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反建制为核心的民粹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崛起之势，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边缘一路蔓延到自由主义阵营的核心地带，其中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更是将这一势头推到了顶峰。作为自由霸权主义秩序的塑造和长期维护者，美国的民粹化转向无疑在整个国际舞台中投下了不稳定的阴影，并已然在同盟关系、经贸规则等问题上显现出变化的端倪。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的相关学术研究一直集中于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因、动力和模式。由于民粹主义长期未能在主要大国占据有利地位，其在国内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始终难以充分展现，更遑论分析研究。基于这一理论不足和现实的显著变化，本文将在分析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国内建制互动及其结果的同时，关注霸权国的民粹化所可能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篇幅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说明为什么反建制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实质，以及反建制政治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将阐述美国民粹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各分支的反建制主义特征；第三部分将通过分析特朗普的国内外政策，评估其民粹化程度和反建制政治模式；第四部分将归纳特朗普主义对美国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影响。
在民粹主义（populism）的相关研究中，最常见的论述就是强调这一概念的多样性以及定义上的莫衷一是。由于分析视角和研究对象的差异，民粹主义在不同语境下会被理解为不同的事物，例如政治体制（regime）、政治类型（politics style ）、政治动员模式（political mobilization ）、意识形态（ideology）、话语体系（rhetoric ），甚至仅仅是某种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此外，即使是在同一范畴内，民粹主义也可能拥有不同的形态。例如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存在要求扩张社会权利的左翼民粹，也存在倡导自由市场政策的新民粹主义（new populism），以及鼓吹种族主义的右翼民粹。自20世纪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契机展开民粹主义研究起至今，一直未能产生得到广泛认可的权威定义。
然而，定义缺位并未构成研究的障碍。尽管不少人强调民粹主义这一术语一直在缺少明确定义的情况下被广泛使用，特别是会被当作一种带有贬义色彩的政治攻击，加剧了概念的混乱和非中立性。但是，民粹主义在定义上虽然存在一道充满激烈争议的外圈（outer ring），但是其同样也存在获得了广泛认同的内核（inner core）。这一内核包括诉诸人民（appeal to people）、大众动员（popular mobilization）和有力领袖（dynamic leaders）三大要件。
对于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不同的研究者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的一派将民粹主义视为代议制民主的病态（pathology）、退化（degeneration），甚至是伪民主（hyper-democracy）或者反民主；而在左右翼的民粹支持者看来，只有某种类型的民粹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甚至进一步宣称民粹主义的本质就是“在十字路口作出选择”，是所有政治的唯一逻辑。
这一分歧也点明了民粹主义政治逻辑的核心，那就是权力运作的去制度化，即可以打破法制、规则、程序，绕过执行和维护它们的政治阶层，也就是“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民粹政治的人民／精英二分法不是要指出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而是要强调社会中存在一个被傲慢的精英、关键的少数群体和腐败的政治家所压制的“沉默的大多数” （quiet majority）。
反建制主义赋予了民粹运动及其政体特殊的运作模式。通常，民粹政治都诞生或者寄生于原有的国内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中，因此推行反建制政治的民粹政体一般被称为民粹民主制（populist democracy）
