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15年,雅典人(Athenians)仿佛尝够了“尼基阿斯和约”(
西西里远征被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前404年)的转折点,也为雅典最终的失败埋下伏笔。雅典人决定大规模远征西西里,理据极难算得上充分。雅典人为何选择大规模军事远征西西里?雅典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为何自此走向过度扩张?这引发了旁观者和研究者无穷的智识好奇。帝国的过度扩张并不仅仅是政治和战略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这样一个过度扩张的经典案例,其决策出台的政治经济学机理却几乎没有得到阐发,原因是,古典学家并未围绕政治经济学机理去组织和研究史料,而国际政治学理论家也未将目光投向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同时并未意识到现有理论纲领中的解释缺陷。
对于西西里远征,我们最权威的史料来源于修昔底德本人,他如此评论道:“在统治着一个帝国的城邦,民主政治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而西西里远征就是这些错误之一。”
在这5条脉络中,唯有“贸易敌对论”的持论者常把目光放在希腊世界的西方——意大利(Italy)与西西里,也唯有他们关注雅典帝国的财政与经济状况。作为国际政治经验池中过度扩张现象的经典代表,由于受到文献传世条件与修昔底德本人判断的影响
“贸易敌对论”的基本经验材料是彩陶、谷物等货物贸易。其中,这一派别的学者比较经常提起和重视的是谷物贸易的三条通道:黑海通道(the Pontus)、埃及通道(Egypt)、西方通道(the West Route)。雅典在双海峡地区拥有政治优势,因此牢牢控制着黑海通道;埃及通道对于希腊人来说过于危险;沿着墨伽拉(Megara)、柯西拉(Corcyra)和西西里的西方通道,成了地峡重镇科林斯与贸易大国雅典的争夺焦点。“贸易敌对论”的基本结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起源在于雅典与科林斯争夺西方通道的贸易敌对。由贸易而及政治,“贸易敌对论”的持有者们还观察到,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雅典帝国在地理上对墨伽拉—柯西拉—西西里的西方通道的兴趣超出了贸易范围,还包括殖民与军事征服。雅典帝国沿这条谷物贸易通道形成的贸易、殖民、政治、军事方面的兴趣及举措,我们称之为“西进政策”。
持“贸易敌对论”的学者还在雅典城邦内找到了帝国西进政策的推动者。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说,他们隐形于修昔底德笔下,是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商人团体(the trade party at the Piraeus),致力于推动“比雷埃夫斯政策”(the Piraeus policy)。
“贸易敌对论”学派的上述独特观察为本研究重组史料提供了指南。首先,本研究不会全盘接受该学派提供的解释路径。古典学界并没有广泛接受其主要观点——伯罗奔尼撒战争由贸易敌对、特别是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贸易敌对引发。一方面,在语文学家、政治哲学家、军事史家占据主流的修昔底德研究领域里,认为是雅典与科林斯的贸易敌对引发了伯罗奔尼撒大战的古典学家的人数绝不会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即便在研究古代经济的学者群体内部,这一观点也得不到一致认可。琼斯(A.H.M.Jones)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与古代经济实践中的“市场”非常不同,古代经济实践并不关心“争夺”市场,因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绝不会是由于争夺市场。
其次,本研究将以“贸易敌对论”所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批判性地重组史料。在古典学界未获广泛认同的这一事实,并不能完全抹杀“贸易敌对论”学派的学术贡献。一方面,公允地说,“贸易敌对论”的解释力在不同的问题上参差不齐。在解释雅典和斯巴达的敌对关系时,“贸易敌对论”毫无用武之地
“贸易敌对论”这一脉络在主流古典学界所面临的诸多批驳表明,该论本身并无法解释西西里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除了重组史料之外,本研究将西西里远征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验池,将之视为对外过度扩张的经典案例,进行理论分析。
从经验研究方面来看,西西里远征是过度扩张的经典案例,这首先是修昔底德的判断
有一类关于“大国为什么对外过度扩张”的研究,本质上是对国内政治行动团体的组织体行为分析。例如,该领域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学者斯奈德(Jack Snyder)找到的扩张理由是“帝国的迷思”。他研究“帝国的迷思”这一抽象概念如何在国内政治的组织肌体之间流动和表达,结论是行动集团的“卡特尔化程度”是关键自变量。
小集体的行动更为有效吗?斯奈德认为,在帝国主义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小团体的效率高于民众的行动效率。
