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7, 2(1): 100-129
doi: 101393D-2017-1-005
体系制衡、地区对冲与中俄关系*
亚力山大·科罗廖夫
 
【摘要】  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明显出现了用“对冲”概念来替代“制衡”和“追随”的尝试。本文认为,在分析大国政治中的“对冲”行为时,不应将其视为“制衡”和“追随”的替代,而应把它看作一个不同序列的现象。与描述大国应对体系层次力量的“制衡”和“追随”行为相反,“对冲”指涉的是在单元和地区层次上展开的国家间事务。对中俄关系的分析可以支撑这种理解。中俄在对抗单极和应对其他全球性政治问题上出现了战略性一致,但是这种战略通常不同于纯粹的双边关系,而且也不同于针对特殊地缘环境所采取的政策。中俄关系在这两个层面上的性质———两国在制衡单极的同时与对方展开对冲———意味着它们的全球性战略行为与地区性双边互动从属于将这两种行为推往不同方向的因果要素。前者是对体系层次压力的反应,而后者是多个单元层次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在分析大国关系时,对冲属于分析层次阶梯上的一个特殊层级。
【关键词】  对冲 ; 制衡 ; 层次分析 ; 中俄关系

【Abstract】 
 
一、引言:对冲研究项目和中俄关系

最近很多国际关系文献引入了“对冲”的概念,用以替代众所周知的“制衡”和“追随”概念,并且用它来描述后冷战时期东南亚小国①以及诸如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等大国②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行为模式③。“对冲”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是一种抵消性政策,它代表一种“接触并对抗的战略”④,同时它是一个混合物,包括“制衡/遏制和接触”⑤、“合作与竞争”⑥和“风险应急”,这可能会形成间接制衡,以及“最大程度的退让”,并且可能会变成有限追随。①因此,“对冲”意味着固有的矛盾或相反的行动。

目前对冲研究项目的发展并不完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难以分离出“对冲”的常规经验内涵,以及随之产生的“对冲”与其他描述多重国家行为的术语之间的混乱重叠。“对冲”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如下属性的术语,比如“间接或软制衡”②、“有限追随”③、“现实主义风格的制衡”④、“低强度的制衡”或者简单“制衡”⑤。因此,“对冲”的概念化遵循的逻辑是,通过给现有的国际关系术语加上形容词,来把握“对冲”区别于“制衡”和“追随”的某些特征。这种做法模糊了“对冲”与其他类型国家行为之间有意义的边界,并且让“对冲”成为一个概念延伸⑥的经典案例。目前,“对冲”最好被表述为一个具有多个维度的“伞形概念”①,它向多种理解和诠释开放,在分析包括多层次、多要素的大国关系时尤其如此。由于与其他术语的模糊和重叠,定义“对冲”行为并在理论上澄清聚焦于解释这种行为的自变量类型,变得十分困难。

目前,有关“对冲”的概念化,已将它置于“制衡”和“追随”之间,或与“制衡”和“追随”在同一层次上。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对冲是一整套战略,即保持一个中间位置,来阻止或避免由于必须选择一边而在另一边产生的明显代价,而且指处于制衡和追随之间的任何行为。②郭清水(Cheng-Chweekuik)认为,对冲应该被视为处于以制衡和追随为两个极端的光谱之间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战略。③布洛克·特丝曼(Brock Tessman)和沃基特克·沃尔夫(Wojtek Wolfe)将战略对冲概念化为允许包含更广范围的战略的路径,其范围比硬制衡更广,并且与国际体系的结构有很强的联系。④他们认为,对冲比制衡的强度更低,因为它缺乏针对体系领导者的正式军事联盟(外部制衡)和全面军备发展(内部制衡)。换言之,制衡是对冲的“上限”,而其下限不过是一种“战略性”行为,也就是说,采取对冲行为的国家有一个问题领域的优先排序,并且在最高级别的政府之间进行协调。⑤后来,特丝曼将“对冲”定义为一个替代制衡、追随和推卸责任的概念,并且进一步尝试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受体系力量驱动的行为。①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整体缺乏关于“对冲”定义的共识,将“对冲”视为一种由于对制衡或追随的微妙调整而产生的定义和解释对冲的经验难题。

本文试图将对冲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析层次问题联系起来,以加强对大国政治中的对冲行为的理解。文章旨在确定最大程度影响对冲行为的那类因果要素。这项研究并不是将对冲置于制衡和追随之间,或者将其置于以制衡和追随为两端的连续体上,而是认为最好将对冲排除在体系层次之外,并且将其与地区(互动)或单元层次自变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实证和说明这一假设,本文将考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案例,并重点聚焦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②有关中俄关系的文献,在评估中俄关系时存在的多样性令人印象深刻,评估的变化范围从部分结盟或联合到竞争甚至是对抗。本文将展现这些文献所描述的类似于对冲行为的要素,大多出现在地区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层次上,并且受制于国内环境或两国的显著地缘政治环境。相反,中俄最近在重大全球政治问题(包括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单极主导)上的态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趋于一致,就像结构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制衡”,能够更好地用单极体系下的结构压力来解释。