客观而言，去制度化本身并非罕见的政治现象，无论是信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一切遵循人民主权原则，试图打破旧制度、推进激进改革的政治运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这一特征。关键在于“正常”的反建制运动在摧毁旧制度后一般会迅速实现权力运作的再制度化，重新建立起各类规则与层级；之所以民粹民主制被视为病态，就在于其在实现权力运作的去制度化后，无法为制度的重建提供“政治燃料”，而是长期停留于不稳定状态，直至民粹运动到达丧失政治动员能力的极限，常态化（routinisation）为某种威权或者民主政体。
归根到底，制度是人们对重要问题作出的持续性反应（durable response），一旦出现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反建制的民粹运动就会应运而生。然而，重视民众直接经验、诉诸常识的逻辑虽然使得民粹政治能够有效动员大众，但是却无助于对复杂问题的长期应对，甚至会构成建设新制度的严重阻碍。
在政治实践中，各类民粹运动和民粹政体在推行反建制政治时也存在着区别。在威权社会中，民粹政治的反建制特征往往表现得最为充分；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其反建制特征就会遭遇较强的内外部约束。在后一环境中，民粹政治力量的上台往往并不意味着政体的彻底转变，而只是使民主制度带有了反建制色彩。理论上，纯粹的反建制政治要求不应当将包括种族在内的任何问题从政治议程中排除，否则就会导致政治过程无法反映人民的真实关切
由于内外限制，现实中的民粹运动很难推行纯粹的反建制政治。很多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也强调民众的意愿应当得到制衡，只有“合法”（legitimate）和“真实”（real）的部分才应当被纳入政治议程，以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与“机制”（regime）这一概念类似，“建制”的内涵除了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之外，还应当包括国内政治领域中的一系列明示或者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民粹运动在推行反建制政治上也存在方式和程度的区别。一方面，这是由于受制于外部约束，例如存在强大的竞争性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内在受限于其所附着的意识形态，民粹政治的还原政治策略要求它们必须认可甚至维护某些既有制度。美国民粹主义作为复杂集合体，不仅与欧洲或者拉美的民粹主义区别明显，其自身也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从反建制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已经高度融入主流制度，右翼民粹主义也以美国建国宪政为其政治动员内核，两者的反建制倾向都受到了不同方式的有力约束。
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一词正式出现于19世纪末的美国民粹党（Populist Party）运动之中。这一运动源于美国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受到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压力，美国农民在1880年结成了农场主联盟（Farmers' Alliance），随后于1890年建立了民粹党，并于1896年与民主党共同推选威廉·白里安（William J. Bryan）作为候选人竞逐美国总统。在特朗普当选前，这一大选长期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参与联邦政治的巅峰。
在民粹党失败后，产生这一运动的社会基础———乡村、城镇和大城市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消失。美国的乡村社会从未完全融入工业资本社会，在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也在持续下降。一旦出现经济和政治契机，半融入的乡村社会就很容易为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动员，新的民粹运动也因之兴起。
然而，无论是民粹党运动还是杰克逊民主，其中都同时包含着排除主义的右翼因素和扩大社会权利的左翼因素。就在乡村民粹主义持续存在的同时，民粹党人的左翼思想也在不断扩大影响。伴随着美国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拉美式的左翼民粹浪潮同样出现于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前者不仅多次营造人民与资本精英的对立，甚至在新政的高峰发起了针对最高法院的政治挑战
相较而言，美国的左翼民粹运动往往能成功改变和塑造制度，社会保障、劳工保护、累进税制、平均法案、医疗保障体系等进步主义诉求最终都成了正式制度；对妇女、各类少数群体的尊重和保护也成了被广泛接受的伦理准则。相反，倡导极端自由放任、本土主义的右翼民粹则一直在波动中趋于边缘，两者的政治影响处于明显的不对称状态。
与其他地区一样，美国民粹运动中存在不均衡发展的两翼，其右翼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建制主义倾向。两派思潮融入主流政治制度的比例差异以及基于美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政治动员内核，共同塑造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反建制特征。当前，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跨国比较研究刚刚起步，其关注焦点也集中于民粹运动在不同国家获得支持的原因。
