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是自由民主体制逆转为威权或极权政体的一种政治现象，与同样属于“去民主化”的“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gression)现象相异，表现为一种急剧的政体形式逆转过程。在现实经验中，大规模内战、军人政变、压制政治竞争而实行党禁以及延长统治者任期等，往往被视为导致民主崩溃的标志性政治行为。

根据比较政治学者们常用的Polity IV数据库统计，自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21次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其中近半数是在非洲。如果将视距再拉长———自二战之后发生在非洲的民主崩溃竟有16次之多，更有苏丹、尼日利亚、尼日尔等多次发生崩溃的国家。因此如何诠释非洲民主政治的崩溃理应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一些学者将非洲预设为天然不适宜自由民主体制生长的“荒漠”，民主崩溃现象被视为当然，遂往往将研究重心放在对民主成功巩固案例的挖掘。但如何系统而全面地对非洲国家民主崩溃发生的原因及其核心机制进行阐释，显然是更为基础甚至重要的工作。正如国内学者包刚升所言，如果自由民主政体崩溃的风险无法降低，就遑论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而研究民主政体的失败，就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民主转型如何能够成功。^①

因此本文首先将对过去已有民主崩溃理论进行检讨，并结合非洲的具体情境给出整体的理论预设；之后在确定案例数量以及具体变量测量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以下简称QCA方法），将所提出的赋值标准结合案例构建出“原始数据表”，并通过fs/QCA软件进行具体操作总结出相应的充分条件组合；文章最后主要归纳解释模型及对核心机制的探讨，笔者在此首先确定各因素所发生的时序，其次对核心机制的稳定性和特殊案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结语部分则指出了本研究的意义和该议题未来研究的若干方向。

总体观之，比较政治学界对于民主崩溃现象发生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四类解释。第一类解释主要围绕经济因素展开，又可细分为“分配不平等论”和“发展绩效论”。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的研究属于前者，他认为极端不平等增加了竞争性政治被霸权政治取代的可能性，多头政体特别容易受到其损害^②，并尤其重视土地分配与建立竞争性多头政体的反相关关系。而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试图通过经济再分配这一中间变量明晰两者之间的机制问题。根据其研究，由于民主具有强大的再分配冲动，当经济发生重大结构转型、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中产阶级随时有返贫趋势之时，精英担心自己成为被瓜分的对象，对民主政体的支持就没有那么坚定。^①但丹·斯莱特（Dan Slater）等人通过对139个国家的横断面时间序列数据的相关分析说明，民主崩溃根源于弱国家尤其是非制度化导向的政治，与再分配机制并无直接联系。^②与“分配不平等论”内部存在较大争论不同，持“发展绩效论”的学者有着最大共识。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越富裕则支持民主的因素就越多。^③而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基本支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他们发现当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时，民主政体的预期寿命仅有12年；而当高于6055美元时，民主政体将会永远延续下去。^④

第二类解释则遵循制度因素路径，这一范式将不适当的制度设置作为引致民主崩溃的核心因素。该领域研究的奠基者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认为，总统制下存在着总统和议会双重合法性冲突等不利因素，因而更易引发政治不稳定。^⑤史蒂芬·费什(Steven Fish）从整体宪制设计的角度出发，将强大的立法机构视为民主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认为一些后共产主义政权仍旧深陷威权阴影的原因就是没有对立法机构进行充分的授权。^①而涉及政党体制，在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看来，由于反体制政党的出现，受其单方向的“拉扯作用”，政党体制的竞争离心性也因此加强，极化多党制对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有极大的威胁。^②除却对政体形式和政党制度的研究，也有学者从官僚制度的角度予以讨论，并认为更高质量的官僚制度可以更好地使民众免受资源分配不均，进而能够削弱社会反对的政治动员基础。^③

