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立志"让美国再次伟大"，退出或者威胁退出了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①无论是实际退出还是威胁退出，都使美国的战略信誉（strategic credibility）急剧下降。一个国家的战略信誉下降，会使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比如法国国防部长弗洛伦斯·帕尔丽（Florence Parly）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先后明确表示对美国能否履行北约的安全承诺感到担忧。^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特朗普自损信誉的对外行为的战略效应时，可以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美国战略信誉的下降对美日、美韩同盟的冲击小，对北约的冲击大，美日、美韩同盟的弱化程度小，北约的弱化程度大。由此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战略信誉的下降对不同的同盟影响不一样？

同一因素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影响是正常的，但这种不同影响背后的深层原理是什么则值得深究。现有的同盟理论无法对这一现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原理展示。比如"威胁均衡理论"通过同盟面临的外部共同威胁来解释同盟的形成与解体，但无论是北约还是美日、美韩同盟，其面临的威胁在特朗普上台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北约面临的威胁和美日、美韩同盟面临的威胁哪个大很难判断。本文将从盟主战略信誉以及同盟结构这两个变量出发，构建解释同盟弱化的理论逻辑，在解开以上困惑的同时，试图为学界同仁理解战略信誉的可能影响及其发挥影响的条件提供参考。

以下本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已有同盟研究的解释逻辑，讨论其能否解释以上提出的研究困惑。第二部分讨论本文最核心的概念———信誉和战略信誉的概念，并探讨国关学界对战略信誉的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构建同盟弱化的解释逻辑。同盟关系有时强化有时弱化，它的动态变化是一种常态，而同盟的形成和同盟的解体则相对属于极端的案例。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同盟的形成和解体，对于同盟弱化这一程度变化的现象则没有成体系的理论予以解释。本部分所构建的同盟弱化的解释逻辑希望填补这一空白。第四部分通过考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在哪些事情上自损信誉而又在哪些事情上信守承诺，比较美国的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以及亚太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反应，从而验证本文所构建的理论逻辑。第五部分得出结论，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并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

已有的同盟研究，核心关注同盟的形成、同盟的管理以及同盟的战争或和平效应，其次关注同盟的解体，而关注同盟弱化这种程度变化的几乎没有。从已有的关于同盟的形成、同盟的管理特别是同盟的解体的研究中可以推导出一些可能的解释，以下将讨论其是否能够解释以上的现象。

威胁变化说。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安全，即保证自身的生存。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可以为国家提供安全，所以国家只能自助。国家有两种保证自身安全的方式，一是增强自身的实力，二是寻找盟友。当一个国家面临威胁时，它倾向于与对自己威胁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去制衡对自己威胁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组成同盟的目的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制衡外在的共同威胁。^①如果外在共同威胁消失或者降低，国家对同盟的安全依赖要么消失，要么程度降低。国家维持同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战时履约的风险以及平时政策协调导致的政策自主性的降低^②，因此国家有动机弱化同盟。

威胁变化说可以解释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2016年6月30日上台后初期美菲同盟的弱化。杜特尔特上台后发起的禁毒战争遭到了美国的严厉批评，促使其寻求弱化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进而使其担心受美国支持的菲律宾军队可能发动政变推翻他的统治。^①这意味着杜特尔特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从阿基诺政府认定的中国对其所谓的"南海主权"的威胁，转变为美国对其政权安全的威胁。这一认知的改变导致了美菲同盟关系的弱化。但威胁变化说不能解释美日、美韩同盟以及北约的弱化，因为后者所面临的共同的外部威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同样，它也无法解释美日、美韩同盟弱化的程度和北约弱化的程度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美日、美韩面临的威胁与北约盟国面临的威胁相比，谁大谁小无法判断。