首先，美国右翼民粹由于在制度塑造上的长期弱势地位，原教旨式的保守主义和反建制主义色彩日益增强。其政治动员内核中含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是主体仍然是美国建国宪制中自由主义的“神圣公式”（sacred formulae），以机会均等、自由放任、少数服从多数为信条，以美国宪法为象征。
与之类似，虽然美国宪制自建国起就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甚至被称为“多元政治”而非民主政治
总体而言，虽然左右翼民粹主义在反建制的强度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但是相较于其他地区，它们的“革命倾向”都相对较弱，无法打出挑战基本政治制度的旗号。大部分情况下，民粹运动只是“寄生”于左右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中，并不构成清晰、独立、稳定的政治理念和力量。美国公民对民粹运动的支持也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政治的总体不信任和不满，较少有明确的政策诉求。
其次，美国右翼民粹运动的兴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前者多次兴起于经济状况良好的时期。
当前美国右翼民粹的反建制倾向集中于反对广义的“美国认同”，越来越强调按照文化而非政治来认定共同体身份。相对于在财政等具体领域的制度改革，将移民、少数族裔、穆斯林排除在美国认同之外的排除主义政治议题开始成为右翼民粹的招牌，这在特朗普的选举和执政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三，美国左右翼民粹力量都发起了针对国际秩序和安排的反全球化运动，但是左翼反对的是资本全球化对国内经济关系的异化，右翼则具有广泛、强烈的反普世主义（anti-Cosmopolitanism）特征
总体而言，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地区，美国民粹运动中的独特现象就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它们都鲜有对国内的正式制度尤其是宪法所确定的基本政治结构提出过严肃挑战。左翼民粹主义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经济议题，关注的是包括金融业监管在内的非常具体的制度安排；右翼民粹则侧重于操作文化和认同议题来攻击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炒作难民等国际政策问题，以在不挑战正式制度的前提下保持国内的民粹运动热情。可以说，主流的美国民粹主义不会也不愿意扮演美国制度的挑战者，而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大众参与质疑那些尚未“制度化”的政治理念和原则，进而通过“建制内”途径来修正制度的边缘部分。
2016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一方面，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民粹运动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打破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常规，粉碎了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能够抵御民粹力量的“绝对信心”；但另一方面，特朗普虽然发表过诸多反建制言论，并且也试图兑现其选举承诺，但是至今为止特朗普政府仍然是在既有法律体系内活动，同时也受到政党政治的强大约束。因此，在特朗普治下矛盾的两个方面将如何互动？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政治会呈现何种形态，发展到何种程度？是特朗普给美国制度带来革命性变化，还是最终被既有制度所驯服？也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中将对比特朗普执政前后的政策变化，观察其履行反建制承诺的状况以及所承受的制度压力。无论是放弃履行某些竞选承诺，还是在政策的外部压力下遭到失败，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受到了美国建制的有效约束。反之，则说明特朗普得以成功塑造美国。同时，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外政治和政策很难彼此分割，但是国内与国际政治间的本质差异仍然存在。因此，为了使横向与纵向的对比更加清晰，本文将对特朗普的国内外政策分别予以讨论。仿照罗斯福“新政”（New Deal）和杜鲁门“公平施政”（Fair Deal）的用法，本文将其国内政策称为“特朗普施政”（Trump Deal）；同时按照自“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以来的美国外交和研究惯例，本文将其对外政策称为“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