第三类解释则有着强烈的社会—文化因素取向，重点关注宗教、区域、阶级和族群等因素引发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延续李普赛特提出的社会分裂标准^④，彼得·梅尔（Peter Mair）揭示了社会分裂对民主崩溃的实现机制：存在强烈身份认同和共同利益的不同政治集团，通过组织参与政治资源的争夺，以致引发政治冲突影响政体的稳定性。^⑤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同时认为政治文化对于民主巩固有重大影响，他们指出，新兴民主国家的发展需要强大的民主文化，这种文化为遵守民主程序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对于民主政治的持续发展必不可少且不可替代。^①而在培育这种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公民社会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除却上述具体研究路径外，尝试从多因角度进行探讨的“折中范式”在民主崩溃研究中也占据要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亚伯拉罕·迪斯金（Abraham Diskin）的研究。其中，亨廷顿认为民主政治持续发展需要“先决因素”(precondition)和“制度设计”(crafting）两大类条件，与民主政治的持续发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先决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公民社会、社会差异、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演化缓慢的条件，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央地关系、政权组织形式等条件均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在短期内改变。^③而迪斯金等人的量化研究则对亨廷顿所提出的大多数因素进行了分类验证，意在进一步佐证各因素组合与民主崩溃的正相关关系，并认为“外部干预”“不利的历史遗产”“不稳定的政府”“经济瓶颈”“社会分裂”等五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民主最容易发生崩溃。^④

民主崩溃简而言之是自由民主体制无法生产出化解相应危机的能力所致，上述研究可从建构体制能力和消弭危机基础两个方面进行归纳———稳定的、有利于生产强能力的政治体制及良性的经济运转、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基础显然是民主政治持续的重要条件，同时我们还需作出更多的检讨。例如，“经济绩效论”者就始终要面对“是经济发展巩固了民主还是民主政治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难题，并且经济门槛与政治危机之间的因果效应非常模糊，具体到本文所涉的非洲有些民主稳定国家并没有达致门槛，很难解释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民主政治依然发展良好的现象。而从突发的经济问题所引致的合法性困境以及统治者所能调动平息社会抗争的资源有限性角度出发，经济危机和低外部援助的影响显然更加突出。就前者而言，延续先前学者所提出的命题———一国是否遭遇经济危机似与其民主政治的稳定性高度相关^①，本文认为贫穷并不一定阻碍民主^②，但经济停滞或衰退一定是民主的敌人。另从外部援助的角度出发，约瑟夫·怀特（Joseph Wright)基于1960—2002年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援助确实对独裁政权的自由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在内嵌大规模分配联盟和拥有稳赢选举前景的独裁政权中，民主化通常是回应外援的路径。^③而亚瑟·戈德斯密斯(Arthur A. Goldsmith)同样发现了援助与非洲民主政治一些虽弱但正相关的联系。^④基于以上讨论，笔者提出第一个预设：“经济危机或低外部援助提升了非洲国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①

又如制度因素路径，基本延续了单因解释的思路，在现实经验中面临很大的解释局限。以政体形式为例，围绕总统制和议会制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的不同影响，学界已进行过多次争论^②，而目前大量利用更广域比较视角的研究也揭示了这类“政体决定论”的“贫困”。其中马克·加斯洛斯基（Mark J. Gasiorowski）和成名（Sing Ming）等人就在其研究中没有发现议会制和总统制在促进民主持久性方面孰优孰劣的证据。^③而大卫·塞缪尔斯（David Samuels）和马修·舒格特（Matthew Shugart)以是否有利于政党组织发展为中介变量进行政体形式考察的方式，将不同类型制度组合的思维进行讨论。^④结合斯考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从整体的视角区分“良制”和“恶制”的研究———强调总统制与分裂多党制的结合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持续^⑤，本文提出第二个预设：“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与比例代表制构成的制度组合提升了非洲国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

先前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政治基础问题，即由政治分裂可能引致的政治冲突危及民主体制的稳固。但必须指出，社会—文化因素必须与其他类别因素互动才能最终影响政治体制的运作。^⑥具体到非洲，由于社会传统结构缺乏有效整合，多数国家一般都存在部族忠诚优先性^①，因此在非洲的新兴民主国家中，基于族群分裂的庇护主义在国家与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而族群分裂还易与地方主义结合形成地方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特定疆域的族群为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和提高政治地位而表达出来的心理情感、思想和实践活动。^③如果从选举工程学（electoral engineering）的角度出发，有学者强调族群分裂是否引起政体崩溃与社会动荡，与该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否恰当关系重大，因此对族群冲突的探讨须将该国其他正式制度纳入考虑范围。^④基于对政治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的交互作用的考察，遂提出本文的第三个预设：“存在族群政治化且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的非洲国家更易发生民主崩溃。”