实力变化说。笔者先前的一项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的程度，既受上述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大小的影响，也受自身实力的影响。当一个国家自助能力足够强大，能够独自应对所面临的威胁时，其维持同盟只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安全余量，同盟对其来说不是生死攸关的，因此，同盟对其的效用就比较低；而当其自助能力不足时，如果同盟实力达到了制衡门槛，则同盟对其来说不但是生死攸关的，而且在与其结盟的国家的实力不变的情况下，结盟带来的安全余量效应也大于前一种情况中的安全余量效应；当其自助能力不足时，同盟实力仍然达不到制衡门槛，则同盟对其来说就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加入同盟既不能有效威慑对方的侵略，也不会给其带来额外的安全余量。^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家自助能力强弱影响国家从同盟中获得的收益，进而影响同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对于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实力越强，其自助能力越大，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越低，同盟弱化的代价越低，同盟弱化的程度越高。此外，在不对称同盟中，如果弱国实力增长较快，其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就会降低，进而导致主导国的主导能力下降，无法对弱国进行强制，这也可能导致同盟弱化。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近三年中，美国盟国的实力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无法解释美日、美韩同盟和北约的弱化。当然从盟国与美国的实力不对称程度上看，美日、美韩同盟和北约是存在差异的：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实力不对称的程度高，北约盟国与美国的实力不对称的程度低。因此，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实力不对称作为同盟结构影响同盟弱化的一个中间变量，可部分解释同盟弱化程度之间的差异。

制度化程度说。沃尔特以及茜莱丝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制度化水平高的同盟拥有比较成体系的组织网络，会产生一大批个人前途与同盟存亡息息相关的官员，进而形成一个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倾向于让同盟永远维持下去。^②而且，随着同盟持续的时间越长，制度化水平越高，这样的利益集团就越多，希望同盟永远维持下去的人数也就越多。而同盟弱化的程度越高，同盟解体的风险就越大，因此，这个利益集团要么会阻止国家弱化同盟的行为，要么在弱化同盟的行为出现时，会积极采取措施去抵消国家采取的行为带来的弱化效应，从而使得制度化水平高的同盟更不容易弱化。

沃尔特还提出同盟制度化水平越高，同盟的适应性就越强；同盟的适应性越强，同盟就越不会弱化。同盟的适应性增强首先是因为随着同盟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同盟可能扩展了新的功能，并使其功能多样化，这样即使原先建立同盟的条件弱化，比如说外部威胁降低，同盟也不会趋向弱化。其次是因为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同盟内部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也更加灵活，更能够对新的外部变化做出反应。^①因此，即使外部威胁发生变化，同盟也能够适应，从而避免弱化。

制度化程度说认为，制度化程度高的同盟弱化的可能性低，反之则弱化的可能性高。如果是这样，那么美日、美韩同盟弱化的程度应该高于北约，因为北约的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美日、美韩同盟。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是，北约的弱化程度相对高于美日、美韩同盟。而且这种解释也同样无法说明美日、美韩同盟以及北约的弱化，因为特朗普执政近三年来，美日、美韩同盟以及北约的制度化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体制类型说。威廉·里德（William Reed）、库尔特·泰勒·高巴茨（Kurt Taylor Gaubatz）、布雷特·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和布尔库·萨文（Burcu Savun）、斯科特·本尼特（Scott Bennett）以及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等人考察了民主制度和同盟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是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容易持续，而非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容易解体。^②这一结论有两个解释范式：首先是理性主义解释范式，按照这种解释范式，民主国家的同盟更稳固的原因是其建立在一种利益计算的基础之上。第一是单位层次的解释逻辑。因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承诺更加持久^①，它们拥有更好的声誉，使得双方对于同盟信誉（credibility）更有信心^②，所以同盟就更不容易弱化。第二是领导人个人层次的解释逻辑，认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面临强大的国内制度约束。由于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的结构性限制，内部高度制度化的决策机制对政府具有强大的约束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发现他们更难以对已有的政策进行更改，所以很难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作出退出或弱化同盟这样的机会主义反应。而且当领导人个人为了维持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时，他们也更倾向于在外部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③，而不是弱化动摇已有的同盟。因此，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加稳固。

