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9, 4(3): 1-30 doi:

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

———德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田野, 刘小雨

第一联系人: 【作者简介】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电子邮箱:tianye@ruc.edu.cn刘小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liuxiaoyu1994@ruc.edu.cn

摘要

作为二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兴起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德国选择党大获成功是由全球化冲击下德国国内受损者的不满和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回应性危机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德国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劳动力作为充裕要素受益,低技能劳动力作为稀缺要素受损。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后,高端制造业和银行业从业者要求维持欧元区、鼓励移民融入,而低技能工人反对救援债务国、抗议接收难民。后者在德国既有的政党体系中陷入了没有代言人的困境:传统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为了吸引中间选民牺牲了低技能工人的利益,传统右翼政党更是缺乏对劳工的阶级代表性,导致德国主流政党中缺少对这些全球化受损者呼声的回应。德国选择党虽然是极右翼政党,但由于其反欧元、反移民、反难民等反全球化的口号得到了低技能工人的支持,从而快速成长。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 低技能劳动力 ; 回应性危机 ; 德国选择党 ; 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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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 刘小雨. 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2019, 4(3): 1-30 doi:

政治学里的一项共识是:在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而中产阶级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右翼政党。然而这一共识在这次席卷北美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运动中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民支持左翼政党,大量的工人则成为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在美国,以劳工为基石的民主党候选人频频为华尔街精英和富商说话,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则打着复兴传统制造业的旗号,赢得了受去工业化冲击最大的蓝领工人的支持;在法国,曾经是共产党或社会党选民的工人阶级,积极地投票给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马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德国,新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吸引了大量来自传统左翼选民的选票。

德国选择党是2013年2月在柏林注册成立的政党。在几个月后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这个成立仅仅半年的政党,在没有完整的竞选纲领的情况下就获得了4.7%的支持率,和拥有50多年历史的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的支持率相近。仅仅是因为德国的选举制度设置了5%的最低入席门槛,这个稚嫩但势头强劲的政党才被拦在了联邦议会的大门之外。在2017年9月24日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2.6%的支持率,作为第三大党和第一大在野党进入议会,这是二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在萨克森州,选择党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支持率更是超过联盟党和社民党。与之前德国极右翼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选择党的支持者多为低技能工人、失业者和退休老人。简而言之,在政治光谱上明显处在极右翼的选择党成功吸引了大量来自传统意义上左翼政党选民手中的选票,成为此次选举中最大的赢家。

由于德国选择党成立仅6年多,学界对其的专门研究还比较有限。爱尔海默(Kai Arzheimer)、贝尔布伊尔(Nicole Berbuir)、鲁赫特(Dieter Rucht)等人从外部冲击———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危机感角度解释了选择党受欢迎的原因,鲁赫特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经济上被剥夺感”“政治上被边缘化”“文化上迷失感”这三大原因。玛丽安娜·杜达索娃(Marianna Dudasova)认为,选择党的成功不仅仅是出于需求侧,即国内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出于供给侧,即德国选择党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政治主张,帮助其扩大了对选民的吸引力。西蒙·弗朗兹曼(Simon Franzmann)观察了早期德国选择党的成长和主张,他将选择党的主张区分为“宣传策略”和“竞选战略”:前者指选择党及其领导人在主流媒体和公开讲话中利用民粹主义言论博取关注;后者则指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各州选举和欧盟议会选举的成文竞选主张中采取更“温和的”“主流的”政策,以获取更多选票。自选择党诞生以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就对这一快速扩张的极右翼政党予以关注,每年度的《德国发展报告》都介绍了选择党的发展状况,并持续追踪了其在各联邦州议会的参选表现。黄萌萌借助“政治环境”的分类和2006—2017年德国政治环境中9种类型选民比例的变化情况来解释选择党崛起、全民政党式微、政党格局碎片化的趋势。龙萌瑶则研究了两德统一以来东德地区的社会变迁对选民政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失、老龄化、高失业率等经济因素造成的被剥夺感导致了左翼党选民流失、选择党支持率上升。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社会底层人民出于经济利益受损或基督教传统文化受侵蚀而产生的恐惧和反抗情绪,或者是选择党卓有成效的宣传和选举策略,但并没有系统性地解释全球化如何导致德国底层人民利益受损的传导机制,也没有深入说明在传统政治光谱中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的中下层劳工现在反而支持极右翼政党这一反常识的现象。

