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舆论”的定义，学界存在着不同看法。美国社会学家施派尔(Hans Speier)认为：公共舆论是政府之外的民众为了影响或决定由政府行为、政府官员及政府构成的权力，而对国家有关问题自由公开地表达意见。²⁰美国行动学家贝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认为：公共舆论可以简单地称为“民众对有争议的政治及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美国社会学家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认为：公共舆论的构成要素是公开表述的、有关公共政策的、由一般民众发出的。²¹阿尔蒙德认为：公共舆论是不同阶层的集合体，它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总体。²²也有学者认为，公共舆论是共同体的最高意志，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公共舆论通过不同的路径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社会群体的诉求达成引导性影响，通过专家学者达成修正性影响，最后通过立法机关达成制约性影响。²³

由于本文重点考察公共舆论对日本政府决策的影响，而日本政府决策者最重视的往往是舆论调查中民众对政策的支持度，舆论调查的数字常常会左右政府重要决策的取向，通常在内阁支持率低于30%的时候(这经常被称为政权稳定的“危险水域”)，政治家和媒体都会失去镇静，开始对下任首相以及解散众议院的时间进行猜测及报道。因此，本文将“公共舆论”界定为民众对有争议的政治及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政策的支持度，依据民调公司对舆论调查的数据进行量化。

“核心政策”是指与政党所认定的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主要体现为政党在竞选纲领、选举公约、施政方针中所提出和承诺实现的重要政策。

“国家利益”在日文中简称为“国益”，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总和”²⁴，也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总和”²⁵。国家利益的内容非常广泛，按照利益的性质可以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四大类。²⁶国家利益还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以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眼前利益等。由于国家利益的内容有多个层次与侧面，所以不同的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会有差异甚至相左。政府决策者和民众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有可能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即使在民主国家，政府决策者也不可能完全根据公共舆论来决定所有左右国家利益的政策。²⁷维护国家利益是政府决策的基本依据。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他们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即实施其所界定的“核心政策”。因此，本文中的“核心政策”主要是指选举公约中所提出的重要政策。这里作者需要强调一点，即核心政策是会随着政府决策者的政策偏好而变化的，日本各届内阁也会不断调整自身界定的核心政策。

政权的稳定性离不开公共舆论的支持，确保公共舆论的支持就意味着能在下次选举中获胜，维持政权的长久。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党在临近选举时才会去迎合公共舆论，以获得公共舆论的高支持率。所以说，影响政权稳定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是否可以获得公共舆论的支持，二是是否处于选举期间。²⁸例如，执政党在既遭到公共舆论的反对、又处于选举期间的时候，如果强行通过某些被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其政权的稳定性就会遭到很大的打击。但如果距离选举的时间还很长，即便其政策遭到公共舆论的反对，如果处理得及时，政府还可以利用其他政策挽回民众的支持。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所以影响政权稳定性的直接因素是“选举期间”。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国家中，政党在进行政策²⁹选择时，通常存在两种动机。一种是党派信徒(partisan)动机：政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换言之，即政党是根据自己的政策偏好来界定国家利益的。二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tic)动机：政党的目标是为了赢得选举。如果执政党拥有足够的公共舆论支持率，决策者在政策选择中就会追求党派信徒目标。但如果是在接近选举时，该政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有可能会影响到选举结果，决策者就会追求机会主义目标。³⁰政府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取决于其党派信徒动机和机会主义动机的最大化。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政权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与“政权稳定性”的积数，即政权利益＝国家利益×政权稳定性。其原因是：不论是国家利益还是政权稳定性，如果任何一方等于零时，就意味着政权利益也会变成零，仅仅有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不具有任何意义。

日本提出该法案的背景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对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迫使伊拉克撤军，但是伊拉克却变本加厉。于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联合英法等西方国家决定驻军沙特，并准备根据联合国决议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同年8月14日，布什总统在与海部俊树首相的电话会谈中要求日本政府派遣海上自卫队，以后勤支援的方式参加多国部队。⁴²对此，海部首相在电话会谈中明确回应，由于日本宪法的限制，日本无法派遣自卫队参加多国部队。⁴³其后，8月29日，日本公布了以经济支援为主的援助内容。然而，日本的经济支援并没有得到美国的认可，美国国内的评价体现为一句话：“Too late, too little。”⁴⁴同年9月29日，布什总统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再次提及希望日本政府派遣自卫队之事。⁴⁵

