟中结盟大国履行安全承诺的情况，那么现有理论也需要被修正。因此，检验这两个案例不仅有助于理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战争的进程，而且有助于检验和发展关于结盟大国履约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与苏联的关系受两大因素影响，意识形态差异是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德国的复兴则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动力。考虑到法苏的意识形态差异难以消除，德国对法政策是影响法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原因。1925年2月，德国对法国提出，它准备接受《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中关于法德边界的条款，承认莱茵兰地区为非军事区，并由英国和意大利保障法德边界安全。①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缔结了《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根据公约规定，若法德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则各缔约国有义务对违反协定的国家施加制裁。在法德关系相对缓和的背景下，法国逐步撤出了在莱茵兰地区的驻军，并对苏联提出的缔结法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倡议反应谨慎。然而，自1931年开始，法德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加剧。德国试图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而法国则认为德国试图以关税同盟实现德奥合并（Anschluß)，进而实现中欧霸权。在法国的反对下，德奥关税同盟计划失败。1932年夏秋之际，法德裁军谈判陷入僵局。9月，德国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加速推动法苏合作。11月，法国在其盟国罗马尼亚尚未与苏联解决领土争端的情况下，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成为法苏关系合作性增强的一个标志。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为法苏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1932年12月，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大国承认德国享有平等发展军备的权利，德国重新回到裁军会议。①此时，法德军力平衡暂时有利于法国。1932年夏，法国在本土部署了32万部队，其中22.6万人得到了超过6个月的训练。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规模不得超过10万人。因此，经过训练的法军是经过训练的德军的2倍多。然而，德军官兵的服役时间更长，专业化程度更高②，考虑到经济能力和人口资源，德军的发展潜力比法军的发展潜力更大。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在各国达成裁军协议之前，德国就采取实际步骤重整军备。1933年10月，德国不仅再次退出裁军会议，而且还同时退出了国际联盟（以下称“国联”）。

德国重整军备促进了法苏的合作。1933年8月，法国和苏联签署贸易协定，排除了苏联机械品进入法国的障碍，提高了从苏联进口的配额。③ 9月13—22日，法国空军部长访问苏联，参观了苏军的装备和军事院校，并建议起草双方在战时进行工业技术援助的协定。④ 10月31日，法国首次对苏联提出结盟的建议，认为在德国备战的情况下，法苏应考虑签署互助协定。⑤ 11月19日，法国提出苏联应加入国联，以便反对德国修改国际条约的企图。①经过考虑，苏联对法国的倡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2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访问意大利期间会见了法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维诺夫谴责了德国重整军备的政策，他希望法苏能够就所有的欧洲问题互相协商，并重建在旧时代的亲密关系。②李维诺夫所说的“旧时代”指的是1914年之前的时代。当时法俄之间存在针对德国的军事协约。李维诺夫以此暗示苏联对法苏互助协定的期待。12月28日，苏联对法国的结盟倡议作出了答复，表示苏联准备在某种条件下加入国联；苏联不反对在国联的框架内组成反对德国侵略的互助性的地区公约；而且只要法国和波兰参加，那么苏联准备与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缔结协定③；在区域互助公约的框架内，针对任何一个缔约国的侵略将导致其余缔约国对侵略国的联合制裁。这表明苏联愿意推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然而，在缔约谈判中，法苏双方采取了不完全相同的立场。第一，对互助协定的形式，法国和苏联的侧重点不同。法国重视各国间的多边互助公约，而苏联则重视法苏间的双边互助公约。在法国看来，东欧各国首先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公约，之后将法苏互助协定作为有关东欧区域公约的保障。④然而，苏联强调法苏双边互助的性质⑤，苏联并不反对订立多边互助公约，但是苏联认为法苏互助公约具有最重要的意义⑥。第二，法国提出，在法苏一方遇到威胁时，法苏互助将取决于国联程序；而苏联则强调法苏互助的自动属性。①第三，法苏对波兰是否参加东欧区域公约的态度不同。1934年1月德波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宣布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双边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德国对波兰的重大让步。因此，波兰不愿因参与法苏合作而损害德波关系。考虑到波兰与苏联之间的领土争端，波兰更不愿意法苏合作使苏联在苏波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然而，苏波紧张的政治关系是苏联坚持要求波兰参加东欧区域公约的主要原因。考虑到波兰是法国的盟国，苏联就此问题对法国施加压力；而法国则试图平衡法苏关系与法波关系。②