第四，上述研究没有涉及殖民地时期统治方式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殖民统治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兴国家各方面特征。这种殖民遗产不仅涉及制度方面，往往还包括殖民后的社会结构、教育水平以及政治文化。^⑤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整个非洲大陆仅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未有被完全殖民的经历，因此殖民遗产在对非洲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而言，殖民者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方式主要可分为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两类，其代表分别是英国和法国^①，而葡萄牙和比利时的统治方式与法国较为相似，也可归为直接统治。^②英国在非洲实行间接统治主要包括四个要素，即英国的宗主权以及建立土著政府、法院和土著财政机构^③，基本可以概括为依靠本土权威保证税收的非官僚制治理和区隔统治两种类型。前者是指英国殖民者基本没有在殖民地派驻足够的统治官僚，仅是总督依靠当地土著权威进行治理。其次，区隔统治不仅是指在南非的白人与黑人间的分治，还包括地区、宗教甚至是部落的分治。这种部族化、非官僚性的统治方式导致殖民地权威的碎片化，极不利于被殖民国独立后的国家构建^④，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分而治之原则增加了非洲国家内部的部落战争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⑤而以法国为代表的直接统治方式则不同，法国殖民者统治的目标是要将殖民地属民不论肤色都“同化”成接受法国文化的法国人。^⑥并且法国还力图通过官僚体制进行治理，形成“大总督—助理总督—管辖区长官—区长—村长”的行政管理体制^⑦，努力消除村一级的本地中间人（通常为部落酋长）。显然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较英国更具政治整合性。因此本研究第四个预设为：“曾实行间接统治的非洲民主政体更易发生崩溃。”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包括“折中范式”的四条解释路径，无论是对因素按性质进行简单归类，还是用一定顺序将因素予以串联，依然是“一元论”的预设，忽略了相异性质因素组合或按不同顺序排列所引致民主崩溃的多重路径。因此，本文将以“集合论”思维和案例导向型的“INUS条件”（充分不必要条件的必要不充分部分)^①为研究基础，从整体上对上述六个条件变量（经济危机、政体形式、议会选举制度、族群分裂状况、间接统治方式^②以及外部援助）与结果变量（民主崩溃）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考查和讨论，以开拓多重路径的分析思路，结合非洲国家发展的特定历史情境去阐释民主崩溃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核心因果机制。

延续上一节的研究思路，笔者在本节首先将根据非洲国家整体的政治发展状况拟定标准进行案例选择，其次就案例的数量和变量的性质进行方法选择，最后则根据所选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要求，依次进行变量的赋值及校准（calibrate)、必要条件检测和充分条件组合及稳健性参数考察等步骤。

本研究是在比较的基础上研究非洲民主崩溃的发生路径，因而在案例的选择上首先需要保证质量和数量的平衡性。所谓质量的平衡，是指比较研究中既要包括正面案例（与结果变量取值一致的案例），也要涵盖负面案例（与结果变量取值相反的案例）。另外正反面案例的数量差距不应过大，因为案例数量的平衡更有助于保证研究的解释力，所以需要同时涵盖数量基本平衡的非洲民主崩溃和未崩溃案例。其次，本研究主要以Polity IV数据库作为判断民主是否崩溃的依据^①，但由于该数据库并未明确界定何为民主崩溃，因此需要根据区域的特征，辅以深入考察一国政治发展状况进行判断。具体来说，本研究所涉民主崩溃的正面案例是指Polity IV得分低于6分且发生大幅度降分的案例，而较小幅度的得分下降，笔者将其视为民主质量的下降而非民主崩溃。^②最后，本研究所选择案例的时间边界限定为1945年至2013年。之所以作这样的限定主要是因为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其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在二战之后才摆脱殖民统治的，而本研究所涉案例并不对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进行探讨。另外，还需说明的是，若一国多次出现民主政治建立和崩溃反复的现象，本研究将以该国民主崩溃的不同时间进行区分。如尼日尔于1996年和2009年分别发生民主崩溃现象，本文将其区分为“尼日尔1996”和“尼日尔2009”两个案例。经上述条件限定后，本研究确定的案例规模为29个（16个正面案例、13个负面案例），见表1。^①

