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及其背后所蕴含之逻辑的回应不可谓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其最重要的使用者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雅典和斯巴达在古典时期的竞争来比喻现在的中美关系。在他看来，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中国与美国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与斯巴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与英国，因前者试图取代后者、后者恐惧前者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比“已经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而要避免这一冲突，则需要双方在观念和行动上做出“任何人都还没做到过的根本转变”。^①针对中美正在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中国学界主要从两种路径加以回应。其中，主流路径是“就事论事”，单独检验当前中美关系是否适用于“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正面路径是在单元层次上强调中国的文化和政策特性，以“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表明中国并没有运用武力推翻现行世界秩序的意图”^②；在体系层次上则强调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形成、经济相互依赖、集体安全体系、核武器、网络时代信息的高度透明对国家的预期和行为的改变^③。它们共同决定了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和当今时代。反面路径则是质疑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关系的普遍可比性，甚至进一步否定更加冒进、更愿意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雅典的崛起大国身份。^④这两种方法的根本出发点都是要缩减甚至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学理价值。

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种回应则触及其逻辑的作用机制，那就是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是否是有条件的，以及这种恐惧是否一定会导向战争。这一回应可以被看作对原有概念的改进和深化，挖掘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学理潜力，也是国际学界在大国冲突领域推进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学界沿着这一路径推进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在崛起大国触发守成大国恐惧的因素分析上，相关研究提出的答案主要是两国在单元层面上的制度距离，借用和追随了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关注国家类型^①和国内政治联盟^②的研究路径。这类研究指出，“现代国家国内政治模式及其对外战略选择出现了明显差异，反映到国际战略互动上，体现为不同崛起国对于特定国际体系的改变程度及其对外行为的进攻性程度截然不同”^③。只有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属于不同类型（例如世俗—自由、威权、神圣—集体模式国家）时，两者才会因国际目标上的差异引发相互间的敌意和恐惧，才可能进一步引发权力转移战争。其中，世俗—自由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神圣—集体国家最容易引发战争，威权国家则处于中间位置。^④这种分析思路与改进后的民主和平论基本一致：民主国家不是厌恶战争本身，而是不愿意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战；其机制也不是出于对战争成本和社会福利的考虑，而是民主国家间不会将彼此视为威胁和恐惧来源。^①归纳而言，这一谱系的研究指明守成大国会对崛起大国拥有差异性认知。

除了针对崛起带来恐惧的“上半”机制外，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回应还涉及恐惧导致战争的“下半”机制。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而言，主流观点大体上开始认为处于守势国家的恐惧及其预防性战争应当为大国间冲突承担主要责任。例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引发此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变量就是德国对迅速工业化的俄国的恐惧，因而宁可选择在1914年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②在该研究领域，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专门建立了一套动态差异理论，指出了将恐惧转化为战争的两项重要的内外条件———守成大国衰落的性质和国际体系的极性。他指出，无论是在两极还是在多极体系中，衰退的守成大国最容易发动战争。而当这种衰退体现在经济力量和整体潜力更弱、同时多极化程度更低（潜在的竞争对手越少）时，它们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概率就越大。^③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则用博弈论证明守成国对自身衰落的预期极为关键。在持续衰落的预期下，绥靖只会导致其未来在更不利的情况下面对崛起国，因此将促使守成国更坚决地加以反制。相反，则有利于守成国多做让步。^④除了对衰落的预期和极性之外，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力量对比也被广泛视作触发预防性战争的重要条件。例如，存在一个容易触发战争的力量对比阈值（80%~120%），一旦崛起大国借助各种机会窗口越过这一阶段，出于成本和能力的考虑，守成大国的恐惧虽然不会减弱，但是不大可能再发动预防性战争。^⑤这也符合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那就是当威胁明显超过解决能力的时候，国家对威胁的感知反而会更加迟钝，更倾向于采取绥靖政策。^①

更进一步，无论是对当前实力对比的评估还是对未来实力对比的预期，在理性战争理论看来，仍然并非触发战争的充分条件。这一理论主张，无论战争胜负损益如何，战争本身都会带来绝对损失，因而国家都能够通过协议来获得比战争更好的结果。只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承诺难题的存在以及争夺利益的不可分割性等体系结构因素，才使得国家偏好先发制人或者发动预防性战争。^②在上述三个因素中，承诺问题长期以来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很早就在其博弈论名著《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指出，承诺的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行为体对自身选择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越刚性、越难以逆转，其可靠性就越强。^③而对于自我约束，约翰·伊肯伯里（G. JohmIkenberry）则指出，在国家间实力越悬殊的时候，处于顶点的霸权国才更愿意自我约束，限制自身的实力行使来换取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性协议。因为此时用制度化的长期收益代替短期利益的机会成本最低。^④

