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301调查报告》，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开端。此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化，长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双边贸易正在变成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本文将首先对当前中美在各领域的对抗进行梳理和总结，回顾学界对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阶段评估，并从美国国内层面出发，分析针对体系层面未能解释的中美关系变迁的原因。本节将首先介绍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并分析其外溢到科技、军事、政治交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表现。

第一，在贸易领域，从“301调查”到不断加征关税，中美贸易谈判艰难进行，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重危机。截至2018年，美国共计对中国进行了6次“301调查”，前5次调查均以协商或磋商的方式收场。最后一次特别调查即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所谓的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政府指使企业境外投资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及其他可能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内容。^①《对华301调查报告》公布后，特朗普签署对华征收关税的备忘录，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回顾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主要由两次“相互加征关税—长期谈判—谈判破裂—再次加征关税”的事件构成。^②截至2018年6月初，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威胁要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共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受到冲击，美国的汽车行业、科技行业以及农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中国降低了对美国商品的进口，转而购买中国本土产品或者其他国家的替代产品。^③中美贸易摩擦也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了冲击，使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迫在眉睫，有媒体提出，当前国际自由贸易正经受1947年以来的“最严重威胁”，保护主义浪潮正威胁自由贸易。^①

第二，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制造2025》的遏制意图，此外，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技术人员及部分专业学者和学生纳入签证限制方案。^②美国2019年5月公布的谈判要求展示了打击中国科技产业的意图，要求中方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支持^③。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在通信领域，2018年，美国司法部与商务部联合调查华为违反针对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制裁的行为，随后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禁止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使用华为与中兴两家公司的产品。^④此外，美国试图说服欧洲盟国抵制华为，注重防范华为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⑤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如无美国政府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⑥谷歌、英特尔和高通等相关科技企业一度迅速响应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和华为进行业务往来。除通信领域，美国在其他高新技术上也展现对中国的遏制态势。2019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正在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飞行数据，而中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数据。^①美国针对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打压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在军事领域，美国大批量公开化的对台军售及中美海上力量摩擦使得中美在军事领域的话语日趋紧张化。特朗普上任后，仅在2017年6月29日，对台武器销售金额便达到14.6亿美元。^②在2019年6月6日，台湾向美国购买108辆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1240枚反坦克导弹、409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250套“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总价值达到27亿美元。^③特朗普政府还在2018年推出美国武器出口政策改革，旨在扩大对盟友的军售，称这将提振美国国防工业，并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台湾显然是美国武器出口的潜在客户之一。这一改革进一步挑战了中美之间开展合作的基石。^④ 2019年以来，中美两军就南海问题的局部紧张对峙也时有发生，而双方的高层交流机制则有助于避免双方的误判以及潜在冲突的加剧。^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John M. Richardson）在2019年1月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表示，美国将把中国海警及渔船视为中国海军，采取相同的军事回应方式。理查森宣称：“美国海军不会被胁迫，并将继续在世界各地开展例行、合法的行动，以保障各国的权利、自由以及合法使用海域和空域。”^⑥在4月25日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表示：“希望美国切实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军队将采取坚决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的高层交流机制使得中美双方在南海地区军事话语出现紧张局势之时，避免双方的误判以及对峙的升级。

第四，在政治领域，中美在政治领域的摩擦升级主要表现在两国高层互动收效甚微且分歧明显，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敏感问题上频频显露对抗姿态。如原定于2018年10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在两国贸易摩擦悬而未决的背景下一度被推迟。^① 11月，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重启，虽然双方就“分歧中求合作”达成共识，但在南海、台湾、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两国立场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在南海问题方面坚持主张“自由航行”，并以此为借口合理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在台湾问题上则指责中国“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同时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201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法案内容包括重新确认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并重申“台湾旅行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法案中各项美台互动及军事合作关系、军售条文，并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②在香港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而引发混乱局面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同时国会议员重新提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强化有关香港发展的年度报告，同时每年评判香港是否享有充分自治的状态等。^③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美国在此类问题上向中国频频施压，无疑将助长中美冲突升级态势，进一步削弱中美政治交流机制的实际效用。

第五，在人文交流领域美国对华施压，具体做法包括收紧对华人士教育签证的发放、指控学生和学者从事间谍活动及关停孔子学院等。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以涉嫌盗窃知识产权或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对特定的学生和学者群体采取限制措施，2018年6月，美国针对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等STEM专业的中国学生重新收紧签证发放时长，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也在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向任何由中国军方赞助或雇佣的人发放学生签证或研究签证。^①据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公派赴美留学的拒签率高达13.5%，与往年相比拒签率大幅度提升。此外，2018年以来，美国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的签证，这种趋势正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扩散，2019年，美方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的10年签证。在中美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大学内的孔子学院面临来自政治和预算方面的双重压力。2018年，至少有10所美国高校宣布关闭或计划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美国方面针对孔子学院的指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妨碍学术自由、从事间谍活动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② 2018年8月，美国在最新《国防授权法》中规定，国防部不得向开设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的中文项目提供资金，除非该校提交并取得相关豁免。^③ 2019年2月，美国国会一个两党联合小组以威胁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为由，敦促美国大学切断与中国孔子学院的联系。2019年6月，美国教育部对美国大学接受外国资助情况展开调查，要求两所学校公开来自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或中兴的资金。^④美国方面对于人员交流和文化交流设置障碍的行为，正在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