鉴于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将考察全球化如何影响德国国内不同集团的成本—收益分配,尤其是如何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技能工人在政治上的不满和反对,进而促使德国选择党崛起。本文认为,德国选择党大获成功是由全球化冲击下德国国内受损者的不满和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回应性危机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分化:对罗戈夫斯基模型的修正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lin)模型,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出口的是使用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而进口的是使用本国相对缺乏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 Samuelson)定理则进一步指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以及生产商会因为贸易保护而受损(或因贸易自由化而受益),相反,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及广泛使用稀缺要素的厂商会因为贸易保护而获益(或因贸易自由化而受损)。基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在《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中阐述了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的影响:国际贸易的扩张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损;国际贸易的收缩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损,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作为一名政治学家,罗戈夫斯基也提出了关于国内政治过程的假设: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会寻求扩展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而国际贸易的受损者则会要求捍卫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在上述基础上,罗戈夫斯基着眼于传统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按照发达/落后经济体(考虑资本要素充裕程度)和土地/劳动比(对比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充裕程度),提出了2×2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罗戈夫斯基模型

资料来源: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8.

但是,由于《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的成书时间较早,罗戈夫斯基在书中主要讨论的是184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际贸易与国内分化的情况。而自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传统三要素模型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今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罗戈夫斯基在书中已发现其三要素模型无法解释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级冲突,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推测,即随着农业在发达经济体逐渐式微,一个新的三要素模型———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不过,罗戈夫斯基认为这仍然只是推测。实际上,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英国率先培育了新的要素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即人力资本。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人力资本要素在发达国家已经从劳动力要素中分离出来。经济学家在经验研究中已发现,三要素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比如弗兰克·科弗斯(Frank Corvers)和安德列斯·格力浦(Andries de Grip)就将高级熟练工人和普通劳动工人区分开来,解释了高等熟练劳动力和技术知识两种人力资本要素对要素同质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间国际贸易流向的影响。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指的是对生产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等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人力资本的概念将具有高人力资本特征值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依靠简单劳动获取工资的低技能劳动力区分开来。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对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当今知识经济更注重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因此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生产要素,也成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当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充裕时,就会更多地发展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比如教育、医疗、金融、精密仪器等,该国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就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而当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缺乏而低技能劳动力充裕时,它就会更多地发展如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该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就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出于劳动产出和工资报酬的考虑,高技能劳动力虽然可以从事低技术工种,但他们通常不会选择技术含量低的职业;低技能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也无法跨越技术和知识障碍去从事高技术工种。因此,两种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加以区别。本文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要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不可能同时充裕或同时短缺,因此本文用高技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一个国家在这两个要素上的禀赋。也就是说,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表明高技能劳动力充裕、低技能劳动力稀缺;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低,则表明高技能劳动力稀缺、低技能劳动力充裕。据此,我们对罗戈夫斯基模型进行如下修正,如图2所示。

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

这样,我们就把罗戈夫斯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修正为新的三要素模型,即物质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三要素模型。本文将在这个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基础上来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德国国内社会分化的影响。

二、德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素禀赋

德国一直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欧盟的第五次扩大,德国的进出口总量在21世纪前10年中迅速增长(见图3)。尽管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一些地区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德国经济总体上一直高度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1970—2017年德国进出口商品及服务总额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进出口商品与服务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data. worldbank.org.

在德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以2017年的数据核算,第一产业产值仅占全年总产值的0.7%,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到劳动力市场总人数的2% ,因此在分析当前德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时,继续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并不合时宜。本文按照德国的实际情况采用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即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这一新的三要素模型。

关于一国物质资本的充裕程度,查尔斯·索耶(Charles Sawyer)、理查德·斯普林克(Richard L. Sprinkle)和多米尼克·萨尔瓦多(Dominick Salvatore)都采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即人均资本量来考察,徐康宁、王剑则用人均GDP来衡量。本文采用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形成额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德国资本的充裕程度。2017年德国人均GDP达到44470美元,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排第7位(见图4);人均资本形成额为8074美元,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排第10位(见图5)。由于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欧盟28国,所以其人均GDP和资本形成额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并无突出之处;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德国的这两项指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德国在国际贸易中仍属于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

2017年德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人均GDP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2017年德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人均资本形成额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口数量计算得出。

