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政权是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组织形式，具体指向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或者当局，是国家主权的具体化身。本文所涉及的政权主要是指执政当局，政权更迭则指执政当局的变更。

政权更迭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指通过他国入侵、国内革命、政变或者战后重建来实现政权变更的政治现象。^①它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三种：国内矛盾导致政权更迭，外部干预导致政权更迭，内外联动导致政权更迭。外部干预又可细分为军事干预和非军事干预。军事干预包括公开使用武力和秘密行动两种形式^②；非军事干预则包括武力胁迫、经济制裁和外交介入等三种形式^③。尽管经济制裁和外交介入有时也会奏效，但相比之下，武力胁迫更为直接有效。^④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武力胁迫何以致使他国政权更迭。

在开展研究前，有必要对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进行概念界定，以为下文奠定基础。武力胁迫是指一方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公开发出要求以影响另一方决策的行为。^⑤需要指出的是，武力胁迫包括不实际使用武力的胁迫和使用有限武力的胁迫。本文取义于前者。首先，本文试图对武力胁迫的效用限度进行深入分析。其次，在理论和实践中，有限武力与全面战争很难严格区分开来。^⑥政权更迭是指一国统治者的变更，而非政权性质发生变更。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是指施压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迫使目标国统治者放弃政权的过程。

鉴于对研究目标、核心概念的明确界定，笔者考察了从1900年至今100多年的国际安全案例，存在8个满足本文研究范畴的典型案例（如表1）。历史案例偏少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其一，本文意在探析“武力胁迫”作为单一变量如何致使他国政权更迭，在案例选取时，对其他干预变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从而导致研究样本数目缩小。例如，2010年“阿拉伯之春”期间美国对突尼斯、利比亚实施的武力胁迫案例因目标国存在严重政局动荡而被排除在外；再如，1990年布什政府在推翻尼加拉瓜政权过程中，不仅仅实施武力胁迫，同时还采取了干预其民主选举的举措，所以该案例也被排除在外。其二，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模式的适用前提是施压国对承压国有绝对实力优势，能在短时间内以低伤亡战胜对手。该模式是大国对小国的特权，这无疑限制了武力胁迫的适用条件。与此同时，因为双方实力对比差异巨大，大国采取战争手段的代价低，则其更可能直接发动战争。因此，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武力胁迫并不总是一国更迭他国政权的选择手段。

基于以上分析，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并非高频次发生，但是作为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历史现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充分解释它的因果逻辑，非常有必要廓清如下问题：在满足何种条件下，武力胁迫才能成功更迭他国政权？不同条件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将从理论视角分析上述问题，并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根据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雷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界定，战略胁迫（strategic coercion）是指一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影响另一国决策的行为。^①它具体包含威慑（deterrence）与威逼（compellence）两种战略。前者是指通过武力威胁吓阻对手不要做某事，后者是指通过武力威胁迫使对手做某事。^②威逼战略又细分为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和讹诈（blackmail）。强制外交是指迫使对手停止或者取消已经开始的行动，讹诈是指逼迫对手发起或实施一个新的行动。^③根据所追求目标不同，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将强制外交分为“A”“B”“C”三种类型^④，其中“C”型强制外交要求对手在政府或政权方面作出改变。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应属于强制外交研究范畴。从既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针对整个强制外交谱系的通则式视角和针对“C”型强制外交的具象视角，探析武力胁迫如何导致他国政权更迭。此外，也有学者从民主传播、秘密干预等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其一，从通则式视角看，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加里·肖布（Gary Schaub）、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斯蒂芬·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钱春泰等人针对整个强制外交谱系，提出影响其成功与否的因素。（1）环境因素：双方冲突利益对比、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双方国内支持度、双方国际支持度等；（2）策略因素：所提要求的明确性和难易度，武力威胁的明确性、公开性和严重性，是否给予适当的“胡萝卜”等；（3）认知因素：是否给对手造成紧迫感和恐惧感，是否存在重大错误认知等。^①

虽然通则式分析框架涵盖的变量较为全面，但在解释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问题上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根据乔治的分类，强制外交可分为“A”型、“B”型、“C”型，其实现难度呈现依次递增趋势。^②因此，不同类型强制外交的执行难度会有明显区别，影响其成功与否的条件也会有明显不同。通则式分析框架未对不同类型强制外交的影响条件作深入考证，也就无法精准解释武力胁迫如何导致他国政权更迭。其次，通则式分析框架主要停留在经验归纳层面，概念界定不够严格，变量之间存在交叉重合。最后，既有研究对意愿、意志、决心等“比较含糊的大概念”（umbrella concept）^③缺乏有效的分解并使之可测量。

