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东盟10国领土领海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历来是中国与日本扩大政治影响和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象。自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日趋紧密，影响力不断增强，加之2012年后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加剧而恶化，两国在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也日趋激烈。¹中日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都有争取更高国际地位的强烈意愿。日本政府不满足于自身经济大国与“政治侏儒”的跛脚地位，迫切希望能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也在不断寻求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合作。从地缘政治考虑，邻近的东南亚国家自然是两国的外交重点之一。同时，中日都是经济大国，自2007年以来在世界上始终占据着经济体GDP排名第二、第三的位置。²中日两国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资源类产品以满足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需求，而东南亚国家的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对中日两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两国的企业也都在积极地拓展国际市场，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是两国开展贸易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不过，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国家竞争的实际效果却有明显差异。近年来，日本与东盟的贸易额连年下跌，从2012年的2585.57亿美元减少到2015年的1928.67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却从2012年的4001.43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4682.94亿美元，超过日本对东盟的贸易总额1倍以上。³虽然目前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仍高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但其增速下降也很快，2012年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为237.77亿美元，到2015年则仅为173.95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则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长率，从2012年的53.7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81.55亿美元。⁴

但日本比较突出的是其国家形象在东南亚民众中颇受好评，而且近些年这一趋势有所加强。例如，在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的全球民意调查中，在印尼、菲律宾，分别有85%和84%的受访者对日本有积极印象，仅有7%和12%的受访者对其有负面印象。而在同一调查中，印尼、菲律宾有63%与62%的受访者对中国有正面评价，有负面评价者则分别占18%与31%。⁵而从2013—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数据来看，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评价比较一致，趋势稳定，而对中国的评价则起伏很大，差别较为明显。⁶根据2015年春季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民意调查数据，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得到更积极的评价。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的受访者中对日本持积极评价的占80%以上，而其中对中国有积极评价的普遍低于日本，在越南则更是只有19%的受访者对中国持积极评价。

为什么中日两国均为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却不相同？经济关系是否与国家形象成正比？中日两国在缅甸不同领域的优势会对双边合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希望能结合深入的地区性问题分析与国别案例研究，探讨政治、经济、公众舆论、社会文化等因素在中日对缅甸合作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首先进行文献回顾和批判。其次，根据中日在缅甸的竞争特点提出假设，即中国在经济上的优势与日本在公众形象上的优势分别由两国不同的战略和禀赋决定，经济关系与公众影响有各自的发展机制，两方面难以相互转化。再次，通过对缅甸政治、经济、社会的事实与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上述假设是否成立，解释其具体作用机制。最后，讨论缅甸案例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中日在东南亚的竞争战略与成效，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意义。

对于中日在东南亚竞争的成效，国内外有不少研究成果，观点也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更具实力，能够通过经济外交来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⁷但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在民主文化、公众舆论等“软实力”方面占据优势，并能凭此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中胜过中国。⁸对此，现有文献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东南亚国家之间各方面的情况差异很大，难以一概而论，本文将选取中日的竞争焦点缅甸进行案例分析，从对中日与其交往的具体政策和效果的探讨中寻求经济关系与形象反差的形成原因及其蕴含的战略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取缅甸，首先是因为它是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竞争的焦点之一。缅甸位于东南亚与南亚的连接处，战略位置重要，按人口和领土计算在东南亚地区也可称为大国。其次，缅甸是中国的邻国，双方联系紧密；但缅甸与日本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缅甸与中日两国都有开展外交关系的需要。而最重要的是，正如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缅甸2011年开启民主改革，结束军人政府的统治之时，也正好是中日竞争加剧的时期。缅甸显著变化了的政治社会环境能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因素对其与中日合作的影响和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案例不但能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日在东南亚竞争的优势与劣势所在，还有助于探讨在更广范围的国际合作中各种要素的作用机制。

笔者在案例研究中将详细比较中日两国在2011年前后与缅甸的经贸、援助与高层访问等数据，以此衡量两国对缅合作的战略与效果，并通过实地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经济、政治、社会不同领域对合作的影响因素。除了研究中英缅日等语种的相关文献外，笔者还于2016年1月和9月在仰光和内比都进行了实地考察，访谈了缅甸政府和商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中国使馆等机构的官员以及中国和缅甸的企业经理、缅甸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等共60余人，深入了解缅甸政府的决策思路和背景，以及中日两国政府与企业在缅甸实际经营和执行的情况。

基于文献回顾和实地考察与访谈的基础，我们提出以下假设：一是，一国的政治制度变化与意识形态认同不会显著影响其与别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除非对方国家(比如中国或日本)主动改变外交政策。二是，两国的经济联系是否紧密与官方援助、公众形象无关，经济的竞争优势与社会影响的优势无法互相转化，但与政治领域的外交政策独立的连续性，与经济领域的结构性互补、企业的灵活战略，与社会文化领域的与所在地合作伙伴的关系、援助方式、公民社会相关联。

与此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缅甸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在“四、中日在缅甸不同领域的竞争效果”中，将主要通过以中日企业在缅甸直接投资额和中缅、日缅副部级以上领导互访次数为指标，来排除这个主要的竞争性解释。而在“五、影响中日不同领域竞争效果的机制”中，将结合实地调研详细分析缅甸政治、经济、公众舆论领域各自影响合作的机制，以此证明一个领域内的合作优势主要源于此领域内部的结构条件与政策实践，其他领域的活动对其影响有限，从而论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在1988—2010年缅甸军政府执政时期，缅甸遭受西方经济制裁，中国成了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政治和经济依靠。在政治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为缅甸军政府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支持。在双边关系上，中国与缅甸保持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多次接待缅甸国家领导人的访问。²⁹在多边场合，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反对西方国家指责缅甸人权问题。2007年，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否决了关于缅甸问题的决议草案，拒绝由美国起草的就人权等缅甸国内问题对军政府施压的提案。