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接受教育是获得人力资本的最基本投资手段。因此本文采用劳动力人口中(25岁以上)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衡量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充裕程度。根据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2014年德国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7%,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0.8%和1.3%,高于OECD和世界平均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也位列前茅(见图6)。此外,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也帮助德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高技术制造业工人:德国的职业教育分为职业学校培养体系和企业—学校共同培养的学徒制度,其中65%的高中毕业生接受了学徒制教育,全德15岁以上人口中超过一半拥有职业教育文凭。这些接受了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在就业市场和工作岗位上展现出了与岗位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能,与未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相比更能满足现代化制造业的生产需要,由此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这些高技能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上与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人才并无实质性差异,实际上成为德国庞大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德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人口中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及OECD数据库。其中未标注年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统计年份为2015年;韩国、俄罗斯和中国数据仅更新至2010年;波兰、西班牙、日本、意大利和土耳其五国数据来自OECD统计,统计年份为2014年。

出于要素划分的相对性,一个劳动力无法同时被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与德国充裕的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作为生产要素的低技能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则相对稀缺。一方面,德国老龄化严重,劳动人口较少;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汇率等因素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相比,德国的劳动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德国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导致了低技能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综上,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德国在要素禀赋上属于物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充裕、低技能劳动力稀缺的国家。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见表1),德国主要出口产品为汽车、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化学产品,主要进口产品则是能源、金属等原材料以及家具、服装、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德国的生产要素充裕程度相匹配。

表1   2017年德国不同类别商品进出口统计 单位:万欧元

商品出口进口
农产品及狩猎973331251
林业产品432761
渔业产品285774
煤炭及褐煤1245201
原油及天然气624956169
金属矿1267030
其他矿产品和采石13921471
加工食品5417146551
饮料56425878
烟草制品35431195
纺织品1169010968
服装1834732803
皮革及相关产品892514283
木材和软木制品(除了家具),草、编材料制品71546456
纸和纸类产品1962615045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1246220342
化学和化学产品11490779071
基础药物和药品制剂7599953969
橡胶和塑料制品4599230673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1548211066
基本金属5423658910
金属制品(除机器设备)4362629327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111045113210
电子设备8330660516
机器设备18447181256
机动车、拖车和半拖车234787115258
其他交通产品5811332698
家具10023123388
能源28381032
其他产品8420898940
总计12789351034491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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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全球化与德国国内要素所有者的分化

二战后,德国通过大规模出口高端工业制成品而快速从战争的损伤中恢复过来,并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德国的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并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2016年德国商品及服务出口额占其GDP比重达到46.2%。“德国制造”有着享誉全球的良好声誉,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电子设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半数以上,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以其产品的无可替代性占据了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成为国际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供应商。德国的工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充裕的物质资本,更来源于德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高技能劳动力。除了高等教育体系中培养出的科技创新和管理人才之外,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育出了大量适合从事高科技产品和精密仪器制造的工程师。这些从事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不仅能获取丰厚的劳动报酬,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道成为国际贸易的受益者。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不仅为德国的出口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还进一步降低了德国制造业的成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制造业不断通过产业转移和离境贸易的形式,将产业链中劳动成本高、产业附加值低的初级工业制成品制造和产品组装转移到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欧国家。近十余年来,尽管在国际收支平衡账面上,德国对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表现为贸易逆差,但是上述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提升了德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欧元的流动抹平了德国与欧元区内东欧、南欧国家间的汇率差异,使欧元区其他国家失去了通过本币贬值来刺激出口的汇率工具,而本身就具有良好口碑的德国制造业在欧元区内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不同于英国和美国金融行业以市场为导向、吸纳成千上万中小型投资者共同参与的模式,德国金融业的主要参与者是德国境内规模不一的银行。在欧元区诞生之前,德国的银行专注于服务国内工业企业,较少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操作;而欧元区诞生之后,统一货币使得金融资本在欧元区内部可以完全自由流动,消除了汇率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同时欧元区内部的融资成本趋同,原来需要以比德国高3~4倍利率才能从资本市场融通到资金的南欧国家现在可以搭上德国良好信誉的便车以极低的成本融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开始无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设定的3%赤字率和60%债务率的红线,大量发行国债向市场借贷。由于通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德国在金融账户上必须大量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向外进行投资才能保持其国际收支平衡。因此,拥有充足资产的德国银行业开始大量购进欧元区国家的中长期国债,自此,南欧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本,而德国银行业也得以输出过剩的金融资产、获得投资机会。自2007年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2)启动以来,德国资本大量流入南欧国家。根据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8月,德国在TARGET2中的盈余扩大到3900亿欧元,成为TARGET体系中最大的债权国,而债务国在其中的赤字则高达4040亿欧元。