其二，从具象解释视角看，在《胁迫独裁者放弃政权：一种对军事大国的指导视角》一文中，以色列学者奥·阿瑟·霍恩（Or Arthur Honing）与阿里尔·理查德（Ariel Reichard）基于美国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等国实施的强制外交经验，就武力胁迫何以致使他国政权更迭进行了探析。这两位学者指出，假设承压方采取理性决策，在施压国军事施压和提供引诱的前提下，武力胁迫容易成功；当承压方决策受自身性格、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健康年龄等非理性因素影响时，武力胁迫是否成功将难以确定。^①诚然，该分析框架涵盖的约束条件较为全面，但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核心变量缺乏严格界定，既有研究并未指出军事威胁这一变量的影响因素，也就无法准确界定该变量的等级。其次，变量之间关系探析不充分。既有研究没有深入论证“军事施压强度”和“是否提供引诱”在不同条件组合下对因变量的影响。再次，国内因素的干扰作用被忽视。因为激化的国内矛盾同样可以作为单独变量驱使领导人下台，既有研究对此缺乏有效控制。另外，承压国是否获得第三方军事支援对武力胁迫结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既有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探析。最后，决策的场景缺乏明确区分。决策者既可能基于理性考量作出决策，也可能受非理性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并未深入考虑决策因素的复杂性。

此外，美国学者理查德·布伦南（Richard R. Brennan）在博士论文《“C”型强制外交的概念：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1981—1988年》中对美国以强制外交推翻尼加拉瓜政权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②，但也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军事胁迫、经济制裁和外交干预与政权更迭的关系尚未作明确区分。从理论上讲，这三种手段都可独立致使他国政权更迭，同时这三种手段的不同组合也可致使他国政权更迭，但其内在机理存在明显不同，既有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究。其次，布伦南提出的分析框架的主观、客观变量并存，可操作性不强。最后，既有研究侧重历史诠释和个案分析，缺乏理论探索与建构，其论证的普适性有待考证。

其三，从民主传播视角看，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B. Downes）和乔纳森·莫顿（Jonathan Monten）在《强制无效？为何外部施加的政权更迭难以实现民主》一文中指出，施压国推翻目标国政权主要有三种路径：施压国直接军事入侵推翻目标国政权，施压国武力胁迫目标国统治者下台，施压国通过情报组织、秘密军事入侵或支持目标国国内反对派等途径推翻其统治者。^①两位学者将施压国干预动机分为基于领导权的政权更迭（leadership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和基于制度的政权更迭（institutional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两种类型。当施压国的干预动机是“基于民主制度的政权更迭”且目标国有良好的国内环境条件^②时，目标国才可实现民主化。^③此研究意在探析施压国干预动机与民主传播的关系，并未对武力胁迫何以导致他国政权更迭作具体分析。

其四，从秘密干预视角看，美国学者林赛·奥鲁克（Lindsey A. O'rourke）在其博士论文《秘密行动与安全：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研究》一文中指出，美国基于防御、进攻、维持霸权和保护人权等四种维度，从行动的政治收益（political benefits）、潜在代价（potential costs）和行动成功的可能性（likelihood of success）考量，决定采取秘密行动还是公开行动对他国实施政权更迭。^④作者研究发现，美国在冷战期间更偏好秘密行动。^⑤而武力胁迫作为一种公开行动手段，奥鲁克并未对此开展深入探究。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通则式视角提出的变量固然全面，但变量冗多且变量之间关系缺乏严格界定，在解释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方面缺乏针对性。具象视角提出的变量要么忽视其他重要条件，要么未有效控制其他变量干预，同样无法充分解释此历史现象。因此，本文认为，施压国胁迫压力强度、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并实施说服等三个变量是影响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的关键。以上变量的提出基于决策者是理性行为体，^①理性假设决策者按照自己的偏好对可能的决策选项进行排序，然后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最后的选择。从理性视角看，个人自我保护的意志是人类动机层次中的首要目标。^②个人生命的存在是人实现一切需求的基础。在外部军事胁迫危及政权的场景中，决策者的最优选择是个人安全高于继续执政^③，这是本文进行理论推演的前提。

施压国胁迫压力是驱使承压国统治者放弃权力的核心动力。胁迫压力的强度主要受施压国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胁迫可信度的高低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

施压国是否具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是影响胁迫强度的关键要素。潜在战争时间过长、战争代价过高，承压国统治者都会据此抵抗。该能力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其一，实力对比是核心要素。双方实力差距越大，施压国快速、低伤亡战胜对手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其二，客观作战环境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一般而言，这主要受双方作战距离、承压国国土面积、承压国国内地形等因素影响。当双方距离越近时，后勤补给周期越短，越利于军事行动。当承压国的国土面积越小时，作战纵深越短，越有利于军事行动。此外，承压国国内地形以单一平原、沙漠为主，有利于作战成功。承压国地形复杂，多山地、丘陵，不利于作战成功。因此，施压国的军事行动前景是以双方军事实力对比为基础，同时结合作战环境而作出的综合评估结果。当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大、作战地理环境利好时，施压国才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

