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7, 2(4): 124-155
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
陈翔
 
【摘要】  冷战期间,大国间战争鲜见,但代理人战争有着频发态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与机理是什么?通过对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其发生的条件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均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有两层因素:作为施动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变迁及衍生的冷战对抗,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因,代理方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及领土争端是内生诱因;同时核武器出现及其带来的核恐怖平衡、美苏危机控制与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国际规范发展,是抑制战争全面化与推动战争代理化的动力机制。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及1979—1990年的尼加拉瓜内战作为检验案例,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验证了这个结论的适用性。
【关键词】  冷战 ; 代理人战争 ; 两极格局 ; 也门内战 ; 尼加拉瓜内战

【Abstract】 
 
一、问题的提出

代理人战争(proxy war)是人类社会常见的政治现象,贯穿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古希腊世界,科林斯(Corinth)与科西拉(Corcyra)在公元前435年爆发的战争,事实上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强国在背后操作的代理人战争。与其几乎是同时代的中国春秋时期,位于中原地区的郑国与宋国分别作为晋国和楚国这两个体系大国的代理国经常发生战争。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祸起于米兰公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之争,后逐渐衍化成法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的代理人战争。近代发生在欧洲的诸多王位继承战争,均有着显著的代理人战争色彩。1912—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及土耳其等国先后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代理人战争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有着突出表现,乌克兰、叙利亚及也门等国的内战均有着明显的代理化趋向,大国与邻国均深刻卷入其间。

但是通过观察国际关系历史的基本事实,可以发现,代理人战争发生频率最高的还是1947—1991年的冷战时期。据统计,冷战期间全球共爆发的战争(包括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总共有110场,其中认定为代理人战争的达到30场,所占比例为27.3%。1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发生的频次并非均匀分布,从时间的纵向上来看有着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代理人战争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冷战时期的其他阶段。通过数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超级大国介入的代理人战争均有2场,各占冷战时期总数的6.67%;60年代有5场,占总数的16.67%;70年代有17场,占总数的56.7%;80年代有4场,占总数的13.3%。2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代理人战争发生频次的阶段性差异与这种原因有什么关系?

本文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考察,探索这一时期代理人战争频发的因果机制,并通过案例检验结论的适用性与可靠性。本文希望能够廓清这个目前尚未解释清楚的现实政治问题,并为当前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机制探析与前景趋势研判提供理论启示。

二、既有研究回顾

当前学界对于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阐述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核武器制约说,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及美苏两国对核毁灭的恐惧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在雅科夫·西蒙(Yaacov Bar-Siman-Tov)看来,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核武器的发明及随后超级大国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的结果。3安德鲁·曼福特(Andrew Mumfort)认为,代理人战争自从1945年后开始盛行起来,这与核武器的出现及核时代的到来有着莫大关联,超级大国出于免于核战争的风险意识,着重利用代理人为自己谋取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好处。4汤姆斯·柏勒斯(Thomas J.Bellows)在述及冷战后期发生在印支半岛的大国竞争时,直言核恐怖平衡是限制大国战争并推动代理人战争形成的基本动因。5菲利普·托尔(Philip Towle)同样认为,拥有核武器是超级大国极力避免直接冲突与总体战争并推行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因素。6拉贾维尔·辛格(Rajvir Singh)在《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着重强调,核武器具有的毁灭能力及人们对于这种前景的恐惧是冷战时期战争代理化的主要因素。7

二是代理人挑动说,认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代理方主动发起的,超级大国更多是被利用与借助。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亚里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通过对新近公开的历史档案考证,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更多地被代理方所操纵,代理人自身是理解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关键。8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耶罗·格雷杰西(Piero Gleijeses)教授研究了1975—1988年古巴对非洲的干涉,认为这种代理人战争其实主要是由古巴挑起的,以此实现本国的战略及其他目标,苏联是被古巴拖入冲突之中的。9纳达夫·萨夫兰(Nadav Safran)的分析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指出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博弈是这场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动因。10阿兰·米兰特(Allan R.Millete)研究了朝鲜战争,认为这场内战的主角是左翼与右翼的朝鲜人,他们之间的权力争端是发起这场代理人战争的关键起因。11

三是两极体系决定说,认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两极体系结构所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着国际政治事务,包括代理人战争的发生与结束。雅科夫·西蒙在考察了以色列与美国的庇护关系以及中东地区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后指出,美苏两极塑造着地区政治与代理人战争的走向。12克里斯·洛夫曼(Chris Loveman)通过对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的历史案例考察,认为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是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果。13菲利普·布里吉卡(Filip Bryjka)探究了冷战期间发生在也门的几场代理人战争,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及中东的战略竞争是主要原因,美苏对于各自代理人的大量援助是代理人战争持续复发的重要诱因。14珍妮丝·格劳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指出,冷战期间中东地区发生的多起代理人战争,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也因利益的妥协而终结。15

