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议题。对国际格局的性质和走向的判断，对于中国这样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不仅是一个国际政治理论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学者包括政策界人士认识国际格局的方式，会影响到中国外交的一些特性。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国际格局、如何就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展开辩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学者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了解其思考国际问题的方式。
中国学者在学术文章中讨论国际格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期。起初，中国学者是在与当前含义颇为不同的情况下使用“格局”这个词的，之后，“世界格局”“国际格局”逐渐演变为含义相对稳定和明晰的术语。
与“国际格局”最接近的西方国际关系术语是“国际结构”，但“国际格局”本身是一个具有一定中国色彩的概念，这个色彩一开始比较浓厚，后来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熟悉，中国学者在使用“国际格局”概念时变得更加严谨，并使其内涵逐渐趋于稳定和集中，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微妙的演变过程。
在汉语的使用中，“格局”具有格式、布局、局势等方面的含义。把“格局”与“国际”组合在一起，它既可以指国际关系的总体结构、布局，也被用于说明国际关系的宏观态势。起初，一些中国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国际格局”“世界格局”之类的概念的。
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查到的最早使用“格局”一词的国际关系文章发表于1979年
这种对“格局”一词的广义使用在8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生变化。学者们此后在使用“国际格局”时，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狭义和严格的用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陈乐民在1984年撰文，提出“当前的世界格局仍是‘两极’格局”，“今后国际局势的主要倾向是紧张对峙”等观点，对“世界格局”与“国际局势”进行了明确无误的划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季寅1987年撰文认为，“当今世界格局，一言以蔽之：两极格局在削弱，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从两极格局到多极世界是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目前世界正处在从两极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对于国际格局的性质，中国学者认为存在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这一趋势是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对“两极格局”的说法又普遍感到不太满意。外交学院的谢益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认为，“两极”并不能概括世界格局的基本情况，但“多极说”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两极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包括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两极说”所无法有效反映的现实。同时，谢益显认为，“多极说”也不能成立，因为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不足以构成一极。
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学者对“三个世界”理论表现出很强的偏爱。当时讨论国际格局的文章比较普遍地提到“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它能够反映两极之外其他国际力量的现实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中国学者对多极体系的偏爱，在对国际格局讨论的初期阶段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学者们乐意综合和总结关于多极化趋势的种种政策，他们也潜在地认为多极化在价值上是一种更为可取的状态。杜小强在1987年撰文认为，“两极论重意识形态，多极论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两极论突出一国的国家实力，认为国际政治即‘实力政治’，有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极论认为各国的国家行为必须考虑共同的道义因素和尊重国际公理”，“两极论重军事力量，多极论重经济、科技实力和友好关系，强调各国和平发展的意义”，“两极论反映两超的战略利益，多极论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杜小强的论述，清晰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不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即并不认为国际格局只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结构的体现，而是赋予国际格局许多它本不具有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认为“两极论反映两超的战略利益，多极论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直接把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与观点持有者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立场取向相联系，反映了当时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容易出现的把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的倾向。如果接受这样一种逻辑，那么中国学者似乎就有义务要支持多极论了。就像杜小强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多极论既是一种对客观形势的评价，又是一种鲜明的国际政治主张。它反映了我们对多极化趋势的支持和赞同。”
杜小强的说法可能是不少学者并未明白说出来的观点。不管怎样，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极化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压倒性的一种看法和主张。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重大变化，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格局。可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一个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者们对这一国际格局变化及其后一个时期国际格局的认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对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给予特别强调。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经济因素重要性的强调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声音。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政治和军事的优先地位下降，国际关系重心进一步向经济方面倾斜”的基本趋势。
学者们对经济因素的特别强调这样一种普遍化的思维，既受到中国从1978年开始大力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
1992年，邓小平在其历史性的南巡讲话中，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存在的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生产力的标准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对于中国学者在判断国际格局时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也产生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强调经济因素本身自有其道理，经济实力始终是衡量大国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与其他国家的学者相比，中国学者把对经济因素的强调提到了不寻常的高度，认为它是一个对国际格局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相比之下，军事因素的作用则受到较明显的低估。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韬光养晦”政策的长期实施提供了某种思想和观念基础。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分析国际格局的性质时，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济维度看待国际格局，这使有时中国学者所说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变成了国际经济格局。这样一种倾向使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实力、总体实力变得相对更为强大的事实。对经济视角的偏爱，也使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在不同的和变化的国际实力对比结构下，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话语和论调总体上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