胁迫可信度评估可从静态层面和动态层面分析。静态评估主要有两种路径———国家利益主导型和国家信誉主导型。^①但是静态层面分析过于简化、抽象，缺乏实时性和针对性，从而影响评估的精准性。纵然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动因，但是涉及议题关乎国家利益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胁迫可信度的高低，即虽然涉及议题关乎一国核心利益，其胁迫可信度高，但涉及议题非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其胁迫可信度不一定低。若一国兑现威胁的代价很低，涉及议题非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其胁迫可信度也可能很高。此外，国家信誉主导型是指历史事件之间是连续的、相互影响的。一国在A事件上失信，可能引发在B事件、C事件上失信，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②但是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一国在A事件上失信、在B事件上守信或者一国在A事件上守信、在B事件上失信的现象，却时常发生。因此，国家信誉高低与胁迫可信度高低并不必然存在相关性。动态层面分析主要是对施压国发出信号的分析。一般而言，信号越昂贵，威胁可信度则越高。信号越廉价，威胁的可信度则越低。^①武力胁迫是否实施，取决于施压国是否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武装动员。因此，本文胁迫可信度的评估基于对施压国释放的武装动员信号的考察。若施压国正在进行武装动员或者已经完成武装动员，则威胁可信度高；若没有进行武装动员，则威胁可信度低。

时间通牒也是影响武力胁迫效果的重要因素。施压国通过向承压国统治者发出具有确切时限的信号，使其产生明确的紧迫感。^②如果缺乏明确的时间期限，承压国则很可能一直拖延放弃政权的决定。就时间通牒的长短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通牒时间期限为1~10天。^③其一，时间期限不宜过短，要留有一定长度，以便施压国与承压国进行沟通并给予承压国统治者一定的考虑时间。此外，时间期限过短，会使承压国统治者感觉合作意愿不足，从而增加其采取极端反抗行为的可能性。^④其二，时间期限不宜过长，否则就无法给敌人造成强烈的紧迫感。此外，如果时间期限过长，以至于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就会使得先前发出的威胁与实际结果没有多大联系。^⑤

综上所述，胁迫压力是基于以下三个影响条件作出的综合评估：施压国是否具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施压国胁迫可信度的高低，施压国是否向承压国发出时间通牒。从理性视角看，执掌国家政权者是该国权势最高者，若没有受到足够大的外部胁迫压力，其将难以放弃政权，因此该模式实现的客观难度对胁迫压力强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仅当施压国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胁迫可信度高并向承压国统治者发出时间通牒时，胁迫压力才对后者构成十足的威胁，达到政权被颠覆的“临界条件”。此时，威胁压力的作用表现为“充足”。除此之外，不同条件组合产生的胁迫压力都为承压国统治者留下了抵抗空间。此时，胁迫压力的作用表现为相对“不足”。

一般而言，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是以巨大的实力差距为基础的，是大国对小国的外交行为。在双方互动进程中，施压国处于主动施压状态，承压国处于被动承受状态。承压国凭自身能力难以对施压国构成制约。但若承压国拥有第三方军事支持者，它将强势影响施压国与承压国之间的互动结果。

一般而言，承压国的第三方军事支持者为相对大国或者同盟组织，具备有效制衡施压国的实力，因为小国与施压国公然作对的代价太大，几乎等同于自取灭亡。由于第三方支持者的存在，施压国和承压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发生明显变化，施压国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几乎丧失，承压国面临的安全压力明显减弱。此外，第三方军事支持者的介入，有效对冲了施压国的胁迫压力，承压国政权的安全性大幅改善，这也将激发承压国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决心和斗志。因此，当承压国获得第三方军事支持时，施压国的胁迫压力难以对承压国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从国际政治历史经验看，第三方支持动机主要分为地缘政治驱动型和联盟义务驱动型。就地缘政治驱动型国家而言，承压国一般是其缓冲国家^①或者战略支点国家^②，对其具有至关重要的地缘安全、政治利益的意义。当承压国政权面临外部安全威胁时，他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将对承压国进行军事支持以确保政权安全。就联盟义务驱动型国家而言，承压国一般是其盟友或者准盟友。^①当承压国政权面临外部安全胁迫时，他们将出于联盟、准联盟的硬性、软性约束^②，对承压国进行军事支持^③。第三方军事支持具体表现为外交言辞支持和物质性支持。前者意在传递承诺，后者属于兑现承诺。后者具体包括物资支持、武器装备支持、人员及技术支持等。物质性支持可为短时间内大规模投入，也可为根据事态发展渐进投入。

在强制外交中，硬性威胁是基础条件。但是强制国一味使用武力威胁，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诉求，则会把对手逼向绝望境地。此外，施压国持续的武力威胁很有可能给对手造成过度的紧迫感，从而激发后者强烈的反抗情绪，并使其最终采取反抗政策。^④因此，在强调硬性“大棒”的同时，“胡萝卜”补偿也是必要手段。在武力胁迫实施过程中，胁迫压力强度是决定政权更迭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但是施压国是否向承压国提供安全保障也是重要的影响条件。在高强度胁迫压力下，施压国若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下台后的安全保障，可打消后者卸任后仍受到惩罚的顾虑，进而提高其放弃权力的意愿。在高强度胁迫压力下，施压国若未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下台后的安全保障，无论服从与否，其生命安全都面临严峻的风险；而采取对抗政策，誓死一搏，不仅有出现利好局面的可能，同时还可避免个人和国家的信誉损失。此时，承压国统治者放弃权力的意愿大大降低。