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便逐渐显现，其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致力于追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贸易、市场、社会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战略利益。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主导以及中国的回应使得双方的战略竞争局面逐渐明朗，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共识。针对中美战略竞争形成的表现，朱锋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美国全面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并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力图压制中国的策略变化，二是中美双方因战略节点争议导致的两国认知层面和行动层面的对抗升级，三是美国对亚太区域内部分国家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导致的地区不安全因素的扩大，四是中国维护领土和主权权益的核心目标与美国限制、塑造中国行为的目标难以协调和平衡。^①针对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阶段，学者的判断较为一致。夏立平和董珊珊认为，“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有选择合作”状态将长期存在。^②张杰认为，当前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关系正处于由“接触+遏制”向“竞争+遏制+少数互利点合作”战略转变的关键转折期。^③蒋芳菲认为，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对华政策正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④李巍和张哲馨认为，中美两国正逐渐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但这种竞争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和对抗，由于“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式软化”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中美两国的竞争呈现出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表现为在共同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局势的同时展开“和平竞争”。^①陶文钊认为，此次特朗普政府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不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华强硬成为新的“政治正确”。^②由此可见，竞争正取代合作，成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常态。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原因，已有很多体系层面的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霸权国家为保证生存，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遏制新兴国家崛起，导致大国冲突。^③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对大国竞争产生的原因持相同看法，认为衰退中的霸权国要通过强硬政策甚至是预防性战争来限制其他国家潜在力量的增长，以免其他国家实力壮大之后发动战争而本国战败的风险。^④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安全困境”深化的必然产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国际社会出现“权力变更”，中美关系因而出现了“结构性紧张”。^⑤阎学通认为，美国自二战之后始终处于世界中心，而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使得未来十年内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国际体系的转变不可避免带来冲突。^⑥事实上，从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⑦、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国际周期理论”^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⑨，到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变动带来的国际影响已有众多经典论述，体系层面的分析对大国间关系演变提供了方向性的判断参考，阐释了权力分配变动的背景下大国间冲突可能性上升的原因，但守成大国在面对相对衰落局面时所采取的战略和具体外交政策、冲突从产生到爆发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这种摩擦在不同领域的强度差异等现象则未能在体系分析中得到答案。

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对中美竞争的演变和走向展开具体分析。吴心伯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形势严峻，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特朗普的个人背景、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以及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立场不一致，都给处理中美关系带来了独特的挑战。^②陶文钊认为，美国政界和学界广泛认同的“中国威胁论”，使决策层对中国提出的倡议、主张和外交实践作出系统性的误读和曲解，导致中美关系的冲突氛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特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在特朗普上任后的人事调整完成后更为强势，推动对华政策走向极端。^③王浩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以政党重组趋势为标志的重大变化，一种以地缘政治逻辑为基础的强硬对华战略思维正在成为美国主流政策精英的共识，并逐步开始作用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地缘政治—国内政治双重逻辑的互动和博弈。^④张文宗认为，美国社会的劳资、阶级、种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政治极化程度严重，民众对民主党的认同和对政府、媒体、机构和公司的信任均下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通过攻击中国进行舆论动员来推行有争议的政策，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⑤学者从决策者特点、政治氛围及社会民意等国内因素出发，对中美双边关系从缓和走向对抗给出了详尽的解释。诚然，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但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也无法完全脱离国际环境的影响。要回答美国政府的两党对华遏制的共识如何形成、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如何影响中美在各领域的对抗，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压力如何投射于战略制定和外交决策等实践层面的问题，需要更全面地综合考察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互动结果。

本文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僵持及其产生的外溢性竞争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反映，而中美在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导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转向是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原因。由于目前对中美竞争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的分析缺乏与体系因素等互动分析，本文将结合国际环境的影响，着重从国家层次上分析中美贸易关系从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到恶化的“导火索”的深层原因，即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时间视野的选择、收益衡量的转变三个方面，探究美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如何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和激化，以及中美贸易战背后折射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如何在美国得到确立。

上文阐述了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确立导致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态势，接下来对本文整体的逻辑框架进行阐释。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右翼保守主义在西方各国兴起，中国崛起之下美国的实力出现相对衰落，国际环境的转变使得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开始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引发了对华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具体体现在国内政治力量博弈格局转变、对华时间视野由短期转向长期、美国对于收益衡量由绝对转向相对三个方面。在国内政治层面，表现为对华政策走向的保守主义势力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加强了对华鹰派的力量、特朗普为追求竞选利益也越发对华采取对抗战略。在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层面，国际力量对比的转化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定位中国，并将中美关系的长期利益调整到短期利益之上，由此美国的对华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方式也逐渐出现了转变。由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向好，美国则面临相对的实力衰落，美国更加注重美国获得的相对收益以及未来长期的美国战略优势。因此，美国现阶段更倾向于采取竞争与遏制的政策，如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强科技领域的限制，军事领域话语趋向于紧张化，当前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也呈现趋冷态势。可见，国际环境及中美力量对比的转变引发了美国国内政治、对华政策倾向以及收益衡量方式的调整，这种变动首先在经贸领域显著体现，并外溢至科技、政治、军事和人文等各个领域。见图1。