其次是反思主义（reflectionist）即建构主义的解释范式。依据这种范式，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更不容易解体首先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法治（rule of law）规范。^④因为民主国家之间签订的盟约和所作出的国际承诺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且有些已经通过国内政治程序变成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拥有法治规范的民主国家将会遵守原先的盟约和国际承诺，所以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可能维持。其次是民主国家同盟将他们的国内规范外化，创建了多元安全共同体^⑤，从而使得民主国家联盟更容易维持。但是体制类型说既无法解释美日、美韩同盟与北约弱化程度的差异，也无法解释它们的弱化，因为它们都是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而且体制状态也没有发生变化。

总之，以上从已有同盟理论推导出来的解释逻辑，既无法解释美日、美韩同盟和北约同盟弱化本身，也无法解释美日、美韩同盟弱化和北约同盟弱化程度上存在的差异。

在正式构建本文的同盟弱化理论的逻辑之前，笔者想先重点讨论一下该理论的核心自变量———信誉以及战略信誉的基本含义，然后讨论学界已有的关于战略信誉的研究。

信誉（credibility）本身不是一个新概念，对于信誉的讨论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概念不新，但信誉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信誉都有深入的讨论。他们对信誉的基本含义有一个大概的共识，那就是信息在受众心里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或者可信度（believability）。^①具体来讲，信誉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信息本身的信誉（message credibility），二是信息来源的信誉（source credibility），三是信息与受众已有知识（prior knowledge）的契合程度。^②见图1。

信息本身的信誉主要受信息主题和信息质量的影响。对于无关紧要的信息主题，受众可能更容易相信，因为即使相信错了影响也不大。而信息质量则包含信息的具体程度、信息的可证实性以及信息本身的说服力。信息本身的说服力考察的是信息是否逻辑自洽，而具体程度和可证实性则关系到信息能否用经验事实证实。越能够被经验证实、逻辑越自洽，信息的质量就越高，其可信度也越高。^①信息来源的信誉则受到信息来源本身的专业性（expertise）、声誉（reputation ）、可靠性（reliability）以及受众对其的情绪（emotion）的影响。信息来源的专业性越强、声誉越好、可靠性越高，信息来源的信誉就越高，其发出的信息的可信度也越高。^②受众对信息来源的情绪对信息的影响是有方向性的：与情绪一致的信息，其可信度会得到强化，反之则会弱化。也就是说，受众对信息来源的情绪越正面，则信息来源发出的积极信息的可信度会越高，消极信息的可信度会越低；而受众对信息来源的情绪越负面，则信息来源发出的消极信息的可信度会越高，积极信息的可信度会越低。此外，受众在判断信息的可信度时，经常依据自身的已有知识。信息与自身已有知识的契合度越高，其在受众那里的可信度就越高。

本文关注的是特朗普自损信誉的行为对美国向其同盟做出的保护承诺的信誉的影响。特朗普对美国战略信誉的损害不仅仅体现在其退群行为对美国的可靠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行为所引起的对他个人甚至美国的负面情绪。如上文所述，这种负面情绪对信誉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它虽然会增强其威胁承诺在对手心目中的信誉，但会损害其保护承诺在盟国心目中的信誉。因此，美国的盟国对特朗普的负面情绪无疑会削弱美国的战略信誉。

依据以上的讨论，战略信誉可定义为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所做出的安全承诺的真实性的相信程度。战略信誉是安全承诺这一特定信息的可信度，以上对信誉的一般化讨论都适用于战略信誉。上文谈到战略信誉受到信息来源本身的专业性、声誉、可靠性以及受众对其的情绪的影响。对于战略信誉来说，信息来源本身的专业性指涉的是国家的实力，而声誉和可靠性则指涉的是国家的决心，受众情绪指涉的是受众对其实力和决心的认知。这和已有的关于威慑承诺信誉和同盟承诺信誉的论述相一致。^①需要强调的是，战略信誉不仅仅受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行为的影响，其他领域的行为同样会影响其战略信誉。比如，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或者气候变化领域的不信守承诺，会让人怀疑其能否信守在安全领域所做出的承诺，只是这种影响不如安全领域的明显。

