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8, 3(1): 1-24
失衡的自由国际秩序与主权的复归*
 
【摘要】  本文在“自由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分析了主权规范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起落。本文认为,随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灵魂由“社会自由主义”向“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主权规范受到挑战。但是,推动“自由国际秩序”转变的各种力量,无论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抑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都使“自由国际秩序”在由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调整,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在扩展中失去内在平衡,反而激化了更多矛盾,产生了更多问题。由此而来的各种形式的负反馈运动共同制造了当前的秩序危机,也促使国家与主权规范重新获得重视。主权的复归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反则可能导致更大的秩序失衡。
【关键词】  自由国际秩序 ; 主权社会 ; 自由主义 ; 新古典自由主义 ; 全球化

【Abstract】 
 

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与程式化的安排,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及制度安排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市场经济与美国实力领先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一系列多边机制与国际规范为支撑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从西方世界向全球范围扩展。在冷战终结的历史节点上,“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内涵由“社会自由主义” (New Liberalism)向“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转变。民主、自由、人权备受推崇,而国家、主权规范受到质疑与贬低。进入新世纪后,“自由国际秩序”一度遭遇小布什单边主义冲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秩序受到各种崛起的新兴力量的挑战。 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相继发生,“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成为热门议题。主张贸易保护、要求政府减少国际事务投入等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国家、主权规范再次受到重视和强调,这与此前20多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为何会出现主权规范的“回归”?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秩序变化?

有关“特朗普冲击”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不胜枚举,但大多是从各种外部环境变化因素出发,追溯“自由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却忽略了“自由国际秩序”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局限。同时,还存在着把“自由国际秩序”视作一个单一静态的存在,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元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问题。本文将“自由国际秩序”的失衡与主权的复归置于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强调其思想灵魂的变化,从其内部要素的关系变动解释这一秩序的兴衰流变。首先,概述在冷战结束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新秩序的关键特征以及主权规范所受到的冲击;其次,分别从权力政治“回归”、经济—社会“双重运动”、意识形态霸权崩解三个维度,解释秩序理念变迁的社会基础,以及如何促使对国家的重新重视与主权规范的“回归”;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

一、“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冷战后主权规范受到的冲击

主权是国家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具有最高权威性、绝对性、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涉及国家间主权独立、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主权规范是近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宪制规则”,界定了各种政治单元之间的彼此界限与相互关系,关系到政治权力、利益与责任如何分配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它对内主张至高无上,对外要求平等与独立,通过确立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基本的政治权威关系,构成了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宪制原则。与主权规范密切相关的,是在政治价值体系中对于国家(相对于个人)和秩序(相对于自由)的强调。主权规范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焦点。

主权规范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原则,但却在特殊历史进程中遭遇了严重挑战。在冷战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基本上只是西方阵营的内部秩序,既推崇共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又维持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规范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法原则,其思想灵魂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成的偏向社会公平的“社会自由主义”,并通过多边主义原则维持内部开放性。“自由国际秩序”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是在冷战终结这一历史节点下伴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冷战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间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冷战终结使长期的地缘政治对立隔绝被打破,又恰逢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巨大的技术和组织创新,新的经济活动空间与社会关联渠道不断被开拓,形成了秩序扩展的历史契机。主要经济体间相互依存加深,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全球扩展,自由竞争与开放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西方价值观与大众消费文化随全球化迅速扩散,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占据上风,成为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意识形态灵魂。

“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推崇西式选举与政党制度;在价值观上强调个人权利和功利主义。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新一轮全球化对政治实践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对国家角色与主权规则的挑战,进而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根基,并在事实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形态。各种全球性问题涌现,以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新力量的兴起,共同推动了政治权威的多样化和分散化。除了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社会维度的多元多层治理也在兴起,各种政治社群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冲击着国家主权,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主权转移和“流散”现象。