民主政体能够制衡推动扩张政策的利益集团吗?斯奈德的结论通过“卡特尔化程度”这一自变量,在逻辑上同样离不开“小集团行动更加有效”这一前提。然而,修昔底德记载了雅典民众对西西里远征的普遍热情,也记载了他们对反对者制衡举措的无视。
斯奈德理论框架有限的适用范围表明,在他关于大国对外扩张的研究中,“帝国的迷思”是先验于该项研究的概念,脱胎于作者更早期的研究结论
如果无法从组织体行为分析中直接得到答案,本研究还可以同时求助于另一种分析路径:体系动力学分析。事实上,组织体行为分析中已有体系动力学分析的影子:斯奈德在分析扩张主义集团决策过程中的优势时,提到了小集团对成本收益的部分垄断
上述路径仍然是从组织体行为出发。但是,利得与损失如何在各个组织体之间分配、重组、表达,除了组织体本身这一层次以外,还有制度层次的动力学机制。这类研究起源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以“斯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动,所以,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第二节向古典学文献的缺陷所提示的方向出发,对雅典帝国的西进政策史进行史料重组,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等价转换,使解题成为可能。本文第三节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之现有文献所提示的方向出发,为解题做准备,包括理论线条提炼与修改,是对西西里远征决策出台所处的经济政治语境的静态处理。本文第四节直面解题,是对西西里远征决策形成问题的历史描述与动态分析。本文第五节回归经济与政治相辨析的宏观层面,定位本研究的学术身位,阐发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雅典决定大举远征西西里,是战争重新爆发、进入德西利亚战争阶段(the Decele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阶段)的重要原因;而要想知道雅典为何决定大举远征西西里,则需要分析雅典帝国自战前到远征前夜的西进政策史。这样,问题就被提炼为:在帝国西进政策诸选项中,西西里远征决策是如何受到青睐的?
首先,沿着“贸易敌对论”学派的路径走下去,对雅典帝国西进政策感兴趣的研究者应该会接着追问,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西进政策?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看法是,攻打西西里的决策是“对未曾预见之机遇的回应”
那么,为什么雅典帝国的西进政策经历了上述变化,并在公元前415年形成决定性的西西里远征决策?西西里远征这一对外政策是如何形成的?萝蜜莉(Jacqueline de Romilly)的一句话或许可以提示我们,去观察更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动力机制:“雅典的不同群体各怀私心,一种单纯的渴望由此混合而成。”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将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列为国际政治的“第二意象”,以区别于个人和国际体系;反过来,为一国的对外政策寻找国际政治基础,是国际政治学中“颠倒的第二意象”的理论任务。在由彼得·古热维奇(Peter Gourevitch)阐发的这个被称为“社会联盟理论”的框架中,根据要素配比,假定充裕要素所有者偏好自由贸易、稀缺要素所有者偏好保护贸易的分析路径,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或比例要素模型)。
引入社会联盟理论中的比例要素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考察西西里远征这一政策形成的国内社会中观基础,那么首先要对该模型假定作少许修改:充裕要素所有者偏好扩张政策,稀缺要素所有者偏好收缩政策。其次,按照要素占有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与远征及其决策相关的雅典公民分为三种:(1)资本所有者比雷埃夫斯党,即主要居住在港口的商人,这是康福德基于修昔底德文本与其他信源文本之间的区别所作出的观察与创造性揭示
最后,以上三类雅典公民对城邦的对外政策在如下谱系上(见表2)有不同的偏好定焦点,并且可能随着时间、政治与战略情势的改变而改变。
在这一小节,本文将作出“斯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个广义推论,作为本文接下来研究的逻辑基础。
雅典的经济地位,应当公允地描述为“作为帝国中心的一座古代城市”。芬利指出,古代城市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往往不是生产中心而是消费中心,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制度兴起。
第一,相比其他主要依靠剥削临近乡村的古代城市
第二,围绕帝国权力与贸易集散,往来雅典的人口大量增长。
繁密的货物与人员往来是雅典帝国财政的写照。这种在当时来看可谓独特的城邦财政状况,是雅典之帝国与民主两面性的政治经济学动力机制所在。一方面,雅典的公共财政从帝国制度中获得巨大收益。密格斯在估计雅典财政收入时,将其分为帝国收入和本土收入两个部分;其中帝国收入主要是盟邦贡赋,而本土收入则包括进口、港口费用、法庭收费与罚款、市场及其他税收、银矿租金、其他公共财产收入等。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作家声称,伯利克里是第一个使得法庭陪审员成为有偿职务的人,他原本的目的是,碍于他自己的个人财富不够充裕,无法以和客蒙(Cimon)同样的奢侈方法获得人民的欢心
