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加剧，亚太地区体系结构压力增大，亚太国家如何应对中美竞争越来越值得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受中美竞争所导致的体系压力影响小，一些国家却受体系压力影响大。显著体现在过去一段时间，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基本保持稳定，而一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却波动明显。以东南亚十个国家为例，2012—2017年，比较稳定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柬埔寨、老挝，而比较动荡的国家有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缅甸。^①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同样是面临着地区体系结构压力增大的国际环境，也大多采用对冲战略，为何一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容易实现左右逢源，而一些国家却易于陷入左右为难。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为何一些东南亚国家能够在中美之间实行稳定的对冲战略。

以往对于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如何进行战略选择的原因主要是从体系结构的视角进行分析，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二元格局被视为影响东南亚国家如何应对中美两国的重要影响因素。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观点盛行已久，主要是指东亚地区国家多数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或对冲战略，也有学者因此提出东亚地区应该实行中美双领导模式。不过对于东南亚地区是否为“二元格局”及其对东南亚各国的对冲战略的影响机制等问题尚需深入探讨。

一是东南亚国家是否真正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这不仅涉及如何评估“经济上靠中国”和“安全上靠美国”的指标问题，也需要探讨这个“靠”的程度问题。事实上，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在经济上未必靠中国，在安全上也未必靠美国，或者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领域，对中美两国都有需求^①，左右逢源的现象比较明显。二是即便东南亚国家选择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这是由中美互动所塑造的体系结构所决定的，还是东南亚国家的自主选择呢？换言之，东南亚国家在二元格局中的战略选择到底是由体系结构决定的，还是国家战略自主性———国内政治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是由地区体系结构所决定的，那么体系结构对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也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大多倾向于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不过面临的问题是，并非所有东南亚国家都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特别是当地区体系结构压力不断增大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安全两种战略偏好兼顾的难度增加，一些国家很有可能从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甚至是选边站队，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将出现波动，不过另外一些国家受地区体系压力波动影响并不明显。如果是受国内战略需求影响更多，东南亚国家如何选择与中美发展关系，更多是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一般而言，不管中美竞争所导致的体系结构压力大小，这些国家都会尽可能地提升战略自主性，谋求与中美两国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但现实中又经常出现一些国家选边站队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受到的地区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自主性存在差异呢？三是如果国内政治对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影响，那么影响国内政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国内政治在哪些领域影响更为强烈？具体如何影响？相对而言，国内政治因素广义上包含单元层次的所有因素，包括国内政治结构、政党结构、领导人、国内制度、国家战略偏好等多种因素。在政治、安全、经济等不同领域中，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强弱也有所不同。

显然，探讨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需要超越仅仅基于地区体系结构的视角，要更多地考虑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这样才能清晰地分析东南亚国家应对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在二元格局中，同样是采取对冲战略，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左右逢源，一些国家却容易左右为难甚至不得不选边站队，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也有利于理解东南亚国家应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时的选择逻辑。本文主要针对为何一些东南亚国家能够在中美之间实现稳定对冲战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分析。文章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分析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原因的既有研究及其不足；第三部分从国内政治视角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第四部分基于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分析东南亚国家采用对冲战略的原因；第五部分是案例分析，基于2012—2017年东南亚六国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二元格局的形成源自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在地区经济与安全领域各具优势且缺少包容性，由此造成地区安全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长时期的脱节。^①不过二元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中美邻实力对比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②。东南亚二元格局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影响，还会影响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于中美两国而言，由于二元格局的持续存在且双方对此都心存不满，这导致双方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加剧，并且基于阻止对手获得主导权而采取拒优战略。^③

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而言，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的逐渐清晰化，一些行为体会更多地从主导权竞争的视角看待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赋予经济竞争以政治安全方面的含义，地区制度会被有些国家作为制衡工具来使用。^①这折射出东南亚其他国家对于二元格局并非被动接受，其战略行为同样也会影响和塑造二元格局。“二元格局的形成与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不无关系，这一格局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②

东南亚国家在二元格局下的战略选择非常多元化，实施对冲战略也更为明显。对冲战略是指用两面下注的方法，达到制约和阻碍对手的目的。^③有关对冲战略，国内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涉及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④国家之所以采取对冲战略，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或规避风险。^⑤对冲战略可以被视为一种战略风险应对，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旨在避免国家必须在制衡、追随或中立等更明确的策略中作出选择的策略。^⑥相对而言，目前有关对冲战略的研究更多是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战略，而对于这些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双向对冲战略的研究较少；更多关注对冲战略的方式或手段，而有关对冲战略的原因或逻辑的研究不多；更多关注单个国家的对冲战略，而对多个国家的对冲战略缺少比较分析。

有关对冲战略的研究较多地体现在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研究当中，这些研究大多认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对冲战略。^⑦这反映了东南亚国家作为相对弱小的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① “对冲兼具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常政治操作，即组合使用经济接触、制度羁绊和间接制衡等手段，为自身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得利益和保障。另一方面，对冲还是一种转变力量，多种对冲手段的使用滋生或加重了东亚二元格局的不对称强化、地区制度的工具化和制度过剩、规范建构路径的衰退以及不确定性的累进等困扰东亚国际关系进程的诸多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对冲本身难以为继。”^②相对而言，目前对于对冲战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需要区分不同国家的对冲战略的差异，比如有学者将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分为强劲型对冲、谨慎型对冲和脆弱型对冲等几种类型。^③也有学者将美国对华对冲战略分为“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和“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④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无论是对华还是对中美两国的对冲战略还是有所不同，将对冲战略的类型进一步细化有助于更好地比较研究对冲战略。

