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建制主义是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最为活跃的政治现象之一。拉美反建制主义就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其代表人物包括智利前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秘鲁前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等。事实上，学者们通常把这些政治领袖所推动的政治实践称为“民众主义”(populism)
一方面，“民众主义”的概念、内涵甚至译名至今没有定论，但其核心特点就表现为反建制主义，即强调政治领袖直接动员大众反对现行建制。例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总结过与民众主义相关的六个方面，其中就包括“民众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的内容。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一般持有较为负面的看法，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极端的民族主义、非理性选择等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将采用“反建制主义”来描述拉美自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这一政治现象，并尝试回答拉美反建制主义为何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问题。
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经久不衰地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从20世纪至今，拉美反建制主义大致经历过四次浪潮。
反建制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阶段，代表人物有乌拉圭前总统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 y Ordóñez)、阿根廷前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这一波反建制主义的特点是反对与大地主和“考迪罗”(caudillo）制相关联的寡头统治方式。
拉丁美洲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大种植园、大庄园制为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拉美国家逐渐迈入工业化进程，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一些拉美国家领袖便通过动员、拉拢这些未被纳入现存建制中的新社会力量来赢得或巩固政治权力，并对原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造。
以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例，自1915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参议院选举开始，他便依靠发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现存权力机构，来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1920年竞选总统时，亚历山德里曾表示：“我希望成为一切反动精神的威胁，成为那些抗拒一切正当和必要的改革的人的威胁，因为他们是混乱和动荡的鼓吹者。”
第二波浪潮主要形成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国家数量较多，代表人物有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 del Río)、阿根廷前总统庇隆。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关联的精英统治模式。
先前的拉美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经济依旧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而跌宕起伏。到20世纪2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出口比重至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40%；像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带动了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迁。20世纪30年代，拉美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40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这六个拉美主要国家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只有37.7%。但自经济模式调整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到1980年，上述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上升到69.4%
巴西前总统瓦加斯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0年当选国家元首后逐渐颠覆了原有的政治架构，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解散国会，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新国家”。为了维护这一新建制，他将城市工人和无产阶级作为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力量来源。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他颁布了退休养老计划、最低工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等各种对工人有利的社会立法，借助这些福利政策与有效立法，巴西工人忠诚地、热心地对瓦加斯表示支持。
反建制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阶段，以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巴西前总统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主导的发展模式及其既得利益者。
20世纪30年代后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拉美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增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政府原先实行的扩张政策使经济无法持续下去，一时间对外汇的需求变得特别紧迫。拉美大多数的国家因为自己缓解危机的能力不足，于是只能通过借债来缓解外汇储备不足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居高不下的外债率。1982年，墨西哥率先发生债务危机，作为地区性大国，墨西哥的危机传导到拉美其他国家。此后十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猛增。
面对这一经济困局，西方国家给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要求推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削减之前赋予民众的社会福利，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同时增加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于是，一些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为了赢得权力并推动改革，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在关键选举前，政府大幅增加社会开支以赢得社会边缘群体的支持；而在当选之后，又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例，在1990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宣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笼统地提出“技术、诚实和工作机会”的口号。然而在胜选后，他对秘鲁经济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大举实行私有化。1992年，藤森还与军队联手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关闭国会、司法机关和地区政府，并制定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他还在几个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并派遣曾经反抗“光辉道路”的巡逻队维护秩序。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拉美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特别是在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政权纷纷出现经济困境，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也在世纪之交落幕。
