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舱石”到“导火索”:中美经贸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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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定, 康晓蒙, 夏雨.
一、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外溢性影响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301调查报告》,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开端。此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化,长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双边贸易正在变成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本文将首先对当前中美在各领域的对抗进行梳理和总结,回顾学界对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阶段评估,并从美国国内层面出发,分析针对体系层面未能解释的中美关系变迁的原因。本节将首先介绍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并分析其外溢到科技、军事、政治交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表现。
第一,在贸易领域,从“301调查”到不断加征关税,中美贸易谈判艰难进行,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重危机。截至2018年,美国共计对中国进行了6次“301调查”,前5次调查均以协商或磋商的方式收场。最后一次特别调查即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所谓的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政府指使企业境外投资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及其他可能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内容。
第二,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制造2025》的遏制意图,此外,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技术人员及部分专业学者和学生纳入签证限制方案。
第三,在军事领域,美国大批量公开化的对台军售及中美海上力量摩擦使得中美在军事领域的话语日趋紧张化。特朗普上任后,仅在2017年6月29日,对台武器销售金额便达到14.6亿美元。
第四,在政治领域,中美在政治领域的摩擦升级主要表现在两国高层互动收效甚微且分歧明显,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敏感问题上频频显露对抗姿态。如原定于2018年10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在两国贸易摩擦悬而未决的背景下一度被推迟。
第五,在人文交流领域美国对华施压,具体做法包括收紧对华人士教育签证的发放、指控学生和学者从事间谍活动及关停孔子学院等。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以涉嫌盗窃知识产权或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对特定的学生和学者群体采取限制措施,2018年6月,美国针对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等STEM专业的中国学生重新收紧签证发放时长,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也在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向任何由中国军方赞助或雇佣的人发放学生签证或研究签证。
二、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变迁及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便逐渐显现,其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致力于追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贸易、市场、社会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战略利益。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主导以及中国的回应使得双方的战略竞争局面逐渐明朗,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共识。针对中美战略竞争形成的表现,朱锋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美国全面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并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力图压制中国的策略变化,二是中美双方因战略节点争议导致的两国认知层面和行动层面的对抗升级,三是美国对亚太区域内部分国家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导致的地区不安全因素的扩大,四是中国维护领土和主权权益的核心目标与美国限制、塑造中国行为的目标难以协调和平衡。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原因,已有很多体系层面的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霸权国家为保证生存,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遏制新兴国家崛起,导致大国冲突。
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对中美竞争的演变和走向展开具体分析。吴心伯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形势严峻,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特朗普的个人背景、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以及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立场不一致,都给处理中美关系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本文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僵持及其产生的外溢性竞争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反映,而中美在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导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转向是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原因。由于目前对中美竞争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的分析缺乏与体系因素等互动分析,本文将结合国际环境的影响,着重从国家层次上分析中美贸易关系从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到恶化的“导火索”的深层原因,即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时间视野的选择、收益衡量的转变三个方面,探究美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如何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和激化,以及中美贸易战背后折射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如何在美国得到确立。
三、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深究