第二，苏联解体的一个客观后果，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更多地讨论单极格局。
在1991—1995年，发表在国际关系类学术期刊上的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中，“单极”作为主题词在内容摘要中出现的只有寥寥几篇，分别是1991年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袁胜育发表的《从“无极”到“多极”———百家论格局》，1992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海涵发表的《美国的全球战略面临严重挑战》，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郗润昌发表的《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调整的原因及其前景》和德林发表的《冷战后的大国关系》。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对“单极论”持反对态度，在涉及对单极观点的讨论时，学者们也主要强调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外交学院的傅耀祖于1991年撰文，认为当时正在发生二战以后的第二次国际格局的转折性变化，它是一种从美苏两极向多极化格局的演变。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此前的30年中，西欧、日本利用美苏对峙之机，把主要精力和物力用于发展经济和新科技，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经济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美苏。在对外贸易、黄金储备、对外直接投资等单项经济指标上，美国已不再独占鳌头，“资本主义世界已形成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宋宝贤于1991年撰文认为，“当今世界确实有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并存的特点”，但他强调，“今后世界单极的特性将会逐步减弱，多极的特性将会逐步加强。一方减弱，一方加强，这正是多极化的必然趋势”。
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春法认为，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中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是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相对衰落和日本、欧共体经济迅速崛起紧密相连的”。继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输出国之后，日本于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输出大国和资产大国。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地位则节节上升。由此，他认为大国经济实力出现了均等化，而不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卫林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化……结束了由一两个大国支配世界事务的局面，国际关系体系因此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的并非美国地位的进一步上升，而是显示了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显著重要性，它说明，“以战略需要为基础的两极格局，过渡到以经济竞争为特点的多极格局，经济科技因素将越来越超过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在1991年这个国际体系由两极转向单极的时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认识是，国际格局的特点是多极化趋势在加强。这样一种系统性的认知，无疑带有很强的中国学者看待国际形势的特色，包括：高度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国家的盛衰转化，往往以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视野来看待格局的演化，以及或许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愿望思维。
第三，1991年底之后，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主流界定是“一超多强”。这个提法一方面承认了当时体系内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客观事实，但同时强调多个强国的存在，其潜台词是，美国虽然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能力从长期来说呈下降趋势。这种对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比较强烈和一致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者中间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应如何积极发挥作用的乐观情绪，使他们并不用花很大精力去探讨如何在单极体系下应对可能出现的来自体系霸主的更强大压力。
“一超多强”的提法自1991年逐渐出现
“一超多强”的提法，部分反映了国际体系中实力对比的客观事实，同时，它也给中国学者留下了比较大的灵活解释的弹性空间。人们既可以因为“多强”的存在和发展而认为“一超多强”是多极化的具体表现；也可以因为只有“一超”，而认为“一超多强”其实只是换个说法的单极格局；人们还可以认为“一超多强”是从两极格局到多极格局转变时期国际体系的过渡形式。
第四，部分学者对国际体系中力量变化过程的认识，带有某种“决定论”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怀宁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战后各国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必然后果，不是某些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引起的。“各种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只是起着使变化加速或者滞后的影响，但不可能改变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化的进程与方向。”显然，他认为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有一个稳定的方向，这个方向，不言而喻，就是多极化。在他看来，两极格局已经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终结，但“美国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形成一霸主宰世界的局面，而是在日本、德国成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后，形成了三足鼎立新格局”。
与此相似，辽宁师范大学的李靖宇、王应树认为，“当代世界的复合格局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雅尔塔体制却始终打着人为构置的印记，所以它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人都无法倒转（黑体为笔者所加）这一时代的大潮流和总趋势”。
这样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和对经济因素在国际格局变化中所起作用的极端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普遍存在，经济成为中国学者看待国际格局的主要视角。
整个9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强调经济因素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对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总体上都有着很强的信心。但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时代。受益于克林顿政府“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产业扶持政策，美国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相比之下，西欧、日本的表现并非十分亮眼，日本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停滞。此时，即使从经济层面来看，多极化趋势的事实支撑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加上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军事实力和霸气，这种情况对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对多极化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多少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带来国际格局的重要变化，但它对作为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全球战略、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后国际格局的走势。“9·11”事件的发生，也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讨论。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上已经汇聚为“一超多强”这个说法。在“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学者大多认为，其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国际格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认为，“一般来讲，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国际格局是不会变化的”，“‘9·11’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力量对比”。