基于缅甸的案例研究能为我们理解中日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提供启示。诚然，由于受南海争端、日本大量援助、中日企业海外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不及日本，但中国政府努力淡化政治因素对经济合作的影响，坚定地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能够显著减少政治波动带来的冲击。尽管近年来因为南海问题，中国与越南关系紧张，上文中提及的皮尤调查也显示越南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较低，但这并没有改变中越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从2005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12年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则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⁶²此外，两国的高层政治关系也依旧维持良好状态。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出席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发布《中越联合公报》，称双方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⁶³近年来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局变化都没有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合作的大趋势，反而由于国家间具有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双边政治关系能够在合适时机到来后迅速修复。例如，在中国与菲律宾关系艰难的2015年，双边贸易逆势增长再创新高，达到456.5亿美元。这也为2016年10月杜特尔特总统访华、双方签订上百亿美元的项目协议、两国关系重新走上正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⁶⁴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更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点多，这是中国的一个竞争优势。从以下表3可见，虽然中国与除文莱之外的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在2015年几乎都超过了日本与这些国家的份额，但超出的比例有很大差别。超出比例最大的4个国家是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它们也恰恰是东盟人均GDP最低的国家。而将2003—2013年中日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额累计后也发现类似情况。中国投资超过日本投资的3个国家——老挝、缅甸、柬埔寨，同时也是东盟中人均GDP最低的国家。不过，从表3中也可以看到，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门槛后，国家发展水平与中日的经贸竞争关联不大，因为日本企业已经能与这些较富裕的国家开展广泛的合作了。

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经济较发达、投资条件较完善的东盟国家，日本企业已经在当地设厂经营几十年，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也远远超过中国企业。中日企业在不同东盟国家的表现差异，关键还是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结构、市场需求、产业趋势以及中国的企业战略。因此，中国要增强在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优势，需要在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企业经营水平上下功夫，以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相适应，避免出现富国与日本对接、只有穷国与中国合作的情况。

此外，缅甸的案例也提醒我们，开展经贸外交的效果在东南亚国家是有限的，投资和贸易的发展只是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能直接帮助投资国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有时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公众舆论和社会文化影响等“软实力”确实是中国在东南亚与日本竞争的短板。我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可以参考日本在缅甸的做法，以改善在缅甸及其他国家民众中的形象。即使“软实力”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中日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政治经济大局，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而言，要建立新的国际规范，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新领导者，就必须要注意在公众形象和社会文化领域获得公信力，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⁶⁵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上在东南亚国家取得了优势，但在社会文化领域相对于日本的落后，表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仍没有成为主导国家。针对这一现象，中国的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文化团体，不能仅满足于经济合作的发展，而需要更认真地理解东南亚国家公众舆论形成的原因，从而找出症结所在，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树立一个公平、友善、文明的中国形象。

本文通过对中缅和日缅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具体展示了在不同领域中日在缅甸竞争效果的决定因素与机制。中日在政治领域的竞争效果与缅甸政治制度本身的变化没有直接联系，而取决于中日政府对于不同政治制度的政策与方针。中国政府淡化与当前缅甸政府的政治理念的差异，尊重缅甸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以有连续性的政策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得到了缅甸历届政府的积极回应。反观日本，在2011年前顾虑美国的政治理念和制裁措施，减少与缅甸的联系；而在缅甸民主改革后又急于求成，其对缅甸的政策忽冷忽热，缺乏稳定一贯的方针，干扰了政治与经济领域日缅合作的持续稳定发展。而中缅关系受政治制度变化的影响只是短期和局部的，长期的发展趋势相对稳定。这一案例对认识中日在东南亚的竞争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经济领域的竞争效果主要取决于有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市场供需和产业对接等因素，受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变化的影响不大。在政府不采取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往来的前提下，两国经贸合作的长期发展较少受经济领域以外的因素影响。中国与缅甸的发展水平更接近，所以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更强。中国规模庞大的普通制造业既需要来自缅甸的原材料和能源，又能为缅甸市场提供廉价的低端工业产品，而对缅甸的产能合作和产业转移更是方兴未艾。日本产品虽然优质，但高昂的价格超出了缅甸目前的消费水平。而且日本的高端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再需要大量的初级原材料，也难以在缅甸这样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投资设厂。此外，缅甸民主转型时期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历史遗留的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都让日本企业退避三舍。而对于本身也经历了国内经济转型，习惯于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寻找商机的中国企业来说，缅甸的落后反而意味着机会。所以，虽然公众舆论看似不利于中国企业，但中缅的经济合作依然能保持强有力的增长。

社会文化领域的中日竞争受到多种因素长期综合的影响，原因复杂，不取决于个别要素。政治理念差异、领土边界纠纷以及援助力度大小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都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在他国公众眼中的形象。处理公共关系和应对媒体的良好技巧，会显著减少负面影响，增加正面评价。反之，公关危机处理不当，例如密松水电站事件，则会火上浇油，严重损害本国形象。日本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没有与缅甸军政府合作的历史，都帮助日本获得更多好评，而中国企业及政府在合作中不善于与缅甸改革后的媒体和公众社会打交道，更进一步导致中国近年来在缅形象受影响。

这三个领域各自的影响因素与机制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政治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的竞争优势并无相互促进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国将在今后继续保持在缅甸政治经济领域对日本的领先地位，因为中日秉承的外交政策和双方的经济结构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改变。美国学者沈大伟曾指出，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广泛但不深入，缺乏强大的“软实力”作为支撑，因此只是一种“残缺权力”(partial power)。⁶⁶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等“软实力”的暂时落后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硬实力”的继续增长，“硬实力”与“软实力”主要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互相促进支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