根据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国际贸易导致了财富和收入在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不平等的分配。一方面,德国物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要素所有者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收入;另一方面,德国的低技能工人,尤其是那些处于进口竞争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在国际贸易和全球分工中利益受损。

21世纪初,欧元正式流通、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德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消费品大量进入欧盟市场,对德国低端制造业形成了冲击。杜塞尔多夫竞争经济学研究所对1990—2010年德国与东欧和中国的开放贸易进行回归检验发现,进口竞争的增加导致了德国工人预期雇用时间和收入的减少,同时自由贸易的福利效果在国内部门分布不均:竞争力强的高技术行业和高技能工人在贸易中受益,生产水平较低的行业和低技能工人则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技能往往固定于某一特定行业或特定企业,其作为劳动力的流动性远低于高技能工人。一旦贸易开放导致低技能工人所在的公司破产或部门萎缩,他们很难再找到一份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因此低技能工人是全球化进程中德国国内首当其冲的受损者。

由于贸易领域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成品的冲击,德国国内低端制造业逐渐萎缩。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东扩和内部市场中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为了追逐更低的生产成本,德国的一些企业纷纷将初级产品加工或轻工业工厂转移到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德国与东欧十国的贸易往来占德国GDP比重从1994年的2%上升到2006年的7%以上,而从德国设立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子公司的进口额分别占从两国进口总额的65%和40%。产业转移使得国内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

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德国产生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东西德的隔离使得西德无法从东德引进劳工,西德政府大量引进了来自南欧和中东北非的“客籍劳工”。这些外籍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61年的1.7%迅速提升到了1973年的11.9%,人数达到260万。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客籍劳工”及其通过团聚法进入德国的亲属乃至他们的后代(即二代、三代移民)数量不断增长,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土耳其的劳动移民,人数达到150万。由于本身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相关就业技能,这些劳动移民在德国国内大多数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条件较差的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并且更能接受低薪酬,因此与德国国内的中低技能工人形成了就业竞争,造成德国国内中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提升。根据德国联邦就业服务局(FEA)的统计,2017年8月德国共有116万中低技能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占总失业人口的55%;与此同时,德国劳动力市场中需要中低技能工人的岗位仅占总岗位的23%。

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差异在德国经济地理上反映为,制造业更为先进的西德平均失业率远低于东德。由于经济基础差、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东德在两德统一后的30年时间内一直未实现经济赶超,时至今日,其经济体系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仍高于西德,劳动人口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则远低于西德。此外,由于地理原因,东德在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要素上与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相比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更易受到欧盟东扩带来的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由于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钢铁进口的冲击,德国传统煤钢生产区鲁尔区近几十年来也经历着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中长期失业人口比重较高(见图7)。

2017年德国各市未受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居民失业率

资料来源:联邦就业服务局(Federal Employment Agency)网站,https://statistik.arbeitsagentur. de/Navigation/Statistik/Statistische-Analysen/Analyse-in-Grafiken/Arbeitsmarkt-nach-Regionen/Arbeitsmarkt-nach-Regionen-Nav.html.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也导致了德国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差距逐渐拉大。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事原油开采、汽车制造、医疗化工、电子产品和机械制造等高端制造业的工人平均工资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人的2~3倍(见表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下层民众生活贫困化趋势加剧,虽然目前德国的失业率仅有3.5%,为近几十年来最低水平,但事实上这是对就业市场进行改革的结果:与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裁员以应对金融危机不同,德国企业更偏好于让员工减少劳动时间和“额外休假”,事实上减少了劳动者的工资。默克尔政府为了鼓励妇女和失业者参加劳动,设置了大量“临时就业”的岗位,这些岗位多数是家政劳动、餐饮服务等低收入的工作,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20小时,这与接受失业补助获得的救助金没有显著的差异。此外,2015年之前德国一直没有实行最低工资法,导致从事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的工资缺乏基本保障。

表2   2016年德国制造业不同部门工人平均年收入情况 单位:欧元

部门收入
原油和天然气开采82900
烟草制品加工63019
其他交通设备制造62638
基础药物和药剂制造60216
化学和化工产品制造58464
煤炭和褐煤开采55062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53468
机器和设备制造52242
电子设备制造50167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制造48983
机器设备的修理及安装48905
饮料加工42904
纸和纸制品加工41394
其他制造业40638
金属制品制造(如机器)39389
其他采矿和采石业38690
家具制造36497
皮革及相关产品加工34774
服装加工34656
印刷业34503
纺织品加工34200
木材、木制品及软木塞加工33438
食品加工29347
金属矿开采/
采矿支持服务活动/