中俄关系两个层次上的性质———一方面在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开展合作以制衡体系领导者,另一方面在地区互动层次上包含相互对冲的要素———意味着制衡和对冲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关于极的宏观转变的体系层次现象,然而后者则是一个单元层次政策,它最好用体系压力之外的自变量来解释。换言之,中俄关系这两种层次最好用从属于不同分析层次的因果要素来解释。这种观察赞同结构现实主义的主张,即“国际政治”———将其理解为极的模式改变并且用体系内的权力分配来解释———不同于各国日常所采取的并且受多种非体系、国家层次因素影响的“外交政策”。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与对冲”,通过确定对冲所属的分析层次来重新定义“对冲”,并且指出从逻辑上讲与体系层次上的分析相比,对冲更适用于单元层次上的分析。第三节“体系制衡者:单极与中俄战略联合”和第四节“地区对冲者:单元层次的力量与中俄互动”部分,为这个假设提供经验证据。“体系制衡者:单极与中俄战略联合”一节为中俄在体系层次上共同制衡体系领导者提供依据,并且指出尽管它们没有在全球层次上缔结正式同盟,但中俄之间形成了一个合作密切的联合,并且准备好在必要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另一方的对美立场。因此,中国或俄罗斯在大战略上没有相互对冲。“地区对冲者:单元层次的力量与中俄互动”一节指出,单元层次才是对冲所属的层次。这一节聚焦于有关地区双边政治的三个案例:中俄在南海的分歧,特别是俄罗斯对越南的武器出口;中俄在中亚这一俄罗斯眼中的传统势力范围的互动;两国的北极战略。这些考察表明,尽管两国的合作层面得到加强,但也存在最好用非体系层次因素来解释的对冲要素。最后一节“结论”部分,进一步澄清了对冲是一种地区和单元层次上的现象,并且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与对冲

目前有关大国关系的讨论试图将对冲行为与体系层次上的自变量联系起来。特丝曼和沃尔夫在有关对冲的分析中尝试将其建立在均势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且尝试发展出一种“在解释二流国家在单极状态下偏好低强度、非军事的战略时强调结构层次重要性”的研究路径。②因此,他们尝试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压力(自变量)———也就是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解释制衡出现和均势恢复时所用的极———来解释二流大国的对冲战略。①换言之,他们试图将“对冲理论”阐述为一个“国际政治理论”,而不是一个“外交政策理论”。然而,“对冲”以往实际上一直被概念化为应对重大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领域的政策或国家行为———比如石油或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而不是像均势这样的国际结果。

将对冲推向体系层次分析的背后依据并不清晰。为什么要把对冲———代表特定领域的国家行为而且由彼此矛盾甚至相反的行为组成———当成一种体系层次理论?在现有文献中,已经存在许多体系层次的概念,增加它们的数量对于严格的理论化而言并没有多少帮助。与此同时,我们缺乏描述地区层次外交政策现象的概念———外交政策模式最好用国际体系结构之外的变量来解释。除此之外,将对冲推向体系层次意味着,试图用体系性变量来解释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日常政策,这样做并不符合结构现实主义本来的逻辑。在分析层次的背景下考察对冲行为或许有助于澄清这一问题。

肯尼斯·沃尔兹在其经典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创造了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种意象”,成为一种从分析单元角度对战争原因的各种解释进行归类的类型学。②沃尔兹所呈现的每个分析单元都反映出对特定因果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关键自变量。由此,根据第一意象,人性或者个体行为是国家间战争的原因。如果接受第二意象,那么不恰当的国内构造就是原因。第三意象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间战争的原因。③因此,解释变量可以置于国际体系、国家或个人层次上,或者可以视为三者的结合。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沃尔兹的三层阶梯并不是唯一的,或者说这三层阶梯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的分析层次阶梯。④例如,辛格(Singer)只发现了两个类型———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排除了个人层次。①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也主张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国际关系,但他的分析层次由个人和国家组成,类似于沃尔兹的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排除了国际体系层次。②迈克尔·班克斯(Michael Banks)认为,国际关系应该从个人和国际体系两个参照点来理解,这类似于沃尔兹的第一意象和第三意象。③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 Rosenau)赞同三个层次的框架,他认为世界政治由三个维度构成:在微观层次运作的是个人,在宏观层次运作的是集体,另外一个则是两者的混合。④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提出了四个层次,分别是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官僚制度和个人。⑤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 Goldstein)认为,除了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层次之外,还有一个不同于国际层次的世界层次分析,他认为国际层次包含的是相互分离的单元(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而世界层次包含着一个单一的整体体系,其各个部分是相互建构而非彼此分离的。

另外,最近汉斯·穆里岑(Hans Mouritzen)和安德斯·韦维尔(Anders Wivel)也强调体系层次和国家间层次的不同,由此也创造出一个包括体系、国家间和国内(单元)层次的三层框架。其中,体系层次与沃尔兹的第三意象(体系)相一致;国内或单元层次试图打开国家“黑箱”,结合了沃尔兹的第一意象(个人)和第二意象(国家及其国内政治)。“国家间层次”分析是指国家面临的显著环境所决定的当下地缘政治利益;“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特殊而稳定的显著环境,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①因此,在解释特定时空下的国家行为时,穆里岑和韦维尔认为关键因素更可能存在于这种显著环境之中,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的属性及其发展。