此外，施压国在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采取说服策略，有利于弱化后者拒不下台的意志。说服可以起到多层作用，通常包括：提供物质性诱导；展示不偏好使用武力的姿态；削减统治者对权力的执迷，缓解统治者对丧失个人信誉的忧虑等。多重作用的叠加加速了承压国统治者放弃权力的进程。此外，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不可避免存在认知错误的可能。^①在双方对峙状态下，施压国通过说服，可逐渐明确双方立场和各自诉求，有效降低认知错误产生的概率。

需要指出的是，“施压国是否提供安全保障并实施说服”作为自变量，其效用发挥具有条件性。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且承压国无第三方军事支持时，承压国政权面临致命威胁。此时，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可避免后者陷入无论采取服从还是对抗政策人身安全都将面临威胁的绝望境地，从而有效提升其放弃政权的意愿。当承压国面临的安全压力不足以对其构成致命威胁时，从理性角度看，承压国统治者则不会放弃执政。此时，施压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及其说服将作用甚微。对该自变量效用特征的明确说明，将便于下文精准描述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主要受施压国胁迫压力是否充足、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等三个变量影响（如图1所示）。施压国胁迫压力程度和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共同决定承压国政权是否面临致命威胁。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且承压国没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时，承压国政权则面临致命威胁；否则承压国政权将难以面临致命威胁。同时，仅当承压国政权面临致命威胁时，施压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及说服才会发挥效用，否则该变量难以发挥效用。三个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见图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施压国胁迫压力是否充足与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之间并无明确相关性。施压国或因受到承压国第三方支持者的制约而降低其胁迫压力；或因与承压国存在严重利益冲突而不受承压国第三方支持者影响，始终向承压国施加充足的胁迫压力，甚至不惜一战。

图1

图2

依据自变量之间作用机制不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支持，且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放弃权力后的安全保障时，政权更迭则成功。

假设2：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支持，且施压国未向对方统治者提供放弃权力后的安全保障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假设3：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有第三方支持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假设4：当施压国胁迫压力不足，承压国无第三方支持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假设5：当施压国胁迫压力不足，承压国有第三方支持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本文采取个案验证法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个案验证具体包括典型案例验证和关键案例验证。典型案例验证是指选取与假设高度相符的案例进行验证。关键案例验证又细分为最小可能关键个案验证和最大可能关键个案验证。前者是指选取最小可能支持假设的案例进行验证，如果假设被证实，则该假设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是指选取最大可能支持假设的案例进行验证，如果假设被否证，则该假设被证伪。在具体操作层面，本节选取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一阶段、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二阶段、2003年伊拉克危机、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和1981—1989年尼加拉瓜危机5个案例，分别对假设4、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5进行验证。在验证方法上，本文对假设1、假设2、假设4、假设5采取典型案例验证，对假设3采取最小可能关键个案验证。

在拉美民主化浪潮推动下，阿里斯蒂德（Jean Bertrand Aristide）于1990年当选海地第一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上任后便大刀阔斧地对军队、法院和政府机构实施改革，兴利除弊，这引起以军方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② 1991年9月29日，以武装部队总司令拉乌尔·塞德拉斯（Raoul Cédras）将军为首的海地右翼军人发动政变，阿里斯蒂德被赶下台，流亡美国。

海地与美国只有200多海里之遥，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海地政变给美国带来诸多利益冲突。其一，由于海地与美国近在咫尺，海地国内局势动荡，继而大批难民涌向美国，给美国带来社会、经济压力；其二，海地位于哥伦比亚与美国佛罗里达州之间，是哥伦比亚毒品走私到美国的理想中继站。相较于阿里斯蒂德时期对毒品走私的严厉管理，海地军方执政加之政局不稳，美国面临的毒品走私风险加剧；^①其三，塞德拉斯发动军事政变，进行独裁统治，不仅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而且严重阻碍了美国在拉美推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基于如上考量，时任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对海地军政府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塞德拉斯下台，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执政地位。^②

起初，布什政府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塞德拉斯交出政权。经济制裁主要包括：其一，停止一切美国对海地的经济援助；其二，停止对海地警察和军队的一切军事装备出口；其三，签署行政命令冻结海地军政府在美资产，并禁止美国个人或企业向海地军政府进行金融支持；其四，联合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对海地进行贸易禁运。^③由于过度经济制裁会导致涌入美国的海地难民数量激增，加大美国应对海地难民的难度，因此布什政府未对海地进行极限经济制裁。^④上层统治阶级通过走私手段，花费稍高的价格仍能从美国、欧洲、拉美国家进口他们所要的产品。^⑤布什政府的经济制裁措施未能对塞德拉斯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经济制裁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后，布什政府打算用军事手段胁迫海地军政府下台。在海地危机爆发之初，布什政府就曾考虑遵循集体安全原则组织多国军队武力干预海地，把西半球最穷的国家改造成“新世界秩序”^①下的民主样板。^② 1992年2月24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出访拉美国家，表达美国想通过采取集体军事行动对海地进行干预的倡议，并寻求他们的支持。^③但是，其后美国并没有对该军事干预倡议进行具体落实。布什政府采取军事干预的动机不足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其一，海地军事政变后，未建立亲苏政权。同时鉴于海地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缘价值，对美国利益冲突有限，并未引起美国的足够重视。^④其二，海湾战争后，布什的国内民意支持率飙升并接近90%。^⑤同时，在刚刚结束的海湾战争中，美国伤亡约744人^⑥，美国国内弥漫反战情绪。因此，布什对海地更倾向于进行遵循多边主义原则的经济制裁和外交斡旋，而不急于实施军事干预。^⑦

