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中国正逐渐成长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角色，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为中国学者提出原创性学术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契机。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曾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维度考察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演进和现实状况。这些研究大都是通过分析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来进行学科发展的评估，因而这是一种“以研究成果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它也是国内外进行学术评价的主流路径。本文另辟蹊径，通过“以学术会议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着重关注为前者所忽视的一个特定的学术研究群体（特别是新兴群体）及其关注议题的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并试图创新一种学术评估的路径，以回答前者所没有注意到的若干问题。
本文以历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下文简称为“共同体会议”）的议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及分析，辅之以访谈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力求分析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及其所讨论议题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以此为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些基本情况提供参考。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共同体会议的源变以及其对于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价值与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共同体会议参会群体的单位分布、职称结构以及其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并据此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个特定学术群体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主要考察共同体会议的讨论议题所呈现的基本状况和年度变化趋势。
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会议，因为学者需要通过组织和参加学术会议来进行学术思想的同行交流与碰撞。学术会议是传递学术信息、孕育创新性学术灵感和学术见解的重要平台，因此也容易成为观察学术前沿走向的风向标。而目前，我们的学术界缺乏对学术会议的严肃研究。
一年一度的共同体会议历经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交流的重要制度平台和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重要数据窗口。一方面，共同体会议自由开放、会议规模庞大且参与学者众多，能够反映学界的一些现状；另一方面，历届会议的议程提供了包括与会者单位、学历、讨论话题以及发言题目等众多丰富的信息，从而为深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共同体会议就是一个人声鼎沸、琳琅满目的大型“学术超市”，在这个“超市”里，各种“商品的价格”、“购买量”和“顾客群体”都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不断进行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兴利除弊、传承超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从未停止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和对研究现状的评估，以及对既有研究不足的反思，相关成果可谓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其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为“研究回顾型”，此类评估侧重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某一分支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剖析晚近以来该领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类研究更多地体现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学术判断，它需要评价者本人在该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上述5种类型的评估方法大都是通过分析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来进行学科发展的分析，我们可称之为“基于研究成果”的研究路径，它们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评估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学术界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同一学科下，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学术群体，这些学术群体有自我的身份认同，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学术网络。这种身份认同的来源可能是学术权力、学术声誉、学术兴趣、学术立场或者学术阶层等诸多因素。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基本规律在学术界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各种规模不一、层次不同的学术会议则成为区别学术群体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群体的学者往往参加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这就犹如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饭局”、加入不同的微信“朋友圈”。而传统的单纯“基于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估路径难以发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队伍的群体性特征。
为此，本文试图创新一种“基于学术会议”的学术评估路径，该路径主要通过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会议来考察学术历史、学术现状和学术未来。基于这种路径，本文以共同体会议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考察历届会议议程所提供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数据，来把握中国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群体的学术活动特征及变化趋势。
