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7, 2(2): 95-121
doi: 101393D-2017-2-005
非洲反建制主义的勃兴*———对当前非洲政治变迁的另一种解读
沈晓雷
 
【摘要】  反建制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上最为流行的一种政治现象。非洲国家也存在各种类型的反建制主义行为,这其中包括横扫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布)等国领导人的“第三任期”问题,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以及南非的排外行为等。其中,“阿拉伯之春”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有破无立的群众运动;“第三任期”是针对自由民主这种来自西方的民主建制所采取的反建制主义行为;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是穆加贝政府为了谋求继续执政而采取的激进主义措施,具有政治动员、反政治正确和反全球化的特征;南非的排外行为以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为目标,凸显了认同政治的勃兴及其给非洲地区一体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建制主义的勃兴表明非洲国家目前仍处于政治转型期,是它们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谋求符合自身国情的模式与道路的尝试。
【关键词】  反建制主义 ; 阿拉伯之春 ; 第三任期 ; 土地改革 ; 排非主义

【Abstract】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6年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变化最大的一年,这其中包括英国经全民公投而脱离欧洲的尝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波兰、荷兰和瑞典等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在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充斥着建制派与反建制派围绕全球化、一体化、自由贸易和移民问题等所展开的博弈,而这些事件的结果,则凸显了各国反建制派的崛起,以及反建制主义日渐从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转变为一种政治运动,并成为当前国际上最为流行的一种政治现象。

那么,什么是“反建制主义”呢?维基百科认为,其是“在一个社会中反对传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规则的观念或信念”。弗洛里安·哈特莱波(Florian Hartleb)则将其归结为谋求“一种替代方案”,它所替代的对象包括建制派政客、代议制民主的模式、主流政党、媒体系统、经济制度,乃至欧盟联盟和西方化等。然而,正如与反建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粹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演变和表现为各种形式一样,反建制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因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位置而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在欧洲,反建制主义主要体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反全球化、反欧盟(欧元)和反移民;在美国,主要体现为特朗普所代表的反主流、反精英、反政治正确,或如迈克尔·塞拉齐奥(Michael Serazio)所总结的“以混乱对抗秩序,以民粹主义对抗少数人的特权,以真正的美国对抗精英主义,以纯粹对抗包容”;而对于俄罗斯而言,则主要体现为反西方和反西式民主。

尽管反建制主义在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笔者认为还是可以为其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即政治领袖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谋求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层面打破既有建制的思想和行为。从当前来看,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又是一项政治运动,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其次,它所反对的主要是旧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所突出的主要是改革、变革甚或革命。再次,它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主要体现为反精英、反移民,乃至反民主;在国际层面,则主要体现为反全球化、反地区一体化和反贸易自由化等。最后,因反建制主义通常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做文章,因此它多采取直接、广泛与草根性的社会动员,其中全民公投和群众运动为最常利用的工具。

相对于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俄罗斯和土耳其等新型威权国家,非洲在全球新一轮的反建制主义运动中似乎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有人误认为反建制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潮,是后工业化的思想,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出现反建制主义。然而从近年来非洲各国的政治变迁来看,许多重大事件明显属于反建制主义的范畴,这其中包括横扫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布)等国领导人的“第三任期”问题,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以及南非的排外行为等。从反建制主义的角度来说,“阿拉伯之春”是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民众因民生等问题对政府不满而发起的大规模反建制主义运动;“第三任期”问题反映了非洲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之后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反动;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既是穆加贝政府以经济赋权而实现政治动员的举措,又具有反政治正确和反全球化层面的特性;南非的排外行为源于移民大量涌入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其背后所凸显的则是认同政治的勃兴及其给非洲地区一体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上述反建制主义行为已经对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来看,虽有学者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如陈敏华认为“阿拉伯之春”属于一种“集群式革命”,凯瑟琳·布恩(Catherine Boone)将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非洲国家利用土地问题进行政治动员归结为“选举民粹主义”,史蒂夫·海思(Steve Hess)和理查德·艾多(Richard Aidoo)则将赞比亚所存在的反华问题称为“反华民粹主义”,但目前还无人从反建制主义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并作出系统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阿拉伯之春”、“第三任期”问题、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与本土化以及南非的排外骚乱为例,尝试从反建制主义的角度对非洲当前的政治变迁进行解读。

一、“阿拉伯之春”———有破无立的反建制主义运动

2011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无疑是近年来国际舞台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其不仅导致受波及的国家产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而且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在北非地区受影响最大的是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三国,其中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很快下台,利比亚则由内乱迅速演变成了内战。

在反思这场运动的性质的过程中,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并形成了如下四种观点:民主革命说、起义和暴动说、政治危机说和社会运动说。不可否认,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拉伯之春”的现实,然而综合考虑其爆发的原因和所采取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而言,其从根本上而言是一场具有强烈的反建制主义色彩的群众运动。

从这场运动爆发的原因来看,其与当前美国和欧洲的反建制主义运动相类似,都源于广大民众对政府及官僚建制的不满乃至仇恨。概括而言,这种不满和仇恨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

首先,就经济层面而言,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比较单一且过度依赖资源产业,如突尼斯的经济主要依靠石油和磷酸盐开采和加工的工业;埃及主要依靠油气开采加工和旅游业,其中旅游业收入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5%;利比亚更是严重倚赖石油,石油收入甚至占到其出口收入的95%和财政收入的80%。这种经济结构一方面容易因经济资源的垄断而导致腐败和寻租等现象,从而产生了既得经济利益集团,也就是经济领域的建制派;另一方面则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僵化且具有很强的对外依附性,并因此而极易受到外部经济变动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石油价格下滑、出口下降及旅游收入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2008年的7.2%、4.6%和3.8%骤降到2009年的4.7%、3.1%和2.1%。无论是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还是经济的严重下滑,受损失最严重的无疑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