判断一个国家战略信誉的高低主要依据两个一致性，一是前后一致，二是言行一致。前后一致实际上就是信息本身的逻辑自洽，它决定了信息本身的说服力，进而影响信息本身的可信度。因此，前后信息的不一致、立场的变动会损害一个国家的战略信誉。二战前，苏联在谋求联合英法对抗德国时，通过共产国际指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法西斯是最大的敌人，不要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而当其联合英法失败，与德国达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又向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传递相反的信息，即西欧国家政府的威胁更大，法西斯德国没有那么危险。等德国入侵苏联后，它传递的信息又变成：法西斯德国的威胁更大。苏联提供的信息前后自相矛盾，引起了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对其战略信誉的怀疑。^①

言行一致实际上就是履行承诺，不管这种承诺是威胁承诺还是保护承诺。^②阎学通把战略信誉直接定义为信守承诺和言行一致的程度。^③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对战略信誉的定义范围相对较窄，他直接把战略信誉界定为安全保证的可靠性^④，只包含保护承诺，并且把可靠性等同于战略信誉。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以及承诺的可靠性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言"就是所做出的承诺，而"行"就是是否履行承诺。根据已有研究，同盟的可靠性就是指盟友是否履行同盟条约中所做出的安全承诺。^⑤

这里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可靠性（reliability）、声誉（reputation）与信誉（credibility）的联系与区别。它们的联系如上文所述，可靠性和声誉会影响安全承诺信息来源的信誉，进而影响战略信誉。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可靠性和声誉针对的是行为体过去的行为，而信誉针对的是行为体未来的行为。可靠性是对行为体过去履行承诺行为的度量，而声誉本身是指行为体过去的行为模式^①，只是声誉的概念范畴大于可靠性，可以包含可靠型声誉（reputation for reliability）、决心型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等等。

本文所讨论的战略信誉特指国际战略信誉，因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信守承诺的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战略信誉和国际战略信誉是不一样的，本文关注的是国际战略信誉。如上文所述，国家的行为对威胁承诺和保护承诺的信誉所带来的影响在方向上是不同的。国家的行为对国际战略信誉和国内战略信誉的影响方向也可能不同，虽然也有可能相同，这取决于其行为的性质。比如，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他落实"美国优先"的政策会提高他在国内的战略信誉，但是会降低他在国际的战略信誉。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国内的战略信誉越高，国际社会就越相信他不再想在国际上承担领导的角色，其国际战略信誉就越低。此外，阎学通提出国家言行的内外一致性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当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宣扬一套价值理念，而在国内实施的是另一套价值理念时，国际社会就会怀疑其前面那套价值理念的可信度，从而影响该国的国际战略信誉。^①

最后需要强调一点，信誉（包括战略信誉）是自我（self）和对象（target）互动的结果，因此具有社会性特征，用建构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②至于自我和对象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战略信誉则不在笔者关注的范围之内。

战略信誉对于国家（包括对国家维持同盟来说）至关重要，这对于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美国总统经常把确保美国的战略信誉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的理由。^③比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呼吁国会援助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时明确警告："如果美国不能在中美洲保卫自己，我们就不能指望在别的地方取得胜利。那样我们将丧失战略信誉，进而导致我们的同盟体系崩塌。"^④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呼吁美国参与实施"代顿协议"时也说："美国必须是参与行动的关键一方。如果我们不去，北约就不会去……已经造成众多伤亡的这场冲突，就会像毒药一样弥漫开来……吞噬欧洲的稳定，侵蚀我们和欧洲盟国的伙伴关系。我们的领导承诺也会遭到质疑。"^①

