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9, 4(3): 125-154 doi:

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

胡芳欣, 张利华

第一联系人: 【作者简介】胡芳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hfx15@mails.tsinghua.edu.cn张利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电子邮箱:zhanglh@mail.tsinghua.edu.cn

摘要

一般认为,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强国(通常是核大国)可以抑制和约束弱国,强国是主宰,弱国的自主性受到很大制约。然而在现实中,日本在日美同盟中虽处于弱势地位,却数次成功地与美国斗争以追求自主性;而随着日本在同盟中相对实力的增强,其自主性斗争却多以失败而告终。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究竟是什么?本研究发现,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与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是影响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成败的核心因素,前者居于首要地位,后者发挥着重要的干预作用。具体而言,当日本领导人属于自立型斗争的领导人时,无论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如何,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当日本领导人属于协调型斗争的领导人时,如果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弱,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如果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强,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大。研究日本在同盟中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既有助于理解其他不对称同盟中弱国对强国的自主性斗争,也可为预判日本外交政策与日美同盟未来走向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趋势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日美同盟 ; 自主性斗争 ; 领导人的斗争类型 ; 内阁的斗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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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芳欣, 张利华. 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2019, 4(3): 125-154 doi:

一、问题的提出

日美同盟发展至今,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日本持续时间最久的同盟关系。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5个小时之后,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关系由此开始确立。无论是从日美的实力对比来看,还是从双方目标以及在同盟内部的领导地位来看,日美同盟都属于典型的双边不对称同盟。托马斯·瑞思(Thomas Risse)认为,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强国可以抑制和约束弱国,强国是主宰,弱国的自主性受到很大制约。按照迈克尔·阿尔费德(Michael F. Altfeld)关于同盟的效用理论,一国在通过结盟获得安全保障的同时,需要付出自主代价,但可以减少军备成本,进而增加国民财富。依据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提出的“自主—安全交换模型” (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不对称同盟中的弱国通过交易自主而获取了安全。维克多·查(Victor D. Cha)指出,美国在东亚分别与日本、韩国等建立一系列双边同盟而非类似北约的多边同盟,其本质就是权力玩家(powerplay),即通过不对称同盟的架构以最大化控制其小盟友。由此推论,在日美同盟中,作为强国的美国应当可以控制住作为弱国的日本,若日本想要追求自主性而对美国发起斗争,也会以日方的妥协而告终。

然而在现实中,日本在同盟中虽处于弱势地位,但也曾成功地与美国斗争以追求自主性。比如,岸信介内阁要求修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佐藤荣作内阁要求美方返还冲绳。而随着日本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显著缩小(见表1,日本在日美同盟内的自主性却没有随之上升,对美斗争基本以失败告终。由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对称的日美同盟中,作为弱国的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为何可以取得成功?随着日本相对实力的上升,其自主性斗争为何会失败?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成败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值得系统分析的问题。

表1   日美经济实力对比

 GDP总量/亿美元人均GDP/美元
美国日本美国日本
1951年3210151.292088178
2015年181210438305647034473
经济实力对比(1951年)3210/151.29=21.222088/178=11.73
经济实力对比(2015年)181210/43830=4.1356470/34473=1.6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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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并不意味着日本试图摆脱日美同盟这一结构性框架,也不意味着日本要追求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完整主权以及相对于美国的政治、外交与安全上的绝对独立。日本长期依赖日美同盟,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如此,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石。同时,日本作为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国”(Major Non-NATO Ally,MNNA)的重要成员,是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核心支柱与全球战略的关键伙伴,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与意义重大,因而美国的对日态度与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可调整的弹性空间。因此,本文的研究范畴有严格的限定,即日本在不谋求脱离日美同盟的大前提下,在可能的范围内追求自主性的最大化。

二、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国内外关于日美同盟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针对日本在同盟内部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研究相对欠缺。当然,一些在普遍意义上对弱国自主性的解释仍可提供值得借鉴的分析视角。

第一,实力因素。这一解释影响力较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弱国在不对称同盟中实力不断提升,愈发要求改变在同盟中所处的地位。此外,也有学者从弱国的国内政治稳定、民族主义诉求增强、软实力提升等视角切入。根据此种观点,日本实力不足会影响其追求自主性。有学者就指出,日本政局动荡导致日本政治实力虚弱,影响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进取性和主动性。

第二,结构因素。这一解释指出,单极或多极的体系结构会影响体系里强弱国家的权力平衡状况,进而影响弱国可发挥出的杠杆作用。同盟困境的影响也可归入这一范畴。有学者认为,日本追求自主性的原因与路径就在于国际结构。也有学者指出,当陷入同盟困境时,日本会采取一些对抗策略,而当日本或美国国内出现反对派时,反抗则会更强。

第三,利益因素。这一解释以“利益平衡论”为理论抓手,认为国家对于利益的认知与追求决定了该国对待其所属同盟及盟国的态度与行为。有学者指出,美韩同盟是基于利益的重合而建立的,这一同盟关系的变动也主要由同盟国家战略利益变化引起。

第四,需求因素,包括强国与弱国两种视角。首先,强国对弱国的需求促使弱国自主性上升。国际体系中,超级大国将彼此之间的竞争转嫁给了小国,强国在战略上需要来自弱国盟友的支持,从而使得后者对于前者也有着被动的威慑力,如日本凭借其地缘位置及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支柱地位,可对中美之间的平衡发挥重大作用,借此加强其在日美同盟中的自主性。同时,诸如需求平衡变化、威胁平衡论等也可纳入这一范畴。其次,弱国自身的需求上升导致对自主性的追求。当弱国对同盟内部或外部的安全或自主的需求上升时,该国有动机去打破或显著调整其与同盟的关系。

第五,承诺因素。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弱国提升自主性源于同盟中强国承诺的不可靠,这既包括强国因能力所限无法兑现其对弱国盟友的承诺,也包括强国主观上不愿意被弱国牵连。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弱国担心被强国抛弃而不断努力提升实力,以证明自己有留在同盟中的能力。有学者认为,美国因能力所限,无法兑现其亚太盟友日益增长的战略要求,导致后者战略自主性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外交政策进行松绑。此外,强国关于延伸核威慑的承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让弱国信服,由此必然会带来弱国的自主意愿。

第六,领导人因素。这一解释从领导人个人对于国家安全与自主的认知角度出发,指出了领导人更替对于同盟再调整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新领导人上台后,由于倚重的精英和民众团体或外部势力不同、支持者以及领导人政策喜好不同等,可能不愿继续保持此前对同盟国的承诺。也有学者对于日本领导人所属政党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通过对日本争取冲绳返还的案例研究指出,以佐藤荣作首相为首的小团体的个性、信仰、偏好、政治野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不对称同盟中弱国的自主性来源于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上面六种因素的不同组合,而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单一因素。总体来看,既有解释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及探讨空间。

第一,既有解释在概念界定上较为笼统,难以充分说明自变量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研究对象客观化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国家实力需要被细化为更易操作和判断的指标,且实力强弱程度缺乏衡量标准。事实上,在日本每次争取自主性的过程中,所处的时代背景、面临的外部挑战、日美两国国内状况等因素均需要在具体情境下识别界定清楚。