图1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这三个因素之间能够互相影响。当前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与对抗的激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如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竞争的激烈程度要远高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同时两国关系中仍存在合作。这种领域间对抗性的差别以及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象表明，两国的互动关系难以用单一的理论解释。本文着重分析的三个国家层面要素中，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方式主要为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转向提供解释，从短时间视野到长时间视野、从注重绝对收益到注重相对收益的转变，影响了对华关系从合作走向遏制的选择。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的偏好以及国内利益团体的相互博弈，则对具体领域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本文将依次分析美国的国内政治、时间视野选择、收益衡量的转变三个方面，探究美国国内各部分的互动如何推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确立。

经济全球化当前正面临危机。肯尼斯·拉波萨（Kenneth Repoza）认为，威胁逐渐取代机会与进步成为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描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选举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加剧了当今的逆全球化趋势。^①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出现了两类新趋势：一是以民族主义和市场分割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主张国家利益高于全球主义；二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依托重塑世界各国的贸易和金融联系。^②回顾历史，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总是被大国引导，反映出其国内的政治偏好，全球化1.0时代即是在1945年由美国引导开启的。^③当前英国的“脱欧”走向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世界不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更多表现为各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开展贸易、寻求竞争优势的竞技场。^④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斯蒂芬妮·塞加尔（Stephanie Segal）认为，“虽然目前世界远未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水平，但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逆全球化’时期，至少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了阻止贸易和金融联系的政策目标设定”^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美国与各国贸易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包括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协定谈判；将北美永久自由贸易区转变为准临时自由贸易区；寻求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加强国外投资审查，排除经济活动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重启美国与欧盟、日本的商品以及服务协定的谈判等。

哈罗德·詹姆斯从现阶段信息的全球化角度出发，对科技迭代、政治干预、人员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新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迭代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贸易层面，而是塑造了技术、工作等方面的新格局；各政治实体采取政策“调控”全球化的努力也不尽如人意；各国为维护国内民众的利益，普遍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使得各国开始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并对于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更为谨慎，2008年经济危机则使人们开始担忧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如今，信息已经上升为国家权力竞争最重要的工具，复杂的软件以及交互系统连接了信息经济，美国的谷歌和亚马逊、中国的百度和阿里巴巴、俄罗斯的VK社交软件等显示出各国普遍重视本国信息交流工具的独立性。鉴于此，哈罗德认为，多边组织应当努力把控全球化的进程，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未来多边主义治理中，一是要发挥多边组织在仲裁争端方面的司法或准司法作用；二是在政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是否维持政策一致性方面，独立机构要发挥咨询建议作用；三是多边组织要作为一个有公共使命的公众劝导者。^②

中美实力的相对变化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目前，中国在经济规模、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均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制造业增加值、货物进出口额和国际总储备等方面则已超过美国。在经济规模方面，中国GDP由1978年的3.16千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08.01千亿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 1978—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实际增长33.5倍，年均实际增速9.5%，平均每8年翻一番^②，远高于同期美国经济2.6%左右的年均增速。^③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从第11位到2010年超过日本，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GDP规模差距也正快速缩小，当前中国GDP为美国的66%，而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早在2014年已超过美国。^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980年的2.32%上升至2018年的18.69%，同期美国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从21.56%下降至15.16%。^⑤与此同时，中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达28%，高于美国的10.5%。^⑥据测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维持上升趋势并在2030年达到顶点，美国份额将持续缩减。^⑦

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中美间的差距也在显著缩小。在吸引外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35亿美元，美国为485亿美元，中国仅有美国的7.2%；^①2018年中国达1390亿美元，美国为252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规模达到美国的55.2%。^②对外直接投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8亿美元，美国为272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为美国的2.9%；2018年中国达1300亿美元，反超美国。^③企业竞争力方面，2018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排名显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11年增加，从2007年的24家增至2014年的120家，而美国从167家减至126家。^④此外，中国在如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话语权均有所提升，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机制都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当前，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常年保持顺差，货物贸易总额全球占比高于美国，外汇储备也从短缺到积累并增长到稳居世界第一。另据统计，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一直高于美国。^⑤在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中国实力相对上升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总体趋势可见一斑。

在科技领域，中国的研发强度、国内研发支出、人力投入和科研产出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2000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为2.63%，中国仅为0.89%；2017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占比为2.79%，中国为2.13%，较2000年有显著提升。在国内研发支出方面，2007—2017年，中国从政府、商业到教育部门的研发支出都在逐年上升，美国政府部门的研发支出则出现下降趋势。^①尽管目前美国在研发支出方面投入居世界首位，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最快。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增长34%，达到600亿美元，研发支出总额占全球8%，较2017年的6%有所上升，同期北美地区增长为8%。^②在人力投入方面，中国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学士学位获得人数以及科学与技术领域全职研究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每千人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比重从2000年的0.964上升至2017年的2.242。^③在科研成果方面，2016年，中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从2003年的8.7万篇增长至42.6万篇，同年美国为40.9万篇，中国首次实现超越。^④在前1%引用率论文的相对比例、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等几项科研成果衡量指标中，中国都呈现上升趋势。^⑤近十余年间，中国对科技领域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推动与美国差距的缩小。