共同体会议历经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它初创于2008年冬季，每年固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前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其前身是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4年首次主办的年度研究生论坛。自2009年起，共同体会议于每年7月在北京定期举办，主要涵盖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两大学科群，迄今为止已举办9届。
共同体会议在会务组织与会议形式上主要参考借鉴了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年会（ISA）和美国政治学年会（APSA），其具有如下4个特征区别于大多数国内会议或论坛。
第一，共同体会议固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会议风格和形式相对稳定。有别于由不同学术机构、教研院所和学术团体轮流举办的会议和论坛，共同体会议固定地由一家单位定期举办，其会务风格和会议形式相对统一，因而容易形成品牌效应与学术影响。不仅如此，它还能鲜明体现会议举办方一以贯之的意图和目标，从而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参会群体。
第二，讨论小组的召集和参与具有高度的自由性与开放性。每届共同体会议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集中会议，而是多个讨论小组同时举行会议，相当于一个大型卖场由许多独立的商店构成。一方面，召集和参与小组讨论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就召集人（主持人）而言，有意愿组织讨论的学者向会议秘书处提交申请，秘书处原则上就会批准，而没有严格的限制，而且讨论的议题也主要由召集人自行决定
第三，共同体会议规模庞大，与会者众多。从第三届共同体会议开始，历届共同体会议的讨论小组数量都超过50个，议程上显示的与会人次均在400人次以上。第八届共同体会议设置了116项议题，参会人次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961人次。而事实上，除了历届会议议程所列出的与会人员外，现场旁听的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甚众，虽然此类与会者无法被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共同体会议的实际参会规模远超议程所列。
第四，共同体会议具有非官方性，或曰“草根性”。共同体会议由大学下属的学术研究机构主办，无论是小组召集人还是发言人、评论人，都是基于学术网络的自由组合，完全不受行政级别和学术资历的限制，共同体会议只负责提供平台，不负责邀请参会嘉宾，因此其参加者具有高度的非官方性，每位与会者都是以个人身份自由参加，不代表所在机构。
总之，共同体会议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产生了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品牌效应。它已经凝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积极参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原初目标。
共同体会议举办9年来，虽然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进来，也有一些学者逐渐淡出这个会议，但总体而言，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术网络，而且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参会群体，并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形成了独特的声誉和影响。因为共同体会议坚持开放性和自由性，所以这个学术群体的形成完全是个人学术兴趣和意愿使然。不仅如此，事实上，在共同体大会之下，与会者们还通过不同的讨论小组形成了一些亚群体，它是一个个规模更小的学术网络，只是有的紧密有的松散。
就犹如政治体系一样，学术界也存在一个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主要通过学者的职称和学历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对与会者的学历和职称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共同体会议议程上体现的小组召集人、发言人和评论人都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大多是正在成长的新兴力量（见表2）。
共同体会议的参与者既包括已经在教学和研究岗位上任职的学者，也包括在读的学生。统计显示，在学历结构方面，共同体会议中的在校学生活跃群体以博士研究生为绝对主体，这是因为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后备力量的基本门槛，而且博士研究生的职业发展方向已经基本定型，他们对提前参与学术网络具有较强的意愿；相比之下，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业方向不明，尽管他们有更大的数量基础，但他们对共同体会议的正式参与程度相比于博士生要低很多，当然他们也有不少是以旁听的身份参加会议，并没有体现在议程上。
对于那些在职学者的职称结构的分析则更有意义。统计显示，中级职称、副高职称和正高职称的参会者大致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但相比而言，副高职称的参会者要明显高于中级职称和正高职称的参会者。这主要是因为副高职称的学者已经在学术界具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因此他们更有学术号召力来组织小组讨论，也更有机会被邀请担任小组讨论人和评论人。而正高职称的学者虽然有更大的学术影响，但因为他们往往已经建立了自身的学术网络，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此他们对参与和利用共同体会议平台的需求要相对小一些；中级职称的学者从自身的学术发展上来讲虽然有更大的参会意愿，但学术影响又相对较小。这导致了副高职称的学者事实上在共同体会议中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副高职称的学者大致处于33~45岁的年龄段，他们年富力强，在学术创造上处于黄金时间，而且他们也确实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这使得共同体会议能够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表3和图2数据进一步表明，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年龄结构具有明显的“中青年特质”。参加历届共同体会议的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占与会者总人数的比重在0.46~0.60之间波动，其总比重为0.52。由此可见，两者在共同体会议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是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述统计结果仅仅基于共同体会议的议程，而事实上，大量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参与共同体会议的，因而无法统计。如果将这部分人群也计算在内，共同体会议参会群体的“年轻化”色彩将进一步凸显。
