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国内政治与中美战略沟通(2016—2018)*
第一联系人:
关键词:
本文引用格式
尹继武.
战略沟通是大国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有效的沟通有助于避免误判、增加理解、促进共识、发展合作。意图的判断与塑造是有效战略沟通的最为核心议题,战略沟通本身也有多层次的渠道,比如领导人外交、工作对话、危机管控机制等。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双方在承续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开展了有效的领导人会晤、沟通和访问机制,同时也整合了既有战略对话机制,提高了沟通层次,试图以新的沟通机制稳定中美战略关系。中美首脑会晤虽然暂时避免了中美走向危机或冲突的进度,但对于塑造中美良好的定位与合作关系的积极意义却有限
尽管首脑外交和访问得以顺利进行,特朗普对中国的夸赞等言辞也颇为鼓舞人心,但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沟通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非常消极的结果是,2017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随后在国防、核安全等领域的表态和政策均延续此种战略定位。
那么,为何2017年中美战略沟通的机制较为顺利地推行,但美国仍最后实施了对华竞争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美战略沟通的最终成效呢?进一步问,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到底由什么构成?其基本类型有哪些?美国领导人和国内政治是如何塑造和影响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构建及其演进,进而影响双边战略沟通成效的呢?以上是本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提供一种领导人与国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辨析美国战略意图的具体类型、内涵和层次,将中美战略沟通的案例类型化,讨论领导人的个性、策略和国内政治影响下的战略意图类型对于中美战略沟通的影响。
一、中美战略沟通的既有研究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而关于中美关系的学术研究数不胜数。但具体聚焦于中美战略沟通、战略意图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却较为少见。对于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分析,大多数研究着眼于短时期的特定事件,比如“习特会”、战略对话、特朗普访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等的前因后果事态分析,或者是具体议题,比如朝核危机、南海问题、“印太战略”、对华战略定位等。对于2017年以来中美战略沟通的具体工作机制、类型及其成效,尚未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和前景等的分析。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初步归纳了其对中美战略沟通成效的原因解释,特别是就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具体内容。
第一,结构主义必然论。
第二,认知主义不确定性论。结构主义的必然论,是基于中美权力对比的重大变化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根本性战略矛盾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虽然中美战略竞争的出现与中美实力的接近有着明显的时序性关联,但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为何在中美走向战略竞争之前,2017年中美的战略沟通机制及其工作得以有效实施。而基于认知主义的路径,相关研究重点梳理了美国对华战略及其形成机制,认为美国对华的战略认识是一种错误知觉,这种错误知觉并未真实反映中国的实力及其意图。
第三,国内政治进程论。认知主义虽然触及美国对华战略认识及其形成的背后机制,但更多是美国在战略观念与认识上的呈现,对于其背后的国内因素及其如何导致美国对华战略意图评估的过程,却没有系统整理。鉴于此,从国内政治的视角来看,美国内部的政治因素对于中美战略沟通成效也有影响。比如,注重行政团队的不同派系构成,特朗普的团队中,对华存在温和派与强硬派,两派对于美国外交和对华政策的基本理念存有差异,两派的势力及其被总统特朗普的重用程度不同。
总体来说,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沟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议题,但学术界并未有系统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既有的理论分析将相关影响因素如权力对比、国内政治因素与认知机制相分离,无法完整呈现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其变化的过程。相关的案例研究大多基于具体事件或某一领域的现实议题展开,所依据的理论和案例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系统的理论逻辑建构,同时案例上也缺乏系统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而言,针对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相关研究更多是对事件的原因结果动态分析,比如对于特朗普对华战略和政策的前瞻性、延续性和变迁性分析,在特朗普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定位出台后,相关学术研究也是聚焦于战略定位的原因和对策分析。概言之,上述研究提供了中美战略沟通的宏观背景,即中美权力对比的变化,也为中美战略沟通提供了战略互动、美国认知的形成等视角,剖析了美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派系主张,为美国对华政策及意图评估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博弈分析。但是,结构主义、认知主义和国内政治的不同路径分析均没有提供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的形成机制,以及美国对华战略沟通中对华政策与行为选择的机制。