随着反恐战争的推动，不少学者认为西方体系进入新的扩张期，在国际格局中，“一超”与“多强”此前的相对平衡局面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出现向“一超”倾斜的情况。同时，很能体现中国学者思维（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此后事态的发展一致）的是，不少学者认为，这样一种态势本身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
总体来说，此时，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判断颇为敏锐，他们对国与国之间关系走势的判断也比过去更为准确。学者们对国际格局的性质和重大国际事件两者之间能够作出明确的区分，这体现出中国学者在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上的明显进步。
中国学者在讨论政策时，总体上不愿意进行公开的争论
1991年之后，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出现了一个国际格局的过渡时期，一些人采用了“冷战后时代”的说法。
1999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庞中英提出“冷战后时代”已经终结，其重要标志是“全球化”的加速。他认为，21世纪即将到来，“冷战后时代”不能也不该被带入新世纪，1999年应被看作“冷战后时代终结”的一年。至于“冷战后时代终结”的国际秩序含义，庞中英认为它首先意味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全面影响在加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以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或者国家联合”；其次意味着以美欧标准确定的全球同质性扩大、加强，美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权力的平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确定的国际体制和国际规则，通过适应经济全球化来寻求生存之道。
对此，除了大多数学者继续坚持多极化的观点之外，也有多位学者撰写了商榷文章。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的李滨就此撰文说，他总体同意庞中英对“冷战后时代”世界秩序性质的看法，不同意的不过是他对中国应对策略的主张。庞中英认为要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塑造中国的世界角色。李滨认为，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缘大国的特点，中国处于一种被改造或潜在被围堵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执行在“韬光养晦”基础上“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之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张志洲对庞中英的论文提出了更直接的质疑。张志洲质疑的不是作者的结论，而是他提出其结论的基本依据。张志洲认为，认定“冷战后时代”终结的基本依据，应该是“冷战后时代”基本特征的消失，以及与之不同的新时代特征的基本确立。“冷战后时代”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混乱与失序，二是不确定性。但到2000年，这两大基本特征已失去主导性的地位和影响，并被与之相反的、新的特征所代替。相比之下，张志洲认为，庞中英采用的“‘冷战后时代’不能也不该被带入新世纪了”的说法是一种感情判断，不能作为判断国际格局的学术标准。此外，“全球化”加速也不能作为时代终结的标准。
相比之下，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清津则认为，“冷战后时代终结”这个观点本身存在疑问。在他看来，处于过渡时期的国际关系秩序还将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基于美国强大国力的稳定的霸权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的构成单元之间力量对比不均衡，仍旧处于变动调整之中；大国之间也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一致原则。
总体来看，围绕庞中英提出的“冷战后时代终结”的观点，学者们进行了不同视角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国际格局及其运行特点的变迁，也体现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变得更为丰富、多元和讲求学理性。
在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讨论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对多极化趋势的持续强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了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格局的变化；在单极格局下，又经历了单极格局的初现、单极格局的巩固、中国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冲击等过程和态势。过去30年，国际格局经历了颇为复杂的变化，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多极化的强调则一直颇为稳定。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世界进入单极体系，并开始探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对美国进行制衡等问题。
这样的信心从何而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讨论多极化的早期，很多学者对于什么是“极”以及何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没有清晰的概念，不进行准确的定义，从而缺乏判定的标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王卫平1988年撰文认为，“极”的概念暂时没有确切的、被人们一致接受的意义，“两极论”与“多极论”使用的“极”的意义就各不相同。“两极论”中的“极”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局势的力量中心，它含有排斥、对抗其他“极”的性质；“多极论”则认为“极”就是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这里的力量“既可以从军事力量来理解，也可以从经济力量来理解，还可以从政治影响或综合国力来理解”。
第二，不少学者特别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倾向于从经济层面来判断国际格局。南京大学的李滨认为，导致国际格局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为经济是国家整体实力最重要的基础。
第三，学者们这样的看法，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宏观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如1996年12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时指出：“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为重要特征的多极化趋势，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虽然对多极化的支持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但对此并非不存在争论和质疑，有时也会产生直接的争论。
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对于单极、多极问题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阳冕在1999年撰文认为，虽然世界最终要走向多极化，但“其实现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艰巨”，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反思：一是美国在冷战后衰落了吗？二是欧洲、日本是不是抗衡美国的力量。
2000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周方银撰文，对当时普遍流行的多极化趋势说法提出质疑。他针对当时中国学者对多极化的看法，提出“谈论多极化趋势的人，很少花精力去深入探讨为什么存在多极化趋势，多极化趋势的表现及其衡量标准问题”，并反对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来论证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周方银提出了一个检验多极化趋势是否存在的标准：“多极化趋势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超’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应该呈缩小之势。”如果多极化趋势存在并持续起作用达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期之后，“一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或者这种差距甚至拉大，那么多极化趋势的存在就值得怀疑。基于过去20年的数据，他对当时是否存在多极化趋势表示怀疑，并进而认为，多极化的未来前景不取决于日本和德国的发展，而取决于中国、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如果中俄两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发展，并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么，几十年以后将要形成的又是一个新的两极格局，而不是多极格局”。
