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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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博, 吴大辉.
一、问题的提出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大国,自立国以来,其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演进对所在地区和世界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概括和研究这种影响,术语“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Russification)很早就被提出,并被广泛应用于政界和学术界的讨论中。
首先,本文尝试明确“俄罗斯化”的内涵。“俄罗斯化”并非一个表述固定、含义单一的语义结构,而是一个混合多种视角、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内涵。在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演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讨论者的学术背景领域和意识形态认知差异,学界始终没能对“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进行较为客观全面的讨论。许多观察者虽然注意到“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在不同的阶段遵循一定的演化路径,但在叙述过程中不自觉地割裂或分化其定义标准,使“俄罗斯化”的定义演化看似没有任何主导要素,呈现出令人迷惑的断续性变化。这种缺乏结构化分析框架的叙述,不仅没能厘清“俄罗斯化”的概念及演化路径,反而带来解释混乱,增加了外界理解和讨论“俄罗斯化”的难度。
其次,本文还尝试确定影响俄罗斯化演化变迁的关键要素。从政治科学的角度出发,确定影响俄罗斯化演化路径的关键要素有两条路径:首先,这些要素应能在异质领域产生共性影响,并且应免于时间因素的干扰,在不同阶段依然能因循相同的因果机制发挥作用。其次,作为一个明显具有单向意义的内涵概念,“俄罗斯化”一定会拥有与其同质反义的概念内涵,即“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De-Russification)。如果这种关键因素是存在的,那么在完全相反的演化路径中,其因果机制一样发挥作用。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前人对俄罗斯化的讨论,尝试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及因循不同专业方向所产生的演化路径,并利用政治学理论比对分析可能存在的关键要素,论证它的存在与影响。
二、“俄罗斯化”的初始定义考察
“俄罗斯化”这个词出现的时间与人们讨论其含义的时间并不同步,早在19世纪中叶,人们便开始关注和讨论与其含义相近的词汇。但直到20世纪初,学者才逐渐对“俄罗斯化”及其相近词汇的含义提出较为清晰的解释。
政治语境下的“俄罗斯化”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理论发展紧密相关,而殖民地理论和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建构是其定义的最初基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理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19世纪的领土扩张大国,俄国在处理其与新兼并地区、帝国边缘地带的关系时,已经显现出与西方殖民强国迥异的逻辑。
文化语境下的“俄罗斯化”既离不开当时西方文明对于俄国的外溢影响,也离不开沙俄开疆拓土过程中对落后地区进行教育开化的现实需求。在俄罗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冲突逐渐增多,甚至连童话翻译中都出现了明显差异。
民族语境下的“俄罗斯化”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民族意识觉醒密切相关。几乎与世界其他民族同步,俄国也开始溯源其民族性,并界定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东正教所强调的民族救世主义为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注入丰富内涵,它将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自然地嵌入世界帝国转移兴亡的循环当中,认为俄罗斯是即将崛起的第三罗马。
三、影响俄罗斯化路径变迁的关键要素:民族建构与国家重建
“俄罗斯化”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19世纪中叶至今,历经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两次兴衰往复而不断变迁。有学者把“俄罗斯化”囊括为“非俄罗斯人(non-Russians)在沙皇和苏联的殖民化进程中而经历的语言和文化的同化过程”
(一)民族建构
民族建构主要针对特定范围的族群(ethnic group)进行政治化整合。民族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族群重新以政治含义进行整合的过程。
(二)国家建构
现代国家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传统行为体,其本身的建构经历了与其主体民族互为促进的漫长演化过程。国家建构的结果定义了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领土、人口(居民)和主权(政府)。