正如以上诸多关于约束、承诺、战争和恐惧的理论所展现的那样，“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实际上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价值。进一步检验和改进这一论述也比试图将其过于简单地证伪更有意义。事实上，无论中美是否走向战争，都无法充分证实或者证伪“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因为，艾利森虽然没有清晰地构建从新兴大国崛起、守成大国恐惧到预防性战争的复杂作用机制，但是他对历史案例的归纳也明示了这一因果链条的激活是有条件的，但是并未试图总结这些条件是什么。相反，他引用厄内斯特·梅（ErnestMay）的说法指出，历史案例之间的不同点远多于相同点，都是独一无二的。^①换言之，每一次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战争或者竞争都是一个只有“原因”的社会结果，而不是可以找到清晰“理由”的行动。^②以此而言，艾利森本人拒绝进一步将“修昔底德陷阱”由概念和逻辑假设发展成一套理论。但是正如上述诸多论述所展示的那样，实际上这一概念与很多更为紧密的国际关系理论密切相联，可谓构成了一个理论群。它们既丰富了我们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解，又为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和改进提供了方向。而本文正是试图用新的视角来检验这一逻辑链条中的若干组成部分，以获得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在激烈安全竞争中行为的新知识。

本文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前半部分———守成大国对在单元属性层面存在很大差异的崛起大国感到恐惧已经得到了诸多理论的验证，但是前者基于这种恐惧会作出何种反应却仍有待分析。事实上，“艾利森版”的“修昔底德陷阱”遭到质疑最多的部分就是守成大国会以预防性战争作为回应，因为这明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无战争”的现实趋势相悖。^③大部分观点认为，即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也不大可能会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进行，而更可能围绕声望和争夺盟友进行持久对峙。有的研究干脆将造成这一冷战式结果的机制另称为“丘吉尔陷阱”（Churchill trap）。^④总体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夸大了恐惧和先发制人会引发战争的风险，与夸大战争风险相对应的是对“新冷战”之危害的重视不足。当然，这是由艾利森不自觉地从守成大国的立场来思考所决定的。从美国的视角看，冷战式的对抗确实可以被称作成功的“长和平”，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会带来重大损害的战争，还实现了国际关系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渐次演进”，因此可能确实是一个“难得且美好”的和平时期。^①因此，将美苏关系归类于四个和平案例之中并无不妥。但是如果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结论就并非如此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大国而言，紧张的对抗环境很容易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最终的崛起失败。^②因此，美英式的和平与美苏式的和平存在根本差异。考虑到被称为“冷战”的高度紧张的长期对峙既是未来的叙事主轴，又会给崛起大国和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影响，本文将用以军备竞赛为指标的大国对峙代替战争，来改进“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此外，在检验这一新的逻辑机制时，本文将把“艾利森式”的历史案例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增强结论的普遍性。更有趣的是，在改进和检验后，本文发现，虽然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处于同一互相恐惧的关系之中，但是两者的策略选择和行为却存在与以往研究结论所不同的显著差异。

跟随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与大数据相结合的创新趋势^③，本节匹配并合并多个主流国际政治研究数据集^④，用“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War）所认定的所有一流大国（详见表1）^①在过去两百年（1816—2012）的历史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别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视角来检验改进后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即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是否会引发两者间的对峙。

所谓守成大国，本文将其操作化为每个历史时期综合国力（具体测量和数据来源详见表2）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而崛起大国则是其余有潜力对守成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世界性或区域性大国。如前所述，本文聚焦于以军备竞赛为指征的大国对峙，希望考察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相对实力的消长是否会对二者的军事备战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在本节的回归分析中，自变量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因变量则是一国军事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换言之，我们需要估计以下回归方程

军事支出_it ＝ α＋β¹国力差距_it ＋ βX_it ＋ ε_it

其中，i表示国家（i＝1, 2, 3，…，14），t表示年份（t＝1816, 1961，…，2010），ε_it是误差项；X_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除了国家和年份哑变量之外，还包括可能影响军事支出的其他主要因素。首先，根据民主和平论，民主政体能够遏制一国政府或其领导者的军事扩张政策，因此一国的民主程度可能与其军事开支呈现负相关关系。其次，一国的军事动员程度（例如为应对主要战争进行的全民征兵）会推高军事支出，因此前者对后者应带来正向影响。再次，一国能够投入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资源依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后者应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最后，过去的军事开支很明显会影响当期的军事支出，因此我们还需控制住军事开支的滞后一期。表2列出了定量分析所使用的变量的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调整了异方差和一阶自回归的面板修正标准误（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简称PCSE）作为基准模型的估计方法^①，并将随机效应估计量用于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回归分析将分别从“修昔底德陷阱”中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两个角度来进行。首先，我们只对过去两百年的各个崛起大国（即综合国力排名不是世界第一的世界性或区域性强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1控制住了时间和国家哑变量以及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只包含主要的自变量———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综合国力接近程度，其与因变量———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显著地正相关。这一结果在模型1.2将所有的控制变量都包括之后也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崛起大国在综合国力上越接近守成大国，那么它在安全领域的支出也就越多。换言之，在以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大国对峙的意义上，“修昔底德陷阱”在崛起大国的视角下得到了支持。