在美方压力下，日本政府在1990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配合美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其主要内容是支持组建“联合国和平合作部队”，在人员方面协助联合国按照决议采取行动。如果此法案得到日本国会的批准，则意味着日本将打破二战以来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⁴⁶

法案在国会审议的过程中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了日本媒体以及民众的普遍反对。日本主流媒体几乎一致反对政府派遣自卫队去中东。《朝日新闻》在1990年10月12日的社论中强调，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不仅违反了宪法，也违反了《自卫队法》；不但僭越了历届内阁的防卫政策的核心“专守防卫”原则，也彻底改变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外交路线。⁴⁷据《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受访者中67%的人反对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赞成者仅占19%，并且认为如果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应该首先修改宪法。⁴⁸《读卖新闻》同年9月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派遣自卫队，远远超过认为如果联合国邀请可以派遣自卫队的23%。⁴⁹《日本经济新闻》同年10月的舆论调查结果同样显示，48.5%的受访者反对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持此观点的人超过赞同者。⁵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野党借助舆论的支持加强了反对的力度，执政党内部也有一大部分势力开始公然唱反调。⁵¹

派遣自卫队去前线并不在日本政府的国际维和政策的范畴之内。换言之，这并非海部政权的核心政策。再加上在野党、媒体、民众的激烈反对，虽然当时并不在选举期间，但海部内阁也没有必要强推大家都反对的非核心政策。于是，1990年11月8日，执政的自民党宣布，“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在本届临时国会成为废案。⁵²

因“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胎死腹中，日本只好另外出资90亿美元支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政策选择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此举不仅被美国媒体嘲讽为“只出钱，不流血”⁵³，而且科威特政府在《华盛顿邮报》鸣谢为其解放而作出贡献的国家名单中居然没有提及日本。⁵⁴这一结果对日本政府和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促使该政策从政府的非核心政策转变为核心政策。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决定于1991年4月24日派遣自卫队前往波斯湾执行扫雷任务。⁵⁵这虽然被日本政府解释为符合日本宪法的规定，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但也属于自卫队在海外的首次任务。1991年8月5日，海部首相在施政方针中强调，日本需要强化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角色，并称政府正在讨论关于国际和平合作的新法案。⁵⁶其后任首相宫泽喜一也在1992年1月24日的施政方针中明言：希望国会再行审议并尽早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⁵⁷

海湾战争后，日本的公共舆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据《每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61%的受访者支持派遣自卫队执行海外扫雷任务。对于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有45%的受访者转而表示赞成，而反对者的比例仅占13%。⁵⁸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历海湾战争后，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核心政策，而日本民意也从反对变为支持。即便新法案在国会审议的过程中仍会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宫泽内阁还是在执政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于1992年6月9日在参议院通过了修订新法案。同年6月15日，该法案又在社会党等在野党集体反对并缺席的情况下，在众议院被强行通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最初的海部内阁来说，“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并不是核心政策。此时其能否得到民众舆论的支持，对是否推动这一政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不在选举期间，如果一个政权去推动民众反对的非核心政策，不但不能提高国家利益，也有损政权的稳定性。面对公共舆论的反对，海部政权放弃强行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这一非核心政策是合理的选择。后来，迫于国际压力，加上日本民众的态度从反对变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成为日本的核心政策。对于宫泽政权来说，推动民众支持的核心政策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通信监听法案出台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暴力组织的贩毒及武器走私日益猖獗，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也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加之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出台后，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也屡次强调应对国际组织犯罪、毒品贩卖、洗钱等犯罪行为的重要性。于是，日本法务省于1996年10月8日就有组织犯罪对策的相关方案，正式咨询了法制审议会。咨询内容主要包括：(1)引进通信监听技术设备；(2)加重对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处罚，新设预备犯罪刑法及处罚加重；(3)以犯罪收入诱使教唆他人的刑事处罚。⁵⁹法制审议会于1997年9月10日制定了《应对组织犯罪的刑法整备纲要案》，以回复法务大臣的咨询。在决定此纲要的过程中，日本律师联合会的三名委员联名反对此纲要所作的决定。⁶⁰随后，法务省于1997年10月13日制定了包括《通信监听法》在内的相关三项法案，并于1998年3月10日提交第142届通常国会审议。⁶¹

