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当代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认真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简称《战争》）中记录了一场两个奴隶制城邦国家之间发生的古代战争。翻开封面，书中到处都是有关希腊重步兵手持长矛冲锋和三层划桨战船对决的记载，战争场面宏大，堪称史诗。然而，这些来自两千年前的记载，有些出处颇具争议，另一些则无故中断。
尽管如此，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具备足够能力研究《战争》一书。借用一种比较文艺的说法，这部作品乃是“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
尽管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重现过去，但是这种努力方向正是修昔底德的作品值得称道之处———他的记载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诀窍全在于此，要知道书中很多事件甚至来自更为遥远（并且无从考察）的历史长河之中。正如杰奎琳·德·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所言：“修昔底德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绝对客观性，这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某些时候，“作者的介入又是影响深远的，书中的观点是其本人的构思和意志的体现。每一处的遣词造句，每一处的沉默和停顿，都是作者试图呈现和强调的观点所在”。
即使我们假定修昔底德所记录的内容都是极其准确的，这对任何历史作品来说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标准，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常常要对事件的各种版本的说法作出判断，这些事件他都未曾亲历。他也明确承认，某些演讲的具体内容出自他的想象，这些想象包含他对演讲人物的理解。作者（对史料）取舍所导致的严重影响仍旧不可避免。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删减；哪些该详实记录，哪些该一笔带过；哪些该并列比较，哪些该分开论述———最终，作者通过这些写作手法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与否作出暗示性的判断———所有这些做法都绝非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非小说叙事性文体写作的必要手段。
修昔底德（对于史实）所作出的判断（尽管他很少在《战争》中这样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选材方面所展现的话语权力（power of narrative choices），都清晰地体现在了有关伯里克利（Pericles）的论述上面。修昔底德从不吝啬他对伯里克利的赞美之词：他将伯里克利称作雅典城邦中“在演说方面和行动方面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1.139.4），并且用大量篇幅称颂其戎马一生，认为“在城邦全体人民所需要的人中，他是无与伦比的”（2.65.4）。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他的陨落，直接导致了雅典的最终失败。（2.65.7）除此之外，《战争》一书更为精妙之处还在于修昔底德的修辞方式。通过一种极能体现话语权力的修辞方式，修昔底德更有力地呈现了伯里克利在战争中的三次重要演说。这些演说包括著名的“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伯里克利通过这次演说表明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这些演说还包括他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这些伯里克利面对饱经瘟疫折磨的绝望民众所作的慷慨陈词都被记录在了《战争》一书之中，此时离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不到两年。每到关键时刻，读者都会听到伯里克利的观点，那是因为修昔底德经常选择性地“屏蔽”掉了其他不同声音———这种做法使得读者对于那些持有强烈反对意见的观点知之甚少。有关伯里克利首次公开呼吁开战的相关记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许多人都走上前发言，主战的和主和的都有。”（1.139.4）然而他只保留了伯里克利的观点，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伯里克利得以独享读者的关注，同时显得毫无争议。可以想象，他的主要观点必然受到修昔底德的青睐。一位研究修昔底德学的专家指出：“（伯里克利演说中的观点）也许是对修昔底德全书思想的一次总结。”伯里克利演说中的某些中心思想表达出了一种修昔底德式的审慎，正如他向听众表明的那样，战争的胜利终将来临。“如果你们愿意在战争期间不扩展帝国的范围，不主动招惹祸患。”伯里克利随后补充说道，“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自身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图谋。”（1.144.1）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之中，他的这段论述被无数军事失败所应验。
一、修昔底德的遗产
