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
———一种初步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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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
一、问题提出
政权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政权是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组织形式,具体指向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或者当局,是国家主权的具体化身。本文所涉及的政权主要是指执政当局,政权更迭则指执政当局的变更。
政权更迭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指通过他国入侵、国内革命、政变或者战后重建来实现政权变更的政治现象。
在开展研究前,有必要对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进行概念界定,以为下文奠定基础。武力胁迫是指一方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公开发出要求以影响另一方决策的行为。
鉴于对研究目标、核心概念的明确界定,笔者考察了从1900年至今100多年的国际安全案例,存在8个满足本文研究范畴的典型案例(如表1)。历史案例偏少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其一,本文意在探析“武力胁迫”作为单一变量如何致使他国政权更迭,在案例选取时,对其他干预变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从而导致研究样本数目缩小。例如,2010年“阿拉伯之春”期间美国对突尼斯、利比亚实施的武力胁迫案例因目标国存在严重政局动荡而被排除在外;再如,1990年布什政府在推翻尼加拉瓜政权过程中,不仅仅实施武力胁迫,同时还采取了干预其民主选举的举措,所以该案例也被排除在外。其二,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模式的适用前提是施压国对承压国有绝对实力优势,能在短时间内以低伤亡战胜对手。该模式是大国对小国的特权,这无疑限制了武力胁迫的适用条件。与此同时,因为双方实力对比差异巨大,大国采取战争手段的代价低,则其更可能直接发动战争。因此,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武力胁迫并不总是一国更迭他国政权的选择手段。
表1 1900—2017年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案例列表
序号 | 时间 | 施压国 | 承压国 | 结果 |
1 | 1938 | 纳粹德国 | 奥地利 | 成功 |
2 | 1945 | 苏联 | 罗马尼亚 | 成功 |
3 | 1961—1962 | 美国(肯尼迪) | 古巴 | 失败 |
4 | 1981—1989 | 美国(里根) | 尼加拉瓜 | 失败 |
5 | 1991—1993 | 美国(布什) | 海地 | 失败 |
6 | 1993—1994 | 美国(克林顿) | 海地 | 成功 |
7 | 2003 | 美国(小布什) | 伊拉克(萨达姆) | 失败 |
8 | 2014 | 美国(奥巴马) | 伊拉克(马利基) | 成功 |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军事科学院主编:《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Dana G. Munro,Intervention and Dollar Diplomacy in the Caribbean,1900—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pp.426-468;Or Arthur Honing and Ariel Richard,“Coercing Dictators to Abdicate Power:A Guide for Military Powers,” Comparative Strategy,Vol.34, No.4,2015.
基于以上分析,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并非高频次发生,但是作为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历史现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充分解释它的因果逻辑,非常有必要廓清如下问题:在满足何种条件下,武力胁迫才能成功更迭他国政权?不同条件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将从理论视角分析上述问题,并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二、既有研究回顾
根据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雷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界定,战略胁迫(strategic coercion)是指一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影响另一国决策的行为。
其一,从通则式视角看,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加里·肖布(Gary Schaub)、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斯蒂芬·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钱春泰等人针对整个强制外交谱系,提出影响其成功与否的因素。(1)环境因素:双方冲突利益对比、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双方国内支持度、双方国际支持度等;(2)策略因素:所提要求的明确性和难易度,武力威胁的明确性、公开性和严重性,是否给予适当的“胡萝卜”等;(3)认知因素:是否给对手造成紧迫感和恐惧感,是否存在重大错误认知等。