尽管法苏之间存在分歧，两国在反对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立场却是一致的。因此，对上述三个分歧法国和苏联都作了妥协。作为法国对苏联的让步，在并未缔结多边公约的情况下，法国与苏联缔结了双边同盟条约。作为苏联对法国的让步，苏联接受了法苏同盟并未改善苏波关系的现实。作为双方妥协的产物，法苏同意在一方遭到威胁时另一方立即提供援助，但同时强调行动的基础必须与国联宪章一致。③ 1935年5月2日，法苏缔结了为期5年的联盟条约。条约第一条指出，当法国或者苏联受到威胁或者面临某个欧洲国家侵略的危险时，苏联和法国将立即进行互惠性的磋商，讨论采取何种措施，以便根据国联宪章的规定行动。条约第二条指出，当法国或者苏联在未挑衅的情况下面临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时，苏联和法国将立即对彼此予以互惠性的援助。

在法苏同盟谈判的过程中，法国始终要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考量不匹配的难题。1935年3月，英、法、意召开会议。在会上，法国外长赖伐尔(Pierre Laval)指出，法国对苏维埃体制没有特殊的同情，但是法国愿与一切准备维护现有条约的领土条款的国家合作。④赖伐尔的意见表明，法国需要法苏同盟作为制衡德国的手段。然而，法苏意识形态的差异阻碍了两国合作。例如，法国军方支持法苏结盟，但却对法苏订立具体的军事协定抱有疑虑，订立具体的军事协定意味着双方参谋和技术人员的大量互访，法国担心这会给苏联渗透法国提供机会。① 1935年7月27日，赖伐尔就法苏的意识形态分歧对德国大使作了阐述。赖伐尔指出，法国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有认识，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反对这种意识形态，法国并未低估这种威胁。法国国内反对签署法苏条约的声音很大。法苏条约只有5年时间，因此从长期看法国并不想执行旧时代的政策。②这一谈话既是法国缓和法德关系的策略，也体现了法国对苏联的担心。

在法苏谈判期间，法国已经估计到德国可能使用武力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③当这一问题成为法国的安全问题后，英国就成为法国外交中的重要因素。根据1926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如果法德边界发生军事冲突，那么英国有义务对“侵略者”予以制裁。这意味着如果德军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并以此作为进攻法国的一个步骤，那么英国将援助法国。这样，德国对法国的军事压力越大，英法结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德国仅在莱茵兰地区驻军设防，并未进攻法国，那么英国承担的义务是模糊的。《洛迦诺公约》是国联框架下的产物。因此，法国试图将《洛迦诺公约》与法苏同盟条约兼容。在法苏谈判期间，法国强调法苏同盟条约必须符合国联框架，因为它不能以失去英国对法德边界的保障为代价缔结法苏同盟条约。④

1935年5月至1936年初，德国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这使得法国外交呈现出两个新特征。第一，法国政府努力推动法国议会批准法苏同盟条约。第二，法国加强了与英国的政策协调。①与法国和苏联类似，英国也面临德国重整军备的压力。然而，与苏联不同，英国与法国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对法国来说，英法联盟比法苏联盟更为可靠。考虑到《洛迦诺公约》的规定，如果德国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那么英法结盟的可能性很大。因此，1936年初，法国调整了对外政策的重点。2月17日，法国议会批准1935年签订的法苏同盟条约。然而，法国对外政策倚重的对象却从苏联变成了英国。在法国议会批准法苏同盟条约的当天，法国内阁会议决定，当德国破坏关于非军事区的规定时，法国将不采取单独行动。只有在《洛迦诺公约》缔约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国才会采取行动。或许，只有在国联作出有利于法国的决议之后，法国才会采取行动。② 3月3日，法国向英国通报了上述立场。③法国的内阁决定表明，在法国已批准法苏同盟条约并且德军尚未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时，法国已经准备放弃对苏联的安全承诺了。英法结盟的前景是法国作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以法苏同盟条约和《洛迦诺公约》不相容为由，宣布德国不再承担对《洛迦诺公约》的义务。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非军事区引发了国际危机。危机爆发后，法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不是与苏联合作制裁德国，而是谋求与英国结盟，法国要求英国给予法国新的安全承诺。要么英国在不需经过德国同意的情况下，将主要由英军组成的国际部队部署在德国的领土上；要么英国立即与法国开始军事当局之间的谈判，讨论英国如何对法国提供援助。④在英法合作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法国将法苏同盟从一个政治现实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法国提出，法德都应该接受海牙国际法庭关于法苏同盟条约是否与《洛迦诺公约》相容的判决。如果判决结果对德国不利，那么德国要接受《洛迦诺公约》缔约国的条件。但如果判决的结果对法国不利，那么法苏同盟条约就是无效的。①在苏联看来，法国的政策表明法国准备背弃法苏条约的义务，这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时，李维诺夫明确指出，他对目前的国际局势感到“忧虑”(anxiety)，他认为法国将法苏条约提交到海牙国际法庭是不必要的。②然而，英法合作水平的提升使得法国更不愿意履行对苏联的安全承诺。1936年3月18日，英国同意与法国讨论当德国对法国进行攻击时英法所采取的反制行动。③当英国准备加强英法合作时，法国未与苏联协商应采取何种措施制裁德国，就默默地接受了莱茵兰地区的重新军事化。