但是，对于上述法案，特别是《通信监听法》，不仅在野党一致表示反对，而且联合执政的社民党也不赞成。1998年5月8日，众议院开始审议“组织犯罪对策相关三法案”。在审议过程中，最大的争论焦点是，日本宪法保障个人通信秘密，而《通信监听法》则被认为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违反宪法。对此，桥本龙太郎首相在国会上强调，进行通信监听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而且法案备有关于搜查的正当手续，而非恣意行事。⁶²尽管如此，该法案仍遭到日本民众的广泛反对。据《每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反对政府强行通过《通信监听法》。⁶³

对于桥本内阁来说，虽然在1996年众议院的选举公约中承诺强化组织犯罪对策，但并未提到进行通信监听的必要性。自民党在把法案提交国会的同时，就强调有意根据在野党的意愿修改法案，并未把该法案作为重要法案⁶⁴，也就是说，桥本内阁并未把《通信监听法》视为核心政策。加之执政党正处于选举期间，一个月后将举行定期的参议院选举，政府更无必要去强行通过一项非核心政策。结果，通常国会的会期于6月18日结束，政府始终没有强推《通信监听法》。

其后，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因经济萧条而惨败，桥本首相也引咎辞职。接任首相一职的是原桥本内阁外相小渊惠三。与桥本政权不同的是，小渊执政期间，《通信监听法》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小渊首相在1999年1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要下定决心应对有组织犯罪及毒品贩卖行为。⁶⁵执政党也正式把《通信监听法》列入重要法案，使其成为核心政策之一。在第145届通常国会的审议过程中，自民党强行决定了该法案的审议日程。随后，自民党联合公明党及改革俱乐部于同年5月26日共同向众议院提交了相关修正案，缩小了允许监听犯罪对象的范围等，争取扩大国会内的支持势力。尽管在审议过程中政府无法扭转在野党及公共舆论的反对态势⁶⁶，但执政党还是强行推动众参两院审议该法案⁶⁷，《通信监听法》于1999年8月11日正式获得通过。据日本宪法规定，通常国会的会期是150天。本来第145届通常国会应该于同年6月17日结束，但是执政党为了通过《通信监听法》等重要法案而强行把会期延长了57天，至8月13日才结束。⁶⁸由此可见日本政府设法通过《通信监听法》的决心。

同样是《通信监听法》，虽然内容稍有调整，但总体变化不大。可对于桥本和小渊这两届政府来说，它的重要性则完全不同。对于桥本政权来说，《通信监听法》既不是核心政策，又要考虑它对选举的负面影响，所以只能选择放弃。而对于小渊政权来说，《通信监听法》是核心政策，虽同样遭到公共舆论的反对，但还是强行通过了该法。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政府决策者推动的非核心政策遭到公共舆论反对的时候，不论是否在选举期间，政府决策者都会放弃非核心政策。这也符合定量分析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假设3有一定的合理性。

增加消费税是日本政府缓解财政赤字的核心政策。2012年自民党获得众议院选举大胜后，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公约中继承了民主党的增税政策⁶⁹：承诺增加消费税、改善财政赤字、维持社会保障制度。2013年8月26日，为了判断是否应该从2014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提高到8%，政府召开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此次会上只有少数人反对从2014年4月1日开始增加消费税。⁷⁰日本银行的黑田东彦总裁也在东京都内的演讲中表示，增加消费税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⁷¹另外，在公共舆论方面，反对增加消费税的民众并不占多数。因而安倍首相于2013年10月1日正式宣布如期在2014年4月1日把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8%。