表4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1.3和1.4的估计方法仍然是PCSE，但更换了自变量的衡量方法———前者采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综合国力相减之后的差值，后者采用二者在GDP总量上的差值。^①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都与表2一致：崛起大国的实力（不管是以综合国力还是以经济体量来衡量）与守成大国的差距越大，那么其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就越少。从模型1.5到1.7，我们使用了另一个估计方法———随机效应估计量^②，并且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测量自变量，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对于崛起大国而言，其与守成大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会刺激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安全领域。由此可见，“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没有明言崛起大国会对守成大国的恐惧作出何种反应，但是暗示的安全困境的逻辑在崛起国视角下确实存在。

在实证分析了崛起大国在安全领域的行为之后，我们将视野转向守成大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将看到与“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预期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此，自变量和因变量仍然与之前对崛起大国的分析相同，但包含在回归方程中的样本则从所有的崛起大国变成了过去两百年间所有综合国力曾排名世界第一的守成大国（主要是英国、美国和苏联）。由于每一年都只能有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所以这时的数据结构就不再是一系列国家对应相同年份的面板数据，而是混合数据（pool data）。因此，我们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简称OLS）来进行估计。相应地，自变量是守成大国与排名第二的崛起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情况，因变量是守成大国的军事开支占其GDP的比重。

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2.1是完整的基准模型，包括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和国家哑变量。可以看到，排名第二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综合国力上的接近程度与后者的军事支出显著地负相关。这就是说，当面对着一个在综合国力上逐渐逼近自己的崛起大国时，守成大国选择的不是如“修昔底德陷阱”所预期的积极扩充军备，而是恰恰相反，减少在安全防务上的支出。这一结果在模型2.2使用了稳健标准误、模型2.3和2.4分别使用了其他的自变量衡量方式之后，仍然稳健。结合之前对崛起大国的分析我们看到，崛起大国的行为虽然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预期，但守成大国的行为却呈现出与其理论推断完全相反的模式。这就是本文题目的题中之义：“修昔底德陷阱”中竞争双方行为的不对称性。同时，我们的实证发现还能与民主和平论展开对话。不管对于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民主程度对其军事支出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参见表3、表4和表5）。虽然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数据上的原因^①，但这一结果仍然提出了一个可供未来研究思考的议题：当国家间进行军备竞赛时，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特殊甚至是极端的地位（如有能力参与世界霸权竞争的崛起国和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守成国）是否会使得现实主义逻辑掩盖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民主制度，将大国间关系蒙上米尔斯海默笔下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综合以上讨论可以推知，在解释以军备竞争为特征的国家间对峙上，“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释力主要存在于崛起大国，而非综合实力世界排名第一的守成大国。而民主和平论对于这两类国家的军备竞争行为的解释力则都很有限。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依赖“修昔底德陷阱”或民主和平论来对守成大国的战略行为进行预测并制定对策，也许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虽然政治制度因素对大国的安全支出策略解释力有限，但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制度差距却对前者的军事支出安排有显著影响。如表6所示，当把表5中的民主程度替换为守成大国和次强崛起大国的制度差距（前者和后者在民主程度上的差值）时，这一差距对守成大国的军事开支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当守成大国面对着一个与其在政治制度上十分不同的次强崛起大国时，其会更多地收缩军事开支。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制度上的差异使得非军事领域（如经济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遏制变得更加有效，从而促使守成大国对竞争领域的转移。于是，在守成大国身上我们看到“变质”的民主和平论：要想减少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军备竞争，并不需要两者都是民主国家，双方在民主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反而有可能单向减少军备竞争。民主和平论在解释守成大国行为时的这一悖论值得日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这些定量分析中，我们验证了以长期军备竞赛代替短期预防性战争的改进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是，守成大国在面对崛起大国的军备竞争时并没有如现有理论预期的那样采取类似的军备回应。而事实上，对等的军备竞赛还只是既有理论中所设想的较为温和的回应。之所以出现这一差距，是因为既有理论是在静态地考虑相对衰退的预期，认为其要么是可逆转的，要么是不可逆转的，两者之间不可能互相转化。它们主张，决定国家潜在力量增长的主要是领土和人口规模等短期内不可改变的要素，因此，受困于不可逆的相对衰落的国家就只能在军备竞赛、引发危机迫使对方让步、发动预防性战争和彻底和解之间作出选择。^①但是事实上，不仅仅是守成大国，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相对衰落的处境和预期时，都很容易判断出军备竞赛所代表的内部汲取（internal extraction）只会恶化当前局面，相反致力于提高发展潜力的内部动员（internal mobilization）才是最合理的反应。^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通过工业赶超、提高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利用效率或者综合运用两重方式来改善经济基础。^③因此，守成大国完全可以作出发动战争、军备竞赛与和解之外的选择，那就是综合利用内部改革和非军事手段来遏制崛起大国，在不将更多资源转化为军事能力（甚至是削减）的情况下推动进攻性政策。