上文阐述了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确立导致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态势,接下来对本文整体的逻辑框架进行阐释。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右翼保守主义在西方各国兴起,中国崛起之下美国的实力出现相对衰落,国际环境的转变使得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开始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引发了对华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具体体现在国内政治力量博弈格局转变、对华时间视野由短期转向长期、美国对于收益衡量由绝对转向相对三个方面。在国内政治层面,表现为对华政策走向的保守主义势力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加强了对华鹰派的力量、特朗普为追求竞选利益也越发对华采取对抗战略。在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层面,国际力量对比的转化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定位中国,并将中美关系的长期利益调整到短期利益之上,由此美国的对华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方式也逐渐出现了转变。由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向好,美国则面临相对的实力衰落,美国更加注重美国获得的相对收益以及未来长期的美国战略优势。因此,美国现阶段更倾向于采取竞争与遏制的政策,如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强科技领域的限制,军事领域话语趋向于紧张化,当前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也呈现趋冷态势。可见,国际环境及中美力量对比的转变引发了美国国内政治、对华政策倾向以及收益衡量方式的调整,这种变动首先在经贸领域显著体现,并外溢至科技、政治、军事和人文等各个领域。见图1。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这三个因素之间能够互相影响。当前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与对抗的激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如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竞争的激烈程度要远高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同时两国关系中仍存在合作。这种领域间对抗性的差别以及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象表明,两国的互动关系难以用单一的理论解释。本文着重分析的三个国家层面要素中,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方式主要为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转向提供解释,从短时间视野到长时间视野、从注重绝对收益到注重相对收益的转变,影响了对华关系从合作走向遏制的选择。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的偏好以及国内利益团体的相互博弈,则对具体领域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本文将依次分析美国的国内政治、时间视野选择、收益衡量的转变三个方面,探究美国国内各部分的互动如何推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确立。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1.逆全球化趋势显现
经济全球化当前正面临危机。肯尼斯·拉波萨(Kenneth Repoza)认为,威胁逐渐取代机会与进步成为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描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选举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加剧了当今的逆全球化趋势。
哈罗德·詹姆斯从现阶段信息的全球化角度出发,对科技迭代、政治干预、人员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新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迭代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贸易层面,而是塑造了技术、工作等方面的新格局;各政治实体采取政策“调控”全球化的努力也不尽如人意;各国为维护国内民众的利益,普遍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使得各国开始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并对于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更为谨慎,2008年经济危机则使人们开始担忧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如今,信息已经上升为国家权力竞争最重要的工具,复杂的软件以及交互系统连接了信息经济,美国的谷歌和亚马逊、中国的百度和阿里巴巴、俄罗斯的VK社交软件等显示出各国普遍重视本国信息交流工具的独立性。鉴于此,哈罗德认为,多边组织应当努力把控全球化的进程,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未来多边主义治理中,一是要发挥多边组织在仲裁争端方面的司法或准司法作用;二是在政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是否维持政策一致性方面,独立机构要发挥咨询建议作用;三是多边组织要作为一个有公共使命的公众劝导者。
2.中美实力的消长
中美实力的相对变化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目前,中国在经济规模、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均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制造业增加值、货物进出口额和国际总储备等方面则已超过美国。在经济规模方面,中国GDP由1978年的3.16千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08.01千亿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中美间的差距也在显著缩小。在吸引外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35亿美元,美国为485亿美元,中国仅有美国的7.2%;
在科技领域,中国的研发强度、国内研发支出、人力投入和科研产出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2000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为2.63%,中国仅为0.89%;2017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占比为2.79%,中国为2.13%,较2000年有显著提升。在国内研发支出方面,2007—2017年,中国从政府、商业到教育部门的研发支出都在逐年上升,美国政府部门的研发支出则出现下降趋势。
尽管中美实力对比,尤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总体呈现出中国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如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效率、企业竞争力以及科研产出等关键领域,中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美之间实力消长变化尚未直接动摇美国地位之际,美国对中国先发制人的举措和强硬的态度可以通过权力转移理论加以解释。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不断缩小与霸权国家的实力差距,将引发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从而产生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导致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
(二)对华政策的调整
1.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博弈
本文接下来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在这一层面,我们参考了自由主义理论学者安德鲁·莫拉维切克(Andrew Moravcsik)提出的自下而上逻辑,即一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团体的偏好、理性个体的选择等因素会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到国家间关系。
(1)右派保守主义上升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