战略信誉对于同盟来讲至关重要，但是有关同盟的文献对战略信誉的讨论很少。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主要是研究威慑的学者关注战略信誉即威慑的可信度问题，比如，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认为威慑的可信度既依赖于威慑方的实力和决心，也依赖于对方对其实力和决心的认知。^②威慑理论关注的是威胁的承诺信誉（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这仅仅是战略信誉的一种。谢尔盖·斯莫尔尼科夫（Sergey Smolnikov）则关注权力的信誉（credibility of power），他提出国家在实力相对下降的阶段将会采取似乎不太合理的外交政策来强化自身权力的可信程度，因为在实力相对下降的阶段，权力的信誉更容易遭受质疑。^③阎学通所创立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是系统论述战略信誉的影响的最新学术成果，他提出战略信誉作为国际道德的最低标准，是大国建立国际权威（authority）的前提，而权威、实力和权力构成了国际领导力的三个来源。阎学通认为战略信誉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领导力的持续时间正相关，对于崛起国建立国际领导力从而实现领导权的转移至关重要。^④

在屈指可数的几篇有关同盟信誉的文献中，有两篇讨论的是影响同盟信誉的因素，有两篇讨论的是同盟信誉的战略效应。詹姆斯·D．莫罗（James D. Morrow）讨论了同盟信誉的来源。他批评了已有的认为国家履约是为了避免声誉损失，因此同盟信誉来源于对声誉损失的担心的观点。莫罗提出国家不履约或履约失败会损害声誉，但不一定会损害同盟信誉，比如，美国从越南撤军的行为没有损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保护西欧免受苏联入侵的信誉。莫罗认为，同盟承诺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同盟可以作为一种盟友之间共同利益的信号，使得承诺对于自己的盟友和对手而言都是可信的，这才是同盟信誉的来源。简而言之，同盟信誉来源于对盟友之间共同利益的相信程度。^①而杰西·C．约翰逊（Jesse C. Johnson）和斯蒂芬·乔伊纳（Stephen Joiner）则发现同盟成员国的实力发生重大变化时，同盟信誉就会降低，因为已有研究表明，同盟成员国的实力发生重大变化时，同盟可靠性就会降低，其他国家观察到这种实力变化就会对同盟成员国履约持怀疑态度。^②

研究同盟信誉战略效应的文献关注的一是其对同盟形成的影响，二是其对同盟解体的影响。迈克尔·C．霍洛维茨（Michael C. Horowitz）、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和艾伦·C．斯塔姆（Allan C. Stam）讨论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信誉对其加入新同盟的影响，他们认为信誉高的国家更有可能参与新同盟^③，其结论基本和研究国家声誉对组成新同盟的影响的文献相似。^①这从逻辑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因为如上文所述，国家的声誉会影响到国家的信誉，这两者是高度相关的。

沃尔特则讨论了同盟信誉对同盟解体的影响，他认为同盟成员国对同盟信誉的怀疑来源于其对同盟履约能力和意愿的怀疑，而这种对同盟信誉的怀疑会导致同盟解体。^②沃尔特只是简单地从逻辑上推演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理论构建和经验验证。但从逻辑上说，同盟解体是个非常极端的现象，需要非常极端的信誉丧失才可能促成。沃尔特所列举的例子也都是极端的例子，比如第一次反法同盟在战败后的解体。同盟战败意味着同盟信誉的彻底破产，尤其是同盟实力信誉的彻底破产。同盟战败后，留在同盟里没有收益，留下的代价可能是引起同盟所针对的国家的武力打击，这样做的成本太过巨大，同盟解体顺理成章。但是简单的战略信誉下降不会导致同盟解体，特别是当这种战略信誉下降不是因为对同盟的实力没有信心，而只是对盟友履约的意愿没有信心，这样的战略信誉下降更可能只导致同盟关系的动摇。

通过以上的讨论，首先，我们明确了信誉和战略信誉的概念。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战略信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充分。因此阎学通所创建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套解释体系里领导权变迁的新理论，还在于为国际关系学界重新引入了战略信誉这一重要的研究议程。

以下笔者将用战略信誉和同盟结构这两个变量构建同盟弱化的解释逻辑。行为体的行为往往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动机，一是能力。盟主的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方式将会影响其盟国弱化同盟的动机，同盟结构则既会影响盟国弱化同盟的动机也会影响其弱化同盟的能力，而动机和能力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同盟弱化的程度。在正式构建同盟弱化的理论之前，笔者将先简单讨论一下同盟结构和同盟弱化的概念界定。