二、领导人、国内政治与战略沟通的成效
战略沟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双方意图的呈现与表达方式、沟通的机制与策略等都是影响战略沟通成效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如何在沟通过程中展现自己的意图,国内政治对于国家意图的塑造和制约,以及领导人在整合自身政策偏好与国内政治共识过程中的具体策略与方式,都是影响中美战略沟通成效的基本政治背景。当然,中美战略沟通的政治过程涉及的影响因素众多,尤其是国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官僚政治、组织行为的决策特点对于沟通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历史上中美战略沟通成效受到制度设计的影响,即由于机制较多,而且缺乏相应的高级别直接负责人,造成沟通效果不好。
(一)领导人的个性与政策偏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由于其独特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成为中美战略沟通的核心对象,也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
第一,作为真实本性的领导人个性与政策偏好。一方面,特朗普自身的诸多反传统、从自我利益出发、强调经济理性和算计、抛弃传统上美国所在意的多边国际义务等理念,都真实反映了特朗普作为领导人的个性和政策偏好。
第二,作为信号策略的领导人个性与政策偏好。由于特朗普的商人经历,他善于通过自身的一些个性展现,获取在沟通、谈判和博弈中的优势和筹码。
(二)领导人与国内政治的共识
中美战略沟通的成效,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领导人的特朗普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在对华政策和战略上的共识与分歧情况。如果特朗普作为领导人与国内政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分歧、美国战略共识等)具有较大分歧,其政府内部也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如温和和激进的对华战略观,那么特朗普自身对于美国战略意图呈现的塑造能力和力度则会下降。其需要在掣肘的情况下获取国内政治的联盟支持,才能形成统一有效的对华战略沟通的基础。反过来看,美国国内政治的分歧则说明美国对华持有不同的声音,表明中美战略沟通存在着积极塑造的可能:消除相关的意图误判,形成对于中美合作互惠共赢的共识。
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个人的个性及政策理念与美国国内政治形成了较大的共识,则说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战略方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战略观,这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美国内部政治的纷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如果领导人与美国国内形成了较为负面的对华战略共识,那么对于中美战略沟通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传统上多元且具有温和合作的对华战略观基本上在美国不发挥作用。这会加剧中美在双边关系上的分歧,从而使得战略沟通的任务更为艰巨,即回归到战略沟通最为基本的目的:塑造美国对华合作的共识、消除对于中国的消极意图判断。
那么,由此可以概括美国国内政治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与共识的具体观察指标如下。
第一,特朗普自身政策团队的分歧与共识。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团队的塑造方面体现了他强烈的个人特性,比如相关军方、商业背景人士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团队的组建进度、稳定性极差,以对总统的个人忠诚为任用原则,而非实际业务能力。
第二,特朗普个人与美国战略界的分歧与共识。如上所述,特朗普自身个性与政策偏好具有反传统、变化较快以及经济理性的特点,但同时他自身在某些特定的核心议题领域又具有相应固化的偏好,比如反对国际多边义务、算计联盟成本、反对自由贸易等。
(三)基于领导人与国内政治共识的战略意图呈现类型
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本文将构建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美国战略意图呈现的基本类型。第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即领导人的个人与政策偏好具有两个层次的维度,其一是作为本性的领导人个性与政策偏好,其二是作为信号策略的领导人个性与政策偏好。那么,根据这种二分法的维度区分,领导人在涉及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上,其相关的打破传统、抛弃共识、挑战底线等不合常理的言行,也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的动机。第二个重要的考察对象是领导人个性与政策偏好与美国国内政治是否存在共识,基于政治团队、党派政治、美国战略反思等几个指标的考察,可以区分为存在分歧和走向共识两个维度,也展现出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的演变情况。
