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7, 2(4): 28-67
西西里远征: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
李隽旸
 
【摘要】  当下研究国家为何过度扩张的两类分析路径都不能解释一个经典案例:公元前415年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因此,本研究结合现有两类分析路径,修改社会联盟理论模型,并制作广义推论。在该推论的帮助下,本研究发现,雅典的帝国政策影响作为帝国中心的城邦的公共财政,并对城邦内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产生差异化的利得分配效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帝国从和平政策中获得可观收入,形成敷益全体公民、尤其贴补劳动者的财政结构。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帝国收入减少,但分配效应极化,劳动者从帝国的战争选项中获益更多,与一贯倾向于帝国扩张的港口商人群体形成新的社会联盟。帝国政策的和平选项无法立足,大规模军事远征西西里决策应运而出。其中劳动者受到公共财政结构演变影响而导致的对外政策偏好转变,是雅典帝国政策转向战争选项、从而决定远征西西里、进而重启大战的关键变量。面向古典学,本研究试图阐明雅典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机理,从制度角度解释古今作家对民主政体的批评。面向国际政治经济学,面向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这一问题领域,本研究依据一项古老而重要的经验证据,有机结合现有两大类分析路径,为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搭建新的复合理论框架。
【关键词】  雅典帝国 ; 民主政体 ; 西西里远征 ; 社会联盟理论

【Abstract】 
 
一、解释西西里远征的决策:史料梳理、理论回顾与研究纲领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Athenians)仿佛尝够了“尼基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换来的短暂和平,决定大规模远征西西里(Sicily)。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叙道:“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航往的地方,……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1未几数年,雅典在西西里损失了全部舰队,耗尽了城邦资财,战略上一无所获,不得不以极端恶劣的财政状况和军备条件,再度面对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的严酷挑战,以致最终战败。

西西里远征被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前404年)的转折点,也为雅典最终的失败埋下伏笔。雅典人决定大规模远征西西里,理据极难算得上充分。雅典人为何选择大规模军事远征西西里?雅典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为何自此走向过度扩张?这引发了旁观者和研究者无穷的智识好奇。帝国的过度扩张并不仅仅是政治和战略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这样一个过度扩张的经典案例,其决策出台的政治经济学机理却几乎没有得到阐发,原因是,古典学家并未围绕政治经济学机理去组织和研究史料,而国际政治学理论家也未将目光投向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同时并未意识到现有理论纲领中的解释缺陷。

(一)重组史料:聚焦于帝国主义民主政体的政治经济学
1.贸易敌对论:定焦与概述

对于西西里远征,我们最权威的史料来源于修昔底德本人,他如此评论道:“在统治着一个帝国的城邦,民主政治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而西西里远征就是这些错误之一。”2修昔底德本人对西西里远征性质的判定及其对民主政体决策机制的批评,代表了“制度竞争论”中的一种说法。为了探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探究其爆发、展开和结束的最真实的原因(verissima causa),我们有必要先总览古典学界的学术脉络。古典学家的分析路径不外乎以下五类:个体野心论、种族冲突论、贸易敌对论、制度竞争论,以及时下的热门版本“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最为古老的“个体野心论”将战争归咎于伯利克里(Pericles)与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等人的个人野心3;同样,古老的“种族冲突论”认为,引发这次战争的根本矛盾是雅典人所属的爱奥尼亚族(Ionians)与斯巴达人所属的多利斯族(Dorians)之间的冲突4;“贸易敌对论”与现代古史研究学派的兴起相伴,持该论的学者推断,战争由雅典与科林斯(Corinth)争夺贸易航线而起5;“制度竞争论”将战争性质等同于雅典领导的民主政体同盟和斯巴达领导的寡头政体同盟之间的相互竞争6;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7则是一种基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决定论”。

在这5条脉络中,唯有“贸易敌对论”的持论者常把目光放在希腊世界的西方——意大利(Italy)与西西里,也唯有他们关注雅典帝国的财政与经济状况。作为国际政治经验池中过度扩张现象的经典代表,由于受到文献传世条件与修昔底德本人判断的影响8,围绕野心、种族、制度的史料分析占据主流。然而,“贸易敌对论”携现代化古代史学派之余风,使用史料时最有创新性,思路也最不拘泥于修昔底德的史书。因此,当需要对西西里远征的政治经济学机理进行史料重组和深入研究时,“贸易敌对论”将是最有力的帮手。

“贸易敌对论”的基本经验材料是彩陶、谷物等货物贸易。其中,这一派别的学者比较经常提起和重视的是谷物贸易的三条通道:黑海通道(the Pontus)、埃及通道(Egypt)、西方通道(the West Route)。雅典在双海峡地区拥有政治优势,因此牢牢控制着黑海通道;埃及通道对于希腊人来说过于危险;沿着墨伽拉(Megara)、柯西拉(Corcyra)和西西里的西方通道,成了地峡重镇科林斯与贸易大国雅典的争夺焦点。“贸易敌对论”的基本结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起源在于雅典与科林斯争夺西方通道的贸易敌对。由贸易而及政治,“贸易敌对论”的持有者们还观察到,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雅典帝国在地理上对墨伽拉—柯西拉—西西里的西方通道的兴趣超出了贸易范围,还包括殖民与军事征服。雅典帝国沿这条谷物贸易通道形成的贸易、殖民、政治、军事方面的兴趣及举措,我们称之为“西进政策”。

持“贸易敌对论”的学者还在雅典城邦内找到了帝国西进政策的推动者。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说,他们隐形于修昔底德笔下,是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商人团体(the trade party at the Piraeus),致力于推动“比雷埃夫斯政策”(the Piraeus policy)。9康福德的观察敏锐精到,从修昔底德完全不同于其他信源的墨伽拉法令记载中,看出了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10他据此进而发现,在伯利克里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中叶,港口商人团体的西进主张遭到压抑;而在“尼基阿斯和约”时期,港口商人团体的贪念和欲求终于显露出来11,促成了那被喻为雅典帝国主义行动之巅峰的西西里远征。

2.围绕贸易敌对论重组史料

“贸易敌对论”学派的上述独特观察为本研究重组史料提供了指南。首先,本研究不会全盘接受该学派提供的解释路径。古典学界并没有广泛接受其主要观点——伯罗奔尼撒战争由贸易敌对、特别是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贸易敌对引发。一方面,在语文学家、政治哲学家、军事史家占据主流的修昔底德研究领域里,认为是雅典与科林斯的贸易敌对引发了伯罗奔尼撒大战的古典学家的人数绝不会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即便在研究古代经济的学者群体内部,这一观点也得不到一致认可。琼斯(A.H.M.Jones)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与古代经济实践中的“市场”非常不同,古代经济实践并不关心“争夺”市场,因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绝不会是由于争夺市场。12要对西西里远征决策乃至战争的根本性质作政治经济学分析,首先必须对古代经济世界作出恰当的描述与假设。这将是本文第三节所处理的问题。

其次,本研究将以“贸易敌对论”所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批判性地重组史料。在古典学界未获广泛认同的这一事实,并不能完全抹杀“贸易敌对论”学派的学术贡献。一方面,公允地说,“贸易敌对论”的解释力在不同的问题上参差不齐。在解释雅典和斯巴达的敌对关系时,“贸易敌对论”毫无用武之地13;在解释雅典与科林斯的敌对关系时,“贸易敌对论”比较有说服力;在解释雅典帝国主义时,如果对“贸易敌对论”加以细化、发展,将极有洞见。该学派独辟蹊径,留给我们几条在其他修昔底德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者那里很难见到的珍贵分析线索。一是沿墨伽拉、柯西拉、西西里展开的西进政策路线。围绕西进的政策选项谱系,将成为理论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对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商人团体及其政策偏好的指认。14辨析出具有扩张利益的小集体,是理论分析的重要前提。

(二)重构理论:解释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

“贸易敌对论”这一脉络在主流古典学界所面临的诸多批驳表明,该论本身并无法解释西西里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除了重组史料之外,本研究将西西里远征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验池,将之视为对外过度扩张的经典案例,进行理论分析。

从经验研究方面来看,西西里远征是过度扩张的经典案例,这首先是修昔底德的判断15,其次是现当代军事战略研究者的共识。从理论分析方面来看,将国内政治过程作为对外过度扩张的自变量系统来加以分析,是国际政治学界的一种主流做法。通过梳理现有的理论文献,本研究发现,在解释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提供的理论帮助主要有两大类:组织体行为分析与体系动力学分析。

1.组织体行为分析:集体行动与社会联盟

有一类关于“大国为什么对外过度扩张”的研究,本质上是对国内政治行动团体的组织体行为分析。例如,该领域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学者斯奈德(Jack Snyder)找到的扩张理由是“帝国的迷思”。他研究“帝国的迷思”这一抽象概念如何在国内政治的组织肌体之间流动和表达,结论是行动集团的“卡特尔化程度”是关键自变量。16斯奈德的研究结论包含两个隐含前提:小集体行动更为有效;民主政体能够有效遏制“帝国的迷思”的流动、表达与执行。

小集体的行动更为有效吗?斯奈德认为,在帝国主义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小团体的效率高于民众的行动效率。17斯奈德有奥尔森(Mancur Olsen)的理论支持,但奥尔森在此提到的只是一种“经验观察”。18西西里远征的经验事实与此相左。康福德所观察到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商人,作为能够充分行动的小集体,在公元前415年雅典决议远征西西里之前长时间没有政策作为,以致修昔底德史书对这个集体保持沉默,因此康福德需要一点想象性的总结才能揭示该集体的存在。19显然,西西里远征决策的出台,无法用小集体行动更为有效、利益集体劫持国家政策的理由来解释。