不过对冲战略不仅适应于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实际上也适应于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对冲，以此平衡与多个大国的关系^⑤，降低大国竞争对本国利益的冲击^⑥。这种双向对冲（也可以视为平衡战略^⑦）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较大的战略自主性，避免过于依赖某一大国，从而可以相对周全地满足国家的多种战略偏好。^①受二元格局影响，东南亚国家大多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以便同时获得经济和安全上的双重收益。不过应对二元格局，东南亚国家虽然大都选择对冲战略，但具体手段却有所不同，从而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对冲战略呈现不同类型。相对于对冲战略本身，更值得研究的是东南亚国家采取对冲战略的逻辑或影响因素。目前，有关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选择原因的讨论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结构现实主义视角认为中美两国互动所形成的二元格局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主导性因素。^②东南亚国家可以采用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竞争的外部环境，不过仅仅以体系要素来解释国家的战略或政策，忽视了行动者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③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即便面临着相同的地区结构和体系压力，国家对于体系压力感知也存在差异。比如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东南亚国家可以分为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两组，对冲战略的选择迥异。^④

二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认为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选择受到体系结构压力和国内政治的共同影响。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都认可体系结构压力对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有所不同的是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压力（体系压力）能够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⑤，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认为除了结构压力外，还需要考虑国内政治的因素。国内政治被认为是联结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①体系压力如何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提出了体系压力与战略偏好、战略空间与利益诉求、相对能力与威胁认知、体系压力与国家利益、体系压力与国家脆弱性、经济预期与威胁感知等多种解释。^②由于中美在东南亚地区形成的是一种弱对抗体系，这使得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存在一定空间。总之，中美战略互动塑造了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中小国家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尽可能地维持国家的战略自主性。^③对于中美两国作为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其他国家不仅接受而且试图强化中美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④，试图保持对其有利的二元格局。这也反映了其他国家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中美竞争所塑造的地区体系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甚至有时会利用中美在不同领域的分化情况获取好处。

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主张结合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两大因素来理解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不过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的各自影响程度和相互关联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将体系因素和单元因素统筹考虑一样，双层博弈理论也主张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①，这对于理解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特别是一些重要政策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三是联盟政治的视角。联盟政治认为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深受联盟关系影响，是否与美国存在联盟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对于美国亚太联盟而言，双边不对称联盟的特点突出，美国作为联盟中的主导者，其对盟国对外战略的影响不容忽视。^②美国基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需要，对盟国的战略协同要求也在提升，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争取盟国支持。^③郑在浩（Jae Ho Chung）基于对华贸易依赖程度、海外华人规模、政权性质、领土争端、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这五项变量的分析，发现联盟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可以根据对华政策将东南亚国家分为制衡国、消极对冲国、积极对冲国和追随国四类，美国的正式盟友倾向于制衡中国，非正式盟友对冲中国，而非美国盟友倾向于追随中国。^④

不过基于联盟政治的视角来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面临着两点问题：一是无法解释不存在联盟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选择，存在联盟关系和不存在联盟关系的国家的对冲战略并非泾渭分明；二是即便存在联盟关系，对冲战略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同为美国的盟国，泰国和菲律宾的对冲战略就显著不同。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更多聚焦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对冲战略，对中美两国同时进行对冲战略的研究较少；更多关注对冲战略的方式，有关对冲战略的原因或逻辑研究不多。结构现实主义视角无法解释，同样是实施对冲战略，为什么国家间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虽然主张结合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因素来分析国家的对冲战略，但对到底是体系结构还是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更强，或者在不同问题领域的影响强弱，缺乏分析。联盟政治的视角虽然区分了是否存在联盟关系对于这些国家对冲战略的影响，不过即便是不存在联盟关系或存在联盟关系的同类型国家，对冲战略也是千差万别。如同为美国东南亚盟国，泰国和菲律宾就有所不同；同为非盟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等的对冲战略也不尽相同。综上所述，这些解释对于理解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应对中美竞争的战略选择的原因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如果不对国内政治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就很难对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差异性及其原因进行较为准确的把握。

尽管国内政治因素日益受到重视，不过国内政治十分复杂。对于国内政治存在多种理解。“从广义上讲，国内政治变量可以被归为物质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两大类别，具体而言则涉及国内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领导人认知等不同类型的因素。由于缺乏核心概念会损害研究纲领的一致性和凝聚力，这也会成为其他理论质疑这种理论的焦点。”^①

与此同时，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也存在多种视角。“一是研究国内决策过程和官僚政治；二是研究国内社会规范因素对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政策行为的影响；三是从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联系入手，研究国家身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②比较典型的有双层博弈理论，这在外交谈判分析中被广泛运用。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的复杂性和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对于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或政策关系的研究议题相当广泛，逻辑关系也不一而足，但基本共识是认可国内政治影响的重要性。

基于国内政治视角探讨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采取对冲战略的原因，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将国内政治作为体系因素的中介变量相比，国内政治的视角更看重国家的战略自主性，认为国内政治因素可以相对独立或超脱于体系因素发挥作用。东南亚中小国家对自身独立性的追求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对冲战略^①，主要观点有五个方面。

一是国家利益导向是决定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如何实施对冲的决定性因素。杜特尔特上台后为何调整对华战略，由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回归双向对冲，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由菲律宾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国家利益导向所致。^②一般而言，东南亚国家对经济利益的重视会促使其更加倾向于增进与中国的关系；而对安全利益的重视则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等因素，使其更有可能增强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持防范态度。