如同罗斯福的“新政”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特朗普在竞选中作出了一整套全面的反建制承诺，堪称“特朗普施政”。其中有的是要打击联邦官僚制度，削减人员、减少规制；有的是要打击美国的代议制和利益集团政治；有的是要摆脱国际条约和相关安排的约束，或者直接迁怒外国政府；有的则是要清除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治理规范。以下将选取特朗普在竞选中、当选后和执政后这三个时间节点的政策诉求，来对比分析特朗普政府推行反建制主义政治的意愿和效果。
一般而言，出于政治动员的目的，美国政治在竞选中往往最具民粹色彩，而在当选之后，则会迅速或者逐渐常态化。因此，竞选纲领往往会成为当选后无法实现的“理论上限”。对于特朗普而言，他在2016年10月22日于葛底斯堡正式公布了名为《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选民契约》 （Donald J. Trump' s Contract With the American Voters）的竞选纲领，就清理华盛顿政治、保护美国工人、重建法治等三方面提出了共有18项改革方案、10项立法动议的系统性框架，建立了清晰的政策对照起点。其主要内容见表1。
从性质上看，特朗普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了5个方面的反建制诉求。其中，限制国会议员任期、减缓“旋转门”流动、清除利益集团等举措都是要打击以国会为中心的代议制和利益集团政治；冻结联邦雇员、削减规制打击了联邦官僚；其他包括撤销奥巴马医保法案在内的大部分国内改革动议，则是攻击以政府干预、环境保护、鼓励移民与多元化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治理规范。
在当选后，特朗普的反建制立场一度表现出了“重回轨道”的态势。2016年11月11日，在权力移交过程中，特朗普不仅大幅延长了与奥巴马的白宫会谈并称赞后者，还表示将考虑保留奥巴马医改中的合理部分。
由于共和党国会的明确反对，更新后的施政纲领完全删除了为国会议员设置任期限制的内容。在11月9日，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就公开声明，为国会议员的任期设限“不在议程之内”，“赢得选举本身就是一种限制”。这一删除也说明，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挑战国会。
事实上，如果不能突破美国的现有法律制度和程序，除了能够直接中止《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等极少数尚未法律化、条约化的政策遗产，特朗普政府很难在百日施政期间真正兑现其反建制承诺。在立法上，特朗普要想推动国会立法，就必须配合共和党主流派的议题，而后者虽然在部分国内议题上支持特朗普，但是在自由贸易等议题上分歧明显。如果单纯行使总统行政权，特朗普也只能中止那些没有走完法定程序的行政命令，无权随意改变在环保、金融等重要议题上已经获得法定效力的行政规制，更不用说完全撤销奥巴马的全部行政指示还将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基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然而，这一反建制调门降低的“缓和”期并未持续多久。在2016年1月21日的就职典礼上，特朗普重新高调地举起了反建制的大旗，公然宣称“与以往的所有权力移交不同，唯有此次是把权力由华盛顿移交到美国人民手中”，打破了以往两党在就职典礼上强调团结的惯例，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动表明，与以往的大选政治不同，其试图尽可能多地兑现富有反建制色彩和政治争议的竞选承诺，目的是维持而非消解支持者的民粹主义情绪。这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新任美国总统仍选择了加速拥抱民粹主义、而非回归“常态”的政治路径。
第一，里根和卡特政府时期就曾经冻结过联邦雇员雇佣，因此特朗普此举并非无先例可循。同时，冻结雇佣本身不会提升白宫对官僚机构的控制程度，前者仍然难以解雇职业官僚，更何况各部门仍然可以援引“国家安全”的例外条款来补充人员。
第二，虽然特朗普在总统行政令中规定每建立一条新的规制就必须废除两条已有条款，但其在减少规制数量上只能起到非常间接的作用。同时，这一行政命令也不能作为废除某项规制的理由，而必须向相关法院提供实质性理由。
第三，在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中，特朗普的主要调整就是将白宫首席战略家班农设为部长级会议的常设成员，同时将情报总监和参联会主席的常设席位移除。
然而，特朗普此举固然加强了白宫对国安会这一协调机制的控制，排除了来自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等部门的潜在反对。
第四，在限制政府官员和游说团体的关联上，特朗普目前仅仅是将禁止期限由奥巴马时期的2年提升为5年，同时终身禁止为外国政府游说。
综上所述，特朗普虽然表现出了要将反建制政治推进到底的姿态，但是事实上特朗普并未对国会、官僚等“中间制度”展开实质性挑战，甚至还受到了后者尤其是共和党国会的严重掣肘。同时，就连特朗普政府内部也绝非唯白宫是从，他所任用的内阁部长大多是个性强硬、能力出众的精英，他们与总统之间的个人联系也并不紧密。
总体而言，特朗普施政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有力约束，其反建制色彩远不如媒体所宣传的那样突出，美国国内政治尚没有因为特朗普执政而出现实质性的民粹化。当前的巨大争议主要来自左右翼政治力量间的争斗，而非反体制运动与体制力量的冲撞。