此外，在现实和历史中，通常是崛起大国而非守成大国更容易认为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不利变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对日本而言，它认为自身的迅速发展并不能抵消美国的既有优势，因此时而谋求有利的国际协定，锁死某种军事力量对比，时而是以加速衰退为代价兑现既有军事力量，亦即扩军和备战。^④对德国而言，这种感知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更为明显，现实中德国在工业、科技和贸易等关键领域发展迅速，可以说“如果和平得以维系，德国会自然成为欧洲的主宰”。但是英国、法国、俄国等国针对德国的内外部制衡却使得德国产生了和平对自身总体不利的认识。^⑤而相对于崛起大国，守成大国由于既有的优势和经验，反而更愿意相信自身有能力通过国内措施来扭转力量对比上的劣势。例如，面对冷战中苏联咄咄逼人的上升态势，美国就始终相信长期来看优势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因此无论外部威胁看上去有多危险，美国都只会运用有限的资源与其对抗。在美国的主流决策者看来，在苏联的有意诱导下的资源破产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①因此，即使是在苏联不断取得技术突破、美苏差距不断缩小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美国也从未将在有利条件下与苏联的军事摊牌或者军备竞争作为冷战的主题。相反，美国始终在积极利用核武器、颠覆行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等替代措施减少总体军事开支。^②而在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因素更有利于促使守成大国作出这一选择。

因此，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面对彼此相对实力接近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具对抗性的互动时，很可能会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倾向的解读。崛起大国容易在力量接近时因为外部的反应而产生自己处境正在相对恶化的感知，因而采取军备甚至战争策略；但是守成大国基于既有的优势更容易认为当前的实力接近是可以逆转的，应当将逆转长期趋势作为主要目标，因而反而会削减军备。简而言之，面对同一增量，各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不同存量是有意义的，它们会影响各国对增量的感知，进而导向不同的行为。

在提出了关于守成大国为何会在与首要竞争者的实力差距缩小时缩减军备开支的逻辑解释后，这一部分将通过案例展示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在案例上，本文选择了1945—1950年早期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和2010—2017年的美中关系。选择前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处于有核时代和两极体系，其结构环境与当今和今后较为相似。同时，冷战早期双方尚未就彼此间的互动模式形成中后期的稳定范式和预期^①，双方对于对方意图的判断均难以确定，双方矛盾尖锐而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一案例中，美苏两国具备落入安全困境和螺旋军备陷阱的完美条件，因此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削减军备的反常行为更能展示上述逻辑的说服力。选择后一案例则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该研究的现实政策意义，揭示自获取世界霸权以来美国与异质性的主要大国竞争者（同质竞争者则是日本、德国）在敌意互动中行为逻辑的一贯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极性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美关系也是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之后最接近两极结构的一对关系。除中国之外，其他次等大国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距离构成全面挑战为时尚远，因此美国同样有足够宽裕的条件和资源来展开同中国的军备对峙。^②总而言之，这两个案例均属于最有利于传统“修昔底德陷阱”逻辑的理论最可能案例（most-likely-case），同时又因为时空上的迫近（其中一个甚至就是当前）而最具相关性。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的五年是冷战史学家们反复考察的一段重要岁月，他们关注的一大焦点是冷战缘何发生，哪一个大国应当为此承担更多责任。就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解释而言，在这一案例中需要考察三个问题。第一，苏联与美国的相对力量差距是否正在迅速减少？第二，苏联的崛起是否让美国感到威胁，并且美国自身处于防御地位？第三，在互不信任和互相遏制的螺旋中，美国是不是倾向于削减军备，而反之苏联则倾向于增加军备？下文将结合统计数据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的档案文件，来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