这一波浪潮主要形成于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声浪中，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全球化和官僚权威统治。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拉美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偏向于依赖国际市场，各国国内的经济体系不完善且十分脆弱。改革也对社会发展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期间，失业率上升，财富分配不平衡，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第三波民主化后确立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拉美地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蔓延，一些国家的政治建制甚至堕落成谋取私利和起反作用的竞选机器
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上台为开端。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在上台执政后，他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通过电视媒体等渠道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颠覆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他利用委内瑞拉的资源优势，在石油出口中大举获利，将这些收入用于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解决穷人的医疗、饮食、教育问题等，使得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快速下降，识字率不断上升。然而建立在石油红利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单一的经济结构对整体的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大规模的政府开支也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从查韦斯执政后期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便出现恶化，直至今日，委内瑞拉依旧深陷经济困境中。在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这一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也逐渐消退。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催生了各种理论解释。美国学者罗伯特·詹森(Robert S. Jansen)将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理论划分为三代：第一代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生成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二代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形成的话语体系和追随者的能动性；第三代理论强调政治结构，侧重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解释。
对于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早期相关理论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变迁是导致反建制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以现代化理论最具代表性。根据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快速进行中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引发了大众参与的浪潮，由此破坏了传统政治权威。而在快速且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制度化的新体制无法同步形成，这就使政治统治变得不稳固，使反建制主义得以生成。
然而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至少忽略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方面，反建制主义不仅出现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拉美国家，也发生在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国家。在拉美前两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但在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同样也出现了反建制主义政权。以厄瓜多尔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前，该国的经济极为依赖农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受到极大限制。然而在此阶段，该国出现了反建制主义领袖贝拉斯科（José María Velasco Ibarra)，他计划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将大地主的土地划分为小的单位，同时要求增加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反建制主义国家，反建制主义领袖的支持者也并非只有城市劳工，同样也有以乡村农民为主要支持者的政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权。卡德纳斯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农民的支持，在他就任总统前，墨西哥政府对土地改革并不热衷，在他上任后，土地改革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1934年至1940年，卡德纳斯向80万人分配了1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无地农民从250万人减少到190万人，乡村农民同城市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
由于社会经济解释主要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所经历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处于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当时西方学界普遍运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即使同时期的依附理论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对拉美社会结构相对稳固后可能出现的反建制主义浪潮并没有认知，这就使该理论无法诠释反建制主义之后在拉美反复发生这一现象。
面对第一代理论解释的缺陷，第二代理论试图从“民众”的角度着手，探讨民众为何会支持反建制主义领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话语体系解释，其代表人物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拉克劳对反建制主义的论述源自其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他认为反建制主义并非某一特定群体政治或意识形态实践的内容，而是接合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的一种特定方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对本体论的阐述，而不是对客观实体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对抗”(antagonism）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冲突关系，在拉克劳的语境中，“对抗”是一种“外在的构成”，这种外在的构成伴随着认同的确认。例如，农民不可能天然成为农民，需要在与其他当事人的斗争中才能确证其农民的身份。