相对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中的“建制”本身就较为稀缺，除了少数为国内法律体系所内化的条约以及为国际社会所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外，大部分机制只有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这使得推行反建制主义外交的国家很少受到国内政治中广泛存在的制度约束。同时，由于美国的霸主地位和巨大的实力优势，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对于在国际舞台上以“非制度化方式”行使权力的美国也很少予以硬实力的约束，而更多采取“软平衡”政策。
在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同样作出了很多反建制的外交政策承诺，但是没有形成《葛底斯堡契约》那样公开、系统的表述。其中引起了较多关注和争议的内容见表4。
就承诺性质而言，之所以将“特朗普主义”称为“反建制主义外交”，是由于其试图打破或修正已经为美国法律制度所内化的同盟体系（北约、美日、美韩），退出美国参与和主导的部分国际机制（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多边自由贸易），动摇了美国在二战后致力于推行并在冷战后逐渐成为现实的国际秩序（如人权政治等）。即使是在巴以或者伊朗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调整，也由于其单边主义特征，而被认为削弱了美国所建立和维持的“国际建制”。
这一整套承诺构成的特朗普主义在策略上是小布什式的单边主义与奥巴马式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的矛盾结合，以打击“伊斯兰国”这一“技术问题”代替了对自由霸权主义秩序的理念维护，从根本上背弃了美国在1945年后以联盟、国际机制和自由主义规范为核心的理念。
根据这一套对外政策承诺，完全兑现的特朗普主义将增强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的威权甚至是独裁政治倾向，无视叙利亚难民问题；在欧洲将削弱北约和欧洲盟友，在亚洲弱化包括《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款在内的共同防御承诺，与中国展开激烈的贸易战并疏远亚太伙伴。
与国内议题相比，特朗普在当选和执政后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的调整、缓和姿态更为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原有的反建制风格，尤其是展现出了蔑视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规范的姿态。自当选后至正式执政前，特朗普公然赞同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政策，支持因联大谴责决议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中断外交工作联系的内塔尼亚胡政府，鼓励后者进一步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
2017年1月21日，在就职仪式上，特朗普以极具民粹主义色彩的方式阐述了“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有4点：（1）以本国利益为先，不将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的孤立主义倾向；（2）“购买美国”“雇佣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3）巩固和增强同盟，但是不能忽视美国自身的损耗；（4）明确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激进组织挂钩，加强打击清除。
综观这些措施，特朗普几乎“不打折扣”地履行了其全部竞选承诺，尤其是以国际经贸和全球治理机制为主要目标，体现了强烈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特点。唯一的明显调整是在同盟体系上：一方面，通过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访日之行，美方很快与日本再次就《日美安保条约》共同防卫条款的解释达成一致，降低了分担驻日美军成本的调门
此外，与国内施政对比，特朗普在推动反建制外交时所遭遇的阻力要远小于国内，同时前期收获也更大。无论是墨西哥、加拿大还是北约各国，迫于美国压力，均表示愿意探讨特朗普所提出的尖锐议题。
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反建制对外政策受到的外部约束较弱，如果美国能够通过这些政策获得更多的短期国际红利，那么将增强特朗普的政治资本，鼓励他将矛头由国内转向国外，增强美国外交和权力运用的去制度化色彩，最终可能在根本上动摇既有的自由霸权秩序。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美国是否会因为实力下降而不足以维护自由霸权秩序。特朗普主义的出台提醒我们，维护自由霸权秩序绝非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国地位、从优势国家力量中获益的唯一形式，美国的主动变化比起他国的挑战能够更直接、更明显地改变国际秩序的性质。长期以来，这一可能遭到了忽视。
具体而言，自由霸权秩序要求各国在政治上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战后国际政治现实，承认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在经济上接受以开放市场、自由流动为核心的国际经贸安排；在安全上承认霸权国在国际安全上的主要供给者地位，接受集体安全安排。