其次,就政治层面而言,这三个国家同属威权政治体制,且领导人均已长期在位执政———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本·阿里已在突尼斯执政23年,穆巴拉克在埃及执政近31年,卡扎菲担任利比亚领导人的时间更是长达42年。威权统治与长期执政相结合,一方面导致这些国家存在政治僵化、转型困难、腐败突出等问题,从而使现任政权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导致这些国家围绕最高领导人形成了强大的建制派政治精英集团,这些精英集团不但垄断政治权力,而且以此垄断经济利益。就此而言,这些建制派精英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现有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变革。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影响。该计划虽然遭到了中东国家所持有的“阿拉伯例外论”的抵制,且并未在埃及等国引起所谓的“民主变革”,但毕竟还是在广大民众心中播下了一些西方的所谓价值观,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这也是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乃美国制造的重要原因。

最后,就社会层面而言,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高失业率等结构性问题。由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的威权统治,以及全球化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等原因,这三个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埃及为例,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穆巴拉克家族通过介入私有化进程而大肆敛财400亿~700亿美元,与之相比,埃及已经25年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且有近50%的埃及人每天的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高失业率是另外一个引发社会动荡的重大民生问题。据统计,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失业率分别达到了14%、20%和35%。30岁以下青年人群的失业率尤为严重,突尼斯青年人的失业率为52%,埃及至少有90%的失业者为青年,利比亚青年人的失业率也占到了总失业率的80%。此后的事实表明,正是青年人在这三个国家的群众运动与政治变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从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来看,无论是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还是社交网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均属于当前这一波反建制主义的范畴。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突尼斯的群众运动源于中部城市西迪布济德26岁的街头摊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因财物被没收后的自焚,这也是整个“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事发后,该市居民因长期积累的对政府不满而举行游行示威,随后示威活动很快扩展到突尼斯全国各地,并于2011年1月14日最终导致本·阿里下台。同月,埃及也因民生问题而发生数起自焚事件,并最终于1月25日因民情激愤而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后演变为愈演愈烈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导致穆巴拉克在2月11日辞职。2月15日,利比亚民众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在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发,然后蔓延到全国并引发内乱和内战,最终导致卡扎菲政权的垮台。可以说,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发动的这场草根性群众运动与其所进行的直接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这三个国家就不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反建制主义群众运动。此外,“阿拉伯之春”中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还开启了此后全球性的占领运动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序幕,而正是这些占领运动,奏响了当前这一轮反建制主义运动的号角。

Facebook和Twitter等网络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场运动也因此被冠上了“Facebook革命”和“Twitter革命”等名称。诚然,这些社交媒体之所以能在“阿拉伯之春”中成为散布消息、组织和动员示威游行活动以及设定运动目标的重要平台,离不开西方国家的背后操纵,但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社交媒体庞大的使用人群:到2016年第一季度末,Facebook和Twitter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使用者分别达到了6.77亿人和2亿人;在埃及和突尼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群中,每10个人中有9个人是Facebook的使用者。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这种催化作用,开启了其在反建制主义运动中发挥政治传播与政治动员作用的先河。在美国,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以反建制为策略而赢得总统大选,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居功至伟,甚至特朗普本人也因此直言不讳向它们表示了感谢。

如前所述,反建制主义所反对的主要是旧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所突出的主要是改革、变革甚或革命。“阿拉伯之春”的这种反建制主义性质,决定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诉求,很快因为人们不满情绪的持续上涨及政府所采取的压制行为,而从改善民生演变为推翻执政当局。毫无疑问,人们希望通过推翻政府及建制派精英群体,从而实现彻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进行民主变革,建立民主制国家。然而,这场反建制主义运动由于存在自发性和突发性,且诞生于民意沸腾和民情激愤的感性而非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其本身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这其中包括: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只有关于未来美好的蓝图,而缺乏切实可行的替代性纲领与政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斗争和争权夺利现象;以及作为主体力量的青年人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等。这些缺陷与国家建构的缺失及巩固变革所需条件的不完备相结合,致使这次反建制主义运动虽在谋求变革的过程中嵌入改善民生和实现民主等要求,但最终不但没有建立民主和改善民生,反而导致政治动荡、经济恶化和安全局势不稳定等一系列恶果。就此而言,这场反建制主义运动成了一场有破无立的政治喧嚣。

经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剧烈的动荡乃至战争,目前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已基本稳定:埃及和突尼斯先后在2014年通过了新的宪法并举行了新一轮的总统选举;利比亚国内各派也在2015年12月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并据此在2016年1月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然而,埃及的现任总统是在2013年的“七三”事件中罢黜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前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这标志着埃及又重新回到“阿拉伯之春”前军人执政的老路。突尼斯的世俗主义政党呼声党虽在2014年底取得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在“阿拉伯之春”后曾上台参与联合执政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党仍然有着较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对于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而言,因“阿拉伯之春”导致的世俗派与宗教派的纷争及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绝非短期内可以填平的鸿沟。

可以预见,“阿拉伯之春”这场有破无立的反建制主义运动给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所带来的严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和恐怖主义的蔓延,在短期内肯定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正是因为如此,青年人对“阿拉伯之春”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通过对包括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在内的16个阿拉伯国家3500名18~24岁青年的调查,《阿拉伯青年调查2016》(Arab Youth Survey 2016)报告指出,相信阿拉伯世界正在变好的青年人的比例已经从2012年的72%下降到2016年的36%;认为实现稳定更加重要的青年人,也要远远超过认为实现民主更加重要的人,二者的比例为53%对28%。

二、“第三任期”问题———民主的衰退?