周方银在当时以颇为直白的语言质疑了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之后，乔木撰文对周方银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乔文开篇就强调，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这是2001年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际形势做出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世界走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认为周方银的观点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没有考虑欧盟，而只是选取欧盟中单个国家与美国进行比较，由此得出多极化路途遥远的观点，但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超过美国。在乔木看来，欧盟不仅是未来多极中的一员，而且是当时走向多极化的领头羊。
这个观点差异体现了以什么为衡量国际格局的基本单元的差异。乔木认为，与两极格局时期不同，多极化时期的“极”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家集团，如欧盟。乔木和周方银结论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乔木的这一观点造成的。在此基础上，乔木认为，“多极格局并非遥遥无期，……它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形成”。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2008年后不少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多年处于乏力态势，其结果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此后迅速拉大与日本的差距，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2.6倍。
同时，中国也在逐渐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1991年，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6%;2006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20%。虽然从1991至2006年的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这个增长并没有明显的格局含义。两年之后，2008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30%，又过了两年，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40%，2012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50%, 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60%。
在这样的背景下，阎学通在2013年提出，国际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两极化演变，并认为到2023年底时，人们将看到一个两极格局的出现，中国将成为两极中的另外一极，虽然那时中国在总体实力上还与美国存在一定的距离。
对于阎学通提出的这一观点，大多数中国学者并未与之进行正面辩论，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强调多极化仍然是基本趋势的做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崔立如对多极化表示了强烈的信心。他甚至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多极格局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世界进入多极时代这个提法之所以成立，是基于单极格局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他所指的单极格局不再，其含义是美国作为中心力量运用其权力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志已经大大弱化，即多极格局的核心是“去美国中心化”，或“去美国霸权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吴志成认为，国际体系整体上处于向多极化转型的进程之中，“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新的多极体系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复杂的历史过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志敏对阎学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世界正在变得更为多极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的多极化包括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和观念力量的多极化三个层面。其中，世界的经济多极化已经基本成型，军事多极化的趋势较难得到公认，观念力量的多样化也在同步发酵过程中。陈志敏承认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但由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多极仍将是未来世界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中国的人均GDP到时仍将明显低于美国；其次，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中美在2030年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如欧洲、印度的优势不是很大；第三，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因此，多极仍将是未来世界至少在2030年前的主要特征。
在论文中直接反驳阎学通观点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薛福康以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肖枫。薛福康对两极化的前景表示明确反对，认为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薛福康所说的两极世界，不仅是一种实力对比关系，而且还涉及国家行为模式。他认为，两极化世界无非是世界上的国家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下形成两个理念迥异的阵营，相互间进行全面的竞争甚至对抗，以期最终决出高下。由此，“只要中国不当头，未来的世界就不可能是两极化，而只能是多极化”。
肖枫认为，由于美国对偌大的世界和诸多事务表现出力不从心，欧盟不会解体，俄罗斯的军事等各方实力仍堪称“一极”，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不容忽视，因此，“世界多极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同时，中国的力量虽在明显上升，但论综合国力离世界第二还差得远，绝不可能在2020年定型为中美两极的格局。这样的思路与此前秉持多极化立场的大多数学者并无明显差异。但他同时认为，世界格局中的“极”指的是世界各大力量，世界有几股或几大力量就有几“极”，这就又把“极”的概念变得模糊化了。按照这样的概念界定，冷战时期存在的很可能不是两极格局了，而且当前存在的已不是多极化趋势，而是多极世界了。肖枫认为，阎学通所说的“中美两极”中的“极”，是指一部分力量的“主导者”，或一部分国家的“头头”，“中美两极”带有中美两大“国家集团”的味道。这实际上是改变了阎学通对于“极”的观点，其实是在“两极论”和“多极论”中对“极”采取了不同的定义方式。
从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的策略角度，肖枫认为，在多极力量的世界中，“两极论”的提法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获得世界其他力量的认可，只会起挑拨和离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力量关系的作用。中国要成为“中美两极”中的一极，首先是没有这样的实力。其次，即使中国有实力，中国自己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一极”。他认为，中国从自身崛起和发展的利益考虑，宁可选择作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也绝不会抛开其他各“极”，作为“中美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与美国对峙相处。