民主政体能够制衡推动扩张政策的利益集团吗?斯奈德的结论通过“卡特尔化程度”这一自变量,在逻辑上同样离不开“小集团行动更加有效”这一前提。然而,修昔底德记载了雅典民众对西西里远征的普遍热情,也记载了他们对反对者制衡举措的无视。20可以说,西西里远征决策的出台,是民主政体倾向于扩张的千古佳例,是民主政体无法制衡扩张利益小集团的一个突出反例。

斯奈德理论框架有限的适用范围表明,在他关于大国对外扩张的研究中,“帝国的迷思”是先验于该项研究的概念,脱胎于作者更早期的研究结论21,是被检验的对象,而非经验研究为理论创新作出的贡献。22在经验案例差异化程度不大时,斯奈德理论框架的问题并不会浮现。但现实不会依据过往经验来展示未来。因此,就理论创新而言,理论概念抽象化和理论纲领一般化,都需要差异化程度更大的经验案例来提示。23就本研究而言,在西西里远征决策出台的过程中,要解答组织体行为究竟如何形成,必须对理论路径进行修订创新。

2.体系动力学分析:对外政策的利得分配机制

如果无法从组织体行为分析中直接得到答案,本研究还可以同时求助于另一种分析路径:体系动力学分析。事实上,组织体行为分析中已有体系动力学分析的影子:斯奈德在分析扩张主义集团决策过程中的优势时,提到了小集团对成本收益的部分垄断24;奥尔森在分析组织规模与行动效率时,总结并纳入经济、社会、心理激励与压力25;由斯奈德的理论框架启发的其他理论创新尝试,如塔利亚费罗(Jeffrey W.Taliaferro)关于民主政体对边缘地带干涉的研究26,则已经开始使用领导人对损失节约的偏好与策略来作为自变量。27

上述路径仍然是从组织体行为出发。但是,利得与损失如何在各个组织体之间分配、重组、表达,除了组织体本身这一层次以外,还有制度层次的动力学机制。这类研究起源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28,因此,其出发点完全不同于组织体行为分析,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体在客观的利得分配机制主导下如何行动,而非组织行为体的主观因素,如观念、迷思等。面对差异化程度很大的案例——西西里决策分析,比较好的做法是,以体系动力学分析的结果——利得分配机制——为先决条件,再结合社会联盟理论进行组织体行为分析。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以“斯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动,所以,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29社会联盟理论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要素比例模型)的基本假定——充裕要素占有者偏好自由贸易,稀缺要素占有者偏好保护贸易——的理论基础就是该定理。本项研究的经验对象是古代经济,正如芬利(M.I.Finley)所见,古代经济“是与近代经济发展序列不相连续的整体”。30因此,本项研究不会使用现代经济学概念,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贸易、价格变动等。但是,本研究依然能够依据该定理,从逻辑上合法地使用第二意象中的某些理论线条来研究西西里远征决策的出台过程。具体如何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利用产生于国际贸易学的体系动力学理论线条,将在本文第三节得到详细论证。

(三)本文研究纲领

本文第二节向古典学文献的缺陷所提示的方向出发,对雅典帝国的西进政策史进行史料重组,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等价转换,使解题成为可能。本文第三节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之现有文献所提示的方向出发,为解题做准备,包括理论线条提炼与修改,是对西西里远征决策出台所处的经济政治语境的静态处理。本文第四节直面解题,是对西西里远征决策形成问题的历史描述与动态分析。本文第五节回归经济与政治相辨析的宏观层面,定位本研究的学术身位,阐发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问题提炼与等价转换:帝国西进政策史

雅典决定大举远征西西里,是战争重新爆发、进入德西利亚战争阶段(the Decele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阶段)的重要原因;而要想知道雅典为何决定大举远征西西里,则需要分析雅典帝国自战前到远征前夜的西进政策史。这样,问题就被提炼为:在帝国西进政策诸选项中,西西里远征决策是如何受到青睐的?

首先,沿着“贸易敌对论”学派的路径走下去,对雅典帝国西进政策感兴趣的研究者应该会接着追问,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西进政策?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看法是,攻打西西里的决策是“对未曾预见之机遇的回应”31,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看法是,西西里远征构想于阿奇达穆斯战争(the Archidam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开始之后的七八年间,具有一定的变动和发展性。康福德的看法是,存在一以贯之的西进政策;修昔底德史书对此问题的态度不明确,是因为修昔底德将支持西进政策的群体即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商人团体隐藏在伯利克里身后。32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修昔底德研究者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家之细微差别的典型体现之一:修昔底德研究者倾向于从史家记叙的政策演变解读出一种完整性,而历史学家则倾向于在政治决策与历史事件中看到偶然性。33在尝试解决学术争议时,一种典型的方法是分层次对待,在不同层次那里利用不同学者的洞见。因此,笔者对西进政策的看法是,在港口商人群体那里,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西进政策,就如康福德所言,它在伯利克里在世时候隐去了;但是,在以伯利克里为首的其他民众那里,不存在持续的西进兴趣,他们的政策偏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将在第三、四节得到分析。总体而言,西进政策是雅典的一项传统政策,是相互竞争的对外政策选项中的一种。

那么,为什么雅典帝国的西进政策经历了上述变化,并在公元前415年形成决定性的西西里远征决策?西西里远征这一对外政策是如何形成的?萝蜜莉(Jacqueline de Romilly)的一句话或许可以提示我们,去观察更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动力机制:“雅典的不同群体各怀私心,一种单纯的渴望由此混合而成。”34这提示我们,将西西里决策出台的过程与社会联盟的破裂和形成联系起来,或许可以回答西西里决策为何出台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即便我们接受康福德的推测与暗示,认为存在港口商人这一政治力量,那么,我们还是要问,这些人为何未能说服伯利克里,又为何赢得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大多数古典学家最青睐的解释路径——政治领袖的政策偏好与施政风格——是否足够解释这种转变?本文作者认为,要理解西西里远征决策为何出台,就必须回答该政策为何未能说服伯利克里而又为何说服了阿尔喀比亚德这两个问题。这样,将问题进行等价转换后,我们得到了便于分析的新形式。

三、帝国哺育民主:雅典公共财政的分配效应
(一)理论基础:国际政治中的“第二意象”及要素比例模型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将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列为国际政治的“第二意象”,以区别于个人和国际体系;反过来,为一国的对外政策寻找国际政治基础,是国际政治学中“颠倒的第二意象”的理论任务。在由彼得·古热维奇(Peter Gourevitch)阐发的这个被称为“社会联盟理论”的框架中,根据要素配比,假定充裕要素所有者偏好自由贸易、稀缺要素所有者偏好保护贸易的分析路径,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或比例要素模型)。35

引入社会联盟理论中的比例要素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考察西西里远征这一政策形成的国内社会中观基础,那么首先要对该模型假定作少许修改:充裕要素所有者偏好扩张政策,稀缺要素所有者偏好收缩政策。其次,按照要素占有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与远征及其决策相关的雅典公民分为三种:(1)资本所有者比雷埃夫斯党,即主要居住在港口的商人,这是康福德基于修昔底德文本与其他信源文本之间的区别所作出的观察与创造性揭示36;(2)劳动力所有者,包括阶层较低的雅典公民日佣级公民(thetes)、双牛级公民(zeugitai)37,也包括大量涌入的外邦居留民(metics);(3)城邦政治领袖,根据出身的不同,不能定论其要素拥有情况。城邦政治领袖的作用在于,在城邦政治——政治过程最终得以实现的场域中,他们的政治偏好将反映出城邦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情况,他们的政治风格将对政策的形成过程产生“纠偏”或“加剧偏移”的作用。见表1

表1
与对外政策决策相关的不同群体

最后,以上三类雅典公民对城邦的对外政策在如下谱系上(见表2)有不同的偏好定焦点,并且可能随着时间、政治与战略情势的改变而改变。

表2
雅典西进政策的选项谱系

(二)经验建模:为理论的前提假定寻找一个广义推论

在这一小节,本文将作出“斯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个广义推论,作为本文接下来研究的逻辑基础。

1.作为帝国首都的雅典:外向型经济形成与人口结构改变

雅典的经济地位,应当公允地描述为“作为帝国中心的一座古代城市”。芬利指出,古代城市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往往不是生产中心而是消费中心,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制度兴起。38雅典是典型的古代城市。同时,雅典还具备外向型经济特征,人口往来频密,是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与交通中心,是大量吸引货物、资金与往来人员的典型的帝国中心。

第一,相比其他主要依靠剥削临近乡村的古代城市39,雅典在帝国巅峰时期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具有帝国中心的经济特征。货物进口大量增加,雅典成为海外货物集散地。40伪色诺芬记载道:“雅典……依靠具有战斗力的庞大舰队,控制着海运航道,因此,有能力将西西里、意大利、埃及、吕底亚(Lydia)、伯罗奔尼撒以及一切地方的好东西送到雅典。”41赫尔米普斯(Hermippus)的总结更为详细:“松香草和牛皮来自昔兰尼(Cyrene),鲭鱼及一切品类的咸鱼来自海勒斯滂(Hellespont),盐巴与牛肋骨来自意大利,帆篷绳索来自埃及,乳香来自叙利亚(Syria),献给诸神的柏树来自克里特(Crete),可供购买的丰富象牙来自利比亚(Lybia),葡萄干和菖蒲来自罗德岛(Rhodes),梨与大苹果来自优卑亚(Euboea),奴隶来自斐里吉亚(Phrygia),纹身奴隶来自帕加塞(Pagasae),枣与油杏仁来自帕斯拉戈尼亚(Pathlagonia),枣与精面粉来自腓尼基(Phoenicia),毯子与多彩的软垫来自迦太基(Carthage)。”42罗素·密格斯(Russell Meiggs)观察到,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城邦内部的金钱流通活跃、人员往来密集,就业水平高。43在此,他尚未明确指出、但已经呼之欲出的一点是,雅典作为帝国中心,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城邦就业结构较之希波战争后至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第二,围绕帝国权力与贸易集散,往来雅典的人口大量增长。44首先,围绕货物出口,雅典成为贸易集散地,人员往来频繁密集。其次,密格斯指出,雅典对盟国的政治与司法干预,以司法权向雅典集中为特点,也使得人员往来更加频密。45伪色诺芬记载道,在雅典城邦内,有房可供出租者,有牲畜或奴隶可供出租者,民众大会传令官,都从司法权向雅典集中这一事实中受益。46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往来雅典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并未全数被归化为雅典公民47,但总体上大为增加的人口——无论公民抑或非公民——对城邦政治同样能够发挥影响。一方面,非雅典公民特别是外邦居留民,在雅典同样能够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较低阶层的雅典公民在帝国制度安排下的政治参与度较以前更高。48