图1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直观回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前，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自信地认为未来的世界将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其中美国将拥有85％的发言权，苏联只有区区的15%，苏联对美国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对苏联的需要。^①但是此后两国的总体实力却开始迅速拉近，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的工业能力和人口正迅速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美国则从战时的工业生产巅峰开始下滑；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进一步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等地区获得了疆域和人口补偿，更不用提其借助二战在东欧获得诸多“盟友”。这一时期苏联的战略表现是教科书般的崛起大国，由于工业、军事和国际影响力都在朝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其一面通过维持和更新军事力量巩固既有优势，一面试图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维持现状。^①与国家力量狂飙突进相应的是，斯大林于1946年2月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公开称赞了苏联新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表示苏维埃秩序优于其他任何一种秩序，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就等于战争。这一表态在美国引发了对苏联将借助自身实力加速扩张共产主义并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普遍担忧。^②到1951年时，斯大林已经很自信地认为美国在欧洲已经不是苏联的对手，他表示，“没有欧洲国家拥有同苏联军队抗衡的能力，这些国家甚至根本不会抵抗。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动用所有的经济、政治和人力推进军队的系统性的准备工作……只有动员全部力量，才能抓住这唯一的机会让共产主义扩展到整个欧洲”。^③正如图2所示，苏联的这一优势正是通过增加军费开支、加紧军备竞赛获得的。在1945年后，美苏两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复员（demobilization）问题，但是美国在1945年后迅速将军事开支削减并维持在不到原本1/4的水平，而苏联的军事开支则毫无“去动员”的迹象，始终维持在比战时更高的水准上。

图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5.0”[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5.0），Singer，J. David，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Capability Distribution，Uncertainty，and Major Power War，1820—1965，” in Bruce Russett，ed. ，Peace，War，and Numbers （Beverly Hills：Sage，1972），pp. 19-48]自制。

图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自制。

在美国看来，从1945年到1950年，美国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疲于应对苏联的战略攻势。尽管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的现实主义共存思维，但是他的这一离经叛道的观念不仅在国内是少数，而且从未向美国社会公开宣示过。^④因此，杜鲁门继任之后很快就因为雅尔塔协定中关于波兰的自由选举问题而同苏联发生冲突，并认为苏联开始背信弃义，违反民族自决原则，逐步攫取整个东欧。^⑤在操纵波兰和东欧选举之后，斯大林在明知美国态度的情况下又向土耳其提出关于黑海海峡控制权的要求并炫耀武力。1946年8月7日，苏联正式照会土耳其要求建立苏土共同防御机制，将西方国家彻底赶出黑海海峡。^①此后，苏联还相继策动了伊朗危机、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等一系列攻势。在1949年，美国社会对自身在冷战中处于守势和不利地位的感知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性事件是“失去中国”和苏联原子弹试验的成功。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自1949年开始猛烈攻击美国国务院“放任由敌人来制订美国的安全政策”，出卖美国的盟友，纵容苏联间谍的渗透。^②在苏联日益强盛的势头之下，美国决策层的危机感也进一步增强。在1949年初开始草拟的NSC68号文件中，保罗·尼采（Paul Nitze）就积极主张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被彻底打破，全球各国甚至美国的民主制度都已经受到苏联的威胁。^①总览1945—1950年，相对于苏联，不仅美国处于明显的守势，前者带来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也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的关于冷战史的“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日益强调苏联和斯大林的革命帝国主义扩张在引发和激化冷战中的作用。^②

苏联的步步紧逼引发了美国决策者的强烈反应，但是有趣的是，这一遏制政策却并不将扩充军备作为政策基石，相反，他们执行的是一套被称为“精打细算的冒险”（calculated risk）的政策，那就是有意识地用更小的经济代价来应对苏联的挑战，认为依靠自身的经济潜力而非军事实力就可以有效威慑苏联。^③这一战略的代表人物就是“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尽管他在这一时期是最坚定的反苏者，并因此得到了安全强硬派的青睐而担任国务院政研署主任的要职，但是在1948年应国防部的要求进行安全环境评估时，凯南在NSC20/2号文件中指出，虽然美国应该坚定地遏制苏联，但是苏联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其原因在于：第一，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让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美国的潜力；第二，苏联倾向于对外国的政治而非军事控制，并不会入侵西欧；第三，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苏联的战略机遇是要等待并促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④在NSC20/4号文件中，凯南进一步指出，遏制苏联的最佳手段是推动“欧洲复兴计划”、支持西欧联盟，而苏联对美国的最主要威胁手段仍然是颠覆活动和危害经济稳定，过度的军备建设和对外援助反而不利于美国。^①

凯南主张的这一理念得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会的青睐，而这也被进一步传导到了美国各部门的战略语言当中。在白宫冷战早期的预算编制中，美国军事部门根据对苏军备竞争做出的预算遭到了总统和财政部门的压制。从1945年到1950年，最终的军事预算都是由白宫规定的“预算天花板”而不是军队的需求所决定的。^②即使是在苏联拥有核武器后，美国决策层在关于重整军备的NSC68号文件的讨论中，也是倾向于否定尼采的大规模军备的意见。在多次内部交流中，白宫预算局严厉批评NSC68号文件“没有充分考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其所建议措施的影响……其中的严重错误在于低估了经济和社会变革因素在当下进行的斗争中的地位”^③。在给杜鲁门的建议中，预算局明确指出，为了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对抗共产主义，必须抵制会对“我国社会”心理和发展方面造成极大损失的“大规模动员”，必须将国防预算稳定在130亿美元之内并且每年减少3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④事实上，这几乎就是杜鲁门本人的立场。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的1950年5月4日，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明年的军事预算将比今年更小……我们不觉得有来自世界的任何警报”。当时，白宫预算局评估，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需要增加10亿～3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只有尼采设想的总额达300亿~400亿美元军事开支的1/3。^⑤