拉克劳的这一解释将反建制主义泛化，任何具有民众诉求的群众运动都能被纳入反建制主义的范畴中，但这种解释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乌拉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就认为，对于反建制主义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维度，同样也应将现实维度即底层民众被排除在现有建制之外的现实纳入解释之中。
除此之外，民众本身对于反建制主义的支持也不得不说主要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一旦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将很快撤出其支持。例如，秘鲁反建制主义的前总统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 Pérez)，他在当选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支持率依然保持在90%，但是到了1988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快速上升和经济危机的到来，他的支持率跌破10%。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关于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开始聚焦于政治制度层面，其中以探讨反建制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突出。这些理论普遍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制度接纳能力虚弱的一种表现，认为民众一旦无法通过强有力的政党被吸纳进现有政治生活，就会追随反建制主义领袖。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制度原因。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 (Sebastián Edwards）就从公共政策的视角阐释了拉美地区为何会反复出现反建制主义。他认为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拥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约束行政权力，使侵犯公民财产权、对经济拥有较多控制或单方面降低经济开放度的立法难以通过。而拉美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反复出现，则恰是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制度。
应该说政治制度解释指出了制度权威虚弱导致反建制主义勃兴这一问题，具有一定说服力。这种解释也为反建制主义反复活跃在拉丁美洲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即拉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反建制主义的经常性发生。但这一解释也同样有其缺陷，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民众的负面认知，民众被描述为短视、盲从、易被煽动的群体，并像勒庞（Gustave Le Bon)对大众群体的分析那样：“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
英国政治学家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反建制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她并不赞同迪特拉（T. S. Di Tella）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发生倒退”的论断，认为民主本身拥有“救济性”和“实用性”两面，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反建制主义能够长期存在。
现有三种分析范式提供了阐释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不同视角，但这些理论或是由于时代局限性不能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的原因，或是由于和现实存在背离导致解释力不足；要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的四波浪潮，还需要总结四波浪潮的共性特征。尽管拉美国家的反建制主义在不同时期有差异化的表现，但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共性：一是时间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均发生于经济危机或经济困境时期，在选举或政府换届时，反建制主义更是达到高潮；二是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后均会通过改变现行建制加强自身权威。这两点对于理解拉美反建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从第一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开始，反建制主义领袖都是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上文提及的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巴西前总统瓦加斯、秘鲁前总统藤森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他们分别是第一波至第四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无不以经济危机为背景，这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出现的共同时间特征。
理解反建制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就需要理解影响建制变迁的元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指出，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以及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这三者中，他将经济发展简化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将社会动员解释成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而将合法性界定成广泛共识。
第一，经济危机使原有社会中一部分建制成员成为边缘人群。每一波经济增长都会影响到两批不同群体。一批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新增的就业人群，这一群体通过就业被纳入现有建制中。然而当经济进入衰退期时，部分就业机会因遭遇危机消失，原先已被纳入建制中的群体将再次被建制排除。另一批为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创造的就业人群，这一群体会逐渐取代原有经济结构中的就业人群成为社会中的主体，将原有的就业人群排挤出建制；这也就构成了罗伯特·迪克斯意义上反建制主义运动的两股力量：一股是处于城市或具有“现代”外观区域的群体，他们自认为是现代化的受害者；另一股是处于乡村或“传统”社会阵地的群体，他们感到被现代化抛弃或远远落后于该进程。
第二，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在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大部分群体都从建制中获益，现存建制所存在的问题就会被忽略。但进入经济危机后，那些被遗忘或是未受到重视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成为关注中的话题。在拉丁美洲，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激发拉美反建制主义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增长时，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使得民众很难形成反建制的合力。然而在经济危机时，底层民众对于危机的感受要远甚于上层社会，这与他们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经济危机中，社会的不平等会被反复提及，并成为反建制主义领袖们动员群众的口号。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创造了新的问题。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铁路使农村和城市的联系紧密起来，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流动，原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也就使得以种植园和大庄园为主的新封建主义受到挑战。