尽管中美实力对比，尤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总体呈现出中国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如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效率、企业竞争力以及科研产出等关键领域，中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美之间实力消长变化尚未直接动摇美国地位之际，美国对中国先发制人的举措和强硬的态度可以通过权力转移理论加以解释。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不断缩小与霸权国家的实力差距，将引发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从而产生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导致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⑥美国对这种实力差距缩小的敏感程度以及对中国动机的预设，使中美实力的消长成为贸易关系从“压舱石”转变为“导火索”的最重要的背景。

本文接下来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在这一层面，我们参考了自由主义理论学者安德鲁·莫拉维切克（Andrew Moravcsik）提出的自下而上逻辑，即一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团体的偏好、理性个体的选择等因素会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到国家间关系。^①美国的国内政治情况对其外交政策影响巨大，本文认为，右派保守主义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反华逐利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导致了中美战略竞争激化。

（1）右派保守主义上升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②，这套价值体系源于反共，兜售恐慌的特征贯穿其中，坚信自由市场和小政府，长期担心现行体制受到挑战是其主要特征。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是由种种动机、观念、期望长期积累而成的，它们一方面关系到如何建立政治体制和国家政府，以满足美国人民对于安全、稳定和社会公正的渴求，同时也关注如何引发人民的恐慌。^③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体现为一场强调小政府、传统文化和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运动，在冷战背景下则表现为以反共为目标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反共主义产生的“红色恐慌”极大地推进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到60年代，一个以南部边缘地带为主要政治基地、以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人的联盟为主要政治载体、以中下层美国人为主要政治支持者的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最终形成，构成了二战后美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20世纪70年代“苏攻美守”的国际环境下大批保守主义智库崛起，直到今日保守派智库在数量和研究领域上依旧优于自由派智库，形成了保守主义智库长期主导美国政治的局面。^①苏联解体后，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带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意识形态。当前世界性的逆全球化趋势也反映出美国社会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多重危机，一场超越左、右的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通过特朗普的竞选被整合在一起。^②

结合其发展轨迹，可知美国保守主义的长期发展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主党政府奉行的新政式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有经济调控的相似性使得中下层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二是美国潜意识里共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立。^③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反苏的保守派联盟一度瓦解，而“9·11”事件使得美国开始重点关注美国的国土安全，为美国保守主义卷土重来提供了土壤。^④

当今美国的右派势力相比以往有什么变化？又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呢？本文认为，今天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增强表现在美国政府要员大多为对华鹰派，且在国会参议院内部也形成了跨党派的反华政治联盟。

首先来看美国政府内部的变化。美国总统直属的核心行政执行层包括内阁、总统行政办公室以及特定独立职能部门三部分，其中内阁核心成员包括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现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以及前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Matthew George Whitaker）等，前三者均表现出强烈的对华鹰派取向；巴尔自上任便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而非俄罗斯；^①惠特克在对外问题上暂未表现明显倾向，但其曾公开批评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侧面支持特朗普；姆努钦是高层中的少数鸽派官员之一，强调贸易互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作用。总统行政办公室中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代理）马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驻联合国代表希瑟·诺尔特（Heather Nauert）、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等人，以及特定职能部门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等，也都呈现出对华强硬的态度。^②而当前与对外贸易及经济直接相关的主要高层人员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原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以及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wrence Kudlow）等都是对华鹰派，符合特朗普的政治主张。^③美国政府内部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声音日益消退，被民粹主义、对华全面强硬的声音取代。

其次，国会参议院内部也形成了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具有反华色彩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携手推动通过。其中沃伦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主张加强印太地区的军备建设，维护美国主导的秩序。^④卢比奥则具有较强的政策领导力，长期领导国会内部跨党派对华鹰派联盟并积极签署各类对华强硬法案，他本人也有强烈的亲台倾向，曾推动了2018年3月所谓“台湾旅行法”^①以及同年12月“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的签署。^②

此外，右派保守主义在美国民众中有大量支持者，极右派的代表迈克·蓬佩奥、斯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马克·卢比奥等人都有广泛的支持者。前任白宫首席策略师及美国总统顾问斯蒂芬·班农曾提出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六点理解，包括中国长期对民主工业国家发动战争、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经济模式的根本冲突、中国作出的承诺不会被执行也不可能被监督、中国加入WTO使得美国失去了5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等内容。班农呼吁特朗普以强硬的态度应对中国这一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他的言行体现了美国当前右派保守主义对于中国的曲解和污蔑。^③

美国右派保守主义势力的增强以及政府高层中对华鹰派比例的显著提升，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由竞争接触向竞争遏制的转变，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2）军工利益集团反华逐利