虽然通则式分析框架涵盖的变量较为全面,但在解释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问题上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根据乔治的分类,强制外交可分为“A”型、“B”型、“C”型,其实现难度呈现依次递增趋势。
其二,从具象解释视角看,在《胁迫独裁者放弃政权:一种对军事大国的指导视角》一文中,以色列学者奥·阿瑟·霍恩(Or Arthur Honing)与阿里尔·理查德(Ariel Reichard)基于美国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等国实施的强制外交经验,就武力胁迫何以致使他国政权更迭进行了探析。这两位学者指出,假设承压方采取理性决策,在施压国军事施压和提供引诱的前提下,武力胁迫容易成功;当承压方决策受自身性格、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健康年龄等非理性因素影响时,武力胁迫是否成功将难以确定。
此外,美国学者理查德·布伦南(Richard R. Brennan)在博士论文《“C”型强制外交的概念: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1981—1988年》中对美国以强制外交推翻尼加拉瓜政权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其三,从民主传播视角看,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B. Downes)和乔纳森·莫顿(Jonathan Monten)在《强制无效?为何外部施加的政权更迭难以实现民主》一文中指出,施压国推翻目标国政权主要有三种路径:施压国直接军事入侵推翻目标国政权,施压国武力胁迫目标国统治者下台,施压国通过情报组织、秘密军事入侵或支持目标国国内反对派等途径推翻其统治者。
其四,从秘密干预视角看,美国学者林赛·奥鲁克(Lindsey A. O'rourke)在其博士论文《秘密行动与安全: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研究》一文中指出,美国基于防御、进攻、维持霸权和保护人权等四种维度,从行动的政治收益(political benefits)、潜在代价(potential costs)和行动成功的可能性(likelihood of success)考量,决定采取秘密行动还是公开行动对他国实施政权更迭。
三、变量确定及其操作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通则式视角提出的变量固然全面,但变量冗多且变量之间关系缺乏严格界定,在解释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方面缺乏针对性。具象视角提出的变量要么忽视其他重要条件,要么未有效控制其他变量干预,同样无法充分解释此历史现象。因此,本文认为,施压国胁迫压力强度、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并实施说服等三个变量是影响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的关键。以上变量的提出基于决策者是理性行为体,
(一)施压国的胁迫压力
施压国胁迫压力是驱使承压国统治者放弃权力的核心动力。胁迫压力的强度主要受施压国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胁迫可信度的高低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
施压国是否具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是影响胁迫强度的关键要素。潜在战争时间过长、战争代价过高,承压国统治者都会据此抵抗。该能力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其一,实力对比是核心要素。双方实力差距越大,施压国快速、低伤亡战胜对手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其二,客观作战环境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一般而言,这主要受双方作战距离、承压国国土面积、承压国国内地形等因素影响。当双方距离越近时,后勤补给周期越短,越利于军事行动。当承压国的国土面积越小时,作战纵深越短,越有利于军事行动。此外,承压国国内地形以单一平原、沙漠为主,有利于作战成功。承压国地形复杂,多山地、丘陵,不利于作战成功。因此,施压国的军事行动前景是以双方军事实力对比为基础,同时结合作战环境而作出的综合评估结果。当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大、作战地理环境利好时,施压国才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
胁迫可信度评估可从静态层面和动态层面分析。静态评估主要有两种路径———国家利益主导型和国家信誉主导型。
时间通牒也是影响武力胁迫效果的重要因素。施压国通过向承压国统治者发出具有确切时限的信号,使其产生明确的紧迫感。
综上所述,胁迫压力是基于以下三个影响条件作出的综合评估:施压国是否具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施压国胁迫可信度的高低,施压国是否向承压国发出时间通牒。从理性视角看,执掌国家政权者是该国权势最高者,若没有受到足够大的外部胁迫压力,其将难以放弃政权,因此该模式实现的客观难度对胁迫压力强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仅当施压国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胁迫可信度高并向承压国统治者发出时间通牒时,胁迫压力才对后者构成十足的威胁,达到政权被颠覆的“临界条件”。此时,威胁压力的作用表现为“充足”。除此之外,不同条件组合产生的胁迫压力都为承压国统治者留下了抵抗空间。此时,胁迫压力的作用表现为相对“不足”。
(二)承压国的第三方军事支持
一般而言,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是以巨大的实力差距为基础的,是大国对小国的外交行为。在双方互动进程中,施压国处于主动施压状态,承压国处于被动承受状态。承压国凭自身能力难以对施压国构成制约。但若承压国拥有第三方军事支持者,它将强势影响施压国与承压国之间的互动结果。