自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陆以来,除斯威士兰实行君主制和厄立特里亚实行一党制外,其他52个非洲国家都已经实行多党制并定期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实现了所谓的“选举民主”。然而,纵观非洲20多年来的民主发展历程,可谓一路布满坎坷与荆棘,而且时至今日,各国的民主制度仍然难言成熟。从近几年来看,“第三任期”问题就凸显了这种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发展态势。

所谓“第三任期”问题,是指领导人在宪法规定的任期结束后,通过修改宪法的任期条款等方式继续参加总统选举,从而延长自己任期的问题。对于非洲而言,“第三任期”问题并非一个新的问题,在2001—2012年,已有包括赞比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在内的13个国家尝试修宪以取消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其中5个国家失败,8个国家成功。然而,直到布基纳法索在2014年底开启了新一轮有关“第三任期”问题的讨论后,它才开始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轮“第三任期”问题始于布基纳法索,此后又波及了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布)。2014年10月,布基纳法索希望推动议会表决修宪草案,以取消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但最终引发军事政变,布莱斯·孔波雷总统被迫下台。2015年1月,刚果(金)国民议会通过包含预先进行人口普查等条款的选举法修正案,此举被反对派认为约瑟夫·卡比拉在为修宪连任创造条件,由此而导致刚果(金)选举进程陷入僵局;2016年5月,刚果(金)宪法法院宣布如无法如期举行总统选举,卡比拉在当年12月任期结束后可继续执政。2015年4月,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宣称自己在2005年当选总统是通过议会选举的,因此第三次参选总统并不违反宪法只能连任一届的规定,经宪法法院在5月裁定其可参选后,他在当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以69.41%的得票率当选。卢旺达自2015年7月起开始为卡加梅总统参加2017年大选铺路,并最终在当年12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宪法修正案,其虽维持总统只能连任一届的规定,且将任期由7年改为5年,但在新宪法条款生效前设置了一个7年的过渡期,卡加梅可先参选过渡期总统,然后再参加之后的两次总统选举。 2015年10月,刚果(布)经全民公决而通过修宪法案,将总统任期延长至三届,为萨苏总统继续连任铺平道路;2016年3月,萨苏以60.39%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

“第三任期”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除了其呈集中爆发之势,且基本发生在民族问题突出、国家间关系复杂的大湖地区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该问题正好契合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民主衰退的论调。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名为《民主到底怎么了》的封面文章,宣称西方民主正进入困难时期,尤其是正在俄罗斯、伊拉克和埃及等非西方国家陷入倒退。美国的《民主杂志》则在2015年第一期聚焦“民主衰退了吗”这一主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直面民主衰退》一文中强调:“自本世纪以来,已有近1/5的民主制陷入失败”;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有29个国家(占4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近60%)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出现下降,且由于广泛存在延长任期和打击政治反对派等问题,“非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巩固了民主”。 “非洲晴雨表”机构最新一期的调查似乎为此做了注脚:在16个接受长期调查的非洲国家中,人们对民主的需求(demand for democracy)自2012年开始下降,而其根本原因,为民主供给不足且自2006年以来就呈下降之势。

毫无疑问,如果从自由民主的角度衡量,“第三任期”问题确实表明非洲民主在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为延长特定领导人的任期而修改宪法,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本身却是一种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行为,因为其既违反了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和竞争性选举的本质,也容易导致领导人因长期执政而陷入专制与独裁。也正是因为如此,恩库伦齐扎在当选后会遭到西方国家制裁,非洲联盟对“第三任期”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然而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笔者认为,“第三任期”问题其实凸显的是非洲国家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从本质上而言,它是一种针对自由民主这种来自西方的民主建制所采取的反建制主义行为。

诚然,正如有分析所认为的那样,“第三任期”问题是领导人出于对权力与威望的渴求、缺乏有效的政治反对派,以及非洲联盟和非洲区域性组织管控不力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然而从根本上而言,“第三任期”问题之所以频繁爆发,是因为西方国家所强推的民主直到目前还仍然不适应非洲国家的实际,因而也就无法在非洲落地生根。张国军指出,包括非洲在内的新近民主国家之所以陷入选举民主的窠臼,是因为它们“完全不具备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物质基础、公民理性以及社会整合等条件”。贺文萍则针对非洲的民主化而进一步指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部族政治的痼疾、军人干政的传统、民主政治文化的待建和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是制约非洲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这是在10年之前所作出的分析,但当前这些因素仍然还在上述谋求“第三任期”的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一旦这些因素与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努力乃至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相结合,必然就会产生“第三任期”这种导向威权政治,从而背离西方在非洲所推行的自由民主的结果。

然而,“第三任期”问题虽然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但却并非意味着它们的民主已经完全失败。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在于,尽管这些国家谋求“第三任期”的行为和目标与民主相悖,但它们毕竟是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所修改的只是任期限制,并没有触及选举和竞争等民主的根本程序性问题。就此而言,“第三任期”很难会导向绝对专制,对民主的冲击也要大大小于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如果从政治学上对“第三任期”及由此所产生的政治体制作出分类,或许可将其称为“混合型威权体制”(hybrid authoritarian regimes)或“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这是一种介于绝对专制政体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或者说是处于从绝对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过渡的一种政治体制:存在选举和公民权利等民主机制,但会遭到执政者滥用,且会被视为获取权力的工具;反对党合法且可以公开竞争,但会遭到执政者的打压;就未来的选举结果而言,存在很大的确定性。

另一方面,“第三任期”问题所反映的是当前非洲各国力图通过强政党或强人政治来维持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建构的趋势。塞缪尔·亨廷顿曾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指出:“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决定于其政党的力量强弱”,强有力的政党有利于政治稳定。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表示:“羸弱的政府无力维持国内经济秩序。”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阵痛之后,许多非洲国家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党独大制政体,由一个政党长期连续执政,甚至由该政党的权威领袖长期执政。这些国家既包括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地区大国,也包括卢旺达和布隆迪等谋求“第三任期”的国家。从当前来看,这些因强政党和强人而形成强政府的国家,基本实现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保持了较为连贯的经济发展政策,并因此而获得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为例,长期执政的“埃塞俄比亚革命解放阵线”致力于建设“民主发展型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在2003—2014年年均增长11%;卢旺达在卡加梅的领导下,不但走出了种族大屠杀的阴霾和实现了种族和解,在最近十多年间实现了5%~ 11%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成为非洲最为廉洁的国家。

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无疑是国家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而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而言,这相当于重新调整国家建构和建立民主体制的顺序,即先着手国家建构与塑造巩固民主所需要的基础,如解决贫困问题,培育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以及弥合不同民族、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等,然后以此为契机向自由民主制度过渡。就此而言,这也正好契合了马克斯·韦伯从传统国家向法理国家变迁的“三阶段论”。如果这些强政党或强人政治能够解决非洲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完全可以将它们归结为“魅力型领袖”阶段,而且只有经过这一阶段对传统社会各方面的改造,非洲各国才能真正从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或民主国家。