二是政府领导人被认为对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影响很大。有研究发现，相比于体系结构因素，一国领导集团的更迭是促成该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③实际上领导集团更迭的影响不局限于对华政策调整，也涉及应对中美两国的战略调整。如新加坡在李光耀时期的中美之间对冲战略是左右逢源，不过在李显龙时期，特别是最近几年，新加坡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变得有点左右为难。^④杜特尔特上台后对于与中美两国关系的调整，也被认为与杜特尔特的个性有着重要关系。

三是国内政权合法性也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郭清水（Chen-ChweeKuik)认为，地区大国之间的相对力量对比并非中小国家采取对冲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更加关注国内政权合法性，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政治需要。^①如越南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态势与越南领导集团对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密切相关。^②而菲律宾在阿罗约和阿基诺三世的南海政策呈现强烈的反差，关键原因在于国内政治的权力斗争影响，南海政策被国内权力斗争所绑架和污名化，影响到国内政权的合法性。^③越南采取对冲战略的原因被认为与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无关系，越南不仅需要维持经济和安全的平衡，也需要维护越共统治的稳定。^④不过对于国内政权合法性因素的分析，需要考虑到不同政权类型的差异性。相对而言，民主政体的政权合法性受国内民众态度的影响更大一些。

四是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安全威胁认知和利益诉求或预期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冲战略选择。^⑤有研究认为，“对华威胁感知高、经济预期低，可能倾向于制衡中国；对华威胁感知低、经济预期高，可能倾向于采取对华追随的政策；对华威胁感知高同时经济预期也高，或者对华威胁感知低同时经济预期也低，可能倾向于采取对华对冲战略”^⑥。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与东南亚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也使得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会依据中美双方对其的威胁和利益呈现不同态势。

五是选民的诉求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于民主国家而言，选民的态度对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构成了国内观众成本。^①有学者比较了南海争端中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制衡的差异性，认为原因在于三国的反华民族主义的强弱和对（地区）领导权的诉求，呈现军事制衡、安全合作和制度制衡三种。^②对于实行选举政治的国家而言，选民的诉求是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的影响不容忽视。

当然，国内政治因素非常复杂，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往往受到多种国内因素的复杂影响。比如从菲律宾国内政治视角探讨南海争端，国内政治的权力斗争只是一个方面，“家族政治集团、非政府组织、能源利益集团、军方及外交决策主体是影响菲律宾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国内政治因素”^③。“印尼的对华政策则被认为深受国内政治影响，民族主义、多元的国内政党和行政区利益、军人集团是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④上述国内政治的视角有助于更加具体地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战略或者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不过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国家利益的视角缺乏对利益关系较为精准的衡量，对于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权衡；二是政府领导人更迭对于其对中美两国对冲战略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性，一些国家相对另一些国家而言，政府领导人更迭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三是政权合法性的视角需要考虑到不同政权的差异性；四是威胁认知与利益诉求的评判还有待细化；五是选民诉求所形成的观众成本在不同国家的传导效果有所不同。

对于国内政治作用的争论还在于它和体系因素的影响孰强孰弱。有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体系因素的作用更强。“如果说体系层次的外部制约为中小国家战略选择设定了大致的方向和范围，那么国内政治要素会影响具体战略选择的时机和手段。”^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国内政治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影响，整体上看，冷战结束后，各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其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性更大，领导集团的更迭是促成该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②国内政治视角重视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足之处在于国内政治因素十分广泛，众多国内因素和对冲战略之间的逻辑关系缺乏分析，一些国内因素对于理解单一国家的对外政策或许有用，但对于理解多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对冲战略则存在一定的难度。

综上所述，虽然引入国内政治因素很有价值，但国内政治因素的复杂性也使得如何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对外战略或政策的路径存在多样性，领导人个性、利益集团、观众成本、家族政治、政党斗争等都是重要的分析路径，这些或许对于分析一国的某种外交政策会比较有用，但比较分析多个国家的某种战略或政策则需要对国内政治因素进行理论提炼。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安全大多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说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安全不取决于中美两国，因而在二元格局中拥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对冲战略很有必要，但是国内政治的何种因素及其如何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则需要深入探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尽管中美竞争所形成的体系压力对他们的战略选择会有影响，但由于目前东南亚地区难以形成紧密的两极体系，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对于各自的战略选择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鉴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东南亚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原因还是需要寻找一些共同变量。相对而言，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被普遍认为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③这一思路有助于从国内政治视角来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本文将主要基于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来分析东南亚国家应对中美的战略选择。对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而言，适宜的战略选择一般都是要基于本国的战略偏好和利益关系而作出的。考虑到上述的国家利益诉求、政府领导人、政权合法性、选民诉求等国内政治因素，可以发现，其最终政策产出显著地体现在战略偏好上，而东南亚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利益关系则深受战略偏好影响。

国家的战略偏好研究基本是两种路径。一种是现实主义路径，认为国家的战略偏好主要由外部环境塑造，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特别是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家的战略偏好。另一种是国内政治路径，认为社会利益或压力影响了领导人的选择，领导人为了获得政治支持，需要考虑政党支持和国内公众意见。^①在实施选举政治的国家，政治家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政治权力，这也决定了其在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偏好。^②国家的战略偏好实际上是国内政治决策的结果，政权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的战略偏好选择。在安全偏好和经济偏好之间，如果安全需求和安全利益更为凸显，领导人会更注重安全偏好，为了安全的需要会舍弃部分经济利益。比如，中美两国的安全分歧增加，会引发东南亚国家国内公众对安全利益更加重视，领导人为了政治支持，在政策制定时会更多考虑安全偏好，如增加军费开支、增强安全合作、降低与冲突国家的经济联系，等等。当东南亚国家安全环境改善，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会增强，领导人出于政治支持的需要会迎合民众的诉求，在政策制定时会体现经济优先，比如缓和与冲突国家的安全分歧，在政府开支中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等。