在中国学界，年轻学者所得到的学术关注与研究支持相较于其在学术界的实际规模远远不成比例，大量的学术会议和论坛鲜见这部分群体的身影。他们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有影响力的学术著述，甚至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因而还没有在学界建立起自身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网络。共同体会议为这股“沉默的力量”提供了进行学术展示的舞台和参与学术网络的机会。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术力量的分布及其变化也时常受到关注，这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机构的规模大小和学界影响。表4统计了9届共同体会议议程上所呈现出的与会者的所属单位，统计结果也大体上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力量的总体格局基本吻合。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参会人次最多，这体现了其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智库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所具备的强大科研力量与充足的人才储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拥有9个国际关系与地区别国的研究所（院），每个研究所都拥有数十人的研究力量。
清华大学的参会人次紧随其后，这既源于其所具备的较强的研究力量，当然也得益于其作为东道主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位列第三至五位的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它们均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传统重镇。而三所参会活跃度较高的京外高校分别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它们的参会人次分列第六至八位，这也体现了三所学校在各自区域所具备的较强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
排列第九和第十的分别是位于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科在对外经贸大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发展迅速，并且聚集了一批较有活力的年轻学术力量。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作为规模上仅次于中国社科院的第二大国际关系研究智库，对共同体会议的参与度也较高，这可能源于该院许多学者在其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被邀请与会发言及做评论人，以及该院的年轻人有通过共同体会议加强学术交流、获取最新研究信息的工作需要。
可以说，上述参会人次排名不仅呈现出了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所属单位的基本格局，还大体反映出了中国国际关系教研机构的基本格局。共同体会议还体现了中国大学与智库密切互动的特点，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之外，在参会人次排名第11至30的20家单位中，还有4个智库，其余均为高等院校。
除了对与会群体所属工作单位的统计，我们还着重考察了其所在的工作地点，以此分析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地域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通过表5和图3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来自北京的与会者是共同体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京内与会者参会人次超过半数占56%。这一方面得益于共同体会议在北京举办所天然具有的区位便利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地区云集了中国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力量。
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均。将与会者工作地点和工作单位相结合进行统计，在8个空间区域内对各主要研究单位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名，力求在各区域内发掘并明晰具备较强研究实力与学术影响力的主要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以此排除全国范围内的排名中由区位因素所造成的不平衡（见表6）。有别于华北、华东等地区，西部和港澳台等地区中单位的参会人次总量较少，只与学者个人的参会次数保持在一个量级，因而上述地区中单位的参会人次取决于个别学者的参会记录。综合来看，华北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最为集中也最具实力，华东地区次之，其他地区的研究力量则相对薄弱。总之，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均，由此推知，受学科布局、发展历史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分布也极不均衡。
表7统计显示，共同体会议的与会者主要来自北京，其次是上海，而后是天津和广州，最后是武汉等其他地区中心城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参会人次及其权重的具体数据受会议举办地点以及参会成本等因素的干预，因此仅排名可供参考。北京与上海分列第一名和第二名，两者分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和第二梯队。可以说北京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无可争议的“核心”，这与其首都的特殊资源和高校科研院所相对集中密切相关。而上海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次核心”，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国际交往十分密切。天津与广州分列第三名和第四名，两者属于第三梯队。这两个城市都是沿海开放城市，而且也具有比较强的科研实力。武汉、南京、杭州、郑州、长春和沈阳分列第五至第十名，其均属于第四梯队。这些城市都是内陆重要的省会城市，而且拥有重点高校，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力量（见图4）。
总之，通过对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所在城市的分析可以推知，北京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上海是“次核心”，两者分属第一和第二梯队；广州和天津属于第三梯队；武汉、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属于第四梯队；各梯队研究力量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表8、表9和图5统计显示，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与会者日益增多，共同体会议的国际化色彩不断凸显。最初，来自港澳台地区与其他国家的与会者人次与总人次之比稍高于7%。随着共同体会议影响力与知名度的提升，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国家学者的参会人数和参会率总体上都在不断上升（第五届例外），在第九届共同体会议上达到了新的峰值，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升（见表9）。海内外学者间的对话日益密切，学术鸿沟在不断缩小，跨国的学术网络不断形成。其中，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有数十人次参加共同体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三所高校云集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通过对共同体会议各小组讨论的主要组织者、发言人和评论人进行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体会议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活跃力量，他们成为共同体会议的“常客”，在组织和参与小组讨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引导着共同体会议的发展演进。