国会的状况也与白宫大同小异，虽然自1949年后其中的共和党人调门更高，但是他们并不愿意为遏制苏联多花一分钱。在1949年空军和海军围绕有限军事预算展开的竞争中，以“便宜高效”为旗帜的空军逐渐赢得优势。其说服国会和公众依靠少量战略空军与核武器就可以有效威慑苏联，而不用花费巨资发展昂贵的陆军和海军。在1948年4月的追加军事预算分配上，国会最新批准的近35亿美元的拨款大部分给予了空军。其中空军获增53000人，陆军获增8000人，而海军则一无所获。^①在这场斗争中，包括前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Carl Vinson）在内的很多议员逐渐转变为空军的鼓吹者。后者公开表示国家不能长期花费150亿～200亿美元的军费，必须停止海军航空兵的重复建设，特别是超级航母项目。^②在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下，杜鲁门最终取消了海军的“瑰宝”项目。更能说明国会心理的是，尽管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大肆攻击国务院“失去中国”，但是在朝鲜战争行将爆发的1950年，美国众议院在1月还是否决了国务院大力推动的对韩国的援助法案。^③总而言之，虽然美国府会在1949年后的关系趋于恶化，但是在并行执行对苏强硬战略和缩减军事开支上其实并无分歧。

从1945年到1950年，面对苏联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军事力量的稳定上升，美国反而采取的是缩减军事开支的政策。在5年中，仅有1948年略有增长。如果朝鲜战争没有爆发，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这是因为美国决策者认识到了保持自身潜力在应对苏联及其革命扩张时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抵制了用军事力量遏制苏联的诱惑。^④而之所以能最大限度地坚持这一思路，是因为美国对自身存量优势和过往成功经验———“美国生活方式”的确信，即便这种确信本身存在盲目成分。

2010年，中国的GDP规模超过日本，正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正处于由小布什时代和奥巴马上任第一年的“历史上最好的中美关系”向中美“战略互疑”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这种时间上的一致绝非纯属偶然。如图3所示，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自2000年起就处于直线上升的态势，并且从2010年后一直保持至今。尽管从GDP差额的绝对值来看，从2010年至2017年中美的力量差距并非在线性下降（分别为8.863、7.945、7.594、7.085、6.946、7.056、7.434、7.153万亿美元）^①，但是其总体趋势仍然是在波动中降低。而且，考虑到中美经济规模都在较为迅速地扩张，稳定的差额实际上也意味着两国国力日益接近。由于中美之间差距（人均GDP）的绝对值存在波动，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经济和军力总量、经济结构和科技水平上仍然保持着显著的边际优势，并且这些优势不仅难以获取，而且能够在国家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美国并未相对于中国衰落。^①但是主流看法仍然是就国家间竞争而言，总体资源的增长率比人均资源或者创新能力更重要，前者更能影响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权力强弱。^②

图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US，访问时间：2018年8月11日。

事实上，即使是在美国拥有边际优势的科技和产业领域，中国的追赶也极为迅速。从2006年到2014年，在世界利润前1000名的大企业中，中国企业的数量从41家上升到131家。^③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上，美国和中国在2000年各自占全世界比重为24.98％和6.50%，而在2015年这一数值分别为30.91％和26.74%。除了总量增长，中国企业在新能源、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上都在接近甚至超过美国同行。^④在可见的硬实力以外，中美力量对比的接近还体现在中国更强的区域和国际制度影响力上。正如苏联在二战后成功构筑了社会主义阵营、间接扩展了自身的物质能力一样，最近十年间亚太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断增强，中国和美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⑤同时，中国虽然是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与现有美式制度并行的“平行结构”（中国称之为“补充性国际制度”），其中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国的平行结构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美式制度。^①