首先，自由主义的式微。在短期内，华盛顿不再关心他国的民主、人权和法制问题，将缓和美国与外部的矛盾，削弱威权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减少美国与大小国家、盟友和非盟友之间的矛盾。但是长期来看，这将鼓励其他国家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倾斜，它们彼此间的互动将加速各自民族主义政策的推行，使得权力政治和民族主义将不再受到自由主义理念的强力约束，世界政治将呈现出更多的对抗与不稳定性。
同时，去自由主义化将使美国外交带有明显的“文明冲突”色彩，很可能导致反恐的扩大化和极端化；自由干涉主义的终结还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这包括各类民主化和发展援助。这些举措都可能进一步加深中东地区脆弱国家的治理危机，破坏美国与关键伊斯兰盟友之间的关系，恶化全球反恐局势，加剧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动荡。
其次，开放经济的倒退。特朗普以双边安排来代替多边体系，预示着大国利益将取代普遍共识成为塑造国际经贸体系的决定性力量，经济集团可能将取代当前相对统一、开放的全球市场。在极化的经济体系中，不同阵营之间的经贸议题将带有零和而非正和博弈的色彩。至今为止，美国总体上对“一带一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乐见中方为美国的“软件”打造“硬件”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还将鼓励其他国家采取歧视性的国际经济政策，使跨国经济活动的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受到特朗普主义影响的世界经济将是一个对外向型崛起大国更加严厉的体系。后者一方面要面对霸权国和其他大国排他性的经济竞争，另一方面又要更多地承担与中小国家的谈判成本，并在世界各地经受经济民族主义的考验。
第三，集体安全的衰变。特朗普主义对盟友体系的调整也显示出了修正集体安全体系的趋势。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对于盟友及其他普通国家而言，它们承认美国在国际安全上的主要供给者地位。各国自身军力大多处于辅助和次要地位，不少国家甚至采取了搭便车的国防策略。对于不认可美国安全供给的国家而言，尽管它们重视保持独立的安全能力，但是也不会将军事力量视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常规工具。总体来看，冷战后集体安全体系改变了大多数国家的行为模式。
特朗普主义对集体安全体系的关键影响在于，其对东亚和北约盟友的要求不仅是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同时还要发挥实质甚至是独立的安全功能。在西欧，美国或赞成欧洲强化独立军事力量；在东亚，华盛顿可能鼓励日本加快“正常化”。原本以美国为核心、其他国家为支轴的“轮辐式”同盟体系有可能演变为等级制的、传统的盟友体系。安全“自助”的增强将促使以霸权为支撑的集体安全体系趋于现实主义的多级体系，区域安全竞争关系将更为直接和复杂。
综上所述，对比“特朗普施政”与“特朗普主义”，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模式高度符合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第一，以保守主义姿态理解美国宪法的特朗普难以挑战美国的正式法律和基本制度，在国会、官僚和反对党的共同作用下，特朗普只能在制度化的范围内行使政治权力，甚至即使如此也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的制度虽然不能改变特朗普的政治倾向，但是仍然能有力地约束其权力行为。第二，在国际政治领域，特朗普虽然在部分内化为正式制度的议题上遭到了强力约束，但是自由霸权主义的整体国际秩序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内法的保障。有赖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推行反建制主义不仅合法性成本更低，而且短期收效可能更快、更显著。这一现实或将鼓励特朗普进一步在国际政治领域推动反建制外交，这也意味着美国将给国际政治而非美国的国内制度带来严重冲击。当然，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也不会放任特朗普政府彻底颠覆既有秩序，而是会致力于将国际政治问题转化为国内问题，为白宫设置重重阻碍和挑战。
之所以从反建制的角度来观察民粹主义，在于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现象，寄生于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各类政治活动之中。在理论上，民粹政治虽然能够与代议政治、技术官僚政治等对等概念区别开来，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并不存在纯粹的民粹政治或者非民粹政治。即使是一位信奉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其颁布的政策也未必全部带有浓厚的反建制色彩。反建制政策固然会引发政治争议，但是政治争议的强弱并不能说明是否存在反建制属性或者标明其程度。以“浓度”而论，特朗普施政中的反建制色彩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烈。