根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强度主要受施压国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能力、胁迫可信度的高低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对于作为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的弱小岛国海地，当时的单极霸主美国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它的能力。但是受上述因素影响，布什政府采取军事干涉的意愿不强，仅仅发出了军事干预的倡议而并未开展军事动员。同时，在进行军事威胁过程中，美国也没有对塞德拉斯发出明确的下台时限。因此，布什政府的胁迫压力不足以形成有效威胁。在此条件下，即使海地没有第三方军事支持者，美国的武力胁迫也难以使塞德拉斯交出政权。

根据上文分析，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海地的经济制裁力度有所克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同时，美国对海地实施武力胁迫，由于施加的压力不足，难以对塞德拉斯政权构成有效威胁。1993年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上任以后，美国联合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加大对海地的经济制裁力度，同时还委派阿根廷前外长卡普托（Dante Caputo）进行外交斡旋。最终在1993年7月，塞德拉斯与阿里斯蒂德签署《加弗纳斯岛协议》，同意阿里斯蒂德在1993年10月30日前回国复职。随后，塞德拉斯出尔反尔，撕毁该协议，并于1993年10月11日强行驱离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驶入太子港的“哈兰县”号（Harlan County）美国军舰。正如塞德拉斯的一位顾问所说：“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个烟幕弹。我们只是想让国际制裁取消，这就是我们去签订协议的原因。但我们从未真正支持过该协议……而只是想赢得时间。”^①可见经济制裁和外交斡旋很难迫使塞德拉斯下台。

对美国而言，继续放任塞德拉斯执政，对其束手无策，不仅会对美国的承诺信誉带来严峻挑战，而且也加大了克林顿政府的执政压力。经济制裁加剧了海地百姓日常生活的困难，同时军政府又不断杀害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逃亡美国的难民急剧增加。为了不给佛罗里达州等地方造成经济、社会问题，美国在其领海外实施拦截，防止海地难民入境。但是美国某些人道主义组织强烈要求政府改变拦截和强行遣返海地难民的政策。克林顿政府面临两难的处境。同时，1993年10月的美国“哈兰县”号军舰被驱离事件，使克林顿政府陷入尴尬窘境。^②再加之阿里斯蒂德通过集团游说不断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基于以上因素考量，1994年5月3日，克林顿政府宣布，不再排除对海地军政府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应该是出动军队的时候了。^③

根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强度受施压国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实力、胁迫可信度高低和是否向承压国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就实力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单极霸主，军事、经济实力无人能及。反观对手，海地作为加勒比海的弱小国家，面积仅为美国的7%，人口为美国的3%。同时，海地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军事实力严重落后。海地军队约有7500人，其中包括1000名办公人员、1300名辅警（police auxiliaries）。同时，海地的军队训练水平差，装备也极其落后，仅有四艘巡逻艇、两架飞机和几辆轻型装甲车。^①此外，美国与海地距离较近，军事补给周期短。海地作为狭小的岛国，战略纵深短，利于快速占领。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曾说，我们一个舰队一个下午就能占领海地。^②因此，美国有低代价、快速战胜对手的能力。

从胁迫可信度的角度看，1994年6月下旬，美国在波多黎各附近海域公开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并通过媒体播放海军陆战队登岛突袭场面。^③在美国努力下，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940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合法的海地民选政府。同时，美国通过军事动员，拉拢28个国家组建了22645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随时准备武装入侵。^④因此，美国对海地的武力胁迫有很高的可信度。就时间通牒方面，1994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电视讲话，向海地军政府发出明确下台时限：如果到9月18日中午为止，海地军政府领导人塞德拉斯及其同僚仍不同意离开海地，那么美国军队将发动进攻。^⑤由此可见，美国对海地塞德拉斯政权施加了充足的胁迫压力。此外，海地也不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持者，美国的胁迫压力对塞德拉斯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

在安全保障方面，1994年9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向塞德拉斯许诺：若其放弃政权，离开海地，美国则会为其提供人身安全保障，避免其因人权暴行而受到惩罚。^①同时，在1994年9月17日，克林顿政府派遣以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为首，包括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Sam Nunn）在内的代表团前往海地首都太子港，对塞德拉斯进行说服。经过一天多的谈判，加之美国即将大兵压境，在1994年9月18日，塞德拉斯和美国代表团最终达成共识：美国为其提供下台后的安全保障，并给予其100万美元补偿金^②；他将同意下台，并把政权移交给流亡的阿里斯蒂德^③。

在海地危机案例中，克林顿政府对塞德拉斯施加了高强度的胁迫压力，同时塞德拉斯政权不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援者。加之克林顿政府向塞德拉斯提供了下台后的安全保障，并派遣代表团对其进行说服。在以上条件共同作用下，塞德拉斯最终同意放弃政权。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称这次行动是“强制外交的一个范例”^④。