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权可以是多元分散的,也可以被自愿让渡和调整。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所指出的,预言主权“过时”甚至“消失”的学者们实际上错解了主权规范的历史实践。至高无上、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本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虚伪”。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主权规范显示了其韧性与弹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过时,依旧是管理跨国联系与构筑多边治理秩序的基础。全球化与技术进步改变了国家主权的实践情境,但并未对以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政治关系原则构成实质性冲击。国民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政治网络的中心节点,是政治经济规则的核心制定者与执行者。国家的掌控与治理能力在一些领域有所收缩,却在另一些领域得到扩展。

冷战结束后,对国家地位与主权规范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冲击,其实并不在治理实践层面,而在道义权威与政治正当性维度。冷战结局在一个时期内影响了社会思潮走向。在国内层面,个人主义在公民基本政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在个人与社群(特别是国家)间更多强调二者间的对立,强调个体之于国家的优先性。通过诸如“政府—市场”与“国家—社会”等二分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贬低和抵制国家作为。此外,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共同关切所形成的跨国性认同,都对国民国家的政治认同构成了威胁。主权规范地位有所弱化,而强调人权、民主与全球正义(如环境保护)的观念日益增强。其中,国际人权保护尤其受到重视,并对传统主权规范构成主要冲击,集中体现为“新干涉主义”的兴起。跨国人权运动的兴起在冷战终结过程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冷战后,西方世界进一步强化了其道德权威与意识形态霸权,对于世界政治规范的认识越来越表现出“从强调秩序到强调正义”的趋势,倾向于用自己的“单一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延续,“自由国际秩序”被理解为“自由主义国家”建立的秩序,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产物。“市场”与“民主”也被空前自信的“胜利者们”通过强制、诱导、传授等方式加以扩展。 “自由国际秩序”越来越表现出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倾向。在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看来,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自由价值与民主制度。主权不再是绝对的,“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承认与政权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新文明标准”。

同时,在冷战结束的余震中,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各种“人道主义干涉”学说与实践应运而生。其道德基础强调人道主义,以西方大国的实力优势与战略投入为支撑,在推进过程中采用对主权进行质疑、限制和改造的方式,特别是“负责任主权”与“保护的责任”理念影响尤其重大。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等人试图“用责任调和主权”(Reconciling Sovereignty with Responsibilit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作为责任的主权”(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概念,强调“国家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的安全与社会福利的最低限度标准,并同时对国内公众与国际共同体负责”。 “主权即责任”的学说很快被转化为推进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突破口。针对“人道主义干预”所受到的基于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质疑和限制,2001年12月,“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保护的责任》报告,强调国家主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如果该政府不能履行其保护责任甚至对其内部民众进行迫害,那国家主权也存在问题,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介入。这是帮助而非限制主权的实现。 “保护的责任”通过在人权与主权间建立一致性,为提升国际干预的正当性打开了突破口。 2005年9月,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纳入并重新界定了“保护的责任”,此后,“保护的责任”由概念逐步走向实践。2006年4月,安理会第1674号决议中首次采用这一概念。2011年2月26日,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明确引用“保护的责任”,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行制裁,并交由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当年3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批准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利比亚国内受攻击威胁的平民。北约据此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展开空袭。这被认为是“保护的责任”的第一次强制实践。 “保护的责任”的迅速兴起,体现了国际社会价值观与秩序理念的变迁。

总之,冷战结束后,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传统的主权规范构成重大冲击。但是,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推动“自由国际秩序”变化和扩展的同时,也日渐制造出一系列新问题,其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并增强,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自由国际秩序”的激进推进脱离了现实,也破坏了内部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国家作用与国家主权重新得到强调。