但是，2014年4月增加消费税后，经济状况的恶化超出了专家的预料，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处于下滑趋势。⁷²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文警告日本，在经济基础还脆弱的情况下提高消费税，会导致自灭性的结果，建议把提高消费税的时间放在日本经济彻底脱离通缩、返回经济发展轨道之后。⁷³美国前财务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也指出，2014年4月增加消费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超过日本的想象。⁷⁴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反对提高消费税。⁷⁵尽管如此，安倍首相最初并没打算放弃2015年10月的第二阶段增税(8%～10%)计划。但出于对经济状况不佳和选举结果的考虑，安倍首相逐渐对如期提高消费税的计划产生了动摇。

2014年10月17日，安倍首相在接受《财经时报》访谈时指出，增税的结果如果是景气衰落，那样的政策是无用的。⁷⁶10月22日，日本自民党内的慎重派议员联盟召开会议，建议慎重考虑提高消费税的时机。⁷⁷11月7日，安倍首相会见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得到的建议是延期提高消费税。⁷⁸11月18日，安倍首相会见记者时表示，延期提高消费税对民众生活以及日本经济的影响巨大，聆听民意，把决定权交给民众是必要的，并正式将提高消费税的日期延迟到2017年4月，还声明绝对不会再次延期。与此同时，他决定于11月21日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⁷⁹结果，自民党赢得了2014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议席的数量几乎没变，仍然保持了占总议席2/3的比例，这样可以使自民党在众议院“一党独大”的优势地位再延长4年，直至2018年12月。

自民党在选举公约中明确表示，2017年4月将消费税提高到10%。自民党之所以再度制定提高消费税的时间表，可以说是对安倍首相之前承诺的绝不会再次延期提高消费税的一个追认。但是，安倍首相的这一立场从2016年初又开始发生动摇。他在同年1月19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指出，是否提高消费税要在分析世界经济动向的基础上决定。⁸⁰另外，他还在3月5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如果提高消费税却不能增加税收的话，那结果就是本利全无。⁸¹5月，日本民调显示，77%的民众都反对提高消费税。⁸²6月，安倍首相正式宣布，将消费税率从8%调高至10%的选举承诺再度推迟2年半，延至2019年10月实施。如果考虑到当时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的任期上限，也可以理解为他在任期内实际上放弃了增加消费税，只不过用不断延期的方式来满足选民的要求。

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安倍政权再度决定延迟增加消费税最重要的因素是，2016年7月将迎来三年一次的参议院选举。在大多数民众都反对的情况下，执政的自民党需要对2014年众议院选举时所作的选举公约重新表态。继续维持2017年4月的增加消费税计划，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对其选举极为不利。虽然选举前执政党勉强维持了参议院过半数的议席，但是在参议院选举中再次承诺提高消费税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安倍首相在召开记者吹风会时表示，要在参议院选举中聆听民意。⁸³从这次参议院选举的结果来看，执政党增加了11个议席，大获全胜。对于安倍政权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参议院选举的大胜使其改宪势力首次在国会占据2/3以上的席位，突破了日本改宪的第一道门槛。

综上所述，虽然安倍政权在两度决定延迟增加消费税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后还是作出了顺应公共舆论的决定。在第一次宣布推迟增加消费税时，面对在野党及部分舆论迫使安倍内阁践诺增加消费税，并企图以此削弱安倍政权的民意支持度的情况，安倍首相成功地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并把延迟增加消费税作为其新的选举承诺。大选结果证明，安倍首相既赢得了选民对其推迟增加消费税的赞许，渡过了违背原有有关增税的选举承诺危机，又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地位，变被动为主动。安倍政权第二次延迟增加消费税也颇有玄机。虽然增加消费税依然是安倍政权缓解财政赤字的核心政策，但这次面临的参议院选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能否在确保众议院2/3多数议席后再次获得参议院2/3多数议席的关键之战。如果自民党能够获得参议院选举的大胜，同时控制众参两院2/3以上的议席，那么就具备了修改日本宪法的要件。这对安倍晋三本人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人生最大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在任内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因此，安倍晋三在选举前近1个月——选民关注度最高的时点，再度宣布推迟增加消费税，对自民党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维持稳固的日美同盟是二战后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但是，日本民主党(现改称“日本民进党”)在2009年大选中首次获得执政权后，由于在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上与美国产生矛盾，使得日美同盟的基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安倍政权为了修复日美同盟关系，不但以坚决的态度去解决普天间基地问题，而且在安全保障方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早在大选期间，安倍晋三就特别强调在获得政权后要制定法案行使“集团自卫权”。⁸⁴在2013年1月召开的国会上他再次强调：“对外交、安全保障进行根本性重建是当务之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日美之间的纽带。”⁸⁵随后，在2月7日召开的“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重构座谈会”上，《新安保法》的基本内容开始被讨论。