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1961年首先提出“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提醒美国社会要警惕由垄断财团、工商界、五角大楼组成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军工复合体包含军事组织、军事工业企业、政治机构、宣传机构、智库等多个机构。^④经历了二战和冷战时期，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即军工利益集团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美国特色的一部分。美国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回避的，它与美国保守理念紧密结合，极力把中国塑造成未来美国的威胁。^①

回顾其发展历史，在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执政时期，军工产业还没有和军队、政府甚至国会建立联系，没有结成复合体。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上台后对美国的军工行业实行“行业内部兼并”政策，寻求降低军工行业竞争内耗，形成一个新的高水平的军工体系，巩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霸主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军工行业形成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波音（The Boeing Company）和雷神（Raytheon Company）三足鼎立的局面，实力稍弱的还有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和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两家公司。经过调整后的军工企业集团规模更大、职能更加多元化，而且与国防部、军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保守主义政府班底及其扩张性外交政策使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再次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军界、工业界和政界结成了所谓的“铁三角”，国防部、国会、军事承包商三方的互惠互动开始长期存在，发展成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巨大的军工复合体。

今天，军工利益集团成了左右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官僚政治力量。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及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军事工业背景深厚。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曾在2017—2019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入职国防部之前曾担任雷神公司政府关系事务部副总裁，与五角大楼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在2017年上任之时，马克·埃斯珀便表示要将国防部的目标集中在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上，实现长期保持美国对中国军力相对优势的目标。^②沙纳汉曾在波音公司供职30多年，担任导弹防御系统项目的副总裁兼总经理、负责全球供应链战略和先进制造技术应用的高级副总裁，除了管理多款型号商用飞机的发展之外，也曾参与多项与国防部的合作，包括军用直升机、导弹防御系统、机载激光武器系统等计划。波音迄今已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飞机项目，其中包括海军订购的100多架“超级大黄蜂”战机和空军拟购买的12架最新的F-15X战机。^①军火制造商高层入职美国国防部加速推动了政府和军工制造商的紧密合作，扩大了雷神、波音等军火商在美国军方的影响力。沙纳汉始终关注中国^②，在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的《2018国防战略报告》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努力使军队现代化，并投资先进的太空技术和高超音速武器来对抗中国，通过不断加强美国自身军备建设，试图拉开和中国军事力量的差距。

军工经济集团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军工经济在整个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地位，二是该利益集团主动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能力比较强。^③向政府出售军火是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重要利润来源，而紧张的国际形势能够刺激军火贸易的增长。反苏反共、打击恐怖主义、遏制中国都是军工利益集团获取巨额利润的关键。当前美国政要中对华鹰派比例大幅增加，沙纳汉和特朗普是典型的代表，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渲染以及对华强硬观点的传播，为军工企业扩大对美国军方的订单提供了机会。特朗普自2016年上任以来在军事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多，其国防开支的增加以及亚太地区的重新部署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强大的政策影响力。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五角大楼与军工利益集团的合作也将更加密切，军工利益集团将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3）特朗普的竞选政治需求

首先，本文分析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内阁构成。关于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在特朗普政府及其选民看来，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使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国内的一系列分配不公及失业问题，修正与中国等国家的经贸关系、重新配置国际经济资源是其主要诉求。二是这一部分选民强烈的政治诉求使以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迅速上升，帮助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其组建的政府内阁是历届政府中最具商业气息的，出身工商业的各部门领导人比例为26.7%，包括前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前对冲基金投资者和好莱坞金融家、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华尔街资深投资人士、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Louis Ross），亿万富翁慈善家和教育活动家、教育部部长贝琪·德沃斯（Elisabeth Betsy DeVos）。^①特朗普还曾提名前CKE餐饮集团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普斯德（Andrew Puzder）担任劳工部部长，但普斯德因受到反对而退出提名。特朗普内阁成员的商业背景涉及石油能源、投资银行等多个行业，其利益也需要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得到保障。对于特朗普而言，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符合其商人视角下扭转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不利局面的需要，而发动对华贸易战也符合其决策和执行风格。特朗普“内向性”的政策导向催生了中美贸易摩擦，并且使得中美贸易谈判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投资审查、反倾销诉讼、“301调查”、关税战不断加码，中美两国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乃至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稳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其次，特朗普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有利于其争取连任。在经济层面上，贸易谈判要求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可以实现特朗普对忠实选民的承诺；高科技领域中美竞争的加剧也使其可以争取到部分中产阶级的选票；特朗普政府关于中国违反WTO规定抢走500万以上美国工人就业机会的宣传，也使其可以获得大量中下层白人民众的支持；军工集团的武器装备出口也可以当作美国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平衡外汇收支、减少贸易逆差。在政治层面上，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维护美国利益的政治背书效应已经达成，这种信守竞选承诺的形象也会为他争取到更多的保守派选民。在军事层面上，对外军售可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通过武器售卖达到对购买一方的政治、资源、外交和军事控制，对台武器售卖便是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筹码。