由于经济危机下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建制的权威危机，权威危机导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使得社会混乱甚至失序。面对此类困局，原有建制已经无法引导国家的发展，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这就需要形成新的权威来稳定社会，反建制主义的出现就成为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反建制主义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及其权威。保罗·塔格特在描述拉美反建制主义时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格外突出政权的特定人物，其领导艺术比反建制主义者所创立的一套思想体系或者运动更为重要。
在具体实践中，上文提及的亚历山德里、瓦加斯、藤森和查韦斯在上台后都推动修改宪法，颠覆之前政权的主要建制，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总统权威，政治体制在此后完全转变成以总统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以秘鲁藤森政权为例，在藤森上台前，秘鲁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此时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和“光辉道路”日渐活跃。前者主要吸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包括当时的执政党阿普拉党的成员，后者的成员主要为山区高地居民和移民子女，两者成员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光辉道路”，该组织控制了南部和中部山区高地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对政府形成了巨大威胁。而当时的政府各部门之间、警察和军队之间关系紧张，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原因是经济危机下的权威弱化，而反建制主义实质上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重塑建制权威的一种方式。事实上，综合现有三类理论解释同样也能反映出这一论断：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的生成一般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危机；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是制度虚弱的一种表现，制度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权威危机；而从话语体系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并非一定是某一客观事物，而可能是一种方式，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奈特（Alan Knight）就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是一种政治“方式”(style) ，并不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时间或阶级联盟相连。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反复出现在经济危机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何经济危机会在拉丁美洲反复出现？为何拉美会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试图解决发展中的困境？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正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的根源。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历史来看，传统的政治社会影响对反建制主义的反复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包括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传统治理策略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
从殖民时代开始，拉丁美洲的经济就以生产农牧业产品和采掘矿产资源为主，生产结构较为单一。即使到了20世纪初，在拉美各国普遍独立近一个世纪后，经济结构依旧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为主。1913年，玻利维亚、智利、古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单一商品占出口量的70％以上，巴西、厄瓜多尔、海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该数据为60％以上，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占50％以上。
然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需要国内有足够大的市场支撑，而并非所有拉美国家都有此类市场来消费工业制成品，拉美的一些小国依然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出口，或是依赖国外市场消化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库存；二是实行这一战略需要向国外购买机器、设备等，融资资金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但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普遍忽视了传统的出口部门和农业生产，不仅使出口下降，还需要进口农产品，导致拉美经济出现收支平衡困难，只能依靠外国资本的输入，这就使拉美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状态更为严重。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以债务为指导的增长”中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拉美各国对于初级产品的依附程度居高不下，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秘鲁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8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里南、圭亚那等加勒比国家同样属于资源依赖型国家。
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拉美的社会结构。从拉丁美洲被殖民开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传统的大地产制、大庄园制等生产方式，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间巨大的鸿沟。此后，这一社会结构一直在拉美社会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拉美小农家庭所拥有的可耕地面积仅为5%，人数不超过4人的家庭农场面积仅占阿根廷可耕地面积的5%，占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占墨西哥的2%；这一数据在同时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分别达到60％和64%。
由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就给民众动员创造了条件。当经济陷入危机时，反建制主义领袖就会以此动员大众，反对现存建制，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社会福利。拉美地区就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尽管拉美各国试图通过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建立稳定的发展路径，但是基于历史和外部环境形成的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使调整异常艰难，拉丁美洲经济因此长期在世界经济的变动周期中动荡；而经济危机使建制的权威弱化，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就会在危机中凸显，给反建制主义领袖提供了动员民众的契机，这就使反建制主义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得以反复生成。
西班牙学者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在描述拉美时就说：“拉美是一个惯于走极端路线的地区……各种模式和范式在拉美泛滥。观念的转换如同时而乌云蔽日突然又晴空万里的热带气候，而这些观念上的热带气候通常是拉美人自己维持的。”
与发展模式激进变动相连的是社会政策的急剧变化。在拉美，政府的社会政策也经常发生激进的调整。左翼政府在执政期间，通常大幅增加政府补贴，出台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右翼政府在上台后，又通常大幅削减政府补贴，使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阿根廷近十年为例，在左翼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任职期间，一共推行了60个社会福利项目，共有1800万民众从中受益，仅在2015年，社会项目的转移支付金额就超过1572亿阿根廷比索，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3%。