一般而言,承压国的第三方军事支持者为相对大国或者同盟组织,具备有效制衡施压国的实力,因为小国与施压国公然作对的代价太大,几乎等同于自取灭亡。由于第三方支持者的存在,施压国和承压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发生明显变化,施压国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的能力几乎丧失,承压国面临的安全压力明显减弱。此外,第三方军事支持者的介入,有效对冲了施压国的胁迫压力,承压国政权的安全性大幅改善,这也将激发承压国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决心和斗志。因此,当承压国获得第三方军事支持时,施压国的胁迫压力难以对承压国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从国际政治历史经验看,第三方支持动机主要分为地缘政治驱动型和联盟义务驱动型。就地缘政治驱动型国家而言,承压国一般是其缓冲国家
(三)施压国提供安全保障
在强制外交中,硬性威胁是基础条件。但是强制国一味使用武力威胁,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诉求,则会把对手逼向绝望境地。此外,施压国持续的武力威胁很有可能给对手造成过度的紧迫感,从而激发后者强烈的反抗情绪,并使其最终采取反抗政策。
此外,施压国在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采取说服策略,有利于弱化后者拒不下台的意志。说服可以起到多层作用,通常包括:提供物质性诱导;展示不偏好使用武力的姿态;削减统治者对权力的执迷,缓解统治者对丧失个人信誉的忧虑等。多重作用的叠加加速了承压国统治者放弃权力的进程。此外,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不可避免存在认知错误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施压国是否提供安全保障并实施说服”作为自变量,其效用发挥具有条件性。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且承压国无第三方军事支持时,承压国政权面临致命威胁。此时,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可避免后者陷入无论采取服从还是对抗政策人身安全都将面临威胁的绝望境地,从而有效提升其放弃政权的意愿。当承压国面临的安全压力不足以对其构成致命威胁时,从理性角度看,承压国统治者则不会放弃执政。此时,施压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及其说服将作用甚微。对该自变量效用特征的明确说明,将便于下文精准描述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四)总结
本文认为,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主要受施压国胁迫压力是否充足、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承压国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等三个变量影响(如图1所示)。施压国胁迫压力程度和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共同决定承压国政权是否面临致命威胁。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且承压国没有第三方军事支持时,承压国政权则面临致命威胁;否则承压国政权将难以面临致命威胁。同时,仅当承压国政权面临致命威胁时,施压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及说服才会发挥效用,否则该变量难以发挥效用。三个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见图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施压国胁迫压力是否充足与承压国是否有第三方军事支持之间并无明确相关性。施压国或因受到承压国第三方支持者的制约而降低其胁迫压力;或因与承压国存在严重利益冲突而不受承压国第三方支持者影响,始终向承压国施加充足的胁迫压力,甚至不惜一战。
依据自变量之间作用机制不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支持,且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放弃权力后的安全保障时,政权更迭则成功。
假设2: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支持,且施压国未向对方统治者提供放弃权力后的安全保障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假设3: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有第三方支持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假设4:当施压国胁迫压力不足,承压国无第三方支持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假设5:当施压国胁迫压力不足,承压国有第三方支持时,政权更迭则失败。
四、案例验证
本文采取个案验证法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个案验证具体包括典型案例验证和关键案例验证。典型案例验证是指选取与假设高度相符的案例进行验证。关键案例验证又细分为最小可能关键个案验证和最大可能关键个案验证。前者是指选取最小可能支持假设的案例进行验证,如果假设被证实,则该假设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是指选取最大可能支持假设的案例进行验证,如果假设被否证,则该假设被证伪。在具体操作层面,本节选取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一阶段、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二阶段、2003年伊拉克危机、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和1981—1989年尼加拉瓜危机5个案例,分别对假设4、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5进行验证。在验证方法上,本文对假设1、假设2、假设4、假设5采取典型案例验证,对假设3采取最小可能关键个案验证。