总体而言,一方面,雅典的公共财政对较贫困公民的大量补贴,在古代世界并不多见。我们从古代作家关于伯利克里上述财政制度设计的广泛批评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综上,通过概述和分析民主政体雅典的公共财政,我们发现,雅典的对外政策对其城邦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不同,因此,雅典确实有一种广义的“收入分配效应”。这种收入分配效应与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有所出入,它不以国际贸易为分析框架,也不体现为相对价格的变动;但是,它确实体现了不同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治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对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赋予(包括政治利得与经济利益)。我们将此称为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个广义推论。既然雅典的对外政策确实存在城邦内利益分配效应,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谨慎地声称,接下来在研究分析中,对要素比例模型修改版进行的适用是合法的。
社会联盟理论要素比例模型,作为国际政治学“第二意象”及其颠倒分支的一部分,其合法分析机制应当是:为对外政策寻找国际根源。根据上一节对雅典在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下所具有的财政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帝国收入当中的相当部分流向了雅典较为贫穷的公民,由于我们面临古代史研究的典型问题即材料有限,从而难以断言是其中的大部分。
对外政策的国内分配效应,让我们能够从逻辑上证明理论适用的合法性,并接着提示我们,解题西西里远征的关键,将在于劳动者的政策偏好的转变:劳动力所有者对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阿奇达穆斯战争的10年之后,将经历一个变化;而这变化的关键因素,将是公民及外邦居留民的就业情况。
第一,没有证据表明,港口商人的贸易所得有部分参与到城邦的公共财政当中去,并对较贫穷的公民进行了贴补。换言之,港口商人从雅典海洋帝国中的所得,绝大部分很可能成了这一群体的直接利得。
第二,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即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性质持“贸易敌对论”的学者已经向我们指出,存在港口商人这一群体,而港口商人对于帝国西进政策具有一以贯之的倾向性立场与兴趣。
第三,相比爱琴海地区(the Aegean),雅典在意大利及西西里的较弱影响表明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难推断港口商人的政策偏好:扩张性的帝国政策。
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即相当部分的寡头派,除去银矿这一项收入外,并不愿意全盘接受雅典依赖制海权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对于帝国扩张更是抗拒。
首先,在这一问题上,伪色诺芬和色诺芬(Xenophon)作为土地占有者的雅典贵族,代表了这种大致相同但也有些区别的立场:赞成雅典采取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
此外,因为土地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在伯利克里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防御性帝国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劳动力占有者,即日佣级公民、双牛级公民,得到新的就业机遇与新的政治参与机遇。
一方面,在第三节所述的财政收支结构中,较贫穷的雅典公民作为劳动力占有者,由于就业机会增多,得到城邦各种形式的补贴。一方面,古伦第指出,在忒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时代,亚狄珈地区就业不充分时,雅典公民通过登上舰船实现就业。
另一方面,通过就业形式获得城邦补贴,这部分雅典公民的军事义务和政治参与都得到了实际提高。
一言以蔽之,雅典依靠帝国收入形成的财政结构对劳动力所有者、较贫穷的雅典公民大有补益,这些人的生计机会较没有帝国时增多,这些人的政治参与也较先前有所增加。在古代的政治性城市中,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使得劳动力所有者、较贫穷的雅典公民支持以帝国制度为基础的对外政策。