海湾战争后，萨达姆政权一直是中东地区的反美堡垒。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亲美政权，有助于美国主导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防止地区霸权出现。从战略安全视角看，“9·11”事件后，美国认为其面临的首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而国际恐怖主义主要势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大本营就在中东地区。在美国反恐、改造伊斯兰和彻底消弭恐怖主义的进程中，更迭萨达姆政权被看作是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的突破口，是全球反恐至关重要的中继站。^⑤从经济视角看，推翻萨达姆政权可以影响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交易，打压欧元作为石油交易货币，维护美元的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基于以上考量，从2002年开始，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的小布什政府开始做军事动员，对伊拉克构成了严重安全威胁。

从实力角度看，美国能否快速、低伤亡战胜伊拉克，可通过参考第一次海湾战争进行粗略估计。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联军利用海陆空三位一体的信息化作战模式，以绝对的优势、较小的伤亡战胜伊拉克军队。^①与12年前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情况相比，此时伊拉克的军事实力已受到严重削弱。其一，经历海湾战争，伊拉克的军事、经济实力受到重创。同时又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制裁，国力严重削弱，军费开支受限。其二，由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伊拉克武器进口受到限制，军事装备的迭代更新迟缓。此外，联合国的武器核查迫使伊拉克销毁了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相较于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的军事实力大不如以前。据此可推测，美国仍可短时间、以低伤亡代价战胜伊拉克。

从胁迫可信度角度看，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宣布伊拉克为“邪恶轴心国家”，拉开了美国武力威胁伊拉克的序幕。美英等国在争取获得联合国武力介入授权未果后，转而争取国内议会授权。2002年10月11日，布什政府获得了武力打击伊拉克的国会授权。^② 2003年3月19日，英国下院投票通过政府对伊动武的提案，授权布莱尔“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解除萨达姆武装。^③从美英获得国内对伊动武授权以后，美国联军开始动用各种运输船只、大型运输机等先后从美国本土、欧洲、中亚、亚太等地区向海湾地区投送各种作战物资和作战人员。^④此外，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美国联军进行了“胜利会师”“沙漠之春”等一系列模拟实战演习。^⑤ 2002年12月21日，美军在科威特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真枪实弹操练。据此推断，美国联军对伊拉克的胁迫可信度高。此外，在2003年3月17日20时，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宣布，如果萨达姆48小时之内不离开伊拉克，他们的武装力量将在“选定的时间”开展军事打击。^①因此，美国向萨达姆政权施加了充足的胁迫压力。加之伊拉克并不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援，美国的武力胁迫对萨达姆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

安全保障方面，虽然美国给予萨达姆两天的下台期限，但是并未向其提供放弃权力后的安全保障，更遑论对其实施说服。据上文分析，在没有给予对手下台后安全保障时，承压国统治者不会选择放弃政权。因为无论下台与否，统治者的人身安全都将面临严峻风险。在此绝望情境下，誓死一搏或许有利好局面出现的可能。美国没有向萨达姆提供安全保障，反映了美国通过武力胁迫萨达姆下台的意愿并不非常强烈。美国更偏好通过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通过战争，美国既可以展示其反恐的决心和实力，又可以威慑在中东地区试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军火经济考量也是美国更愿意采取战争手段的原因之一。此外，布什家族与萨达姆深结怨恨^②，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用战争手段惩罚萨达姆本人。

从2003年伊拉克危机的案例看，美国向萨达姆政权施加了高强度的胁迫压力，同时伊拉克也并不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援。美国的胁迫压力对萨达姆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但在此条件下，美国并未向萨达姆提供下台后的安全保障，从而导致武力胁迫失败。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为萨达姆拒不下台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此外，也有学者从文化观念视角、心理认知视角、国内官僚博弈视角探析萨达姆为何拒不放弃权力。^③

2010年末，始于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浪潮很快波及叙利亚。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德拉市（Dara'a）爆发民众示威游行，拉开了叙利亚危机的大幕。叙利亚政府的应急式改革和联合国调停并未阻止危机恶化。随着2012年7月叙反对派进攻大马士革，叙利亚危机正式演变为内战。美国一直把叙利亚视为中东地区反美的轴心国家^①，借助叙利亚危机，推翻巴沙尔（Bashar Assad）政权，不仅仅是拔掉一颗反美“刺头”，更会对伊朗产生巨大杀伤力，进而削弱什叶派整体力量，提高美国对中东事务的掌控能力。因此，叙利亚危机爆发不久，美国就要求巴沙尔下台，并拉拢、支持叙反对派。

叙利亚危机后，美国多次发出警告让巴沙尔下台。^② 2012年2月，阿盟草案^③在安理会被中俄否决后，欧美就曾扬言48小时内对叙开战。^④但在2013年叙利亚爆发化学武器危机后，美国对叙利亚实施了最为严重的武力威胁，巴沙尔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安全挑战。2012年7月23日，叙利亚外交部宣布将使用生化武器抗击国外入侵，这是叙利亚第一次承认拥有生化武器。2012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警告说，叙利亚当局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将触及“红线禁区”，后果将极其严重。^⑤ 2013年8月21日，大马士革东郊姑塔地区发生含有沙林毒气火箭弹袭击惨案。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为凶手。在联合国化武调查尚无定论之际，美国欲借此次化武事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