四是综合动因说,认为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是两种或多种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格雷戈里·斯通(Gregory D.Stone)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冷战期间,作为超级大国间接冲突的重要战略手段,代理人战争是美苏两国为了实现两极体系下在欧洲外的权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同时可以借此避免区域性常规军事冲突升级为核战争。16艾利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ll)指出,冷战中后期发生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是美苏两国全球博弈与代理者内部竞争的共同结果,其导致非洲陷入“冷战不冷”的战争陷阱。17

应该说,以上几种解释为我们廓清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爆发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但也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首先,以上诸多研究成果并非把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原因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分析这个动因时轻易把变量单一化,容易陷入“单一解释的谬误”,出现逻辑不能自洽的问题。18尤其是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套原因解释不同的代理人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会出现偏差,比如核武器制约说的局限。不能否认,核武器在冷战期间所起的核恐怖平衡作用,推动着大国间的自我节制及相互约束,从而促进了第三世界战争的局部化与代理化。但是通过对于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的细究可以看出,冷战各个阶段代理人战争发生的频率并不相同,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远远高于其他阶段。这种频率变化是“核平衡”这一个变量所无法解释的。同理,“两极结构”作为冷战时期的一个常量,同样难以解释代理人战争频率的变化。

其次,“代理人挑动说”高估了代理方的实力与意志。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冲突与国内战争层出不穷,但很多并没有演化成为代理人战争。根据埃文·路亚尔德(Evan Luard)的统计,在1945—1988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发生在一国范围内的就有73起之多。19但一半以上的内战并没有发展成为代理人战争,大小国家权力的不对称性与体系的大国政治性始终不能被忽视。再次,“综合动因说”突破了单一变量解释的局限,但把变量杂糅地放在一起,无法明晰是何种因素在发挥主要作用以及作用机制运作的过程,特别是忽略了动态性,即超级大国政策的变迁与时代政治环境的演进等因素。

不容置疑的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因果机制具有多重性与复合性。本文基于现有研究认为,对于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解释,应采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对客观环境约束(核恐怖平衡)、施动方主观认知变迁以及体系进程等因素予以综合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三、概念操作与实证考察

“战争”是指两个国家的军队相互攻击,或一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相互攻伐的行为,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看来,“战争”是一个政治单元反对另一个政治单元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20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把战争的标准界定为“年均至少有1万以上的人参战或1000以上的人在战斗中死亡”。21此后,这个对战争的操作化标准逐渐为学界所接受。22

“代理人战争”是战争的重要形式,通常指实力强大的大国不直接参与,而由其代理国或者国内代理方参与的战争。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认为,代理人战争作为贯彻外部力量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是国内冲突双方充分利用人口潜力、资源及领土进行的战争形式。23雅科夫·西蒙指出,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定义把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看作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替代形式。24在杰兰特·休斯(Geraint Hughes)看来,代理人战争是非国家准军事组织从外国政府直接获取援助且与现政府发生冲突的一种战争形式。25伯蒂尔·德纳(Bertil Dunér)认为,代理人战争概念强调双方具有物质性关系,即A(施动者)向B(代理方)提供交通设备、武器供应等实质性物质支持。26克里斯·洛夫曼指出,代理人战争是国家为了获取战略目标且为了避免直接卷入流血冲突与耗资而通过当地替代者进行的战争。27代理人战争中的“代理人”(proxy/client)可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政府,也可以是国内反对派或者准军事化组织等,它们充当大国权力博弈的杠杆。

总体来看,代理人战争的判定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代理方有能力与动机充任这个代理角色,且战争带来的利益与施动方相匹配;二是施动方有能力控制代理方的“越轨”行为,也能为代理方卷入战争提供奖励;三是代理方与施动方共同承担战争的军事与政治责任。

根据代理主体不同,可以把代理人战争分为“国内代理人战争”和“国家代理人战争”。国内代理人战争一般表现为内战外打,外部大国把反政府武装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代理人,施以秘密军事援助、经济支持等手段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国家代理人战争主要表现为大国通过结盟与援助等方式,借助一个国家进攻另一个国家。根据施动主体的不同,可以把代理人战争分为“单边代理人战争”和“双边代理人战争”。前者是一个大国介入其中,后者是对立的两个或更多大国介入其中。

一般情况下,代理人战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代理方与施动方(activator)实力地位的不对称性,前者明显弱于后者,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大国可以胁迫或施压于代理方;二是代理方进行战争可以实现施动方的利益,代理方从中也获取相应好处;三是大国一般不直接参与战争,至少对立的大国间不发生直接战争;四是施动方在战争中的成本与风险较低,可以争取实现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五是有明确竞争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施动者参与其中,即使只有一个施动者,也有针对对手的代理行为。