修昔底德当然也会犯错，他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难免掺杂某些个人看法。尽管如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认真阅读《战争》并领会其中的历史教训仍然十分重要。从始至终，修昔底德都在不断提醒读者反思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无政府状态下）也许行为可能受到约束，规范也会得到尊重，人们亦会文明行事，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正如《战争》开头部分所描述的那样，科林斯人（Corinthians）在大破敌军之后，“来来回回四下里划动舰只，宁可杀掉，少抓俘虏”（1.50.1）。修昔底德，这位来自雅典（Athenian）帝国的军事将领，断不会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所畏惧，也不会对战斗中接踵而至的血腥场面有所回避。但是当他面对战争中的无端暴力和恣意妄为之时，还是表露出了极端的厌恶之情———在他看来，此类事件常常就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修昔底德对此驻足思考，“在盛怒之下”，雅典公民是如何投票赞成处死“所有密提勒涅（Mytilene）的成年男性，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的，又在次日的一场辩论之后回心转意，以几票之差推翻先前的决定。（3.36.2）然而，读者还未缓过神来，作者又将目光转向他处，尽管先前密提勒涅已经逃过一劫，但是斯巴达人（Spartan）又决定了普拉泰亚（Plataea）人的残酷命运。斯巴达人如此行事别无其他，只因“满足他们（忒拜）的要求，希望忒拜人（Tebans）会对他们有用”（3.68.4）。与此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在攻陷斯喀俄涅（Scione）后，雅典人“处死了成年男子，把儿童和妇女卖为奴隶”（5.32.1）；斯巴达人在俘虏阿尔戈斯人（Argive）和许西埃人（Hysiac）后，“把他们捉到的所有自由人全都杀掉”（5.83.2），然后长驱直入普勒乌斯（Phlius）大肆劫掠。
修昔底德还在关注力量变化的重要性（imperatives）和政治事务的紧迫性（exigencies）两个方面给予后世诸多启发，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未过时。在他看来，任何（最终的）力量均衡都是最初决策的结果。试想那些曾经不大重要的冲突，它们往往成为战争最终爆发的直接原因，正如科西拉（Corcyra）与科林斯的冲突一样。雅典是否应该为了保护坚守中立的科西拉而卷入这场冲突，哪怕这将导致他和斯巴达同盟的交恶？关于这点有太多讨论，但是修昔底德给出了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答案：雅典的强大依赖于其海上霸权，而实力相对弱小的科西拉却拥有着一支强大海军，所以“没人想将拥有强大海军的科西拉拱手让给科林斯人”（1.44.2）。
关注权力变化动因（power dynamic）是修昔底德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最为显著的贡献之一，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认为）势力均衡的打破比任何一刻的力量分配结果都更具决定性作用。在这点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受其影响最为明显。如同许多当代研究一样，修昔底德的基本观点在其作品之中打下深深烙印：“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斯巴达人）的恐惧，战争从而不可避免。”（1.23.6 ）
城邦之间互相倾轧，政治博弈（昔日盟友反目十分常见）似乎无穷无尽，修昔底德试图（通过这些图景）展示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本质（open-ended nature）。不同于那些可以有效解决的小分歧，政治冲突中包含着诸多利益纠葛，这些因素将决定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场纷争的结束仅仅预示着其他冲突的开始。这在《战争》的第五卷和第八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时常有人因为上述两章相对“文笔粗糙”而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便如此，从《尼西亚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的签订到西西里远征（Sicilian catastrophe）的来临，从斯巴达的众多盟国反对和约签订到科林斯与阿尔戈斯的结盟，上述章节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的政治动荡程度之深。第八卷中还有大量类似记载，这些故事远远早于19世纪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至理名言：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修昔底德不仅展现了他对权力政治基本原则的先见之明，还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尽管其中很多见解已经不再受到某些重要思想流派的青睐。谈及这些观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他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归因分析。修昔底德认为，所有行为受到3个主要因素即恐惧、荣誉和利益的影响，这与当今学界的普遍做法有所不同。现今学者严格限定讨论范围，更加强调利益的驱动作用（并且特别强调对于个体利益的诉求，尤其是指排他性的物质利益）。但是修昔底德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描述斯巴达人大会前的佚名雅典人演说时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正是下列因素促成了外交政策的形成：“驱使我们的首先是恐惧，接着是荣誉，最后是利益。”（1.75.3）利益当然重要，但是恐惧首先登场；并且我们还应记住，所有利益诉求都会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另外，荣誉也会塑造利益———行为体的利益目标以及获得利益的方式，都会受到荣誉感的影响。他的这一观点好比打开一扇大门，人们由此开始关注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厚文化背景。
对于那些细心读者而言，修昔底德的上述观点不足为奇。尽管他也认为，战争可能源自体系压力，但是他也极度强调从第一层次以及第二层次变量中去寻找对于战争爆发的解释。———难以想象修昔底德会对这些层次的变量视而不见。在《战争》一书中，政权类型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在众多案例之中，斯巴达的盟友加入新成立的（提洛）联盟的两面下注之举，算是一个温和的例子，“认为拉刻代蒙（斯巴达）的政体比起阿尔戈斯的民众政体，更投合他们自己的寡头政体”（5.31.6）。雅典的民主政体也是斯巴达人最终对于《尼西亚斯和约》不抱幻想的根源，因为“和约订立时正好在位的检察官结束任期，他们的继任者中有些人实际反对（该）和约”（5.31.1）。