肖枫观点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更多地是从国家自身的政策选择，而不是从客观存在的实力对比和大国关系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格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国际格局是趋于两极还是多极。在他看来，即使中国实力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程度，中国也可以选择不成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由此，国际格局就不是两极体系。这是一种与美国学者、包括不少中国学者颇为不同的思考方式。同时，他从国家利益关系的角度，认为“两极论”的提法会导致中国与世界其他力量（可能主要是俄罗斯、印度、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潜在的含义可能是，从外交策略的角度出发，中国学者也不应该支持“两极”的观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任卫东是少数支持“两极论”提法的学者，但他的实际观点和逻辑却与阎学通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正日益明显地两极化。“一极是霸权国家及其针对具体问题的追随者，另一极是面临霸权主义威胁，遭受霸权主义压迫，要求和捍卫独立自主的广大国家”，新的两极格局的基本矛盾是霸权主义与独立自主的矛盾。
总体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单极、两极化、多极化等问题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现了不少学术观点，但除了少数的例外，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并未有意识地展开集中的辩论，在观点表达上，总体还是自说自话。
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既是一种学术讨论，同时又有着明确的现实政策含义。这种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是认识一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重要内容，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要素。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关键要素，而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有着十分强大的约束力。在沃尔兹这样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一国对国际格局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在结构的选择压力作用下，很可能给自身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二，国际结构的具体性质，对中国崛起确实形成了颇为现实的约束。2000年左右，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认为存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建立在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之上，而多极化与全球化的趋势则是这一国际环境的根本特征。2010年之后，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处的国际背景并不是很有利，因为与历史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崛起不同，中国是在一个单极格局的体系中崛起。这个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制衡。在单极体系下，美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加安全，可以对国际事务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单极也降低了美国所受到的体系约束，扩大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增大了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困难和代价。
单极体系下特殊的实力结构给大国崛起造成了特殊困难。单极格局造成的效应，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显著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
第三，认识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更好地利用作为客观存在的国际格局，以谋求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自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形成冷战时期著名的“大三角”关系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十分注意利用国际格局提供的发展空间，努力规避国际格局演变给自身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政府基于对国际格局演变的认识提出的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观点，一方面体现了试图充分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战略发展机遇的明确政治意识，同时其背后也有某种紧迫感，就是担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以后的发展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持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否定过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但对多极化趋势的信心也体现出强弱的变化。
邓小平1990年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1998年8月，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个问题。他强调：“世界格局正在加速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江泽民1998年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的同一讲话中指出，“美国企图构建单极世界，由它一家来主宰国际事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其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黑体为笔者所加）”。
总体上，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依然在使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这样的表述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虽然长期坚持“多极化”的表述，但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是灵活务实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
在199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表示：“走向多极化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只有力量平衡才有利于世界稳定”。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此后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的热烈程度迅速上升，中国政府对“两极论”之类的观点总体还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这在2009年中国对所谓“中美共治”论点的态度上有清楚体现。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特别是像‘中美共治论’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这违背了世界多极化潮流，也不符合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国际格局问题上，学术观点与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冯惠云和贺凯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政府政策之间可能存在4种不同的关系：学者作为认知共同体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学者提供不同的政策选项供政府部门选择；在新政策出台之前学者发挥信号作用，以试探外界对政策变化的反应；学者的观点变化可以作为反映政府政策变化的一面镜子。
关于学者观点与政府立场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颇为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上与中国政府对国际格局的主张保持高度一致。至于两者谁先谁后，是学者的观点受政府主张的影响，还是政府的主张接受了学界的学术共识？本文的看法是，政府主张对学者观点可能产生了更大影响。因为如果是学者的观点影响了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更应该发生的情况是，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学者的看法会形成若干比较重要的分野，不同观点都会得到比较充分和深入的阐述与讨论，其中的某种看法会受到政府更大的青睐。而实际情况是，在两极格局、单极时代、美国实力优势进一步扩大、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这样一些不同的背景下，关于多极化趋势的主张，始终是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的主流观点，而这同时又是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贯支持的主张。中国政府在自1991年底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张过两极格局、单极格局。与之相应，中国学界主张两极世界、单极世界的文章数量很少，所占比例非常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对于多极化主张的一致性、长期性，构成学者分析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背景。而学界对多极化趋势的一贯支持和积极表述，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判断，强化了政府对多极化的信心。由此，学术观点与政府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明显。这种态势的弊端在于，它不利于学者对国际格局进行更充分更大胆的探讨。