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与美国异质的大国，中国的实力增长毋庸置疑地引起了美国的恐惧。有观点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源自中国行为的变化而非实力增长。^②例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上不再趋向西方制度^③，在台湾、钓鱼岛、南海等一系列问题上修正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④但是，中国的行为变化恰恰是国家由大到强的结果。“中美之间的实力平衡变化是能够察觉到的，这一变化让很多中国人期待并且强烈要求出现更加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政策。”^⑤另一方面，美国之所以认为中国“变了”，也有力量对比接近带来的感知变化。事实上，从中美建交开始，中国在台湾、南海等涉及亚太安全秩序的问题上就从未改变过立场。^⑥自2010年起，美国的决策者显然感知到了中美相对实力的接近以及这种接近所带来的内外压力。奥巴马在其年度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取代美国地位的担忧。2010年，奥巴马还能“不点名”地表示“美国不会当世界第二”，将中国和印度、德国等作为竞争者“相提并论”。^①但是在2015年，奥巴马针对中国的意图就大为清晰。他明确指出中国试图重写亚太地区的规则，而这对美国不利，“美国决不能放任这一局面出现，必须由美国来书写规则”^②。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则更为公开，他称中国的政策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功，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获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而他则要扭转过往美国总统犯下的错误。^③这种对华恐惧的不断加深直接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上。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代表奥巴马政府第一次访华时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描述中美关系，这也标志着中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战略定位的延续。^④但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已经被正式定义为在国际安全和经济的各个领域挑战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最主要战略竞争者。^⑤

自2010年起，伴随着美国对中国实力不断接近的忧虑，双边关系持续下行。以“天安”舰沉没事件后美国派遣航母进入黄海引发中美外交交锋为开端，经过钓鱼岛事件和黄岩岛事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态度日益强硬，最终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特朗普执政后，“亚太再平衡”一词则被迅速抛弃，转而出现的是“印太战略”，这两大战略均以中国为目标。到2018年，贸易战、技术战、意识形态分歧、大国对抗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可能性已经初现端倪。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的说法不绝于耳。^①但是就在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同时，两国军事开支的走向却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图4所示，从2010年至2015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而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当然，2010年起美国军费的下降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但是，2014年之后，中美两国的军事开支对比的性质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反向差异在程度上大有缓解）。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国际军费开支数据，从2014年到201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无论是在绝对值还是在占GDP比重上都在缓慢下降，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在绝对值和占GDP的比重上都在缓慢上升。^②这意味着，尽管中美关系竞争性在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维持和提高增长率，但是美国却没有作出同样的应对。这一数据与美国国家安全界对军事投入的看法是一致的。奥巴马政府虽然承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会受到削减总体投入的直接影响，但是也承认这只是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力维持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水平。而且，仅仅维持名义军费开支意味着从2013年到2014年，美国的实际军费开支将下降25%。^①因此，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军力的分配而非增加军备上。对于这一财政约束，美国军方也公开表示过不满，哈格尔就表示，这会让美军变成一只“空心部队”，不仅规模太小，而且战备和训练严重不足，“以至于无法完全执行总统的国防战略”。^②这一不满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在2017年的一次针对退役军人和军属的调查中，就有71％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过度裁减了军队人员规模，64％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未能集中力量制衡中国。^③

图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自制。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军费在绝对值上的持续下降的势头暂时得到阻止，2017年和2018年，特朗普政府两次提高了财年的军费预算，其中2018年的总预算为68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800亿美元。对于这一增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诺奎斯特（David L. Norquist）还表示，“大国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才是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威胁”^④。但是特朗普的做法是否足以扭转2010年以来的整体趋势，现在还难以得出定论。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GDP本身也在迅速增长，其军费开支比重的提升可能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实质上仍然存在延续性。例如，奥巴马愿意以放松对盟友的控制为代价说服他们承担更多的防卫义务，而特朗普则在就任之初就进一步表现出为了降低美国的负担宁可削弱或者抛弃重要盟友的态度。在2018年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甚至要求北约各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4%，而不是原本规定的2%。^①正是这种行为上的延续性及其背后美国社会对经济和外交制衡的青睐^②，使得我们怀疑特朗普政府在未来是否能继续维持这种军费增长，又是否会在“美国第一”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要求下重新收缩资源，执行“更名改姓”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从2010年至2018年，美国对中国与其实力的接近有着充分认知，而且这种认知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衡。但是，与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相比，美国的这种恐惧并没有表现为军备的相应增长，反而很可能处于持续的下降态势。对于这种行为上的不对称，伊肯伯里将其归因为中国信奉“无畏舰之争式”的“传统的全方位军事竞赛”，而美国则青睐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的增强与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预先部署和轮换等“军备”方式。^③但是将这些替代手段称为“军备”可谓名不副实，而且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增加资源投入也并不矛盾。因此，这一“新式军备”的说法更多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托词。事实上，奥巴马高度质疑进一步的干预主义、使用武力和加强军备在应对战略威胁上的效果，无论这种威胁是来自恐怖主义还是来自中国。相反，更好的应对之道是尽可能地降低战争和军备所带来的成本，将资源集中用于解决国内问题。^④同时，与冷战早期高度相似的是，奥巴马的战略收缩并不是其国内政策批评者（正如1949年批评杜鲁门的共和党议员）所宣称的那样是放弃美国领导地位的孤立主义式的战略克制（restraint），而是强调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维护美国战略地位的“主导”（primacy）政策，即构建坚固的联盟体系、维持重点地区的前沿部署（而非全面军备）和强大的军事潜力。^①其逻辑是舍弃不太重要的战略目标和地区，以提高国内物质资源的增长率，以保障霸权地位和核心战略目标的可持续性。关键是维持或者获取相对于中国的物质资源增幅上的优势。^②尽管奥巴马的战略收缩在战略界招致了诸多批评，但是一方面此举有着牢固的国内选民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的邻国、美国的亚太盟友也陆续表现出了日趋强烈的制衡中国的意愿，增强了共同防御的能力，这使得美国的战略界更加确信可以在放弃东亚和与中国的全面军备竞赛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③