结合其发展轨迹,可知美国保守主义的长期发展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主党政府奉行的新政式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有经济调控的相似性使得中下层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二是美国潜意识里共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立。
当今美国的右派势力相比以往有什么变化?又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呢?本文认为,今天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增强表现在美国政府要员大多为对华鹰派,且在国会参议院内部也形成了跨党派的反华政治联盟。
首先来看美国政府内部的变化。美国总统直属的核心行政执行层包括内阁、总统行政办公室以及特定独立职能部门三部分,其中内阁核心成员包括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现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以及前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Matthew George Whitaker)等,前三者均表现出强烈的对华鹰派取向;巴尔自上任便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而非俄罗斯;
其次,国会参议院内部也形成了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具有反华色彩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携手推动通过。其中沃伦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主张加强印太地区的军备建设,维护美国主导的秩序。
此外,右派保守主义在美国民众中有大量支持者,极右派的代表迈克·蓬佩奥、斯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马克·卢比奥等人都有广泛的支持者。前任白宫首席策略师及美国总统顾问斯蒂芬·班农曾提出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六点理解,包括中国长期对民主工业国家发动战争、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经济模式的根本冲突、中国作出的承诺不会被执行也不可能被监督、中国加入WTO使得美国失去了5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等内容。班农呼吁特朗普以强硬的态度应对中国这一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他的言行体现了美国当前右派保守主义对于中国的曲解和污蔑。
美国右派保守主义势力的增强以及政府高层中对华鹰派比例的显著提升,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由竞争接触向竞争遏制的转变,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2)军工利益集团反华逐利
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1961年首先提出“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提醒美国社会要警惕由垄断财团、工商界、五角大楼组成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军工复合体包含军事组织、军事工业企业、政治机构、宣传机构、智库等多个机构。
回顾其发展历史,在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执政时期,军工产业还没有和军队、政府甚至国会建立联系,没有结成复合体。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上台后对美国的军工行业实行“行业内部兼并”政策,寻求降低军工行业竞争内耗,形成一个新的高水平的军工体系,巩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霸主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军工行业形成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波音(The Boeing Company)和雷神(Raytheon Company)三足鼎立的局面,实力稍弱的还有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和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两家公司。经过调整后的军工企业集团规模更大、职能更加多元化,而且与国防部、军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保守主义政府班底及其扩张性外交政策使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再次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军界、工业界和政界结成了所谓的“铁三角”,国防部、国会、军事承包商三方的互惠互动开始长期存在,发展成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巨大的军工复合体。
今天,军工利益集团成了左右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官僚政治力量。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及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军事工业背景深厚。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曾在2017—2019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入职国防部之前曾担任雷神公司政府关系事务部副总裁,与五角大楼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在2017年上任之时,马克·埃斯珀便表示要将国防部的目标集中在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上,实现长期保持美国对中国军力相对优势的目标。
军工经济集团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军工经济在整个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地位,二是该利益集团主动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能力比较强。
(3)特朗普的竞选政治需求
首先,本文分析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内阁构成。关于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在特朗普政府及其选民看来,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使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国内的一系列分配不公及失业问题,修正与中国等国家的经贸关系、重新配置国际经济资源是其主要诉求。二是这一部分选民强烈的政治诉求使以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迅速上升,帮助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其组建的政府内阁是历届政府中最具商业气息的,出身工商业的各部门领导人比例为26.7%,包括前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前对冲基金投资者和好莱坞金融家、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华尔街资深投资人士、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Louis Ross),亿万富翁慈善家和教育活动家、教育部部长贝琪·德沃斯(Elisabeth Betsy DeVos)。
其次,特朗普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有利于其争取连任。在经济层面上,贸易谈判要求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可以实现特朗普对忠实选民的承诺;高科技领域中美竞争的加剧也使其可以争取到部分中产阶级的选票;特朗普政府关于中国违反WTO规定抢走500万以上美国工人就业机会的宣传,也使其可以获得大量中下层白人民众的支持;军工集团的武器装备出口也可以当作美国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平衡外汇收支、减少贸易逆差。在政治层面上,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维护美国利益的政治背书效应已经达成,这种信守竞选承诺的形象也会为他争取到更多的保守派选民。在军事层面上,对外军售可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通过武器售卖达到对购买一方的政治、资源、外交和军事控制,对台武器售卖便是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筹码。