2.对外政策利得的广义国内分配:公共财政与就业结构

繁密的货物与人员往来是雅典帝国财政的写照。这种在当时来看可谓独特的城邦财政状况,是雅典之帝国与民主两面性的政治经济学动力机制所在。一方面,雅典的公共财政从帝国制度中获得巨大收益。密格斯在估计雅典财政收入时,将其分为帝国收入和本土收入两个部分;其中帝国收入主要是盟邦贡赋,而本土收入则包括进口、港口费用、法庭收费与罚款、市场及其他税收、银矿租金、其他公共财产收入等。49密格斯额外摘出的本土收入部分,实际上如上一小节所分析,亦受益于雅典作为帝国中心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完全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之利得收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雅典的公共财政极有益于城邦内的“非有产阶层”。50在帝国层面,雅典一方面供养并训练一支颇具规模的舰队,较贫穷的阶层通过登上舰船、担任水兵和划桨手来获得收入,实现生计51;此外,还将较贫穷的公民派遣海外,为他们提供生计。52在城邦之内,雅典通过向包括执政官、议事会、陪审员53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职位提供薪水54以及在节庆方面支出大笔款项、修建并维护公共建筑等举措,向非有产阶层提供财政补贴,这些做法据信都始于伯利克里。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作家声称,伯利克里是第一个使得法庭陪审员成为有偿职务的人,他原本的目的是,碍于他自己的个人财富不够充裕,无法以和客蒙(Cimon)同样的奢侈方法获得人民的欢心55,便通过公共服务财政补贴来收买民心56,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但是,将客蒙到伯利克里时期的补贴方法转变放到雅典的公共财政收支表中来看,很容易发现:在从客蒙到伯利克里为止的这段时期,较为贫穷的雅典公民所得经济补偿的来源,从城邦政治领袖的私人财富57,逐渐转向了城邦对外政策之利得收获58,分配方式亦从城邦政治领袖(如客蒙)的善意慷慨,转向制度化的财政补贴方法。由此,以帝国制度补贴较贫穷公民的城邦财政机制逐渐形成。

总体而言,一方面,雅典的公共财政对较贫困公民的大量补贴,在古代世界并不多见。我们从古代作家关于伯利克里上述财政制度设计的广泛批评中可以看出这一点。59这一财政制度设计是古典时代前半叶雅典民主政体运行的物质基础之一。古代作家对雅典民主政体的批评,实际上在此表现得最明显。同时,另一方面,这一独特的公共财政结构的实现,至少从客蒙时期开始,逐渐不以有产阶层的收入为代价:客蒙的乐善好施自然是政治领袖的个体行为,我们完全无理由推断其他较富裕的雅典公民也是如此。可以认为,至少从伯利克里时代开始,这一公共财政结构就几乎完全是依靠雅典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及其收益而完成的。

图1
雅典作为帝国主义民主政体的财政结构与分配机制

综上,通过概述和分析民主政体雅典的公共财政,我们发现,雅典的对外政策对其城邦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不同,因此,雅典确实有一种广义的“收入分配效应”。这种收入分配效应与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有所出入,它不以国际贸易为分析框架,也不体现为相对价格的变动;但是,它确实体现了不同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治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对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赋予(包括政治利得与经济利益)。我们将此称为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个广义推论。既然雅典的对外政策确实存在城邦内利益分配效应,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谨慎地声称,接下来在研究分析中,对要素比例模型修改版进行的适用是合法的。

四、民主煽动帝国扩张:西西里决策的出台
(一)各群体对外政策的偏好

社会联盟理论要素比例模型,作为国际政治学“第二意象”及其颠倒分支的一部分,其合法分析机制应当是:为对外政策寻找国际根源。根据上一节对雅典在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下所具有的财政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帝国收入当中的相当部分流向了雅典较为贫穷的公民,由于我们面临古代史研究的典型问题即材料有限,从而难以断言是其中的大部分。

对外政策的国内分配效应,让我们能够从逻辑上证明理论适用的合法性,并接着提示我们,解题西西里远征的关键,将在于劳动者的政策偏好的转变:劳动力所有者对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阿奇达穆斯战争的10年之后,将经历一个变化;而这变化的关键因素,将是公民及外邦居留民的就业情况。

1.起始条件
(1)资本占有者——港口商人

第一,没有证据表明,港口商人的贸易所得有部分参与到城邦的公共财政当中去,并对较贫穷的公民进行了贴补。换言之,港口商人从雅典海洋帝国中的所得,绝大部分很可能成了这一群体的直接利得。

第二,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即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性质持“贸易敌对论”的学者已经向我们指出,存在港口商人这一群体,而港口商人对于帝国西进政策具有一以贯之的倾向性立场与兴趣。60从战前到战争爆发之后,这一群体的政策偏好,是坚定不移地将雅典人的目光引向西方。

第三,相比爱琴海地区(the Aegean),雅典在意大利及西西里的较弱影响表明61,帝国西进这一政策选项,本身就意味着扩张现有帝国;而要成功扩张现有帝国,很可能并不能通过贸易和殖民等和平手段达成。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难推断港口商人的政策偏好:扩张性的帝国政策。

(2)土地占有者——寡头派

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即相当部分的寡头派,除去银矿这一项收入外,并不愿意全盘接受雅典依赖制海权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对于帝国扩张更是抗拒。

首先,在这一问题上,伪色诺芬和色诺芬(Xenophon)作为土地占有者的雅典贵族,代表了这种大致相同但也有些区别的立场:赞成雅典采取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62,但限定在和平实施的范围内63,反对以军事征服为主的激进帝国主义政策。64回到上一节的表2,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政策偏好绝非帝国收缩,但他们也并不赞成帝国扩张。这一群体的政策偏好大体是维持帝国现状。

此外,因为土地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在伯利克里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防御性帝国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65,因为伪色诺芬的上述立场发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66,而色诺芬的上述建议发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67,我们从而可以推测,土地拥有者,即较富裕的雅典公民或所谓的寡头派,其政策偏好自始至终都较为稳定。

(3)劳动力所有者——较贫穷的雅典公民

劳动力占有者,即日佣级公民、双牛级公民,得到新的就业机遇与新的政治参与机遇。

一方面,在第三节所述的财政收支结构中,较贫穷的雅典公民作为劳动力占有者,由于就业机会增多,得到城邦各种形式的补贴。一方面,古伦第指出,在忒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时代,亚狄珈地区就业不充分时,雅典公民通过登上舰船实现就业。68密格斯则具体指出,在海外找到就业新机遇的首先是日佣级公民,其次是双牛级公民,总而言之,是较贫困的雅典公民。69密格斯的证据是色雷斯地区的布里城邦留存的雅典政令碑铭残片,其中的补充法令提到,允许前来殖民的雅典公民被限定为日佣级和双牛级公民。70伪色诺芬记载,平民在舰船上担任的职务一般是舵手、划桨手长、划桨手、甲板瞭望员以及造船工人,这些人比重装步兵、出身高贵者以及高贵者为城邦带来了更多力量。71在没有大舰队、不采取依靠制海权发展贸易及帝国政策的情况下,这些就业机会是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通过就业形式获得城邦补贴,这部分雅典公民的军事义务和政治参与都得到了实际提高。72政治方面,据信是伯利克里创立的公共服务给薪制度73,使得这部分公民能够承担他们原本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74军事方面,这部分公民一方面作为帝国海外驻防部队的主要来  源75,作为重装步兵的潜在兵源76;另一方面作为海军的主要人力资源储备池,对城邦的军事能力构建的贡献超过先前。

一言以蔽之,雅典依靠帝国收入形成的财政结构对劳动力所有者、较贫穷的雅典公民大有补益,这些人的生计机会较没有帝国时增多,这些人的政治参与也较先前有所增加。在古代的政治性城市中,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使得劳动力所有者、较贫穷的雅典公民支持以帝国制度为基础的对外政策。

2.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帝国和平、城邦平衡、饱和权势

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亚里士多德描述说:“后来,由于城邦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他(伯利克里)就劝告人民,抛弃田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他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务,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77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估计,由“贡税、征税和盟国捐款”构成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陪审官六千人,弓箭手一千六百人,骑士一千二百人,议事会议员五百人,造船所的卫士五百人,还有城市卫士五十人,国内官吏七百人,国外七百人;后来当他们进行战争的时候,除了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重装步兵二千五百人,护卫舰二十艘和其他用以运送抽签选出二百卫兵的船只;此外,还有普律塔涅嗡(一个市政公所)、孤儿和狱卒——所有这些人都是靠公家经费供养的”。78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记载,究其本质而言,体现的是帝国和平之下的城邦政策平衡。帝国和平及其财政结构,保证城邦外向型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发展,城邦内部的各个群体,不管其政策偏好如何,都在帝国和平之下达成平衡,支持城邦的和平帝国政策。