第二,既有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机制或框架。相关成果主要停留在强国美国与弱国日本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上,强调强国对弱国的约束;更多是就事论事,针对单个案例,缺少更加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缺乏有机整合以及实证考察。

第三,具体来看,既有解释中,在实力因素方面,在一些不对称同盟中,弱国实力虽然有所增加,但却并未获得更多自主,比如美韩同盟中的韩国。单纯以实力来衡量弱国的自主性斗争能力,说服力不强。在领导人因素方面,领导人并非一个笼统的、固化的概念,而是具体的、鲜活的个人,因性格、理念、作风、习惯以及针对具体同盟或事件的态度等不同,而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这会对该国争取自主性产生巨大影响。另外,诸如需求、承诺等因素,则容易受到实力、结构、利益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且与自主性斗争的结果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风险。在综合因素方面,有研究尝试综合考察日本发起自主性斗争的多个因素,然而原因并非同等重要,既有发挥首要作用的原因,也有发挥干预作用的原因,不能简单罗列。

基于对既有研究的借鉴与批判,本文尝试开拓新的研究思路,以推进相关研究议程。第一,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整体分析框架,不局限于对某一具体斗争案例的研究。第二,在进行自变量的选择时,尝试超越单一视角,合理地把握好度的问题,对关键性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并强调各原因的重要性的不同。第三,尝试对变量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提出具体的衡量指标,并在案例分析中具体考察。

三、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的分析框架

国际关系领域或者说同盟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一般通过国家的行动能力来衡量,它是我们思考与分析的起点,但国家行动能力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一国的自主性并没有随着其行动能力的提高而上升,仅这一因素的解释是不够充分的,“没有任何一个层次可以包含最重要的变量去解释所有的问题”。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是否以及如何追求自主性,本质上是日本的外交决策。既然如此,探寻与决策结果相关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进而考察这些因素与对外决策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符合逻辑的方式。领导人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于国际形势与国家利益等认知的变化或领导人的更替会带来本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方面的或大或小的调整,不同的领导人对于同样的世界与同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并因而制定出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危机发生时,领导人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在日本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现实中,日本领导人承担了重要角色,掌握着日本外交的最高权限。从历史上看,在战后以来的不同时期,日本首相在外交上表现出了重大的决断力,这些抉择对日本的国家发展而言,意义极其重大。日本学者中野明称“首相就是国家的CEO”,国家这辆车驶向何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掌握方向盘的司机的判断,而国家的司机就是首相。基于以上分析逻辑,本文将日本领导人因素置于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研究的核心,同时不忽视日本自主性的重要衡量指标———日本的行动能力。

下文将首先介绍“不对称同盟”与“自主性斗争”的内涵,然后对本文的两个自变量进行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不对称同盟”与“自主性斗争”的内涵

学界对于“不对称同盟”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主要着眼于同盟成员之间实力的不对称,这既包括军事实力,也涉及经济、社会或其他一些因素。第二种主要着眼于同盟成员之间目标的不对称。根据同盟国从同盟中所获利益的异同,莫罗把同盟分成两类:对称同盟中,双方获利的性质相同,结盟国家同时获得安全或自主;不对称同盟中,一方获取安全,另一方获取自主。在这个意义上,不对称同盟形成的是所谓“安全—自主交易模型”。第三种主要着眼于同盟成员之间领导地位的不对称。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因盟国的战略层次、战略意图、信息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而带来的同盟的不对称。本文主要借鉴第一种界定,“不对称同盟”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实力不对称的主权国家在安全合作方面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

在政治学中,“自主”指自我统治,也指国家进行自我管理,或者是国家中的机构拥有较高程度主动性与独立性。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认为,自主性指的是社会实体的偏好与其实践之间的契合。国家的自主性最早是在国内层次上相对于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的,而国家在国际层面的自主性则指的是该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地位、资源及面临国际压力下的自主决策与行动能力。更进一步,国家在同盟中的自主性所指涉的对象则缩小为在同盟中所拥有的地位、资源及面临国际压力下的自主决策与行动能力。

本文对“自主性斗争”的界定是: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弱国顶住强国的压力,对强国进行斗争,以追求本国在同盟内地位趋于平等,同时也涉及弱国维护或争取本国主权权利与安全利益等。具体而言,这类斗争的目标一般包括弱国争取在同盟中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常通过修改盟约来体现)、收回全部或部分因同盟的建立或持续而让渡的领土或主权等权利、争取符合本国战略但有违强国战略的利益等。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这一概念主要借鉴了自主性理论,而该理论包含了国内与国际两个面向,本文主要关注其国际面向但又有所深入,主要研究的是日美同盟中日本对于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并非泛指日本在日美同盟之外、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自主性斗争。第二,自主性斗争与单纯反对强国有所区别,如日本、韩国或其他美国盟友的自主性斗争活动并不等同于这些国家的反美主义。反美主义虽然也在弱国对抗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其本质上主要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且美国盟友的反美主义与非盟友国家的反美主义也有所不同。

(二)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与自主性斗争的成败

从微观角度来看,领导人“个人的行为对于发生在宏观政治范畴内的国际事件的进展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个人影响国际政治最主要的方面便是领导人直接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性质与内容,不同的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对国家对外目标与行为方式的抉择也会有所不同。勒博(Richard Ned Lebow)则直接指出,能力的增长与是否采取对抗政策并无必然关系,即使对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领导人也不会为了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利益而行动。正如日本学者久保文明指出的,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战略价值来看,还是从其国内稳定性、经济能力、价值观等角度来看,日本对于美国均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而这种意义或价值的增加或减少,与日本领导人的选择密切相关。

本文中的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指的是日美结盟以来,日本领导人在同盟中对美国进行斗争、争取本国自主性的类型。基于是否直接挑战或尝试挑战美国当时的全球或亚太战略,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可分为两类,即自立型斗争与协调型斗争。由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或亚太战略主要针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国,而后者主要的代表国家便是苏联/俄罗斯、中国,因此,对于日本领导人是否直接挑战或尝试挑战美国当时的全球或地区战略,可以用日本领导人是否寻求发展与苏联/俄罗斯、中国的关系来衡量。由此,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的分类及内涵分别如下。

第一,自立型斗争。该类型的日本领导人,在日美同盟之外寻求发展与苏联/俄罗斯、中国的关系,如在与美国当时的全球或亚太战略不一致的情况下,恢复与这些国家的邦交,明确追求密切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等,以扩大自身外交空间。对于美国而言,这类领导人是不可信赖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日本在他们的带领下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难以获得美方的理解,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如鸠山一郎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第二,协调型斗争。该类型的日本领导人,追随美国的全球和亚太战略,并不特别寻求发展与苏联/俄罗斯、中国的关系,而是在对美协调这个根本基轴上追求扩大外交空间,获取自身利益。其中既有坚定发展与美国同盟关系的首相,也包括了在任时间短、没有太大作为的首相。美方对这类日本首相较为信赖或不太排斥,日本在其带领下对美国进行的自主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美方的理解与让步,日本可以斗争成功并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如吉田茂内阁坚持重经济轻军备,岸信介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佐藤荣作内阁要求返还冲绳等。