要想在应对崛起中国时大体维持“既遏制又节约”的政策组合，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证明这么做所增加的风险和降低的成本是成比例的，即降低军备成本不会鼓励竞争者采取冒险行动，不会削弱盟友的安全合作意愿。^④换言之，即中国在未来不会与美国突然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会将美国因削减军备而造成的在战术上的不利地位由理论变成现实。除此之外，其他例如使得俄罗斯趁机在叙利亚或者中东增强影响力的不利后果并不能否定战略收缩本身的有效性，因为这一战略的目标就是有效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为此必然要牺牲一些次要目标。^⑤当前，特朗普与奥巴马在大战略上存在一些差异，前者更愿意增强军备，也更愿意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两者在让盟友承担更多防卫责任上的相似之处也非常明显，而且特朗普要远比奥巴马更不在乎国际承诺和领导地位，更为关注通过经贸和国内政策让美国再度强大。特朗普决定从叙利亚撤出则是用行动证明了他与奥巴马之间的显著延续性。^①因此，我们可以将从2010年至今的美国战略行为视为一个符合理论描述的连续体。

“艾利森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个严密的理论假说，但是其蕴含针对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更加突出的安全困境却是现实存在的。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发生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大大降低，但是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这种困境潜在的破坏力。一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冷战或者“新冷战”完全可能为当今世界带来全面而深刻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其中的崛起大国而言，这种冷和平是尤其需要避免的。总之，我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是基本有效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作用的条件，即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时，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相对实力上的接近会导致守成大国的恐惧，而这一恐惧会转变为后者针对前者的遏制政策。但是与传统观点和常识不同的是，本文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指出，在遏制与提防的相互螺旋中，虽然崛起大国会伴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不断增强军备力度，但是守成大国却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降低军备力度、减少军事资源的投入比例或绝对值来提升自身的增长潜力，以期扭转相对于崛起大国的发展劣势。这也正是守成大国在历史上屡次采用过的优势策略。因此，本文的理论贡献就是指出这一大国竞争中双方行为的不对称性，崛起大国要比守成大国更容易跌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这种不对称性是由双方的力量存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战略偏好所引发的。

这一理论发现对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具有相当的政策意义。随着中美关系竞争性的全面增强，中国应当认识到美国很有可能正在复制其在冷战初期的大战略，就是在减少军备投入、提升长期发展潜力的同时，采取进攻性的遏制政策。面对这一政策组合，如果中国过于担忧美国会因为中美的力量接近而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制造安全危机，那么就会在军备上投入更多或者说不适量的资源，这样不仅在安全上没有多少边际收益，还会损害自身的长期发展潜力。因此，中国的优势策略不应当是趁美国战略收缩的时机快速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在局部地区谋求针对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要适当降低对安全问题的敏感性，认识到军备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竞争中的有限和两面作用，避免陷入战略激进和资源错配的往复循环。正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面对守成大国美国的恐惧和反制，中国应当在韬光养晦和全面进取之间找到一条内向进取的中间道路，不谋求在安全能力上成为与美国对等的军事超级大国，以推动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到达持续、明显地优于美国的程度。一言以蔽之，韬光养晦无法崛起，全面突进难言和平，只有在与美国的竞争过程中内向进取，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回到本文的研究本身，大国竞争中的不对称行为这一现象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首先，这种不对称性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条件下———例如爆发涉及崛起大国的局部战争时，守成大国也会改变自身的策略。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策界爆发了针对既有政策的反思，认为既减少军备又遏制苏联的政策组合导致了美国承诺和力量之间的差距，使得苏联在朝鲜半岛有机可乘，甚至推动了苏联采取冒险政策。但是在朝鲜战争的危机过后，美国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领导下，又逐渐退回到朝鲜战争前的战略，美国的军事开支逐年稳步下降。这一变化一方面说明不对称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会反复出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守成大国采用这一战略也是有条件的，在特定环境下会遵循相反的行为逻辑。其次，在论述守成大国为什么会采取不对称行为时，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档案、国家战略和决策者讲话的文本分析来加以推断，而没有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来进一步检验这一解释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当前更多的还只是阐释了守成大国的战略选择，对这一选择背后的战略心理假设，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和完善对这一逻辑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