1936年4月15日，英国开始了与法国的军事谈判④，这就为法国将法苏关系由同盟关系降低为一般国家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6月24日，法国总参谋部指出，法国应当和苏联通过正当的外交渠道交换意见，而不进行参谋人员的谈判。⑤这表明法国军方对发展法苏军事关系的消极态度。11月10日，法国驻苏大使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对李维诺夫解释了法苏合作困难的原因：“现在有一种思潮认为与苏联的合作只能导致共产主义，这种恐惧心理削弱了德国的威胁带来的恐惧，从而导致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无法合作。”⑥11月28日，法国外长德尔博斯（Yvon Delbos）对其罗马尼亚盟友的谈话，表明了法国已经不再关心法苏同盟的实际功能。德尔博斯指出，建立法苏同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苏德接近，现在德日已经结盟了，因此苏德接近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某种情况下，法苏同盟是可以改变的，60％的法国人都希望和德国缓和关系。①在英法深化合作的背景下，法苏同盟名存实亡。

法苏结盟时，法国和苏联都面临平衡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考量不匹配的困难。德意结盟时，德国和意大利也面临类似的问题。1933—1937年，德国与意大利的对外政策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德国将德奥合并作为建立“大德意志国家”(Großgermanisches Reich）的关键步骤；而意大利管辖的南蒂罗尔地区（South Tyrol）居住着大量的德意志人。鉴于该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意大利担心德奥合并会导致德国对意大利提出领土要求。因此，意大利既反对德国重整军备，又反对德奥合并。然而，德意两国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动力。德意都认为共产主义是欧洲稳定的威胁，即使在德意关系紧张时期，意大利也多次向德国表明了反苏、反共的立场。②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后，德国开始向意大利提供军事援助。③ 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希特勒公开声明南蒂罗尔地区属于意大利④，这就为德意结盟消除了重要障碍。

然而，1938年秋至1939年春，德意两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不同的，集中表现为两国对英国政策的差异。自1938年5月开始，德国不断要求与意大利缔结同盟条约。①然而，意大利搁置了德国的倡议，以便谋求与英国的合作。②意大利外长齐亚诺（Galeazzo Ciano）指出：“我们必须让两扇门都开着，现在签订（德意）同盟条约，或许会把并非不重要的那扇门关闭。”③ 1938年10月28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对齐亚诺指出，或许三至四年内会爆发战争。④因此，他希望意大利能够接受德国的结盟建议。然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却指示齐亚诺推迟缔约。墨索里尼声称，推迟缔约并不等于拒绝缔约，轴心国的团结即使是在没有盟约的情况下也是完整的。⑤次日，墨索里尼通过齐亚诺向里宾特洛甫递交了信件，指出如果形成防御性联盟，那么这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紧急的。如果问题不是一个防御性联盟，而是一个进攻性联盟，那么德意必须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确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⑥这一信件表明，意大利对德意结盟倡议明显有所保留。1939年1月11日，墨索里尼会见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时指出，德意轴心是意大利政策的基础，但这不意味着意大利不能与英国发展友好关系。他对英意之间交换军事情报感到满意。⑦

除了对英政策分歧外，德意两国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也存在分歧。1939年2月4日，墨索里尼在大法西斯团（Grand Council of Fascism）会议上指出，意大利与法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意大利将在1942年底发动对法国的战争。这是墨索里尼首次阐述意大利参战的时间。①在德意同盟条约谈判时，墨索里尼明确提出，轴心国应有不少于3年的和平时期。② 4月5日，德意两国军事当局开始谈判。德方指出，在近期就与英法进行战争是不合适的，战争最好发生在几年后（例如三四年后）。当德意已有足够的军事准备后，两国可以同时发动突然袭击，以便最大程度地保证成功。③德意两国政治谈判确认了军事当局的上述意见。5月初，里宾特洛甫会见齐亚诺时指出，德国需要一段时间的和平，这不应当少于4年或者5年。德国准备用这段时间加速发展军备。④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1939年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协定。截至此时，德意在有关战争爆发时间上的看法是相同的。