相比那些非民主政体，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体行事能够有所区别，尽管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除了政权类型）还有许多线索贯穿其记叙之中，这些共同线索表达了他的一种担忧：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受到极富煽动力的野心家的阴谋诡计的影响，从而被僭越。这种论调放在今日读起来不免让人有些沮丧，但是这种观点更具普遍意义：领导力、民主政体以及民主实践同等重要———（修昔底德）并未对此展开详细描述，而是直接解释（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修昔底德通过一段记述（2.65.22-13）同时达到上述目的，正如杰弗里·鲁斯腾（Jeffery Rusten）所认为的一样，修昔底德“似乎将雅典的失败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那便是伯里克利的去世让雅典变得开始缺乏一致性”
《战争》一书还强调了不确定性和意外事件在解释战争结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以此教化众人。
最后，修昔底德还不忘总结两条历史教训———或者说是比教训更为严肃的警告———他告诫后世不要忘记文明的脆弱性和人们的妄自尊大所带来的危险。如果只能从《战争》中选出两点最为可取之处，那么牢记上述两则教训最为重要。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修昔底德撰写《战争》的最大初衷所在，让《战争》一书“成为永远的财富”（1.22.4）。修昔底德对于脆弱的文明秩序充满忧虑，这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对于那些瘟疫肆虐雅典后的可怕结果的震惊和反思。瘟疫之后是暴动，“雅典人目无法纪，过去他们偷偷摸摸做的、不能恣意而为的事情，现在敢大胆做了”（2.53.1）。同样，在科西拉革命期间，人们不断“屠戮那些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仇敌的人”（3.4.5），而且“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都出现了。凡在（过去）这种时候发生的种种事情，现在都有过之而不及”（3.4.5）。正如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的令人信服的观点：“在修昔底德看来，《战争》这一部分对于后世学子的警示作用，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接下来登场的是所有教训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修昔底德曾在《战争》中清晰地解释，正如伯里克利所担心的那样，并非敌人利用权谋战胜雅典，而是雅典人的狂妄自大葬送了自己，这种自大表现为某种过度野心。雅典的陨落并非因为对手过于强大，而是因为认为自己足够强大。由于过分沉溺于雅典足够伟大这一看法，雅典无法认识自身实力的边界。在《战争》一书的两处关键历史节点上，修昔底德明白无误地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第一次发生在战争的第7年，斯巴达人在皮洛斯（Pylos）惨遭失败并向雅典提出休战，在斯巴达人看来，“（开出的条件）在对你们（雅典）有利的同时，在目前的灾难中，也尽可能照顾我们的颜面”（4.17.1）。斯巴达人力劝雅典珍惜他们的好运，因为这并非最终胜利，希望他们能够见好就收———因为制衡并未打破，如果承认斯巴达人的确遭受重大失利的话。“明智的人提防着未来的祸福反复，从而保住自己所获得的东西。”（4.18.3）不幸的是，修昔底德如是说，“然而，雅典人……贪图更多的利益”（4.21.2），并且拒绝了（斯巴达人的）和谈条件———尽管很快就“后悔没有接受对方的议和建议”（4.27.2）。
当然，（雅典人）在皮洛斯所表现出的贪婪只是修昔底德记载的后续重要事件———雅典作出征服西西里的灾难性决定———的某种预演。雅典人“急切对之（西西里）用兵……统治全岛是真正的动因”（6.6.1）。尼西亚斯（Nicias）———很难想象修昔底德不会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在公开辩论中极力反对这种野心，并且郑重警告：“你们放着这儿众多敌人不顾，却一心一意航行到那儿，将新的敌人引到这来。”（6.10.1）他告诫众人，雅典“不要原来的地盘还不稳当，又冒险把手伸向新地盘”（6.10.5）。尼西亚斯不仅（正确地）视斯巴达为雅典的心腹大患，而且更加明智地注意到了西西里人，“即使我们征服成功，也很难统治，因为该岛距离遥远，而且人口众多”（6.11.1）。他接着奉劝雅典人民放弃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6.13.1）。
二、最新研究进展
考虑到修昔底德思想之博大精深，也许人们还得借助《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德卷》（以下简称《手册》）才能对其一探究竟。翻开《手册》一书，在其装帧精良的封皮之后，40多篇最新相关文献跃然纸上，这些文献出自业内专家之手。该书主编（同时也是该册书目的主要文章作者）赖安·巴洛特（Ryan K. Balot）、萨拉·福斯代克（Sara Forsdyke）以及伊迪斯·福斯特（Edith Foster）均系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古典学家，如今他们分别执教于多伦多（Toronto）、密歇根（Michigan）以及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大学。