分析层次尤其重要之处并不是它们在不同著述中的差异,而是每个层次在解释不同类型或层次的大国政策时具有的优势和缺陷。正如辛格所说:“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必须准备好评估他们所面对的多个不同层次在概念和方法论上的相对效用,以及评估最终所选的分析层次在各个方面的意义。”②考虑到大国行为具有多个层次,很可能体系层次变量最能解释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比如极、霸权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上的大战略,或者解释它们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以及这个体系应该是怎样的总体态度。反过来,国家间或国内层次最能解释国家在显著地缘环境下的日常政策、一致与分歧、较小的矛盾与合作,或者贸易伙伴的多样化。

确实如沃尔兹所言,结构现实主义最能解释国际结果和大国行为的整体模式(制衡/追随),而不是在特定空间和特定时间下的国家政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摆脱了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只关注第三意象(国际体系),认为其他两种意象对于解释大国行为而言是无效的。③不过,与此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引入其结构理论。也就是说,他强调结构现实主义仅主张被破坏的均势终有一天会被恢复,而不主张预测何时以及如何被恢复。“无法避免的,现实主义理论能够更好地预言什么会发生而不是何时会发生……因为国际政治理论涉及的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压力,而不是国家会如何回应压力。后者是有关国家如何回应压力以及如何利用机遇的理论的任务。”①换句话说,结构现实主义是有关国际政治的体系性模式的理论,而不是用来解释国家间在某些议题上日常一致和分歧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关键维度———相对实力与安全———并不能用来解释国家各种各样的行为和动机,特别是对于有充裕机遇的强国而言。②因此,体系层次的分析路径并不主张解释国家间的特定互动。

上文所述的哪个层次能最好地解释对冲行为呢?本文认为,体系层次的变量最能解释制衡,而同时包含接触和遏制的对冲最好用低于体系层次的变量来解释,而且更多与地区层次(穆里岑和韦维尔所说的国家间层次或戈尔茨坦所说的国际层次)和国内政治相关。③这个论断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理论上的,其二是经验上的。

理论上的原因在于,考虑到现有的对冲定义强调其内在的“接触加抵制”的矛盾性质,距离较远的体系因素在解释对冲时的作用至多是间接性的。正如上文所述,对冲的根本定义结合了接触与间接制衡、竞争与合作、接触与软制衡、制衡与追随以及其他类似具有矛盾维度的成对概念。比如,伊文思·S.梅代罗斯(Evan S. Medeiros)认为,对冲所采取的政策“一方面强调接触和一体化机制,另一方面则强调以外部安全合作……和国家军事现代化为表现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制衡”。④维迪亚·纳德卡尔尼(Vidya Nadkarni)在分析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二流强国之间的互动和伙伴关系时指出,应对国内和地区环境的常规政策“既不是经典制衡也不是追随”,而是“接触加抵制”的对冲战略。①比如,随着俄罗斯或印度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联系,它们彼此的伙伴关系可以在各自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下滑时作为对冲。②这种共生关系将遏制与共同追求双方利益结合起来———正是政府的行事方式,由此导致将对冲纯粹视为体系压力的结果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用同一变量来解释同一国家在同一时刻对另一国家采取既制衡又追随的行为。

结果出现的情况是,一个现象的证据(各式各样的制衡)及其反证(各式各样的追随)可以用同一因果要素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解释对冲以及提取关键因果变量变得不可能,因为总是存在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体系的作用。通过理性行为体对推定的国家行为动机的重构,我们总是可以找到看似完美匹配的情形,任何观点也就都可以得到主张。体系层次将一个占据结构性位置的大国推向制衡和追随两个相反方向的假设,使得体系层次的解释变得无用。比如,如果当今世界由美国来作为体系领导者的单极格局是成立的,那么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和俄罗斯不可能被这个体系推向既彼此结盟以对抗单极又同时彼此防范。如果体系原因同时导致这两种行为,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因果关系,而且所有的体系理论都将变得不可证伪,因为任何证据都适用于这种理论。

正如穆里岑和韦维尔所说,对于二流强国是应该追随体系领导者还是制衡它,结构现实主义者们意见不一。③沃尔兹认为,在不平衡的国际体系下,二流强国倾向于担心它们的安全,并且开始采取行动以制衡单极。④其他人则认为,二流强国倾向于追随体系领导者。①考虑到现实主义是一种对国内或地缘政治条件并不敏感的简约理论,人们可能期待要么制衡要么追随的一致行为。对冲行为的两面性及其内部同时存在两个相反方面,使得它与两个版本的现实主义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兼容。两个或多个二流强国采取合作、接触或者某种形式的追随,共同努力去抵制体系领导者,这与第二个版本的现实主义相悖。相反,它们之间彼此遏制、对抗或者制衡,这有悖于沃尔兹版本的现实主义。因此,用体系层次变量来解释对冲是存在问题的。

下面的图1总结了上述讨论,将对冲置于分析层次阶梯(底部水平轴)和主要国际关系理论(顶部水平轴)的坐标系中,并且确定了主要的自变量(左纵轴)。②该图表明,对于对冲最具解释力的是国家或国家间层次,主要是地区地缘政治和国内变量。