然而，出乎意大利的预料，缔结德意联盟条约不足2个月，德国就改变了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1939年7月20日，齐亚诺收到了令他感到震惊的消息：德国准备于8月14日出兵占领但泽。⑤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德国将很快与英国、法国和波兰发生武装冲突。根据德意同盟条约，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但是，意大利并未做好战争准备。因此，齐亚诺不得不亲自拜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德方澄清立场。这次会谈对齐亚诺来说是艰苦的，因为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敦促齐亚诺支持德方的新立场。里宾特洛甫根本不愿意讨论齐亚诺提出的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他承认之前认为德国需要两三年的准备时间，然而现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⑥希特勒则明确指出，在任何时候德国都有可能对波兰采取行动，军事行动最晚将于8月底开始。齐亚诺强调，过去德国曾同意要有两三年的和平时间。希特勒打断了齐亚诺的话，声称那个判断是对的，然而波兰的挑衅和局势的恶化使得德国要采取必要措施。①会谈结束后，齐亚诺感到，“就德国人而言，与我们结盟只意味着迫使敌方以若干个师对付我们，从而缓和德国战线的局势”。②

虽然意大利不满德国的对外政策，但除了德国之外，意大利没有与其他任何大国结盟的选择。对意大利来说，德意同盟主要是针对法国的。1936年之后，在英德关系、法德关系有所缓和时，法意关系也是紧张的。因此，1939年当英德关系、法德关系都紧张时，作为德国盟国的意大利很难与法国结盟。而对德国来说，德意同盟主要是针对英国的。1939年3月英国和波兰签订互助协定之后，英德关系日益尖锐化。意大利与英国结盟意味着意大利与德国为敌。德国不仅会断绝对意大利的援助，还可能撕毁关于德意边界的保证。因此，1939年意大利很难与英国结盟。对墨索里尼来说，如果他采取主动，那么除了德国之外，苏联是唯一一个可能与意大利结盟的国家。毕竟，苏联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战争即将爆发时，苏联需要寻找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然而，在英、法、德关系紧张的关键时刻，德国和意大利对苏联的政策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墨索里尼失去了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最后机会。与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政策相比，墨索里尼的政策具备更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墨索里尼认为，德意对苏政策的目标不能超过防止苏联与英法合作。否则，那样的政策将动摇轴心国的基础。③ 1939年5月，德意结盟谈判期间，齐亚诺指出，轴心国对苏和解不能走得太远。墨索里尼认为，考虑到意大利的国内政治，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是不可能的。④这种判断意味着，意大利关上了意苏关系的大门。8月11日，里宾特洛甫对齐亚诺指出，德国正在和苏联进行秘密谈判。这表明苏联获得了改善国际环境的新选择。自然，这就降低了苏联谋求与意大利合作的可能性。德意不同的对苏政策产生的后果是，意苏结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结果，意大利既不能缓和与法国的敌对关系，又不能冒遭到德国惩罚的风险与英国结盟。在意苏关系紧张而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如果意大利拒绝履行对德国的安全承诺，那么它将同时遭到英法合作和德苏合作的双重压力，这是意大利无法承受的。

至1939年8月中旬，除了履行对德国的安全承诺外，意大利已经别无选择。8月21日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件反映了意大利的政策。墨索里尼认为，形势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情况：(1）如果德国攻击波兰而冲突仍然是地方化的，那么意大利将提供德国要求的援助。 (2）如果波兰及其盟国进攻德国，那么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 (3）如果德国攻击波兰导致英法反击德国，那么意大利将不采取进攻行动，意大利的军事准备不足。对此问题，意大利已经反复对德国作了解释。 (4）如果谈判因为某些国家的固执而破裂，导致德国使用武力，那么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① 8月27日，希特勒致信墨索里尼，免除了意大利宣战的义务。但希特勒要求意大利继续进行军事准备，以便对英法施加压力。此外，里宾特洛甫要求意大利在宣传上支持德国，墨索里尼接受了这些要求。②