(三)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与自主性斗争的成败

内阁是由代表政府不同部门(departments)或部(ministries)的资深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国家政体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根据日本国宪法,天皇是日本的象征,由参、众两院构成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与唯一的立法机构,行政权属于内阁,司法权属于法院。在现实中,内阁拥有真正的国家实权,国家的最高决策由内阁作出,对国会负“连带责任”。日本的内阁由首相及国务大臣组成,负责执行法律、总理国务、处理外交关系、缔结条约(需得到国会的认可)等。由此,在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时,其行动能力主要通过内阁来体现和执行,而行动能力也并非泛指,而是有着明确的指向性与目标性,体现为内阁的斗争力量。

本文中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指的是,执掌日本行政大权的内阁在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中所具备的力量,日本通过此种力量来维护或争取其在同盟中的自主性,推动日本在同盟内地位的改变。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主要包括内阁自身的稳定性与灵活度两个方面,前者是斗争的根基,后者是斗争的策略。协调型斗争的日本领导人基于内阁不同强度的斗争力量,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结果也不相同。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的具体内涵如下。

第一,日本内阁的稳定性。“政治稳定”属于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研究的范畴,指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秩序性、国家政权的连续性。一般包括合法性政府的存在时间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与规模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本文中日本内阁的稳定性指的是掌握日本行政权的内阁的有序与持续。内阁稳定与否直接影响政策能否保持连贯与一致以及政策的执行程度等。关于日本内阁的稳定性,本文主要以领导人的执政时间为衡量指标。

在日美结盟以来的30任日本领导人中,排除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以其余29任首相任期为统计对象,经计算得出,日本领导人执政时间的平均数为808天,中位数为616天。

第二,日本内阁的灵活度。“灵活”指的是善于随机应变、不拘泥,敏捷不呆板。本文中日本内阁的灵活度主要体现在,掌握日本行政权的内阁在与美国斗争的过程中,围绕着斗争目标本身,在其他方面所采取的手段、所运用的策略等,通过给美国带来切实的利益补偿以最大限度地争取自主性斗争的成功。关于日本内阁的灵活度,本文主要以日本内阁是否对美国进行利益补偿行为来衡量。这既包括公开的利益补偿行为,如对美国的战略与政策出钱出力;也包括秘密的利益补偿行为,如签署“核密约”、“纺织品密约”等。日本凭借其地缘位置、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支柱地位以及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满足美国对其盟友的地缘、政治与财政等方面的需求。

外交政策的践行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该政策就是合理的,这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相对获益。利益补偿在本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作出一定程度的利益贡献或牺牲,采取一些美国希望日本做而日本并非愿意做的举措,以换取更大程度的利益收获。同时,用来补偿的利益不一定是同一议题的利益,也可以是跨越议题的异质性利益,这就涉及一种议题联系与捆绑的策略,类似肯尼思·奥耶(Kenneth A. Oye)指出的,出于讨价还价的目的,将原本不相关的议题融合到一起来。最常见的便是将安全议题与政治议题、经济议题等结合起来,博弈双方分别在不同的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关于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的衡量,鉴于在日本对美自主性斗争中,日本内阁的稳定性与灵活度均不可或缺,本文以是否全部满足这两个条件作为标准,若全部满足,则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为强,否则为弱。

(四)研究假设与案例的选择

本文认为,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与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这是本文研究的两个主要自变量。其中,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居于首要地位,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则发挥着重要的干预作用,具体分析逻辑参见图1

日本对美国自主性斗争成败的因果逻辑

在因变量方面,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结果主要有成功与失败两种。而判断日本对美自主性斗争的结果,主要是看日美最终的协商结果是否实现了日本提出的斗争要求。如果没有实现,则日本斗争失败;如果美国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则日本斗争成功。

综上,本文提出了三个有待检验的核心假设。

假设一:如果日本领导人属于自立型斗争的类型,则无论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如何,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

假设二:如果日本领导人属于协调型斗争的类型,若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弱,则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

假设三:如果日本领导人属于协调型斗争的类型,若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强,则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大。

关于案例的选择,本文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聚焦于日美之间的互动案例,涉及别国或者国际因素的案例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如在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日本违背了美国的要求,采取了自主行动。虽然这也是日本对美国的斗争,但同时涉及中东国家等其他因素,难以排除这些干扰因素来考察,且会进一步扩大自变量的范围,削弱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第二,本文主要关注由日本主动发起斗争的事件,而非由美国提出或美日共同提出的事件,并且在日方斗争前后,美方的立场发生了由拒绝到妥协的明确转变。第三,本文想要研究的是,同盟体系内较弱一方即日本对强大一方即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一个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分析框架,主要聚焦于战略层面,重点关注安全领域,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的斗争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基于此,本文主要选取了三个案例来检验研究假设,其中包括两个反面案例与一个正面案例,见表2。首先,将鸠山一郎内阁与岸信介内阁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尝试作为对比案例。与这两届日本内阁相对应,美国方面均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强。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日方对美方的自主性斗争,可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住来自美国的影响。其次,对岸信介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案例、中曾根康弘内阁与竹下登内阁要求下一代支援战斗机(Fighter Support Experimental, FSX)国产化案例进行研究。因这三任领导人均属于协调型斗争的日本领导人,他们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并不特别寻求发展与苏联/俄罗斯、中国的关系,而是在对美协调这个根本基轴上追求扩大外交空间,获取自身利益,美国政府对其较为信赖或不太排斥。在这一根本前提之下,可控制住日本领导人斗争类型的影响,而聚焦于研究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的影响。通过具体分析这三任内阁的稳定性与灵活度,可以看出,日本在协调型领导人的带领下对美国进行的自主性斗争在一定条件(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为强)下可以获得美方的理解与让步,日本可以斗争成功并获得更多的自主性。

表2   案例列表

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斗争结果案例
自立型斗争 失败鸠山一郎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协调型斗争成功岸信介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协调型斗争失败中曾根康弘内阁、竹下登内阁要求FSX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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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案例中,本文遵循的逻辑是:在概括案例背景与经过的基础上,分别描述日本领导人斗争类型与日本内阁斗争力量的状况,其中重点考察前文提出的关于两个自变量的衡量指标,以说明日本自主性斗争的过程与结果。

四、案例分析

(一)鸠山一郎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失败

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以半独立的代价获得了片面媾和独立,美国可在日本驻军,却又不承担防卫日本的义务;当日本国内出现骚乱时,美军甚至可以出动镇压;《日美安保条约》与《联合国宪章》联系不足;没有规定期限与《日美安保条约》废除的手续等;甚至《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约地点与参加签约的官员也体现出了不平等。《日美安保条约》的不平等性严重损害和限制了日本的国家主权,日方一直要求对其进行修改。