首先，从案例数量来看，本研究所涉及的案例数量并未达到统计学一般所要求的最低限度（50个），而另一方面又远远超过经典的比较方法的最高限度(7个）。因此，本研究选择QCA方法对非洲民主崩溃的案例进行分析。其次，QCA主要发展出了清晰集合（crisp-set）分析、模糊集合（fuzzy-set）分析以及多值集合（multi-value set)分析等方法，而具体使用何种方法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涉及变量的属性———定类变量多以清晰集进行处理，而定距变量则使用模糊集；第二，根据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的解释，吻合度（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是确证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关系以及案例与原因组合关系的关键指标。^②模糊集虽然在处理变量上更加精确，但较清晰集的充分条件组合会出现低吻合度的问题，即每个案例都不是完全从属于某个原因组合，不利于其后的案例追踪和因果机制的探讨，也与QCA方法追求高覆盖率和吻合度的原初目标始终存在紧张关系。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充分考虑：本研究首先根据变量性质明确赋值标准，并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将变量转化为定类数据进行赋值；最后则在必要条件检测步骤中进行对比，如果清晰集与模糊集的吻合度差值较低，本研究将选择清晰集进行处理，相反则使用模糊集。

根据QCA方法的分析原理，该方法是通过探求原因条件（自变量）及其组合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是结果（因变量）的子集来判定因果关系，所以在赋值之前我们需要重新界定每一个变量。首先，在清晰集合分析中，研究者一般用0与1这样的二分数值来表示某一案例“隶属”或“不隶属”某一特定集合，对各变量用1与0的二分值来进行编码（具体数据见文末附表）。其次，在模糊集中则需要将原始数值校准为模糊值———通过用0至1区间的数字进一步标准化原有变量的值，这个过程就是校准变量的“隶属数值”(membership scores)。而在校准之前，研究者需要确定所有的定性锚值(qualitative anchor）来确定变量的赋值标准，笔者采用学界常用的三值锚值(0.05、0.5、0.95)对族群状况和外部援助进行校准。表2给出了结果（因变量）与六个条件（自变量）的定义以及具体的赋值标准。

在展开原因组合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检验上述真值表中是否存在必要条件。所谓必要条件，就是结果变量集合是某一条件变量集合的子集，那么这个条件变量就是该结果变量发生的必要条件。由于拉金所设的一般标准必要条件的阈值通常为0.9，即该条件的吻合度指标大于或等于0.9^①，那么研究者就可以将这一条件视为必要条件而将其排除出后续的分析过程。由表3可见，在正面案例中，无论清晰集还是模糊集的赋值均不存在所谓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直接进入充分条件组合的分析。

另外，除政体形式外，其余清晰集和模糊集的吻合度差值低于0.05，说明清晰集在将一些定距变量转化为定类变量时的处理技术是较为成功的；而之所以政体形式的差值较大，是由于根本上的赋值标准不同（清晰集中将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归为一类讨论，而模糊集中不但将其分别考虑，而且对半总统制进一步分类赋值）。综上，本研究基于追求充分条件组合解更高吻合度的目标，最终将使用清晰集进行剩余的步骤。

正面案例中没有必要条件存在情况下，本文直接对条件变量进行充分条件组合的分析。在结果输出方面，fs/QCA软件会生成三种解（solution) ，每一种解都包含一个以上的原因组合。其中复杂解是不做任何化简的解，它的每条原因组合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原因条件；而极简解则是通过布尔代数化简程序所生成的最为简化的一个或几个原因组合，这些原因组合只包含在几个案例中都出现的原因条件，因此其所包含的信息最少。最后，中等解是最为常用的，但是fs/QCA无法自动生成中等解，而是需要由研究者事前输入原因条件和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预设（比如上文提出的四个预设），再隐去（或增加）一些与理论预期不符合（或符合）的条件变量，从而对原因组合进行归纳。如表4所示，中等解给出了均包含四个条件变量的原因组合，它们是相互平行的，因此具有等效性并可以用布尔＋号将其结合（因素的时序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DB=~aid*~el*ec*reg+ec*cy*~reg*~el+cy*ep*~el*~reg+~aid*~cy*el*reg