表10所体现的共同体会议的最为活跃的参与群体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他们大部分为中青年学者，而且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为重要的新兴研究力量，无论是在学术成果发表还是在学术活动上都表现如此。第二，在过去9年里，他们都经历了学术事业的关键上升期。这些活跃学者中，其中不少在2008年第一次参会时还是讲师甚至博士生，而在2016年参加第九届共同体会议时，大多数已经是副教授和教授，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中坚力量。可以说共同体会议见证了这些中青年学者的成长。第三，这些活跃的学者在共同体会议的小组活动中，有着相对稳定的学术偏好，多年长期关注一个特定的议题。比如高程长期关注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其所组织的10次讨论均涉及该话题；而孙学峰的个人兴趣则主要集中在东亚秩序、大国崛起和中国周边安全，其所组织、参与发言和评论的27次小组讨论中约有20次涉及上述领域；白云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等领域长期耕耘，其所参与的19次小组讨论均涉及上述领域。李晨阳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缅甸问题及中国对缅甸政策，其组织和参与的12次讨论均与该议题有关。第四，这些活跃学者还往往成为某些新兴议题的推动者，从而事实上成为共同体会议上的一些亚群体的领导者。比如陈定定和漆海霞在共同体会议上推动了关于国际关系预测和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的讨论，吸引了不少学者和学生参加；赵可金在共同体会议上是关于公共外交讨论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本人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共同体会议也成为他进行学术推广的重要平台，他先后组织参加了5次关于公共外交的讨论。不仅如此，这些共同体会议的中坚力量还推动了一些颇有特色的讨论小组，比如孙学峰和陈定定组织了关于在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的讨论，邢悦组织了关于专业教学和教材的讨论，等等。总之，共同体会议虽然参会人数众多，但少数的活跃群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统计了共同体会议的参会群体的参会频次。问卷显示，参加2~4次的与会者占比接近60%，参加5~7次的超过15%，见表11。这再次表明共同体会议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参会“黏性”，凝聚了一批相对稳定的参会群体，从而实现了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原初目标。
除了规模庞大的参会群体之外，共同体会议最令人瞩目的是众多的讨论小组。共同体会议在最高峰的第七届和第八届均超过100个讨论小组，可谓“百团大战”。每一个讨论小组都有一个特定的讨论议题，而历届共同体会议议程上所体现的议题特征和变化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发展的风向标，因为年轻的主力学者关注的议题可能持续影响未来10~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
尽管学界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内部分支仍存有分歧，但普遍接受了将国际关系分为国际关系理论（含方法）、国际安全（或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分法”，它也成为中国大学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体系的几个基本板块。对历届共同体会议所探讨的议题进行分类统计，我们可以清晰地观测出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研究兴趣的大致分布，并可以对这种分布的变化进行考察与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基于学科界限的划分将会对涉及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理论的议题有选择性地予以剔除，在保留了关于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的部分议题之后，对统计样本进行了修正。统计数据见表12。
统计表明，从9届共同体会议的总体情况来看，参会者更多地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关注次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最少。在涉及国际关系三大分支领域的全部365个小组讨论中，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小组有209个，约占议题总数的57.3%。其中第一届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讨论更是占到了高达90％的比重，而且此后也有三届会议超过了60%。这表明，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具有明显的“理论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年轻学者更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在校学生与青年学者）走向学术成熟的必由之路和重要基础。
涉及国际安全研究的讨论小组有96个，约占26.3%。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安全研究为重点，安全研究也相对成熟。
相比之下，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小组只有60个，占比最少，约占16.4%。这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中都相对薄弱。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较晚，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院校也相对较少，师资力量和研究力量都相对薄弱。而且在学科属性上，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生存于经济学与国际安全研究的夹缝中，缺乏独立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就变化趋势来看，历届共同体会议反映出与会群体对国际关系三大分支领域关注度呈现出“国际关系理论波浪式下降、国际安全研究稳定上升，国际政治经济学低位徘徊”的变化格局。在历届共同体会议中，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议题所占比重虽然在第四届（66.0%）、第六届（67.3%）及第八届（60.7%）出现过三个峰值，但其总体上下降明显，在第九届共同体会议中（43.6%）仅略高于国际安全研究议题所占比重（38.5%）。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讨论小组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再一次佐证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范式之争”转向“议题之论”的客观走向。