依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受施压国是否具备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实力、胁迫可信度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2013年8月24日，奥巴马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对叙打击方案。8月27日，美国防长哈格尔表示，美国已做好军事打击叙的准备，只等总统下令。^① 2013年8月31日，美国正式向国会提案，要求国会依据《战争权力法》，授权对叙采取军事行动。9月4日，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对叙动武议案，并定于9月8日对叙实施3天军事打击。^②在军事部署方面，2013年8月30日，美国在叙附近海域部署了两艘核动力航母、1艘核潜艇、1艘两栖战舰和5艘驱逐舰。英国在此部署了1艘核潜艇、1艘两栖舰和6架战机。法国在此部署了1艘驱逐舰。至此，美、英等国在叙沿海集结了1万多名官兵和70多架战机。此外，美国在土耳其和约旦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在耶路撒冷部署“铁穹”导弹阵地。^③从实力角度看，美国准备以科索沃战争为参照，通过对叙利亚的武器库、武器发射系统、通信指挥系统等战略军事要点进行导弹轰炸，然后配合地面的叙反政府力量，给巴沙尔政权以致命打击。从胁迫可信度看，美国对叙动武议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叙周边完成军事动员。同时，美国也向巴沙尔政权发出了最后通牒。因此，借2013年叙利亚“姑塔化武事件”，美国对巴沙尔政权施加了充足的胁迫压力。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一直公开明确支持巴沙尔政权，不惜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多次使用否决权。针对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威胁，普京表示，如果叙利亚遭受打击，俄罗斯将坚定支持叙政府，并继续提供武器，开展经济合作。这既是出于国际正义，也是维护俄罗斯在中东利益的需要。^④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支点国家，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唯一盟友。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海外唯一的海军基地，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唯一支点。^⑤如果在中东丧失该立足点，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中东地区格局将向着美国主导方向发展，俄罗斯南向国家安全将受到严峻挑战。^①此外，以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威胁一直是俄罗斯的心头大患。车臣战争后，以车臣反政府武装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断发动恐怖袭击，企图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严重影响着联邦制俄罗斯的安全。^②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期间对巴沙尔政权高调、强硬支持，甚至不惜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

在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后，面对美国向叙施加的强大胁迫压力，俄罗斯给予巴沙尔政权坚定的支持。美国在叙周边海域完成军事部署后，俄罗斯也遣调观察船进入地中海。同时普京表示，如果叙受到不符合国际准则的打击，俄罗斯可能重启同叙暂停的S-300防空导弹合同，并向该地区敏感国家提供此武器。^③在美俄双方僵持对峙之际，9月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美国提议，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使叙放弃对化学武器的控制权。由于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的坚定支持，美国对叙军事打击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冲突后果，同时也与美中东战略收缩、重心转移亚太的总目标相悖，9月11日，奥巴马同意与俄罗斯合作将化武事件回归联合国进行处理。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后，最终达成《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框架协议》。引发大战一触即发的化武事件走向平息。

在2013年叙利亚“姑塔化武事件”后，美国对叙利亚施加了强大的军事胁迫压力。由于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坚定支持，巴沙尔并没有屈从于美国的武力胁迫，而是最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平稳度过此次危机。经过此次政治博弈，美国等国再未向叙利亚政府施加此类严重的武力威胁。2016年12月，在俄罗斯、伊朗等国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彻底收复阿勒颇，取得5年来内战的压倒性胜利，标志着叙反对派力量的失败，西方干涉叙利亚危机遭受严重挫折。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①美国几乎完全放弃了对叙利亚危机的直接干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意在探析没有其他变量干扰条件下，武力胁迫如何导致他国政权更迭。受限制条件和案例数量所限，采取典型案例验证法很难找到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的案例来检验假设3。因此，本文采取最小可能关键个案验证法，选取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作为验证案例。在叙利亚案例中，在有内战条件下，美国对巴沙尔政权施加了充足的胁迫压力，由于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的坚定支持，最终美国武力胁迫失败。据此可推，在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条件下，施压国向承压国施加充足的胁迫压力，同时承压国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持，则武力胁迫更不会成功，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1979年7月19日，尼加拉瓜革命力量联合组成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简称“桑解阵”）攻入首都马那瓜（Managua），推翻了亲美的索摩查（Somoza）专制政权，建立亲苏政权。^②美国一直视拉美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后方。同时，拉美尤其是中美洲是美国西海岸与欧洲的重要通道。在此地区打入亲苏的楔子，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随着古巴和尼加拉瓜相继建立亲苏政权，美国在拉美面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风险加剧。美国对桑解阵政权必欲除之而后快。时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重点推行“人权外交”^③，试图通过支持桑解阵政权中的“温和派”，对尼加拉瓜国内局势发展加以控制，与苏联、古巴争夺尼加拉瓜。随着桑解阵政权中的“温和派”力量被大幅压缩，“人权外交”的“把手”作用丧失，最终导致了卡特政府“人权外交”失败。