国际关系学者理当明确研究（修昔底德作品的）学科目的之所在。修昔底德受到众多不同领域学者的青睐，这全归功于前人对其《战争》研究所做出的诸多努力，许多知识分子从中深受启发。当然，不是所有研究都是值得国际关系学界高度关注的。最典型的例子来自那些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何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激烈讨论，凭借他们值得称赞的谨慎去考证那些修昔底德的记载是否准确。探索这些有趣争论的来龙去脉极富魅力，所以我们必须谨记究竟哪些问题值得（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努力）物有所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认真研究修昔底德———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还算说得过去的基本假定：修昔底德的思想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当他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我们必须相信他也努力还原最客观的历史事实。这意味着，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即使他对某些事实的记载存在纰漏，也无论其对战争起源和历史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读者对这些问题不必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对于某场古代战争事无巨细的考察，而是努力从中发现修昔底德所说的智慧之见。
幸运的是，《手册》能为读者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诸多帮助。该书的第一部分、经典中的经典“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as Historian）适合作为所有国际政治学子的必读材料。本书的合著者福斯代克撰写了该书第一章节，该部分回顾了修昔底德在收集史料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且说明了他是如何通过选择性的叙述方式来“塑造和呈现他的作品”的，从而“引导读者接受他所描绘的历史版本”
顺着这条思路，丽萨·卡莱特（Lisa Kallet）提出，尽管雅典和科林斯曾经形成过紧密同盟，但是在公元前460年之后，双方的同盟关系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在她看来，联盟间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脆弱性乃是国际政治中的平常之事。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也在钦奇亚·贝阿尔佐特（Cinzia Bearzot）所撰写的章节当中有所体现，众多城邦在大战之间（所谓的“《尼西亚斯和约》时期”是指大国激烈对抗间歇的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的权谋斗争是其研究中心所在。除此之外，《手册》的这个部分还收录了艾米莉·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有关西西里远征的精彩文章。格林伍德清晰展示了修昔底德对于运气以及意外等因素的强调———修昔底德认为大量历史事件完全可能（因为偶然因素）发生反转的暗示性叙述贯穿全书———并且也对其在西西里远征问题上的立场表示理解：避免那些“巨大灾难”的“首要”方法就是“不去侵略”。
在第二部分“修昔底德式的历史编纂学”（Thucydidean historiography）中，编者收录了许多观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他们来自W·罗伯特·康诺（W. Robert Connor）、汉特R·罗林斯三世（Hunter R. Rawlings Ⅲ）以及杰弗里·鲁斯腾。康诺在其撰写的“修昔底德笔下的压迫、扩张和重现”（Compression，Expansion，and Vividness in Thucydides）部分中重新回顾了话语权力这一主题，认为修昔底德通过取舍史料的方式来有力地完成其（垂训）使命。例如，康诺注意到，“正是因为米洛斯（Melos）的战略意义不大，所以必须从其他方面去找寻（修昔底德）对其关注的真正原因”。与书中的其他几位作者一样，康诺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某种程度上，修昔底德详细记载了许多发生在不大重要的事件当中的战争暴行，如色雷斯人在密卡勒索斯（Thracians at Mycalessus）
第三部分“修昔底德与政治理论”（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Theory）试图全方位地捕捉那些政治学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一部分文章大多针对这些学者关注的问题直接展开对话。阿琳W·萨克森豪斯（Arlene W. Saxonhouse）注意到了修昔底德对于国际关系中经典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帝国扩张（或者更为一般的说法，即大国影响力和野心）的优化管理问题。然而，帝国究竟扩张到什么程度才算“最优”，这点难以明确。因为权力及其影响的边界总在不断向前延伸，新的威胁和机遇也总在不断出现。《战争》一再表明，国际政治的诸多问题从未解决，它们只是不断通过新的形式再现（recast）。正如萨克森豪斯所描述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欲望无穷无尽，从未从中解脱出来。”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因为支持西西里远征而饱受后世口诛笔伐，他为读者展示了萨克森豪斯所描述的这种未得解脱之人的最为幼稚（并且最后也是最为悲情）的论调：“我们不能（像管理家事一样）控制我们的霸权范围，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保住现有的属邦，还必须谋划扩展其范围。因为我们停止统治别人，我们就有被统治的危险。”（6.18.3）
《手册》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还清晰阐述了修昔底德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和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提醒读者关注贯穿《战争》全书的城邦公民性格这一主题，并且认为这种不同城邦公民间的（性格）差异将会“影响人们认识和追求利益的方式”