除了按照三大分支领域进行划分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各项议题还可以分为“学术导向性”的研究议题和“政策导向性”的研究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这两类不同导向的研究的分野仍然相当明显，见表13。
统计表明，在共同体会议上，“学术导向性”的研究议题远远超过“政策导向性”的研究议题。在全部572个国际关系类讨论小组中，前者共计512个，约占总数的89.5%；后者共计60个，只约占总数的10.5%。这体现了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具有高度的学术导向特征，高校科研人员是参加共同体会议的主力军，除了中国社科院之外，其他智库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国际关系与区域和国别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少国际关系类议题都涉及对某个特定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通过对区域和国别议题的统计，我们可以辨明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的区域研究偏好，见表14。
统计表明，共同体会议的参与群体对中国自身的外交问题关注最多，远远领先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其次是美国和东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关注很少。首先，对本国外交问题的高关注度在任何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恐怕都是如此，但在中国仍然有一些特殊性。一方面，中国处在快速的发展和成长阶段，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正在成为“世界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所受到的体系压力日趋凸显，周边安全局势日趋复杂，需要应对的外交问题越来越多。在这一背景下，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围绕中国对外战略、周边外交、国际角色、崛起路径、经济关系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讨论。这也预示着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创新性贡献很有可能肇始于对中国自身的研究。
其次，涉及美国的议题始终备受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重视。一方面，美国被认为是“孤独的超级大国”，在诸多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作为后发崛起国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对于中国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保持着极其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两者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同时两者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与联系愈发紧密。共同体会议始终关注这对“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对美国对外战略、具体问题对策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42项）。
最后，东亚是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最为关注的地区。中国与东亚各国地缘联系紧密、经贸往来密切，但同时东亚地区也是中美战略竞争前沿，地区主要国家战略矛盾突出、领土争端不断。这些因素使得与会群体对东亚议题的关注产生了分野。对涉及东亚的议题的统计显示：一部分学者关注东亚经济合作（如自由贸易区、海上丝绸之路等）、东盟一体化进程以及特定国家（如缅甸、印尼、越南等）的国别研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涉及争议与战略对抗的议题。总之，东亚地区与中国地缘联系紧密、战略与经济利益密切，因而共同体会议对东亚议题的讨论也高居各区域之首（46项）。
相比之下，共同体会议中专门讨论俄罗斯、日本、欧洲、中亚、中东和拉美、非洲地区议题的小组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区域研究在中国总体上就比较薄弱，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区域和国别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语言门槛，并需要研究者在被研究地区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和人脉基础，因此他们容易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和成熟的学术网络，对参与共同体会议这样的开放性学术活动兴趣不大。
共同体会议是一个大型“学术超市”，“顾客”群体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对于“新商品”很敏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新兴的议题往往都能在共同体会议上得到及时呈现，这些新兴议题引领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走向，因而我们着重考察了历届共同体会议中的新兴议题，见表15。
所谓新兴议题，是指与传统议题相对应的学术议题，是中国学术界新出现的研究议题，在过去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新兴议题占历届共同体会议议题总数的比重约为11%。这些新兴议题又可被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单次曝光”议题，即共同体会议仅对该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该议题并未得到学界的长期高度关注；另一类议题为“多次曝光”议题，即共同体会议对该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对该议题的研究逐渐规范成熟并成为学界的共同知识。
共同体会议所涌现出来的主要新兴议题大致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公共外交、网络安全、大数据、“一带一路”和先秦政治，等等。首先，公共外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得到充分关注，历届共同体会议都有多个小组对公共外交进行了讨论。其中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共同体会议对于公共外交的探讨达到了顶峰，此后对公共外交的探讨则有所减少。肖欢容、赵可金和陈定定等学者都组织过关于该议题的讨论，而且参与公共外交讨论的学者人数众多。
其次，共同体会议对网络安全的关注落后于现实外交和整个学界。早在2009年，外交政策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就已经开始关注网络安全问题，但直到2015年共同体会议上，“网络安全”才第一次被列入共同体会议的讨论日程。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网络安全问题一开始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有着比较高的技术壁垒，另外，它最初也是作为一个政策性议题出现的，没有受到大部分学术导向的学者关注。共同体会议的与会者中，余丽、董青岭和刘建伟等学者是组织和参与网络安全讨论的主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共同体会议上，涉及网络安全的讨论小组的组织者与参与者重叠度较高，这表明网络安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和小众的亚群体。