图1
分析层次与对冲的解释

这种对冲分析路径的经验原因来自于对体系领导者之外的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观察。关于冷战后中俄关系的性质,学术界意见不一。一些人将中俄接近称作《拉巴洛条约》式的反西方协定③,或是有意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尝试。一些人则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深表忧虑④,或者将其称作“落日余晖”⑤。还有一些人似乎处中间立场,谨慎地将中俄关系称为“有限的防御性战略伙伴关系”。①这些理论上并不明确、彼此矛盾的描述揭示了冷战后有关中俄关系性质的分歧———似乎有某种力量将这种关系同时推向相反的方向。

本文认为,这些著述之所以意见不一,是因为它们所讨论的现象发生在中俄互动的不同层次上。以下分析将揭示中俄关系形成了一种双层次模式:在全球层次上的战略共识与在地区层次涉及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的更复杂的互动模式共存。①中俄之间在全球战略层次和地区互动层次上的矛盾意味着,后者受到极的压力以外的其他力量的影响。

三、体系制衡者:单极与中俄战略联合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美国霸权会遇到来自其他大国的制衡。沃尔兹认为,霸权占据全球权力分配的主导地位,无疑会引起其他国家在失衡的国际体系下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因此,其他国家要么集中精力来提升自身实力(内部制衡),要么尽力去和其他二流国家结盟(外部制衡)。无论霸权国是否成功地控制并克制自己,还是寻求通过使用更多基于仁慈而非强制的战略来维持其卓越地位,制衡都将会发生。②最近有人认为,虽然暂时缺乏对抗美国的硬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制衡联盟将永远不会形成,因为可以很确切地想象到,美国可能会以威胁其他大国利益的方式行事,并且最终会激起一个制衡联盟。

当前的中俄美关系恰好符合这种逻辑。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而且特别是在过去5—10年里,美国的政策不仅引起中俄都通过增长军费开支来进行内部制衡,同时还催生了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面对俄罗斯时,美国主导了北约东扩进程,并且给这个国家强加多种限制和制裁。在不采取严厉措施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就不会止步变得显而易见的情况下,俄罗斯通过单独采取硬制衡行动进行强力回应,比如2008年的俄格战争以及2014年出兵干预乌克兰。相反,中国则面临着以美国“重返亚太”为形式的美国包围政策,这是一个在太平洋地区利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来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人认为其对本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中国也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孤立政策,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议程之外。除此之外,最近在南海的事件也显现出中美两国的对峙升级。

在这种背景之下,普京总统反复强调,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中国正走在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主导性力量的轨道上。正如“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鲁斯兰·普霍夫(Ruslan Pukhov)所说:“我们有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没有强大的朋友,这正是我们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巨人支持的原因。”①反过来,中国对俄罗斯试图以与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作出回应,并且向俄罗斯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这两个国家很快就从有限的经济联系发展为全面的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这可能不仅会改变中俄双边关系的面貌,还可能会改变整个欧亚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力量格局。

中俄关系目前代表了一种双边关系模式,两国在强调能使它们走到一起的议题领域的同时回避有潜在争议的领域。正如弗拉基米尔·波尔佳柯夫(Vladimir Portyakov)所说,这种互动模式使得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25年里由“睦邻友好关系”发展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已经催生了一种自给自足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机制,同时增强了其抵御各种干扰的可持续免疫力。②很多因素已经表明,这种伙伴关系具有反单极的性质。其中包括对单极的共同态度和反应,比如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计划的态度;近期对中东和后苏联空间主要危机的回应;在现行国际制度下的共同行动,或者建立新的制度以替代美国主导下的制度。

中俄从来都不接受单极,并且签署了多个共同宣言强调以合作促进多极化的必要性。③在巴尔干战争、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美国增加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国计划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一系列事件的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反单极情绪持续上升。2001年,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成为两国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同时具有很强的联盟条约的特征。① 2008年5月23日,中俄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表达了对俄—印—中三边机制特别是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多边框架的明确支持,这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相背而行。

2014年10月24日,在索契召开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的演讲中,普京总统重申俄罗斯关于单极世界不可持续的信念,他说:“(美国及其盟友的)单边强权以及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只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调停冲突,反而令之升级;不仅不能巩固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稳定,反而令混乱区域不断蔓延;不仅没有出现民主,反而导致对赤裸裸的新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持甚嚣尘上。”③2013年,习近平正式就职后选择俄罗斯作为外交首访的目的地。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声明:“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④习近平也成为首位访问位于莫斯科的俄军作战指挥中心的外国领导人。

中俄共同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NMD计划。尽管俄罗斯的立场与21世纪初普京掌权时的立场并不一致,但抵制NMD计划无疑是中俄之间持续合作的领域。2000年7月17—18日,普京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北京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这一声明,中俄对美国建立《反导条约》所禁止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深感忧虑,并且认为这一政策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的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①中俄两国还敦促华盛顿遵守反导条约,警告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使冷战后世界政治中出现的积极趋势发生逆转。