《手册》的最后部分有点类似“（修昔底德史学的）背景与古代接受史”（Contexts and Ancient Reception）这一宽泛主题下的文献集锦；对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关切而言，这一部分的文章尽管有些离题，但是浅显易懂。其中一个有趣的章节相互指涉（cross-reference）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在古代舞台作品中的对应形象［阿里斯托芬尼（Aristophanes）显然借鉴了修昔底德对于阴谋家克勒翁（Cleon）]的极其负面的评价）。托比亚斯·约霍（Tobias Joho）阐述了一些他感兴趣的主题，包括修昔底德对于无端暴力的关注，意外事件和机遇在塑造结果中所起的强大作用，以及他对“放慢故事节奏”这一叙事技巧（narrative deceleration）的熟练使用，通过这些详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修昔底德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历史当中。
三、误读修昔底德
数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反复推敲修昔底德的作品，试图从中汲取学养，并且将其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讨论议程。这种努力完全可以理解，几十年来，众多学者沿着这条研究路径不断前进，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研究典范。
尽管《注定》一书希望有所开创，但是全书存在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对于修昔底德的思想把握不准，二是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和教训理解不足。《注定》一书正是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强烈警惕的那类书籍的典型代表。该书“流露出了某种学术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态度：一种对于历史价值的下意识轻蔑，一种对于历史复杂性和微妙性的漠视，一种对于史料考证以及合理使用问题的思考缺失；学者未经查省地假定那些看似合理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可以（不加思考地）恣意使用，持该种史观的学者堪比进入考古遗址中的强盗，他们对于历史背景及其深层含义毫不关心，仅仅在意如何顺走那些触手可得并且能够立刻变现的历史文物”
艾利森恰恰落入了这种“施罗德陷阱”（Schroeder Trap），在他看来，“中美两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双方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避免这一结果”，这正“印证了”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VII）
众所周知，《战争》一书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在接近战争尾声的前几年就突然中断了，考虑到这个因素，上述错误也许可以原谅———若非它只是众多错误的冰山一角的话。要知道另一个错误才是该书的核心问题所在，艾利森“明白无误地”进行了某种错误类比。《注定》一书执意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绘成一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悲剧性事件（并且认为中美两国极有可能重蹈覆辙）。艾利森在书中指出，“双方反复尝试避免这一结果”（30），并且“在阻止冲突方面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40）；他还声称伯里克利并不希望发动战争，但是最终“只能在民众的压力之下，被迫制定作战计划”（37）。
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双方并未竭尽所能地争取和平。比如伯里克利就是一位强硬主战派，他拒绝妥协，也反对有关和谈的提议，他召集民众并向他们慷慨陈词，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144.3）与此同时，民众也难以动摇伯里克利的信念———在各方代表参与的公开辩论中，修昔底德如是记录了那些反对者的言行：那些民众最终还是选择同意开战，因为“他们认为他（伯里克利）的建议是最好的”（1.145.1）。
艾利森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诸多看法皆有偏差。
修昔底德，这位（雅典）主战派领袖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没有将雅典的悲剧归结于伯里克利的开战决定（并且，尽管诉诸武力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颇为敏感，但是将这一现代规范标准套用到这位古代将领身上也是十分不妥的），而是将其归结于（雅典人的）狂妄自大。悲剧不是源自战争爆发，而是源于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离开历史舞台之后）放弃了他的英明战略。雅典人确实成了某种可怕陷阱的牺牲品，它的危险程度在今天丝毫没有减少，但它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某种“傲慢陷阱”（trap of hubris）。雅典曾经两次“想要更多”，并且招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为重要的教训。
四、反思战争起源
试图深入理解这场战争起源的读者———以及试图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的人们———不妨一读埃里克·罗宾逊（Eric W. Robinson）为《手册》撰写的精彩章节“修昔底德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和原因”（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或者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看看《修昔底德论战争的爆发原因：公民性格和竞争》（简称《爆发》），这本著作来自S.N．杰夫，他是一名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目前执教于约翰·卡伯特大学（John Carbot University）。
杰夫亦是《手册》一书的主要作者。他所撰写的章节主要强调政权类型以及国内政治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修昔底德有关战争加剧社会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暴政的出现）的观点；并且他还发现，修昔底德对于聪慧谨慎型的领袖有着特殊偏爱。在《爆发》一书中，杰夫全面解读了《战争》首卷全文，细致考察了修昔底德的政治思想。通过仔细研究修昔底德有关这场战争起因的详细说明，杰夫从中获得启示。