以20世纪60—70年代亚非拉国家独立浪潮冲击为基础,政治学界总结了民族国家建构的五种主要传统挑战: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政治参与能力和分配公正性。一般而言,缺乏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会优先考虑集中资源应对前三种挑战,而强制民众忍受后面两类问题。但苏联的解体暴露了国家长期限制民众政治参与和漠视分配公正的危害。冲击苏东体制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这种国家建构路径进行了“拨乱反正”,优先强调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府治理的宪政框架。
(三)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连接点———国家
虽然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彼此渗透,密不可分,但由于上文所述诸多显著区别,两个建构过程存在明显的内涵差异与时间上的不同步。
四、俄罗斯化的演化与失败
(一)沙俄时期的俄罗斯化
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沙皇俄国自彼得大帝时代以后实现了领土的急速扩张,不仅将大量非俄罗斯族居住区域并入帝国,甚至将西伯利亚和远东等人迹罕至的区域也纳入囊中。因此,最早的“俄罗斯化”与“殖民化”的概念非常接近,即沙皇俄国追求对新开拓地区的控制能力。不过,与之不同的是,西欧列强以扩大市场空间的视角看待殖民地,沙皇俄国则更多地以封闭统一的帝国视角看待新开拓地区,不仅需要新开拓地区来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还需要其提供兵源并在地缘上维护沙皇俄国的战略安全。如此众多的目标令新开拓地区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和骚乱在这些地区频频爆发。
克里米亚战争构成了沙俄俄罗斯化第二阶段的背景。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使俄国的帝国梦想第一次破裂,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俄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沙俄开始强化对非俄罗斯族居住区的管理,这构成俄罗斯化的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俄罗斯化的强制色彩也很明显,但主要侧重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为了加强治理能力,沙俄还逐步减少封疆性质的羁縻政策及君主个人规制,改而设置行省和总督区等,以强化现代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时期,启蒙运动在俄国的蓬勃发展还引发了一次非俄罗斯族自主俄罗斯化的浪潮。沙俄西部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非俄族精英,为了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更便捷地获得先进的西方科技与文化,主动学习俄语,改用俄语处理事务,并参与到俄罗斯文化的创作中。
民族意识的高涨构成了沙俄俄罗斯化第三阶段的背景。19世纪中叶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欧洲主要传统帝国的解构者,这些依靠官僚体系治理广袤疆域的帝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纷纷瓦解。为了应对境内非俄罗斯族群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维护沙皇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俄国开始强制建构一种与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崇尚自由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完全抵触的“家长式”君上民族主义。沙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于1858年提出了“官定民族主义”的观点,帝国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俄国民族意识发展的主要方向。
通过梳理沙皇俄国时期的俄罗斯化,可以看出,国家建构在最初和最终的阶段均是沙皇政权推动俄罗斯化的主要路径,因为沙皇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皇权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合法性。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启蒙运动高涨,沙皇政府依赖民族建构对非俄罗斯族群实现俄罗斯化。值得注意的是,沙俄一方面希望依靠官定的民族性遏制境内民族主义带来的动荡,另一方面避免传统的民族建构与现代的国家建构发生冲突,并努力优先保障现代国家建构政策的落实。例如,文化方向上的俄罗斯化在19世纪上半叶还主要依靠维系东正教的法统地位来实现,东正教神职人员承担了主要的工作。而到了19世纪末期,沙俄开始建立以民族性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以俄语和帝国历史通识教育为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现代教育体系迅速发展,1856—1885年沙俄的小学生在校人数增长了5倍
(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