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一改美国被动、防御的局面，强调“以实力求和平”，推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里根主义”^①，对苏采取积极的进攻性战略。面对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尼加拉瓜，里根对其推行“低烈度战争”战略^②。“低烈度战争”形式上是以政治目标为中心的全面战争，军事对抗是其基本手段。它是一场消耗战，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③具体而言，里根政府的“低烈度战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通过积极扶植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对桑解阵政权实施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准军事行动。反政府武装主要由尼加拉瓜民主阵线、革命民主联盟等组成。游击战形式主要包括政治谋杀、讹诈平民、实施暴力、绑架以及炸毁公共建筑物等。^④其二，通过军事演习，对尼加拉瓜施加威胁压力。1981年10月7日至9日，美国与洪都拉斯在大西洋沿岸进行“观察猎鹰”联合军演。1983年2月，美国与洪都拉斯进行“大松树”联合军演。同年8月，美国与洪都拉斯又进行了“大松树二号”联合军演，这次演习规模空前，演习时间长达8个月。1985年4月，美国又进行了“宇宙跋涉”和“联合炮兵”的军事演习。^⑤

就“低烈度战争”实施效果而言，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人员复杂，各组织派别观点冲突，加上索摩查旧部的诸多陋习，以致他们作战时不能协调行动，处处被动挨打，对桑解阵政权造成的威胁有限。同时，虽然美国在尼加拉瓜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由于美国并没有对尼加拉瓜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①，美国的军事演习同样难以对桑解阵政权构成有效威胁。根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受施压者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实力、威胁可信度高低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里根的“低烈度战争”本质上是一种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的消耗战，它不会为备战开展武装动员，也不会向对方统治者发出明确的下台时限，因此“低烈度战争”无法对桑解阵政权构成充足的胁迫压力。

里根政府对桑解阵政权的胁迫压力不足，根本上受苏联因素影响。桑解阵政权建立伊始就指出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桑地诺思想，革命方向是社会主义。同时，它的外交战略也明确靠向苏联。苏联对这一嵌入美国“后院”的“楔子”非常重视，双方不断深化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双方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同时，为应对卡特政府对尼实施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政府对尼实施的“低烈度战争”，苏联对桑解阵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无偿经济支援和军事支援。^②正如尼加拉瓜领导人丹尼尔·奥特加（Jose Daniel Ortega Saavedra）所言，在面对像美国这样一个强大敌人时，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桑解阵政权生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③尼加拉瓜危机本身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博弈的集中体现。1990年，苏联对尼加拉瓜采取战略回缩^④，尼局势发生了利好于美国的决定性变化，布什政府顺利通过干预尼大选的方式推翻桑解阵政权，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苏联的支持对桑解阵政权安全的重要性。

在尼加拉瓜危机案例中，里根政府对尼的“低烈度战争”战略本身是一种消耗战略，对尼政权造成的武力胁迫压力不足。同时，尼加拉瓜是亲苏政权，苏联给予了桑解阵政权有力的军事支援。因此，里根的“低烈度战争”战略难以对桑解阵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本文通过考证已有历史案例发现，在理性假设前提下，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主要受施压国胁迫压力是否充足、承压国是否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对方统治者提供下台后安全保障三个变量影响。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军事支持且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时，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则会成功，否则将会失败。具体而言，本文根据3个自变量之间作用机制不同，提出了5个假设，并选取了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一阶段、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二阶段、2003年伊拉克危机、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和1981—1989年尼加拉瓜危机5个案例对其进行了一一验证，以证明本文解释框架的普适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解释框架的普适性同样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约束。其一，国际文化结构影响行为体决策取向偏好。国际文化结构主要有霍布斯文化主导、洛克文化主导和康德文化主导。^①从1648年至今，洛克文化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文化。^②无论强调互为敌人关系的霍布斯文化，还是强调互为竞争者关系的洛克文化，始终是以物质主义为本体的，也就决定了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取向。但当国际文化结构向康德文化变迁，强调以理念主义为本体时，行为体也将采取理念主导的决策取向，此时将超出本文的解释范围。其二，国家间通信水平决定着国家间的互动和认知能力。在本文的解释框架中，武力胁迫建立在双方信号的互动和由此产生的胁迫认知基础上。本文默认施压国发出的胁迫信号能够被承压国及时接收并感知，并由此了解对方产生胁迫强度的大小、胁迫感的强弱。但若两国通信条件落后，无法及时有效获得对方的动态信号，信号承载的胁迫信息也就无从感知。

就现实意义而言，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沿线国家政权稳定是关键条件。维护沿线地区稳定，防止强权大国对沿线小国进行政权更迭愈显重要。伴随着综合实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加深，如何防范小国政权被大国更迭是中国践行负责任大国职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得不面对的安全课题之一。厘清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之间的因果逻辑，将会对此类国际政治现象的前景研判提供理论启示。同时，本文对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历史现象的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构，也将对国家维护主权安全与统一提供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