正如杰夫在《爆发》一书中所反复强调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城邦公民性格上的差异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1）在杰夫看来，尽管人们对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引发战争）”是修昔底德《战争》一书的基本观点这一看法毫无异议，但是“我们决不能完全孤立地理解他的这一至理名言”。恰恰相反，读者应该顺着这条思路出发，结合“这部人类首部史书”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修昔底德的核心观点。（5）不仅如此，《爆发》一书还参与了有关战争责任的持续讨论；尽管杰夫注意到了伯里克利（推动开战）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雅典开战的明确必要性”（19）的阐述，但其结论仍然保持冷静客观。
杰夫的这种观点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了该书前面两个章节。“显而易见的争论”（Manifest Quarrel）一章清晰地阐释了其中道理：由于某些城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整个地区的势力均衡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加剧了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杰夫的观点同样表明，尽管修昔底德客观阐述了上述历史脉络，但他还是试图引导读者接受他的结论：除了帮助科西拉，雅典别无选择。在此基础之上，杰夫进一步阐明了雅典战略的精妙之处：尽管防御同盟“对于科林斯人纯属挑衅”，但是“通过巧妙安排，联盟仍可避免与斯巴达直接对抗”（52）。正如修昔底德详细描述的那样，由于这一事件（联盟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冲突，科林斯人对于雅典的愤怒与日俱增，同时他们也对斯巴达人的消极态度感到沮丧。在“斯巴达大会”（The Spartan Congress）这一章中，杰夫回顾了4场分别来自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首领阿希达穆斯二世和斯忒涅拉伊达斯（Sthenelaidas）的精彩演讲。这场大会成为迈向战争的关键性节点事件，学界普遍将其视为理解杰夫有关“城邦公民性格”（对于开战影响）论断的经典案例。基于上述原因，杰夫在其书中对此多有着墨也就不足为奇了。
《爆发》随后几章继续追踪研究了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并且延续了之前对于鲜明城邦性格差异及其影响这一话题的讨论。沿着这个思路，杰夫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困惑。例如，尽管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的（而且具有浓厚的修昔底德风格）演说如此精彩，但是为何无法赢得大众支持？除此之外，他还察觉出了《战争》一书中的某个自相矛盾之处（虽然他对于伯里克利的研究并非无可挑剔）：伯里克利本人颇具定力，并且始终坚持立足防御甚至略显保守的军事策略（修昔底德赞同这一策略），这和雅典城邦的公民性格大有不同（un-Athenian）。上述问题如此复杂而又令人着迷，这也正是《战争》值得反复研读的原因之一。
纵观全书，尽管杰夫在任何时候都未远离他的核心论调，即“归根结底，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归属于两个公民性格截然不同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较量”（159），但是他仍不时地加入古典学家关于战争起源的激烈讨论（包括对于修昔底德某些观点的争论）。正如前文所述，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载是否准确无误并非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关切所在，但是了解这些争论颇有必要，因为这对研究这场战争颇有帮助。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他的学术作品常常挑战修昔底德（对于诸多事件看法）的传统权威———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杰夫也在这场辩论之中表明他对克罗瓦观点的赞同，但这都是后话。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绝不能将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起源的丰富观点简化为标题党式的口号文章。
五、避免“艾利森陷阱”
与杰夫的《爆发》相比，艾利森的《注定》一书对于《战争》第一章的解读大有过分简化之嫌。不幸的是，如前所述，《注定》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于它对战争起源部分给出的令人不满的答案以及处理方式。这些问题不仅藏得深，而且十分危险。
艾利森在其书中引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仿佛已然发现了一个未被探索的神秘国度。然而，崛起大国融入国际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重复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团队还是列出了16个“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最终引发战争。然而，这些历史案例的呈现方式不尽如人意。《注定》一书试图从500多年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5个案例，并将它们通通塞进12页的篇幅进行讨论。之后该书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不幸决定：试图使用30页的篇幅———该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来回顾“英德竞争”，这也许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最为受到关注的一段竞争故事。该章照搬了这个熟悉的故事并且大量引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亚伦·L·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作品中的内容。尽管如此，《注定》一书却从未驻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类比到底是否合适。