1954年12月10日,鸠山一郎政权诞生。鸠山内阁上任伊始便提出修宪和自主外交,修约课题也在其任内被提出。1955年8月末,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访问美国。在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会谈中,重光葵提到了修约问题,称美国据此《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本拥有各种权益、自由行动,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因此需要把它修改成更加对等的条约。对此,据此访同行者岸信介回忆:“杜勒斯咬咬嘴唇,厉声答道:‘重光,你口气很大,但是日本有这种力量吗?’一句话就给顶了回来。”杜勒斯进一步质问,如果美国遭到攻击,日本会不会为援助美国而向海外派兵,重光回答日本会这样做。但杜勒斯深知日本宪法禁止海外派兵,认为重光对宪法的解释“实在是让人不明白”。从结果上来看,日方此行并没有达到修约目标,此后随着其他外交议题以及日本国内议题的推进,修约要求暂时被搁置。

在日本领导人斗争类型上,1954年12月鸠山就任首相后,试图对产生于占领体制并与之共存的对美追随路线进行调整,主张日本宪法自主、外交自主、防卫自主。鸠山称,由于美国长期对日占领,感到日本国民已被“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观念所支配,陷入了对权力盲从的虚脱状态中,丧失了本民族的自主。

首先,在对美关系上,鸠山要求削减用于支援驻日美军的防卫分担费,遭到美国严厉回应,美方甚至要求推迟重光外相访美的时间。1955年度的费用虽有所削减,但削减的金额只能全部用于防卫,而鸠山此前是想用于国内住宅政策等经济建设领域。鸠山内阁指出《日美安保条约》的不平等性,要求对其修改,也是对美国的重大挑战。

其次,鸠山追求与苏联、中国发展关系,最终在搁置领土争议与和平条约的情况下,日本与苏联恢复了邦交,进而重返联合国。鸠山的相关努力遭到了党内部分势力与日本经济界的反对,美方也开始表现出不满。在1956年7月末开始的日苏谈判中,重光外相表示如果苏联归还齿舞岛和色丹岛,便缔结和平条约,这引发了美国的愤怒。国务卿杜勒斯致函鸠山称:“日本政府采取与中国和苏联扩大经济联系、恢复外交关系的路线,在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人士中间造成一种日本在寻求接近共产主义国家的印象,日本的这种立场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目前拟制中的援日计划的障碍。”杜勒斯甚至以把冲绳纳入美国领土以及《旧金山对日和约》缔约国将保留《日美安保条约》所赋予的一切权力等相威胁,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不让其放弃国后岛和择捉岛,从而让日苏关系一直留有纷争的种子。

另外,早在1946年,鸠山一郎曾作为自由党党首准备出面组织联合政权执政,但当时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GHQ)开除了其公职,对他打击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鸠山一郎不可能太亲美。

总体来看,鸠山在当时挑战到了美国的全球与亚太战略,美国对他既不信赖也不能容忍。鸠山内阁提出的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要求遭到了美方的断然拒绝。作为自立型斗争的领导人,鸠山一郎的对美自主性斗争以失败告终。

(二)岸信介内阁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成功

鸠山一郎下台后,经历了短暂的石桥湛山内阁,岸信介于1957年2月就任首相。这一时期,日本经济从“神武景气”进入了“岩户景气”,发展形势大好;美国则国际收支连年赤字,加之大量军事和援助开支,不得不开始进行财政紧缩。同时,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加入联合国,日本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愈发增强。随着《日美安保条约》即将期满,日本各阶层的反美情绪不断膨胀。一方面,《日美安保条约》本身强烈的不平等性一直招致不少日本人的反感,这既包括对“傲慢的”美军的讨厌,也包含国土被持续占领的屈辱感。另一方面,驻日美军士兵接连引发流血事件,让日本民众与驻日美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岸信介就任首相后不久,便向新任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提议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麦克阿瑟较为重视并向国务卿杜勒斯汇报,杜勒斯承认事态的变化,但依然持慎重态度,认为需要再深入研究一些特定条款。1957年6月,岸信介访美,在表明“安保条约无论如何也要维持”的立场后,提出现时局势与缔约时相比已发生变化,应重新讨论条约问题。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没有异议”。杜勒斯表示,从政治上、理论上看确实有必要修改,但从现实上看,因有军事内容,不能仅由政治家来决定,因此在联合公报里只希望写“要改进条约的运用”。日方指出这不符合对等原则,需要重新研究讨论《日美安保条约》。最终两国首脑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称,《日美安保条约》在本质上是暂时的,无意使其以原封不动的形式永久存在下去。这是美国“第一次公开承认”《日美安保条约》是临时性条约。双方还同意成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接受了日方的修约要求,而只是表明两国确认将会就条约本身进行再讨论。

1958年6月,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后,开始着手推进修约的具体进程。同年9月,杜勒斯表示同意进行修约谈判,随后藤山爱一郎外相访美,双方就举行正式修约谈判达成协议。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1月共举行了25次修约谈判,1960年1月19日,两国正式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新《日美安保条约》)以及相关附属文件,美国基本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通过修约,将日美安保这一战后“外交体制的基础修改为自己认可的形式”。岸信介内阁时日本与美国缔结的新《日美安保条约》“直到现在还被视为日美关系的基础,而且在岸信介之后,没有出现从根本上修改这一条约的动向”。

在日本领导人斗争类型上,战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的岸信介,因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而免于被起诉并获释。担任首相前,他为日本保守势力的联合即“1955年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首相期间,他坚定地走对美协调之路,认为外交与内政互为表里,而推进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中心,同时注重亚洲外交与联合国外交。岸信介主张“亲美反共”路线,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称中国是重大的“共产主义威胁”,其与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毫无疑问,岸信介属于协调型斗争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对美国的斗争力量强大。首先,岸信介内阁较为稳定。岸信介上台前,日本政治已经实现了“保守联合”,稳定程度提高。岸信介任职首相时间为1957年2月25日至1960年7月19日,在任总天数达1241天,大大超出了日本领导人执政时间的平均数与中位数,在二战后日本首相执政时长方面位居前列。1958年5月,自民党取得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总选举的胜利,虽然1959年6月内阁改组以及自民党人事调整后内阁稳定性不如此前,但总体而言,岸信介内阁比较稳定。

其次,岸信介内阁对美国进行了利益补偿行为,内阁斗争的灵活度高。曾目睹重光葵在杜勒斯面前遭受冷遇并被拒绝的岸信介为顺利修约下了很大功夫:其一,增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美国一直以来的要求。1957年3月,日本修改了《日本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大幅增加自卫队人数;5月20日,国防会议发布了“国防基本方针”,确定了日本的安全政策,强调要在自卫范围内构建日本的防卫力量;6月14日,国防会议通过了“防卫力整备计划”,并通过阁僚会议生效。《第一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1958—1960年》(简称“一次防”计划)以日美安保体制为中心,计划建立与日本国情国力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自卫力量,特别是要弥补因驻日美军迅速缩减而产生的力量真空。“一次防”计划主要规定,在1958—1960年三年间,将日本陆上自卫队扩大到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扩充到约12.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增加到约1300架。 1958年9月,杜勒斯对访美的藤山爱一郎外相说,现在的日本与《日美安保条约》刚制定时不一样了,自卫能力得到了加强,基于这一点,《日美安保条约》可以重新研究。其二,岸信介在访美之前先访问了东南亚国家,此举既可以深入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国情,又可以使美国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基于此再与美国总统会谈,可强化日本追求与美国平等的立场,进而取得更大的成果。美国确实对此比较满意,美国国务院在1957年6月18日的一份文件中提到:“日本具备成为亚洲领导的资格,为了日美两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利益考虑,应与日本加强合作。”其三,对冲绳问题作出了妥协。起初,岸信介内阁希望新条约可以适用于冲绳,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将冲绳的施政权部分归还给日本,但由于美方以及日方自民党内部与在野党的反对,岸信介内阁作出了妥协,同意冲绳不纳入新条约的适用范围。