苏联立国初期,国家建构是最迫切的需要,但并没有忽视民族建构的问题。但事实上,由于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导致的近代意义上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集中爆发,且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的推动,俄国学者开始总结俄罗斯民族的人种学特征,并着手讨论俄罗斯民族的使命与价值观。在这种思潮的带动下,沙俄末期出现了很多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政治派别,即使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有“崩得”组织明确主张应该按照民族主义原则建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国家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党内这一分歧。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确立自己的影响力,首先必须对民族建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自1902年至1904年,列宁和斯大林在发表的多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观点和对俄罗斯化的看法。
列宁坚持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的主要论断,认为民族压迫是俄国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此基础上,列宁将民族关系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苏联在立国之初也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并在政策上落实为尊重客观的民族建构和坚持主观的国家建构:既尊重其他民族的自决权,也不姑息相关民族内部的“压迫现象”。
借由二战胜利的历史使命感所强化的俄罗斯化进程还扩展到边界西扩后的非俄罗斯地区。战后俄罗斯化的重点方向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联合国成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重新定位,激发了上述地区新的独立倾向,乌克兰地区的独立武装甚至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防止苏美对峙大背景下苏联西部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被反苏敌人利用,苏联政府开始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对非俄罗斯族地区进行全面的限制,凡是不认同以俄族为主要民族认同的思想、文化活动和教育安排,均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的。乌克兰国内对沙俄时期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反思,被苏联学者认定为“几乎全部是反革命的”
通过梳理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可以看出:一方面,苏联时期俄罗斯化的主要路径是民族建构,因为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坚持立国初期提出的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关系,而将大俄罗斯主义内嵌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强化俄罗斯化的有效工具,使得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进程远甚于沙俄时期。另一方面,民族建构的实质俄罗斯化和国家建构的形式平等化严重抵触,苏联依靠专政制度遏制二者之间的矛盾,但随着苏联末期意识形态的混乱和一党专政体制的削弱,社会主义制度被放弃,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迅速暴露在政治派系的对抗之中,而俄罗斯化内嵌于苏联制度过深,无法成为社会认同的公约数,激发了苏联解体后最严重的去俄罗斯化进程。
五、同质相反的内涵:去俄罗斯化的演化
(一)“去俄罗斯化”的定义
与“俄罗斯化”相对应,“去俄罗斯化”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并被广泛嵌入的表象理论。政治学意义上的“去俄罗斯化”常与“反俄情绪”(Русофобия/Anti-Russian sentiment)混淆。19世纪中叶,在欧洲旅行的俄国外交家兼诗人费多尔·丘切夫(Фёдор Тютчев)有感于欧洲国家对俄国抱有的极端偏见和抵触情绪,创造了“反俄情绪”这一俄语名词
(二)1848年欧洲大革命后的去俄罗斯化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是欧洲民族意识发展的开端,反对帝国管制和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欧洲大陆蔓延。沙俄参与了对这场革命的严酷镇压,扑灭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反抗活动,但是革命的失败反而启动了沙俄境内的首轮去俄罗斯化进程。大量革命者回到本民族在沙俄帝国的区域,组建民族政党,参加议会,或坚持暴力斗争,以争取本民族的自治权。其中最激烈的是波兰和芬兰的去俄罗斯化。波兰的民族意识觉醒促使其社会各阶层组建各自的民族主义政党,中下阶层组建了较为激进的“红党”,地主和资产阶级则组建了“白党”。
这一阶段的去俄罗斯化与同一时期的俄罗斯化相对应,主要针对行政自治和语言独立两个方面,波兰和芬兰侧重于不同方面,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条件不同:波兰长期缺乏合理的民族自治安排,因此它将行政自治作为去俄罗斯化的主要目标;而芬兰的自治地位在沙俄时代已经确立,其更重视文化独立。但相同的是,由于缺乏外部干预,两个国家的去俄罗斯化只能局限在一个方向,并没有对俄罗斯化产生明显的影响。