至于国内政治对共同利益的影响，主要在于国内群体对安全与经济利益的不同追求会影响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二元格局中的不同优势，一般而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东南亚国家更倾向于增进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有着较为强大的资源；而对安全利益的追求则会导致其更倾向于增进和美国的关系，地理距离、历史关系、领土与海洋争端等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安全威胁认知。

相比于以往基于国内政治视角的研究而言，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两个变量来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可能存在三点优势：一是将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的因素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判断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往的研究对战略偏好和利益关系虽有所关注，但将两者结合进行分析的相对较少。二是对战略偏好进行了测量，使得对于东南亚各国的战略偏好判断会更加准确，也便于进行比较研究；既有研究虽然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偏好进行了分类，但鲜有对各国战略偏好强度的测量。三是对共同利益的分析兼顾了经济与安全利益，并尽可能地对共同利益进行了赋值，进而能够更好地比较东南亚各国与中美两国各自的共同利益关系；以往对于利益关系的研究相对笼统，缺乏对东南亚国家最为关注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筹考虑。

东南亚国家对二元格局感受最为明显，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基本都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而在安全上大多都与美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过这些国家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却呈现很大的差异性。2012—2017年，比较典型的不稳定国家有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比较典型的稳定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泰国。而柬埔寨、老挝，由于基本上还是和中国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在中美之间目前还不构成明显的双向对冲战略。比较这两组国家的对冲战略，能够找到一些国家能实施稳定对冲战略的原因或逻辑。

本文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主要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两个因素进行分析。战略偏好对国家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国家的战略偏好并不是由体系结构所决定的，而是会受到多种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有些研究表明，国内制度如何将国内行为体不同的政策偏好转化成国家偏好，国内结构是重要的约束性条件。^①

本文认为，决定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实行对冲战略的基本因素是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战略偏好主要是指国家的战略需求的优先关注点，不过对于战略偏好包含哪些因素以及如何确定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战略偏好是指一国在几种主要战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主要包括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①而在二元格局中，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偏好主要被分为安全偏好和经济偏好。如有研究认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和对中国的利益诉求。^②本文将国家的战略偏好主要区分为安全偏好和经济偏好，并且对不同偏好的强度赋值。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战略偏好，是基于二元格局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两种偏好的统筹存在困难。比如，决定东南亚国家对华对冲战略逻辑的主要是对华经济预期和威胁感知两大因素^③，反映了这两种战略偏好对于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并且这两种偏好既分化又相互影响，比如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密切会降低其在安全上与中国的对抗程度和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意愿。^④

国家的战略偏好首先取决于国家本身，其次才会受战略环境或体系结构压力等因素影响。安全偏好包括国家所追求的安全目标和对安全利益的认知。经济偏好主要是指国家对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经济关系的需求和对经济利益的认知。安全威胁认知对于安全偏好具有重要影响，比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对于所谓的“中国的安全威胁”不同程度的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对华战略选择。^⑤不过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偏好而言，需要明确的是，对所谓的“中国的安全威胁”的认知虽然对这些国家的安全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中国并非这些国家全部的安全威胁。在本文研究中，主要依据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财政开支的比例来测量国家的安全偏好强度，一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体现了其对安全威胁和安全利益的重视程度。就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状态来看，除了一些国家内部存在局部武装冲突外，国家间基本没有爆发军事冲突，因而军事开支基本保持平稳状态，也能够反映其较为稳定的安全偏好。不过一旦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变差，国内对安全利益会更为重视，安全偏好就会增强；而一旦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改善，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就会下降，安全偏好会变弱。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安全偏好与经济偏好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也即当国家的安全偏好增强时，经济偏好会有所降低，当安全偏好降低时，经济偏好则会增强。

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财政开支的比例体现了国家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也显示了国家安全偏好的强度。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开支比例在20%以上，赋值为1.0；在15%~20%，赋值为0.8；在10%~15%，赋值为0.6；在5%~10%，赋值为0.4；在5％以下，赋值为0.2。^①东南亚八国的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见图1。

图1

东南亚八国的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

经济偏好的测量主要考察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反映其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越密切，也越有动力追求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国内支持与选民对经济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因而政府的对外政策需要不断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强度，也影响了国家对外政策中的经济偏好强度。

对于一国的经济偏好而言，主要考察该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情况，以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测量指标。依据对外贸易总体依存度，经济偏好可以作如下赋值：对外贸易总体依存度在100％以上，依存指数可赋值为5，经济偏好赋值为1.0；在75%~100%，依存指数可赋值为4，经济偏好赋值为0.8 ；在50%~75%，依存指数可赋值为3，经济偏好赋值为0.6；在25%~50%，依存指数可赋值为2，经济偏好赋值为0.4；在25％以下，依存指数可赋值为1，经济偏好赋值为0.2。^①东南亚八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见图2。2012—2017年东南亚八国的战略偏好赋值见表1。

图2

东南亚八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除了战略偏好之外，共同利益也是影响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①在二元格局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两种。东南亚国家与中美两国都存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非简单地认为和中国只存在经济利益，和美国只存在安全利益。不过东南亚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存在差异。“面对中国崛起，周边国家的利益诉求、利益排序和对待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度存在差异，它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各有不同。这也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是对中国的友好程度与该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与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疏离程度相一致。”^②

就经济共同利益而言，主要考察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例，具体而言：20％以上，赋值为5; 15%～20%，赋值为4；10%~15%，赋值为3; 5%~10%，赋值为2; 5％以下，赋值为1。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双方贸易的相互依赖中，这种相互依赖意味着双方处于互惠或互损的关系中，经济贸易联系的中断将给双方带来较大影响。^③