总之,岸信介内阁在追随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的大前提下,协调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提出修约要求,加之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强,其修约要求得以实现,日本的自主性斗争取得成功。

(三)中曾根康弘内阁和竹下登内阁要求FSX国产化失败

FSX指的是下一代支援战斗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当时使用的F-1战斗机到90年代中期将老化并被淘汰,于是日本计划采用一种新型战斗机来进行更新替换,取名为FSX。

出于满足本国防卫能力、推进日本防卫产业与航空产业的发展、维持战斗机设计与制造基地等方面的考虑,日本打算自主研发FSX。1985年10月日本防卫厅开始讨论候选项,日本声称要排除所有压力来决定,并突出强调技术上的考虑以尽力避免美方压力。对此,美国通过强调美日之间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IO)、以色列自主开发战斗机的挫败经历、日美安保关系的维持等,建议日本改造美国现有战斗机,而不是独自开发新战斗机。1987年10月,日美两国决定共同开发FSX,并于当月底选中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F-16战斗机作为合作开发的基础。次月,中曾根康弘内阁下台,竹下登内阁上任。此后两国围绕开发任务分担、派生技术处理等问题展开谈判。1988年11月,日美两国交换了关于共同开发新一代支援战斗机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向日本提供F-16战斗机技术,日本承担开发所需的全部费用,并将开发过程中所得新技术与美国分享。但美国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将向日本免费转让先进技术,影响美国航空工业的未来发展。在1989年2月竹下登首相与布什总统进行首脑会谈的当日,有12名参议员联名上书要求总统重新研究联合开发问题。最后,布什总统要求重新评估上述备忘录。双方经过磋商后,于1989年4月达成新备忘录,规定在生产、开发阶段由美国负责40%的作业量,美国不向日本提供F-16战斗机上用于飞行控制和发射核武器的计算机系统,日本向美国提供相控阵雷达、新型防雷达辐射涂料等多项高技术。日方作出了巨大的让步。

在日本领导人斗争类型上,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1月作为首相在战后首次访问了韩国,并解决了双方经济合作难题,为随后访美做铺垫。访美期间,中曾根强调日美是命运共同体,针对此前铃木善幸内阁因声称同盟不包括军事方面而引起的争议,再次确认了日美同盟关系一说,称“日本列岛犹如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与里根总统建立起“罗纳德·康弘”关系。竹下登是中曾根指名的接班人,在继承中曾根外交的同时重视政府开发援助(ODA)以及与新兴工业地区和国家的对话,竹下提出了强化为和平的合作、强化国际文化交流、强化ODA扩充等国际合作构想。不难看出,中曾根康弘与竹下登均属于协调型斗争的领导人。

然而,两任内阁在FSX国产化问题上对美国的斗争力量并不强。首先,内阁稳定性不强。虽然日本政治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次内阁更替后,到中曾根内阁时趋于稳定,内阁持续了近5年,但在要求国产化FSX时,已是中曾根内阁中后期。而在中曾根下台后,继任的竹下内阁卷入“利库路特事件”,其本人接受捐款的事实不断浮出水面,1989年4月末,内阁支持率直接跌到了7%,不支持率为84%。同时,暴力团伙介入竹下继承政权的问题也被曝光。最终,竹下在位仅500多天便辞职,其执政时长低于日本领导人执政时间的平均数与中位数,内阁并不稳定,未能成为长期政权。

其次,中曾根内阁与竹下内阁时期,日本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内阁斗争的灵活度低。其一,日美经贸摩擦给美国带来了严重危机。双方在纺织品、钢铁、汽车等多个领域激烈碰撞,美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日本限制出口、开放市场等。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到1987年已达563亿美元,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1/3。 1985年,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87年达到19564美元,超过了18548美元的美国人均GNP。据1989年3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美国民众认为,未来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日本。美国对于其经济利益受损的容忍程度已经接近极限,有学者直接将日美FSX争论称为“没有炸弹的珍珠港”。日本一旦掌握了自主开发FSX的能力,意味着美国丧失了短期和长期的巨大财源。而如果共同开发FSX,美国则可以从中为本土工人获得价值至少为20亿美元的工作份额,开发和生产阶段将需要超过22000人一生的劳动年限。

其二,美国难以获得日本的先进技术。美方曾多次要求日方放开对美国出口武器技术的限制,日方此前一直以“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为由没有答应。中曾根上台后,1983年1月,日本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将美国作为例外,允许对其转让军事技术;1983年11月,日美签订了有关转让武器技术的备忘录。但是,这一备忘录直到两年多后才得以具体落实,中间双方仍龃龉不断。1985年12月,日美缔结了关于转让军事技术的具体安排,但日本决定转让的技术(3项)与美国要求日本转让的技术(36项)存在很大差距。有学者甚至创造出“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一词来形容当时美国对于日美经济关系的感知。

其三,日本因“东芝事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日本向苏联出口的先进设备与技术降低了苏联核潜艇螺旋桨的声音,对美国的潜艇侦察能力造成了重大打击,改变了当时美苏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局面,美国不得不花费巨资改进其海军的军事技术与军备水平。以“东芝事件”为把柄,美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指责日本背信弃义,为私利而出卖美方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利益。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于1987年6月访日时,不断向日本防卫厅、外务省长官以及中曾根本人强调“东芝事件”对于全球军事平衡的恶劣影响,并公开要求日本采用美国战斗机,或是以美国的战斗机为改造的基础。

总之,中曾根康弘内阁与竹下登内阁在追随美国全球与亚太战略的背景下协调日美关系,尝试自主开发FSX,但因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弱,对美自主性斗争失败。

五、结论

日美同盟的形成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之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瓦解,反而通过不断的转型而变得更加牢固。作为典型的双边不对称同盟中的弱国一方,日本甚至被称为美国的“附庸国”,二战后长期处于对美国的服从和依赖中。然而,日本也曾成功地对美国进行过自主性斗争;而随着日本在同盟中相对实力的增强,其自主性斗争却多以失败告终。日本对美国进行自主性斗争的成败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认为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以及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共同塑造了不对称同盟中日本对美自主性斗争的结果。其中,日本领导人的斗争类型更为重要,分为自立型斗争和协调型斗争;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则发挥着干预作用,主要包括日本内阁的稳定性与日本内阁的灵活度。

研究发现,当日本领导人属于自立型斗争的领导人时,无论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如何,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当日本领导人属于协调型斗争的领导人时,如果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弱,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失败的可能性大;如果日本内阁的斗争力量强,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大。