1939年8月31日，战争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墨索里尼决定以更为积极的步骤支持希特勒。当日，齐亚诺接见英国和法国大使并提出，如果英法能劝说波兰放弃但泽，那么意大利愿意劝说德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泽危机。英、法、德、意将于9月5日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引起目前冲突的《凡尔赛和约》的各项条款。③这一建议的本质是，在德国威胁波兰的情况下，英法要承认德国有权改变但泽的地位。9月2日下午，齐亚诺接见英法大使并指出，意大利会将上述建议通知德国。但是，意大利不会对德国施加压力。①当晚，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Viscount Halifax）与齐亚诺通电话。哈利法克斯指出，德军撤出波兰领土是召开国际会议的基本条件，只要德军仍然在波兰领土上，那么英国就不能赞同召开国际会议。此外，英国将不会承认德国在但泽制造的既成事实，但泽必须回到两三天之前的状态。齐亚诺回答说，他不认为希特勒会接受这些要求。②在与墨索里尼商量后，齐亚诺通知英法大使，意大利会将英国的意见转告德国，但是意大利不会就此问题对德国施加压力。③ 9月3日，随着英、法、德敌对行动的展开，作为德国盟国的意大利成为英法的敌国。在德国与英法的“静坐战”期间，意大利继续加强了备战措施。12月13日，墨索里尼要求意大利必须在次年夏天前完成对100万陆军的训练。征召部队将于1940年2月全面展开。至5月，意大利要将军队的规模扩大到充分使用其战争储备的程度。④换言之，1939年5月德意结盟的时候，意大利需要至少3年的和平。而到了12月，意大利却做好了1940年5月参战的准备。在支持德国的问题上，意大利做的比它承诺的还要多。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以及联盟成员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主要原因。在肯定现有理论解释力的基础上，笔者补充了新的必要条件。结盟大国的再结盟可能性是解释结盟大国是否履行联盟承诺的重要原因。笔者选择了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经验现象，检验了大国再结盟可能性对其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依据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1936年英法结盟的前景是法国背弃对苏联安全承诺的重要因素；而1939年除德国之外意大利没有再结盟选项，是意大利履行对德国安全承诺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理论观点或许可以为权衡中俄结盟提供一些帮助。美俄关系的竞争性和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决定了中俄两国始终存在结盟的可能性。2016年12月，欧盟和美国分别延长了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这既与美俄的结构性矛盾有关，也与美国的欧洲盟国与俄罗斯的冲突有关。①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缓和美俄关系，但是“竞争”仍然是美俄关系的主要特征。在欧洲地区，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的矛盾同时涉及领土、族群、宗教和经济因素，这些国家又与美国之间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关系。特朗普政府既不可能解决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又很难冒美国全球联盟体系解体的风险而放弃既存的联盟关系。因此，即使美俄关系有所缓和，其幅度也不会很大，时间也不会持续很长。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曾经达成管控地缘政治冲突的协定。但是，特朗普政府将很难与俄罗斯达成类似的协定。只要存在俄罗斯与欧洲邻国的综合矛盾和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盟，那么美国和俄罗斯就会将彼此视为欧洲地区的主要威胁。即使美俄关系有所缓和，中东欧地区的突发事件也将很可能导致美俄关系再次急转直下。与此同时，在亚太地区，俄罗斯反对美国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与美国的盟国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也难以解决。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接近，美国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将会增加，这将很可能导致美国进一步对中国采取防范措施。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将会巩固中俄在协调对美政策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试图推行对俄缓和政策，美国也并不能明显降低中俄两国结盟的可能性。

然而，若中俄结盟，则中俄联盟要面临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考量不匹配的问题。中俄之间存在广泛的国际利益，但是两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较大。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美国并不能明显降低中俄两国结盟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可以明显降低在中俄一方面临武装冲突时另一方履行安全承诺的可能性。特朗普声称，他要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并收缩美国在全球的防务承诺。在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时代，其很可能扶持较有实力的盟国成为真正的军事大国，以帮助美国分担全球防务。对美国来说，最具备这种条件的是日本，美国管控日本军事能力的发展程度将会深刻影响中国对中俄结盟有效性的判断。最近几年，日本不断发展军事力量。同时，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对日本的管控有所放松。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容忍日本发展独立的军事能力。如果日本成为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则美日关系可能出现一些新的矛盾，这将增加日俄在政治上的相互需求。日本可能会利用日俄关系与美国讨价还价，而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分化美日关系。虽然日俄存在领土争端，但日俄经济的互补性比美俄经济的互补性更强。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日俄的相似性也大于中俄的相似性。因此，一旦日本成为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大国，日俄将可能结盟。而美国将可能默许日俄同盟，以便分化中俄关系。因此，日俄结盟对美、俄、日三方来说都是可能的。若日俄结盟的可能性较大，则即使中俄结盟，俄罗斯履行对中国的安全承诺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例如，若中美因为台湾问题或者南海问题面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时，俄罗斯将会寻找借口背弃对中国的安全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说，中俄结盟对中美关系的帮助或许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