二、失衡的政治格局与国家角色的凸显

“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关键支撑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优势与战略取向。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中权势变化愈发复杂,突出表现是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这方面讨论已经很多,本文强调的是,美国单极霸权是冷战终结的产物,其优势更多来自竞争对手的自我崩溃,而非自身绝对实力的实质飞跃。这种权力地位变化对“自由国际秩序”演进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由于缺乏实质性竞争对手,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下降,更多倾向于期待盟友或其他国家分担秩序维持的成本。但是,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受到削弱,盟友和其他国家追随并分担成本的需求和意愿同样大为下降。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随着原有政治格局被打破,在不少地方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政治混乱,美国扩展势力的外部诱惑增多。十余年间,在制衡缺位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美国走向过度扩张。但是,较冷战时代,美国自身绝对意义上的资源和手段并没有相应规模的提升,其责任与行动范围却大为扩展,权力透支问题因此迅速显现。“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财力、物力、人力耗费巨大,成为沉重的战略负担。其间,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更是损耗了美国霸权的政治正当性。高昂的军费开支与其他成本最终迫使美国转向战略收缩,可是毕竟诱惑太多、约束太少,面对由自身制造的乱局常常“欲罢不能”。美国战略的摇摆不定,导致其始终无法向外释放稳定一致的信号,又进一步加剧了各种地区乱局。全球金融危机更是重创了美国霸权的经济实力基础,影响了美国倡导的“华盛顿模式”的吸引力。奥巴马上台后,试图在“国内事务”与“全球领导”间进行平衡,但效果并不理想。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本土主义”(nativism)宣传迎合并鼓动了部分民众的不安与不满,上台后更强化了“国内事务优先”的路线,强调美国的“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

同时,在相对开放的“自由国际秩序”下,技术、经验与资本的扩散转移进一步加快,国家间发展速率不平衡显现,权力消长的动态趋向不可避免。在区域国际体系中,美国的掌控能力和干预意愿在收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及一些区域性中等强国实现了经济崛起,海外拓展与国防力量不断增强。同时,在反恐战争与“阿拉伯之春”冲击下,中东等热点地区旧有的区域秩序和权力平衡被打破,一些区域性大国或中等强国逐渐成长为塑造地区秩序的关键力量。这些震荡对美国的战略行动构成了重大牵制。复杂的权力变动导致国家间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重新被激化。现实主义政治逐渐回潮,国家利益、传统安全与物质性实力重获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开放原则与多边原则再次受到冲击和挑战。

此外,相关多边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缺陷不断暴露。一方面,随着权势变动的出现,制度权威分布与国家实力对比出现明显落差,导致了“制度制衡”“制度竞争”与“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出现,加剧了国际制度的碎片化趋势。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精英化与官僚化倾向日趋严重,和普通公众的期待相距甚远,民主负责与回应(accountability)不足,更多代表了跨国资本与精英阶层的理念和利益,进而刺激了许多群体收回主权与减少对国际组织投入的强烈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等经常成为草根反全球化力量的抗议靶点。类似的,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随着欧元区的建立,成员国不断让渡诸如货币等经济主权,但在政治性较强的领域却难以突破,结果欧盟在经济领域掌握了大量与其政治及社会责任并不匹配的权能,特别是货币一体化与财政福利政策分化脱节严重,而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监督与约束有限,与欧盟的民主赤字有密切联系的“疑欧”情绪弥漫于英国和欧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怀疑与不信任又转化为对国家和主权的强调。

国际体系变动也影响到国内政治力量的组合与消长。随着冷战终结、政治诉求多样化、政治力量多元化,延续多年的左右两翼竞争格局走向瓦解。传统左翼政党及其他左翼政治力量因冷战结局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其中不少走向衰弱甚至瓦解,一些则通过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现自我转型。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加剧了社会内部分化,阶级和阶层对抗强化。同时,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增强,增加了协调整合的困难。各种经济与文化冲突层出不穷,却长期无法在既有政治渠道(特别是日渐僵化的政党政治体系中)得到有效吸纳与回应,结果进一步走向极端化。世界范围内,作为快速全球化所刺激的认同政治的表现,族群与宗教矛盾频繁爆发,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问题,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反映了在民族运动的大潮面前,西方国家同样不能幸免。民族问题还常常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矛盾更为复杂化、尖锐化乃至极端化。自由主义的模式,即把民族问题化解为人权问题的模式未见成功,甚至制造了更多矛盾。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无限制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独立”或者“民族自决”(实际上大多以建立而非超越“国家”为终极目标),不仅不能解决各民族间现实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而且经常导致大规模政治动荡。全球化推进的过程,刺激了内部政治整合的更大需求,重建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呼声上升。尤其是经济陷入困难后,强调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性,维持内部的团结、秩序与稳定,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似乎都变得更加迫切。因此,在经受了短暂冲击之后,相关主张和保守派政治势力反而收获了更多支持。