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亚里士多德描述说:“后来,由于城邦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他(伯利克里)就劝告人民,抛弃田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他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务,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记载,究其本质而言,体现的是帝国和平之下的城邦政策平衡。帝国和平及其财政结构,保证城邦外向型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发展,城邦内部的各个群体,不管其政策偏好如何,都在帝国和平之下达成平衡,支持城邦的和平帝国政策。
一方面,正如本文第三节与上一小节分析得出的结论所示,也正如亚里士多德此处的记载所表明,雅典的帝国财政持续补贴较贫困的雅典公民,方式主要是提供就业。其中,一些就业机会前所未有,也不见后继,仅仅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帝国的全盛时期伯利克里的治下,例如,伯利克里主导的城邦基础设施与政绩工程建设。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说,较富裕的雅典公民从帝国政策中毫无获益。例如,他们也通过银矿得到利益。在《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
劳动力所有者及土地所有者占据雅典公民的大部分,这两个群体的对外政策偏好一旦达成统一,共同支持和平的帝国政策,那么,劳动者就没有理由特别偏好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激进帝国主义政策,土地占有者也将持续允许并欢迎和平的帝国政策。
我们不能忘记,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雅典西进政策的肇始期,是雅典开始显露出对西方的兴趣但又未付诸实质性扩张行动的时期。
首先,经过阿奇达穆斯战争的10年,雅典的财政储备大为减少。熟悉古代文献的学者或许会举出大言不惭的安多基德斯(Andocides)来反驳雅典的财政窘境
公元前421年以降,至于新形势下的财政结构,现当代研究雅典贡赋列表的三位头号权威古典学家总结如下:(1)帝国的非常规行动需要从雅典娜金库(Treasure of Athena)进行借贷;(2)若某年收入无法支付帝国常规行动并偿还贷款,则会进一步借贷,并体现在雅典娜金库之后的借贷表中。
总体而言,在帝国政策的选项谱系(本文表2)中,军事行动似乎还是能够敷益雅典所有公民的。
第一,军事征服选项替代和平政策诸选项,成为劳动者的偏好选项。要证明这一点,当然不是利用西西里远征本身来予以说明,那样做无非是循环论证,以结果为原因。古代文献有充分的细节说明劳动者的就业情势不再受益于基础设施和政绩工程建设,而更加受益于战争支出。一方面,雅典城邦的给薪公共职务,除了在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派政变中一度被取消外
第二,战争选项一方面将加剧公共财政对较富裕公民的剥夺,一方面将使得较富裕公民的财产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这使得以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为主的雅典公民(即土地占有者、寡头派)愈加反对激进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此,古代文献给予我们一项不能说充分但却足够有提示意义的证据:直接战争税()。
第三,港口商人具有一以贯之的西进理想,这一点已经在第三节论证,不再赘证。
综上,城邦财政分配的两极化,究其本质而言,是对外政策之国内利益分配效应的新变化。按照本文第三节提出的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广义推论,对外政策国内利益分配效应的变化将促使各群体的政策偏好发生改变。而随着劳动者的政策偏好发生转变,在港口商人那里从未消失过的西进政策将获得新的支持者,新的社会联盟即将形成。向西方进发,特别是依照劳动者的政策偏好,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向西方进发,成了雅典对外政策呼之欲出的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第二节所提的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了:为何港口商人能够说服阿尔喀比亚德?不同要素的占有者彼此角力或合作,决定对外政策的走向。我们已经论证,战争爆发之后的雅典财政结构在分配机制方面产生两极化现象,这使得劳动力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同步发生极化改变。在接下来的论证过程中,关于城邦政治领袖的现有研究如汗牛充栋,这将帮助我们在这一节论证,城邦政治作为社会联盟形成的场域,见证并写照了新社会同盟的诞生。
修昔底德称颂伯利克里为民众的指导者,说他致人而不致于人
到了“尼基阿斯和约”时期,在民众大会这一政治舞台上,最终赢得政策辩论的是素有“民众煽动家”名声的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的意图是他自己的还是迎合民众的?古代作家与现当代古典学家或明或暗