对于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发展进程而言,尽管存在着诸如“第三任期”、一党长期执政、压制政治反对派、选举纷争以及有民主无自由等问题,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首先,大多数国家都成功进行了多次总统选举并顺利实现了权力移交,这表明选举民主已经在非洲落地生根;其次,民主观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根据“非洲晴雨表”机构在36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在偏向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这一问题上,平均有67%的人选择民主政体,其中布隆迪、塞内加尔和博茨瓦纳等8个国家选择民主政体的比例高达80%以上;最后,随着近年来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巩固民主所需要的一些重要因素正在走向成熟,如非洲大陆具有较强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目前已有约3亿人。有鉴于此,也许在当前这一转型阶段,会有更多的非洲国家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选择威权体制,但在未来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很有可能还会向民主体制转型。

三、土地改革与本土化———经济赋权与政治动员

津巴布韦在独立后曾因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而被誉为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然而自2000年之后,政治纷争、经济下滑、通货膨胀、腐败严重和遭受制裁等几乎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代名词。尽管这些问题导致津巴布韦民生多艰,但自1980年独立以来即上台执政的罗伯特·穆加贝却并没有因此而下台,他甚至在92岁高龄之际仍然宣布还要参加将于2018年举行的总统大选。那么,为何穆加贝能在重重政治与经济危机面前维持统治并保持权威呢?笔者认为,这与津巴布韦政府在2000年之后所推行的“快车道”土地改革(“fast track" land reform)和本土化政策有关。而根据前文所概括的反建制主义的特征,这两项激进的经济政策均具有强烈的反建制主义色彩:一方面,它们均采取赋予本土津巴布韦人以经济权利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以此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还具有反政治正确和反全球化的特征。有鉴于此,本部分将从反建制主义的角度对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与本土化政策进行分析。

所谓“快车道”土地改革,是指穆加贝政府在2000年7月启动,通过占领或无偿征收白人农场而分配给黑人农民的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快车道”土地改革一改此前津巴布韦土地重新安置(land resettlement)进程缓慢的态势,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将1000多万公顷的土地从白人农场主转移到黑人农民的手中,从而彻底改变了津巴布韦自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白人与黑人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并导致津巴布韦的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然而“快车道”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于此,它还是穆加贝政府为摆脱执政危机和下台风险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具有政治动员和反政治正确等反建制主义层面的特征。

在“快车道”土地改革开始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穆加贝政府遇到了自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执政危机:缓慢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和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普通民众开始反抗政府;长期与穆加贝政府保持同一阵线的老兵因不满对他们的安置政策而日益表现出不满;1999年9月成立的“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则给穆加贝政府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挑战,其成立不久便组织否决了旨在增强总统权力和加快土地改革进程的宪法草案全民公投。在此种情况之下,穆加贝政府开始支持由老兵所领导的占地运动,并在随后开启了“快车道”土地改革进程。穆加贝政府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就业、教育还是医疗保健等,都已经无法再发挥政治效用,唯有土地改革这一既能唤起历史上的苦难又具有现实政治与经济意义———通过赋予本土黑人以土地权利而满足他们长期以来对土地的需求并因此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的举措,才能动员起广大黑人民众,尤其是黑人农民,并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也是穆加贝政府为何在2000年,而非在独立之初或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为了顺利推行“快车道”土地改革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穆加贝政府将土地改革纳入了津巴布韦爱国主义的历史进程。穆加贝在讲话中就此指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我们参加第一次奇木兰加的英雄们愤恨的源泉;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第二次奇木兰加的根本前提,并因此而成为新成立的津巴布韦国家和政府的首要关注。事实上,我们还知道土地是你我正在为之而战斗、并将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第三次奇木兰加的核心问题和迫切需要。” “快车道”土地改革由此而与津巴布韦爱国主义的历史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彻底反抗殖民统治和真正解放广大黑人农民的象征。穆加贝接下来进一步指出,要完成这一爱国主义的历史任务,需要继续坚持“津巴布韦非洲民主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的领导,因为它“拥有解放这个国家,给予广大黑人民众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以正确的位置,以及永远改变这个国家进程的光荣历史”。至此,穆加贝政府借“快车道”土地改革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成了对广大黑人民众的动员。

之所以强调“快车道”土地改革具有反政治正确的特征,是因为穆加贝政府在围绕其所塑造的爱国主义话语中,以是否支持土地改革划线,将支持土地改革的老兵和黑人农民确定为爱国者,将反对土地改革的“民革运”和市民社会斥为卖国者和“希望再次殖民这个国家的白人的傀儡”。除此之外,穆加贝政府还以种族划线,将整个国家划分为本土黑人和欧洲白人两个阵营,白人被标上“国家的敌人”的标签,白人农场主因此而失去了合法拥有土地的权利。就此而言,这种“两分法”完全背离了由《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所确立,且穆加贝政府在独立后所遵守的一系列政治正确的原则:在政治上实行种族和解,在经济上保护白人的利益,以及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实行“愿买愿卖”的原则。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两分法”视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的话语:凡支持“津民盟”及其政策的人即为爱国者,否则只能以“卖国”论处。再进一步说,这其实是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话语。

“快车道”土地改革及其他的这种反建制主义性质在短期内给穆加贝政府带来了重大的政治收益,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穆加贝以56.2%的选票再次顺利当选总统。然而,“快车道”土地改革本身所具有的破坏性与农业技术和农业投入的欠缺、西方国家的制裁及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相结合,导致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为了缓解这种因经济衰退而带来的政治冲击,穆加贝政府在2007年推出本土化政策,试图在2008年总统选举前夕继续以经济赋权的方式来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