冷战结束前后,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开始了其民主化过程,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化。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民主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贿选、腐败、族群冲突与暴力等种种乱象,在民主制度巩固方面仍面临严峻考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动,激发了更多的政治力量,常超出既有体制的承载力。一方面,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过激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理由又往往为超越法治的强权所左右,压制了个人自由,特别是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已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难题。民主制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刺激了政治的极化与对立。人权规范被西方国家片面框定成过度偏重个人及所谓政治权利的形态。西方世界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忽视当事国实际情况的强制干预激化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实际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一些国家假借“人道主义”“保护的责任”的名义,以推翻他国合法政权为目标,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制造了混乱和动荡,反而助长了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蔓延。一方面,“人道主义干预”受到多方质疑,对诸如“保护的责任”等进行约束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历经具体行动挫折,感受到难民问题等连带后果,西方世界的干预意愿与能力也在下降。“人道主义干预”逐渐退潮,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作为拒绝外部干涉行为的规范保障经受住了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对国家以及主权规范的强调还有另一层重要背景,那就是一系列新的政治相关领域的出现。当前,伴随科技快速发展,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议题与政治行动空间,如互联网络、太空、极地等,进而衍生出利益分配与调整的一系列全球性政治过程。各种政治行为体间围绕“新边疆”的竞争与博弈愈加激烈。在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空间,主权规范的价值得到了强调和拓展,一些新的主权理念及主张也得以提出。例如,国家权力的外延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有了新拓展,划分权责的讨论也从领土、领空、领海扩展到了“信息边疆”,涉及基础规则的网络主权概念兴起,如何界定其性质和范围成为争论焦点,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迫在眉睫。同样,温室气体排放权益、外层空间、海洋权益、极地资源等争夺日趋激烈,各方都在试图占据先机,这些也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对个体国家利益与主权规范的强调。

三、“脱嵌的自由主义”(disembedded liberalism)与“双重运动”的推进

除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自由国际秩序”所受到的更为严重且具实质性的冲击还在于其基本政治经济安排的瓦解。二战结束以来,“自由国际秩序”形成并运行的关键背景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形成了“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模式,一方面在国际层面推动开放市场与分工合作,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制补偿相对受损者,将自由市场的运行重新嵌入(embedded)社会体系之中,在效率与公平间达成妥协,调和各方利益。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自由主义”迅速兴起,并在冷战胜利的加持下,成为延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灵魂。它主张消除国家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将乌托邦化的市场逻辑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由此导致了所谓“脱嵌的自由主义”,破坏了“自由国际秩序”原有的关键基础。结果,市场逻辑脱离社会约束而不受控制地扩张,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制造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刺激了各种形式的以约束开放市场为诉求的社会“反向运动”,这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经济—社会双重运动”逻辑的集中体现。随着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周期的退潮与金融泡沫的破灭,普通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不满日渐明显,失望与求变情绪更加强烈,然而,传统左翼政治力量与福利机制已无法有效回应这一新局面。结果,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反而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兴起。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成为大众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宣泄渠道,集中体现为对经济主权的强调和对跨国经济活动进行选择性控制的呼声,而对国内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则被掩盖和搁置。“内嵌的自由主义”在内外两个维度的主张都遭遇颠覆性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

冷战后期,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削减社会福利投入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英美兴起,逐渐压倒强调社会平等与福利保障的“社会自由主义”。这一思潮因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面否定而得到冷战胜利的加持,在世纪之交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学说,并以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名义得到西方大国及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推广。受此影响,不少国家走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转轨”之路。其中,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过自我改革,利用开放的市场体系,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与产业转移,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进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扩展。在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政治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张。由于各种市场要素的分布与各自的流动性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带来的分配效应改变了社会力量对比,进一步刺激了发展与分配过程中的不平衡,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制造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刺激了各种形式的“反向运动”,进而影响到国际与国内秩序的稳定。随着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周期的退潮与金融泡沫的破灭,其负面影响终于集中暴露出来。