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新安保法》的过程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大批民众汇聚到东京的国会大楼前，以违反宪法等名义抗议政府强行审议《新安保法》。这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上万民众在国会前游行抗议。根据日本民间“公共舆论”的调查结果显示，直到《新安保法》强行表决通过为止，高达60%以上的民众对此持反对态度。⁸⁶2015年9月19日，安倍内阁不顾公共舆论的反对，仍凭借在国会中的议席优势，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根据《新安保法》，日本可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弹药运送、战机加油等后方支援。日本自卫队可行使武力的范围也从日本周边扩大到全球。

那么，为什么安倍政权会在遭到公共舆论反对的情况下仍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呢？第一个因素就是该法是安倍政权的核心政策。安倍政权多次强调通过《新安保法》有三点所谓“必要性”： (1)防战争爆发之患于未然；(2)以加强日美同盟来保持地区的稳定；(3)减少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的风险。⁸⁷第二个因素就是非选举期间的影响。安倍政权虽然看重参议院的选举结果⁸⁸，但其下次选举预定在2016年7月，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而非前述所界定的3个月内的选举期间，因此没有必要过多担心。但安倍也要竭力避开通过这一法案对选举的影响，2015年4月29日，他曾在美国议会的演说中表示，一定会在当年夏季之前通过《新安保法》。⁸⁹由此可以认为，是“核心政策”和“非选举期间”这两个因素，导致安倍政权无视公共舆论的反对而强行通过《新安保法》。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当政府决策者推动的核心政策遭到公共舆论反对时，当时是否处于选举期间这一因素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者的最终抉择。当处于选举期间时，无视公共舆论的反对而强行推动核心政策，有可能对政权的维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虽然增加消费税和通过《新安保法》都是安倍政权的核心政策，但由于一个处于选举期间，一个不处于选举期间，给政府决策者带来不同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符合研究假设1和假设2的内容。

TPP协定是安倍内阁的核心政策。日本自民党在2013年参议院的选举公约中明确表示，为了获取新兴国家的市场，到2018年为止，要把贸易协定的覆盖率提高到70%。⁹⁰而且在此只提及TPP协定，其他协定则用“等”字略过。2013年3月15日，安倍首相还在正式宣布日本决定参加TPP协定谈判时表示：“参加TPP协定是日本的百年大计。”⁹¹日本于2013年7月15日参加TPP协定谈判。2016年1月3日，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广播节目中表示，为了能在通常国会期间批准TPP协定，政府会尽量做好一切准备。⁹²当年2月4日TPP的12个成员国在新西兰正式签署协定。但是，TPP协定需要通过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才能生效，日本也不例外，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同年3月24日，众议院大会决定成立审议TPP协定的“TPP特别委员会”，任命西川公也议员为委员长，并决定于4月5日开始在众议院审议TPP协定。西川委员长也表示了尽早通过TPP协定的意愿。⁹³

但是，TPP协定的审议过程遇到重重阻碍。首先，一直负责TPP协定谈判的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因受贿丑闻于2016年1月28日宣布辞职。⁹⁴其次，众议院审议TPP协定一开始就遇到挫折。在野的民进党要求政府公开TPP协定的交涉谈判资料，并把其作为进行审议的先决条件。但是，政府以保密为由，几乎把提交的资料全部涂黑，只能看到标题，内容无法得知。⁹⁵对此，民进党表示强烈不满。2016年4月8日，围绕西川委员长预定在4月15日出版的《TPP的真实》一书，民进党进行了严厉谴责，因为该书披露了大量的TPP谈判细节。联系到此前被涂黑的国会审议资料，TPP协定的议事运作遭到在野党的抵制。民进党坚决反对由众议院特委会委员长西川主导国会，中途退出了TPP特别委员会审议会场。⁹⁶之后，执政党与在野党围绕此事摩擦不断，国会审议迟迟不能如期进行。