在即将到来的2020大选中,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保持伟大”和“作出承诺,履行承诺”。纵观特朗普现阶段对于其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其政绩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移民问题上,扩大国防开支保障军人福利、限制和管控移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媒体对特朗普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作了统计:已履行的承诺占比17.6%,已妥协的承诺占比10.8%,背弃的承诺占比16.7%,被搁置的承诺占比27.5%,推行中的承诺占比27.5%。
过去三年,特朗普的政绩不尽如人意,贸易战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形势面临走低的风险,此时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更能够凸显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定位,增强其在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合法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层面,增强美国民众对于其政策的支持度,为2020年大选赢得更多筹码。
现代保守主义有宗教、民族主义以及经济增长三大支柱,而“特朗普主义”是一个兼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游离在左翼和右翼立场之间的保守主义派别。
2.时间视野
戴尔·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对于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预期,可能影响两国之间是否发生战争,这会带来国家经济收益和国家安全之间的选择:国家除了要考虑贸易合作中的相对收益,还要担心经济依存所带来的贸易脆弱性和敏感性。
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M. Edelstein)指出,国家往往面临“即刻还是以后”的选择困境(“now or later” dilemmas)。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它可以选择承担短期成本来解决潜在的长期问题,也可以选择现在冒险获取利益,但在未来付出更大的成本来解决问题。具有较长时间视野的国家更倾向于前者,它们宁愿现在就采取行动,保障国家长期的未来发展。相反,具有较短时间视野的国家则希望保持低水平短期成本,推迟问题的解决。对于国际问题的应对,选择开展合作还是冲突是各国不同时间视野下互动的结果。在大国兴衰的背景下,一个衰落国对崛起国的雄心越是不确定,它就越倾向于放弃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的竞争,采取合作态度。而对于崛起国来说,它越是意识到增长的长期战略收益,就越有可能进行合作,以避免自己成为衰落国的短期目标。这种互动意味着,短期合作有时会使一个衰落国看不到一个崛起国所带来的长期威胁。
具体来看,奥巴马及其之前的历届政府在中美关系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之时,选择与中国开展合作更符合其发展收益。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市场与贸易,而诸如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安全治理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自2001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竞争合作、再到贸易战的三个阶段。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坚持以国内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美国也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将发展对华贸易作为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手段之一。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对于中美互动的看法也逐渐转向长期视野,“中国崩溃论”渐渐销声匿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则成为美国学界政界争论的焦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担心中国崛起对其全球霸权形成挑战,而合作与遏制的相互作用使得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长期处于高度敏感区。希拉里在2011年10月发文称,美国应当大幅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并强调地缘政治的未来取决于亚洲。
当今中美面临着战略竞争,中国有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始承担更多责任,“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从亚洲扩展到全球。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中国的实力增长会最终动摇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依旧处于快速增长期,对美国采取合作态度维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局势更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收益。由此,中美两国的对外策略出现偏差,在美国优势主导下,中美逐渐转向战略竞争。当前,美国更加注重优势主导战略,即凭借其现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打压潜在的挑战者,确保持续优势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
总而言之,由于时间视野的限制以及两国对于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预期,在20世纪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选择与中国在经济贸易、全球治理等各个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双方的短期获益。而今天由于中国实力增长以及中国发展道路不确定性的降低,美国更加注重其未来霸权地位的维持,因此放弃短期在经贸合作、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收益,选择以竞争和遏制来应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壮大。
3.收益衡量
接下来本文从收益衡量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的战略选择。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两种分析方法。
“相对收益”概念出现于经济领域。15世纪在政治专制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权力和财富为目的,主张国家间关系属于零和博弈,一国顺差必然导致另一国逆差,因此一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顺差。
沃尔兹(Kennth N Waltz)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首先,国家担心对可能的收益进行的分配会对其他国家更为有利;其次,一国担心合作的开展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导致自己依附于其他国家。
“绝对收益”概念继承于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在混合利益博弈中,国家目标是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追求绝对收益。国际合作建立在国家都是理性的个体主义者的假设之上,国家间收益是相互独立的,一国不因他国获益而受损。因此,作为理性的自我主义者的国家,并不关注相对收益,而仅仅关心自身绝对收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促成国家间合作。