(三)20世纪初的去俄罗斯化
20世纪初,伴随着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爆发,新的民族独立诉求再次在沙皇帝国内部蔓延。知识分子对沙俄政权同化非俄罗斯族的企图进行批判,进而提出消除俄罗斯化影响的构想。
(四)苏联时期的去俄罗斯化
苏联建立初期,随着对俄罗斯化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苏联首先掀起了以苏共为主的自发的去俄罗斯化进程———本地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Korenizatsiya)。这是苏联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实现以民族自决理想的具体政策尝试。苏联为了体现民族的集中自治,干部政策和行政手段成为主要工具,刻意大力安排民族干部担任特定区域的行政职务,依托行政力量对民族文化展开援助行动,例如编制文字、设立民族学校和民族文化机构等。但这种本地化政策很快遭遇两个困境:在一些民族主义强烈的地区,本地化政策成为民族干部强力推动地方分离的护身符
(五)苏联解体以后的去俄罗斯化
苏联的解体带来了去俄罗斯化进程的最近一次高潮,新独立的国家纷纷恢复自己的语言,并全面挤压俄罗斯族的生存空间。与苏联时期的去俄罗斯化不同的是,苏联紧密的计划经济控制造成了新独立国家之间难以割舍的生产协作关系。独联体国家的成立削弱了俄罗斯族的地位,却无法消除俄罗斯的影响。与1917年相比,这一次独立的国家中,相当一部分是缺乏建国历史的崭新国家,这些国家对内还未建立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对外还无法实行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政策。俄罗斯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呈现波动变化,在有些国家,去俄罗斯化甚至逐渐被俄罗斯化取代。专注于人口和族群问题的学者对原苏联国家的去俄罗斯化进程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缺乏文化自信和安全感,部分国家的非俄罗斯族的非主体族群(如中亚地区的德裔族群)更倾向于通过推进俄罗斯化来制衡推动非俄罗斯化的主体民族。
由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广泛的不信任感,西方国家在这一轮的去俄罗斯化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在西方支持下,非俄罗斯的一体化成为去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西方国家鼓励这些国家建立地区内排除俄罗斯的一体化组织,以削弱与俄罗斯的相互依赖;同时,建立与西方国家联合的一体化组织受到鼓励。经济援助和民主社会援助也成为另外两个有效的工具,西方国家通过经济援助来置换俄罗斯的经济影响,而新独立国家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又让西方的民主社会援助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
六、从国家建构走向民族建构:再俄罗斯化(re-Russification)的发展
(一)再俄罗斯化的第一阶段:独立初期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建构
苏联解体后的去俄罗斯化浪潮引发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危机,甚至有滑向失败国家的危险。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独立后的俄罗斯,其政府效率远远低于其他苏东国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并没有像这些国家一样,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机制(formal state institutions)。这种机制的创建有赖于现代中立性官僚机构的确立,而确立这种机构又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否确立健康的竞争性代议制度。图1中政府治理较为成功的中东欧国家(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便在西欧国家的帮助下对执政党的政治庇护体系进行了严格限制,维护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保证反对党对政府具有较强的批评和政策建议能力。其中一些国家(例如捷克和波兰)在苏联解体之初,其政府曾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干涉,无法通过国内的代议制度对行政裁量权和国有资产收入分配权进行合理的规范。但欧盟利用自1998年开始的与这些国家的入盟谈判,对其明确施压以求规范国内官僚机构与执政党关系,中东欧地区的国家重建得以顺利进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原有的党政官僚机构也迅速解体。而推动俄罗斯宪政变革的力量在本质上只是依靠临时的政治号召和利益瓜分制度集合起来的“颠覆性行动者”,而非“制度性行动者”。这些政治变革力量迅速破坏了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却在建构新的国家治理制度时陷入无限的争斗。独立后的俄罗斯无力维持苏联时期运转成本高昂的中央集权制度,也缺乏合格的联邦制代理人。为了保持国家的顺利运转,叶利钦政府采取与多边政治力量建立非正式联系和私人友谊的方式来落实中央政策。