就这样,雅典公民达成新的一致,城邦内的资本要素占有者和劳动力要素占有者形成新的社会联盟,共同支持以大规模军事征服为手段的帝国政策,原本无法实现的政策表达成为现实。修昔底德在战争结束之后写到西西里远征军出发的场景时,对庞大的远征军规模不得不表达热忱的赞美,对那即将到来的惨祸又不能不饱含难以言明的悲伤:“……雅典人……远征的欲望……比以前更加热烈些……他们认为……现在远征军是绝对安全了。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航往的地方……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
退出中观层面,回到政治与经济相辨析的宏观层面上来看,我们不得不从上述分析中得出这样的初步宏观结论:战争导致的资本匮乏,使得帝国政策的和平选项无法持续,帝国政策的战争选项团结了足够决定政策走向的公民,政治上的帝国扩张倾向与使用军事手段实现该倾向的可能性由此增加。为何新的社会联盟能够形成?因为劳动力占有者的政策偏好转向了帝国扩张与军事征服。为何劳动者的政策偏好发生了转向?因为他们之前可以从帝国的和平政策中受益颇丰,但现在只有帝国的战争选项才能维持他们与先前相若的收益。为何和平政策下雅典的较贫穷公民不再能维持与先前相若的收益水平,但在战争政策下却可以做到?因为在城邦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新的分配方式日趋两极化,进而勉强维持这部分公民的收益一如先前。
至此,援引伯利克里的话来说,在公元前431年,“失去帝国是危险的”
在理论创新方面,本文研究试图为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分析搭建更为完备、复杂、立体的理论纲领,并给出一个研究范例。在这个新的复合理论框架中,体系动力学是组织体行为的先决条件。体系动力学的分析路径和组织体行为的分析路径都已经经过证实,分别能够有效分析对外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相互结合之后,体系动力学能够较为精确地给出不同群体的政策偏好;在此基础上,社会联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以及认知理论等组织体行为分析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还原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机理。
在细节方面,为了合法使用社会联盟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本研究修改并论证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个广义推论。这样,该定理既无需限定在贸易研究领域,也无需限定在战争研究领域。该定理的广义推论应该能够适用于一般状况下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互动。见表3。
联结两种分析路径的出发点是经验研究与理论创新相互结合的辩证法。一方面,本研究已经证明,直接使用现有理论——无论是体系动力学,还是组织体行为——去覆盖本质类同、但史实细节迥异的案例是行不通的,因为语境限定导致现有理论未必抽象得当
过度扩张、盛极而衰是政治学宏观研究永不衰落的主题。作为经典案例,雅典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从古至今饱受批评。这发烧的城邦
盛极而衰是政治学问题,但扩张与衰落的过程则有其政治经济学机理。时至今日,对外政策的设计者能否借助类似分析框架对政策作战略后果预判?具备远大的战略眼光并非易事,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应该多少能够帮助国务家承担这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的人,对“雅典惜败论”与“斯巴达惨胜论”绝不会陌生。看上去,西西里远征前夕,实际上是雅典大有战略回旋空间的难得时期。虽然资金欠缺,但若无西西里远征这样的非常规军事行动,似乎就无需借贷
但是,通过本文研究,我们知道,雅典选择远征西西里,从中观层面来看,即便称不上别无选择,也绝非匪夷所思;导致民众大会决议远征西西里的政治经济学机理,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本文的论证或许能够帮助古代战争史的研究者更清晰地理解雅典战败的原因与斯巴达的苦涩胜果。另一方面,从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出发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政策选择,从政策选择的客观政治经济学过程出发,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战略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投射到当下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正是时下的学界热点——“战略透支”问题。
因此,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正如时殷弘教授所说:“在‘喻’为‘晓谕’的意义上,以古喻今应当永远是一种殊为有益和非常重要的认识方式、论辩方式和话语方式。尽管历史事态在其绝对个性……意义上从来是创造,因而古今相异,但它们在其相对共性和深层机理的意义上又从来是某种类同,因而古今相通。”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卷第24节第3句(Thucydides,6.24.3),参见Thucydides,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5节第10—11句(Th.2.65.10-11),参见Thucydides,