在即将到来的2020大选中，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保持伟大”和“作出承诺，履行承诺”。纵观特朗普现阶段对于其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其政绩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移民问题上，扩大国防开支保障军人福利、限制和管控移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媒体对特朗普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作了统计：已履行的承诺占比17.6%，已妥协的承诺占比10.8%，背弃的承诺占比16.7%，被搁置的承诺占比27.5%，推行中的承诺占比27.5%。^①特朗普所注重的承诺中排名前五的分别为废除奥巴马医改、修建美墨边境墙、暂停接收来自恐怖主义易发地区的移民、为每个人减税以及降低商业税率。其中前两项止步不前，而后三项在履行后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特朗普在近期签署的2019年度预算法案削减了医疗保险，其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承诺被长期搁置，允许个人从税收中扣除医疗保险保费的承诺则被完全背弃。并且，特朗普声称的增加200亿美元联邦预算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学校选择的承诺也处于搁置状态。^②与此同时，特朗普虽然在军事和移民问题上做出了政绩，经济上追求的回归产业资本却使得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经济状况出现下滑。

过去三年，特朗普的政绩不尽如人意，贸易战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形势面临走低的风险，此时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更能够凸显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定位，增强其在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合法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层面，增强美国民众对于其政策的支持度，为2020年大选赢得更多筹码。

现代保守主义有宗教、民族主义以及经济增长三大支柱，而“特朗普主义”是一个兼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游离在左翼和右翼立场之间的保守主义派别。^③特朗普现任国家安全顾问为资深鹰派人士约翰·博尔顿，对华政策上始终采取极强硬立场；而他曾经的“意识形态管家”史蒂芬·班农也反映出特朗普与保守主义的政治联盟。为了保证2020年大选中的连任，特朗普需要更加密切地与右派保守主义群体以及军工利益集团进行合作，保障足够的竞选资金和选票，由此右派保守主义、军工利益集团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共同决定了美国强硬的对华立场，其在短期内并不会得到缓解，甚至有可能出现加剧的态势。

戴尔·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对于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预期，可能影响两国之间是否发生战争，这会带来国家经济收益和国家安全之间的选择：国家除了要考虑贸易合作中的相对收益，还要担心经济依存所带来的贸易脆弱性和敏感性。^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安全要比经济收益更重要^②，其对于长期衰落的恐惧往往会战胜对于当前收益的追求。

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M. Edelstein）指出，国家往往面临“即刻还是以后”的选择困境（“now or later” dilemmas）。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它可以选择承担短期成本来解决潜在的长期问题，也可以选择现在冒险获取利益，但在未来付出更大的成本来解决问题。具有较长时间视野的国家更倾向于前者，它们宁愿现在就采取行动，保障国家长期的未来发展。相反，具有较短时间视野的国家则希望保持低水平短期成本，推迟问题的解决。对于国际问题的应对，选择开展合作还是冲突是各国不同时间视野下互动的结果。在大国兴衰的背景下，一个衰落国对崛起国的雄心越是不确定，它就越倾向于放弃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的竞争，采取合作态度。而对于崛起国来说，它越是意识到增长的长期战略收益，就越有可能进行合作，以避免自己成为衰落国的短期目标。这种互动意味着，短期合作有时会使一个衰落国看不到一个崛起国所带来的长期威胁。^①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长期的不确定性特征，冲突与合作共存是中美各领域交往的常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长期的韬光养晦以及友好合作的态度使得中美实现合作双赢，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美国迥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增长的实力使美国长期对中国怀有戒心。为此，美国对中国长期采取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框架之内，通过制度内的约束来影响进而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到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政府要求中国遵循国际秩序，美国在保持对华接触的同时，其融合约束的主张也逐渐转为遏制。^②

具体来看，奥巴马及其之前的历届政府在中美关系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之时，选择与中国开展合作更符合其发展收益。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市场与贸易，而诸如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安全治理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自2001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竞争合作、再到贸易战的三个阶段。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坚持以国内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美国也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将发展对华贸易作为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手段之一。^③ 2008年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奥巴马将中国定位为新兴全球大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双轨制，同时推进美国与中国、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和高层接触。此外，美国也通过政府干预抑制中国在美国本土过快的投资增长，以限制中国在美力量的发展。^④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102亿美元。^①由于中美贸易总额巨大，且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的首位债权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以及亚太地区的贸易机制关乎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2013年中美领导人加州会晤之后，中方表示要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则表示要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②综上，2016年及以前，美国总体期望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维持、适应和提升和平的国际体系并确保其成功。^③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对于中美互动的看法也逐渐转向长期视野，“中国崩溃论”渐渐销声匿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则成为美国学界政界争论的焦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担心中国崛起对其全球霸权形成挑战，而合作与遏制的相互作用使得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长期处于高度敏感区。希拉里在2011年10月发文称，美国应当大幅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并强调地缘政治的未来取决于亚洲。^④李侃如也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力量、国际责任以及经贸投资等方面显示出美国重振其亚太影响力的意图。^⑤伴随着中美东亚地缘竞争的紧张程度不断上升，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挑战国而本国为守成国的格局也愈发清晰。在大国兴衰的背景下，一个衰落的国家对一个崛起的国家有越高的敌对预期，它就越有可能拥有更长的时间视野，并采取竞争策略。^①