基于上述定义和特征,可以排除以下情形:一是未能够达到既定战争规模阈值的军事冲突,如1955—1960年“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EOKA)的反英斗争、1961年美国支持的“猪湾入侵”及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等。这些冲突尽管具有较为明显的代理化特征,但并未达到战争级别;二是缺乏明显代理特征的战争,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争及1991年海湾战争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有一个或两个施动者参与其中,仍然认定其为代理人战争,因为在其初期或者多数时间存在着代理现象。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清单(如表1所示)。

表1
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概略(1947—1991年)

人们通常会从系统29或单元层次分析战争的原因。30本文采用多向度分析方法,探析从自变量A1、A2、A3(战争诱因)到因变量B(战争)的多对一因果联系,试图发现其中的一般性原因,作出通则式理论解释。对于代理人战争为何在冷战期间频发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施动方、代理方、体系环境(包括结构与进程)等因素综合考量。通过归纳,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分析:一是战争发生的条件,包括超级大国博弈(意识形态、权力竞争)、代理方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阶级矛盾、政权争夺、意识形态冲突等)、民族宗教矛盾、领土争端、国家统一、区域优势地位等因素;二是战争代理化的窗口,即战争没有呈现全面战争,而只是代理化的局部战争的约束因素,主要包括核恐怖平衡带来的战略均势及相互克制、美苏危机控制机制维系、国际规范演进等因素。

通过观察表1可以看出,冷战时期有超级大国介入的代理人战争有28场,占总数的93.3%;美苏两方均参与的双边代理人战争有25场,占总数的83.3%;没有超级大国介入的只有2场(黎巴嫩内战、苏丹内战)31,占总数的6.7%。在超级大国介入代理人战争的主要驱动因素中,涉及美苏权力竞争的有28场,占美苏代理人战争总数的100%;涉及意识形态博弈的有17场,占总数的60.7%。在所有代理人战争中,驱动代理方参与代理人战争的因素涉及社会政治矛盾的有16场,占总数的53.3%;涉及民族矛盾的有16场,占总数的53.3%;涉及领土争端的有8场,占总数的26.7%;涉及宗教矛盾的有7场,占总数的23.3%;涉及国家统一问题的有3场,占总数的10%。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绝大多数有超级大国介入(包括单边代理人和双方代理人战争),其中有3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阿富汗战争)在初期是超级大国代理化,后来超级大国直接卷入。只有2场代理人战争(黎巴嫩内战与苏丹内战),超级大国由于利益牵涉与环境约束等没有明显参与,更多是地区大国及邻国介入其中。超级大国开展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权力竞争、意识形态博弈,代理方进行战争的主要诱因有社会政治矛盾、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矛盾等,还有3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南北也门战争)涉及国家统一问题。

四、理论分析

通过上面的数据归纳可以看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条件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引发战争的因素,包括超级大国的全球博弈以及代理方的内生矛盾;另一方面是导致战争代理化的因素,即制约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因素,主要是核恐怖平衡、危机调控机制与国际规范演进等。代理人战争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高发态势,与这个时期的大国战略调整及时代环境变迁有密切关联。

(一)战争窗口

首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博弈是代理人战争频发的最主要原因。冷战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美苏对整个国际体系的主宰及二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竞争与意识形态对垒。取得体系内多数小国的支持甚至归附及对世界政治地图重新划分的掌控权,是两极结构下美苏两国的内生需求,突出表现在权力获取与意识形态服从上。

权力政治是冷战突出的特性,对权力的追求贯穿于美苏战略大博弈的始终。一般来说,仅有物质实力而缺乏盟国追随,或者说只有实力而无权力的国家,不能算是国际社会的真正领导者。32超级大国极其重视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会采取措施应对因盟友变动带来的力量对比波动,把外围代理人作为自身力量的补充是超级大国的常用手段。当美苏在作为冷战核心区域的欧洲势均力敌且达成维持现状的默契之后,在第三世界地缘地带积极争夺小国就成为两国霸权追求的战略重点。33冷战的二元政治特性,使得美苏把世界上任何冲突均放在东西方对抗的逻辑框架下,二者的地缘政治竞争存在明显的刺激—反应模式,一方的行为很快会招致另一方的果断反应,扶持各自的代理人服务于自己的霸权利益。朝鲜战争前夕,苏联指责杜鲁门政府把亚太国家拉入一个侵略性军事集团,因此依托间接战略支持中国与北朝鲜制衡美国的威胁。美国提供大量援助支持越南,则是考虑到中苏在东南亚势力的增长。34不过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50—60年代,美苏权力竞争的核心地带依然是欧洲,且呈现美攻苏守的态势,双方在第三世界的博弈尚未全面展开。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随之国家信心与雄心逐渐扩大,国际活动明显增多,外交攻势愈加猛烈,尤其是以积极进取战略向第三世界扩张势力。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与干预是其进攻性战略最为显著的特点,其目标是追求与美国的平等地位,证明自己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有能力对第三世界事务施加影响与压力。35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36由于苏联这个时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军事力量的发展,因此其非常重视用军事手段在第三世界进行权力投射,支持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的代理人进行代理人战争。37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框定在“尼克松主义”的收缩战略之内,全球战略博弈呈现苏攻美守态势。美国认为苏联的行动会打破世界力量平衡,使得苏联类似的扩张活动重复发生,改变第三世界的战略走势,因此抽取相应的资源以应对苏联的攻势。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Leffler)所说,美国试图阻止苏联的权力增长,目的是保证美国的优势地位及持久安全。38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越南战争综合征”对美国直接对外用兵的影响很大,对外政策全面收缩,连续几届政府开始把代理人战争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手段。39