攻击伯利克里、说他的利己动机是发动战争的根源的古代文献分为未成文文献和成文文献两部分。囿于文献的流传状况,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史书的修正、批驳性质推断出前者的存在[关于这类文献或看法的存在性的一个极简略的结论,参见Donald Kagan,
有学者恰当指出,种族冲突不是体现在希腊本土,而更多体现在母邦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参见Henry Rosher James,
这部分文献就是本节下一小节的重点讨论内容,详见下文。
修昔底德提供了制度竞争论的丰富论据,史例俯拾即是:在制度上扶植相同类型的寡头政权是伯罗奔半岛同盟的组织原则之一。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19节(Th.1.19),Thucydides,
“修昔底德陷阱”,参见Graham Allison,
A.W.Gomme敏锐地指出,在葬礼演说后所发表的评述中,修昔底德仅仅从军事方面指出了伯利克里的重要性,而未论及其帝国的财政安排及组织方式等其他重要内容,参见A.W.Gomme,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Ibid., pp.25,28,30-31.
Ibid., pp.45-47.
A.H.M.Jones,
“贸易敌对论”也试图用贸易因素来解释雅典与伯罗奔半岛诸邦的敌对关系,但并不成功。关于伯罗奔半岛诸邦害怕谷物贸易被垄断的说法,参见George Beardoe Grund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5节(Th.2.65),参见Thucydides,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0—336页。
同上书,第35页。
Mancur Olsen,
参见本文本节上一小节。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卷第24节(Th.6.24),参见Thucydides,
斯奈德的第一部专著《进攻意识形态: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于铁军:“译序”,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或者应该说,是斯奈德先前的经验研究为理论创新作出的贡献。
确定条件变量并进行赋值与校准,是基于模糊集合的质性比较研究操作方法的第一步。参见蒋建忠:《模糊集合、质性比较与国关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第161—163页。确定条件变量时,语境限定会干扰条件变量有效性,参见Robert Adcock,Davic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于铁军:“译序”,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Mancur Olsen,
译者认为,托利弗的研究借鉴了斯奈德的“联盟互助理论”与心理学中的“前景理论”。于铁军:“译序”,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以及注释42。
Jeffrey W.Taliaferro,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56页。
同上书,第60页。
晏绍祥:《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ⅷ页。
Donald Kagan,
康福德认为这条西方航路隐藏在伯利克里阴影下,他的这种看法贯穿他对雅典之西进政策的全面梳理之中,详细内容参见Cornford,“Chapter Ⅳ:the Western Policy”,in
将研究古典时期希腊前半段[479—404 B.C.,主要包括希波战争之后的“五十年和平”时期(
Jacqueline de Romilly,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60页。
参见本文第1节,Cornford,
Russell Meiggs指出,在海外找到就业新机遇的,主要是日佣级公民,其次是双牛级公民。参见Russell Meiggs,
M.I.Finley,
晏绍祥:《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第ⅸ页。
Russell Meiggs,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第2节第7句(Xenophon,
Athen.1.27e-28a (Hermppus,F 63)。转引自Russell Meiggs,
Russell Meiggs,
公民人数大量增加的证据,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节第3句(Arist.
Russell Meiggs,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第1节第17句(X.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节第3句(Aristotle,
例如,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节第2句(Arist.