一方面,正如本文第三节与上一小节分析得出的结论所示,也正如亚里士多德此处的记载所表明,雅典的帝国财政持续补贴较贫困的雅典公民,方式主要是提供就业。其中,一些就业机会前所未有,也不见后继,仅仅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帝国的全盛时期伯利克里的治下,例如,伯利克里主导的城邦基础设施与政绩工程建设。79建设工程一向有被视作民主派政治领袖讨好民众的风险。80在此,伯利克里的真实动机对本文研究并无意义,其施政举措的真实影响——将帝国财政收入转化为城邦内较贫穷公民的收入——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说,较富裕的雅典公民从帝国政策中毫无获益。例如,他们也通过银矿得到利益。在《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πóροιπερìΠροσóδων)这部小作品中,色诺芬极力主张银矿国有化,极力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银矿业对增加雅典城邦收入的作用81,是土地所有者、较富裕的雅典公民的一贯政策立场的体现。

劳动力所有者及土地所有者占据雅典公民的大部分,这两个群体的对外政策偏好一旦达成统一,共同支持和平的帝国政策,那么,劳动者就没有理由特别偏好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激进帝国主义政策,土地占有者也将持续允许并欢迎和平的帝国政策。

我们不能忘记,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雅典西进政策的肇始期,是雅典开始显露出对西方的兴趣但又未付诸实质性扩张行动的时期。82这个时期的雅典,在修昔底德笔下是那个并未直接发动战争的雅典、对西西里事务游移不定的雅典、“防御战略奉行者”伯利克里领导下的“饱和权势”的雅典。83至此,我们已经能够部分地回答第二节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个时期的雅典,一贯怀有西进扩张愿望的港口商人团体之所以并未说服伯利克里,正是因为雅典的劳动力拥有者与土地占有者都倾向于和平的帝国政策,形成了支持和平帝国政策的社会联盟,港口商人的西进主张还没有获得其他支持者。而至于港口商人为何能够说服阿尔喀比亚德,则是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回答的问题。

(二)战争爆发之后:财政枯竭和分配极化导致政策偏好转向与新的社会联盟形成
1.财政枯竭

首先,经过阿奇达穆斯战争的10年,雅典的财政储备大为减少。熟悉古代文献的学者或许会举出大言不惭的安多基德斯(Andocides)来反驳雅典的财政窘境84,然而,与言固无可信、事爱夸诞的安多基德斯比起来85,显然,修昔底德才是更值得我们信赖的古代信源。修昔底德记载了公元前414年新设立的帝国贸易税,税率为5%,还定性说,雅典帝国收入不及以前,但支出不断膨胀。86同时,目光较古代作家更为整全的现当代古典学家也总结出,战争对于公共财政和私有财产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87

公元前421年以降,至于新形势下的财政结构,现当代研究雅典贡赋列表的三位头号权威古典学家总结如下:(1)帝国的非常规行动需要从雅典娜金库(Treasure of Athena)进行借贷;(2)若某年收入无法支付帝国常规行动并偿还贷款,则会进一步借贷,并体现在雅典娜金库之后的借贷表中。88新的财政形势看起来并不令人乐观,至少绝非如安多基德斯所夸夸其谈的那样。然而,借助古代文献,我们能够证明,新的财政支出举措导致其城邦分配效应两极化:较贫穷阶层持续甚或更加受益,而较富裕公民的经济负担则超过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平帝国政策的原有社会联盟悄然破裂。

2.分配极化

总体而言,在帝国政策的选项谱系(本文表2)中,军事行动似乎还是能够敷益雅典所有公民的。89密格斯说,尽管分配将由城邦进行,但所有人或多或少总能分到。密格斯没有指出的是,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分配在较贫穷的雅典公民和较富裕的雅典公民之间日渐两极化。

第一,军事征服选项替代和平政策诸选项,成为劳动者的偏好选项。要证明这一点,当然不是利用西西里远征本身来予以说明,那样做无非是循环论证,以结果为原因。古代文献有充分的细节说明劳动者的就业情势不再受益于基础设施和政绩工程建设,而更加受益于战争支出。一方面,雅典城邦的给薪公共职务,除了在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派政变中一度被取消外90,在此前及此后都是民主政体的重要运行基础之一。另一方面,雅典的战略优势在海上91,军事行动需要扬长避短,从而需要雅典加倍扩大海上优势。军事行动的需要使得雅典必须加倍贴补承担海上军事任务的较贫穷阶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阶段引入的“双鸥帛津贴”(διωβελíα)92就是这种政策思路的生动体现。93

第二,战争选项一方面将加剧公共财政对较富裕公民的剥夺,一方面将使得较富裕公民的财产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这使得以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为主的雅典公民(即土地占有者、寡头派)愈加反对激进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此,古代文献给予我们一项不能说充分但却足够有提示意义的证据:直接战争税()。94与双鸥帛津贴的情况类似,还没有证据表明,直接战争税在西西里远征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一方面,直接战争税在公元前5世纪并未完全机制化,另一方面,记载直接战争税支出的相关文献并不完整95,故而,我们不能认为,在克勒奥丰(Cleophon)第一次引入直接战争税之前,雅典没有类似的政策尝试。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选择谨慎接受这一结论——战争的推进加剧了对较富裕公民的剥夺。因为一方面,直接战争税能够证明雅典民主派政治领袖劫富济贫的惯用思路,这是战争持续推进过程中的必然发展;另一方面,较富裕的雅典公民的既有政策倾向——倾向于帝国的和平政策与维持现状,而非帝国的军事扩张——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

第三,港口商人具有一以贯之的西进理想,这一点已经在第三节论证,不再赘证。

综上,城邦财政分配的两极化,究其本质而言,是对外政策之国内利益分配效应的新变化。按照本文第三节提出的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广义推论,对外政策国内利益分配效应的变化将促使各群体的政策偏好发生改变。而随着劳动者的政策偏好发生转变,在港口商人那里从未消失过的西进政策将获得新的支持者,新的社会联盟即将形成。向西方进发,特别是依照劳动者的政策偏好,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向西方进发,成了雅典对外政策呼之欲出的选择。

(三)西西里远征决策的出台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第二节所提的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了:为何港口商人能够说服阿尔喀比亚德?不同要素的占有者彼此角力或合作,决定对外政策的走向。我们已经论证,战争爆发之后的雅典财政结构在分配机制方面产生两极化现象,这使得劳动力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同步发生极化改变。在接下来的论证过程中,关于城邦政治领袖的现有研究如汗牛充栋,这将帮助我们在这一节论证,城邦政治作为社会联盟形成的场域,见证并写照了新社会同盟的诞生。

修昔底德称颂伯利克里为民众的指导者,说他致人而不致于人96,却暗暗指责阿尔喀比亚德为迎合庸众的民众煽动家。虽然历史家奥罗鲁斯之子修昔底德(Thucydides,son of Olorus)给予伯利克里引导民众的嘉名,但是,如果将伯利克里放回到当时的雅典政治地图,我们就将发现,相对于其主要政敌美勒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Thucydides,son of Melesias)97,伯利克里的基本立场绝非寡头派,也不是贵族派。伯利克里是民主派的领袖,而美勒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才是寡头派或者贵族派的代表。无论如何,即便指导民众多过迎合民众,但是,伯利克里仍是民主派领袖,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提示我们,他身后并非没有来自较贫穷公民的政治支持,而伯利克里的政策也并非不是较贫穷公民政策偏好的体现。帝国财政弥补较贫穷公民的种种政策举措,即便我们不能说皆由伯利克里创立98,说其中的大半源于伯利克里并不为过。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土地占有者或较富裕的雅典公民与劳动力占有者或较贫穷的雅典公民都赞成和平的帝国政策、形成社会联盟的过程中,是伯利克里这样的政治领袖通过大力推进和平的帝国政策,弥合了城邦内部的政治分歧,得到了城邦的战略审慎与政策保守。

到了“尼基阿斯和约”时期,在民众大会这一政治舞台上,最终赢得政策辩论的是素有“民众煽动家”名声的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的意图是他自己的还是迎合民众的?古代作家与现当代古典学家或明或暗99都会说阿尔喀比亚德是个照顾私利相当周到之人。但是,笔者认为,即便阿尔喀比亚德的动机出于私利,但是,迎合民众既是政治手段,也是被迎合群体的政治立场与政策偏好的直观反映。众所周知,圆滑狡黠的阿尔喀比亚德利用起情势来驾轻就熟,他不会看不到相当一部分雅典公民政策偏好的转向。因此,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尔喀比亚德在民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基于雅典性格的理由,拒斥和平政策、赞许所谓的积极政策100,实际上别有深意,这是对和平与战争两种政策选项的辨析,更是对一部分民众的对外政策偏好之新转变的反映。而通过本文前面对公共财政结构在战争期间的演变的分析,我们知道,这部分转变了对外政策偏好的公民,应该多数属于劳动力要素的占有者。

(四)基本结论:帝国扩张倾向强化的政治经济学

就这样,雅典公民达成新的一致,城邦内的资本要素占有者和劳动力要素占有者形成新的社会联盟,共同支持以大规模军事征服为手段的帝国政策,原本无法实现的政策表达成为现实。修昔底德在战争结束之后写到西西里远征军出发的场景时,对庞大的远征军规模不得不表达热忱的赞美,对那即将到来的惨祸又不能不饱含难以言明的悲伤:“……雅典人……远征的欲望……比以前更加热烈些……他们认为……现在远征军是绝对安全了。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航往的地方……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101 “……他们同时充满了希望和悲伤,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征服西西里,同时也想到,他们可能不会再看见这些人了……远征军远远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单独城邦所曾派出的花钱最多、外观最美的希腊军队。”102雅典人并不天真,他们知道,任何政策选项都包含失败的可能。