同盟结构是指同盟的组织形式，包括同盟的参与方结构和制度结构。同盟的参与方结构主要是指参与方的多少、权力分布和地区分布。参与方的数量决定同盟是双边同盟还是多边同盟，参与方之间的权力分布决定同盟是对称同盟还是不对称同盟，而参与方的地区分布则会决定同盟是地区性同盟还是全球性同盟。同盟制度结构则包括其具体的制度设计以及其总体的制度化水平，在这两者中制度化水平是更重要的指标。本文将只关注同盟参与方结构中的参与方的数量，这并不意味着同盟参与方结构中权力分布和地区分布以及同盟的制度结构特别是制度化水平对于同盟的管理或者同盟的维持不重要，而仅仅是因为如上文所述，同盟的制度化水平、同盟的对称性以及地区分布本身无法解释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现有的关于同盟研究的文献有许多关注的是同盟结构选择的原因，比如研究美国的欧洲同盟体系与亚太同盟体系存在不同结构的原因。^①也有文献关注同盟结构的效应，比如同盟的对称性对同盟的管理或者维持的影响。^①但尚未有文献关注同盟是双边还是多边对同盟弱化这种同盟关系程度变化的影响。

同盟弱化是指同盟成员国寻找替代性的同盟安全保障方式的言行对盟友的挑战程度。同盟形成和同盟解体都相对比较好界定，同盟形成基本上可以双方是否签署了正式盟约为判断标准^②，同盟解体则以双方是否有明显的违约行为或者提前结束盟约的明确表示为判断依据。^③而作为中间状态的同盟弱化，作为一种程度变化而非性质变化的状态，则相对比较难判断。笔者将通过盟友的言和行这两个维度及其对抗程度来做判断。对抗性行动的挑战程度高于对抗性语言，而对抗性语言的挑战程度高于安抚性语言，安抚性行动的对抗性最低。因此，出现了对抗性行动则同盟弱化的程度最高，对抗性语言次之，安抚性语言再次之，而安抚性行动则说明一方完全妥协，同盟基本没有弱化。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妥协的同盟，从逻辑上来说比双方都没提出要求之前还是有所弱化的，因为双方发生过分歧和利益再分配。而只要是利益再分配就会有一方遭受损失，其同盟成本就会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对同盟的效用判断也会降低。^④

如上文所述，战略信誉是否下降决定了是否发生同盟弱化。但是，这种弱化效应的强度则受战略信誉的下降领域和下降方式的影响。首先，盟主战略信誉的下降领域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战略信誉在重要性高的问题领域下降，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较大；战略信誉在重要性低的问题领域下降，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较小。问题领域的重要性程度依据的是其与国家生存的关系，两者的关系越紧密，则重要性越高。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把国际关系问题的领域分成了两类———高位政治（high politics）和低位政治（low politics）。高位政治领域指的是军事、安全和外交领域，低位政治领域指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①显然，高位政治领域与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相关，该领域中事务的重要性高；而低位政治领域则和国家的经济福利等相关，该领域中事务的重要性相对没那么高。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和阎学通也认为行为体的利益具有层次性：安全和生存利益是行为体的首要利益，国家只有保证了基本的生存后才会去追求经济等相对次要的利益^②，也就是说，高位政治领域事务的重要性高于低位政治领域。因为不同问题领域的事务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一样，高位政治领域的重要性高于低位政治，所以盟主所做出的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高位政治领域，则给盟国带来的利益损失大；如果发生在低位政治领域，则给盟国带来的利益损失相对较小。盟友遭受利益损失，就会有一种被剥夺感即绝对被剥夺感。利益受损越大，被剥夺感越强。