Russell Meiggs,
“非有产阶层”的含义,是在与雅典的“有产阶层”(propertied classes)的对比中得出的。一般认为,对雅典政体依照财产所有状况作出4个阶层的区分是梭伦的创举,但是,现当代古典学家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4个财产阶层是对古典时代雅典政治体制的归纳总结,“梭伦首创”之说也许并无历史实在性。例如,参见Alain Duplouy,“Les prétendues classes censitaires Soloniennes: à propos de la citoyenneté athénienne archaïque,”
据普鲁塔克记载,首先是客蒙“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他们就利用盟邦给他们的工资,反而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他们的主人了”。普鲁塔克《客蒙传》第11节第2—3句(Plutarch,
这仍被归于伯利克里的设计:“他这样做,是为了摆脱雅典城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改善人民的困难处境,让移民到盟邦去定居,给盟邦以防止叛乱的威慑部队。”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11节第5句(Plu.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是伯利克里第一个给法庭陪审员发薪水的,并将这种做法的动机归诸平民对抗贵族派领袖客蒙之私人财富,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3句(Arist.
与此相反的是,古典时期希腊城邦的公共服务一般是无偿的。在此必须澄清的是,相对于作为生产与消费中心的经济性现代城市,古代城市是政治性的;古代公民通过无偿的公共服务——包括军事义务与政治义务——成为这个政治机体的合法公民。关于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差别的一个简论,参见晏绍祥论韦伯对梅耶和贝洛赫的批评:《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ⅶ页。
参见上文注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3句(Arist.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4句(Arist.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3—4句(Arist.
这种转换自客蒙时期已经开始:“联军继续交付征款,但不肯按照分配的定额提供兵员和船只,因为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服役,不再需要战争。……但客蒙……对任何希腊人不加强制,只是接受那些不愿出来服役的人交来的款项,并征收船上因没有税收而交来的钱。与此相反,客蒙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那些不服军役的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了从属的臣民而不再是联合的军队了。”Plu.
例如,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提到此事时,都表露了批评之情。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第27节第4—5句(Arist.
参见本文第二节的论述。
读者或许可以再度回顾“贸易敌对论”派的学者对雅典帝国版图特别是雅典的谷物贸易路线的总结。George Beardoe Grundy将雅典的谷物贸易路线总结为黑海、西西里、埃及三条路线之后,强调雅典对于黑海航线的绝对控制权,而雅典对于西西里航线尚需争夺,参见George Beardoe Grundy,
对于城邦作为帝国中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对于雅典实施以贸易为主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笔者认为,色诺芬并无异议。这是因为,色诺芬既赞成雅典人口增加(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二章(
色诺芬认为,就恢复雅典霸权而言,外交手段比军事受段更有用,见《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5章第5-10句(Xen.
或许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他关于斯巴达政制的描述——中证实色诺芬对帝国安排的拒斥,见色诺芬《斯巴达政制》第14章第1节第2—5句(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半岛战争中雅典的战略》,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关于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X.
关于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的写作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公元前355—前354年,但为该论著作综合性评注的古典学家Philippe Gauthier却不同意这个观点,参见Philippe Gauthier,
George Beardoe Grundy,
Russell Meiggs,
ML 49.39-42,转引自Russell Meiggs,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1.2。
在此必须再次强调,古代城市是政治性的;古代公民通过军事义务和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政治肌体的合法组成部分。关于古代城市是“战士俱乐部”的看法,参见晏绍祥论韦伯对梅耶和贝洛赫的批评:《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ⅶ页。
参见本文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对此有梳理,《雅典政制》第26节第2—3句(Arist.
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通过计算指出,承担帝国海外驻防任务的1.6万人,主要由外邦居留民和非服役年龄的雅典公民构成,大约各占8000左右。Barry Strauss,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31节第2句(Th.2.31.2),参见Thucydides,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4节第1句(Arist.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9节第3句(Arist.
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第12节第5—7句(Plu.