本土化政策具体体现在《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之中,该法案在2007年由议会通过,在2008年总统选举前夕由穆加贝签署并公布。根据该法案,所有企业都必须将51%的股份让渡给本土津巴布韦人,这些企业既包括此前已成立的企业,也包括未来新成立的企业。而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支持津巴布韦经济的进一步本土化和实现对本土津巴布韦的经济赋权。在穆加贝政府看来,本土化政策是继“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实现经济独立乃至“彻底独立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无疑继承了穆加贝政府自“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话语,并因此而成为其以经济赋权来获取国内民众支持的另一项重大举措。

然而,这种以激进经济政策来进行政治动员的做法已经无法抵消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膨胀恶性攀升给穆加贝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津巴布韦在2008年爆发选举危机并最终组建“津民盟”与“民革运”联合政府的原因所在。联合政府组建后,在2010年通过《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总)条例》,规定自201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土化政策。

由于上述举措对吸引外来投资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且“津民盟”因农业生产恢复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反弹而顺利赢下2013年总统选举,本土化政策在2010年正式实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落实,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2016年初。3月23日,津巴布韦青年、本土化及经济授权部部长帕特里克·朱沃在记者会上表示,津巴布韦内阁已经在3月22日通过决议,要求现有的未能达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如果到期还不能完成本土化计划,政府将给它们30天的宽限期,帮助它们完成该计划。如果宽限期满还不能提交本土化计划,政府可在不通知对方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其营业执照。此举在津巴布韦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该国本土化部与财政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到4月11日穆加贝发表声明,宣称在执行本土化政策时要有理性且在不同的部门应有不同的门槛,风波才得以平息。

津巴布韦将于2018年再次举行总统大选,但从当前来看,由于经济困难重重,党内权力斗争不断,且反对党“民革运”的实力一直在不断上升,“津民盟”届时无疑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虽然无法判定此次本土化风波是否与2018年总统选举具有直接的联系,但穆加贝在4月11日的声明中对三类不同行业即资源行业、非资源行业和保留行业的划分,尤其是突出强调资源行业必须遵守本土化义务,以此确保“此类资源的开采方式能够符合本国当代及后代人民的最大利益”,却彰显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的姿态。这种姿态从政治层面来说完全符合穆加贝政府自“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所塑造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话语,因而具有政治动员的特性;从经济层面来说,则凸显了当前非洲国家开始反思单纯依靠资源开采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并因此而处于全球产业链最底端的弊端,以及因此而谋求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事权”(ownership)的趋势。就此而言,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又具有明显的反全球化的特征。

关于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与本土化政策,最后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单纯从反建制主义的角度考虑,它们所凸显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如果对当前全球的反建制主义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虽然已经出现了些许激进化的苗头,但总体而言,它们的保守性仍然大于激进性,尤其对欧美等国而言更是如此。就此而言,这种激进主义的特征也许是津巴布韦的反建制主义与其他地区反建制主义之最大的不同。其二,津巴布韦以激进土地改革来进行政治动员已经对非洲其他存在类似土地不平等占有问题的国家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如南非国大党在2016年8月的地方政府选举中遭受挫折后,开始认真考虑全面推进土地改革以谋求政治支持的可行性。南非总统祖马更是在2017年3月3日表示,国大党拟与经济斗士党合作,通过修改宪法强行征收白人的土地,以此加速土地改革进程。而通过本土化来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也并非津巴布韦一国所特有的现象,南非、赞比亚、加纳、乌干达和安哥拉等国也均通过类似的措施来加强对本国矿产资源的控制,以求从矿产资源开发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四、排外行为———认同政治与地区一体化

2015年3月底,南非德班附近伊西平小镇发生暴力排外骚乱,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德班地区,随后在4月中上旬扩展到约翰内斯堡等地,直到4月底才在南非政府动用军队进行干预后最终被平息。据媒体报道,此次排外骚乱共造成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上千名外国人离开南非。这已经不是南非第一次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排外行为,2008年5月的排外事件更为严重,共导致60多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近10万人流离失所。此后各种小规模排外活动一直持续不断,仅仅在2012年,就发生了238起排外事件,共造成120人死亡和7500多人无家可归;2013年上半年又有130起排外行为,共造成62名外来移民死亡。最新的排外骚乱发生在2017年2月,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均发生洗劫外国人商店的事件。

南非如此频繁的排外事件不但因其大规模的暴力性而引起非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关注,更因其以反移民为目标而成为非洲大陆在当今世界反建制主义浪潮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反建制主义行为。由于南非的排外事件所针对的主要是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如2015年排外骚乱的受害者主要为索马里人、马拉维人、莫桑比克人、津巴布韦人、尼日利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等,因此其也被冠上了“排非主义”或“恐非症”(afrophobia)的名称。而从反建制主义的视角考察,这种“排非主义”或“恐非症”体现了强烈的认同政治的色彩,而这种认同政治的勃兴,则对非洲当前正在着力构建的地区一体化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有鉴于此,本部分将从反建制主义的视角对南非当前的排外行为进行简要分析。

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排外及反移民倾向所产生的原因相类似,南非当前的排外行为无疑也是移民大量涌入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与经济后果的直接结果。新南非在1994年成立后,由于较为发达的经济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日益成为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前往谋生或避难的重要目的地。到2015年4月排外骚乱发生的时候,南非外来移民的总数约为300万人,这其中包括50万~100万的非法移民和36万难民与寻求避难者。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肯定会抢占当地就业等资源,而且会因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带来犯罪等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在解释南非排外事件之原因的时候,移民自身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其中包括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对资源(包括住房和医疗)的争夺、在商业与就业机会方面的竞争、与当地妇女结婚以及行贿等犯罪行为。

毫无疑问,上述与移民有关的因素确实是南非出现排外主义的重要且直接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南非的排外主义正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移民大规模涌入的时候。但考虑到南非排外行为的实施者主要是穷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者等弱势群体,以及南非当前存在的公共服务不足、贫富悬殊和高失业率等问题,以及2008年和2015年两次大规模排外骚乱正好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南非经济大幅下滑的时候,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其实成了南非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替罪羊”。而这种“替罪羊”身份的设定及在历次排外行为中的固化,则从本质上凸显了当前世界反建制主义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认同政治的勃兴。