新千年伊始,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就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中指出:彻底的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除非得到有效治理,否则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双重运动”思想对理解这一问题深具启发,也在讨论中被不断提及。波兰尼在其经典著作《巨变》一书中分析了19世纪初到二战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轨迹。历史上,经济活动长期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嵌入社会体系之中,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则出现了市场对社会“脱嵌”的过程,市场原则不断扩张并试图支配社会。面对自由放任市场的侵蚀,社会产生出各种“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以此来抵御并限制市场。“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具体取向与方式不一,有时会造成危险的极端政治运动,如法西斯与纳粹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爆发后,各国通过关税壁垒和移民法等手段,极力试图将自己屏蔽于失业和动荡的威胁之外,最终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崩溃。

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二战结束后,强调政府分配功能和社会平等理念的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兴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约翰·鲁杰(John Gerard Ruggie)所概括的“内嵌的自由主义”。鲁杰指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这样的“大妥协”为基础:国家要求社会支持其对外开放和加入国际市场的决定,并承受随之而来的冲击;作为补偿,国家通过某些干预措施、各种形式的经济或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提供福利保障,以缓解国际市场竞争给国内社会造成的压力。尽管具体模式各异、程度不一,但调和了国际及国内两个层面的权益分配问题,国内稳定得到满足,开放多边主义也得到了支持。这一基本政治经济安排是西方阵营“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支撑。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在石油危机后陷入滞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趋明显。1979年和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开始主政英国和美国,推动以非国有化、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减少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等为主的经济变革,取得了一定效果。这种复兴的自由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其影响也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结果,在冷战胜利的加持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念成为延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灵魂,主张消除国家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将乌托邦化的市场逻辑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通过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成为跨国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工具。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理念幸运地得到冷战后市场空间扩大以及由新科技革命推动的上升性生产周期的支持,引领经济全球化将近30年,侵蚀并取代了“自由国际秩序”原本不可或缺的“大妥协”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素流动和技术进步不断加速,产业转移和资本转移空间扩大,逃避管制的渠道和选择(如所谓的“避税天堂”)增多,冲击了国家对市场和资本的调节和管理能力。随着新兴经济体作为竞争力量的加入,全球市场竞争与产业转移压力也成为限制国内经济调控与福利调节的关键要素。拥有选择空间与流动性优势的资本力量占尽优势。此外,冷战的一个重要遗产在于,在西方社会,由于一系列劳工法案的存在与福利制度的建立,劳工运动动力不足,陷入低潮,组织化力量被驯服或瓦解,单纯的阶级政治议题很难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苏东剧变进一步打击了传统左翼政治力量,工会和左翼政党纷纷转型。各种因素交汇,市场经济、福利国家与政治民主在历史上形成的结合难以为继,“内嵌的自由主义”模式式微。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缺乏约束的激进推进,制造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最终破坏了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更多财富,但是国内不同生产要素、不同部门的成本与收益分配并不均衡。不同经济要素的流动性不同,通常对资本所有者与高管阶层更为有利,而不利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与劳工阶层。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寻求更低成本、更大市场与更高利润。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发达国家的资本要素获得了更多更便利的条件,不断在全世界寻找投资机会,并将生产的商品在全世界进行销售。同时,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低,还要面对来自广大不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跨国企业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与业务外包,掌握和管理资本的投资者与管理阶层力求与全球范围内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及资源要素相结合,构成了对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同时,大量合法与非法移民进一步激化了一国内部的就业竞争。此外,技术进步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更加剧了社会底层的就业困难与生存困境。结果是,投资者与管理阶层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获得了更高收益,普通工薪阶层却因为劳动力要素的全球替代而相对受损。总之,全球化与科技进步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截然不同的经济效应,使国内不同阶层的收入分化和就业结构分化更趋明显。除了面对外部竞争者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进而引发公权力的失信与合法性赤字等种种问题。