安全利益由安全合作和安全冲突两方面构成。其中安全合作赋值如下：紧密的联盟关系（存在驻军、联合作战、紧密的联盟合作机制），赋值为5；一般联盟关系（联盟合作机制一般、军事演习制度化），赋值为4；松散联盟关系（军事演习较少、领导人沟通较少、相互战略支持有限）或紧密的安全合作伙伴，赋值为3；一般性的安全合作（存在军事演习、军事热线、传统安全合作），赋值为2；存在非传统安全合作，赋值为1。安全冲突赋值也可以分为五等：存在激化的领土主权冲突，赋值为-5；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但未激化、极为重要的涉第三方的领土主权冲突或核心安全利益冲突，赋值为-4；在地区安全机制、秩序方面存在重大冲突，赋值为-3；在地区安全机制、秩序上存在冲突，存在传统安全冲突但不涉及领土主权，赋值为-2；存在非传统安全冲突、安全合作分歧，赋值为-1。

综上所述，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主要依据这些国家的战略偏好和他们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关系。一些国家更容易左右逢源，维持较为稳定的对冲战略，基本上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假设1：与中美双方没有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

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主要是指国家间存在激化的领土主权冲突或严重损害维护领土主权能力的冲突。^①由于领土主权争端比较敏感，涉及国民感情，使得各国政府在解决领土争端时面临着内外压力。相对而言，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存在核心安全利益冲突的国家较美国更多。美国基本上不和东南亚国家存在领土主权争端，这也使得其在安全领域能够与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态势。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稳定的对冲战略实施需要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不存在核心安全利益冲突。否则，一旦领土主权争端激化，对国家间关系将形成负面影响，稳定的对冲战略也难以实施。如果双方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但长时间保持克制或搁置状态，则不被视为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

假设2：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是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发展关系时最为关注的两种利益。相对而言，经济利益的分化效应不如安全利益明显。国家的经济偏好较强更有可能促使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而安全偏好较强则会导致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更具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的对冲战略，依赖于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在东南亚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中，领土争端问题极为敏感。不同的战略偏好会影响国家对领土争端的政策。相对而言，经济偏好较强使国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出克制并愿意作出让步。安全偏好较强时，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的比值大小和来自争端相对方的安全感的高低对领土争端解决意愿有着不同的影响。^①即便不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安全偏好强于经济偏好，会使得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利益分化更有可能加剧，在中美之间也难以持续左右逢源。

假设3：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相差不大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要想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对冲战略，还依赖于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情况。如果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关系相差较大，这会导致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开展合作的动力有所不同，在中美之间难以形成明显的双向对冲，在中美之间实现双向的稳定对冲战略也缺乏保障。至于共同利益相差的标准，以其与中美两国一方的共同利益占其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2/3为上限，如果其中一方超过2/3，可以视为共同利益相差大。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要想在中美之间维持稳定对冲战略，需要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否则只能实施动荡对冲战略。所谓稳定对冲战略是指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多数时间基本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实现受中美竞争影响不大，能够从中美双方获取好处从而呈现左右逢源态势。动荡对冲战略是指东南亚国家难以持续地与中美两国同时保持稳定的关系，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实现受中美竞争冲击大，其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出现相互抵消情况，呈现左右为难的态势，甚至不得不选边站队。总之，东南亚国家如果能较多地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其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就会更强，其对冲战略受地区体系压力的影响就会更弱，换而言之，国家战略自主性越强的国家会更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对冲战略。东南亚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逻辑见图3。

图3

东南亚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逻辑

目前，东南亚国家在二元格局下大多采取对冲战略。2012—2017年，与中美两国保持比较稳定关系的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泰国，可以视为左右逢源的稳定对冲战略典型；而出现不稳定的国家有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可以视为左右为难的动荡对冲战略典型。^①一旦左右为难都难以为继，则会出现选边站队的局面。越南和菲律宾主要是因为南海争端，新加坡则是因为装甲车事件、介入南海争端等，与中国的关系有所恶化。本文主要对东南亚六国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进行分析，比较分析稳定对冲与动荡对冲两组国家，从而检验能够在中美之间实行稳定对冲战略的条件。

在安全利益方面，东南亚国家虽然普遍对美国更为信赖一些，但极少有国家在安全方面愿意和中国对抗，即便是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的越南和菲律宾两国，在安全方面也并非一味地持续与中国进行对抗，甚至还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在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时也会保持一定的限度，避免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东南亚各国与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利益实际上涉及安全合作和冲突两个维度，对此分别进行赋值，才能较为全面地评估东南亚各国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

(1)印尼。印尼有着地区大国的抱负，不希望大国竞争加剧恶化地区安全局势，因而在与中美两国都开展安全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限度，避免在安全方面过于依赖中美任何一方。在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方面，在双方全面伙伴关系建设的推动下，美国和印尼在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培训、军事援助等方面形成了合作，其中军事演习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②，因而两国的安全合作可以赋值为2；不过两国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不乏分歧，安全冲突可赋值为-1。在与中国的安全利益方面，在安全冲突方面，中国与印尼两国存在专属经济区冲突，不过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态度相对温和，并且积极充当调停者的角色^①，因而两国的安全冲突可赋值为-1；近年来，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安全合作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安全、防务安全磋商、联演联训方面形成了一些合作^②，因而两国的安全合作可以赋值为1。