数据来源: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得出。各行业平均年收入=各行业总工资开支/雇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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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作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德国的制造业、金融业和高技能工人通过大量出口商品和跨国投资,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大大获益;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低技能工人在开放贸易中不断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欧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足够的收入,成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受损者。

四、债务与难民危机中德国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偏好

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是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多边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在成员国紧急救援、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以及欧洲稳定机制等救援机制中频繁出资,成为救援机制中最大的出资国,并与法国一道促成了财政契约的达成。是否应该对欧债国家进行救援这一问题引起了德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分歧,大量德国民众表示拒绝为其他国家的错误买单,并对默克尔政府的援助政策提出抗议。难民危机爆发后,默克尔提出了“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的口号,使得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涌入德国境内,带来了福利、治安、社会融入甚至是宗教等方面的一系列矛盾。一方面,难民加重了德国的财政负担,分流了德国底层人民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一些伪装成难民的“圣战分子”给德国国内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导致了大量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都引起了德国国内的政治分化与政策争论。

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受益者,德国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工人积极鼓励默克尔政府对债务国进行援助,维持欧元区完整和欧元汇率稳定。一旦欧元区崩溃,欧元区其他国家恢复各自的主权货币后,为了缓和经常账户的巨大赤字,必然会竞相采取货币贬值的策略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这对于德国出口制造业不啻重击,因此德国的出口制造业有强烈的意愿维持欧元区的统一和完整。欧债危机爆发前,德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就大量持有南欧国家的国债和私人债务,而在之后的救援政策中德国更是提供了大量的救援资金。如果债务国破产或退出欧元区,德国的银行业将受到剧烈的冲击。有德国学者就认为,“希腊回到以前的货币德拉克马将会减免它原有的债务,使世界范围内的银行和企业受损———首当其冲的就是投资于原先‘有利可图的’希腊国债的德国、美国银行机构等。希腊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可能出现‘雷曼兄弟破产’的翻版”。因此,德国高端制造业和银行业在欧债危机的救援问题上,主张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进行救援,并在欧盟层面承担大量的出资义务,以维持欧元区的团结和稳定。以垄断资本和高端制造业企业为主体的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BDI)在援助希腊和欧洲稳定机制问题上率先对执政联盟进行游说,要求德国对深陷债务泥潭的欧元区国家伸出援手,然而非垄断资本、家庭企业和劳工的反对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在外来移民和难民问题上,德国的制造业也十分欢迎移民甚至是难民的融入。由于德国的老龄化问题严重,德国人口常年处于负增长状态。据预测,到2030年,德国的总人口将净减少500万左右,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800万;到2050年,德国的就业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4100万降至2600万。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而移民和难民的进入可以很好地补充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按照工资趋同理论,当工资较低的外国劳动力向工资较高的德国迁移时,两国的工资会发生趋同,从而降低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德国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研究显示,移民和难民进入德国虽然会对中低技能工人造成就业冲击,但是长期来看,可以有效地弥补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降低工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作为开放经济的受损者,德国的低技能工人不得不承受高失业率和低工资。尽管根据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描述的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国家可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以换取受损者支持开放,但当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较低时,补偿不一定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稳定收入,因此在使劳动者支持开放经济政策上所产生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德国中央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市场上16%的职位需要学士及以上学位,64%的工作需要至少完成学徒制学业,只有20%的工作向没有受过专业或职业训练的人开放。在德国,一个年轻人年满16岁进行学校教育分流之后,需要至少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学徒制训练,而职业学校平均毕业时限则需要5年。由于学徒制和职业培训一般都是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的,所教授的技能也都与从事本行业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当一名劳动者想调整自己从事的行业、在就业市场上寻得一份新的工作时,他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由此可见,德国的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较低,国家的补偿政策对抚平全球化冲击造成的工资差异效果甚微。作为开放贸易的受损者,低技能工人不得不对全球化采取反对的态度。