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竞争,使大量产业被转移或业务外包给新兴经济体,打击了国内传统制造业。同时,大量涌入的外资和对金融管制的放松最终导致整个美国的经济结构过度金融化,制造了巨大的信贷泡沫,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产业结构失衡并行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而贫困阶层相对日渐扩大,贫富分化不断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流逝,公民参与衰落,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日渐失落。美国的国内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作为美国民主制度根基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正在坍塌,这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在经济尚能保持增长态势之时,社会不满情绪还不明显。但是,当资本快速流动所制造的金融信贷泡沫破灭,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迟迟难以摆脱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各国政府都为救市而迅速行动,结果“大到不能倒的”金融资本集团更多把代价转嫁给整个社会,进一步刺激了普通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普遍不满。作为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的“被剥夺感”与“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失望与求变情绪更加强烈。改善分配不公与就业状况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发达国家的再分配政治和阶级政治再次兴起并复杂化,然而传统左翼政治力量与福利保障体制已无法有效回应和容纳。一方面,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晚年,以及生育意愿与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社会老龄化造成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随着所谓“后物质时代”的到来,一些因全球化引发的诸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种族多元、文化宽容等议题则越来越多地进入左翼政党的纲领,甚至成为其重心。结果,左翼思想和政党的领导者越来越多地偏离传统劳工阶层,而传统劳工阶层则越来越多地基于价值、传统等问题转而支持右翼保守主义。最终,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反而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兴起。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成为大众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宣泄渠道,并转化为对经济主权的强调和对跨国经济活动的选择性控制。“内嵌的自由主义”在内外两个维度的主张都被颠覆,进一步加剧了秩序危机。

以美国为例,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失望与不信任,刺激了民众对非传统政治人物即“反建制派”的强烈期待。事实上,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就是凭借“新人”形象、回应民众“变革”诉求而达成的。当选后,奥巴马试图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来重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然而成效并不明显,尤其是美国广大中下阶层民众并未从中获益。对奥巴马执政的失望使民众的不满、愤怒以及恐惧情绪更为激化,更加期待“反建制派”来实现更大改变。其中一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桑德斯的“平民主义”(populism),而另一部分则倒向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现象”和“奥巴马现象”都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困境的延续,凸显的是美国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满与愤怒。激怒特朗普核心支持者的,与其说是其绝对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如说是独特的“相对剥夺感”:因为既有的社会福利与救助项目更多帮助了少数族裔、移民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但很多“没有学位的白人”作为曾经的“中产阶级”却经历了经济地位严重的相对恶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试图通过鼓吹“美国优先”,以保护美国本土利益为名,引导美国中下阶层民众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视为“非美国”或“非本土”的(即由外部“占便宜者”或移民造成的),通过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协助推进其对内减少国家管制、强调市场、削弱福利国家的“特朗普经济学”。这实际上代表了另一部分寡头精英集团的利益,恐怕只能一时转移矛盾,而并不能解决深层问题。

四、文化霸权的崩解与认同政治的激化

“自由国际秩序”的基底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在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经济体制基础动摇的同时,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不受挑战的霸权性地位也正在瓦解,各种质疑之声与竞争性思想兴起,特别是保守主义思想回潮。“新古典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对传统的社会纽带、身份认同、价值理念与文化心态构成了巨大冲击和考验,激化了价值冲突与认同危机,引起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刺激起各种形式的反弹。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受约束的特定结合,造成了道德水准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精神危机。无限制的文化多元主义一方面树立了一系列政治正确标准,限制了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往往蜕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无论是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面临着主流核心价值模糊混乱的危险。同时,认同政治更加复杂和激化。精英阶层日渐脱离于普通大众,全球化的失落者与受益者间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往往还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冲突甚至道德上的分歧,存在着严重的文化鸿沟。欧美社会的人口—族群—宗教结构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族群与文化构成日趋复杂。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族群政治与宗教政治正日益威胁到国家认同、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等并不足以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挑战,却越来越动摇了自身的核心地位。在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认同出现冲突时,基于现实需要,国家作为集体与秩序的核心象征也就越来越为一部分人所重视。各种保守主义力量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对社群和国家的强调则是这些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价值与开放包容格局,信息传播与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共同推动了多元价值观与文化形态的冲撞。与资本和市场密不可分的大众消费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与扩散能力,同时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刺激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加深了社会精神危机。同时,精英阶层基于利益与理念纽带形成了跨国共同体,部分人以“全球公民”自居,却日渐脱离于普通大众。各种形式的移民空前增加,社会族群与文化构成日趋复杂。传统的社会纽带、身份认同和价值理念也在经受极大的冲击和考验,引起普遍的社会焦虑。面对实现个人价值、保持开放包容与维护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在各国以不同方式都有所表现。一方面,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价值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赤裸裸的来自政府的思想专制,而是各种极端势力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保守思潮。基于现实需要,国家作为集体与秩序的核心象征也就越来越为一部分人所重视。