当今中美面临着战略竞争，中国有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始承担更多责任，“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从亚洲扩展到全球。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中国的实力增长会最终动摇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依旧处于快速增长期，对美国采取合作态度维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局势更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收益。由此，中美两国的对外策略出现偏差，在美国优势主导下，中美逐渐转向战略竞争。当前，美国更加注重优势主导战略，即凭借其现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打压潜在的挑战者，确保持续优势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②而中国则推行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大。^③

总而言之，由于时间视野的限制以及两国对于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预期，在20世纪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选择与中国在经济贸易、全球治理等各个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双方的短期获益。而今天由于中国实力增长以及中国发展道路不确定性的降低，美国更加注重其未来霸权地位的维持，因此放弃短期在经贸合作、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收益，选择以竞争和遏制来应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壮大。

接下来本文从收益衡量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的战略选择。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两种分析方法。^④理解国家追求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行为及其动机，有助于利用相关理论解释中美战略竞争，即两国采取不合作行为的根源。

“相对收益”概念出现于经济领域。15世纪在政治专制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权力和财富为目的，主张国家间关系属于零和博弈，一国顺差必然导致另一国逆差，因此一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顺差。^①由于国家财富与国力最终可以相互转化，相对收益因此同样适用于安全领域。新现实主义认为，与存在从属关系、具有等级的国内政治系统相比，国际系统的各部分是平等的，是无政府的、分权的状态，具有缺乏秩序和组织的显著特征。正如微观经济学中“市场”形成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国际政治系统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国家的共同行为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目标是确保自身的生存，如果国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国际环境将对其不利，因此国家对成本很敏感。^②这一假设对应了国家对相对收益的重视，并解释了合作难以实现的原因。

沃尔兹（Kennth N Waltz）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首先，国家担心对可能的收益进行的分配会对其他国家更为有利；其次，一国担心合作的开展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导致自己依附于其他国家。^③第一种方式进一步解释了国家关注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原因。沃尔兹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以确保生存为目标，遵循自助原则进行互动。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时，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通常要询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在对预期的获益进行分配时，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获益，去损害或毁灭另一国。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在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时，这一前景也不能促使他们进行合作。^④阻碍合作的可能并不在于任何一方的意图，而是国家的不安全的状态，即对对方未来意图和行动所怀有的不确定性及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更重视相对收益，从而使国际合作更难实现、更难维持和更依赖于国家权势。

“绝对收益”概念继承于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①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贸易双方均获利，从而构成合作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单向行为体，只考虑自身收益而不考虑对方收益。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双方均可得益，即绝对收益为正，就具备了合作的条件。新自由主义始于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通过引入绝对收益及国际机制，来解释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行为产生变化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义采取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即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但同时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指出，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仅仅强调权力分配，无法解释在国际体系结构缓慢变化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冲突与合作行为。^②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在混合利益博弈中，国家目标是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追求绝对收益。国际合作建立在国家都是理性的个体主义者的假设之上，国家间收益是相互独立的，一国不因他国获益而受损。因此，作为理性的自我主义者的国家，并不关注相对收益，而仅仅关心自身绝对收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促成国家间合作。^③导致合作无法实现的主要限制并非对相对收益的关注，而是欺诈问题。

围绕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如何塑造一国对外政策、从而影响国家间互动这一问题，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开展了广泛讨论。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追求绝对收益，因此国家效用公式是

U=V

而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位置性，即使合作安排使各国绝对收益增加，但如果这种收益更有利于伙伴国，一国也会因为关注相对收益而拒绝合作，因此现实主义的国家效用公式是

U=V−k(W−V)

公式中，U是国家效用，V是国家本身的收益，W是伙伴国的收益，k是对收益差距的敏感系数。k值增大的情况包括：两国是长期竞争关系，涉及的是安全而非经济事务，国家的相对权势衰弱等。格里科的现实主义公式表明，一国的损失并不一定源于他国的获益，而可能源于与他国的收益差距。^①

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利用相对收益对大小国家之间的互动、霸权的合作与衰落等现象进行了解释。斯奈德指出，国际政治中存在一个普遍观点：包含大小国家的国际合作效果比大国单独行动的效果更好。主张相对收益的理论认为，小国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将导致它们拒绝与大国合作，大国为了促成合作，可能给小国提供超过平均收益的份额。斯奈德认为，这种有利于小国的合作性安排会有助于小国缩小与大国的差距，促使大国衰落。这种相对优势的下降，会增加大国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尤其是对正在上升的挑战者。^②对对外贸易和投资关注的改变，是相对优势变化的指标，当前美国在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积极改变规则以利于自己，这与战后初期美国接受欧洲和欠发达国家的特殊例外完全不同。

迈克尔·马斯坦丹诺（Michael Mastanduno）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三个领域的工业政策变化，探讨相对收益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斯奈德的主张。马斯坦丹诺的结论是，相对收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国际结构的变化，即美国的相对衰落、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以及外部军事威胁的减弱，导致美国对相对收益的整体敏感性增长。但在国内层面，不同机构的制度功能所反映的偏好也会影响政策制定。因此，在对日本的问题上，追求相对收益而制定的政策在不同领域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如在卫星领域相对收益的影响十分显著，而在电视领域则完全不显著。^①马斯坦丹诺对日美贸易战的案例的分析，给中美贸易战提供了参考。