除此之外，作者使用3页篇幅探讨了二战前的美日关系，其结论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个短小片段正是《注定》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某种缩影。首先，将美日冲突案例作为作者研究的重要依据（referent），其适用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当然，作者在《注定》中提及的德国对英国的挑战还算说得过去（正如现在的中美两国一样）。但是，二战前的美国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相比日本，无论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令人生畏。除此之外，艾利森还最为令人质疑地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制裁的影响，并将其与雅典对墨伽拉（Megara）的经济制裁（《墨伽拉法令》）相提并论。然而，这种类比毫无道理。在这个案例当中，艾利森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个守成大国对于一个崛起大国所发起的制裁行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墨伽拉法令》是一个崛起大国（雅典）针对一个维持现状大国的附属国家（墨伽拉）所实施的制裁行为。此外，艾利森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经济制裁对美日冲突升级的影响之上，从而忽视了这场太平洋战争背后的政治根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艾利森还称赞了修昔底德对于战争是深层原因而非直接原因的高度关注，但是他对美日冲突根源的错误理解，更是使得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因为这将使得读者对此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他们将难以理解大萧条在导致扩张主义以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崛起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最终使得日本走向通往世界大战之路。
最后，《注定》一书再次从根本上误解了修昔底德的观点。艾利森认为，美国外交官之所以会对日方反应感到震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制裁会对日方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在文中指出：“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艾利森叹息道：如果他们“愿意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来阅读雅典人的《墨伽拉法令》的后果……他们本可以更好地预感到日方的反应”。这种看法完全错误。推荐阅读修昔底德著作的确是个不错的建议，但是学界普遍承认，修昔底德刻意淡化了《墨伽拉法令》的存在意义。正如罗伯特·康诺（Robert Connor）的见解，修昔底德“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法令的相关事件，而是间接地介绍了这一法令”；杰夫在其《爆发》一书中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一观点）提供了必要条件：“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将《墨伽拉法令》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依据。”尽管卡根和克罗瓦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观点一致：修昔底德淡化了这个问题（卡根认为这是一个批评修昔底德看法的绝佳机会；克罗瓦也是如此，他认为将法令的作用边缘化的选择是恰当的，因为它的确不是那么重要）。
艾利森对类似美日冲突这样著名案例的处理方式令人如此怀疑，以至于人们对其结论有效性的信心大打折扣。人们难免对于书中提及的那些历史更为久远的案例的意义提出疑问。人们感到困惑，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把握地依托这些过去经验，并且从中得出适用于现代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抽象概括出一些经验观点的雄心可以理解，然而，他们也必须对于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和方法保持谨慎。那些15世纪、18世纪时期引起欧洲王国战争的因素（大约有一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案例集”中的情况）是否今天也会引发中美之战呢？恐怕艾利森本人也会对此持疑。他也承认，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博弈规则，并且“目前还没有先例”（在《注定》原书第206页，斜体原文处）。它们不会使得武装冲突消失，但是与过去交战双方使用的那些传统武器相比，强大核威慑力量的介入将会使得大国走向战争的因果路径变得有所不同。
《注定》一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试图营造出一种战争将至、中美两国无处可藏的可怕景象。在该书第一章开头部分，作者试图使用一种坚定而又富有感召力的口吻讲述那些美国崛起以及获得大国地位的复杂历程，对于那些淳朴、爱国却又对此缺乏了解的美国同胞而言，这种叙述不失为一剂珍贵补药：这些故事似乎提醒他们，所有崛起中的大国，甚至“我们自己（美国）”都有可能成为世界舞台上令人不可忍受的麻烦制造者，更何况是中国呢？令人遗憾的是，作者随后讨论中国的两个章节毫无新意，作者匆匆抛出两个结论：中国官员聪明能干，而且中央集权制度行之有效。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艾利森首先使用了一种辞藻华丽并且夹带大量个人轶事的记叙方式展开叙述。全书的这一部分满是含糊不清的陈词滥调以及各种笼统说法。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艾利森一如既往地援引了李光耀和基辛格的类似观点以及各种TED大会上的嘉宾演说来论证自己的“真知灼见”。尽管如此，他的结论既显得过度自信，又显得过于武断。