作为外来群体,移民本来就很容易因语言和文化差异等而陷入移居国当地人“自我”与“他者”身份的构建之中,因被视为“他者”而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并遭到排斥。华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等遭受排斥的历史、犹太人遭受纳粹德国大屠杀的历史,以及吉普赛人长期遭到欧洲主流社会排斥的经历,无不说明了这种“自我”与“他者”身份构建的困境。具体到南非而言,这种“他者”身份的构建从目前来看已经颇为严重。戈古拉(P. D. Gqola)曾经指出,外国人在南非通常会被定义为“无名无姓者、‘暴力的受害者’和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随着这些边缘性的话语被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制度化,外来移民被固化为“他者”,并因此而不但被斥为资源与利益的抢夺者,甚至还被归类为被剥夺的对象。这种身份认同的政治学也解释了为何南非排外的对象主要为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因为在南非人的眼中,白人移民被认为给南非带来了机遇,而黑人移民则因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并给南非的安全与未来发展带来挑战而被视为一种威胁。

在这种以排外为倾向的认同政治的构建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因素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南非政府对与移民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的解释和实施,使南非人民对移民产生了过于负面的印象。以《外国人控制条例》为例,其将“外国人”定义为所有不是南非公民的人,而在具体实施时,外国人通常会被冠以“非法外国人”的标签。鉴于外国人与移民在概念上的相通性,这一“非法外国人”的标签又往往被置换为“非法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移民即非法移民的身份界定被制度化,排外也因此而成为南非的一种常态。二是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长期以来,南非媒体一直在鼓吹南非存在大量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有媒体甚至在2002年宣称已经有800万非法移民进入了南非。此外,还有媒体片面夸大移民的犯罪行为,并将特定的犯罪行为与特定国家的移民联系在一起,如尼日利亚人走私毒品,刚果人伪造护照,莫桑比克人和津巴布韦人卖淫等,而完全无视非洲其他国家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非洲移民在新南非成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对移民(非法移民)数量及其所造成影响的情绪化报道,使南非广大民众对移民产生了非常负面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之下,一旦南非出现经济或政治危机,这种对移民的负面认同必然会导致当地人将他们作为敌视和攻击的目标。

这种由政府和媒体所塑造并强化的以排外为目标的认同政治,本质上属于一种极端化的国家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范畴。鉴于南非在非洲大陆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排外行为在非洲其他国家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这种过于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心态与认同,必然会对非洲当前正在着力构建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

自殖民时代以来,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共产生了四个层次的民族主义思想,范围由大到小分别为泛非主义、地域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四个层次的民族主义自诞生后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博弈状态之中:国家民族主义固然因主权的绝对性与唯一性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但由泛非主义和地域民族主义所推动的地区一体化,以及因地方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民族冲突问题、跨界民族问题和民族分裂问题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民族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而当国家民族主义的消解导致一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其必然就会出现反弹,从而导致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此而言,南非当前以排斥非洲其他国家移民为主的排外行为,就是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对非洲地区一体化,尤其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下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南非的一种否定。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排外骚乱发生后,南非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South African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在向南非政府提交的建议中,会将关闭边界以防止移民进入、禁止移民获取政府为南非人开发的住房、禁止移民从事建筑和家政等非技术性劳动等,作为防止再次发生排外骚乱之措施的原因。

然而,对于非洲国家为寻求联合自强而推动的地区一体化而言,除了商品、资金与技术的自由流动之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南非所在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早在1995年便试图推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草案》,希望将人员自由流动作为实现地区一体化的前提。有鉴于此,南非当前的排外行为因阻碍了移民之间的自由流动,并因此而损害了其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对非洲当前的地区一体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然,如果反过来看,地区一体化本身也是导致南非排外行为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地区一体化有助于加强人员流动,从而成为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南非的一个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地区一体化当前仍主要停留在自由贸易阶段,并未有效地推动非洲各国的工业化,从而也就无法为各国创造大量的就业,如此便导致了移民大量进入南非并与当地人争夺就业的现象。此外,因地区一体化而加强的人员流动,还可能会因跨界民族的大量存在而产生严重问题: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对边界的开放有利于跨界民族的聚合,但这种聚合可能会因政治与经济的不平等而演化出地方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分裂主义问题,这无疑将会对非洲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形成巨大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冲击,非洲各国必然会减缓一体化进程,甚至会采取关闭边界等极端措施。就此而言,非洲地区一体化的未来之路,注定充满坎坷。

五、结论

这些发生在非洲国家的反建制主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的这一轮反建制主义浪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此而言,非洲的反建制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反建制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就反建制主义勃兴的原因而言:一方面,它们均发轫于各国内部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以及现存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无法对这些危机作出有效的反应,从而导致人们对以变革乃至以革命为口号的反建制派萌生希望;另一方面,它们均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自由主义的式微和现代性的危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是当前之所以出现全球性反建制主义浪潮的最大外部诱因。就反建制主义的特征而言:一是均采取直接、广泛与草根性的社会动员,全民公投尤其成为反建制派谋求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工具;二是政策目标、宣传口号和意识形态等均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倾向,因而容易产生威权乃至独裁政府,甚或最终陷入有破无立的窘境。

然而,由于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欠发达状态,以及它们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和受支配的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反建制主义相比,非洲国家的反建制主义又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非洲国家力求通过反自由民主、反西方和反全球化等反建制主义行为,着力谋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通常而言,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都应该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然而自殖民时代以来,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被殖民者所彻底割裂,并在历史传统、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等完全异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下,被强行嵌入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正是这种人为割裂的历史进程和强行嵌入的政治制度设计,导致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政局不稳、军事政变频仍、专制与独裁不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强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民主化再次给非洲带来巨大冲击。从当前来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还处于政治经济的转型期,而上述反建制主义行为不但是这一转型期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更成为它们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一种尝试。

就此而言,随着近年来非洲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为它们的对外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选择性,以及西方国家因自身的问题而陷入反建制主义泥淖,尤其是在冷战后对非洲影响最大的美国因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立场,从而存在减少对非援助和干预非洲内部事务的趋势,非洲大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肯定还会出现更多谋求自主性和主事权的反建制主义行为。首先,“第三任期”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将会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因为贪恋权力,或者为了政治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而谋求连任或所在政党继续执政,强政府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非洲政治的常态;其次,随着非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资源民族主义将进一步抬头,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出台类似于本土化之类的法规,而这一旦与不同域外国家尤其是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纷争相结合,将会催生更多选举民粹主义的行为;最后,随着非洲大陆人口的快速增长及人口跨界流动的持续增加,在经济增速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及人口跨界流动之需求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更多排斥非洲国家内部移民的行为。此外,南非的排外行为也会产生外溢与连锁效应,尤其是会导致遭受排斥的国家采取反制行为,而这肯定会对非洲大陆目前致力于推进的地区乃至整个大陆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非洲大陆固然前景看好,但其发展之路注定充满坎坷。

笔者在此感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选题及论文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以及审稿专家所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Anti-establishment,” Wir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estab lishment.