在欧债危机问题上,这些中下阶层民众就表达了对维持欧元区和救援债务国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希腊通过作弊手段进入欧元区,并且为维持高福利政策在政府和私人部门大举借贷,造成巨额财政赤字。针对普通希腊人55岁就可以退休,而施罗德的改革将德国人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的情况,一些德国人质问:“为什么我们要为55岁以后就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希腊人一直工作到67岁呢?”他们将自身福利水平下降的原因归咎为债务国的“好吃懒做”,不愿意为他国的错误买单,因此对“欧盟人”的心理归属感下降,对德国承担欧盟各种开支的不满情绪则不断上升。

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国内反难民情绪激增。据统计,德国政府每年在每位难民身上至少花费1.5万欧元,而德国长期失业者的社会救济金每月只有404欧元。2016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中预拨了61亿欧元用于难民的安置和融入,但实际花费高达160亿欧元,而按照德国财政部的估算,到2020年联邦层面对难民问题的支出可能要高达930亿欧元。由于语言障碍、就业技能缺乏等问题,难民短期内很难融入德国的就业市场。在2015年进入德国的100万难民中,只有8.9万人找到了工作,通过培训后能满足德国就业要求的难民最快也需要两年才能进入就业市场。2016年只有6%的适龄难民被雇用,而在2013年这个比例是31%。大量难民的涌入对德国的财政系统和社会福利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产生了与德国本地居民争夺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问题。相对于物质资本要素所有者和高技能工人,收入水平较低且更依赖社会保障的低技能工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情绪。从2015年以来德国反对难民的游行示威和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的地理分布来看,失业率更高的东德地区对难民的反抗更为激烈,而参与者也大多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工人、失业者和激进的青年学生。

简而言之,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高端制造业和银行业要求维持欧元区、鼓励移民融入,低技能工人反对救援债务国、抗议接受难民。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低技能工人反对默克尔政府救援债务国和接受难民的政策。在欧债危机中,他们反对用德国人的钱为债务国买单,而难民危机则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在经济上的被剥夺感,导致反难民情绪高涨。

五、德国政党体系的回应性危机

作为联结公民和政府的桥梁,政党对选民的利益诉求作出回应既是代议制民主的关键所在,也是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联邦议会一直保持着基民盟/基社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的五党模式(见图8)。但作为政治光谱上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并没有积极有效地回应德国中下层劳工特别是低技能工人的诉求,其他政党同样也没有回应这些选民的诉求。德国政党体系的回应性危机为选择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间。

德国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光谱图

作为一个产生于工人运动的政党,德国社民党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以来,社民党一直视自己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的代表。尽管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来清除意识形态的“包袱”,宣称“社民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人民的政党”,选民基础也更多地扩散到职员和公务员等新社会中间阶层,但总体而言它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左翼政党。20世纪末开始,欧洲的社民党发现他们传统的选举基础———产业工人正在萎缩,这迫使他们在选举策略中趋向政治中立以吸引更多选民。 1998年德国大选,德国社民党候选人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击败了连续执政16年的科尔(Helmut Kohl)成为新一任总理。当时德国由于战后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制度对国家财政的消耗,以及东西德统一后对东德的转移支付,正面临着经济停滞、高赤字、高福利支出、高失业率、居民和企业赋税沉重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面对以上问题,施罗德在1999年制定了“新中间派”政策,即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提出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金改革。2002年8月,施罗德领导下的劳动力市场现代服务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提案,即“哈茨报告”,提出要改变对劳动力市场过多干预的方针。2003年1月,施罗德所在的社民党主席团通过了《2003年度具体纲领》和《威斯巴登声明》,统称“2010改革议程”,旨在改革德国的福利体系,减少国家提供的服务。施罗德对国家福利的削减和对工人保护的削弱沉重打击了社民党最大的支持者———蓝领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社民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社民党在参加工会的工人中可获得68%的选票;到2005年,社民党只在其中获得了55%的选票,这一比例在东德甚至低至32%。社民党原先希望通过“新中间派”政策吸引更多中间选民和中产阶级的选票,但是这一部分新的支持者并不能弥补其左翼支持者的流失。虽然此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中社民党提出了一些提高社会福利、保护低收入者的政策,但是施罗德改革造成的社民党在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形象恶化并没有好转。社民党支持者从1998年的2000万下降到2009年的1000万,在2017年大选中仅有953万。对于那些在社民党改革时期被打击的核心支持者来说,“资源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恐慌在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之后重新传播开来。即便社民党在2017年大选时推出远离国内政治、曾经担任欧洲议会议长的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作为总理候选人,但在上一执政周期内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政策上的配合仍使不少工人迁怒社民党。