QCA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考察主要依赖覆盖率和吻合度两项指标。如表4所示，覆盖率指标分为初步覆盖率、净覆盖率以及解的覆盖率这三个次级指标。第一个次级指标初步覆盖率指的是单条原因组合能够解释多少正面案例，比如在表4中第三条原因组合可以解释6个民主崩溃的案例，所占比重最大；而第一条和第二条均能解释4个民主崩溃的案例。第二个次级指标净覆盖率表明的是只符合某条原因组合的正面案例比例，因此它排除了符合两种及以上的原因组合的案例，如若净覆盖率小于初步覆盖率，那就意味着存在符合多条因果路径的正面案例。例如在表4中，第一条和第三条原因组合的净覆盖率均为25%，是各原因组合中最大的，即各有4个案例只符合该组合。而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因组合的净覆盖率均低于初步覆盖率，这说明两原因组合所覆盖之案例存在交叉，即案例苏丹1969和塞拉利昂。

另外，第三个次级指标“解的覆盖率”表示的是所有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解释多少正面案例，在本结果中四条原因组合解释了14个正面案例，也就是在这些原因组合之外还有2个案例未被囊括其中。因此，笔者须将这剩余的尼日尔1996、马达加斯加视为特殊案例，从而对其单独进行考察。需要说明的是，特殊案例越多，一方面可能说明案例的差异性极大、各案例之间共性很少，另一方面也说明条件变量的选择导致最后原因组合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本研究最终解的覆盖率87.5％显然处于较高水平，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最后，吻合度指标也可分为“条件组合的吻合度”和“解的吻合度”这两个次级指标。一般而言，前一个次级指标是对单条原因组合是否是结果的子集及其从属的程度作出判断。表4显示，每条原因组合都是结果发生的子集或曰充分条件（吻合度＝1.0)。而后一个次级指标则衡量的是所有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是结果的子集及其从属的程度。表4中所有三条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也是结果发生的子集（解的吻合度＝1.0)。

根据上述步骤我们得出了由不同因素组合配置而成的解释模型，但fs/QCA软件无法处理涉及时间因素的数据，这使得初步的结果在分析某些有关时间的因果关系时受到很大限制。因而本部分首先结合各模型所涉案例的政治发展过程将各因素间的发生时序予以确定，其后对各原因组合及特殊案例进行模型归纳和分析，最终尝试总结出引致非洲民主崩溃的核心因果机制。

本文对以上四条原因组合的整合主要基于各组合所包含因素相似性、覆盖案例的交叉状况以及先前所提出的预设等三个方面：表4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因组合有75％的一致因素且存在交叉案例。依据具体发生时序，整合后的原因组合的模型1公式表达即

M₁=cy*～reg*~el*(ec+ep )

显然，间接统治方式、议会制和非比例代表制等三因素均为殖民宗主国统治时期就已存在或所构建制度之遗产，而由此引致后殖民时期国家民主政权的崩溃，笔者遂将该模型的核心因果机制归纳为“殖民遗产负影响”，具体表现为：英帝国在非洲所实行的间接统治模式致使殖民地政治结构出现碎片化倾向，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该类国家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抗争激进化诱使民主政治失败。另外，经济危机和族群政治化因素作为使该机制触发和强化的外生力量又分别构成了两条不同的发生路径，丰富了该机制的作用方式。

这一模型共覆盖了尼日利亚1966、苏丹（1958、1969、1989)、塞拉利昂、乌干达、索马里和莱索托等八个案例。具体来看，英帝国在所涉国家中实行间接统治理所当然是基础性的因素，而间接统治对非洲本土权威的确立与划分族群基本是同时进行的。根据著名非洲研究学者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的研究，“英殖民者的统治机器基于非洲的部族形象之上，他们的任务就是以简单的方式确定本土的民族谱系……要么是将小民族并入一个大民族中，要么是将大民族分解为若干个易于统治的小民族”^①，这种罔顾非洲本土特性的族群划分方式为族群政治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族群政治化的出现与殖民当局的政治动员相伴随。1945年和1954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分别颁布了《理查兹宪法》和《李特尔宪法》，将联邦制、议会制、多党制和地区分治等原则予以确定，尼日利亚遂被分解为四个相区隔的地域。总体上看，这种统治策略强化了尼日利亚弱中心和个人化统治的趋势，创造了一个分散性且无效力的政权。^②而苏丹的情形与之极为类似。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在苏丹实行“南北分治”，在北方主要依靠伊斯兰宗教领袖维持秩序，而在南方则依赖地方部落酋长的权威。另外，帝国殖民者还通过限制南北经济交流、鼓励南北宗教差异的方式主观制造南北地区对立，并还一度试图将南苏丹并入英属东非。这种统治方式和策略造成苏丹权力的离散化，在其后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未形成全国一致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给独立后的政治冲突埋下巨大的隐患。