第一类是作为领导人的本性的个性与政策偏好:在美国国内存在多元和分歧的对华战略观念时,同时特朗普作为领导人与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也并未形成共识,存在诸多制约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力量,这种政治过程中所展现的美国战略意图的呈现是“原则竞合”;而在领导人与美国国内政治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华战略共识之后,在领导人本性与国内政治达成对华较为一致的负面战略观后,形成了一种美国战略意图的“原则竞争”的类型。第二类是领导人的个性与政策偏好是作为信号策略和意图展现的,呈现为一种理性算计方式,那么,在领导人与美国国内政治存在多元和分歧的情况下,美国战略意图的呈现方式为“现实竞合”,表明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竞争与合作意图,特别是美国对华的策略性与功利性较为明显;然而,在领导人与美国国内政治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华战略共识后,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的战略意图呈现是一种“现实竞争”的方式。四种类型的维度见表1。
总体上,基于上述领导人的个性与偏好展现以及是否存在国内政治共识的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基本的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呈现类型。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细致化区分,有助于辨析为何中美战略沟通在不同时期的成效不同,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也存在差异。
(四)国内政治与战略沟通成效的逻辑
领导人自身个性与政策偏好对于中美战略沟通的作用取决于相应的条件,比如在结构性环境发生大的变化、领导人自身个性特质较为独特时影响较大。此外,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领导人自身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即如果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比如官僚政治的部门、派系利益之争,那么领导人个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会受到限制。
从时间维度来看,特朗普在执政初期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共识、政策底线以及行为准备等可能不熟悉,也未必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知识。这时,特朗普作为领导人,其自身的个性与偏好会得以真实地呈现。而在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接初期,特朗普政治团队也存在激进保守派和温和合作派的分野,后期特朗普团队中温和派更多被激进派替换,美国对华战略反思也有利于保守主义势力获得优势。所以,特朗普政府对于战略意图呈现体现出从“原则竞合”到“原则竞争”的变化。在初期,特朗普挑战台湾问题上的中美默契,受到一定的国内政治压力;而在经贸问题上的压力相对较小,因为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特朗普坚持的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理念是具有一定的国内民意基础的。
从相关议题来看,在经贸领域,特朗普自身的丰富经历和世界观决定了他对于中国汇率的指控、发动经贸战等均是自身真实偏好的反映。
综合领导人的策略和国内政治压力来说,当特朗普对华有战略需求且面临较大国内对华合作政治压力时,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所能取得的效果可能比较好。反之,则战略沟通的效果不好。具体言之,在特朗普自身的真实偏好(对华负面性)的领域,只有当面临国内政治压力或对华有相关重要战略需求时,中美战略沟通才会取得较好效果。在中美核心的安全与经贸议题,影响战略沟通成效的两个条件是国内政治压力以及战略需求的大小。基于此,中美战略沟通效果最好的领域是朝核问题,但朝核危机在2018年初随着朝美关系回暖而缓和,美国对华需求大为减少,激化了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安全等领域全面对华竞争的态势。战略沟通效果最弱的领域为经贸领域,这是特朗普真实偏好的反映,其面临的国内压力较小,2018年以来对华战略需求也减少。
总体上,根据时间线索,本文整理出特朗普美国大选获胜以来在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的具体典型案例,见表2,这些案例反映出不同的美国战略意图的表达逻辑和内涵。
表2 特朗普美国大选获胜以来中美战略沟通的典型案例
国内政治压力 | |||
较大 | 较小 | ||
领导人的特性 | 真实偏好 | 蔡英文电话危机、一个中国原则交易话语 | 经贸与汇率指控、经贸战 |
战略需求 | 朝核问题 | “台湾旅行法”、南海问题、首脑会晤、访华 |
三、中美战略沟通成效:基于四类案例的比较分析
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后2017年随着“习特会”和特朗普的顺利访华,中美战略沟通取得一定的成果。当然,在2017至2018年初,中美战略沟通的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四种类型,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沟通成效。接下来,本文将具体分析四种案例,重点在于差异性及其比较分析。