美苏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另一大诱因是意识形态竞争。应该说,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竞赛。40意识形态绝非权力追求的遮羞布,其作为变量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保护意识形态盟友、扩大价值观影响,是美苏扶持代理方或代理国的重要驱动因素。41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5月的特别咨文中指出:“目前扩大民主的重要战争发生在作为新兴区域的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及中东。”42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于第三世界采取“关门政策”,赫鲁晓夫热衷于推行“三和一少”43,尽量避免与美国在边缘地带发生正面冲突。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苏联实力的增长与新国际目标的确定,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趋于扩张性,愈发以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思维看待第三世界内部的冲突,尤其是充分利用新兴独立国家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反西方情绪,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向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转变。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进程在加快前进,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前景,且有不少国家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44苏联把世界各地发生的个别孤立的冲突看成进步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力量的关键所在,认为一些国家间“谁战胜谁”的斗争和地区冲突的结果将决定世界的社会发展。45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分裂及对国际共产主义中心的争夺,促使苏联把中国的挑战作为其第三世界战略优先考虑的因素。46美国则一直把反共作为代理人战争的重要政策出发点。美国支持法国攻打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鼓励卡萨武布对抗卢蒙巴,均出于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考虑,而不管代理人是否真正倾向于西方民主自由。出于反对南也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目的,在1979年的南北也门战争中,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并向萨那政权提供更多军事援助。47在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内战、安哥拉内战及莫桑比克内战中,美国均站在苏联的对立面,大力支持当事国内部的反苏势力。另外,1962—1970年是世界政治中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低谷时期,第三世界约有30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成功推翻西方民主或社会主义倾向的文人政权,这些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苏意识形态竞争及发动代理人战争的重要条件。

当然,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博弈常常与权力竞争交织在一起,难以割舍且相互作用。48不过,两极结构的体系特征与意识形态竞争大迸发的时代特色,是之前的历史阶段所少有的,这对于体系内中小国家的争夺及衍化的代理人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在欧洲的竞争趋于稳定之后,第三世界逐渐成为冷战的中心。苏联借助上扬的军事实力与有利的国际环境(去殖民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民主化“第二波”的暂时消退、美国的战略收缩及东欧“后院”的持续稳固)推行进攻性政策,积极介入第三世界国家内争及邻国间冲突。美国在这个时期更多是被动反应,基于苏联权力与意识形态扩张作出回应,直到卡特后期才逐渐转为强硬与更为主动的政策及行动。

其次,代理方的社会政治矛盾、领土争端、民族问题及宗教矛盾等是战争代理人化的主要因素。二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与去殖民化运动的发展,亚非拉地区更多的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但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使得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后殖民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严重扭曲,其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权力与财富分配失衡,民众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政权合法性不足。加之受二战后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社会力量多元化分布,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政治矛盾激化。49冷战的两极化结构,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反对派利用体系大国争端谋求一己私利,依托意识形态纽带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取政治、外交及军事、经济支持,以及增加反对派行动的成功概率及之后有效维系政权生命的机会,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中,由内战衍生出的代理人战争,深刻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的社会政治背景。50处于内战中的国家政府希望盟国支持他们镇压国内的反叛势力,同样反叛组织也积极谋求与外部力量构建强大的同盟关系,以支持其叛乱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冲突各方为了取得有利的地位,都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51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柬埔寨、萨尔瓦多、莫桑比克及安哥拉等国的内战,就显示出社会、政治问题的外溢,导致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主动或被动地引入超级大国介入。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主要诱因。去殖民化后的国家往往社会共同体凝聚力与民族认同感较弱,国家身份与族群身份错位,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不力,在这种情况下,由反殖民统治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更多地蜕化为地方民族主义,导致很多新独立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民族与宗教冲突,不同的政治派别相互争斗,并积极寻求外力,以弥补或增强自身的实力地位,这为外在干预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介入提供了机会,第三世界国家也由此成为大国博弈的崭新舞台。52代理方与施动方如果还存在民族—语言—文化一致性等联系,就会进一步增加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如黎巴嫩内战期间,天主教马龙派(Maronite)与以色列结盟,各伊斯兰组织则与叙利亚联合。代理方有时也有意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以寻求虽不关注民族宗教问题但关注冷战博弈的超级大国的支持。如非洲很多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并非真正信奉共产主义,而仅仅是将其作为获取外部援助的有力工具。53