除了受盟主战略信誉下降领域的影响，这种被剥夺感也受盟主战略信誉下降方式的影响。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主要看其自损信誉的行为是否针对特定盟国，无论这种针对性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主观针对性指的是盟主明确表示伤害只针对特定盟国，客观针对性指的是盟主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客观上这种伤害只针对特定盟国。如果无特定针对对象，则盟国都会普遍感受到盟主的行为带来的利益损失，大家就都会有一种绝对被剥夺感。可是如果盟主自损信誉的行为具有特定的针对对象，则这个被针对的盟国不但会有绝对被剥夺感，还会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①，即在比较自己的损失和其他盟友的损失时，因为自身损失更大而感受到的一种被剥夺感。这种情况下，被针对盟国的利益受损感知更强烈，其不满程度更高。比如，美国在低位政治领域既损害北约盟国也损害日韩等盟国的利益，而在安全上基本只对北约盟国造成损害，就会加深北约盟国的利益受损程度感知。因为美国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北约的绝对被剥夺感，即绝对的利益受损程度更大；而且也增加了北约的相对被剥夺感，即与日韩等盟国相比感觉受损更大而带来的额外被剥夺感。

盟国的被剥夺感会影响到其采取反制行为的动机，进而影响到其所采取的行为的激烈程度。盟国受损程度越高，被剥夺感就越高，采取反制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采取反制行为的激烈程度越高，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行为体拥有一种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倾向，当面临损失时，行为体更加愿意承担风险，采取行动试图挽回损失。^①从国家的层面来看，面临损失时，国家愿意采取更加冒险的政策，损失越大采取的冒险行为的强度越大。由此可以推断，国家面临盟主自损信誉的行为所施加的损失时，愿意冒风险去挑战盟主以便减少或挽回损失。盟主带来的损失越大，国家对盟主发起挑战的动机就越强烈，其挑战言行的激烈程度也就越高，从而使得同盟弱化的程度也越大。

这种推断不但得到了前景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关系有关内战研究以及冲突心理学的呼应。内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争论就是内战的爆发到底是因为族群的贪婪（greed）还是怨恨（grievance）。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尼尔斯·B．魏德曼（Nils B. Weidmann）和克里斯蒂安·斯克雷德·格里蒂奇（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认为内战是由怨恨引起的。他们提出族群在政治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会使其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从而产生怨恨情绪，进而导致其发起反叛这种风险巨大的行动。^②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对盟主自损信誉行为的挑战性言行的本身就是对盟主的某种反叛或抵抗，而这是由盟主自损信誉的行为给其带来的损失所引起的某种怨恨导致的。怨恨越深，反叛的动机和行动就越激烈。

总之，盟主战略信誉的下降领域和下降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利益受损越厉害，盟国的绝对被剥夺感就越强烈。盟主战略信誉的下降方式越具有针对性，盟国不仅会有一种绝对被剥夺感，还会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根据前景理论、内战研究和冲突心理学，盟国的被剥夺感越强烈，其愿意冒险采取抵消行动的动机就越大，抵消行动的挑战性也就越强，从而使得同盟弱化的程度也越高。

最后重申一点，笔者仅仅讨论盟主对盟国保护承诺的信誉，而不考虑盟主对同盟共同敌人的合作承诺的信誉。因为盟主对同盟共同敌人的合作承诺的信誉下降，对于盟国来说可以降低其被抛弃的风险，盟国自然不会对这种战略信誉的下降做出消极反应。笔者讨论的是，同样是保护承诺信誉下降，为何对不同的同盟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其次，对于同盟中利益没有受到盟主战略信誉下降损害的其他盟国来说，其对盟主履行同盟承诺的预期同样会下降。这些盟国也可能会有所反应，但它们反应的激烈程度一定比利益受到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直接损害的盟国要弱，本文也不讨论这种情况。本文讨论的是：盟主战略信誉下降使盟国的利益受损，为何有些盟国的反应强烈而有些温和，进而出现了同盟弱化程度不同的现象？^①