表面上这是由于其他政治力量构成了强大的外部约束，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固有特征，他们很难在以“恢复美国宪制”为旗帜进行广泛动员的同时挑战美国的政治制度。换而言之，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只是努力用同样的骰子掷出不同的结果，而不是另起炉灶、改弦更张。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民粹力量，只要附着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就很难期待他们真正颠覆建制。归根到底，这一力量只是要在制度框架内清除进步主义、自由主义所构建出的包括族群平等、多元文化、普世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次级规范”，它们始终将自身视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可以预测，特朗普的执政虽然因为左右翼思潮的激烈斗争而风波不断，但是并不会对美国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很难想象，在“禁穆令”上都不能确保国会、官僚和内阁团队坚定支持的特朗普能够像普京那样实现“去民主化”。以此而言，特朗普执政终究只是开启了政策而非制度的新阶段，美国制度的民粹化前途有限。
当前，特朗普所引发的包括族群权利、文化认同、发展模式在内的“政治正确”争论，虽然尚未显示出在政治、文化领域内“开花结果”的迹象，但是至少已经推动了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业调整和税收改革方面的前进步伐。这些政策如果能够与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国际经济政策形成合力，活化美国经济，那么即使特朗普无法兑现其在国内政治中许下的部分反建制承诺，也不会带来合法性危机。但是，成功同样会削弱反建制口号对民众的吸引力，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回摆”。正如大危机中的罗斯福政府一样，后者的政策虽然带动美国成功摆脱危机，但是这在提高总统政治声誉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民众进一步支持剧烈变革的动力。因此，即使特朗普任期逐步走向成功，也并不能代表右翼反建制主义将不断推进。反过来讲，如果执政前景不如预期，特朗普抛开制度约束、走向更加极端的反建制道路就将面临更大的阻力。毕竟，很难相信具有浓厚实用主义思维的美国社会会给一条“失败路线”第二次机会。就目前而言，美国国内外所面临的危机远没有达到改变这一整体社会心态和机理的程度。因此，无论特朗普执政是成是败，其当选本身都很可能是美国右翼反建制主义在一段时期内的巅峰。
此外，由于美国独特的霸权国地位和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属性，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政策变化有可能显著改变国际秩序的性质。本质而言，制度化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是霸权国和其他国家基于长期利益考虑而分别进行的自我约束：霸权国愿意用规则来限制自身行为，尤其是要避免使用单方面的武力来追求国家利益；其他国家则要认可、遵守霸权国所制定的规则，即使其在某些情况下损害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其逻辑是通过构建长期的“可预测性”来减少国际博弈成本、增进各国的国家利益。其中，二战后初现雏形、冷战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自由霸权秩序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治理原则上的等级制国际体系，在这一秩序下，其他国家用制度化的多边国际渠道来影响美国的权力行使。
当然，特朗普主义目前在国际舞台上投入的政治资本和精力仍然较少，退出多边机制、减少外交承诺、调整美国与其他大国贸易关系的政策主张仍未具体成形，因此目前还难以确定外部对华盛顿落实特朗普主义所可能形成的真实压力。此外，“特朗普主义”与“特朗普施政”一样，也会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掣肘。从特朗普试图调整美俄关系不断受阻就可以看出，美国总统的外交权力同样会受到来自国会、官僚部门和国际主义精英所组成的既有建制的强力约束。即使外部约束较小，白宫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努力同样会遭到激烈的内部反对。除非其反恐政策、对外经济调整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否则特朗普政府也很难扫清横亘在面前的种种反对和阻碍。因此，特朗普主义虽然具备彻底颠覆当前自由霸权秩序的潜力，但是要想兑现它们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只有通过美国国内政治的重重严苛考验，特朗普政府才有可能按照其所设想的模式来重新勾勒世界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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