中俄双方还同意,对当前国际现实的分析表明,以“某些国家”的所谓“导弹威胁”作为要求修改反导条约的借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③ 2008年5月23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重申了对国际问题和美国NMD的共同看法,特别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出:“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世界一些地区部署该系统或开展相关合作,不利于维护战略平衡与稳定,不利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努力。”④因此,中俄始终认为美国的导弹战略违反了它们的共同战略利益,并且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共同立场。

2010—2016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几乎翻了一番。⑤ 2014年5月21日,两国签署了4000亿美元的特大天然气贸易合同,其中包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中国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并增强俄罗斯对西方的地缘政治影响力。⑥更重要的是签署了旨在削弱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影响的金融领域的多个贸易合同和项目。

中俄还增强了双边军事联系。在2013年7月5—12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的军舰在彼得大帝湾参加“海上联合—2013”演习,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开展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② 2015年5月,俄罗斯和中国海军第一次在北约的“心脏”———地中海开展了共同军事演习。③其中包括中俄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建立共同指挥中心,中国舰队在与俄罗斯舰船共同进入地中海之前驶入该港口。④对新罗西斯克的军事访问也是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并且与习近平2015年5月9日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胜利日大阅兵象征性地联系起来。这次拓展性的访问成为中俄共同举办的庆祝二战击败纳粹的活动,同时中国士兵在红场参加了阅兵,尽管由于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分歧,很多西方领导人拒绝了俄罗斯胜利阅兵的邀请。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参加5月9日的俄罗斯胜利阅兵并拓展两国军事合作,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也形成了联合阵线,在叙利亚问题上,两国于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和7月19日、2014年5月22日共同否决了4个美国所支持的解决方案⑤,挫败了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葡萄牙在推翻阿萨德政权上的共同努力。美国及其盟友指责否决案并指责莫斯科和北京在为阿萨德总统争取时间。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表示,美国对此感到“愤怒”和“厌恶”。②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将为支持阿萨德“付出代价”。③联合国特使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实施制裁的努力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的“激烈对抗”。④相反,莫斯科和北京认为由西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只包含针对阿萨德的措施,而不包括针对反对派武装的措施。例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说:“除非你对双方同样对待,而实际上你是在内战中偏袒一方。”⑤除了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2012年(根据理事会适用于任一成员国的规则,中国在连任6年后必须离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在一共120次投票中没有一次与美国站在一边。不过,中俄之间有99%的一致率———这是联合国内部中俄轴心的又一例证。

中国从未对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行为持反对立场。反过来,俄罗斯也从未批评过中国在南海和其他地方的强势立场。事实上,当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而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孤立和制裁时,中国不但选择不支持西方的反俄运动以及避免加入反俄制裁,反而是以愿意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战略合作作为回应。除了上述天然气的巨额贸易,两国还在其他领域和框架内加强合作,从而挫败了美国及其盟友孤立俄罗斯和在南海威胁中国的图谋。

在李克强总理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达成了共同设计和生产宽体非军用飞机的协议。习近平在参加2015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与普京签署了共同建造大型军用直升飞机的协议。2014年,两国中央银行达成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在俄联邦境内的投资持续增长,两国也同意建设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

2014年11月22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讲话中指出:“在中俄全面伙伴关系发展中,两国已经采取了重要的双边决定,为两国之间的能源联盟铺平了道路。然而,它还有更多的内涵。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谈论两国之间新兴的技术联盟。俄罗斯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能够确保国际稳定以及至少是国际事务的某种平衡,并且确保国际法治。”①中国一方也希望加快中俄两国经济联系的发展,这将会有助于两国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有助于维护各自的切身利益和维持全球均势。

中俄也在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加强合作。2014年7月15日,两国奠定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的议程,成立了储备货币基金———被称作“应急储备安排”(CRA),总值相当于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的这家银行,是一个用来打破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美元支持的机构的有力尝试。金砖国家在这些美国主导的机构中几乎没有影响力。中俄关系也因此成为充实新的“非西方”国际结构的主要驱动力。

特别重要的是习近平对普京总统的个人支持,在2014年的中俄元首6次会晤中(索契、上海、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福塔雷萨金砖峰会,布里斯班G20峰会,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始终提供了支持。③此外,在红场阅兵式上,习近平坐在普京旁边,明确向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屈从于西方对俄罗斯的施压,而是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综上所述,在全球层次,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坚挺,并且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危机中有较强的免疫力。事实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分歧,促进了中俄的高度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新的层次。两国一贯强调巩固战略互信的意愿,深化双边合作共赢,加强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与互动。尽管缺乏一个正式的军事联盟,但这些步骤揭示了一种在体系层次上制衡单极的模式。①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在具体利益上可能出现分歧,但它们的战略合作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关键因素。

四、地区对冲者:单元层次的力量与中俄互动

不过与此同时,国家间(地区)层次也存在难题、一致与分歧,这些都符合“对冲”的概念。中俄都尝试与一些地区小国达成某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它们的显著环境中竞争资源,介入较小国家的军事现代化,中俄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甚至是冲突类型的关系。目前,中俄之间存在一种隐秘而适度的地缘政治竞争,因为双方都想扩展其在各自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

