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再次目睹了民族主义左右国内议程、改变国际局势的潜在力量，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使得国际观察家们重新聚焦“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等传统概念。冷战后曾被预言即将消亡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展现出持久的生存能力和隐秘的重要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消解民族边界、挑战国家政府职能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之下，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其长期存在乃至周期性繁荣的动能从何而来？由于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信念，国际关系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进入低潮期，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解释的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只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的倾向。例如，用德国民族主义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用犹太民族主义解释巴以冲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解释乌克兰危机，用不列颠民族主义解释英国“脱欧”。类似的因果分析逐渐形成一种标准陈述，而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位置很少颠倒———是民族主义导致了冲突和矛盾而不是相反，这种特征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当中格外显著。^①然而，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国际关系学者选择性忽视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冲突，但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研究上述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责任。这或许是一种颇为合理的假定。然而，系统地关注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学科通常很少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这一学科群体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多集中于国内层面，例如政党、媒体、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市民社会、家庭结构甚至文学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研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解释变量有历史仇恨、异族压迫、资源竞争、宗教文化差异、精英的政治动员，等等。例如，杰克·施耐德（Jack L. Snyder）讨论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更容易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②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将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与民族认同联系到一起，他指出只有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和传播网络，精英阶层的观念与利益才能够跨越地理局限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①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多伊奇的思路发扬光大，他强调报纸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②对中国民族主义个案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自变量是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半殖民地的经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和历史背景，使得复兴、雪耻成为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诉求。^③

即便那些对跨国力量和超国家行为体感兴趣的学者，也更倾向于考察政治单元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体系层面的变量，这类研究的题目通常是“南北苏丹族群冲突的宗教和历史原因”“印巴战争与争议领土的边境管制”或“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困境”。换言之，大部分从国际视角来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所检验的研究假设还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里面批判的还原主义理论，尽管还原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损害这些研究基于各自学科定位的重要价值。^④例如，用美国的经济需求来解释它对霸权的追求，虽然看似讨论的是霸权秩序或国际体系的问题，但是其使用的自变量均为单元层次的———美国的国内需求、民主过程和对外政策。再例如，用两国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问题上的冲突来解释民族主义，这也是还原主义的理论。虽然集体记忆确实与局部民族主义的勃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依然是用单元层次的变量来解释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对体系层面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是相当独特的^①，其他学科大多不认为自己掌握着探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部分学者或会关注体系层面的某些要素，但极少讨论国际体系本身，这导致了民族主义被误认为是“族群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换句话说，面对某个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科学倾向于在单元层次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在国际范畴观察其导致的后果。^②这种内外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科学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认知和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策讨论。

要对上述趋势作出调整和修正，就需要将体系层次的变量引入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尝试弥补这种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对民族主义作出体系层面的解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充满争议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兴起导致了一国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合法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的原则主张存在严重的不兼容。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particularity）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利益的“承认缺口”可能引发民族主义的剧烈反弹，这往往又导致国际社会更为坚决的反对或抵制，引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当它出现在报纸杂志或讲话发言中时，不管精英还是民众似乎都清楚它所指涉的内容，不会认为发言者使用这个词语是语焉不详。但事实果真如此么？王逸舟在其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国家利益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如何判断一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当复杂的问题。^①阎学通在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来讨论判断国家利益的困难。他强调，即便在决策者中间也缺乏共同的标准来判断何为正确的国家利益。^②虽然“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如何生成却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对象。在讨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许多专家认为人们在有关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核心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即便是明显的外部威胁也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某个具体国际问题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可能有着相当长的逻辑链条，而不同的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各不相同。^③

一言以蔽之，不存在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国家利益，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在一国的政治议程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在《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有诸多理由认为‘国家利益’的定义太不精确，很难作为国际政治单元锲而不舍追求的合理目标。至少，这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①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国家利益”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种不谈论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主体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差别究竟有多大？造成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向现代政治的每一个参与者寻求答案是不切实际的做法，那么，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观察这种差异性可能是较好的替代方案。

现实主义传统假定一国的国民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例如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国家可以凌驾于部门利益之上。一国政府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或促进国际主义理想的义务。如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说，军事力量的分布和特征依然是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成因。换言之，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利益主要是外部给定的，与复杂的国内政治关系不大。^②此外，现实主义者倾向于严守“国内”与“国外”两个区间之间的界限，将目光停留在国家边界的范围之内，对承担外部义务———尤其是道德义务———兴趣索然。以上观点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一国的国民是否天然存在共同利益是有争议的。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对“安全”和“生存”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和地区利益不管在民主制度还是在非民主制度中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状况而不是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则。此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将一国的利益关切拓展至遥远的市场，以领土来作为国家利益的外部边界将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造成严重的限制和扭曲。不管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因为全球化的推进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行动空间，传统的内外边界被打破，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愿望，在香港、纽约、伦敦、巴黎，世界主义正在成为这些核心城市的主要生态。

遵循理性主义的英国学派非常重视这一全球趋势，它认为一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如果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考虑国际道德和国际法，那将是一种错误行为。^①全球性议题———例如反恐和环境保护———不可能在国家单元内部获得解决，过去的利己思维和零和游戏已不可持续，国家必须认识到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利益。^②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看来，确定国家利益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辩论，对不同国家而言，社会生活的首要目标也许是固定、一致的，但次级目标具有很大的弹性，应当可以兼容国际社会总体的利益与关切。^③民族国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责任代表着更高的伦理层次。因此，英国学派十分强调世界秩序，强调个人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应当比领土统一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因此，国际共同体所执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由将纾解人道主义灾难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之上。英国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开明的自利”，有别于绝对的利己主义。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国际社会的“好公民”，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安全和财富。

如果说英国学派对国家利益的主张已经大大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那么自由主义的观点显然更加“反国家”。经典自由主义对国家和国家利益心存怀疑甚至敌意，因为国家利益要么目光短浅，要么受到利益集团的操控。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显然符合自由主义对国际事务的期盼。历史上民族国家曾以获取领土作为促进国民财富的重要手段，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意识到更大的版图并不一定能够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因为国际体系的重心正在从“军事国家”向“贸易国家”转移。^①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十分有限的领土内经营着庞大的跨国商业集团，这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自由主义者们对“小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小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整体上认为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是医治国际政治暴力倾向的苦口良药。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经济联系能团结不同群体、消除国际政治中的暴力，而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必然导致冲突与报复。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国家只是促进国际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全球性视角终将取代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如果人类大同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现世的目标，也至少是他们大部分人向往的终点。新现实主义者对“经济和平”的实际效用深表怀疑。首先，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更多的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安全依然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其次，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是一个权力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系统，主导性国家掌握着规则制定的议程，其脆弱性要远远小于只有依附于该体系才能生存下去的中小经济体。因此，冲突和合作的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