本文通过关注日美同盟内部日本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及其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于日美同盟这一当前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同盟的研究,更好地理解其行为逻辑,把握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清醒地判断日本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与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趋势,从而为中国在未来应对来自日本以及日美同盟的压力、进而主动作为提供参考和启示。此外,也有助于理解在其他不对称同盟中,如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等,弱国对于强国的自主性斗争。

正如斯奈德(Glenn H. Snyder)所言,建立同盟的过程就是获得最佳安全收益并相应降低自主权损失的过程,每个国家都力图寻求收益与付出之间的最佳盈余(maximum surplus of gains over losses)。日本在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亦表现出自主性斗争的一面。这种对美国的自主性斗争,一方面推动日本去寻求自我认同感,寻求其在东亚地区秩序演变中的作用,而不局限于充当美国亚太盟友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促使日本着力将日美同盟关系向更平等、更成熟的方向推进。

文章初稿及修订稿曾在2018年10月21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三届博士生论坛与2018年11月10日第一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宣读。感谢两次论坛期间多位老师与学友的宝贵点评和建议,感谢阎学通教授、刘江永教授、李彬教授、吴大辉教授、孙学峰教授、漆海霞副教授和张旗博士、王婉潞博士、陈哲博士等对本文写作的帮助和建议,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Thomas Risse, “Transnational Actors and World Politics,” in Walther C. Zimmerli ed. ,Corporate Ethic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Berlin: Springer, 2007),pp. 251-286.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 37, No. 4, 1984, pp. 523-544.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35, No. 4, 1991, pp.904-933.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4, No. 3, 2010, pp. 158-196.
文章选取了1951年与2015年日美两国的GDP进行比较。选择这两个年份的原因在于:1951年9月8日,日美签署了占领色彩强烈的《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正式成立,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返国际社会,并成为美国在本地区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桥头堡。2015年4月27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日美同盟由传统安全合作同盟、区域性、从属性、防御性同盟向着全方位安全合作同盟、全球性、更加平等互助、更具进攻性的同盟转变”。参见:黄大慧、赵罗希:《日美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第25—32、46页。
1951年日本GDP总量与人均GDP数据来源于王琥生、赵军山:《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1950—1986》,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1951年美国GDP总量数据来源于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quarterly-refunding/Documents/2003-q1-data-files.pdf;人口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950/demo/p25-43.html,人均GDP由笔者据此算出。2015年日本与美国的GDP总量与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japan,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united- states,人均GDP由笔者据此算出。访问日期:2018年4月6日。
“非北约主要盟国”主要由美国《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和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案》所指定。目前包括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巴林、埃及、以色列、日本、约旦、科威特、摩洛哥、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泰国、突尼斯等。参见:Electronic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120.32 Major non-NATO ally, ” https://gov.ecfr.io/cgi-bin/retrieveECFR?gp = 【-逻*辑*与-】amp;SID=1293eeaf45888d6b683f8f548c19190a【-逻*辑*与-】amp;mc=true【-逻*辑*与-】amp;n =pt22.1.120【-逻*辑*与-】amp;r=PART【-逻*辑*与-】amp;ty=HTML#se22.1.120_132, Electronic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访问日期:2019年3月29日。
Johannes A. Binnendijk, “The Dynamics of Okinawan Reversion, 1945-69, ” in Gregory Henderson, et al. ,eds.,Public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ChangeFour Case StudiesOkinawaPeruCzechoslovakiaGuinea (New York: Praeger, 1973),pp. 1- 187; Bruce D. Berkowitz, “Re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Treaty Organiz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27, No. 1, 1983, pp. 77-9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iscriminate Deterrence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Manus I.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8, No. 2, 1993, pp. 44-79; David Arase and Tsuneo Akaha, eds.,The US-Japan AllianceBalancing Soft and Hard Power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3);衛藤瀋吉:『日本宰相列伝22—佐藤栄作』,東京:時事通信社,1987年;董向荣:《不对称同盟与韩国的反美主义》,《当代亚太》2009年第6期,第133—146页;金熙德:《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及其未来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13—18页;何英莺:《论战后日美军事同盟中的摩擦关系》,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3年;杨志阁:《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7年;丁洋洋:《非对称同盟的内部调整与条件———以美日同盟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2年;朱海燕:《日本安保政策的新发展与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90—104页。
Yuki Tatsumi, “The US-Japan Alliance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Harvard Asia Quarterly,Vol. 12, No. 2, 2009, pp. 9- 14.
Kenneth B. Pyle, “Profound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Vol. 32, No. 2, 2006, pp. 393-418;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佐道明広:『「改革」政治の混迷』,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胡令远、高兰:《“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的福音?》,《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36—50页;孙盛囡:《20世纪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8年。
Jitsuo Tsuchiyama, “Japan's Resistance Strategy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Oct, 2005, http://www.ridgway.pitt.edu/Portals/1/pdfs/Publications/Aoyama.pdf,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日。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 37, No. 4, 1984, pp. 523-544;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韩献栋:《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1期,第19—30页。
John D. Ciorciari, “Leverage in Asymmetrical Alliances: The U. S. Pact with Pakistan since 9/11,” paper delivered to the APSA 2008 Annual Meeting,Sponsored by Hynes Convention Center, Boston, MA,Aug 28, 2008;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40—53页;卢昊:《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军事正常化”的发展》,《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第28—47页;屈彩云:《论日本与海洋国家结盟的历史演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114页。
莫罗认为,在以下三个条件下,国家有动机去打破或显著调整其同盟承诺,即同盟内部安全或自主状况的恶化、同盟外部存在提高其安全或自主状况的机会、国家效用函数的变化。莫罗主要对前两个假设,即安全与自主需求,进行了严格的验证。参见: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1, pp. 904- 933;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NO(ノ ー)」と言える日本―新日米関係の方策』,東京:光文社,1989年;田中均:『日本外交の挑戦』,東京:角川書店,2015年;折木良一:『国を守る責任—自衛隊元最高幹部は語る』,東京:PHP研究所,2015年。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 World Politics,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44, No. 1, 1990, pp. 103-123.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28页。
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56—157页。
关于领导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可参见:Michael Brecher,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SettingImagesProcess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Peter B. Evans, “Build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in Peter B. Evans, et al. ,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p. 397- 430; Jutta Weld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pp. 12-14; Richard C. Snyder et al.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n Richard C. Snyder, Henry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Revisited)(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pp. 21-152; Michael G. Roskin, et al.,Politic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arson, 2014).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Harvey Starr, “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38, No. 1, 1994, pp. 145-161.