独立后尼日利亚延续了殖民时期的议会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尼日利亚在立法机构的选举中采取了有利于形成两党格局的简单多数制，但是由于强烈的族群政治化倾向，并伴随殖民遗留的地区主义，这种选举方式反而强化了政党的族群化和地区主义。从实践来看，从1951年到1966年，尼日利亚最大的三个政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党、行动派、北方人民大会党分别以东、西、北三地区为根基，这一政治态势至今仍未有实质变化。在1964年的联邦选举中，代表北方利益的尼日利亚民族联盟和代表南部利益的联合进步大联盟形成对峙，两个政党联盟因为相互的种族敌视^①，其竞争带有明显的离心性特征。^②因此，政治极化成为这个时期尼日利亚政治的典型特征，民主崩溃在所难免。

而就苏丹的政治经验来看，独立之前的自治时期南北之间就曾发生过激烈的政治冲突。^③独立之后，以北方为根基的政党大多有阿拉伯色彩，而南方的政党则代表土生黑人和基督教势力。由于无法单独组阁，议会制下的联合政府更迭频繁，这也是苏丹1958年第一次民主崩溃的主要原因：哈利勒政府当时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不仅激化了南北对峙，还引发了北方代表不同教派政党间的斗争。而在1964年10月重新放开党禁后，政党依旧带有大量宗教、种族和地区主义的色彩，典型的就是苏丹非洲民族联盟和南方联盟。而有伊斯兰背景的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组成新政府，把解决南方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但手段却极其暴力———组织军队对南方发起武装行动，烧毁了大量教堂和学校，进一步激化了南北矛盾。而第二次民主崩溃的直接原因基本与第一次相同，乌玛党的多次分裂加剧了政治碎片化，致使内阁频繁更迭，军队终以文官政府混乱和无能而宣布政变。虽然南北之间分别于1972年和1986年签订和平协议，但苏丹第三次民主尝试依旧受到地区主义问题的困扰，伊斯兰势力组成的执政联盟因为是否在南方实行沙里亚法产生纷争致使政治停摆、局势动荡。

族群政治化问题则在塞拉利昂和乌干达两国非常突出。独立后塞拉利昂最大的政党人民党的成员以曼迪族为盛，并时常通过伊斯兰教进行政治动员。在政治崩溃前的1967年大选中，两大主要政党均没有获得议会多数，不仅拒绝合作甚至还扬言消灭对方^①，政治冲突频发。而殖民者留下了极为碎片化的社会基础，也极大地限制了独立后国家能力的增长。^②乌干达境内一直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族群王国^③，其中布干达人有着强烈的分离建国倾向。独立后的奥博特政府面对地区分离的危险，一直试图建立一党制以维护秩序，甚至时常动用直接暴力清除异己，终于在1966年大选前暴露出军政府的属性。^④

而索马里与莱索托的情况同尼日利亚的情况相近，非比例代表制因素在民主政治尚未巩固的地区形塑出的势均力敌的两党之间的竞争似乎更加极化。因此，非比例代表制在这类国家形成了两股对立的政治势力，由于政治极化严重致使恶斗激烈。为防止在选举中失去权力，政治核心采取极端手段维护地位，结果是文官独裁或军人干政。具体来看，索马里在独立前一直也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和边界问题对国家建构形成阻碍。并且索马里的政党政治也极度族群化：1961年举行对临时宪法的全民公投时，北方地区的索马里民族联盟拒绝参加投票，而即使参与投票者中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当时的宪法，合法性危机严重。而莱索托以议会制作为政体形式，但在1970年大选中失去多数党地位后，首相乔纳森却拒绝交权，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逮捕了大量反对党领导人，最终实施文官专制，民主崩溃猝然发生。