退出中观层面,回到政治与经济相辨析的宏观层面上来看,我们不得不从上述分析中得出这样的初步宏观结论:战争导致的资本匮乏,使得帝国政策的和平选项无法持续,帝国政策的战争选项团结了足够决定政策走向的公民,政治上的帝国扩张倾向与使用军事手段实现该倾向的可能性由此增加。为何新的社会联盟能够形成?因为劳动力占有者的政策偏好转向了帝国扩张与军事征服。为何劳动者的政策偏好发生了转向?因为他们之前可以从帝国的和平政策中受益颇丰,但现在只有帝国的战争选项才能维持他们与先前相若的收益。为何和平政策下雅典的较贫穷公民不再能维持与先前相若的收益水平,但在战争政策下却可以做到?因为在城邦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新的分配方式日趋两极化,进而勉强维持这部分公民的收益一如先前。

至此,援引伯利克里的话来说,在公元前431年,“失去帝国是危险的”103,而到了公元前415年,失去帝国不仅是危险的,同时也将是昂贵的。这一代价是已经形成“帝国哺育民主”这一财政结构的雅典城邦所不能承受的。直到此时,修昔底德借伯利克里之口所作的战略预判,听来才格外深刻:“伯利克里曾经说过,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104从帝国这一制度安排中舔舐膏脂的普通雅典公民,是最依恋帝国主义路径的人,是最希望看到西西里那“远地的风光”的人;同时,也正是帝国脂膏所哺育的这些人,将他们心爱的帝国引向了过度的扩张与最终的毁灭。

五、结论:复合理论纲领与历史现实意义
(一)对外扩张国内政治过程的复合理论纲领

在理论创新方面,本文研究试图为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分析搭建更为完备、复杂、立体的理论纲领,并给出一个研究范例。在这个新的复合理论框架中,体系动力学是组织体行为的先决条件。体系动力学的分析路径和组织体行为的分析路径都已经经过证实,分别能够有效分析对外扩张的国内政治过程。相互结合之后,体系动力学能够较为精确地给出不同群体的政策偏好;在此基础上,社会联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以及认知理论等组织体行为分析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还原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机理。

在细节方面,为了合法使用社会联盟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本研究修改并论证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个广义推论。这样,该定理既无需限定在贸易研究领域,也无需限定在战争研究领域。该定理的广义推论应该能够适用于一般状况下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互动。见表3

表3
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分析:一个新的理论纲领

联结两种分析路径的出发点是经验研究与理论创新相互结合的辩证法。一方面,本研究已经证明,直接使用现有理论——无论是体系动力学,还是组织体行为——去覆盖本质类同、但史实细节迥异的案例是行不通的,因为语境限定导致现有理论未必抽象得当105,其中的经验成分将对其他经验案例分析产生干扰。另一方面,以体系动力学分析为组织体行为分析的先决条件,能够将所研判案例的经验事实充分纳入理论框架,形成针对每一个不同案例的理论分析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的理论纲领不仅更为复杂、更为立体,同时也更为抽象、更为普适,完全值得使用更多案例去进行验证推敲。

(二)历史的现实意义:扩张与衰落的政治经济学
1.民主与帝国:重新连接政治与经济

过度扩张、盛极而衰是政治学宏观研究永不衰落的主题。作为经典案例,雅典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从古至今饱受批评。这发烧的城邦106,这自夸为“全希腊的学校”的城邦107,政治学家早已对其进行了彻底研究。理解帝国与民主的关系是理解雅典走向过度扩张的关键。108本文的研究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具体地理解帝国如何哺育民主,民主又如何煽动帝国走上扩张与毁灭的道路。在经济原因促成对外政策的具体过程中,港口商人固然一以贯之,坚持扩张,但普通的雅典公民也加入了这个过程,置身其中,发生转变,他们才是改变对外政策的关键变量。

盛极而衰是政治学问题,但扩张与衰落的过程则有其政治经济学机理。时至今日,对外政策的设计者能否借助类似分析框架对政策作战略后果预判?具备远大的战略眼光并非易事,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应该多少能够帮助国务家承担这不可推卸的责任。

2.惜败与惨胜:重新审视战略收益与成本

从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的人,对“雅典惜败论”与“斯巴达惨胜论”绝不会陌生。看上去,西西里远征前夕,实际上是雅典大有战略回旋空间的难得时期。虽然资金欠缺,但若无西西里远征这样的非常规军事行动,似乎就无需借贷109,支撑下去也并非难事。解决资金或政治问题,其政策选择也绝不止大规模军事征服这一个选项。而西西里远征惨败之后,雅典娜的金库真正山穷水尽,此后再无舒适的战略选择空间,一切不过敷衍战局、勉力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反而又再坚持了8年。110无怪乎从修昔底德到当代历史学家,叹息雅典惜败者不在少数。相反,斯巴达则从未得到这样的战略回旋空间,反正资金从来都是不足,故而除了向波斯讨要军饷军费外别无他法,即便牺牲“希腊解放者”的美名也在所不惜。111 “斯巴达惨胜论”与“雅典惜败论”折射出来的是史家及研究者对雅典政策选择主观动因的不赞成。

但是,通过本文研究,我们知道,雅典选择远征西西里,从中观层面来看,即便称不上别无选择,也绝非匪夷所思;导致民众大会决议远征西西里的政治经济学机理,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本文的论证或许能够帮助古代战争史的研究者更清晰地理解雅典战败的原因与斯巴达的苦涩胜果。另一方面,从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出发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政策选择,从政策选择的客观政治经济学过程出发,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战略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投射到当下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正是时下的学界热点——“战略透支”问题。112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语境和条件,但本研究依据西西里远征的决策过程所提炼出来的复合理论纲领,或许也能为“战略透支”问题搭建一个类似的分析框架。其中,对现今外交政策进行成本与收益计算时113,本研究结论所提供的政治—经济复合理论框架,或许能将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与判断做得更加精细。如果能分析对外政策的利得分配机制,那么,分析结果将能够提示政策制定者,特定对外政策所具有的特定国内利得分配效果,只要符合国内改革大局利益,那么,这样的对外政策将不会导致西西里远征那样的“战略透支”;反之,则会带来“战略透支”。

因此,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正如时殷弘教授所说:“在‘喻’为‘晓谕’的意义上,以古喻今应当永远是一种殊为有益和非常重要的认识方式、论辩方式和话语方式。尽管历史事态在其绝对个性……意义上从来是创造,因而古今相异,但它们在其相对共性和深层机理的意义上又从来是某种类同,因而古今相通。”114我们阅读并分析西西里远征的故事,是期待有一类经验教训永远不会在我们所爱的土地上重复。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卷第24节第3句(Thucydides,6.24.3),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Ⅲ,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27-229。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2页。

本文在援引古代文献时,在使用惯例注释方式的同时,使用人名、论著通用缩写及章节句进行补充标注;只有一部作品传世的作家不标论著名;论著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人名、论著全称。本文采用LSJ标准缩写古代作家名字。人名缩写标准,参见Henry George Liddell,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Sir Henry Stuart Jones,with the assistance of Roderick McKenzie(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0)。

具体缩写如下:Aeschin.=Aeschines Orator(演说家Aeschines),And.=Andocides Orator(演说家Andocides),Arist.=Aristotelis Philosophus(哲学家Aristotelis),Athen.=Athenaeus Grammaticus(文法学家Athenaeus),Diod.=Diodorus Siculus Historicus(史家Diodorus Siculus),Pl.=Plato Philosophus(哲学家Plato),Plu.=Plutarchus Biographus et Philosophus(传记作家兼哲学家Plutarchus),Th.=Thucydides Historicus(史家Thucydides),X.=Xenophon Historicus(史家Xenophon),[X.]=Pseudo-Xenophon(伪色诺芬)。

为方便国际政治学科读者直面史料,本文谨慎摘录古代作家中译本,引述方法与普通中文论著一样。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5节第10—11句(Th.2.65.10-11),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76-377。

攻击伯利克里、说他的利己动机是发动战争的根源的古代文献分为未成文文献和成文文献两部分。囿于文献的流传状况,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史书的修正、批驳性质推断出前者的存在[关于这类文献或看法的存在性的一个极简略的结论,参见Donald Kagan,Thucydides: the Reinven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Viking,2009),p.23];至于后者,其中对伯利克里和阿尔喀比亚德最为夸张的攻击,来自狄奥多儒斯(Diodorus),而狄奥多儒斯正是伯罗奔半岛战争这段历史的重要传世文献,其重要性仅次于修昔底德:Diod.12.38-39: 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 Books IX-XII.40,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Oldfath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451-457。同时,亚里士多德与普鲁塔克(Plutarch)等人也录有对伯利克里的攻击:Arist. Pax,603,Plut.malig.Herod.6,均转引自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4。此外,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野心论”还包括其国格拟人化分支,即“雅典帝国主义论”。关于雅典帝国主义的文献,可以参考Jacqueline 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the Athenian Imperialism,trans. by Philip Thody (Salem,New Hampshire: Ayer Company Publishers,1988)。