举例来说,在伯罗奔半岛战争末期的库济科斯战役后,胜利女神神庙加筑女墙(parapet),也被一些学者视为民主派政客为选民提供工作的谄媚之举,见Donald Kagan,
色诺芬认为,银矿能够提供极多的就业岗位,银矿已是雅典私营领域的普遍实践,城邦完全应当效仿之,设立国有奴隶制度,将银矿收归国有并出租收益,参见《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4。可以说,设立国有奴隶制度、服务国有银矿的提议[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4章第17节(Xen.
此间雅典与西方的有限几次接触,均未产生决定性的政策成果。关于五十年和平期间雅典与西方政治关系的一个简明而充分的梳理,参见Cornford,
Donald Kagan,
Andocides 3.8-9 (T6):“我想,在座各位皆知,因为这个和约[尼基阿斯和约],我们在卫城存下了7000塔伦特……”(
关于雅典演说家——譬如安多基德斯——作为史料来源的可信度及其恶劣名声的讨论,参见Antony Andrews,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七卷第28节第4句(Th.7.28.4),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Russell Meiggs,
Benjamin Dean Meritt,H.T.Wade-Gery,Malcolm Francis McGregor,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24节第3句(Th.6.24.3):“一般民众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暂时得到薪给和扩大帝国,使他们将来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给工作。”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Beloch,
关于对伯罗奔半岛战争是海权与陆权双重斗争这一常见观点的简单梳理,参见李隽旸:《斯巴达走进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97—100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8节第3句(Arist.
卡根指出,虽然双鸥帛津贴在公元前4世纪被认为是“依靠财帛贿赂民众的腐败之举,是对人类卑劣的获取欲望(appetites for gain)予以的鼓励”,但是在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举措却被古代作家和现当代古典学家视作有理有据的。参见Donald Kagan,
Diod.13.47.7:塞剌墨涅斯从他所劫掠的岛屿上缴获战利品,“因为他希望帮助公民和盟友摆脱直接战争税的束缚”。Diod.13.64.4:库济科斯大捷后,阿尔喀比亚德在法那巴佐斯的领地搜刮战利品,“因为他想要民众免受直接战争税之苦”。转引自Donald Kagan,
一方面,相互对照的古代文献(cross-references)——包括安多基德斯、狄奥多儒斯等——的语境与写作目的各异,未必能够给出这一政策从雏形初现到发展成熟的全貌。另一方面,古代档案文献——包括提洛同盟财政官[the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8句(Th.2.65.8),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8节第3句(Arist.
例如,普鲁塔克将双鸥帛津贴也归为伯利克里的创举,而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表明,双鸥帛津贴是克勒奥丰的创举。参见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第9节第1句(Plu.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7句(Th.2.65.7),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18节第7句(Th.6.18.7),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24节第3句(Th.6.24.3),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30节—第31节第1句(Th.6.30-31.1),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3节第2句(Th.2.63.2),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7句(Th.2.65.7),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确定条件变量时,语境限定会干扰条件变量有效性,参见Robert Adcockand Davic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柏拉图:《理想国》(Pl.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41节第1句(Th.2.41.1),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半岛战争中雅典的战略》,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Benjamin Dean Meritt,H.T.Wade-Gery,Malcolm Francis McGregor,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12句(Th.2.65.12),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关于斯巴达的狭窄战略选择空间及这种战略选择作为“自弱型权宜举措”的观点,参见李隽旸:《斯巴达进入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13—114页。
问题的缘起,参见时殷弘教授的论文:《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68页。与本文一样,这篇论文借鉴了古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如高程所指出的,将相关讨论“纳入学理范畴,既是对中国外交‘真问题’的理论探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价值”。参见高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49页。
周方银指出,“战略透支”的分析,“要从中长期对中国外交的成本、收益、战略得失进行整体性评估”。参见周方银:《奋发有为的收益与成本:兼论战略透支的性质与判断》,《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57页。关于战略透支的定义和操作指标,同时参见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7—29页。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