第八章“战争从这里开始”（From Here to War）的内容相对令人满意，同时也富有建设性。该章设想了诸多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发生不情愿的战争的情景。
六、重读修昔底德
《注定》一书的诸多问题都有一个共同根源，那就是庸俗化地解读修昔底德的观点。他的思想如此广博精妙，难以想象如何将其简化成为车尾贴（bumper sticker）上的各种标语。就像领略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波澜壮阔的普通游客一般，艾利森带回来的只是一些零碎纪念品般的错误类比。这种做法有时候是情有可原的，例如在为本科学习阶段准备的国际关系课程教学大纲当中摘录某些关于战争真正起因的讨论，例如向学生们展示这部巨著当中记载的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的节选（考虑到学生们在空间以及时间上的压力，相信读者可以理解这点）。尽管如此，任何有关修昔底德的严肃作品都不可能直接跳出文本，完全无视那些历史记录（而去孤立地理解某个问题）。然而艾利森就时常忽略这场战争中的诸多细节，然后突然抛出结论，“雅典使节
修昔底德的确对于这些谈判细节津津乐道，甚至引入一种采用全新对话形式的修辞手法展开讨论。修昔底德试图详细记录这段他未直接参与并且当时也未公之于众的秘密谈话。在他看来，这场交锋显得至关重要———他为此暂时放慢了开战以来的主线故事节奏，然后笔锋一转，把焦点转移到了对于这类事情的记载上来。对于后世而言，想要对于这场战争进行深刻解读，就必须认真思考修昔底德做此决定的原因。作为一个毫不起眼并且与世无争的边陲之地，米洛斯的存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危害，那么修昔底德详述米洛斯人的遭遇的努力显得有些多此一举———在此之前他已列举为数众多的类似例子，这些弱小政体因为无力抵抗而被消灭，他们难逃被无情征服者蹂躏的命运，并且后世征服者们也会随之效仿。其实人们并非必须通过米洛斯对话的大量详实内幕才能了解被后世称为权力政治的这一概念及其深刻影响。在《战争》第一卷中有关雅典人的对话里，他们为自己行为辩护的理由也将为斯巴达人所借用：“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永远通行的。”（1.76.2）正如杰米·麦诺特（Jeremy Mynott）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的，这将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
修昔底德究竟用意何在，不同学者为此提出了一些互为补充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米洛斯人的命运正是之后故事情节的某种预演，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之间的辩论将决定雅典人的最终命运。正如W·利伯舒尔茨（W. Liebeschuetz）所言：“经历过这场战争最后几年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发生在公元前404年的历史事件。”
与战争第4年中有关密提勒涅的辩论相比，米洛斯的对话清晰展示了多年的战争岁月是如何掏空曾经备受尊崇的雅典社会并让其民众变得冷酷无情的。密提勒涅曾是一个颇受器重的强大盟友，在雅典看来，它的背叛的影响极其恶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其他城邦效仿的先例。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弱小城邦，米洛斯的罪行本不至于遭此大难。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雅典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调整了他们对于密提勒涅的（仍然是惩罚性的）最终决定；但在米洛斯人的问题上面，雅典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野蛮，正如贝阿尔佐特在《手册》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对于雅典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修昔底德）表达出了一种痛苦反思，在这一点上，雅典帝国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一种对于所有价值观的完全漠视。”
最重要的是，正如霍布斯注意到的，有关米洛斯对话的记载完美诠释了修昔底德是如何通过他的叙事技巧垂训后世的，这些技巧绝非喋喋不休的反复说教。
罗林斯在其《手册》一书收录的文章当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修昔底德明确把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冒险看作他所参与的这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行动，同时也是希腊历史当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政治事件。”
艾利森撰写《注定》一书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美两国可能不自觉地陷入巨大的冲突。显然，这是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可怕景象，因为冲突只会带来两败俱伤，并且遗患无穷。艾利森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翻开《战争》、体会其中经验教训的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也许他所需要做的只是用一种更为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修昔底德的观点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