第二，学者对多极化的反思，包括对多极化之外其他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和主张，有助于丰富政府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避免陷入固化的思维定势。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格局走势的判断，从总体上一直坚持存在多极化趋势。这个主流观点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往往从很长的时间尺度出发来看待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从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视野出发，分析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强调“××化”，而不是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就事论事地探究当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态势。因为时间视野如此之长，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其发展是螺旋式上升过程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各国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等论述和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往往对多极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和挫折看得比较淡。当出现不利情况时会表示，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可能会存在曲折，但这不影响大的发展方向。
第四，多极化是中国政府长期肯定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对此进行广泛的论证和阐释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局面。但很可能的是，政府在大多数时期，并未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宣传加以有意推动。如前面的讨论所见，事实上学者们可以对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表示公开的质疑和进行公开的讨论，只是这些不一样的观点长期未形成主流而已。
此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认识国际格局时，中国学者往往十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最为典型。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更早意识到军事因素可能具有的高度重要性，并对军事现代化建设持续加以积极的推动。在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先有后，要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要“忍耐几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格局问题撰写了大量论文，进行了颇为深入和充分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对“国际格局”概念本身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其含义有时类似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结构，有时是国际结构加上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分析国际格局的早期，也有把它大体等同于对国际体系总体性质的认识的做法。对于构成国际格局重要基础的“极”的概念，学者们也存在某些不同的认识。有的严格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界定“极”，也有人把力量中心等同于“极”，有人认为“极”的基本单元是国家，也有学者认为国家集团也可以作为“极”的单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格局的内涵与国际结构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相似性，这体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个变化也是学术规范性逐渐增强的过程的产物。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国际格局的文章，总体表现出对多极化趋势的稳定支持，即使在国际格局经历复杂变化的时候，对多极化的支持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与中国学者对经济因素作用的重视、对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发展的一贯强调具有内在的联系。随着中国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基本概念方面共识的增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对国际格局不同发展趋势的分歧，特别是对两极趋势与多极趋势的争论，越来越变成一个如何更准确地认识国际体系中大国之间实力对比走势的问题，如美国实力是否会长期相对衰落，中国是否正在逐步获得世界性的实力和影响力，等等。未来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和争论，将更多地集中在经验问题和对现实的实证分析方面，而非理论或概念问题上。此外，即使在同样的国际格局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格局与国家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未来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是麦克阿瑟基金会“通过中国学者视角理解中国崛起”研究基金项目（No. 16-1512-150509-IPS）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存在的问题由本人负责。
这与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文章的起始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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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1992年年会”上，与会学者总结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最大启示，第一条就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见王友群、胡昊《正确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1992年年会述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4期，第79—82页。另参考罗肇鸿《略议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第18—19页；宋开文：《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看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31—34页。
“韬光养晦”政策的核心，一方面是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即所谓的“以经促政”，总体上，它赋予经济发展在国家战略中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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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会议或者内部会议中，确实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政策争论确实存在，有时甚至还比较激烈。但在公开的场合，中国学者很少进行指名道姓的观点争论，特别是不愿诉诸公开的文字，但会以相对委婉的方式表达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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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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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可能存在的思维定势，参考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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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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