(2)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缺乏像印尼那样的地区大国抱负，其安全威胁更多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方面，开展了军事培训、军事演习（未形成制度化的双边军事演习）、非传统安全合作^③，因而安全合作可赋值为2；不过马来西亚并不想在安全方面倒向美国，在超级大国与强大近邻之间保持平衡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也使得马来西亚对于南海议题实施不选边策略^④，不愿过多追随美国，同时也凸显了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分歧，安全冲突可赋值为-1。在与中国的安全冲突方面，虽然中马两国存在弹丸礁等岛礁主权争端，但双方在该问题上长期保持克制态度，也使得该领土争端没有激化，没有给两国关系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不过马来西亚对于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以及在地区安全中更加积极的参与不乏担忧，马来西亚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随着该问题的整体态势和国内政治调整存在变化的可能性，但保持大体延续的可能性更大，这使得两国的安全冲突可赋值为-2。^①在安全合作方面，两国海军军舰多次互访。2016年11月，两国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科工局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发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高层交往、联合训练、人员培训、军工合作、建立两军联络热线、海军舰船互访等。^②这些反映了中马安全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以赋值为2。

(3)泰国。泰国是美国亚太盟国中唯一一个在过去5年能够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在安全合作领域，泰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国，但与中国在安全合作方面也形成了良好合作。相比于美国其他亚太盟国而言，美国与泰国的安全合作可谓不温不火，越南战争和冷战的结束，使得泰国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下降，美泰联盟基本维持松散状态，尽管双方依然维持安全合作，但美国在泰国不再拥有军事基地，两国的安全合作可以赋值为3；在安全冲突方面，泰国与美国在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知方面存在分歧，这也影响两国对于地区安全的看法^③，因而安全冲突可赋值为-1。在与中国的安全利益方面，双方不仅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广泛合作，在湄公河加强执法安全合作，而且双方还进行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开展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合作，形成了双方国防部门的年度防务安全磋商机制^①，因此两国的安全合作可赋值为2；在安全冲突方面，泰国虽然并不完全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但对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影响增强也有所担忧，这也使得其以加强美泰联盟作为平衡，双方的安全冲突可赋值为-1。

(4)新加坡。新加坡国土面积极小，安全脆弱感较强，其安全与周边环境密切相关，奉行远交近防的战略。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缓解自身的不安全感，新加坡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次地区外大国作为依靠^②，而美国被其认为是最适宜对象。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国，但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甚至强于美国的松散盟友，这显著体现为新加坡为美国提供海空军事基地和在安全方面的积极追随。自2005年两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军事基地、军事交流、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和军火贸易等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③，因而安全合作至少可以赋值为3。而在安全冲突方面，虽然新加坡奉行远交近防的战略，但与周边国家维持良好关系也非常重要，防止某一个大国完全主导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也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而新加坡与美国在制衡中国、地区安全合作上有时也存在分歧，可以赋值为-1。在与中国的安全利益方面，双方在反恐等领域形成了一些合作共识，在高层交往、机制磋商、人员培训、联合训练、专业交流和多边协调等领域也展开了合作交流^④，因而两国的安全合作可以赋值为1；在安全冲突方面，新加坡视中国为地区安全主要防范对象，同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也存在摩擦，新加坡追随美国在南海争端上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而双方的安全冲突可以赋值为-2。

(5)菲律宾。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主权争端，这使得菲律宾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存在较大差异。在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方面，菲律宾是美国的传统盟国，且因为南海争端激化而不断修复与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使得双方的安全合作在过去一段时间有所增强，恢复了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可以赋值为4；菲律宾与美国在对华安全政策上存在一些分歧，在联盟相互需求方面存在差距，成为联盟矛盾的一部分，安全冲突赋值可为-1。菲律宾与中国的安全利益相对比较复杂，受南海争端的动态影响，中菲两国的安全利益也有所变化。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同意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减灾、维和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曾达成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的共识^①，但具体合作情况存在波动性，因而双方安全合作可以赋值为1；两国在南海争端上存在主权冲突，依据双方对该问题的应对态度以及是否激化，两国的安全冲突可赋值为-5或-4。

(6）越南。越南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都比较复杂。在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方面，由于与中国的海洋主权争端，越南有意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得两国在军事演习、军火贸易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合作，可以赋值为2。目前，美越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包括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一些安全对话呈现制度化趋势。^②但由于两国的战争经历等原因，美越双方尽管在联合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有一定共识与合作，但都不愿与中国发生激烈的军事对抗，因而合作程度有限^③，况且由于战争历史的影响、政治互信有限，越南担心美国的和平演变，因而在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同时也保持警惕^①，安全冲突可赋值为-2。在与中国的安全利益方面，尽管两国的海洋主权争端不时激发，但2012—2017年，越南更多表现为愿意考虑中越关系大局，同时顾忌其与中国重要的贸易关系，也不愿海洋争端激化而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因而安全冲突可赋值为-4；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国防部已建立直通电话，在边境高层会晤、防务安全磋商上也不断尝试加强合作，双方还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军事培训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合作，因而安全合作可赋值为2。

以上东南亚六国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关系赋值见表2。

在经济利益方面，东南亚六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高于美国，其中2012—2017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四国对中国的平均贸易依存度较其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至少高出6个百分点，而菲律宾和新加坡对中美两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差较少，见图4和图5。其中，印尼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赋值分别是4和2，马来西亚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赋值分别是4和2，泰国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赋值分别是3和2，新加坡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赋值分别是3和2，菲律宾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赋值分别是3和3，越南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赋值分别是4和3。

图4

2012—2017年东南亚六国对中国的贸易占比

图5

2012—2017年东南亚六国对美国的贸易占比

对于东南亚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关系的分析，既需要考虑到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也需要注意到它们的战略偏好的强度差异。因此，对于共同利益的评估主要依据战略偏好与利益关系的乘积关系，从而可以统筹经济与安全利益，兼顾战略偏好与利益关系的整体利益评估。基于此，东南亚六国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关系赋值如表3所示。