所谓政治社会就是现代国家为了支持自身而在社会之中建构的政治基础，它伴随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而逐渐形成，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和改造的产物，这种渗透和改造是借助相应的现代国家制度来完成的^①，而“弱政治社会”概念所反映的即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政治基础不稳定的一种表现。

具体到表4中第一个和第四个原因组合，结合所覆盖案例，“reg”所表示的含义有所不同：在第一个组合中表现为总统制—两党制（reg * ~el）情境下的民主崩溃类型，而在第四个组合中属于半总统制—多党制（reg *el）情境下的状态，但均可归纳为“不成功的宪制设计”。显然该模型所暗含的因果机制是：国家核心宪制安排的失败致使基础性政治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呈现出极高的离心性，制约了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总之，后殖民时代所设计之政治体制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的政治能力是该模型得以触发的根本原因。

“弱政治社会”模型共覆盖了尼日利亚1983、加纳、马里、冈比亚、尼日尔2009和几内亚比绍等六个案例。尼日利亚民主政权在1996年崩溃后随即进入了军政府统治的阶段，但由于军队也基本将许多类型的社会分裂内化^②，因此即使在军政府时期尼日利亚国内的族群政治化问题也并未得到有效解决。1979年的议会选举即证明了这一点：统一党在约鲁巴人中获得成功，人民党在伊格博人中得到支持，国民党被北方的政客所控制。^③而之前发生的内战加深了地区间的仇恨，东部地区独立的倾向持续存在。虽然尼日利亚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选择了总统制政体，但权力的更加集中也意味着政治竞争的更加激烈，尼日利亚各地区的离心性竞争在此一时期得到强化。因此当南部产油区并未比非产油区的北方获得太多好处的时候，分离主义就难以避免，而这也始终牵扯着尼日利亚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精力。加之尼日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持续出现负增长，并于1983年爆发全国性的大危机，分裂的民选政府并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军人再次干政无法避免。其次，加纳同样面临着弱政治基础和经济危机问题。利曼政府执政期间强化北方部族权力的行为激化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埃维人和阿肯人均认为族群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直接引发了政治危机，1981年全国联合大会脱离由执政党人民国家党组织的联盟加入反对派阵营，并且人民国家党本身也发生分裂，政治整体碎片化程度加深。而政府在经济上的表现也非常糟糕，1979年可可出口降至独立以来最低，木材、黄金、钻石等出口同样严重下跌，至政变前夕通货膨胀率升至100%。这与之前罗林斯军政府执政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民众因政府的分裂和无效而对其失去了信心。^①再次，马里2012年发生的政权崩溃表面上是由军队发动政变结束民主政治，但却与政治权力高度极化相关。马里共和国的历代总统均为南方人，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资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部门职位、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图阿雷格人在此之前就曾发动过三次分裂战争。^②另外伊斯兰教在分裂活动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极端恐怖主义长期为图族人提供武器装备。而此一阶段与北方接壤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倒台致使大量难民和武器涌入，催化了族群战争的发生。最后，冈比亚的政治体制状况同样如此：国民大会党代表受巴迪布和康博两地曼丁族的支持，而联合党则主要代表沃洛夫族和阿库族人的利益，部族之间的冲突很容易就上升为国家认同性问题，政治难以有效整合。

而尼日尔立法机构所采取的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是其政党体制破碎化的主要原因，也致其内阁动荡、总理更换频繁，加之半总统制中时常出现“府院之争”，政权极不稳定。在2009年尼日尔的宪政危机中，时任总统坦贾不顾反对强行解散国会和宪法法院，为延长其任期进行修宪，政治强人对民主政治“低忠诚”的态度暴露无遗。另外由经济危机所引致的反对力量日益壮大，导致当局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反应，权力的集中和滥用致使民主崩溃。其次，就几内亚比绍案例的具体经验来看，在该国政治中由于总统和总理长期处于不和状态，这给本就高度政治化的几内亚比绍军方以干政的口实。加之国内存在着族群政治化和宗教对立的问题：巴兰特人在军队中占据优势，时常倾轧其他少数民族；在这个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总统和总理却长期由信奉天主教的其他少数民族担任。复杂的矛盾，几乎不存在共识的政治，令其国家能力难以有效提升。