左翼党作为原先东德地区主要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继承者,在施罗德“新中间派”政策改革之后吸收了原社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可以说其在意识形态上比社民党更能代表弱势的中下层劳工。但是由于左翼党成立时间较短,且与西德的工人阶级联系不够,虽然在2005年和2009年选举中吸引了一部分社民党流失的选票,但是这一部分选民很快在2013年和2017年大选中又将选票改投给了选择党。而在东德地区,社民党和左翼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并没有很好地抵制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结构性压力。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东德居民对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感到不满,最终在选举中将这些不满表现为选票另投。在难民危机中,左翼党出现了强烈的党内分歧,多位党内领袖在难民问题上表达了欢迎难民、反对右翼排外意识形态的立场,因此也失去了充满危机感的下层选民的选票。2017年大选中,由于选择党分走了左翼党在蓝领工人和失业者中的选票,左翼党在东德各州平均支持率下降了5.1%。

作为中间偏左政党,绿党“从学术界和技术专家中新的受教育阶层获得了对自己各种活动的支持”。基于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绿党更关注公民权利、公民社会的参与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个人解放等非物质化的价值需求,从而吸引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学者和技术专家等这些社会中以高技能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群体。显然,绿党不可能为争取低技能劳动力的支持而放弃其高技能劳动力的基本盘。当默克尔力推的欧洲稳定机制和欧洲财政契约法案遭到当时执政联盟内基社盟和自民党反对时,正是绿党的支持才使得两项机制在联邦议会中以超过2/3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从而克服了救援欧债国家的国内政治阻碍。

政党体系中的中右翼政党更不可能对中下层劳工的诉求作出回应。作为一个以天主教因素为纽带吸引广泛政治支持的政党,基民盟代表了雇主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利益。基民盟与雇主协会联系紧密,同时与大垄断财团、金融集团、钢铁和化工财团关系密切。基社盟作为一个地方性政党,其价值观与基民盟相近,但主要活动范围在巴伐利亚州。基民盟和基社盟作为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督教姊妹党,在德国政坛上一直是保守的基督教徒和资本家的代言人。以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作为主要支持者的自由民主党,核心理念是支持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主张改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税收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社会福利、增加市场活力。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基民盟一直主张维护开放的经济秩序,主动提出救援邻国、吸纳难民的政策。执政联盟中基社盟虽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由于其政治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巴伐利亚州而没有激起大的水花。自由民主党作为主要的右翼在野党,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也没有及时扛起疑欧主义的大旗、与执政党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因此对持有反全球化态度的中下阶层选民也缺少吸引力。

可以说,正是德国政党体系在面临全球化分配不均问题时出现的回应性危机,促使选择党在德国政坛中异军突起。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后,那些经济上受损的低技能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认为现有的各政党均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声,而打着强烈排外旗号的选择党则呼应了他们对全球化冲击的恐慌与抗拒。

德国选择党在诞生之初就以退出欧元区、恢复德国马克作为其首要政治主张。在2013年联邦议会选举时,选择党的竞选纲领反复提到“有序地解散欧元区”、重新恢复国家的货币主权,其激进的反一体化和反救援主张吸引了大批来自低技能工人、失业者的选票。时任选择党领导人卢克在公开讲话中说道:“欧元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绑架了德国,使德国和债务国一起陷入金融危机。”选举之后,德国民调网站Bundeswahlkompass对不同政党的支持者进行了价值观调查,针对“德国应该废除欧元并恢复马克”这一提问,半数以上选择党的选民表达了支持的态度,而近九成基民盟和自民党的选民表示了反对;此外还有78%的选择党支持者反对“为了救援欧元,德国有理由对债务国进行财政支持”这一说法,而其他政党的支持者中只有不到1/4的人对此观点表示反对。

在难民政策上,选择党表达了对“为了德国福利系统的移民”(immigration into the German social systems)的深切担忧。为了应对源源不断进入的难民,选择党提出“只有在缴纳税收或为德国社会保障体制付出到一定水平的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才能被纳入德国的国家福利系统。与此同时,选择党通过支持和组织反难民的“Pegida” (“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获得了大量极右翼分子的支持,“Pegida”运动的一些组织者也加入选择党,进一步强化了选择党内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2016年1月20日,在巴符州第三大城市曼海姆的竞选集会上,选择党的支持者直接发出了愤怒的抗议:“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局面,数百万人朝着我们赶来,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疯狂的。”根据德国民调网站Infratest dimap对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支持者的价值观调查,100%的人认为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应该被更快地驱逐出境;97%的人担心难民越来越多,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89%的人认为难民的数量应该被永久限制;还有51%的人认为需要让难民融入德国的劳动力市场。