(一)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一阶段① (布什时期)
在拉美民主化浪潮推动下,阿里斯蒂德(Jean Bertrand Aristide)于1990年当选海地第一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上任后便大刀阔斧地对军队、法院和政府机构实施改革,兴利除弊,这引起以军方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
海地与美国只有200多海里之遥,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海地政变给美国带来诸多利益冲突。其一,由于海地与美国近在咫尺,海地国内局势动荡,继而大批难民涌向美国,给美国带来社会、经济压力;其二,海地位于哥伦比亚与美国佛罗里达州之间,是哥伦比亚毒品走私到美国的理想中继站。相较于阿里斯蒂德时期对毒品走私的严厉管理,海地军方执政加之政局不稳,美国面临的毒品走私风险加剧;
起初,布什政府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塞德拉斯交出政权。经济制裁主要包括:其一,停止一切美国对海地的经济援助;其二,停止对海地警察和军队的一切军事装备出口;其三,签署行政命令冻结海地军政府在美资产,并禁止美国个人或企业向海地军政府进行金融支持;其四,联合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对海地进行贸易禁运。
经济制裁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后,布什政府打算用军事手段胁迫海地军政府下台。在海地危机爆发之初,布什政府就曾考虑遵循集体安全原则组织多国军队武力干预海地,把西半球最穷的国家改造成“新世界秩序”
根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强度主要受施压国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能力、胁迫可信度的高低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对于作为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的弱小岛国海地,当时的单极霸主美国有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它的能力。但是受上述因素影响,布什政府采取军事干涉的意愿不强,仅仅发出了军事干预的倡议而并未开展军事动员。同时,在进行军事威胁过程中,美国也没有对塞德拉斯发出明确的下台时限。因此,布什政府的胁迫压力不足以形成有效威胁。在此条件下,即使海地没有第三方军事支持者,美国的武力胁迫也难以使塞德拉斯交出政权。
(二)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二阶段(克林顿时期)
根据上文分析,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海地的经济制裁力度有所克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同时,美国对海地实施武力胁迫,由于施加的压力不足,难以对塞德拉斯政权构成有效威胁。1993年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上任以后,美国联合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加大对海地的经济制裁力度,同时还委派阿根廷前外长卡普托(Dante Caputo)进行外交斡旋。最终在1993年7月,塞德拉斯与阿里斯蒂德签署《加弗纳斯岛协议》,同意阿里斯蒂德在1993年10月30日前回国复职。随后,塞德拉斯出尔反尔,撕毁该协议,并于1993年10月11日强行驱离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驶入太子港的“哈兰县”号(Harlan County)美国军舰。正如塞德拉斯的一位顾问所说:“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个烟幕弹。我们只是想让国际制裁取消,这就是我们去签订协议的原因。但我们从未真正支持过该协议……而只是想赢得时间。”
对美国而言,继续放任塞德拉斯执政,对其束手无策,不仅会对美国的承诺信誉带来严峻挑战,而且也加大了克林顿政府的执政压力。经济制裁加剧了海地百姓日常生活的困难,同时军政府又不断杀害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逃亡美国的难民急剧增加。为了不给佛罗里达州等地方造成经济、社会问题,美国在其领海外实施拦截,防止海地难民入境。但是美国某些人道主义组织强烈要求政府改变拦截和强行遣返海地难民的政策。克林顿政府面临两难的处境。同时,1993年10月的美国“哈兰县”号军舰被驱离事件,使克林顿政府陷入尴尬窘境。
根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强度受施压国是否有在短时间以低代价战胜对手实力、胁迫可信度高低和是否向承压国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就实力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单极霸主,军事、经济实力无人能及。反观对手,海地作为加勒比海的弱小国家,面积仅为美国的7%,人口为美国的3%。同时,海地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军事实力严重落后。海地军队约有7500人,其中包括1000名办公人员、1300名辅警(police auxiliaries)。同时,海地的军队训练水平差,装备也极其落后,仅有四艘巡逻艇、两架飞机和几辆轻型装甲车。