不过,这种竞争不会削弱中俄在全球层面上的联合。它是由国内或地区环境所导致的,并且利用了向中俄等强国开放的大量国际机会。中俄都有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并且在地区层次的外交政策制定上都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这可以解释它们的地区双边互动逻辑为何与它们回应总体体系压力的行为逻辑有所不同。三个对冲案例分别是俄罗斯对越南的政策、中俄在中亚的分歧以及两国在北极的行为。

在这三个案例中,中俄都在对冲它们各自认为不利的地区结果,为此它们采取了构成对冲的特定的政策组合。乍看上去,俄罗斯在每个案例中都具有长期的利益,可能与中国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最近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正在讨论的地区战略和经济利益中的拓展,导致中俄在地区层次的竞争加剧,两国都必须对冲彼此造成的潜在经济和安全风险。

(一)南海争端与俄罗斯对越南的武器出口

南海一直是领土争端的主要来源,并且涉及多个行为体。近年来,围绕海洋领土出现的紧张局势主要是在中国与越南之间展开的。中国对海南以东以南延伸几百海里划定的“九段线”内的大片区域宣布主权。中国政府主张,中国对争议区域的权利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过来,越南对中国的声索提出争议,认为越南从17世纪开始就在事实上管理西沙和南沙群岛。2011—2016年,中越对峙大幅上升,并且经常接近冲突的水平。

在这种背景之下,俄罗斯和越南之间的能源和军事联系大幅上升,给地区安全网络增加了一层复杂性。② 2012年,俄罗斯国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sprom)与越南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开发位于南海的越南大陆架上的两个天然气项目。尽管北京要求其离开该地区,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获得近海区块49%的股份,大致包括5.377立方千米天然气和2500万吨凝析油。①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了与越南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并且大幅增加对越南的武器出口。越南国防部长因此称俄罗斯是“越南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首要战略伙伴”。

为了保护俄罗斯和越南在南海的能源项目,俄罗斯在2012年表达了对恢复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的兴趣,并且帮助越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潜艇基地和船舶维修厂。2014年11月,双方签署了俄罗斯海军使用该海军基地设施的协议。此外,河内已成为俄罗斯先进武器的主要客户之一,主要包括潜艇和飞机。双方达成的交易包括,俄罗斯卖给越南6艘先进的“华沙女人”级潜艇③,可进行反潜、反舰以及在南海较浅海域进行一般侦察巡逻;12架新型“苏-30MK2”多用途战斗机,可以攻击舰船和空中、地面目标;两艘“猎豹-3型”护卫舰以及两个K300P“堡垒-P”岸基防御导弹系统。这些从俄罗斯购买的武器无疑增强了越南的防御能力,并且像一些人所指出的,“几乎可以确定这些武器是为了维护越南在南海的利益”。④此外,两国于2013年缔结了军事合作协议,正式确定了俄罗斯与越南的防务合作,并且通过观点和情报交换来加强互信。

因此,俄罗斯一直在稳步提升其对越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这种对冲行为不能用体系层次变量来解释,并且似乎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逻辑相矛盾。这种行为位于不同的序列,因为它是地区性的,旨在确保俄罗斯在亚洲的经济和地缘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与越南之间的联系是莫斯科“东向”政策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使俄罗斯的亚洲政策多样化,加快发展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由此有助于俄罗斯成为亚洲重要的大国势力。这是典型的对冲政策,旨在通过采取多样化的政策选项来抵消潜在的经济、安全和政治风险。通过出售武器给越南、印度以及中国,俄罗斯试图分散其军事出口组合,以抵消与任何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出现恶化而导致的潜在成本。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俄罗斯—越南的能源合作,这给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带来了重大收益,并且有助于俄罗斯能源政策多元化。然而,这些战略中的每一项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的影响极其微小———如果有的话。在地区层次,俄罗斯和中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并且经常通过竞争来确保各自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将区域竞争视为一个不同层次的现象,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竞争与合作共存却没有对双边关系的伙伴性质构成挑战。

(二)北极与中俄互动

另一个可以观察到中俄对冲的地区是北极,更具体而言是环北海航线(NSR)区域。与上一个案例类似,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对冲也不是国际体系中结构压力的结果,而是不同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的结果。

气候变化和北极冰川融化导致比传统航线更短、可能还更安全的替代性航线出现。因此,横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沿海水域的北海航线已经成为美国、加拿大、瑞典、挪威和俄罗斯等环北极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非北极国家关注的焦点。①尽管由于恶劣的气候环境,北海航线的利用和开发受到限制,但该航线的潜在收益仍具吸引力。据估算,货轮从上海到汉堡的航程比经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常规航线大约要短6400公里。②因此,北海航线对于减少亚洲至欧洲货轮的时间成本和燃料成本的潜在经济价值相当可观。

就中俄关系而言,北海航线及其作为通往欧洲市场捷径的价值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认为,北海航线对于发展中国的欧亚地区贸易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作为连接欧洲和东亚的替代性路线。中国已经表明其致力于参与北极事务,特别是北海航线的经济开放,并且努力获得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国地位。2013年8—9月,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集团(COSCO)所属的“永盛”号货船运载着集装箱通过北海航线,从中国国内港口大连到达鹿特丹。与苏伊士航线相比,通过北极大约节约了2周的航运时间。①这表明了这条航线的潜在经济活力,并且表明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中国的分析人士也指出,预计到2020年,中欧贸易中有5%~15%将经由北海航线完成,总额约为6000亿美元。