孙承:《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第17—27页;张瑶华:《日本政坛动荡对其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第63—69页。
福井治弘:「沖繩返還交渉—日本政府における決定過程」,『国際政治』1975年第52期,第97—124页。关于日本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可参见:Robert C. Angel, Prime Ministerial Leadership in JapanRecent Changes in Personal Style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Vancouver: Pacific Affairs, 1988 ),pp. 583-602; Kenji Hayao,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nd Public Policy (Pittsburgh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Tomohito Shinoda, Leading JapanThe Role of the Prime Minister (Santa Barbara: Praeger Publishing, 2000);James Arthur Ainscow Stockwin, Governing JapanDivided Politics in a Resurgent Economy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8).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王帆:《联盟管理理论与联盟管理困境》,《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125页;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4—24页;赵伟宁:《韩美联盟视域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年;张玉国:《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第29—33页;严双伍、郝春静:《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2期,第64—75页。
장노순(1996),「‘교흰동맫모델,의 교흰성:비대칭 한미안보동맹」,『국제정치논총』제36접 제1호,pp.79-104.
罗伯特·杰维新:《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第16页。
张清敏:《探索决策研究的新思路———评【-逻*辑*与-】lt;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逻*辑*与-】gt;》,《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第135页。
王蕾:《日本政府与外交体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中野明:『戦後日本の首相—経済と安全保障で読む』,東京:祥伝社,2015年,第3—4页。
如唐世平和龙世瑞探索出一个指标来对不对称同盟进行测量,即在双边同盟中,当一国的GDP总量(百万1990年国际元)与该国的人均GDP (1990年国际元)的乘积是另外一国的两倍及以上时,该同盟为不对称同盟;若不足两倍,则该同盟可看作对称的。苏若林、唐世平认为,同盟中的一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驻军,这是二战之后不对称同盟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如美日、美韩同盟,通过驻军进一步体现出同盟中强国对弱国的约束力。维克多·查(Victor D. Cha)认为,要根据权力的不对称性来决定同盟结构的类型。沃马克(Brantly Womack)基于东方的历史经验,将结构现实主义与政治心理学相结合,提出了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起源,在此强调的是,沃马克主要以权力的大小来界定不对称与否。参见:唐世平、龙世瑞:《美国军事干涉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84—111页;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4, No.3, 2010, pp. 158-196; Brantly Womack, “How Size Matter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symmetry, ”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24, No. 4, 2001, pp. 123-150; Brantly Womack, “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26, No. 2, 2003, pp.92-119;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58-66页;方长平、宋宝雯:《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128—141页。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35, No. 4, 1991, pp. 904-933.
如董向荣认为,二战后美国在美韩同盟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韩国则处于从属地位,因而美韩同盟是典型的不对称同盟。参见:董向荣:《不对称同盟与韩国的反美主义》,《当代亚太》2009年第6期,第133—146页。
如凌胜利指出,不对称除了体现在实力上,也体现在战略层次、战略意图、信息认知等方面;在双边不对称同盟中,强国的同盟战略层次比弱国高,战略意图比弱国强,不过,在局部特定领域,弱国有时具有优势。参见:凌胜利:《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4期,第39—46页。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埃里克·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孙荣飞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李志永:《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72页。
后者的使用情境,例如,迈克·望月(Mike M. Mochizuki)认为,正是通过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日本愈发强调本国利益,收获了更多的在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权。徐万胜指出,冷战结束后,伴随日美同盟的强化,日本自身的军事大国化倾向愈发强烈,主要体现在日本军备扩张水平提升以及海外派兵趋于“正常化”上,日本的自主防卫能力不断加强,日美同盟则是主要平台和促因。参见:Mike M. Mochizuki, “Between Alliance and Autonomy, ” Strategic Asia ,Vol. 5, 2004, pp. 103-138;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第10—15页;徐万胜:《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17—26页。
参见:Nae-young Lee and Han-wool Jeo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K-US Alliance and Korean Public Opinion, ”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45, No. 3, 2005, pp.81-104.
参见:赵可金:《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54—169页;符春苗:《美国盟友反美主义研究———以韩国、法国、加拿大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2013年。
詹姆斯·罗西瑙:《第四章运动中的个人:全球动荡的根源》,米歇尔·吉拉尔主编:《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郗润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此外,詹姆士·巴伯(James D. Barber)系统化地建构了总统人格理论,主要有两个向度,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积极性与消极性,进而总结出四种性格类型,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参见:James D.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2).还有从社会学、技术角度、政治技巧等方面进行研究的领导理论。具体介绍可参见: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8—411页。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p. 275.
久保文明:「アメリカ外交にとっての同盟と日米同盟-一つの見取り図」,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軍縮·不拡散促進セン タ ー:『日米関係の今後の展開と日本の外交』,2011年3月,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nichibei_kankei/all.pdf#search=='日米関係の今後の展開と日本の外交',访问日期:2017年9月28日。
主要包括日美结盟以来日本的30任领导人。其中需要说明三点:第一,战后吉田茂共前后两次担任首相。第一次是从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期间主要致力于日本战后的复兴;第二次是从1948年10月到1954年12月,期间主要实现了媾和及与美国结盟,并奠定了对日本此后发展影响巨大的“吉田路线”。两次任期中间穿插了片山哲内阁与芦田均内阁,但任期均非常短。本文从日美结盟时的吉田茂首相的第二次任期开始梳理日本领导人。第二,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在其首相任内因突发疾病去世,自当天至同年7月7日期间,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伊东正义临时代理首相职务,因其临时代理性质,不将其纳入研究对象范畴。第三,日本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派阀政治,领导人大多有其派系所属,但派系本身充满了变化与不确定性,领导人的派系转换、派系本身的分化组合也时有发生,并且即使所属同一派系,也仍有可能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因此,本文主要是以领导人在任期间采取的实际举动作为判断依据。
对于日本领导人的分类,国内外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教授认为,根据对美国的关系,二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美国追随并被利用的“反共亲美派”,如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第二类是坚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也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谋求自立派”,如鸠山一郎、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第三类主要指的是安倍晋三,属于利用、诱导美国的“日本优先派”。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以美国对日本的外压为基轴,认为日本外交的最大动力主要来自针对美国压力而产生的“自主”与“追随”路线的相互竞争,并基于此将战后的日本首相分为三类,即“自主派”“对美追随派”“一部分抵抗派”。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关注日本领导人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或具体某一位首相的经历,也有首相本人或其身边人士出版了回忆录或专著,虽未涉及比较与分类问题,但这些成果也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领导人的分类有重合之处,也有迥异甚至相矛盾之处,主要原因在于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不尽相同,造成客观分类结果不同,但所依据的都是客观事实,并不是基于主观臆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类标准以及基于此的分类结果,并不表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或否定,即使有分类的不同,也主要是由于所依据标准的不同导致的,本文主要聚焦的是斗争类型。参见: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第16—17页;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大阪:創元社,2012年;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周永生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宇治敏彦:《日本首相列传———从伊藤博文到福田康夫》,潘昊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中野明:『戦後日本の首相—経済と安全保障で読む』,東京:祥伝社,2015年。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