总之,独立后的俄罗斯没有在西方宪政体制下成功建立现代官僚治理机构,反而形成了一种非正式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既不民主也不规范的选举和司法制度为利益集团建构一个“反现代性”的社会提供了保障。在体系上,高素质且坚持中立立场的技术官僚队伍被世袭化和科层化的腐败官僚集团所挤压,而官僚机构首长履行职务则主要依赖在上下层之间和政商之间建构以自己为核心的非正式网络。在政治上,俄罗斯中央政府无力改变本国碎片化的宪政结构,只能通过不断对地方进行“分权奖励”来换取地方的部分忠诚。在经济上,俄罗斯中央政府被动接受利益集团塑造的“政府俘获型”(state capture)格局,并建立了以易货贸易为核心、利益集团为主要受益方的经济代理人制度。显然,这种非正式制度意味着利益集团攫取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主要红利,并成为官僚机构重建的“投毒者”,国家重建的传统工具———官僚机构失去了应有的治理效果,甚至导致国家陷入崩溃的危险。
在传统国家治理工具中,外部援助或压力及市场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是有效的工具。在中东欧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具有制度示范效应的欧盟和欧共体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援助。以入盟谈判作为外部压力,中东欧国家在转轨进程中很快根除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建立了独立的技术官僚管理群体。但俄罗斯却很难复制中东欧国家在制度转轨中引入外部介入的路径,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累积了较多的偏见与不信任,观念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双方对于外部介入安全性的评估;其次,与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急迫的政治向往相比,俄罗斯国内经常由民族主义主导,这种强大的内源性政治力量和苏联时期形成的封闭型经济相互结合,构成了西方国家难以顺利介入的内生性壁垒;最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援助重点的认识也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更看重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体制建立的优先性,俄罗斯则基于纵向的历史对比更希望尽快恢复其经济和科技实力。
市场经济建设是资本主义自发展以来打破地域屏障的有力工具,但是独立后的俄罗斯过分强调资本层面的改革,忽视了产业变迁的制度推动。缺乏资金和市场的俄罗斯在损失原苏东市场的背景下,开始在地方层面抱团取暖,呈现出更强的地域属性。在地方政府分权的趋势下,趋向地域封闭的俄罗斯越发重视提高壁垒等逆市场经济政策。一个统一发达的自由市场并未在俄罗斯形成。
因此,随着叶利钦时代中后期政局的逐渐稳定,俄罗斯重启了再俄罗斯化的进程。虽然是再俄罗斯化,但与之前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两次俄罗斯化有显著不同。这一次的再俄罗斯化实质上是俄罗斯寻求民族国家重建的政策行动。避免失败的唯一自救途径就是实施民族国家重建,但是俄罗斯的国家重建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重建又有所不同。
对于俄罗斯来说,扩张国家能力意味着再现统一强大的俄罗斯,而这个强国诉求显然不局限在俄罗斯本国领土范围里。它既需要在国内实现相对完全独立,还需要至少在地区层面恢复俄罗斯的影响力。一个小富而安、仅实现国家重建基本目标的俄罗斯在国内社会没有市场。这种以扩张国家能力为目标的特殊国家重建进程,成为再俄罗斯化第一阶段的主要内涵。俄罗斯政府对于国家建构的看法,也逐渐由叶利钦时期的权力中立原则,转变为普京时期的建设强大国家。
这一阶段的再俄罗斯化,主要从整治央地关系、强化中央权力入手。普京在竞选文章中强调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要立足于爱国主义(Патриотизм)、强国战略(Державность)、中央集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ичество)和社会团结(Социальнаясолидарность)。普京尤其强调,与英美国家强调自由价值观不同,俄罗斯把国家机制的强大视为国家秩序和发展的主要保障。普京同时还把强大国家的标准与中央集权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实现强大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中央政府的有效性和国家的控制能力。
俄罗斯一共进行了三轮央地关系调整:意欲争取宪政主导权的民主派和希望摆脱苏联僵化机制束缚的民众是第一轮央地关系改革(1990—1992年)的主要行为体。正是在普通民众的支持下,民主派迅速通过了分权趋向明显的《地方自治法》。但是从第二轮央地关系改革(1993—1997年)开始,原本与地方实权派达成妥协的叶利钦政府却又不得不响应民主派和民众的呼声,被动地开始集权进程。出于对地方联邦主体首脑垄断地方自治权力的不满,地方民主派开始推动国家杜马制定扩大次联邦主体内(市和区)一级自治权力的法案。民众在这一轮改革中先后扮演了矛盾的角色。一方面,由于担心负债累累的城市因财税独立走向破产和降低市政服务水平,民众对扩大次联邦主体权力的法案反应淡漠,导致该法案迟迟难以落实。另一方面,1994—1996年的地方政府选举中,候选人为取悦选民争相开出医疗、退休等方面的空头支票,造成新上台的地方政府普遍无法得到俄罗斯社会尤其是中下阶层的信任。民众因此普遍强烈要求由联邦政府来承担保障民生的职责。为了应对俄罗斯社会的这一诉求,联邦政府只能在中央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台了地方财政基本法,从财税方面全面削弱地方政府的自主能力,但也并未显著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一举措客观上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1995年的《地区自治原则法》确立了联邦政府对地方财政权力和资源分配权力的主导地位,中央政府从此成为调整央地关系的唯一主动方。