习近平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表明,中国将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如此重视对外贸易,使得潜在的廉价并更短的北海航线对于中国的贸易利益十分重要。随着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并成为世界主要货船生产商,中国在开辟新的运输路线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因此,积极利用北极路线为中国制造的船只开辟了新市场。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不能声索北极沿岸区域,但中国对该地区及其资源的“国际化”很感兴趣。然而,这有悖于俄罗斯在北极的利益,并且引起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外交竞争。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俄罗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并且表达了对中国在北极政治中潜在影响的关切。俄罗斯有悠久的北极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1932年,新地岛群岛和白令海峡之间的海域成为苏联的合法海域,后来成为俄罗斯的主权水域。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艰难时期的短暂中断,俄罗斯一直在此积极活动,该地区也成为俄罗斯主权水域的重要部分。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北极政策属于海洋主权事务,而不是贸易利益。俄罗斯最感兴趣的是维持该地区的现状,最关切的是作为航线上的北极国家可能获得的具体收益。

出于这些考虑,俄罗斯政府大幅增加了其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并且宣称将大规模“重返北极”。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北西伯利亚海域开展新的例行海军巡逻,俄军方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新西伯利亚群岛、弗兰格尔岛以及施密特海角重新开启军事基地或宣布即将重新开启,以此来获得在该地区更大的战略存在。不像中国对更廉价的贸易路线感兴趣,俄罗斯感兴趣的是它从经过北海航线的更大数量的亚洲货船那里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比如,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船队,并且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破冰船“五十年胜利”号。为了数十万美元的可观报酬,俄罗斯要求所有的外国船只通过毗邻西伯利亚北极水域时都由俄罗斯的破冰船来护送。

由于俄罗斯将北极视为地区甚至是内政问题,俄罗斯以及其他北极国家担心中国会利用北极理事会来改变地区政治现状。②正因为如此,尽管中俄战略关系全面加强,但是俄罗斯政府对中国努力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国身份不是特别欢迎,认为中国的加入会增加这一地区的国际化,并对俄罗斯地区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中国成功获得理事会观察国身份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对一家挪威媒体说:“虽然信任中国,但是俄罗斯和挪威作为北极国家应该制定这里的规则。”

综上所述,中俄在北极的关系是典型的对冲案例,竞争与合作并存。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经济利益存在分歧。前者对维持地区现状和因为运输量增加而产生的潜在利益感兴趣,而后者则更关注该地区的国际化和运输的成本。与南海的案例相似,中俄在这个案例上的对冲不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所导致的。

(三)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各国纷纷谋求外部贸易和内部投资的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成为这一地区的关键角色。凭借其远远超过俄罗斯的经济力量和投资能力,中国能够将中亚国家纳入其经济影响的轨道。中国在中亚的投资活动有两次大幅增长,分别是在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在中国事实上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债权国和投资国,对中亚国家的能源储备和苏联时期建造的多个有色和非有色金属冶炼厂有特殊兴趣。因此,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在中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吸引了超过80%的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1998—2008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增长了40倍。①此外,在中亚的石油开采中,中国企业远远超过了其俄罗斯同行。因此,大多数中亚国家在金融上依赖于中国,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例如,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投资总量在2010年达到了7亿美元,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但俄罗斯减少了在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活动。

中俄在该地区的竞争领域主要是能源领域。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在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行业的投资。中国的投资者建设了一条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并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并于2010投入运行。新管道的容量大约是每年400亿立方米,等于最初交付给俄罗斯的天然气数量。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直接投资也有利于该国建成最大的地区天然气分配系统,包括储气站和压缩机站。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CNPC)的消息,目前已有三条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石油管道(又称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第四条正在建设当中。现有三条管线的容量是每年650亿立方米,在建的第四条管线到2020年规划每年增加150亿立方米天然气。不过,在2015年仅交付280亿立方米。②中国人也在对土库曼斯坦的油井进行彻底检修和现代化。中国对完全获得该地区的能源储备很感兴趣。

相反,俄罗斯将中亚视为体现其优先地缘政治利益的区域。俄罗斯试图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保持其对该地区能源领域的控制,这与中国的利益相悖。为了对冲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俄罗斯发起了自己的欧亚一体化项目,比如欧亚经济联盟(EEU)①,它已成为横跨前苏联国家的最大共同市场。

欧亚经济联盟充实了一些旨在紧密整合“后苏联空间”和增强俄罗斯在该地区事务影响力的措施。2010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关税同盟正式建立。②一年后,在2011年10月,普京总统提议以欧盟一体化的模式进一步推进欧亚一体化项目。2012年1月1日,“单一经济空间”和欧亚经济委员会作为监管机构开始运转。③同年5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签署成立“欧亚经济联盟”的协议,将一体化推向最终阶段,该条约于2015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欧亚经济联盟的特征在于,在成员国之间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制定共同的市场战略,在能源部门、工业、农业和交通等方面协调政策,而且像欧盟一样,对非成员国实施共同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强力推动中亚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关税同盟正式生效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商人们在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进行贸易时面临更高关税,他们向本国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加入。因此,2015年1月2日,亚美尼亚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在5月14日也正式加入该联盟,塔吉克斯坦也在加入的轨道上。