基于对东南亚六国的战略偏好和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中美双方都没有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二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的经济偏好基本都强于或等同于安全偏好，其中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尤为明显。三是在共同利益方面，新加坡和菲律宾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相差较大，达到了2/3的上限。基于此前的研究假设，可以发现，能够在中美之间维持较为稳定对冲战略的国家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而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较难保持稳定的对冲战略。不过新加坡相对而言只要在安全方面减少与中国的冲突，也有可能实现较为稳定的对冲战略。

从2012—2017年的情况来看，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实施了稳定对冲战略，国家战略自主性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1)印尼。印尼是东南亚地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怀有地区领导国的战略诉求。目前，中国是印尼的头号贸易伙伴；而美国与印尼是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安全合作也日益密切。从战略偏好来看，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双低型国家，且经济偏好略强于安全偏好，无论是安全偏好还是经济偏好，印尼在东南亚国家当中都算比较低的。从共同利益角度来看，印尼与中美两国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且印尼与中美两国无论是经济共同利益还是安全共同利益都为正值(0值可视为正值）。在经济利益方面，中国是印尼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印尼排名前五的重要贸易伙伴。在安全利益方面，印尼与中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值为0，与美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值为1，两者利益相差不大。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的计算，印尼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为1.6，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为1.2。由此可见，印尼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基本相当，这也意味着印尼基本具备了在中美之间实施较为稳定对冲战略的可能性，可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2)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作为地区中等国家，其安全、经济与周边环境都息息相关。具体而言，在安全偏好方面，马来西亚和中美两国并无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马来西亚没有明确的安全敌人，安全偏好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较低，只有0.4。马来西亚的贸易与外部联系非常密切，近年来，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在120%~140%，经济偏好远远强于安全偏好。在共同利益方面，经济上中美两国都是马来西亚重要的贸易伙伴。2012—2017年，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平均值是15.21%，与美国为8.54%。中国是马来西亚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在安全利益方面，马来西亚与中美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马来西亚并不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曾指出：“我们不再将中国视作威胁。我们不相信世仇。我们不会用‘过去’决定‘未来’。”^①在南海争端中，马来西亚的态度也比较温和。总之，从战略偏好来看，马来西亚的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从共同利益角度来看，马来西亚与中美两国都不存在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且马来西亚与中美两国无论是经济共同利益还是安全共同利益都为正值，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分别是4.0和2.4，两者差距不大，因而马来西亚可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3)泰国。泰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国，但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十分密切，因而泰国希望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从战略偏好来看，泰国的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从共同利益角度来看，泰国与中美两国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且泰国与中美两国无论是经济共同利益还是安全共同利益都为正值，与两国的共同利益分别是3.4和2.8，相差不大，因而泰国可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在安全偏好方面，泰国并不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加之与美国的传统军事联盟关系，在东南亚国家里属于中等。由于泰国经济与外部联系非常密切，近年来，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在100%~140%，因而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从共同利益来看，在经济方面，中美两国都是泰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泰国的头号贸易伙伴，而美国基本保持泰国前五位贸易伙伴之一的地位。在安全方面，泰国和中国不存在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两国不存在领土争端；泰国也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方，在该问题上相对超脱。孙学峰等学者认为，泰国的经验表明，与中国没有战略矛盾并不足以保证周边国家采取温和政策以积极应对中国实力的不断崛起，推动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危机之后泰国不断强化其经济优先的国内战略^①，这反映了战略偏好影响的重要性。

虽然越南战争结束后，泰国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价值下降，但泰国基本上还是维持和美国的联盟关系。泰国与中美两国进行合作与竞争时谋求保持最大的弹性空间，在战略合作伙伴与联盟之间相对容易实施对冲战略。^②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泰国符合保持较为稳定对冲战略的条件。

从2012—2017年的情况来看，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属于动荡对冲战略国家的典型，其中菲律宾最为严重，由于中菲海洋争端矛盾激化，在一些时间段甚至采取了选边站队的策略。

(1)新加坡。新加坡因其地理条件和资源短缺等制约因素，采取务实外交策略。^①从战略偏好来看，新加坡的安全偏好和经济偏好都非常高。在安全偏好方面，近年来，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财政开支的比例基本上在20％以上。在经济偏好方面，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在200%~300%，经济发展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极高。这种战略偏好双高的特点也使得新加坡的对外政策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在共同利益方面，新加坡总体上都与中美两国保持较大的经济利益，而安全利益方面与美国更多一些。新加坡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分别是2.0和4.0，达到了2/3的上限，可以视为利益相差大。

经济利益方面，中美两国都是新加坡的重要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新加坡的头号贸易伙伴，而美国基本保持新加坡前五位贸易伙伴之一的地位，两者相差不大。新加坡难以在中美之间保持稳定对冲战略的关键原因在于其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相差较大。在安全利益方面，虽然新加坡和中国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但由于新加坡认为自身的安全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因而对中国力量增强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比较关注。不过新加坡在安全上更多是防范而非制衡中国，新加坡将美国的军事存在视为东南亚地区稳定的积极因素，也是平衡中国的重要力量。总体来看，由于新加坡缺少平衡美国力量的预期，其对冲行为更多是针对所谓的中国对地区已有秩序的潜在“威胁”^②，这也导致新加坡在安全利益方面与中国的冲突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领导人的变更对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有着重要影响。“新加坡对华政策受教条主义影响严重。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似乎变得机械死板，外交事件频频发生。”^③“李显龙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新加坡在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上出现冒险主义与机会主义特点，‘西进’特点突出，无原则亲美立场不断提升，有打破不结盟原则与放弃外交平衡策略的倾向。”^①其结果是新加坡在中美之间难以维持稳定对冲战略。