(一)原则竞合的沟通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核心和敏感的问题之一。特朗普自从2016年美国大选获胜后,相关涉台言论就引发极大的舆论关注。而且台湾当局趁着美国大选获胜后的过渡期,试探新任美国领导人的政策底线。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电话祝贺特朗普胜选,引发了中美外交的危机。传统的中美战略默契,比如美方维持现状的原则能否得到进一步的遵循,尚存较大的疑问。2017年2月,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电话中,特朗普表示,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他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第一,初期的打破传统是无知的表现。特朗普的话语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加之他并非长期参与政治,并不熟悉各种政策话语和规矩,自身也并不愿意遵循这些政策约束。
第二,忽视中美政治基础是底线试探行为。中美建交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台海危机时期,中国采取了严厉战略反应,比如通过导弹试射的危机外交行为,让美国政府明白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第三,政治压力的存在是外部因素。特朗普在初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激起了国内外强大的政策压力和反弹。一方面,基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从外交表态、政策沟通等方面给予了“底线思维”的回应,尽管并没有跟随特朗普的节奏,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和抗议的姿态,足以让特朗普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二)原则竞争的沟通
在经贸问题上强调美国利益为先,以与美国的互惠和平等为原则,反对多边贸易规则下的自由贸易原则,这是特朗普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坚持的理念。特朗普的商人履历也使得他在经贸问题上有着自身较为长期的一贯政策理念,比如坚持双边对等原则,而非多边自由贸易规则,认为相关国家利用经贸规则的保护占美国的便宜。就此而言,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持自身的真实政策偏好,反映了他作为领导人特有的政策理念。
第一,团队内部对华力量的制衡。很明显,特朗普执政初期的团队具有重要的特点,比如经济和军事背景人士居多,换人频繁高,初期不同派系和势力之间的角逐明显。尽管班农(Steve Bannon)、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成为特朗普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华经济政策团队的主导力量,但在第一年执政时间里,实际上还有对华温和合作派的制衡。第一年里,以库什纳(Jared Kushner)、蒂勒森等温和派为主的力量对于美国政府对华的强硬姿态以及特朗普自身的任性政策起到了制衡作用。
第二,特朗普式的交易:将经贸与朝核挂钩。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学术界对其交易艺术研究颇多,并抱以一定的期望,即非意识形态化的特朗普政府是可以做交易的。
第三,特朗普访华的经贸成就。2017年11月,特朗普顺利访华,在享受了极高规格的待遇后,又带回了高达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利益收获巨大,向国内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获得了外交上的“成就”。
总体而言,2017年中美经贸摩擦被暂时搁置,而后在2018年至今成为最为核心的冲突议题,体现了美国战略需求下不同议题的优先顺序的变化。
(三)现实竞合的沟通
2017年成为朝核问题转折的关键性一年。特朗普就任后,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安全的优先考虑项,改变奥巴马的接触政策,转为极限施压政策,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高压,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器。事实上,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于朝鲜核试验所展示的技术进展以及危害能力突破已进行了各项应对策略评估,但由于地面入侵难以确保免遭核报复,以及奥巴马将去核作为谈判先决条件,朝核危机已是日益紧张与升级。
第一,特朗普对中国作用的高度期待。由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对于特朗普执政成就的重要性,特朗普在2017年对于朝核问题的相关言论不断,试图改变朝核局面。一是相关的战争言论上升,比如4月航母作战的言论,8月扬言对朝鲜进行“火与怒”的战争,9月在联合国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火箭人”等。加之美韩的军事同盟演习,金正恩的对等导弹试射升级,2017年朝鲜半岛战争风险极大上升。在对朝鲜施加影响力方面,特朗普对中国的角色给予了高度期待,认为中国对朝鲜存在极大的影响力。他在“推特”上发言,认为只要中国愿意发挥作用,朝鲜肯定会妥协和就范。但实际上,特朗普的高度期待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同时也是一种过高的估计。