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代理人战争的另外一股推动力量。前独立时期,殖民者对于殖民地边界的不合理划分不满,加之刚获得独立所积聚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因为领土划分发生争端。在后殖民时代,为了获取有利的实力地位,实现自身的“故土归并”或疆域开拓计划,寻求外部大国支持就成为这些国家必要或迫不得已的战略选择。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弱势方一旦得到外部援助,就能够降低战场上与强者实力的不对称性,进而增加取得战争胜利的概率。54地区国家领土争端的需要,为外部大国的介入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当外部大国有着明确的区域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企图时。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围绕欧加登的主权归属争议,成为苏联介入“非洲之角”的良机。55

总之,不管是作为施动方的超级大国或地区大国在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利益考量,还是作为代理方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存在的社会政治矛盾、民族宗教问题、领土争端等层面的现实问题,均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机制条件。伴随着冷战在20世界60—70年代的全球化扩展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以及美苏在欧洲地区的争夺的缓和及苏联扩张主义政策的推行,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更多地在亚非拉地区蔓延。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内外政治博弈联动,为代理人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此导致这个阶段成为代理人战争的高发期。同时,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与价值观等考虑,一方面充任超级大国的代理方,另一方面又插手邻近国家的内战,成为同一场代理人战争的施动方。

(二)战争代理化窗口

在冷战时期,美苏扶持各自的代理人进行代理人战争。但是,美苏支持的代理人战争是地域、手段及目标有限的局部战争,并未上升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除了与两国的利益及目标的有限性有关外,主要是由于核恐怖平衡、危机控制机制以及约束大战的国际规范等冷战时期特有的因素。

首先,核武器的出现及核恐怖平衡的形成制约美苏两国代理人战争升级为两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冷战有着“恐怖平衡”的时代标签,这与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后美苏核力量均势有着直接关联。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作为战后出现的新式武器,使进攻—防御平衡成为可能,武器技术高度发展带来了大国间的消极性相互依赖加深以及对危机升级恐惧的增强。核武器的出现还导致战争工具异化,由战争的促进因素转变为制约因素,成为约束战争无限化、全面化与大国化的有效手段与威慑工具。正如有学者指出,自从广岛被轰炸以后,美苏之间的每次外交博弈均伴随着原子弹的影子。56

应该说,20世纪50—70年代的美苏军备竞赛主要表现在增强核能力,并加快发展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等远程运载工具。1964年7月,美国和苏联洲际导弹的数量分别是834枚和190枚,美国对苏联占有4∶1的优势。57到60年代后期,美苏之间基本上达成战略平衡,苏联赢得对美国的战略均势。1969年11月,美国拥有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远程轰炸机540架,苏联则分别拥有洲际导弹1200枚、潜艇发射导弹230枚和远程轰炸机150架。58鉴于核战争的毁灭性不可想象,形成“相互确保摧毁”(MAD)态势后,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突的升级,避免两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因而在具体行为方式上表现得比较谨慎和克制。59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冷战时期美苏尽管多次濒临战争边缘并参与多起代理人战争,但始终没有引发两国的直接战争,主要因素是核武器的平衡态势。60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曾不无担心地指出,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夕该地区的每个边境事件的危险在于这些事件最后都将是美苏之间的对抗。611973年10月,美国战略核力量处于战备状态且警告苏联不能为埃及采取直接干涉行动,认为这可能会带来美苏武装力量的相互作用及可能的毁灭性后果。62应该说,核恐怖平衡导致大国战争的窗口变窄,以代理人战争作为替代性选择,是大国基于成本—收益计算之后的理性选择。

其次,美苏两国间的危机控制机制约束战争的全面化与大国化。在冷战期间,武器技术的高度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监视与侦察技术水平的提升,极大地增强了对战争的威慑效果,战争结果态势出现透明化趋势与“水晶球效应”,加上对于二战的深刻反思以及美苏两国间多次消极互动的综合效应,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道路规则”,在管控危机与军备控制方面达成了共识,战争窗口转向代理人方向,战争的目的、手段、地域、时间变得有限化。艾森豪威尔曾经把代理人战争描述为“世界上最廉价的保险”。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中逐渐形成了诸多行为规范,如军控、危机处理、首脑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游戏规则,以防止美苏直接军事冲突危机升级为全面战争,同时也防止各自代理人之间的冲突升级为美苏间的直接战争。

在冷战时期,避免战争是美苏之间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两国都努力将其置于美苏对抗特别是危机中的优先地位。63正加迪斯所言,两个超级大国不愿任何一方不小心发生一场战争,也不希望其他国家的混乱影响两国共处系统的稳定。64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两国积极推动缓和及危机控制机制建设,先后签订《相互关系原则》《反导条约》《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条约,防止双方陷入直接冲突的局面。代理人战争由于风险小、收益多、代价低,自然成为可供超级大国考虑的策略选项。代理人战争是间接战略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现实反映,大国的“不战”是以小国、反政府武装等其他代理人行为体的“战”为前提的。