有学者恰当指出,种族冲突不是体现在希腊本土,而更多体现在母邦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参见Henry Rosher James,Our Hellenic Heritage(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1921),p.206。总体而言,多利斯人和爱奥尼亚人的所谓种族冲突与希腊人在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兴起密切相关。一方面,多利斯人的殖民地城邦与爱奥尼亚人的殖民地城邦之间,这些殖民地城邦与己方母邦及对方母邦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在修昔底德的史书当中相当常见,这一历史事实是使得现当代学者将此作为战争起因之一的根本原因。但是,另一方面,种族冲突是否是驱使雅典和斯巴达作战的根本动因?许多古典学家并不如此认为。参见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5。

这部分文献就是本节下一小节的重点讨论内容,详见下文。

修昔底德提供了制度竞争论的丰富论据,史例俯拾即是:在制度上扶植相同类型的寡头政权是伯罗奔半岛同盟的组织原则之一。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19节(Th.1.19),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4-35。在5类脉络中,这一类学术脉络是最为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一种。这是因为,关于政体的思考与讨论贯穿西方政治思想史,历代的修昔底德研究者无一不从修昔底德史书中看到自己时代的问题。试举一例,Julius Beloch视雅典的温和派政治领袖为其当代政治事业的“先驱”(Vorkämpfer)[Griechische Geschichte Ⅱ:2 (Strassburg,Berlin,Leipzig,1912—1927),p.392,转引自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54,n.89.]。如果赞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看法,那么,“制度竞争论”持续不绝的生命力就不难理解;虽然研究者的当代关切为“制度竞争论”注入了生命力,但这并不能说明“制度竞争论”比其他学术脉络更能解释伯罗奔半岛战争的根本性质。

“修昔底德陷阱”,参见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17)。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其学理贡献及理论意义而言,应该算是政治学借用古代战争史经验进行的名词创新举措(neologism),而并非立足古代经验历史研究的理论创新。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为这部书撰写的书评中所指出的:“耶鲁教授Donald Kagan与新近故去的哈佛教授Ernst Badian早已证明,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东西……在这部令人感到困惑的学术杂烩的索引当中,甚至连上述学术巨擘的名字都没有出现,真是令人惊讶。” Donald Kagan和Ernst Badian都是北美古典学界研究古典时代(479—322 B.C.)希腊史的学术权威。参见Arthur Waldron,“There Is No Thucydides Trap,”The Straits Times,June 18,2017, 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there-is-no-thucydides-trap,访问日期:2017年7月24日。

A.W.Gomme敏锐地指出,在葬礼演说后所发表的评述中,修昔底德仅仅从军事方面指出了伯利克里的重要性,而未论及其帝国的财政安排及组织方式等其他重要内容,参见A.W.Gomme,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Ⅱ,Books Ⅱ-Ⅲ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62),pp.198-199。可以说,史家对研究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问题意识方面——如上所述,同时也体现在史料编排方面:在修昔底德没有就西西里远征决策的政治经济学为读者编排史料、书写评判的情况下,研究者多少忽视了这一决策的政治经济学过程,这是很自然的。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51.

Ibid., pp.25,28,30-31.

Ibid., pp.45-47.

A.H.M.Jones,The Athenian Democracy,pp.95-96,转引自晏绍祥:《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ⅷ页。

“贸易敌对论”也试图用贸易因素来解释雅典与伯罗奔半岛诸邦的敌对关系,但并不成功。关于伯罗奔半岛诸邦害怕谷物贸易被垄断的说法,参见George Beardoe Grundy,Thucydides and History of His Age (London: John Murray,1911),pp.324-327。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5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5节(Th.2.65),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 Ma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70-379。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0—336页。

同上书,第35页。

Mancur Olse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3.

参见本文本节上一小节。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卷第24节(Th.6.24),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Ⅲ,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27-229。

斯奈德的第一部专著《进攻意识形态: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于铁军:“译序”,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或者应该说,是斯奈德先前的经验研究为理论创新作出的贡献。

确定条件变量并进行赋值与校准,是基于模糊集合的质性比较研究操作方法的第一步。参见蒋建忠:《模糊集合、质性比较与国关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第161—163页。确定条件变量时,语境限定会干扰条件变量有效性,参见Robert Adcock,Davic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3, 2001,p.534。提高案例差异化程度能够帮助降低语境限定程度。

于铁军:“译序”,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Mancur Olse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60-62.

译者认为,托利弗的研究借鉴了斯奈德的“联盟互助理论”与心理学中的“前景理论”。于铁军:“译序”,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以及注释42。

Jeffrey W.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Ithaca, New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3.同样,因为语境限定带来的条件变量确定问题,也因为立足组织体行为分析而未向其他方法拓展,塔利亚费罗的研究不足以在解释西西里决策这一问题上提供太多的洞见。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56页。

同上书,第60页。

晏绍祥:《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ⅷ页。

Donald Kagan,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159.

康福德认为这条西方航路隐藏在伯利克里阴影下,他的这种看法贯穿他对雅典之西进政策的全面梳理之中,详细内容参见Cornford,“Chapter Ⅳ:the Western Policy”,in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p.39-52,特别是pp.43,45,47。客观地说,康福德这一推测的史实依据有限,远不足以算得上充分:他证明了存在支持西进政策的雅典人,但远远不能正面证明修昔底德对这些人的提及和对伯利克里的提及交错出现、避免同场[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p.41, 45]是史家有意为之。但是,同样由于史实证据不足,反对者亦没有充分理据证伪这一推测。是否接受康福德的推测,笔者以为,决定因素在于学者的研究风格与偏好:无史实不结论的踏实学者,完全可以拒斥这一推测,例如,参见熊文驰:《“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史〉片论》,《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1—18页,特别是第17页注释2。与此同时,更看重理解事件发展逻辑的好奇学者,也完全可以接受这一推测。接受康福德的推测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

将研究古典时期希腊前半段[479—404 B.C.,主要包括希波战争之后的“五十年和平”时期(pentecontaetia)和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学者分为修昔底德研究者和伯罗奔半岛战争史的研究者这两个群体,是因为在阅读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笔者日益感到,这两个群体对战争历史看法的诸多区别体现出一种共性逻辑:修昔底德研究者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整体论倾向,包括史书文本的基本完善性、史家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乃至此处所提到的政策及战略的连贯性;伯罗奔半岛战争史的研究者则更加包容和接受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包括认为史书文本不完整,反对使用肃剧结构去理解该史书,以及此处提到的政策及战略相对于当时情势的偶然性等。最能够体现这种细微差别的学术争议点,自然是修昔底德撰史过程的相关问题;此处所提到的政策连贯性问题,亦是佐证两个群体之间立场差异的典型例证之一。Kagan与Grote是典型的历史学家,而Cornford显然对史家本人的思想结构更感兴趣。

这两个群体的区别是如此之细微,但这种细微的区别对于理解修昔底德史书及研究伯罗奔半岛战争来说是很关键的。

Jacqueline 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the Athenian Imperialism,trans. by Philip Thody (Salem,New Hampshire: Ayer Company Publishers,1988),p.203。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60页。

参见本文第1节,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 p.51。

Russell Meiggs指出,在海外找到就业新机遇的,主要是日佣级公民,其次是双牛级公民。参见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1。

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27-9:“即使是这样少数的大城市,也都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是依靠自然资源或者剥削周围的乡村,其基础是租税和政治权力,而非经济。……城市对乡村的微弱兴趣,在于它们从那里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转引自晏绍祥:《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ⅸ页。

晏绍祥:《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第ⅸ页。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4.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第2节第7句(Xenophon, Athenaion Politeia 2.7),转引自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4。老寡头被认为是《雅典政制》这一作品的作者,而先前这一作品被归为色诺芬的作品。因此,在提到这部作品的作者时,有时以“老寡头”(the Old Oligarch)称之,有时以“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称之。关于这部作品的年代、目的、作者问题,参见Harold B.Mattingly,“The Date and Purpose of the Pseudo-Xenophon Constitution of Athen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47,No.2, 1997。同时参见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08,n.8。

Athen.1.27e-28a (Hermppus,F 63)。转引自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4。由于作者对希腊古典时期货殖史了解有限,此段若有错漏,请专家指出。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3.

公民人数大量增加的证据,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节第3句(Arist.Athenaion Politeia. 26.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69,同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页。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5.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第1节第17句(X.Ath. Pol.1.17),转引自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节第3句(Aristotle,Ath.Pol.26.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69,同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页。

例如,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节第2句(Arist. Ath.Pol.26.2),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69,同时参见日知、力野:《雅典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页。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58.