日本衆議院:「日本国憲法」,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 nsf/html/statics/shiryo/dl-constitution.htm,访问日期:2018年10月8日。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历任首相任期可参见:日本首相官邸:「内閣総理大臣一覧」,http://www. kantei.go.jp/jp/rekidai/ichiran.html.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23—824页。
限于目前可公开获得的资料。
该密约于1969年11月由尼克松总统与佐藤首相在美国白宫签订。据此密约,在重大紧急事态下,美国政府经与日本政府事前协议,可将核武器带入或过境冲绳;美国政府可随时使用、在重大事态下可充分利用冲绳的核武器贮藏基地。日本政府对此表示理解,在美国进行事前协议时毫不迟疑地满足其需要。参见:若敬泉:『他策ナカリシヲ信ゼムト欲ス』,東京:文藝春秋,1994年,第448页;“Top Secret. Agreed Minute to Joint Communique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Nixon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to Issued on November 21, 1969, ” reproduced in Shunichi Kawabata and Nanae Kurashige, “Secret Japan-U.S. Nuke Deal Uncovered, ” Asahi Shimbun,December 24, 2009. 2009年日本政权更替后,“核密约”经民主党政府调查后曝光。参见:日本外務省:『いわゆる「密約」問題に関する有識者委員会報告書』,2010年3月9日,第58页,https://www.mofa.go. jp/mofaj/gaiko/mitsuyaku/pdfs/hokoku_yushiki.pdf.
1969年11月,尼克松与佐藤就纺织品达成密约,对日本出口美国的纺织品采取限制措施。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Kenneth A. Oye, “The Domain of Choice: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and Carter Administration Foreign Policy,” in Kenneth A. Oye, Donald S. Rothchild and Robert J. Lieber, eds. ,Eagle EntangledU. 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lex World (New York: Longman, 1979),p. 13.
虽然笔者力图聚焦于日本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斗争,但事实上,研究日美关系始终无法将安全保障和经济问题分割开来。本文中日本要求下一代支援战斗机(FSX)国产化失败的案例,虽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安全领域的问题,但也与日美经济摩擦相关。
英文名称为“Security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日文名称为「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安全保障条約」。条约全文可参见:細谷千博等:『日米関係資料集―1945-97』,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135—142页。
《旧金山对日和约》是在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签署的,同日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则是移到了旧金山郊外的美国陆军第六军驻地普莱西迪奥(Presidio)基地,在下级军官俱乐部签署。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人,美方有国务卿艾奇逊、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以及参议员威利和布里奇共四人。与之相对,日本只有首相吉田茂一人签字。这也可以看作一种明显的不对等。参见: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大阪:創元社,2012年,第115—178页。
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官场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忆录》,周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8页。
原彬久:『日米関係の構図:安保改定を検証する』,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第40—41页。
渡邉昭夫:『戦後日本の宰相たち』,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95页。
『朝日新聞』1955年5月23日。转引自: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宮沢喜一:『東京—ワシントンの密談—シリーズ戦後史の証言·占領と講和』,東京:中央公論社,1999年,第129—130页。
最出名的是1957年1月驻日美军士兵射杀一名误入演习场拾菜叶的日本农妇的“哲拉德事件”,以及1958年9月驻日美军士兵向电车开枪,导致一名乘客死亡。
从岸信介决心谋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至日美实际开始正式谈判,中间花了不少时间。关于修约的详细政治过程,可参见:原彬久:『戦後日本と国際政治―安保改定の政治力学』,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
原彬久:『日米関係の構図:安保改定を検証する』,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第74页。
田尻育三等:《岸信介》,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8—159页。
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岸信介首相とアイゼンハワー米大統領との共同コ ミュニ ケ」,http://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JPUS/19570621.D1J. html,访问日期:2018年1月24日。
崔丕:《【-逻*辑*与-】lt;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逻*辑*与-】gt;新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62页。
田尻育三等:《岸信介》,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8—159页。
英文名称为“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日文名称为「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条约全文及相关文件可参见:細谷千博等:『日米関係資料集― 1945—97』,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460—465页。
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孙崎享:《日美同盟真相》,郭一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
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官场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忆录》,周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7—108页。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1957年日本发表的首部《外交蓝皮书》中,其中提出了日本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参见:日本外務省:「昭和32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7/s32-contents.htm,访问日期:2018年3月19日。
1955年8月,岸信介曾作为民主党干事长陪同外务大臣重光葵访美。
国立国会図書館:「防衛力整備目標について(第1次防)昭和32年6月14日閣議了解」,https://rnavi.ndl.go.jp/politics/entry/bib01273.php,访问日期:2019年3月27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25页。
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録―保守合同と安保改定』,東京:廣済堂出版,1983年,第312页。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Position Paper),KIV 1/2, Kishi Visit, June 19-21, 1957.
主要有三个选项,即国内开发、现有战斗机转用、引进外国飞机。参见:今野秀洋:「日米FSX摩擦とはなんだった の か—検証と教訓」,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11100701/pdf/konno_jp.pdf#search ='日本+FSX+米国',访问日期:2018年6月22日。
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提供最划算的战斗机去满足日本的防卫需要。参见:J. Richard Walsh, “Technonationalism in US 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The FSX Controversy, ” Armed Forces 【-逻*辑*与-】amp; Society,Vol. 19, No. 3, 1993, p. 379.
即便如此,美国国会对美国向日本提供技术仍旧不满,通过议案要求修正协议,布什总统对此行使了否决权,参议院再次投票但未达到2/3多数赞成票而未能推翻布什的否决。1989年9月FSX共同开发启动。
利库路特公司是经营房地产、广告、旅游业等业务的日本大公司,其将尚未上市的股票转让给日本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及新闻界要人,并提供购买股票的资金,行贿多达数十亿日元。这一特大丑闻被曝光后,在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小野耕二:『日本政治の転換点(新版)』,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第165页。
竹下登任职首相的时间为1987年11月6日至1989年6月3日。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8页。
王新生:《战后日本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3页。
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Pearl Harbor without bombs.”参见:G Ó Tuathail, “‘Pearl Harbor without Bombs’:A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the US—Japan ‘FSX' Debate,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Vol. 24, No. 7, 1992, pp. 975-994.
基于1954年签订的《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等的规定,美国开始向日本出口转让防卫装备与技术,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从美国进口以及与美国合作生产的防务系统的存量比美国其他任何盟国都要多。参见: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PastPresent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pp. 268-269.
Dick Cheney, “The FSX Agreement, ” DIS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Management,Vol. 11, No. 4, 1989, p.29.
由佐藤荣作内阁在1967年提出,指禁止向共产党国家、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国际冲突的当事国或有冲突危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在众议院宣布的政治统一见解中,将“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对象扩展至上述以外的地区,当然也包括美国,实质上全面禁止了武器出口。
Robert Reich, “The Rise of Techno-nationalism, ”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59, No.5, 1987, pp.63-69.
1982年至1983年,日本东芝机械、和光交易和伊藤忠商事等公司把当时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禁止向苏联出口的加工螺旋桨的大型数控机床从挪威转运卖给了苏联,后因被和光交易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员工熊谷独于1985年12月向美国商务部、巴统揭发而公开。
Masaru Kohno, “Japanese Defense Policy Making: The FSX Selection, 1985—1987, ” Asian Survey,Vol. 29, No. 5, 1989, p. 468.
加文·麦考马克认为,战后以来,美国仍在对日本施加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而日本则心甘情愿地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当其“附庸国”。参见: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p. 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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