表4中未覆盖的特殊案例尼日尔1996和马达加斯加分别包含“reg * el”和“reg *～el”关键制度因素组合，似与“弱政治社会”模型的因果机制相符。从具体经验来看，尼日尔第三共和国期间，分属不同党派的总统与总理时常意见不合，政治冲突频繁。1996年总统奥斯曼拒绝批准阿马杜政府的财政预算可视为当时政治危机的导火索，而奥斯曼本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也都是以阿马杜为首的反对派势力攻击的焦点。加之前一年所发生的经济衰退激化了国内诸多矛盾，政治崩溃难以避免。而2009年1月马达加斯加时任总统拉瓦卢马纳纳力推宪法修正案和新政党法，旨在阻止最大竞争对手拉乔利纳参加总统选举，此举也成为该国政治动荡的导火索，引致军事政变。究其根源在于其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不仅无法弥合政治分裂，反而助推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极化。

基于此，尼日尔1996和马达加斯加两案例理应归入半总统制—多党制与总统制—两党制情境下的民主崩溃类型，不仅未改变“弱政治社会”模型的核心因果机制，而且还由于两个案例各自的特殊性丰富了触发路径———总统制—两党制情境中补充了“~aid”（低外部援助），而半总统制—多党制情境下加入了“~cy”（非间接统治）因素，事实上大大提高了该模型的解释力———覆盖案例增加至8个。因此，“弱政治社会”模型的最终公式表达为

M₂ = reg * ~ el * ~ aid * (~ ec * ~ep * ~ cy + ec) + ~ cy * el * reg * (ec * aid * ep + ~ aid)

美国著名比较政治学者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对非洲整体发展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所呈现出的“边缘性”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充分道出了非洲政治发展的危机和紧迫性：“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时代，政治动荡与治理危机却使得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越发处于整个国际体系的边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不发展’使得其更适合被看作第四世界国家，而非第三世界的成员。”^①

整体来看，非洲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分别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转型浪潮。^②除厄立特里亚仍然实行一党制和斯威士兰实行绝对君主制外，其余国家均在“民主”的大旗下集结成各式各样的队伍：有像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南非和纳米比亚等这样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也有像尼日利亚、苏丹、刚果（金）等内战频发、政体不断更迭、政权偏于瘫痪的国家，更有像索马里、乌干达、尼日尔这样的种族倾轧、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空心化”国家，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民主政治状况均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本文致力于从整体上、系统地对非洲民主崩溃的原因及其核心机制进行挖掘，并最终发现存在着两个解释非洲民主崩溃的关键模型。首先，“殖民遗产负影响”模型共覆盖八个案例，所展现的核心机制的具体表现是：作为殖民宗主国的英国在非洲实行间接统治，殖民地社会管理结构基本以酋长和宗教首领为核心，没有建立起现代的官僚体制，形成了以族群和宗教为界线的地区分治，致使殖民地政治权威碎片化。而议会制与非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在非洲容易形成一党独大或忽视关键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的强人独裁统治和族群运动激进化致使整个体系倾向极化，政治失败很难避免。而“弱政治社会”模型可解释包括特殊案例在内的八个案例，同样具有较强解释力。该模型所暗含的核心机制为“不成功的宪制设计”：国家核心宪制安排较为失败，虽然总统制—两党制和半总统制—多党制不同情境下的民主崩溃类型具体表现不同———政治独裁和政治恶性对峙，但均源自政治结构所呈现出的极高离心性，从整体上制约了政权的整合和吸纳能力。后殖民时代所设计之政治体制未能生产出现代国家构建所需之政治能力是该模型得以触发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本文最终所整合的解释模型及其触发机制分别集中展现了非洲两股民主化浪潮后相异的政治失败现象和逻辑：间接统治殖民遗产所形塑的政治架构所产出的路径依赖性质的治理方式与独立后自主宪制设计的不成功经历。因而非洲的政治发展经验似乎在说明：如何建立可以实现良性治理的政治制度理应成为非洲国家走出边缘的核心问题，只有兼顾社会秩序、法治和经济绩效的“实质性政治”才可能有效促进发展，而寄希望于盲目政治模仿所进行的发展模式移植以及试图以形式化政体更迭来改善国家治理困境的举措在现实政治发展中定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