围绕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如何塑造一国对外政策、从而影响国家间互动这一问题,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开展了广泛讨论。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追求绝对收益,因此国家效用公式是
而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位置性,即使合作安排使各国绝对收益增加,但如果这种收益更有利于伙伴国,一国也会因为关注相对收益而拒绝合作,因此现实主义的国家效用公式是
公式中,U是国家效用,V是国家本身的收益,W是伙伴国的收益,k是对收益差距的敏感系数。k值增大的情况包括:两国是长期竞争关系,涉及的是安全而非经济事务,国家的相对权势衰弱等。格里科的现实主义公式表明,一国的损失并不一定源于他国的获益,而可能源于与他国的收益差距。
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利用相对收益对大小国家之间的互动、霸权的合作与衰落等现象进行了解释。斯奈德指出,国际政治中存在一个普遍观点:包含大小国家的国际合作效果比大国单独行动的效果更好。主张相对收益的理论认为,小国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将导致它们拒绝与大国合作,大国为了促成合作,可能给小国提供超过平均收益的份额。斯奈德认为,这种有利于小国的合作性安排会有助于小国缩小与大国的差距,促使大国衰落。这种相对优势的下降,会增加大国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尤其是对正在上升的挑战者。
迈克尔·马斯坦丹诺(Michael Mastanduno)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三个领域的工业政策变化,探讨相对收益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斯奈德的主张。马斯坦丹诺的结论是,相对收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国际结构的变化,即美国的相对衰落、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以及外部军事威胁的减弱,导致美国对相对收益的整体敏感性增长。但在国内层面,不同机构的制度功能所反映的偏好也会影响政策制定。因此,在对日本的问题上,追求相对收益而制定的政策在不同领域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如在卫星领域相对收益的影响十分显著,而在电视领域则完全不显著。
围绕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讨论,是20世纪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论战的一部分,给国家间冲突和合作行为注入了新的思考,而投射到今天对中美贸易战爆发原因的探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仍在为学者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
王孜弘将贸易战原因归结为体制差异。保持对中国的相对优势,抑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根本性原因。因为在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优势仍然非常明显,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对差距最小的并非中国,而拉大差距的最好办法也并非传统的加征关税。因此,贸易赤字虽然重要,但只是表层问题,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体制不认同,美国认为中国的体制将会破坏市场规则并损害美国经济。但事实上,当前国际体制主要由欧美国家参与设计,有利于美国维护既得利益,推动中国融入,有助于其保证相对收益。
综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成果、学者围绕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论述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情况,本文认为,相对收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塑造作用正逐渐显著。
白大范对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了回顾。2001—2008年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呈现接触与遏制并存的特点。“9·11”事件后,小布什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并允许中国在过渡期内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随着中美贸易出现失衡趋势,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要求从敦促中国遵守贸易规则转变为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2009—2016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体现自由贸易和实用主义兼容的特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对华贸易逐步扩大,促使美国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保护主义措施。20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初,美国以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挑起中美贸易战。
总体而言,近三届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建交后到冷战结束的阶段相比,体现出更强的竞争态势和保护主义倾向,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上升。如前所述,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
在相对实力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斯奈德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收益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是方向性的。参考马斯坦丹诺对日美贸易战的分析框架,要探究贸易战爆发的直接诱因和美国重点打击的领域等内容,须将国内系统的互动结果,如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总统个人的偏好和现实需求以及利益团体的游说力量等,与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发展的时间视野判断的调整相结合,此外还要结合地缘及安全要素,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变化等情况,才能形成对中美贸易战更全面的认识。
四、结语
美国学者兰普顿认为,中美双方的战略互疑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中美战略竞争在经济领域的最早体现。本文首先阐释了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如何外溢到安全、人文交往以及国际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而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背景进行分析。目前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体系层面,而本文则选择从美国国家层面出发,思考中美战略竞争背后的深层根源。
本文认为,在美国国家层面,国内政治、时间视野、收益衡量三个方面的变化共同推动中美走向战略竞争。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右派、军工利益集团和特朗普竞选考量三方合流,与国际和体系层面的原因一道,导致美国在中美互动的时间视野上发生了由短期视野向长期视野的转换。在利益衡量方面,美国也从过去更关注绝对收益转而更关注相对收益。当前中美双方对于未来关系的走向都没有充足的信心,双方“边走边谈”的问题处理方式也为中美关系走向增添了更多变数。中美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共识,但竞争也不等于敌对和不可调和,中美双方依旧要积极寻找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