从胁迫可信度的角度看,1994年6月下旬,美国在波多黎各附近海域公开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并通过媒体播放海军陆战队登岛突袭场面。
在安全保障方面,1994年9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向塞德拉斯许诺:若其放弃政权,离开海地,美国则会为其提供人身安全保障,避免其因人权暴行而受到惩罚。
在海地危机案例中,克林顿政府对塞德拉斯施加了高强度的胁迫压力,同时塞德拉斯政权不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援者。加之克林顿政府向塞德拉斯提供了下台后的安全保障,并派遣代表团对其进行说服。在以上条件共同作用下,塞德拉斯最终同意放弃政权。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称这次行动是“强制外交的一个范例”
(三)2003年伊拉克危机
海湾战争后,萨达姆政权一直是中东地区的反美堡垒。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亲美政权,有助于美国主导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防止地区霸权出现。从战略安全视角看,“9·11”事件后,美国认为其面临的首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而国际恐怖主义主要势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大本营就在中东地区。在美国反恐、改造伊斯兰和彻底消弭恐怖主义的进程中,更迭萨达姆政权被看作是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的突破口,是全球反恐至关重要的中继站。
从实力角度看,美国能否快速、低伤亡战胜伊拉克,可通过参考第一次海湾战争进行粗略估计。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联军利用海陆空三位一体的信息化作战模式,以绝对的优势、较小的伤亡战胜伊拉克军队。
从胁迫可信度角度看,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宣布伊拉克为“邪恶轴心国家”,拉开了美国武力威胁伊拉克的序幕。美英等国在争取获得联合国武力介入授权未果后,转而争取国内议会授权。2002年10月11日,布什政府获得了武力打击伊拉克的国会授权。
安全保障方面,虽然美国给予萨达姆两天的下台期限,但是并未向其提供放弃权力后的安全保障,更遑论对其实施说服。据上文分析,在没有给予对手下台后安全保障时,承压国统治者不会选择放弃政权。因为无论下台与否,统治者的人身安全都将面临严峻风险。在此绝望情境下,誓死一搏或许有利好局面出现的可能。美国没有向萨达姆提供安全保障,反映了美国通过武力胁迫萨达姆下台的意愿并不非常强烈。美国更偏好通过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通过战争,美国既可以展示其反恐的决心和实力,又可以威慑在中东地区试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军火经济考量也是美国更愿意采取战争手段的原因之一。此外,布什家族与萨达姆深结怨恨
从2003年伊拉克危机的案例看,美国向萨达姆政权施加了高强度的胁迫压力,同时伊拉克也并不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援。美国的胁迫压力对萨达姆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但在此条件下,美国并未向萨达姆提供下台后的安全保障,从而导致武力胁迫失败。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为萨达姆拒不下台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此外,也有学者从文化观念视角、心理认知视角、国内官僚博弈视角探析萨达姆为何拒不放弃权力。
(四)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
2010年末,始于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浪潮很快波及叙利亚。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德拉市(Dara'a)爆发民众示威游行,拉开了叙利亚危机的大幕。叙利亚政府的应急式改革和联合国调停并未阻止危机恶化。随着2012年7月叙反对派进攻大马士革,叙利亚危机正式演变为内战。美国一直把叙利亚视为中东地区反美的轴心国家
叙利亚危机后,美国多次发出警告让巴沙尔下台。
依据上文分析,武力胁迫压力受施压国是否具备短时间低代价战胜对手实力、胁迫可信度和是否发出时间通牒三个因素影响。2013年8月24日,奥巴马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对叙打击方案。8月27日,美国防长哈格尔表示,美国已做好军事打击叙的准备,只等总统下令。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一直公开明确支持巴沙尔政权,不惜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多次使用否决权。针对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威胁,普京表示,如果叙利亚遭受打击,俄罗斯将坚定支持叙政府,并继续提供武器,开展经济合作。这既是出于国际正义,也是维护俄罗斯在中东利益的需要。
在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后,面对美国向叙施加的强大胁迫压力,俄罗斯给予巴沙尔政权坚定的支持。美国在叙周边海域完成军事部署后,俄罗斯也遣调观察船进入地中海。同时普京表示,如果叙受到不符合国际准则的打击,俄罗斯可能重启同叙暂停的S-300防空导弹合同,并向该地区敏感国家提供此武器。