第二,朝核议题成为中美战略沟通的核心问题。在2017年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朝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双方在首脑通话、首脑会晤以及战略对话过程中,将朝核问题及双方态度作为核心议题,陈述双方在朝鲜去核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利益,强调对朝鲜制裁的重要性,特别是特朗普一再强调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在4月海湖庄园的首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长时间地、深入地向特朗普陈述朝核问题由来及其复杂性以及中国角色的复杂性,力图让特朗普形成对于朝核问题复杂性的正确认知。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需求。2017年特朗普与中国战略沟通的重要内容就是获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合作。特朗普希望中国发挥更为重要的对朝影响力,即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制裁朝鲜,逼迫朝鲜去核。这种战略需求一方面使得特朗普倚重中国,因此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的矛盾和冲突并未显现;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试图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支持,作为换取美国在经贸、汇率等问题上缓和的条件。特朗普多次表态,如果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支持美国,那么美国可以与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经贸协议。在2017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后,特朗普抱怨中国对朝制裁决心不够,以此试图获取在战略对话中的要价。
2017年,特朗普政府重点优先解决朝核问题,但所面临的困难较多,因此对中国的角色和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这种战略上的需求,加之特朗普决意通过朝核问题的突破作为自己的外交建树,这就决定了2017年中美战略沟通中美国对华意图的呈现受到极大的制约,因为特朗普政府有求于中国。反之,随着2018年初朝核危机的缓和,特朗普对于中国的战略需求下降,因此经贸、台海和南海、意识形态等纠纷重新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重点议题。美国朝野对华负面战略共识以2018年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对华政策演讲为代表,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全面转向竞争,尽管并非意味着直接遏制与敌对关系。
(四)现实竞争的沟通
中美战略沟通的具体议题包括多方面,既有总体上战略意图的澄清,也有相关议题上双方政策的协调。就具体政策而言,除了上述重要的经贸议题之外,2018年台湾问题、南海议题以及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等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而这些议题均没有成为2017年中美战略沟通的核心问题。其基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议题选择具有较强的策略性,从其战略需求和国内压力出发,如上文所述,2017年朝核危机的升级成为美国首要的国家安全威胁。
第一,对华议题的优先选择受到朝核问题的制约。从2017年朝核危机的事态来看,总体上的进程是随着美国极限施压的推行,朝鲜对等报复,到年底朝核危机逼近战争的风险日益巨大。特朗普也将朝核危机的解决作为上任后头等国家安全大事,在与中国的战略沟通过程中,一直试图获取中国的积极战略协助。在此重要的战略考虑下,特朗普及其政府对华的议题设置自然是由对朝需求占据主导,而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都在2017年受到一定的压制,并没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问题。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之后,2018年初朝美的试探性缓和姿态得到双方的积极回应,朝核危机的战争风险急剧下降。
第二,领导人友谊的策略性考虑。特朗普喜好与领导人直接沟通交流,因此,中国也报之以对等的沟通渠道,即领导人之间的电话、通信、会晤等形式,保持密切的战略沟通。特朗普高度赞誉习近平主席,并强调领导人个人间的良好情感关系、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基于对特朗普式的谈判风格以及交往关系的考察,特朗普个人私人关系的建立是服从于双边关系建设和利益博弈需要的。因此,出于策略性考虑,维护与中国领导人的良好个人关系,加之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在2017年良好领导人交往氛围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全面出手,没有在安全和经贸领域展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第三,战略需求下降与国内政治推动的结合。2018年3月初特朗普在“推特”上贸然改变口风,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与金正恩可以会晤。特朗普这种不拘一格的外交风格,是对朝鲜方面对话信号的积极回应,由此促成了2018年6月11日“金特会”。虽然美朝缓和,但朝鲜去核的道路仍非常艰巨,不过朝核危机所带来的战争风险与美国困难抉择的压力已大大下降,由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也相应下降。在此战略需求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传统的对华强硬势力以及在台湾议题、南海议题、边疆和人权议题等方面强势的势力积极活动,特朗普也顺势在此多个领域全面开展对华竞争,由此2018年初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初步形成。