(二)再俄罗斯化的第二阶段:国家建构的扩展与近邻地区(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政策的确立
俄罗斯政府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定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1996年,叶利钦首次提出要为俄罗斯确定“国家观念”,2000年叶利钦政府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家”。普京执政以后,将“主权民主”定为俄罗斯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目标,并将“现代化”作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结构的发展目标。2012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与西方对抗的加剧,俄罗斯又明确提出“捍卫俄罗斯国家地位”。2014年,在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普京又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成为最大的分裂国家。”很明显,俄罗斯扩展了对“国家”的定义,不仅限于其国境线。事实上,从俄罗斯独立伊始,俄罗斯的“国家”定义不仅包括由联邦主体组成的本土区域,周边的近邻地区也成为其国家视域中的一部分。
“近邻地区”(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表区域性质的地理词汇,它在俄罗斯的政治话语中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属性。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为靠近俄罗斯的外国地区,但实际上与俄罗斯边界接壤的芬兰、挪威、蒙古国和朝鲜等国并不在该词范畴内,与俄罗斯并不接壤的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反而属于这一范畴。这个词创设于苏联时期,起初主要指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诸国。在苏联解体前后,这个词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被当时的民主派用来代指先后独立的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独立后,“近邻地区”成为俄罗斯政治精英指代其优先地缘关切地区的泛称。由于“独联体”有时被俄罗斯官方和学者用来指代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域,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也视“独联体”为“近邻地区”的同义词,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独联体目前拥有9个成员国和1个观察员国,波罗的海三国从未加入独联体,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因为本国的“颜色革命”冲击在中途退出了这一组织,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因为在一些问题上与俄罗斯意见不合而选择过短暂退出这一组织,土库曼斯坦在确立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后也选择降低在该组织的参与度。但是这些国家均属于俄罗斯最为关切的地区,因此使用“近邻地区”来描述显然更为精确。只是由于在独立初期,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在使用“近邻地区”指代俄罗斯的利益关切时,曾露骨地提到:“俄罗斯认为近邻地区不仅意味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导致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无法确定,甚至也意味着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是无法真正独立/有条件独立的国家。”
在再俄罗斯化成功巩固俄罗斯本土治理以后,向近邻地区扩展成为俄罗斯的重要任务。俄罗斯对近邻地区的认知是逐渐形成的。苏联解体导致本已在单一制国家治理模式下形成紧密联系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突然形成边界。对于俄罗斯来说,原有的政治、军事、文化和民族边界突然发生破裂和大范围迁移,苏联解体的进程几乎等同于国家的灭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重构只限于在已有的民族范畴内重新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并重新建构政治经济体制。而苏联解体使得“苏维埃人民”
问题在于,苏联的历史价值观并不仅仅覆盖俄罗斯,它与俄罗斯的近邻地区紧密相连。这就出现了国家重构实践中较为独特的一幕,即俄罗斯虽然在政治经济层面推动国家重构,但是整个重构的推动力却源自一个几乎将整个原苏联空间视为历史责任范围的俄罗斯民族认同。俄罗斯的国家重构必须照顾这种民族认同的特点,只有通过在原苏联空间追溯其民族认同,政权合法性才能得以巩固,国家重构才能获得可靠的动力。在独立初期,叶利钦政府显然并未认识到这点,将近邻地区放置于非常一般的外交次序中,并以如何尽快实现“分家”为其近邻政策的核心,对于在近邻地区保持俄罗斯军事经济优势地位、解决当地俄罗斯族问题等核心利益漠不关心。这一失误,很快引起当时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严厉指责,强力部门也在这一问题上与叶利钦发生了矛盾。