围绕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讨论，是20世纪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论战的一部分，给国家间冲突和合作行为注入了新的思考，而投射到今天对中美贸易战爆发原因的探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仍在为学者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

王孜弘将贸易战原因归结为体制差异。保持对中国的相对优势，抑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根本性原因。因为在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优势仍然非常明显，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对差距最小的并非中国，而拉大差距的最好办法也并非传统的加征关税。因此，贸易赤字虽然重要，但只是表层问题，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体制不认同，美国认为中国的体制将会破坏市场规则并损害美国经济。但事实上，当前国际体制主要由欧美国家参与设计，有利于美国维护既得利益，推动中国融入，有助于其保证相对收益。^②宋国友指出，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是中美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中美政经关系存在发展悖论，缺乏同步性。这种悖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冷战后随着国际体系中政治安全结构趋向单极化，美国对华政治战略侧重于相对收益，而在经济领域由于实力不足，面临日欧挑战，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强调绝对收益。^③学者同时指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不会永远注重绝对收益而忽视相对收益，美国对相对收益的追求以长期和累积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扩大不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

综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成果、学者围绕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论述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情况，本文认为，相对收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塑造作用正逐渐显著。

白大范对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了回顾。2001—2008年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呈现接触与遏制并存的特点。“9·11”事件后，小布什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并允许中国在过渡期内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随着中美贸易出现失衡趋势，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要求从敦促中国遵守贸易规则转变为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2009—2016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体现自由贸易和实用主义兼容的特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对华贸易逐步扩大，促使美国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保护主义措施。20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初，美国以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挑起中美贸易战。^①

总体而言，近三届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建交后到冷战结束的阶段相比，体现出更强的竞争态势和保护主义倾向，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上升。如前所述，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②有学者以1999—2009年美国GDP占全球份额的下降以及联邦债务的增加为基础，说明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中国出现了下滑。^③到2017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为24.02%，相比于2009年上升了0.09%。对比同期，中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8.48%上升到15.16%。^④中国经济总量从1980年的3053.5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34100亿美元。^①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8—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2%，美国为12.3%；预计2022—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4%，美国为8.5%。^②根据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的预测，中国的人均潜在实际GDP增长率在2000—2007年、2008—2018年、2019—2030年、2031—2060年分别为9.8%、7.7%、4.2%及2.2%。同期美国的增长率分别为1.5%、1.0%、1.1%及1.5%。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良好，经济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人均GDP增长潜力均远高于美国。^③

在相对实力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斯奈德^④对于大国小国合作互动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相对收益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影响力的上升趋势。从中美建交至冷战结束，美国综合实力相较于中国具有明显优势，为了促成合作，谋求长期性、累积性相对优势，即推动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并构建不对称性的经济相互依赖，美国舍弃短期相对收益，与中国达成合作，保持了良好的经贸往来。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日益显著，与美国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如格里科在效用公式中呈现的，美国对相对收益的敏感程度，如格里科在效用公式中呈现的，呈现上升趋势。美国以中美巨额贸易顺差为由挑起贸易战，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如中美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以及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等，这些导致贸易差额的原因并非通过加征关税就能得以解决。^①结合贸易战中美方反复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移等条款，美国真正关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差距及其对国家综合实力的长远影响。^②美国预见到，科技发展的差距缩小将直接导致相对收益的分配变化，而此前希望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做出的短期利益让步并未收获成效，对长远相对收益的考量促使美国通过贸易战扩大当前及未来与中国相对收益的差距。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收益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是方向性的。参考马斯坦丹诺对日美贸易战的分析框架，要探究贸易战爆发的直接诱因和美国重点打击的领域等内容，须将国内系统的互动结果，如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总统个人的偏好和现实需求以及利益团体的游说力量等，与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发展的时间视野判断的调整相结合，此外还要结合地缘及安全要素，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变化等情况，才能形成对中美贸易战更全面的认识。

美国学者兰普顿认为，中美双方的战略互疑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③美国长期存在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发展模式的疑虑^④，加之沟通不足以及对于彼此实力的错误评估，导致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不断深化。^①同时，由于特朗普上台后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一再强调以及一系列对抗政策的出台，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态度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使得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逐渐外溢到科技、军事、国际制度等各个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中美战略竞争在经济领域的最早体现。本文首先阐释了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如何外溢到安全、人文交往以及国际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而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背景进行分析。目前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体系层面，而本文则选择从美国国家层面出发，思考中美战略竞争背后的深层根源。

本文认为，在美国国家层面，国内政治、时间视野、收益衡量三个方面的变化共同推动中美走向战略竞争。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右派、军工利益集团和特朗普竞选考量三方合流，与国际和体系层面的原因一道，导致美国在中美互动的时间视野上发生了由短期视野向长期视野的转换。在利益衡量方面，美国也从过去更关注绝对收益转而更关注相对收益。当前中美双方对于未来关系的走向都没有充足的信心，双方“边走边谈”的问题处理方式也为中美关系走向增添了更多变数。中美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共识，但竞争也不等于敌对和不可调和，中美双方依旧要积极寻找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