“非有产阶层”的含义,是在与雅典的“有产阶层”(propertied classes)的对比中得出的。一般认为,对雅典政体依照财产所有状况作出4个阶层的区分是梭伦的创举,但是,现当代古典学家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4个财产阶层是对古典时代雅典政治体制的归纳总结,“梭伦首创”之说也许并无历史实在性。例如,参见Alain Duplouy,“Les prétendues classes censitaires Soloniennes: à propos de la citoyenneté athénienne archaïque,” Annales 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Vol.69, 2014/3,pp.629-658。

据普鲁塔克记载,首先是客蒙“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他们就利用盟邦给他们的工资,反而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他们的主人了”。普鲁塔克《客蒙传》第11节第2—3句(Plutarch,Cimon 11.2-3),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86,引文来自普鲁塔克:《客蒙传》,吴彭鹏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95页。接着是伯利克里“每年派出60艘船,载着许多平民,出去航行8个月,都付给工资,让他们学习和操练航海的知识”。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11节第4句(Plu. Pericles.11.4),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9,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2—473页。

这仍被归于伯利克里的设计:“他这样做,是为了摆脱雅典城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改善人民的困难处境,让移民到盟邦去定居,给盟邦以防止叛乱的威慑部队。”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11节第5句(Plu.Pericles.11.5),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9,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3页。

这就是所谓的“海外军事殖民地”(cleruchies)。赴海外建设军事殖民地的任务,究竟是由雅典哪个阶层的公民担当?我们手中所有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矛盾,致使我们不能得出确凿的结论。传世文献方面,Russell Meiggs认为,普鲁塔克的上述记载(Plu.Per.11.6)暗示,赴海外的人是具有重装步兵军籍的公民。出土文献方面,在色雷斯地区出土的一则碑铭[ML 49.39-42,转引自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p.260]所记载的补充法令记载道,这一海外军事殖民地任务的执行者限定为雅典的双牛级公民与日佣级公民。关于这一问题的以上讨论,均转引自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p.260-261。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是伯利克里第一个给法庭陪审员发薪水的,并将这种做法的动机归诸平民对抗贵族派领袖客蒙之私人财富,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3句(Arist.Ath.Pol.27.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0,同时参见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普鲁塔克亦有类似记载:“……别的人都说,人民是在他[伯利克里]的治理下第一次分到土地,得到看戏津贴,领到服务报酬的。”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9节第1句(Plu.Pericles.9.1),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4,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69—470页。

与此相反的是,古典时期希腊城邦的公共服务一般是无偿的。在此必须澄清的是,相对于作为生产与消费中心的经济性现代城市,古代城市是政治性的;古代公民通过无偿的公共服务——包括军事义务与政治义务——成为这个政治机体的合法公民。关于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差别的一个简论,参见晏绍祥论韦伯对梅耶和贝洛赫的批评:《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ⅶ页。

参见上文注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3句(Arist.Ath.Pol.27.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0,以及下文注释,以及普鲁塔克《客蒙传》第10节第1-7句(Plutarch,Cimon 10.1-7),参见Plutarch,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Cimon and Pericl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p.83-85。同时参见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9节第2句(Plu.Pericles.9.2),参见Plutarch,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Cimon and Pericl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5,引文来自:“我们已经说过,他[伯利克里]为了对抗客蒙的声望,尽量争取群众。他的产业和钱财比客蒙少得多。……伯利克里想要胜过他,只好转而把城邦的公款拿来分配。”(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0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4句(Arist.Ath.Pol.27.4):“珀里克利斯[伯利克里]的资财不足以供这样的滥费,……既然他不能在其私人财源上占居上风,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他制定了陪审法庭给薪的办法”。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0,同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9节第3句(Plu.Pericles.9.3),参见Plutarch,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Cimon and Pericl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5:“利用看戏津贴、陪审费,以及其他补助和津贴很快就收买了民心,让他们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0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7节第3—4句(Arist.Ath.Pol.27.3-4):“客蒙拥有足供僭主需要的大地产,所以,他首先在一般公务上作风很豪华,同时供养许多和他同一村社的人。”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0,同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普鲁塔克对此亦有记载,但他此处的史料来源部分似乎正是亚里士多德,参见普鲁塔克《客蒙传》第10节第1—7句(Plutarch,Cimon 10.1-7),参见Plutarch,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Cimon and Pericl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p.83-85。

这种转换自客蒙时期已经开始:“联军继续交付征款,但不肯按照分配的定额提供兵员和船只,因为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服役,不再需要战争。……但客蒙……对任何希腊人不加强制,只是接受那些不愿出来服役的人交来的款项,并征收船上因没有税收而交来的钱。与此相反,客蒙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那些不服军役的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了从属的臣民而不再是联合的军队了。”Plu.Cim.11,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p.85-86,引文来自普鲁塔克:《客蒙传》,吴彭鹏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94-395页。

例如,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提到此事时,都表露了批评之情。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第27节第4—5句(Arist.Ath.Pol.27.4-5):“据某些批评家的指责,这样做的结果就把陪审法庭败坏了,因为普通的人比高尚的人,对于抽签担任这个职务,总是更加注意。”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p.170-171,中文引文来自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这里提到的“某些批评家”,Sandys指出,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援引习惯,可能是指苏格拉底。[参见柏拉图的《高尔吉亚》(Gorgias)515e:“自伯利克里以来,雅典人是变得更好了,还是被他腐蚀了?”本文作者中译。]参见John Edwin Sandys,Aristotle's Constitution of Athens: A Revised Text with An Introduction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Notes Testimonia and Indic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93),p.110。同时参见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第9节第1句(Plu.Pericles.9.1):“……是在他[伯利克里]的这种政策之下,才养成坏习惯,出现腐化奢侈,不像以前那样节俭和自食其力了。”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4,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0页。

试举一例,关于批评公共财政的一种形式——可能是由观剧津贴(θεωρικSymbolVAp)演化而来的双鸥帛津贴(διωβελíα)——的古代作家,就有埃斯基涅斯(Aeschines)与亚里士多德。参见Aeschin.2.7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ka)1267b11-12,转引自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n.48。

现当代学者如芬利也说,对这种补贴形式的厌恶,是民众领袖不断遭到攻击的原因。参见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5页。而本文以下的研究,换言之,正是要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对民主政体的这一古老攻击。

参见本文第二节的论述。

读者或许可以再度回顾“贸易敌对论”派的学者对雅典帝国版图特别是雅典的谷物贸易路线的总结。George Beardoe Grundy将雅典的谷物贸易路线总结为黑海、西西里、埃及三条路线之后,强调雅典对于黑海航线的绝对控制权,而雅典对于西西里航线尚需争夺,参见George Beardoe Grundy,Thucydides and History of His Age (London: John Murray,1911),pp.325-6。

对于城邦作为帝国中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对于雅典实施以贸易为主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笔者认为,色诺芬并无异议。这是因为,色诺芬既赞成雅典人口增加(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二章(Poroi e peri Prosodon2),参见Xenophon, Scripta Minor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C.March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194-199;也赞成给这些增加的人口以生活便利,见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三节(Xen.Poroi 3),参见Xenophon, Scripta Minor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C.March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198-205。[编按]色诺芬的《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一文共有5章,这里的阿拉伯数字2代表第二章。

色诺芬认为,就恢复雅典霸权而言,外交手段比军事受段更有用,见《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5章第5-10句(Xen.Poroi 5.5-10),Xenophon, Scripta Minor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C.March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226-229;色诺芬还认为,为了增加城邦财富,外交手段也比军事手段更有用,见《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5章第11—12句(Xen.Poroi 5.11-12),Xenophon, Scripta Minor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C.March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228-229。

或许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他关于斯巴达政制的描述——中证实色诺芬对帝国安排的拒斥,见色诺芬《斯巴达政制》第14章第1节第2—5句(Lac.Pol.14.1.2-5),Xenophon, Scripta Minor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C.March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185):“[2]因为我知道,先前,拉栖代梦人宁愿在本土共同生活,资财平平,也不愿意远赴属邦,出任布政司,从而将自己暴露于趋奉的腐蚀作用之下。[3]因为我还知道,先前,他们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拥有金钱;然而如今,甚至有人愿意吹嘘自己的财产。[4]先前……侨居海外违反律法;我毫不怀疑,这些律法是为了防止公民接触异邦人而丧失德行;如今,我毫不怀疑,出类拔萃之辈的理想不外远赴海外,出任布政司,老死任上。[5]曾几何时,他们不乐意被认为堪当领袖;但是如今,他们施展权柄,热忱超乎胜任领袖本身。”(本文作者中译。)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半岛战争中雅典的战略》,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关于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X.Ath.Pol.)的写作年代,学界一般大致认为是公元前425—前424年左右,参见J.M.Moore,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20。

关于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的写作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公元前355—前354年,但为该论著作综合性评注的古典学家Philippe Gauthier却不同意这个观点,参见Philippe Gauthier,Un Commentaire Historique des POROI de Xénophon (Genève et Paris Librairie DROZ,1976),p.4,esp.n.12。此处的论证只需要我们确认该论著毫无疑问地写作于伯罗奔半岛战争结束之后。

至于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的写作年代,为之写作综合性评注的古典学家Michael Lipka在详尽分析文本后论证,最早不早于公元前395年,最晚不晚于公元前371年。参见Michael Lipka,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TextCommentary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2),pp.9-13。同样,在本文语境中我们只需确认该论著写于伯罗奔半岛战争结束之后即可。

George Beardoe Grundy,Thucydides and History of His Age (London: John Murray,1911),pp.329-330.Grundy在研究雅典经济史时观察到两个问题,并认为这两个问题导致雅典无法承受失去帝国的代价:其一是就业及其满足;其二是西西里谷物航线对于雅典人来说,是仅次于黑海航线的备用航线。笔者认为,Grundy对第一点——雅典城邦就业问题——的观察确实发人之所未见,但至于第二点——对备用航线的保障是否能够成为帝国动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其说服力不足,因为西方航线不过是备用航线。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0.