可以说,选择党的快速崛起反映出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德国低技能工人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在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工人、失业者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均高于主流政党。据统计,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不同职业人群中的支持率分别是:工人21%,雇员12%,公务员10%,个体户12%,退休人员11%,失业者21%。图9图8相对照可以看出,选择党在各地区的支持率与该地区的失业率大致呈正相关:在经济结构更落后、人均收入更低、失业率更高的东德以及日渐凋敝的鲁尔区,选择党的支持率更高;而在经济发展情况较为良好的地区,如以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的西德和金融业、现代化服务业更为发达的大型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汉堡),选择党的支持率更低。

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Carl C. Berning,“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Germany's New Radical Right- wing Populist Party”,ifo DICE Report,Vol. 15,No. 4, 2017, p. 17.

六、结论

盖尔森基辛市(Gelsenkirchen),一个处于德国传统煤铁工业区鲁尔区的小城镇,揭示了全球化对德国国内政治影响的冰山一角。1840年这里第一次发现煤矿时,还是一个只有600个居民的小村落,丰富的煤炭资源吸引了大量来自东普鲁士和波兰的淘金者,大量的高炉、炼焦炉和钢铁厂拔地而起,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千火之城”的名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石油开始逐渐取代煤炭在工业中的地位,来自东欧的廉价煤炭进一步削减了该市煤矿工业的利润,大量煤炭和钢铁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城市人口骤减了1/5。时至今日,盖尔森基辛市的失业率仍在10%左右徘徊,是全德平均水平的2.5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该市的居民对执政党十分不满,排外情绪严重,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17%的参选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的德国选择党。

德国选择党在这一轮民粹主义浪潮中相当特殊。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等很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拥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他们的议程也是“后天”转移到反全球化上来的。而德国选择党则是一个完全“后危机时代”的政党,从诞生伊始就立场鲜明地高举反全球化的旗帜。德国在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但德国选择党通过高举反全球化的旗帜仍能吸引众多选民的支持,就更加引人注目。自二战结束后,德国积极融入全球市场,通过大规模出口工业制成品以维持经常账户的常年盈余,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同时德国也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以其强劲的经济实力为欧洲政治和经济整合提供动力。德国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的积极行动带动了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获得了欧洲地区的主导权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但融入全球化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并不是毫无代价的,即使是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拥有更多比较优势,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群体的分配效应仍然显著地表现出来。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充裕要素的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输家。作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德国的工业和金融资本(以高端制造业企业和银行业为代表)、高技能工人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他们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对债务国进行救援、维持欧元区的稳定,对移民和难民也保持了开放的态度。作为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低技能工人,尤其是那些处于进口竞争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在国际贸易中受损。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被剥夺感在受到特殊事件的冲击后激化,由此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移民的不满。欧债危机爆发之时,这些在经济上受损的劳工和失业者更容易对造成危机的债务国产生抵制情绪,拒绝用德国人的钱为其他国家的错误买单;而难民危机爆发后,出于对就业竞争和社会福利下降的恐惧,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对难民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

值得关注的是,劳工作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第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构成了欧洲左翼政党兴起的基础,但作为当前新一轮全球化的受损者却促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党对选民诉求的不同回应。传统左翼政党社民党的“2010改革议程”背弃了对工人阶级的保护和补偿,原本作为其选民基础的蓝领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与社民党渐行渐远;左翼党的全国性影响力不足,在难民危机中无视底层民众的诉求;而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虽然在近年来提出一些中间派政策,但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时为了保护德国金融资本和制造业的利益坚定地维护开放,这些原本属于左翼的选民在政治上便陷入了缺乏代言人的窘境。德国选择党在两次危机之际快速地扛起疑欧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大旗,积极地回应这些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诉求,成为他们表达政治主张的唯一通道。因此,这一拥有鲜明反欧元、反移民、反难民倾向的极右翼政党在两次危机后快速赢得了大量来自低技能工人和失业者的选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全球化发展趋势与逆全球化思潮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8VZL015 )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在第二十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论坛上宣读,感谢阎学通教授、李莉研究员、邢悦副教授、漆海霞副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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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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