事实上，治理策略选择上的激进性同样也容易为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创造条件：第一，发展模式的激进变动会带来政局动荡，从而影响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从拉美经济发展史来看，发展模式的转换往往带来经济的大幅波动，加速政府人员的更迭。在20世纪90年代，当拉美经济整体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国家部长更换频繁。哥斯达黎加的三位总统平均每位有18位内阁部长，乌拉圭总统平均每位有21位内阁部长，而哥伦比亚总统平均每位有40位部长。
第二，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会使民众承受剧烈的后果，易于形成对建制的不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1970年至1995年，拉丁美洲经济体平均遭受的危机数量高于亚洲国家50%，其破坏性是亚洲经济体所经历危机的3倍。
事实上，拉美国家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就将拉美经济表现欠佳归咎于西班牙遗留的文化传统，认为拉美人继承了西班牙民族精神上温顺、从众以及追求虚无的特点，缺乏北美人所拥有的那种进取心和开创性。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权威重塑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拉美民众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领袖寻求解决方案，与拉美政治文化中具有权威主义的传统有着密切关联。在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考迪罗”的政治传统，强调强人统治。沃尔夫（Eric R. Wolf）和汉森（Edward C. Hansen）曾经将拉美的政治结构界定为“考迪罗政治”，认为这种结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缺乏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下，各阶级都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权力资源来组织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强力的政治机器来决定资源的分配。
在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均认为现代化进程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基于对南美国家政治发展的实例，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理论，认为在南美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更可能是政治威权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
实际上，拉美对于权威的偏好也反映在军队的干政传统上。在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权力的塑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强权手段，主要表现形式为军事政变，或是军队扶持下的文官政权；另一种是通过动员民众的支持，主要表现形式是进行票决制公投。在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执政后，如果无法将军队纳入新的权威体系中，军队将成为新权威体系下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反建制主义政权的权威受到削弱，军人政权就会取而代之，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前，反建制主义政权基本都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即使是在民主化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002年就曾经历未遂军事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具有反建制主义色彩的时任总统塞拉亚（Manuel Zelaya）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而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2017年2月同样以图谋发动政变为由逮捕9名军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队在权威塑造中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军队与反建制主义政权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上台离不开军队的支持，至少是默许。随着20世纪军队中军人的社会成分逐渐趋于平民化以及军人总体素养的提高，军队内部产生了一批“带肩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推翻反建制主义政权也可能基于军人对国家的责任意识。拉美的军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国家政局最终“看护人”的角色，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们往往会以“挽救国家”的名义走到前台。以阿根廷1955年推翻庇隆政权为例，当时的政变将领爱德华多·洛纳尔迪（Eduardo Lonardi）将军向民众发布了“解放革命宣言”，宣称政变“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对一个受压制民族荣誉的热爱”。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拉美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传统和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传统使经济危机在拉美经常发生，建制权威不断受到侵蚀，需要寻找新权威加以重塑；另一方面，和经济发展传统相连的、固化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危机中反复成为现存建制被攻击的对象，这就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拉美又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政治文化，这就使反对现有建制、强调魅力型领袖作用的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地出现，成为民众对摆脱危机的一种期待。
与拉美其他国家不同，反建制主义政权在1973年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终结后就很少出现在智利的政治舞台上。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也曾表示：智利没有反建制主义，智利政府也没有这种想法和思想意识。智利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具有连续性，而不是新政府上台后就推翻上一届政府的很多政策，下一届政府又推翻这一届政府的政策，一次次为了讨好民众。
首先，智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处于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有强权威的控制。在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军政府上台前，智利也曾多次出现反建制主义政权，第一波浪潮中的亚历山德里政府，第二波浪潮中的伊瓦涅斯（Carlos Ibáñez del Campo）和阿连德政府，都是突出的代表。在阿连德政府执政期间，由于经济政策的大幅调整，智利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投资减少和原材料短缺加剧，国家财政储备几近枯竭。再加上工人罢工的活跃，智利的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中。到1973年，农业生产下降22%，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6%，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381%，政府积累了大量赤字。