(2)菲律宾。菲律宾虽然是美国的盟国，但同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不过菲律宾在过去一段时间难以在中美之间维持较为稳定的对冲战略，关键原因在于中菲之间围绕着南海争端的核心安全利益竞争激化。

从战略偏好来看，菲律宾的经济偏好（0.4 )与安全偏好（0.4）相当。在安全偏好方面，菲律宾的军费开支大概占中央财政开支的8%~10%，即便是南海争端激化之后，菲律宾的军费开支也并未大幅增加，这也反映了其安全偏好的稳定性。在经济偏好方面，菲律宾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维持在40%~50%。从共同利益角度来看，在经济利益方面，菲律宾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比较密切。2012—2017年，菲律宾对中美两国贸易依存度的平均值分别是13.78％和11.95%，中美在菲律宾的对外贸易中整体处在前三水平。不过在安全利益方面，由于中菲的领土争端激化，美菲联盟因此强化，因而菲律宾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存在很大差异。

菲律宾的经济偏好与安全偏好相当，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共同利益都较多；不过由于安全利益方面中菲海洋争端的影响，菲律宾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分别是-0.4和2.4，极大的利益差距也使得菲律宾难以在中美之间实施较为稳定的对冲战略。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中菲关系更是因为南海争端激化而不断恶化，这也使得菲律宾难以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不过杜特尔特上台后，开始淡化中菲之间的南海争端，两国安全冲突减少，安全合作增多，这也使得中菲关系有所缓和，菲律宾能够更为容易地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不过毕竟中菲之间的南海争端并未彻底解决，这也使得菲律宾能否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的对冲战略存在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再现选边站队的情况。

(3）越南。越南与中美两国都曾发生过战争，这也使得越南对中美两国始终心有芥蒂，不可能完全倒向中美任何一方，而是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甚至利用中美竞争。

从战略偏好来看，由于近年来越南重视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显著，这使得越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加，经济偏好(1.0)远强于安全偏好（0.6 )。在安全偏好方面，越南的军费开支大概占中央财政开支的8%~10%。在经济偏好方面，随着越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攀升，其经济偏好维持在较高水平。越南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分别是2.8和3.0，利益相差不大。具体而言，在经济利益方面，越南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比较密切。2012—2017年，越南对中美两国贸易依存度的平均值分别是19.89％和11.89%，中美都是越南重要的贸易伙伴。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对于贸易上对中国依赖的增强不乏担忧，因而尽可能地谋求贸易多元化来降低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在安全利益方面，中越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使得两国关系不时受到冲击。不过与过去一段时间南海问题导致中越双边关系严重受损有所不同，越南为了发展经济，在海洋争端上体现出更强的克制性，更多通过大国平衡的方式来限制中国。鉴于越南与中国的间断性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和与美国的战争历史，越南难以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的对冲战略，其对冲战略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选择以及维持左右逢源的稳定对冲战略的条件。本文尝试从国内政治视角探寻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进行对冲战略的逻辑，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是影响这些国家对冲战略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东南亚国家大多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在共同利益方面，东南亚国家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基本为正和关系，而安全利益存在分化现象。这也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实施对冲战略时，安全利益相较于经济利益而言，对能否形成稳定对冲战略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如果与中美两国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便很难在中美之间持续维持左右逢源。而在其他领域，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东南亚地区的多数国家大多希望与中美两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不过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较好地维持左右逢源。需要注意到，中美的政策有其局限性，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选择也受其自身的驱动。美国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效果也有其限度，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对其对冲战略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主要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两大变量来分析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逻辑。对这两大变量进行赋值有利于更为清晰地分析这些国家对冲战略的逻辑，不过赋值可能也存在一些争议。对于安全偏好与经济偏好的权衡，对于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取舍，对于不同国家国内差异对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可能导致的影响，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虽然主要从国内政治因素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逻辑，但并不否认地区体系结构的作用，只是不同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强弱不同，使得地区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因素对于各国的对冲战略选择的影响不尽相同。相对而言，国家战略自主性越强的国家，越有可能基于国内政治因素来实施对冲战略。相对以往更多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东南亚乃至亚太国家应对中美竞争的战略选择而言，本文意在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地区内各国的战略自主性，要意识到国内政治的独立性作用。

既然东南亚国家并非完全被动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其战略自主性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这对于中国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五点：一是中国的周边关系和中美关系需要进行适当的剥离，以往认为中美关系能够深刻影响中国周边关系的看法过于笼统，忽视了周边关系的相对独立性，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二是中国“以经促安”的政策有其限度，经济利益增强对安全利益提升的效果有限，特别是对于与中国存在核心安全利益竞争的国家而言，两国经济利益的增强并不足以化解安全利益冲突，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双方因安全冲突导致关系恶化的程度。三是中国能否妥善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岛礁争端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相比菲律宾和越南两国而言，中国与马来西亚双方在岛礁争端上长期保持克制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岛礁争端的根本性解决比较困难，但维持缓和与克制的态度对各方关系的总体稳定与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四是东南亚国家受中美竞争影响所形成的体系压力不尽相同，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也存在强弱之分，中国应该对这些国家区别对待，适当地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和中美关系挂钩或脱钩，可以优先发展与战略自主性较强的国家的关系。五是即便是美国盟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并非一味地追随美国，而是会基于自身的战略偏好和利益关系，与中美两国开展关系，进而提升战略自主性，寻求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因而中国对于美国的亚太盟国也可以区别对待，择其善者而合作。总之，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有关构建中美共同朋友圈的呼声不断出现，不过并非所有的亚太国家都能成为中美的共同朋友，那些能够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对冲战略的国家更有可能同时与中美保持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