由于系列丑闻的发生、在野党的推波助澜，日本民众也开始反对政府在通常国会强行通过TPP相关法案。“FNN舆论调查”显示，54.3%的受访者要求废除TPP协定，或暂缓国会审议，反对在国会中强行通过。⁹⁷虽然执政党可以延长国会会期，以确保TPP协定的通过，但是考虑到2016年4月24日又要进行众议院北海道5区的补缺选举，特别是当年7月10日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开始持慎重态度，强调“不应强行通过TPP”。⁹⁸4月19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记者表示：“不希望强行进行表决，需要达成一定的理解。” ⁹⁹4月25日，联合执政党自民党的谷垣干事长与公明党的井上干事长举行会谈，正式决定放弃在本次通常国会上审议TPP协定。¹⁰⁰

从以上案例分析可看出， TPP协定虽然是安倍内阁的核心政策，政府也有意尽早审议通过该协定，但在遭到公共舆论反对的情况下，并由于当时处于选举期间，为了避免对自身的执政地位造成不良影响，执政党及政府高层决定放弃强行通过TPP协定。而后围绕TPP协定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进一步证明了决策是否处于选举期间对政府决策者有明显的影响。

执政党在参议院选举大胜后，对待TPP协定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安倍首相立即于2016年7月13日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领导，并强调TPP协定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日本应该率先行动，为TPP协定尽快生效营造气氛。¹⁰¹9月20日，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在与记者会见时表示，为了能让TPP协定在临时国会得到批准，政府会尽全力去推动。同时也提到，为了尽早实现TPP协定的经济效果，希望通过日本率先行动，为TPP协定尽快生效营造气氛。¹⁰²9月26日，安倍首相在召开第192届临时国会众参两院全体会议的演说中表示，争取尽早通过TPP协定及相关法案。¹⁰³10月14日，众议院正式开始审议TPP协定。TPP协定担当大臣石原伸晃在国会答辩中强调，日本应该走在美国前面牵引美国，为TPP协定尽快生效营造气氛非常重要。¹⁰⁴同日执政党公明党的井上干事长也在与记者会见时说，希望在10月末之前通过TPP协定。¹⁰⁵据共同通信社10月29—30日的调查，日本6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慎重审议TPP协定，而不必仓促行事。¹⁰⁶

尽管如此，执政党还是执意在此届国会期间批准了TPP协定。11月1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与记者会见时强调，国会已经利用了充分的时间审议TPP协定，在这个阶段通过TPP协定是理所当然的。¹⁰⁷11月4日，虽然遭到民进党与共产党的强烈反抗，执政的自民党在TPP特别委员会上还是强行通过了TPP协定。11月11日，安倍首相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了以下观点： (1)日本率先批准TPP协定可推动其他参与国尽快批准TPP协定；(2)TPP协定的批准代表着日本具有带头创建自由公平的贸易投资规则的强大意愿，这可以酿造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3)TPP协定的批准可以促进其他贸易谈判进程，不管美国的意愿如何，日本都有必要推动TPP协定生效。¹⁰⁸此后不久，参议院在民进党等在野党反对的情况下，于12月9日强行通过了TPP协定。¹⁰⁹

综上所述，参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府在审议TPP协定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并不比选举前少，加之美国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盟国的下一任总统反对TPP协定对日本政府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安倍内阁最终还是强行通过了TPP协定，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政府大胜参议院选举后，公共舆论的反对已经不是政府需要慎重考虑的重点。其次，TPP协定是安倍政权的核心政策：对内来说，TPP协定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对外来说，TPP协定是日本通商战略的基础，日本不仅想利用TPP协定的生效来推动其他贸易谈判的进程，更想把TPP协定作为主导亚太贸易规则的典范。¹¹⁰所以，对于安倍政权来说，强行通过TPP协定是实现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同样是由国会审议TPP协定，在审议过程中面对的情况也十分相似，但是，政府决策者的最后决定却完全不同，这里最大的因素无非是对政权稳定性的考虑。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面对即将来临的选举之际，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风险太大。这与前一组案例的分析结果相同，同样证实了研究假设1和假设2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