四、战略意图类型与中美战略沟通的成效
通过对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中美战略沟通的理论和案例分析,就成效而言,本文总结如下:总体来说,中美战略沟通取得了具体的成效,比如沟通机制的确立,包括领导人的电话、通信和会晤机制,中美四个战略对华机制的升级等;在相关敏感议题上保持了美国对华政策与表态的稳定,比如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总体上,2017年的中美关系比预期发展得好,当时有学者形容是低开高走态势,甚至乐观预期超过奥巴马时期。但是,随着2017年底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华战略竞争对手定位的出台,2018年中美的全方位战略竞争态势加剧,双方在台湾议题、经贸冲突、南海问题、边疆民族问题、人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领域的冲突迹象日益明显,而且呈现出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态势。总结2017年中美的战略沟通,可以获得如下的规律性启发。
第一,特朗普自身的个性与偏好很重要,但不是居于核心的决定因素。执政初期,特朗普的独特经历和个性使得他个人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甚大,因此对于他个人因素的关注成为研讨中美战略沟通的重点。
第二,领导人与国内政治需求的匹配甚为重要。从国内政治压力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战略竞争与沟通受到国内政治的极大影响。举例来说,虽然2017年中美领导人交往较为顺利,特朗普对华的友好与理解姿态也较为明显,但面对国内政治的压力时,他保持着与国内政治高度一致的姿态。自2015年美国国内战略界对华战略大辩论,到2017年左右已形成超越党派的高度共识,即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必须对华强硬,开展全方位的竞争。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受到对华战略需求的极大制约。从积极成效来说,中国在相关政策底线如台湾问题、美国对华遏制等政策表态上获得了美国的积极承诺。2017年美国没有在经贸、台湾、南海和边疆等问题领域持续发难,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需求较大,即特朗普需要中国在朝核危机上全方位配合并支持,实施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政策。
第四,中美战略沟通的结构性制约。中美战略沟通的成效的取得,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具体的沟通技术、技巧与细节,而在于宏观与战略上双方结构性差异的认知及其协调,这种因素占据主导位置。
特朗普时期的中美战略沟通的案例比较分析,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战略需求与领导人因素相结合的典型案例。在中国的积极作为成为常量的情况下,中美战略沟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三种因素的结合尤其是匹配程度所决定的。由此带来的启发是,中国必须具有影响美国国内与需求的能力,才能取得积极的沟通效果。
五、结语
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难题是双方的战略互信问题,即双方对于彼此的战略意图存在诸多的误解和误判。
首先,从理论价值来看,本文分析考察了战略沟通过程中领导人与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及其机制问题。传统上关于战略沟通的研究一般聚焦于具体的信任、战略意图的认知差异问题,但没有系统研究领导人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而且大多强调领导人的重要性,或者沟通技术、谈判细节、战略文化等因素的作用。
其次,本研究对于进一步研判中美战略沟通的推进因素有一定的实践价值。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的具体过程,以及对华负面战略定位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国内政治是决定性因素,这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中美战略沟通中首脑外交起基础性的引领作用,但其作用不可给予过高期待。
最后,需要塑造中美共同应对的战略任务。从2017年的案例可以明显看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利益的部分一致性,对于美国对华的战略意图判断以及全方位战略竞争的态势具有相当的抑制作用;而随着朝美关系的缓和,这一共同战略任务及其需求的减弱,使得美国对华负面战略定位及其竞争进一步加剧。因此,未来如何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探索中美的共同合作与安全应对机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进一步而言,在美国转而确立比中国更为紧迫的对手甚至敌人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及战略沟通的空间和成效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