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战争(proxy war)是人类社会常见的政治现象，贯穿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古希腊世界，科林斯(Corinth)与科西拉(Corcyra)在公元前435年爆发的战争，事实上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强国在背后操作的代理人战争。与其几乎是同时代的中国春秋时期，位于中原地区的郑国与宋国分别作为晋国和楚国这两个体系大国的代理国经常发生战争。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祸起于米兰公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之争，后逐渐衍化成法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的代理人战争。近代发生在欧洲的诸多王位继承战争，均有着显著的代理人战争色彩。1912—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及土耳其等国先后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代理人战争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有着突出表现，乌克兰、叙利亚及也门等国的内战均有着明显的代理化趋向，大国与邻国均深刻卷入其间。

但是通过观察国际关系历史的基本事实，可以发现，代理人战争发生频率最高的还是1947—1991年的冷战时期。据统计，冷战期间全球共爆发的战争(包括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总共有110场，其中认定为代理人战争的达到30场，所占比例为27.3%。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发生的频次并非均匀分布，从时间的纵向上来看有着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代理人战争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冷战时期的其他阶段。通过数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超级大国介入的代理人战争均有2场，各占冷战时期总数的6.67%；60年代有5场，占总数的16.67%；70年代有17场，占总数的56.7%；80年代有4场，占总数的13.3%。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代理人战争发生频次的阶段性差异与这种原因有什么关系？

本文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考察，探索这一时期代理人战争频发的因果机制，并通过案例检验结论的适用性与可靠性。本文希望能够廓清这个目前尚未解释清楚的现实政治问题，并为当前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机制探析与前景趋势研判提供理论启示。

当前学界对于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阐述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核武器制约说，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及美苏两国对核毁灭的恐惧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在雅科夫·西蒙(Yaacov Bar-Siman-Tov)看来，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核武器的发明及随后超级大国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的结果。³安德鲁·曼福特(Andrew Mumfort)认为，代理人战争自从1945年后开始盛行起来，这与核武器的出现及核时代的到来有着莫大关联，超级大国出于免于核战争的风险意识，着重利用代理人为自己谋取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好处。⁴汤姆斯·柏勒斯(Thomas J．Bellows)在述及冷战后期发生在印支半岛的大国竞争时，直言核恐怖平衡是限制大国战争并推动代理人战争形成的基本动因。⁵菲利普·托尔(Philip Towle)同样认为，拥有核武器是超级大国极力避免直接冲突与总体战争并推行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因素。⁶拉贾维尔·辛格(Rajvir Singh)在《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着重强调，核武器具有的毁灭能力及人们对于这种前景的恐惧是冷战时期战争代理化的主要因素。⁷

二是代理人挑动说，认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代理方主动发起的，超级大国更多是被利用与借助。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亚里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通过对新近公开的历史档案考证，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更多地被代理方所操纵，代理人自身是理解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关键。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耶罗·格雷杰西(Piero Gleijeses)教授研究了1975—1988年古巴对非洲的干涉，认为这种代理人战争其实主要是由古巴挑起的，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