俄罗斯的这些政策是在被它视为传统利益范围的地区进行对冲的例子。俄罗斯“为中亚而斗争”是经济相互依赖、植根于过去苏联根深蒂固的共同身份以及与中亚国家之间文化、社会和政治联系的结果。此外,与该地区更紧密的联系被视为俄罗斯恢复其大国地位的必要地缘政治条件。

不过,与将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关系解读为不可避免会产生对抗的怀疑论观点不同,最近的发展表明双边关系中的合作成分占据上风。俄罗斯最近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表明,两国在认真对待它们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2015年5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将大大减少中俄潜在的利益冲突。普京总统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项目的融合意味着新型伙伴关系的达成,实际上表明欧洲大陆共同经济空间的形成。”

五、结论

本文尝试为对冲提供另一种视角,将对冲视为一种并非直接由体系压力导致的大国政策模式。这一尝试超越了简单地确定单极国家以外的大国是否采取了对冲行为,以及确定其最佳的解释变量。为了区分“对冲”和其他术语,本文区分了分析单元和分析层次,主张将对冲与体系层次脱钩是有益的。这代表了概念化“对冲”的另一种路径。本文并不主张在现有术语前增加形容词,而是尝试在理论上而不是概念上对“对冲”进行概念化,将其诠释为一种非体系层次的、地区序列的现象。本文认为,这种路径有助于减少对冲在分析层次上的混乱,增强分析的清晰度,避免在描述国家的多种行为时增加重叠的术语。

本文使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案例来支撑这种论点。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反映了一种双层次模式,其中对抗单极的体系制衡行为与显著地缘环境下的地区对冲行为并存。中苏同盟时期也是如此,当时一致的反美战略利益(体系因素)与地区层次的分歧(单元层次因素)并存。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可能是,用其他大国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来检验双层次的假设———将对冲视为一个单元层次的现象。这里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可能有助于理解大国间关系中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如果对冲不同于体系层次的趋势———正如本文所认为的,地区层次的分歧(分析家们认为是破坏两国间关系并且被用作这些关系不可靠的证据)①也许事实上不会阻止它们加强联合并发展成为全面的军事联盟———这种趋势由不同层次上的因果要素决定。在后续研究中,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被用于并检验中印、俄印和其他大国关系的现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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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冲更适用于小国对大国的警惕。将对冲适用于俄罗斯(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大国)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大国,这与普京的外交政策基础相违背。本文认为,大国,特别是二流大国,也会进行对冲。这已被经验观察和越来越多的关于大国间对冲行为的文献所证实(见脚注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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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不同的分析层次之间几乎不可能划出一个绝对的界限。因此,问题在于哪个层次是主要的而不是唯一的,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的而不是必须所有的解释力都要从那里找到。换句话说,认为对冲是国家间层次的或者是国家层次上的现象以及制衡/追随是体系层次上的现象并不是必须要绝对明确的。每个现象仍然可以从体系和地区/双边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行为受多个因果要素的影响,并且哪个分析层次更好只是选择的问题。然而,考虑到现有的文献和经验观察,这里的重点更多是在于相对概念和多种可供选择的用来分析的概念在方法论上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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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所提到的,主要的不是在于排他性,因为为了获得国家行为的完整的图示,所有层次上的变量都必须要考虑到。通常研究人员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明晰应该聚焦于哪些主要的变量是很有益处的。焦点并不意味着其他非主要的变量是完全不相关的,而意味的是它们的解释力是相当有限的,这就是表1中代表对冲的椭圆与结构理论和体系层次的变量略有重叠的原因,但是其主体涵盖的是非体系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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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俄都是核大国,都不面临着一个外在的生存威胁。因此,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正式的安全联盟是没有必要的。中俄“联合”而非“联盟”足够用来实现必要的安全目标和通过推动世界秩序的“非西方”计划来阻挠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的政治计划。复杂的核武器的存在使得放宽外部制衡的标准和将战略上的联合作为它的合理的范例是必要的。

在所有三个案例中,俄罗斯也许不是仅仅对冲中国,也在部分制衡美国。然而,专家认为美俄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冲突要远少于其在欧洲的冲突。与此同时,最近有观点认为美国在中亚处于衰落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单极性和其他的体系层次的问题存在于不同的面向上,俄罗斯也许想避免与美国的对峙,并且在某些地区问题上甚至想与美国合作来对冲中国。尽管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的短期内俄美关系恶化,但是在长期内这不应该被完全排除。将这一逻辑应用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这一案例,俄罗斯也许会从与美国的合作中获益,这将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中分散外国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并且会帮助俄罗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见Rensselaer Lee and Artyom Lukin,Russia’s Far East:New Dynamics in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6), pp. 20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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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欧亚经济联盟不是特别针对中国的,而是俄罗斯试图挑战欧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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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力山大·科罗廖夫

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