Florian Hartleb,“Here to Stay: Anti-establishment Parties in Europe,” European Review, Vol. 14, No. 1, pp.29-49.

如梁雪村认为,民粹主义的主张可“被粗略地概括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进民族主义”,参见梁雪村《民粹主义:一个“欧洲问题”?》,《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第43页。在媒体的报道中,“反建制主义”经常被与“民粹主义”混在一起使用,如“民粹主义风席卷东欧,极右反建制派势力崛起”,2012年12月12日,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6/1205/03/C7G99O3M0001875O.html。

Michael Serazio,“Encoding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ti-establishmen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Sp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22, Issue 2, 2016, pp. 1-14.

陈敏华:《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62—70页。

Catherine Boone,“Electoral Populism Where Property Rights Are Weak: L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Sub-Saharan Afric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1, No. 2, pp. 183-201.

Steve Hess and Richard Aidoo,“Charting the Roots of Anti-Chinese Populism in Africa: A Comparison of Zambia and Gha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2, 2014, pp. 129-147.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4页。这也反映在对此次巨变的称谓上面,除“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外,还有“阿拉伯革命”(Arab Revolution)、“阿拉伯起义”(Arab Upring)、“阿拉伯抗议”(Arab Protests)等。

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6期,第32页。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0,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pp. 155, 176, 218.

王锁劳:《“阿拉伯之春”:回顾与展望》,王辑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34—244页。

章鲁生:《腐败藏在繁荣背后:一场不受约束的改革养肥埃及权贵》,《青年参考》2011年11月3日;William Shaub, “The Roots of Revolution in Egypt,” http://www. arbitragemagazine.com/topics/international-affairs/middle-east/the-roots-of-revolution-in-egypt/,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4日。

王林聪:《中东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影响》,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12页;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6期,第34页。

关于青年人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见陈越洋《中东巨变中的青年因素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2期,第66—80页。

曾向红、陈亚州:《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运动———全球抗议周期中的框架转型及其效果》,《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5期,第85—106页。

Fadi Salem and Racha Mourtada,“Civil Movements: The Impact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Arab Social Media Report, Vol. 1, No. 2, 2011, p. 2; Carol Huang, “Facebook and Twitter Key to Arab Spring Uprisings: Report,” National Abu Dhabi Media , June 6, 2011.

“Trump: Facebook and Twitter Helped Me Win,” ,VSA Today, http://www. usatoday.com/story/tech/news/2016/11/14/trump-facebook-and-twitter-helped-me-win/93804688/,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5日。

相关分析可参见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3—17页;王联:《论中东当前巨变的国内因素及其国际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17—25页。

庄晨燕具体分析了“阿拉伯之春”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滞后导致了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剧变,参见庄晨燕《北非“阿拉伯之春”对民族国家建构之启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51—59页;雷少华则指出,中东民主化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国家建构和民主体制建立的顺序发生错误,也就是说,民主变革发生在国家建构之前,参见雷少华《民主、民主化与美国民主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0页。

ASDA’A Burson-Marsteller,Inside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rab Youth, A White Paper on the Findings of the ASDA’A Burson-Marsteller Arab Youth Survey 2016, p. 25

5个失败的国家分别为赞比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尼日尔和塞内加尔;8个成功的国家分别为苏丹、多哥、加蓬、乍得、乌干达、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吉布提。参见殷悦、孙红《非洲国家领导人谋求“第三任期”问题剖析》,《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12期,第12页。

“Referendum 2015: NEC Confirms 98.3% of Voters Backed Revised Constitution,” The New Times (Kigali), December 21, 2015.

李志伟:《刚果(布)以绝对多数通过修宪法案》,《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8日。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st, 2014, pp. 47-52.

Larry Diamond,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cy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2015, pp. 143,148.

Robert Mattes and Michael Bratton, “Do Africans still Want Democracy?”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36, November 2016, p. 13.

所谓“自由民主”,是指那些不仅具有“定期的、自由的、公平的竞争性选举和普选权”,而且具有“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从而能够保证政治权力的分权与制衡,限制政治暴力与政治控制,保护公民或团体的权利与自由的民主。参见沈晓雷《阿巴查的还政于民政策与尼日利亚的民主化》,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第5—6页。

Conor Gaffey,“Africa’s Third-term Problem: Why Leaders Keep Clinging to Power,” https://europe.newsweek.com/africa-third-term-problem-cling-power-403440/amp; Ashu Nyenty, “Is the African Charter on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a Check to the Third Term Syndrome?” https://www.pageitnow.com/news/7320/is-the-african-charter-on-democracy-elections-and-governance-a,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6日。

张国军:《选举民主普世化的逻辑困境》,《求是》2015年第10期,第73页。

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22—169页。

Tukumbi Lumumba-Kasongo, “Africa’s Third-Term Syndrom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7, p. 128;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郭金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322页。

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潘良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页。

钟伟云:《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101页。

Robert Mattes and Michael Bratton, “Do Africans Still Want Democracy?”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36, November 2016, p.5.

