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作了题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之后，该文在201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如果《号角》没有曲解被采访者们的立场，认为能够建成“中国学派”的学者有潘维、李俊生、孔丹、胡鞍钢、鄢一龙、何建宇和王湘穗，被视为属于“中国学派”的学者有林毅夫、汪晖、王少光（他们是否自认属于“中国学派”尚不得知)，认为“中国学派”无法建成的学者有唐世平和夏斌。《号角》称，唐世平对建立“中国学派”的前景感到不乐观，夏斌认为未必能形成“中国学派”，而且他们的观点不是个案。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非但不是个案，而且很可能代表了无意建立“中国学派”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号角》的作者也发现，学者们对于什么是“中国学派”没有统一认识，甚至连认为能够建成“中国学派”的学者也无共同认识。也就是说，无论认为能否建成“中国学派”，大家的共识是现在还没有“中国学派”。
不仅现在没有“中国学派”，而且自古以来也没有任何思想或理论被称为“中国学派”。“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迄今已3000余年。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字样。在以往3000多年间，中国学术界创造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学派，如儒学、道家、墨家、法家、玄学，然而无一被称为“中国学派”。我们不得不问，何以如此。是先人的学术创造能力低于我辈，创造不出配得上“中国学派”称谓的思想和理论？还是“中国学派”这个名称根本就无法适用于任何思想或理论？
由于对其他学科的学术流派不甚了解，这里仅根据国关学界几十年都未成功建立“中国学派”的经验，谈些看法。学界普遍认为，宦乡于1987年提出“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是国关学界建立“中国学派”的开始。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将建立“中国学派”推向高潮，有关如何建立“中国学派”的文章纷纷涌现。然而，如今仍无任何一个理论获得“中国学派”的殊荣。近年来，中国学者创建的一些国关理论各有其名，但均未称为“中国学派”。30年来，并非我辈不够努力，也非我们不够聪明，更非我们缺乏知识，而未形成“中国学派”的原因在于，任何思想、理论、主张都无法与“中国学派”这个名称相匹配。
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是普世性的概念。因此，到目前为止都无法用国家的名称来命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界常使用的“英国学派”一词源于错误的翻译，而非学界以此命名了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学派的名称是English School。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专门撰文指出，中国学者将English School误译为“英国学派”是不妥的，这不仅在语言上曲解了English的含义，更误导中国读者认为他们的理论是英国的理论。
将English School误译为“英国学派”，对国际学术界并无影响，但却激励了一些中国学者产生建立“中国学派”的想法。他们认为，既然有“英国学派”，中国学者就应建立“中国学派”，以体现我们的学术研究并不落后于外国人。提倡建立“中国学派”当然属于政治正确，但是政治正确与学术正确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依据宗教的教义，地心学说属于政治正确，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并不符合客观实际。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书稿中论证了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并提出我国的对外战略要维护这些利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当时符合政治正确的观点是，国家利益属于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将本国国家利益拓展到他国境内是帝国主义思想。于是，这本书稿一直未通过出版部门的审查。到了90年代中期，在中央提出对外政策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后，这本书稿才得以出版。
“中国学派”这个名称之所以无法应用于任何学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有上千年的思想史，其思想和理论的丰富程度使得任何思想或理论都无法全面代表中国。中国学术思想的丰富程度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以至于“儒学”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也无法被称为“中国学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被收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但也未被称为“中国学派”。《号角》注意到，中央于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提倡构建中国特色思想和理论时，也没有使用“中国学派”这个概念。历史赋予了“中国”这个名称极其丰富且非常复杂的含义，因此这个名称难以用来为任何一个学派命名。
我国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都是既丰富多样，又具有中国特色。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思想主张，如“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无论是被引进后再进行本土化创新，还是在本土思想基础上借鉴了外国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然而，由于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原理不同，任何一派都无法全面代表中国的思想认识。
其次，“学派”一词的语义使得“中国学派”这个概念缺乏分类的合理性。2001年修订版《新华词典》对“学派”的定义是：“同一学科领域内，由学术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个定义意味着，一个学科内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才能形成学派，如果只有一种观点就无学派而言了。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是靠思想原理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派别。现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物质决定论和精神决定论、阶级斗争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亦是如此。学科内的学派可以依据假定不同、范式不同、原理不同、逻辑不同、主张不同等标准划分，然而却无法以国别为标准划分学派。古典物理没有因为是由英国学者创建就被称为“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是美国学者，该理论也没有被称为“美国学派”；马克思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也未被称为“德国学派”。同理，中国学者创造的理论和思想，也无法成为“中国学派”。
进一步来讲，如果依据国别划分学派，我们就无法判断中外学者创建的相似思想理论应属于哪国的学派，同时也就无法判断中国学者创建的观点相互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中，何者是“中国学派”，何者不是“中国学派”。特别是那些在外国思想理论基础上创建新理论的中国学者，如果他们声称自己是“中国学派”，我们是否应该承认呢？《号角》也表示了这种担心：“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这些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土派，几乎都有在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经历。”
最后，没有“中国主义”的范式，就无法在众多学科中建立“中国学派”。《号角》提出，有人认为“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这种在不同学科同时建立相同学派的想法非常大胆，但这似乎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学科是大于学派的一个概念，因此，不同的学科形成同名学派应是以先有一个既定的范式为前提。例如，许多学科里都有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以先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范式为前提的。所以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之前，任何学科里都没有马克思主义学派。由于没有一个可供不同学科都建立“中国学派”的“中国主义”范式，那么众多学科共同创造“中国学派”就成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中国的崛起为我国学术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如果我们将这种机遇用于尊重客观事实的学术创新，我辈必能开创一个学术界百花齐放的时代。反之，如果设定一个所谓的“中国学派”来规定学术研究方向，那么思想和理论研究则难以取得增进人类知识的创新性成果。故此，建议学界同仁潜心投入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而不宜为拼凑学派名称而浪费精力。
阎学通
2018年1月
蔡如鹏：《吹响中国学派的总号角》，《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6期，第16—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