ML 49.39-42,转引自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0。碑铭残片对殖民公民阶层的日佣级和双牛级限定条款并非完全可靠,其中最重大的缺陷是,它与其他古代文献记录矛盾:普鲁塔克认为前往布里城邦殖民的公民被限定为重装步兵级公民(Plu.Per.11.6)。以上辨析,来自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0。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1.2。

在此必须再次强调,古代城市是政治性的;古代公民通过军事义务和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政治肌体的合法组成部分。关于古代城市是“战士俱乐部”的看法,参见晏绍祥论韦伯对梅耶和贝洛赫的批评:《前言》,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ⅶ页。

参见本文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对此有梳理,《雅典政制》第26节第2—3句(Arist.Ath.Pol.26.2-3):“在[457年]以前,所有的执政官都是五百斗级和骑士出身,如果不是法律的某些条款为人所忽略,双牛级仅能担任普通的行政职务而已。”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59,中文引文来自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页。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中,雅典政制的民主化发展始于厄斐阿尔忒斯,原有的战神山议会(Areopagus)是在厄斐阿尔忒斯手中失去权力的,见《雅典政制》第25节第1句、第26节第1句(Arist.Ath.Pol.25.1-26.1),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p.158-159,而上述进一步民主化发展是在厄斐阿尔忒斯改革的基础上完成的。

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通过计算指出,承担帝国海外驻防任务的1.6万人,主要由外邦居留民和非服役年龄的雅典公民构成,大约各占8000左右。Barry Strauss,Division and Conquest: Athens,403-386 BC.,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 1969,转引自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31节第2句(Th.2.31.2),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14-317;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6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4节第1句(Arist.Ath.Pol.24.1),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57,同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9节第3句(Arist.Ath.Pol.29.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62,同时参见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30页。

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第12节第5—7句(Plu.Per.12.5-7):“他就向人民提出一项规模宏大的建设计划,……留在城邦的人……有了借口,可以从那笔公款中得一份好处。”参见Plutarch, Cimon and Pericles,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p.120-121,引文来自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水建馥译,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4页。

举例来说,在伯罗奔半岛战争末期的库济科斯战役后,胜利女神神庙加筑女墙(parapet),也被一些学者视为民主派政客为选民提供工作的谄媚之举,见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60。

色诺芬认为,银矿能够提供极多的就业岗位,银矿已是雅典私营领域的普遍实践,城邦完全应当效仿之,设立国有奴隶制度,将银矿收归国有并出租收益,参见《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4。可以说,设立国有奴隶制度、服务国有银矿的提议[色诺芬:《增加雅典收入的方法》第4章第17节(Xen.Poroi 4.17),参见Xenophon, ,Scripta Minora,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C.March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210-211],实在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斯巴达的国有奴隶黑劳士(helots),这是色诺芬这位亲斯巴达分子最生动的证据之一。反过来,这也可以进一步印证色诺芬亲寡头派的立场。关于色诺芬声名远播的亲斯巴达立场,参见Michael Lipka,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TextCommentary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2), pp.14-18。

此间雅典与西方的有限几次接触,均未产生决定性的政策成果。关于五十年和平期间雅典与西方政治关系的一个简明而充分的梳理,参见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1907),pp.39-4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p.107.

Andocides 3.8-9 (T6):“我想,在座各位皆知,因为这个和约[尼基阿斯和约],我们在卫城存下了7000塔伦特……”(,本文作者中译),转引自Benjamin Dean Meritt,H.T.Wade-Gery,Malcolm Francis McGregor,TheAthenianTributeLists,Volume Ⅲ (Princeton,New Jers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1950),p.346。如果这一数字为真,那么已经超过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刚刚爆发时卫城储备的6000塔伦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13节(Th.2.13),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280-287]。现当代学者都觉得7000塔伦特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

关于雅典演说家——譬如安多基德斯——作为史料来源的可信度及其恶劣名声的讨论,参见Antony Andrews,Historia, Vol.Ⅹ,1961,pp.2-3,转引自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0,n.9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七卷第28节第4句(Th.7.28.4),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Ⅳ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52-53。

Russell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p.257.

Benjamin Dean Meritt,H.T.Wade-Gery,Malcolm Francis McGregor,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Volume Ⅲ (Princeton,New Jers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1950),p.356.关于文献证据与论证过程,参见pp.356-35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24节第3句(Th.6.24.3):“一般民众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暂时得到薪给和扩大帝国,使他们将来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给工作。”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Ⅲ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26-227。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2页。

Beloch,GG Ⅱ:1,pp.397-8;Eduard Meyer,GG Ⅳ,p.316,转引自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n.46.

关于对伯罗奔半岛战争是海权与陆权双重斗争这一常见观点的简单梳理,参见李隽旸:《斯巴达走进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97—100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8节第3句(Arist.Ath.Pol. 28.3):“……作七弦琴的克利俄丰为人民领袖,他是头一个实行两个俄勃尔[鸥帛]津贴费的人;……之后,派阿尼阿村社的卡利克剌忒斯……是头一个人在两个俄勃尔[鸥帛]之外又应允再加一个。”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61,中文引文来自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3页。

卡根指出,虽然双鸥帛津贴在公元前4世纪被认为是“依靠财帛贿赂民众的腐败之举,是对人类卑劣的获取欲望(appetites for gain)予以的鼓励”,但是在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举措却被古代作家和现当代古典学家视作有理有据的。参见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双鸥帛津贴出现于西西里远征之前,但是我们也并无理由反驳战略需要将加剧对海上军事任务承担者的补贴这一推论。第一,双鸥帛津贴的出现即可视为补证。第二,双鸥帛津贴与确乎由伯利克里创立的观剧津贴是否是相互承继的关系,尚未有确凿的学术定论。Roselli指出,虽然古典学家普遍认为观剧津贴作为一种机制迟至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但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确实存在公民大会以特事特议形式议决发放的观剧资金。笔者认为他的观点比较能够说服人。参见David Kawalko Roselli,“Theorika in Fifth Century Athens,”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49, 2009,pp.5-30。第三,对海上作战人员的资金投入,确实是伯罗奔半岛战争第二阶段致胜致败的关键因素。参见李隽旸:《斯巴达走进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02—104页。

Diod.13.47.7:塞剌墨涅斯从他所劫掠的岛屿上缴获战利品,“因为他希望帮助公民和盟友摆脱直接战争税的束缚”。Diod.13.64.4:库济科斯大捷后,阿尔喀比亚德在法那巴佐斯的领地搜刮战利品,“因为他想要民众免受直接战争税之苦”。转引自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59,n.53。引文系本文作者中译。

一方面,相互对照的古代文献(cross-references)——包括安多基德斯、狄奥多儒斯等——的语境与写作目的各异,未必能够给出这一政策从雏形初现到发展成熟的全貌。另一方面,古代档案文献——包括提洛同盟财政官[the Hellenotamiai,该职务设立于提洛同盟时期,由提洛同盟发展而来的雅典帝国继续沿用之,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30节第3句(Arist.Ath.Pol.30.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4]的支出记录等——也未能得到完整重建。关于提洛同盟财政官档案缺省情况的沧海一粟,参见Benjamin Dean Meritt,H.T.Wade-Gery,Malcolm Francis McGregor,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Volume Ⅲ (Princeton,New Jers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1950),p.35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8句(Th.2.65.8),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76-37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8节第3句(Arist.Ath.Pol.28.3),参见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1;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第6节第2句,第11-12节,第14节第2句(Plu.Per.6.2,11-12,14.2),分别参见Plutarch,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Cimon and Pericl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p.109-110, pp.118-121, pp.125-126。

例如,普鲁塔克将双鸥帛津贴也归为伯利克里的创举,而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表明,双鸥帛津贴是克勒奥丰的创举。参见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第9节第1句(Plu.Per.9.1),参见Plutarch, newly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dotte Perrin, Cimon and Pericl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114;同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8节第3句(Arist.Ath.Pol.28.3),J.M.Moore translat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171。对于双鸥帛津贴的创立者,学界似乎并无太大异议,皆认为,有据可循的第一次双鸥帛津贴是克勒奥丰设立的。参见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7句(Th.2.65.7),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74-375:“……在其他和战争显然无关的事务中,私人野心和私人利益引起了一些对于雅典人自己和对于他们的同盟国都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成功了的话,只会使个人得到名誉和权利;如果失败了的话,就会使整个雅典作战的力量受到损失。”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0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18节第7句(Th.6.18.7),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 Vol.Ⅲ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20-221:“……城邦也是和其他的东西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在静止的状态中,它自己会消耗的;它各方面的技术会变为陈旧过时了;但是,在战斗中,它会经常取得新的经验,更惯于不以言辞而以行动来捍卫它自己。总之,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方法是,接受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的性格和制度(纵或这种性格和制度还不是完善的),尽可能地依照这种性格和制度生活着。”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39页。

卡根也提示我们说,伯利克里与阿尔喀比亚德的政策差异,或许正是修昔底德暗暗希望读者予以对比考虑的。Donald Kagan,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18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24节第3句(Th.6.24.3),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Ⅲ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27-229。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2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30节—第31节第1句(Th.6.30-31.1),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Ⅲ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35-237。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5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3节第2句(Th.2.63.2),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68-371,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8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7句(Th.2.65.7),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74-377,中文引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0页。

确定条件变量时,语境限定会干扰条件变量有效性,参见Robert Adcockand Davic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3, 2001,p.534。

柏拉图:《理想国》(Pl.Politeia)372e,参见Plat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ul Shorey, the Republi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158-16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41节第1句(Th.2.41.1),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26-329。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半岛战争中雅典的战略》,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Benjamin Dean Meritt,H.T.Wade-Gery,Malcolm Francis McGregor,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Volume Ⅲ (Princeton,New Jers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1950),pp.356-35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65节第12句(Th.2.65.12),参见Thucyd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73-374。

关于斯巴达的狭窄战略选择空间及这种战略选择作为“自弱型权宜举措”的观点,参见李隽旸:《斯巴达进入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13—114页。

问题的缘起,参见时殷弘教授的论文:《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68页。与本文一样,这篇论文借鉴了古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如高程所指出的,将相关讨论“纳入学理范畴,既是对中国外交‘真问题’的理论探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价值”。参见高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49页。

周方银指出,“战略透支”的分析,“要从中长期对中国外交的成本、收益、战略得失进行整体性评估”。参见周方银:《奋发有为的收益与成本:兼论战略透支的性质与判断》,《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57页。关于战略透支的定义和操作指标,同时参见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7—29页。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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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隽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