再者，大数据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新兴议题。随着2013年中国各行业掀起了“大数据风潮”，共同体会议也开始关注大数据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应用。2014年的共同体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探讨大数据的讨论小组，此后共同体会议还对涉及大数据的议题进行了3次探讨，其中2016年出现了两个“大数据”的讨论小组，这表明这个议题开始引起了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关注与重视。虽然当前共同体会议对该议题的探讨时间短、次数也不多，但可以预见该议题在今后将引起更多关注与更广泛的讨论。
最后，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在共同体会议上迅速升温，然而诸多讨论小组呈现出“泛‘一带一路’化”的特点。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构想最初提出于2013年9月，而共同体会议对于“一带一路”的讨论肇始于第七届共同体会议（2014年）。该类议题迅速升温，此后两届会议分别对这一议题进行了4次和5次探讨。然而，共同体会议与会者中对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进行探讨的学者队伍并不稳定，大多数与会者并没有对其进行过长期的研究，都是新进入该领域的。
总之，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的兴起与衰退取决于诸多因素。首先，有些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长期保持热度，或者突然“火爆”，与国家政策高度相关。比如公共外交研究在共同体会议上的浩大声势，很大程度上与前些年国家相关机构积极推动公共外交有关，而近几年又有衰退趋势，也与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近几届共同体会议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小组急遽增多，自然也受到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其次，领袖型学者的人为推动也是某个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获得“人气”的重要原因。学术领袖是指那些在学界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学者，他们有能力为学术界的发展制定议程。比如阎学通一直致力于通过共同体会议推广对先秦政治思想的研究，他和他的团队先后多次在共同体会议上组织和参与对先秦政治和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这两个新兴议题的讨论。
本文致力于运用一种“基于学术会议”的新路径，力求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行评估，进而对传统的“基于研究成果”的路径进行补足。该路径通过对学术会议所呈现的诸多数据进行考察，重点把握一个特定学术群体和他们研究议题的基本特征，进而管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作为一个内容丰富、高度开放的大型“学术超市”，共同体会议因为满足了与会者的多方面需求，而正在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交流平台，其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也与日俱增。也正因为如此，历届共同体会议议程所体现出的与会者信息与议题信息为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和变化趋势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数据。
我们的研究显示，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大都是学术导向的学者而非政策导向的学者。与会群体也体现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地理特征，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分布呈现高度失衡，研究力量过于集中，在各城市、各区域的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同时，海外华人学者日益积极地参与共同体会议，国内外学者间的对话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学术鸿沟在不断缩小。
在研究议题方面，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对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类议题最为关注，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关注次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涉及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地区的议题最受重视，而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相关的议题则关注较少。新兴议题的产生主要源自国家政策的推动和现实世界的变化，以及学术领袖和重要机构的推动。
本文是笔者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在传承与超越之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代际学术史”的部分成果，该项目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017—2019年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编号：14XNJ006）的资金资助。阎学通、杨原和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了若干重要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李巍、唐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47页。
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宏观理论上所作出的主要学术贡献，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Shiping Tang,
此类文献不在少数，几乎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主要分支领域及议题，例如李巍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详见李巍《IPE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138—175页。
此类研究可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学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4—280页；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62—106页；《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分析（2001—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3期，第58—67页；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第66—74页；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3—9页；薛力、肖欢容：《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40—48页。