此外,战后国际规范的演进是代理人战争全面化的约束因素。国际规范作为世界政治的行为准则与道德价值观念,是国际共同体成员对采取适当行动的普遍期望,制约及塑造着行为体的国际行动。二战以后,对他国的公然干涉与入侵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反对。65相应地,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国际制度与公约明确对战争进行严格限制。20世纪中后期,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作为冲突形式的总体战争显著减少。66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或大国对小国的公然入侵,虽然在战后仍有发生,但是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不正义与非法,这使直接介入别国内战及他国战争的道德风险增大。

在美国看来,直接的军事干预将摧毁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并激起全世界的一片谴责。67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各国以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把禁止武力侵略与威胁使用武力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头条。从道义上说,扶持与安插代理人能够降低军事入侵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大程度规避国际法中的战争责任。美苏分别向各自的代理国或代理势力提供经济、军事、培训军事人员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战争“外包”的代理人战争,可以使大国在获取战略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国际规范的约束。

(三)结论

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主要是超级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政治权力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的催化,并伴随着两国第三世界政策的变迁而波动,同时深受代理方社会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矛盾及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影响。此外,美苏两国把代理人战争作为冷战时期战略博弈的主要方式,与核恐怖平衡、冷战自我调控机制以及国际规范制约有着密切关系,这是超级大国直接爆发战争的抑制因素。图1可以大致反映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生成的变量间关系。68

图1
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生成的变量间关系

五、案例检验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得出了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条件。本节选取1962—1970年的也门内战及1979—1990年的尼加拉瓜内战作为案例,检验上述假设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一是这两个案例符合上面代理人战争统计数据库的多数情况,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二是该案例契合上述因果链条,能够充分展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也门内战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能够反映该阶段国际政治的时代特色,同时施动方除了超级大国外,还有两个作为次级施动方的地区大国69,具有一定代表性;尼加拉瓜内战虽然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但起始时间是1979年,相应起因蕴含在7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两个案例可进行相应比较,从而验证代理人战争发生条件的假设。

(一)也门内战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分别与沙特阿拉伯及阿曼为邻,濒临阿拉伯海、亚丁湾与红海,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也门在历史上长期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在1918年随着帝国的崩溃,成立了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是一个原始部落君主制国家。1962年9月,信奉“纳赛尔主义”的也门军官组织推翻穆塔瓦基利亚王室政权,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随后王室流亡政权与共和政府之间的内战爆发,并很快演变成代理人战争,施动方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及其背后的美国以及埃及及其背后的苏联。也门内战的国内双方存在的意识形态、阶级矛盾、权力争夺等方面的现实冲突,是导致这次代理人战争的内在根源。1962年,萨拉勒领导的左翼组织推翻伊玛姆巴特(Imamate)的统治后,积极投靠埃及与苏联,希望获取有力的物质援助与政治、外交支持。事实上,信奉“纳赛尔主义”的也门军官组织推崇“泛阿拉伯主义”事业,并得到纳赛尔埃及政权的有力支持,在革命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代理化味道。这场战争的地区与国际背景深刻且鲜明,具备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各种必要条件。

一方面,作为次级施动方的沙特与埃及存在地区竞争。20世纪50—60年代的中东地区,革命力量与保守力量相互较量,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反对外来统治与本地世袭君主制,成为革命进步力量的象征与中心。纳赛尔向来反对中东保守势力,追求政治体制的革命性以致实现真正的阿拉伯统一。中东保守阵营的代表是沙特,也门内战牵涉到沙特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问题,也关系到其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门内战是沙特所代表的王位世袭制与埃及所代表的共和制的对抗。

1962年10月,埃及军队进驻也门,扩大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军事存在,也门新政府推行亲埃及、反沙特政策。沙特担心也门的共和制会引起连锁反应,对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的反政府势力产生示范作用。70在沙特看来,真正的威胁是倡导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集团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的激进主义势力。711963年1月,沙特国王费萨尔进行全国总动员,为也门流亡王室政权提供政治避难及大量军事援助,军队人数增加到4万。埃及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派出6万人的军队,巩固共和政权。也门内战迅速演变为以埃及为代表的世俗共和制国家与以沙特为代表的保守君主制国家的对抗。1966年3月,埃及与也门军队向前王室的抵抗力量发动猛攻,沙特则向王室的军队提供各种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扭转了战场的不利局面。72这是地区大国在战略竞争、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博弈等方面的直接结果,也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之一。