在2013年叙利亚“姑塔化武事件”后,美国对叙利亚施加了强大的军事胁迫压力。由于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坚定支持,巴沙尔并没有屈从于美国的武力胁迫,而是最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平稳度过此次危机。经过此次政治博弈,美国等国再未向叙利亚政府施加此类严重的武力威胁。2016年12月,在俄罗斯、伊朗等国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彻底收复阿勒颇,取得5年来内战的压倒性胜利,标志着叙反对派力量的失败,西方干涉叙利亚危机遭受严重挫折。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意在探析没有其他变量干扰条件下,武力胁迫如何导致他国政权更迭。受限制条件和案例数量所限,采取典型案例验证法很难找到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的案例来检验假设3。因此,本文采取最小可能关键个案验证法,选取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作为验证案例。在叙利亚案例中,在有内战条件下,美国对巴沙尔政权施加了充足的胁迫压力,由于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的坚定支持,最终美国武力胁迫失败。据此可推,在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条件下,施压国向承压国施加充足的胁迫压力,同时承压国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持,则武力胁迫更不会成功,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五)1981—1989年尼加拉瓜危机(里根时期)
1979年7月19日,尼加拉瓜革命力量联合组成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简称“桑解阵”)攻入首都马那瓜(Managua),推翻了亲美的索摩查(Somoza)专制政权,建立亲苏政权。
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一改美国被动、防御的局面,强调“以实力求和平”,推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里根主义”
就“低烈度战争”实施效果而言,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人员复杂,各组织派别观点冲突,加上索摩查旧部的诸多陋习,以致他们作战时不能协调行动,处处被动挨打,对桑解阵政权造成的威胁有限。同时,虽然美国在尼加拉瓜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由于美国并没有对尼加拉瓜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
里根政府对桑解阵政权的胁迫压力不足,根本上受苏联因素影响。桑解阵政权建立伊始就指出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桑地诺思想,革命方向是社会主义。同时,它的外交战略也明确靠向苏联。苏联对这一嵌入美国“后院”的“楔子”非常重视,双方不断深化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双方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同时,为应对卡特政府对尼实施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政府对尼实施的“低烈度战争”,苏联对桑解阵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无偿经济支援和军事支援。
在尼加拉瓜危机案例中,里根政府对尼的“低烈度战争”战略本身是一种消耗战略,对尼政权造成的武力胁迫压力不足。同时,尼加拉瓜是亲苏政权,苏联给予了桑解阵政权有力的军事支援。因此,里根的“低烈度战争”战略难以对桑解阵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五、结论
本文通过考证已有历史案例发现,在理性假设前提下,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能否成功,主要受施压国胁迫压力是否充足、承压国是否存在第三方军事支持、施压国是否向对方统治者提供下台后安全保障三个变量影响。当施压国胁迫压力充足、承压国无第三方军事支持且施压国向对方统治者提供安全保障时,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则会成功,否则将会失败。具体而言,本文根据3个自变量之间作用机制不同,提出了5个假设,并选取了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一阶段、1991—1994年海地危机第二阶段、2003年伊拉克危机、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和1981—1989年尼加拉瓜危机5个案例对其进行了一一验证,以证明本文解释框架的普适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解释框架的普适性同样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约束。其一,国际文化结构影响行为体决策取向偏好。国际文化结构主要有霍布斯文化主导、洛克文化主导和康德文化主导。
就现实意义而言,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沿线国家政权稳定是关键条件。维护沿线地区稳定,防止强权大国对沿线小国进行政权更迭愈显重要。伴随着综合实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加深,如何防范小国政权被大国更迭是中国践行负责任大国职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得不面对的安全课题之一。厘清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之间的因果逻辑,将会对此类国际政治现象的前景研判提供理论启示。同时,本文对武力胁迫他国政权更迭历史现象的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构,也将对国家维护主权安全与统一提供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