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周桂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议题和问题———基于CSSCI的分析（2001—2005）》，《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第86—95页。
此类研究数量甚多，较具代表性的可参见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2—23页；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欧洲》1997年第6期，第11—15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7—12页；《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34—40页；《中国国际关系学：简要评估》，《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7—149页；《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欧洲》1998年第2期，第4—11页；苏长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第47—55页；《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8—30页；苏长和、彭招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第15—19页；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72—75页；庞中英：《关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典型问题》，《欧洲》2000年第6期，第36—41页；袁正清：《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30—32页；刘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143—160页；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与流派分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6—28页；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23—42页；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23—30页；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28页；张秋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39—44页。
较具代表性可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3—23页；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年第3期，第90—105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第68—79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65—79页；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在中国学界，虽然国际关系是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但由于学术传统的延续，“政治学”经常和“国际关系”并列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通常是指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而不包括国际关系。
从后几届会议开始，秘书处出于提升讨论质量的目的，开始对召集人的学位进行要求，原则上不再鼓励硕士生召集讨论小组。
以第六届共同体会议为例，该届会议签到表一共包括833位与会者的签到信息，约531位与会者的信息可查于第六届共同体会议的议程中，而其余约302位与会者的信息则未见于会议议程。由于签到表所示信息并未覆盖所有与会者（甚至远未包括议程中所列出的所有参会者），因此签到表所示人数仍远低于实际参会总人数，实际参会人数可能远高于833这一数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俗称中国社科院“国际片”，具体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与和平发展研究所。
排名第11至30位的单位按照顺序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郑州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国防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辽宁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湘潭大学、中央编译局。其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编译局为科研院所，其余均为高等院校。
李巍：《IPE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139页。
同上。
20世纪90年代，“范式之争”转向“议题之论”的走向（潮流）肇始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而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受此影响。参见Jeffry Frieden and Lisa L.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ate of the Sub-discipline,”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
匿名评审人指出，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有其他的讨论平台，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年会，其规模也不小，并实现了常态化，这可能分流了不少话题的讨论；相比之下，国际安全研究则没有这样的专门的年会。
例如：“政策研究者”更多在科研院所与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工作，其出于工作时间和工作纪律的限制，具有更高的参会成本。“政策研究者”与“学术研究者”在参会成本等方面具有诸多差别，即便部分差别是细微的，但也影响了最终的统计结果。因此，统计结果需要进行人为修正。
由于将诸议题按照国别进行划分并不现实，而按照单纯的洲际划分也存在过于宏观的不足，因而笔者一方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单独统计，另一方面将代表性不突出的国家并入区域（其所在大洲）进行共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缘远近、关系亲疏、利益关切、战略方向等方面的差异，共同体会议对亚洲议题的关注与探讨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将其分为东亚、南亚、西亚及中亚四个次区域分别加以探讨更为必要也更为合理；共同体会议对于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议题探讨较少，因而可以将其整合在同一目类进行统计。
“孤独的超级大国”这一提法详见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这被称为“清华路径”，参见Yan Xuetong, ed. ,
察哈尔学会的研究人员多次组织、参与涉及公共外交议题的讨论，还曾在第九届共同体会议上举办了专场公共外交讨论会。察哈尔学会对公共外交议题研究的推动可佐证于该学会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