塞勒斯汀·孟加:《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非洲工业化的全球红利》,沈晓雷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6年第1期,第31页。

朱婉玲:《92岁穆加贝将再度参选津巴布韦总统》,国际在线,2016年12月18日,http://news.cri.cn/20161218/53ad79e2-4221-91b6-7265-ed7c12c0cfd6.html。

Sam Moyo,“Three Decades of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 The Journal of Peasants Studies, Vol. 38, No. 3, 2011 , p. 496.

Jocelyn Alexander,The Unsettled Land :State-making &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2003(Oxford: James Currey; Harare: Weaver Pres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3.

Robert Mugabe,Inside the Third Chimurenga ,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Harar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2001), pp. 92-93. “奇木兰加”(Chimurenga),绍纳语,意为“抵抗”或“反抗”,尤其用来特指津巴布韦的1897年起义和现代的解放战争。参见Steven C. Rubert and R. Kent Rasmusse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Zimbabwe, Third Edition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1), p. 54。

Robert Mugabe,Inside the Third Chimurenga ,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Harar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2001), p. 73.

Robert Mugabe,Inside the Third Chimurenga ,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Harar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2001), pp. 77, 79; “MDC Admits Anti-Zanu (PF)Alliance with Whites,” The Herald, April 10, 2000.

Norma Kriger,“From Patriotic Memories to ‘Patriotic History' in Zimbabwe, 1990—2005,”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7, No. 6, 2006, p. 1163; “Mugabe Rocked by Voters' Rejection,” The Times (London), February 16, 2000.

以“愿买愿卖”的原则为基础进行土地改革的要点在于:禁止强行征收白人农场主正在使用的土地;必须出钱购买未充分利用的土地,而且需要以市场价立即支付外汇。参见Robin Palmer, “Land Reform in Zimbabwe,1980—1990”, African Affairs, Vol.89, No.355, 1990, p. 166。

Prosper B. Matondi,Zimbabwe’s Fast Track Land Reform (Zed Books, 2012), p. 134; Joseph Hanlon, Jeannette Manjengwa, Teresa Smart,Zimbabwe Takes Back Its Land(Cape Town: Jacana Media (Pty)Ltd., 2013), pp. 93-96.

Government of Zimbabwe,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 2007, Act 14/2007, Gazetted on March 7, 2008, pp. 3, 5.该法案对本土津巴布韦人(Indigenous Zimbabwean)的定义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所谓本土津巴布韦人,是指那些在1980年4月18日之前因所属种族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及这些人的后代。”

“Robert Mugabe Vows to Continue Zimbabwe Indigenization,” http://www. bbc.com/news/world-africa-23685955,访问时间:2016年12月20日。

Law Development Commission of Zimbabwe, 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GeneralRegulation,Statutory Instrument 21 of 2010, p. 1.

“Now that the Two Patricks' Battle is Over,” The Herald (Harare), April 15, 2016.

保罗·奇卡瓦:《本化政策到底是什么?》,《中国投资》(非洲版)2016年第9期,第23—24页。

2016年8月13日,笔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南非方院长大卫·蒙亚(David Monyae)的会谈。

倪涛:《南非德班排外骚乱持续升级———迄今尚未有中国公民受波及》,《人民日报》2015年4月14日,第21版;“South Africa is Finally Deploying Its Army to End Anti-immigrant Violence,” http://qz.com/387976/south-africa-is-finally-deploying-its-army-to-end-anti-immigrant-violence/;高原:《南非采取措施防止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再次发生》,新华网,2015年5月18日,http://gb.cri.cn/42071/2015/05/18/2225s4965105. htm。

Jonathan Grush and Sujata Ramachamdran, “Xenophobic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Denialism, Minimalism, Realism,” Migration Policy Series, No. 66, 2014, p. 6.

杨立华:《南非的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第158页。

Lyn Vromans et al., “The Experience of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81, No. 1, 2011, p. 3.

P. Mbecke, “Anti-Afrophobia Policy Shortfall and Dilemma in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and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Southern Africa, Vol. 11, No. 4, 2015, p. 74.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于2016年12月24日联合举办的“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学术研讨会上,王逸舟和李强等学者均强调指出,当前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是一种反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强调单一且同质的人民的认同政治。

Kezia Batisai,“Interrogating Question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ifference and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Agenda, Vol. 30, Issue 2, 2016, p. 126.

Francis B. Nyamnjoh, “Racism, Ethnicity and the Media in Africa: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Studies of Xenophobia in Cameroon and South Africa,”Africa Spectrum , Vol. 45, No.1, p.66.

Carol Adjai and Gabriella Lazaridis, “People, State and Civic Responses to Immigration, Xenophobia and Racism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 15, No.2, pp. 237-255.

关于媒体在南非排外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见P. Mbecke,“Anti-Afrophobia Policy Shortfall and Dilemma in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and South Africa,”The Journal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Southern Africa, Vol. 11, No. 4, 2015, p. 76; Andrew Okem, et al., “Re-visiting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s Integration,” Africa Insight, Vol. 45, No. 2, 2015, pp. 80-81。

“South Africa Xenophobia: Africa Reacts,” BBC,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32354993,访问时间:2017年1月3日。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Citizenship,Violence and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Perceptions from South African Communities (Pretoria: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2008), pp. 47-52.

Andrew E. Okem and Lucky E. Asuelime,“An Insight into South Africa’s Xenophobia: Impacting on Africa’s Integration,” Journal of African Union Studies, Vol.4, No. 2&3, 2015, p.48.

张宝增:《南部非洲的跨界民族与移民问题》,《西亚非洲》1999年第3期,第31页。

姚桂梅:《从一体化视角看非洲工业化的新动力》,《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第19—33页。

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还没有出台明确的对非政策,但有学者担心特朗普的上台将会对美国对非援助和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产生消极的影响。可参见He Wenping,“Effects of Trump’s Election on Africa and China-Africa Relations,” China & Africa Focus, January 17, 2017,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effects-of-trumps-election-on-africa-and-china-africa-relations。

参考文献

资源
PDF下载数    
RichHTML 浏览数    
摘要点击数    

分享
导出

相关文章:
关键词(key words)
反建制主义
阿拉伯之春
第三任期
土地改革
排非主义


作者
沈晓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