皮诺切特上台后便实行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经历短期的经济恢复后，到了1982年，智利经济再一次陷入危机中，军政权的权威受到侵蚀。从1983年起，民众每月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反对党也以更加公开的方式开展活动，暴力和抗议周期性地在智利发生。尽管经济在此后逐渐复苏，但建制存在的问题日益被提及，诸如收入分配不公、侵犯公民权益等屡屡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焦点。在1988年的全民公决中，民众否决了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要求，1990年文人政府上台。此后的文人政府基本保持了智利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从1990年至今，艾尔文（Patricio Aylwin)政府实现7.3％的增长，弗雷政府实现5.2％的增长，拉戈斯（Ricardo Lagos）政府实现4.7％的增长，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let）第一个任期实现3.3％的增长，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政府实现5.3％的增长，巴切莱特第二个任期实现1.9％的平均增长。
其次，从次国家层面来看，智利的反建制主义的政府有日益增强的迹象，似乎也不能逃脱反建制主义浪潮。
在2016年智利第二大重要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市长选举中，出生于1985年的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学生运动领袖豪尔赫·夏普（Jorge Sharp）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并以超过54％的选票高票当选，而原市长在选举中仅获得22.4％的选票，震动智利政坛。夏普被称为“人民市长”，他在胜选后表示，两大寡头垄断的政治格局已经结束，一股独立于政党的、由人民组成的新政治社会力量出现了，并会从瓦尔帕莱索走向全国。英国《卫报》将他的当选形容为一场“寂静的革命”。
其实在夏普当选前，智利政坛已经出现了多位年轻的反建制主义政治人物。在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智利共有四位学生运动领袖当选众议院议员。这四位学生运动领袖均出生于1986年后，其中最年轻的卡米拉·巴列霍（Camila Vallejo)出生于1988年，在智利国内享有很高声望。卡米拉是2011年智利学生大游行的重要领袖，这场大游行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供免费教育，西方媒体甚至称她为“智利的切·格瓦拉”。
在2017年的智利总统竞选中，于2013年刚刚当选参议员的无党派人士、前媒体人亚历杭德罗·吉利尔（Alejandro Guillier）成为民调排名前三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他不仅强调改变现状、重塑社会信任，还在竞选期间与乌拉圭反建制主义前总统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举行了会面，路透社因此称其为反建制主义总统候选人。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的一种方式。从四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来看，拉美反建制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反建制主义普遍发生于经济危机下，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第二，当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后，都试图颠覆原有建制并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构；第三，在意识形态上，拉美反建制主义并无固定的特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能与其相融合；它的支持者也没有特定的群体限制，除了工人阶级，也有农民、中产阶级等其他中下层民众，是广泛的阶级联盟。此外，拉美反建制主义与其他地区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周期性地出现，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一种反复存在的政治现象。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反复出现，归根结底在于拉美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和发展传统：由于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对外依存的传统，拉美的经济危机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动反复出现；由于拉美在治理策略上具有激进性的传统，政策的转变较为激烈，民众在激进的政策变化中受到的冲击明显，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拉美政治文化又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受到“考迪罗政治”的影响，民众偏好政治强人，寄希望于强势领袖来摆脱国家困境。当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建制权威受到削弱时，就需要新的力量来重塑建制权威，诉诸强势的反建制主义领袖就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拉美，权威重塑的方式一般有两种：通过军队的强权手段，或是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在票选民主日益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准则后，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权威已经很难获得各界认可，通过群众动员进而寻求权威重建就成为唯一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如果拉美的这些传统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拉美反建制主义也将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周而复始地勃兴在拉美大陆。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原因通常是内生性的，即拉美国家自身的发展问题或国内的社会矛盾。在之前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中，尽管也有反建制主义领袖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寻求支持，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将外国公司拥有的石油公司国有化，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将外国公司拥有的电力、天然气公司国有化等，但这些措施主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排外本身并不构成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核心。然而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由于他实行了较为极端的针对移民的政策，不仅宣称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并让墨西哥政府支付高昂费用，还宣称将大规模逮捕并驱逐非法移民，其中大量非法移民就来自拉美国家，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外生性因素开始显现，其中以墨西哥尤为突出。在墨西哥国内，针对特朗普的这些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反美情绪，从政府到民间都号召民众使用墨西哥品牌，抵制美货。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对反建制主义普遍存在负面看法，特别是将拉美反建制主义与独裁和不民主联系在一起，认为反建制主义会给国家造成灾难。然而任何建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建制危机的发生是建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对建制的调整与更替也就成为政治发展的必然。在拉美，反建制主义是建制调整的一种选择，是民众以期获得更好统治的一种变更。建制本身就不存在某种绝对性，只有将反建制主义置于历史的背景和国家所处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存在。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16XNF006)的研究成果。感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钱雪梅副教授和《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文章的疏漏和不足概由作者负责。
关于“populism”一词学界有不同的译法，包括“民粹主义”“人民党主义”“平民主义”等。拉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普遍译为“民众主义”，本文故采纳此种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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