冷战结束前后,西方世界逐渐出现了保守势力的回潮。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过去多年的基本趋势是基于“个体至上”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且将这种趋向绝对化和过度理想化。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极端化刺激了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社会价值观混乱、道德水准下降刺激了不满与反弹。同时,随着个性解放与自由化不断推进,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化的社会,而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等并不足以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挑战,因而动摇了自身的核心地位。一方面,文化多元主义设立了林林总总的政治标准,有时不免过分限制社会辩论空间,压抑了社会意见的表达与情绪的释放,失去了包容性与开放性,结果使自由主义走向了“自我封闭”的反面,并无助于纾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实质性的理念冲突和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文化多元主义又很容易蜕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过度的个人或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引发了各阶层的普遍忧虑,担心它将威胁到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政治忠诚与社会稳定。

在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受损者与受益者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往往还存在价值冲突甚至道德分歧。以底层白人劳工为代表的受损阶层更倾向于支持极端保守的、本土与传统取向的右翼立场。当前,在欧美,诸如同性恋婚姻、堕胎、移民以及环境保护等非经济议题已经跨越了不同阶层,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建立在身份政治、单一议题政治的基础上,在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全面对峙,其根源之一在于自由主义在鼓励文化多元与宽容的同时,造成了剧烈的身份危机和在非经济议题上的价值冲突。

在非西方国家,文化与价值观的失调与冲调可能比在西方国家还要复杂。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性的地方化,以及不同文化因素的直接接触与冲撞。外部冲击刺激了要求恢复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情绪,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与思想因素的复兴。亨廷顿就在一些人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警告文明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冷战之后,宗教迅速在许多地方填补了人们在政治思想认同方面的空白,宗教问题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不断增强,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净化,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并日渐政治化甚至暴力化、极端化。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已经充分证明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所具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文化冲突也显现在西方世界内部。今天西方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特有的一套制度和信念,而这又离不开欧美社会中诸多基本的文化共识。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和亚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将与西方传统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带入西方世界,对其构成了新的挑战。欧美社会人口—族群—宗教结构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族群政治与宗教政治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分歧的主要方面。新增移民加上不同族群出生率差异,使得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白人族裔人口比例下降、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上升的现象。这些少数族裔在其所在国经济地位较低,宗教、文化特性更使他们同主流社会难以融合(文化多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这种融合)。特别是由于经济和文化等原因,一部分快速膨胀的穆斯林人口仍然难以建立起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认同,他们往往把宗教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结果,欧美民众对日益增长的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普遍的集体性焦虑,例如2015年秋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保守势力的恐慌与反弹。

在美国,一方面是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主义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长期被视为各种移民的“大熔炉”。但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凸显,身份与政治认同问题在美国日渐突出。具有不同族群、宗教、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少数族裔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已成为美国难以回避的政治挑战。美国人口的主导族群担心在政治上失去主导地位。族裔多元化及新移民的涌入还使得同性婚姻、堕胎、枪支管制等传统争议进一步复杂化。对在美国人口结构中比例不断缩小的白人蓝领阶层而言,开放多元的社会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却带来了道德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而且在文化价值与身份地位上也面临巨大的威胁与刺激。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相交织,产生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政策两难。