国内对近邻政策的批评促使叶利钦政府迅速调整政策方向。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明确近邻地区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区,俄罗斯需要在该地区取得主导权。俄政府的这一转向得到国内社会的全力支持,成为议会与总统斗争背景下为数不多的顺利通过的法案。1995年底,俄反对派占据多数的议会迅速配合总统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再次明确主张独联体地区是关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地区。由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近邻政策问题上均不愿因立场摇摆而丧失选民支持,政府逐渐发现自己在推动近邻政策方面享有的主导权可以不断转换为有效的支持率。俄罗斯的近邻政策从此再没有出现妥协退让,在表述中更加强势露骨,引起了近邻地区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
(三)再俄罗斯化的第三阶段:俄罗斯世界的建构与俄罗斯民族的再建构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民族空间骤然缩减,但其民族认同并未相应地转变为与新国界相适应的规范,适合俄罗斯联邦的族裔民族主义并未出现
这一阶段的再俄罗斯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俄罗斯的侨民政策将所有符合其历史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国外俄族居民视为俄罗斯侨民,无论其是否持有俄联邦的护照,俄政府对其均有保护的义务。同时,俄罗斯政府还利用俄罗斯世界来推动海外俄族与俄罗斯的联系。
七、结论
本文讨论了“俄罗斯化”“去俄罗斯化”“再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并尝试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作为关键要素来解释其因果关系。可以看出,俄罗斯化的逻辑兼有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双重路径,这两条路径长期不能和谐共存于传统的民族国家逻辑框架下,分离的结构造成了其内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俄罗斯化与再俄罗斯化只能不断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徘徊,而相应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在解构俄罗斯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反复调整。俄罗斯化在演化变迁中存在两个特点。
(一)俄罗斯化在自主与强制的过程中切换进行
无论是在政治语境、文化语境还是民族语境下,俄罗斯化的变迁路径均存在自主还是强制的争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化是由该国决策者强加于本国社会的。但是在沙俄时代,许多新兼并地区(例如西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精英选择主动参与俄罗斯化,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启蒙主义浪潮中,充分参与俄罗斯化可以享受启蒙运动带来的最新科技和社会发展成果,提高本地区或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在苏联建国初期,俄罗斯化的自主与强制主体甚至出现调转,苏共中央动用强制手段要求非俄罗斯民族尽快实现本地化,而大量地方民族精英却借助苏联统一的教育和文化空间主动参与到俄罗斯化进程中。因此,俄罗斯化并没有固定的施动者,而是在自主俄罗斯化和强制俄罗斯化的过程中切换进行。
(二)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循环往复与工具混用
俄罗斯化到底属于国家建构还是民族建构?学术界并未对此达成共识。梳理俄罗斯化变迁的过程,可以发现,俄罗斯化的内涵事实上是这两种建构的循环往复。沙俄试图以行政整合来推动民族建构,苏联则利用认知整合来弥补形式化国家建构的不足。再俄罗斯化的时代,俄罗斯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建构目标:在原苏联空间追求民族建构,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强化国家建构,为此甚至不惜与西方及周边国家发生严重矛盾,这构成乌克兰危机和其周边一系列冲突的根源,成为解释当代俄罗斯内外政策变化的主要语境。
俄罗斯化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循环往复还造成其治理工具的混用:由于行政体系的崩坏与落后,沙俄只能强化文化语境上的俄罗斯化,刻意忽视人种族裔区别,以认知整合来巩固帝国的治理。由于维护沙俄帝国边界与强调民族自决的政策目标矛盾,苏联只能将国家治理与大俄罗斯主义紧密内嵌,以行政整合来维护民族建构,而这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内因。当代俄罗斯重启了再俄罗斯化,但它面临更严重的治理工具问题:在着重民族建构的原苏联空间,俄罗斯极度缺乏认知整合工具,只得动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行政整合工具来实现目标;在着重国家建构的领土范围内,俄罗斯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宪政国家重建,尝试动用认知整合的工具来实现国家能力的扩张。工具混用造成了俄内外政策的表述和执行混乱,也加深了其他国家对俄相关战略意图及政策的误解和抵触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