其实,在也门内战中,埃及与沙特是施动方,但相对于美苏两国而言,埃及与沙特则是超级大国利益的代理方。1964年10月,沙特发生王室继承人危机,纳赛尔及也门支持前国王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ud bin Abdulaziz),干预沙特内政。沙特则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加快沙特军事现代化进程。73沙特请求美国提供先进武器,抵消纳赛尔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事实上,1962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是最先承认它的国家之一。1963年,美国把与也门的双边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试图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阵营。当内战爆发后,美国甚至劝阻沙特不要采取过多挑衅行为,否则不会向其提供军事保护伞,清晰地警告支持沙特的防御而非进攻政策。

但是,随着内战的演进、君主制国家与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权力格局失衡以及苏联势力的增强,美国开始加大对沙特及其支持的王室流亡政权的援助力度,试图把沙特打造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中东扩张的“海湾防洪堤”。正如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en L.Spiegel)所指出的,埃及持续对沙特及约旦施压并不断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促使美国向阿拉伯盟国及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美国这种做法的主要动机是制衡苏联向中东提供武器。74由于推翻伊玛姆巴特统治给苏联削弱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带来机会,苏联给也门共和政府提供了巨大支持。751962年,苏联承认了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为其提供大量援助。1964年,苏联与也门共和国签订友好条约,显示对埃及和也门共和力量的支持。1968年,苏联与叙利亚飞行员参与也门内战,加强对也门的军事援助。

可以说,在冷战阴影下,地处中东地缘要地的也门成为美苏在全球对峙格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莫斯科—开罗轴心与华盛顿—利雅得轴心并存,成为美苏全球争夺的新战场。一个超级大国通过借助地区其他国家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地区庇护对象,以达到对抗这个超级大国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门内战终究没有演变成美苏之间的直接冲突,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当时超级大国的战略关注重心还是在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关注度并不大,何况这个地区的阿以矛盾是美苏更为关注的焦点。其次,1962年10月也门内战爆发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际,美苏几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1963年8月,美苏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逐渐形成约束与控制机制。因此,此后美苏两国尽管支持各自的代理人,但是都谨慎控制对代理人的约束力与支持度,防止不慎行为把美苏拖入直接战争的旋涡。

(二)尼加拉瓜内战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北依洪都拉斯,南接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最大的国家。从历史上来看,尼加拉瓜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与控制。1937—1979年执政的索摩查家族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与进步群众运动,肆意关押政治犯,严控新闻出版,剥夺民众基本的自由及民主;在经济上,索摩查家族建立囊括农业、工业、金融、地产、交通等无所不包的经济帝国,仅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个人就拥有5亿美元的资产,掌握着全国15%的土地,财富分配极不平均;在外交上,积极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在中美洲的卫星国与代理人。有学者因此指出,索摩查政权如此忠诚于美国,以至于被看作美国的分支。76就连索摩查自己也不无骄傲地宣称:“由于我们和美国的亲密联系,人们通常把尼加拉瓜看作中美洲的‘小型美国’。”77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国内冲突不断,形成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为核心的各派爱国民主联合力量与索摩查政权的对峙。78

1979年,经过长期斗争,“桑解阵”领导的民主力量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索摩查政权,建立民族复兴政府,实现国有化及接近苏联等一系列激进政策。新政权的成立并没有完全消除旧政权的社会政治问题,反而由于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不均,特别是原来反索摩查阵营内部由于权力分配及意识形态理念发生分化,加上原索摩查政权的残余力量,导致尼加拉瓜内战随着桑地诺政权的建立而爆发且持久化。

对于尼加拉瓜革命及内战,美国以东西方冷战的视角加以看待。美国担心“卡斯特罗主义”及“卡斯特罗式革命”蔓延,把“桑解阵”看成古巴和苏联的代理人。在1979年7月尼加拉瓜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卡特指出中美洲革命运动是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是直击美国意志的心灵危机。79同时,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美国害怕尼加拉瓜成为下一个古巴,担心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国家重演尼加拉瓜式的危机,最终损害美国在中美洲甚至整个拉丁美洲的霸权地位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与信誉。美国尤为担心第三世界的局势会削弱美国参与危险地带事务的能力和美国在盟友中的公信力。80美国政府认为要鼓励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发展,防止自己的“后院”出现一个新的与苏联结盟的共产主义政权。81美国把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视为“自由战士”,甚至类比于1776年的“建国之父们”。82美国通过洪都拉斯到尼加拉瓜作战,中央情报局通过西方援助训练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力量,向拉美国家进行外交施压,以孤立尼加拉瓜,并挑起邻国与尼加拉瓜的边界冲突;在邻国洪都拉斯等国集结大量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人员,伺机进攻尼加拉瓜政府军及其基地。