非洲裔的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被普遍视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经济复苏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这一象征性事件反而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白人民众中关于“真正美国人”的焦虑,唤醒了在种族和宗教信仰双重意义上的“本土主义”思潮。特朗普的成功就是利用了这种民粹思想。在对传统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催化下,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理念通过驱逐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涌入等反全球化措施为更多选民所接受。特朗普提出了包括反对公民出生地原则、强化边境执法、美墨边境筑墙、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计划,声言确保就业机会不被非法移民夺走、国土安全免于外来威胁。这些又引发了部分自由派社会群体的反弹,制造了新的政治僵局。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的当政,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角逐,甚至激化了二者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

随着走向极端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日渐暴露出其弊端,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正在走向瓦解,对于社群和国家的强调成为各种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直到今日,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而言,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政治认同。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其他政治认同发生冲突时,国家认同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是集体救济和干预的依靠,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虽然全球化加剧了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每个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公民资格。政府依然掌控着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化工具,国家依然是强大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在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冲突、某些群体出现分离倾向时,国家的地位和角色又受到另一些群体的重视,从而表现出某种乱象。文化多元主义的困境与认同及价值观政治的重新兴起使国家再次回到政治辩论的中心。

五、结论

“新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演进,在群体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主权与人权关系方面,出现了内在失衡。国际秩序面临调整转型,今天的世界或许正处于某种大调整和大变革的前夜。本文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结果,是“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历史形成的基础被动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深层矛盾的反映。当前强调国家与主权的复兴,对自由主义某些价值与规则的质疑,是“自由国际秩序”失衡发展的产物,其根源是这一秩序在冷战胜利之后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等影响所发生的转变。

自由主义秩序危机是全球经济政治长期变化的结果。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取得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双重胜利。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新古典自由主义”压倒“社会自由主义”,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传统主权规范构成冲击。但无论是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还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等,在持续推进过程中又制造了系列新矛盾。“自由国际秩序”的扩展片面失衡,全球化的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随着美国霸权日渐松动,鼓吹“市场万能”和对基本社会公正的贬低越来越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与制度安排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反对。国民国家依旧是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和国际权利与义务的主要载体,各种形式的负反馈与“反向运动”共同促使国家作用与国家主权重新得到强调。

不过,对“自由国际秩序”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应片面夸大。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后的系列事态发展表明,虽然自由主义面临挑战,但它仍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有其内在的弹性和韧性。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力量的交锋将更加复杂尖锐。国际秩序变革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着如何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性规则与体制的挑战,使政治的全球性融合能够与经济的快速全球化进程相匹配。人们迫切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改革,需要一种更能反映社会正义和更开放、稳定、多元的秩序、规则和机制。

遗憾的是,在今天,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未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当前推动国家和主权复归的各种思潮的背景与构成十分复杂,各种反全球化运动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主张、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政治势力所推动,其批判锋芒大于建设思路,甚至还催生了反动力量。开放性、基于规则、基于多边和集体努力的自由主义特性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单纯的复归国家与主权恐怕并不能解决各种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但这一趋向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在不同价值和规则间作出必要妥协,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与稳定;相反,如果对其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则更严重的秩序危机乃至秩序崩溃也并非没有可能。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委2013年度“晨光计划”项目“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变迁机制与中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CG14)的支持。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存在的问题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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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共同缔造了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以大国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随着冷战的爆发,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各国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多边制度、规则与规范就被称为“自由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秩序逐渐向西方国家以外扩展,并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一个全球性秩序。参见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所说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表述自身立场和主张时,更多使用的是“战后国际秩序”,其官方定义是:“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其最根本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11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2015年11月10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13604.shtml,访问时间:2017年10月5日。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

一些代表性的讨论有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4); Charles. A.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第11—14页;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等。

相关代表性论述可参考Stephen Walt, “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Foreign Policy, 26 June,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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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A. Camilleri and Jim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p. 11; Robert H. Jackson, 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p. 73.有关国际社会的“宪制规则”,参见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根据俞可平的总结,挑战主权观的主要观点有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多元论、国家主权强化论、世界政府论、新帝国主义论等。参见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1期,第4—21页。有关主权问题的系统性分析,参见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唐士其:《主权原则的建立及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2期,15—27页;D·赫尔德、J·罗西瑙等:《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俞可平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国内国际政治学界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可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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