苏联通过与“桑解阵”关系密切的古巴和尼加拉瓜新政府进行联系,并把建立这种联系作为在西半球扩大自身权力与意识形态影响的契机。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拉丁美洲渗透扩张,目标是在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寻求突破,增强与美国竞争的更多筹码,削弱美国的影响,增强自己的地位。苏联在中美洲的渗透,一般依靠古巴打头阵,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另一方面是由于古巴与该地区国家相邻且有诸多相似之处,很多国家的群众运动把古巴当作效仿榜样与依赖力量。苏联在尼加拉瓜发动的革命成功后,很快与尼加拉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外交场合对其给予政治声援,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向尼加拉瓜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还通过越南、古巴向尼加拉瓜提供了坦克、榴弹炮、地对空导弹及装甲运兵车等大量武器,古巴还向尼加拉瓜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及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到1982年底,在“桑地诺人民军”中的古巴军事顾问有2000多人。831984年尼加拉瓜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苏联、古巴、东德等国向尼加拉瓜提供的大量重型军事装备,提高了美国介入战争的代价。84

美苏两国在尼加拉瓜的代理人战争并没有演化为直接的军事冲突,除了美苏两国的战略利益与意志存在不对称性外,还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核恐怖平衡及国际规范等有密切关系。在加勒比地区,早在1962年就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历史上美苏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此后,肯尼迪不无庆幸地指出:“从美苏均拥有核能力及都想保持本国社会来说,我与赫鲁晓夫先生的处境相同。”851970年,苏联曾打算在古巴部署“西恩富戈斯”潜艇;1978年,苏联把能够携带战术核武器的米格-23轰炸机运进古巴。在这些危机事件中,美苏双方均保持着相应的战略克制。两国领导人都明白,核时代的美苏战争不但是两国的自我毁灭,更可能是全人类的灾难。86可以说,核时代的超级大国尽管有对优势地位的不懈追求,但同样有意愿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它们之间的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只能通过扶植代理人发动代理人战争,以实现战略竞争的目标。另外,国际规范对于美苏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的程度也发挥了相应的限制作用。特别是国际社会对尼加拉瓜发生大规模屠杀及侵犯人权事件的关注,对和平解决内战的不断呼吁,以及拉美国家积极参与调解,对美苏两国的行动选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小结

总之,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还是70—80年代的尼加拉瓜内战,虽然具体原因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是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发生机理。内部政治社会危机及外部力量施加作用共同推动着代理人战争的形成,核恐怖平衡与冷战自我控制机制等因素则抑制战争走向全面化。同时通过比较案例,可以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代理人战争中苏联的主动性更为鲜明,这与该时期苏联相对实力的上升及其国际战略的扩张主义取向、美苏冷战博弈从欧洲向第三世界扩展以及美苏战略核平衡的形成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这些因素在70年代的集中突显导致了这一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格外频繁。

六、结 论

诱发代理人战争的因素很多,如领土争端、地位竞争、安全因素、经济利益等。关于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时期代理人战争的数据集,利用归纳的方法发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是推进代理人战争的最主要条件,代理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国博弈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此外,两极体系是催生代理人战争频发的重要宏观环境。代理人战争还与作为代理方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国家间领土争夺等因素有关。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平衡,促使美苏之间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加之反对大国战争的战后国际规范的不断深化,对大国冲突代理化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可以说,两极格局的形成、民族主义力量发展及核武器出现,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的新鲜事物,赋予冷战新的时代特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代理人战争又远远多于冷战的其他历史阶段,代理人战争有着阶段性频次分布差异,这与以上诸种自变量的量上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及对外政策调整有关。在核武器及核恐怖平衡等在整个冷战时期已成为相对常量的情势下,大国竞争及其政策调整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要条件与基本动力。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假设结论能不能运用于其他历史时期有待考证与案例检验,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与体系结构环境以及政治和技术背景有很大的关联性。18世纪国家使用雇佣军进行战争与20世纪工业化时代的战争有着不同情境,洲际导弹时代的战争也迥异于铁路时代的战争。对于今后代理人战争前景的预判,同样需要把握好体系环境变迁、时代政治文化变化以及战争与武器技术方式更新等变量。

不容否认的是,核恐怖平衡机制依然在大国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规范及安全合作机制的逐渐成熟以及偏向和平的国际舆论的壮大成长,均是大国战争的约束条件。这些因素源于冷战时期,在后冷战时期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不过,在可以展望的未来,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高频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较低。这一判断一方面是基于大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杠杆和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另一方面也基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军事手段的使用。此外,中小国家更多地倾向于采取不选边站的平衡对冲策略,这进一步增加了代理人战争发生的难度。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4ZDA08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韦红教授对于本文的指导,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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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指超级大国介入代理人战争是以战争始于某个时点为准,这是出于分析代理人战争爆发的动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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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两国在进行代理人战争时,存在着意识形态目标与权力目标的冲突,对于何者更为优先的争论一直都有。比如美国很多时候接近“友好的专制暴君”,即那些非民主但铁杆反共及支持美国冷战事业的独裁者或威权主义政权。参见Daniel Pipes and Adam Garginkel, Friendly Tyrants: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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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