下面讨论同盟结构对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影响。如上文所述，同盟结构的概念本身比较宽泛，笔者在本文中只考虑同盟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同盟结构首先会影响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进而影响盟国反制的动机。根据同盟效用理论，同盟的维持与否取决于同盟对于其成员国来说是正效用的还是负效用的。当一个同盟对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即不但具有威慑效应而且还有安全余量效应时，那么即使做出战略牺牲、承担更高的成本，同盟对国家也具有正效用或者具有正效用的可能性更高，同盟不会解体或者解体的可能性低。当一个同盟对国家来说不是生死攸关的，即只具有安全余量效应或者甚至无安全收益时，国家愿意为维护同盟做出战略牺牲的可能性低，因为承担战略牺牲这样的高成本很可能使得同盟具有负效用，从而使得同盟解体。^①

同样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同盟弱化的行为，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和盟国的反制动机负相关，也就是说与同盟弱化的程度负相关。当一个同盟对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且不可替代时，维持同盟对于盟国有较大的安全收益，承担更大的成本虽然会使同盟的效用变低，但同盟仍然具有较大的正效用，此时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高，即采取妥协安抚的程度高，同盟弱化的程度低。当一个同盟对国家来说并非生死攸关或者国家拥有替代性的安全安排时，这种安排对其来说是一个次优选择，国家承担更大的成本后，其同盟效用将会降低到接近于零甚至负效用。此时，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低，即采取对抗性补救措施的可能性高，同盟弱化的程度高。综上可以看出，国家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越高，其对同盟成本的容忍程度也就越高，对盟主自损信誉行为所带来的成本采取妥协安抚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同盟弱化的程度就越低，反之则越高。

当同盟是双边同盟时，同盟对盟国是生死攸关的，一旦同盟解体，则盟国只能通过自助寻求安全，而这显然是它做不到的，因此双边同盟中的国家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更高。另外，双边同盟中盟主和盟国的实力不对称程度更大，因此相对来说，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不对称依赖更高。正因为安全依赖程度高，所以面对由盟主的不守信用所带来的损失时，国家采取反制的动机较弱，它很可能采取妥协安抚的态度，这时同盟弱化的程度较低。^②而当同盟是多边同盟时，一旦同盟解体，其他盟国可以抱团取暖，组成一个缩小版的同盟来继续为成员国提供安全，虽然这是次优的，但这种次优替代方案的存在也使得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相对较低。^①另外，多边同盟中其他盟国联合起来之后和盟主的实力不对称程度更小，因此相对来说，其他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不对称依赖更低。因为安全依赖程度低，所以面对由盟主的不守信用所带来的损失时，国家采取反制的动机较强，它很可能采取对抗性的反制行动，这时同盟弱化的程度较高。

当然，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盟主对盟国的伤害能力高，因此盟主所做出的同样强度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对其造成的伤害就大，其利益受损程度和反制动机也大。也就是说，安全依赖程度对反制动机的影响是混合的，既有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出现的妥协效应，也有因为实际的利益受损程度高而出现的对抗效应。^②到底哪个效应起作用，则要看条件。如果盟主仅仅把自损战略的行为作为施压的手段，且这种行为是可逆的，则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就会更有动机采取妥协的行为，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如果盟主的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不是施压的手段而是其最终的决定且不可逆，那么盟国无论怎么妥协也不会让盟主回心转意，这时盟国自然没有采取妥协的动机。这种情况下，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受损大，其采取反制的动机自然就大。因为特朗普自损信誉的行为很多都是施压的手段，安全依赖程度高的妥协效应更可能起作用。

同盟结构还会影响到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方式，继而影响到其采取反制行动的能力和动机。如果是双边同盟，盟国只能依靠自己一方对盟主的行为作出反制，鉴于同盟的不对称性，其单独行动时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而如果是多边同盟，盟国就可以联合所有利益受损的国家，以多对一的方式联合反制盟主。联合起来的盟国与盟主的实力不对称程度也就没那么大，因此对盟主的反制能力也相对较强。

以多对一联合反制盟主的方式也会影响到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首先，这种群体性的行动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合法性，因为在同盟内有更多成员的支持。合法性越高，采取反制的动机越强。其次，群体性行动还会带来心理上的风险效应，即所谓的小群体效应。已有的小群体决策研究表明，小群体内部互应机制经常导致人们做出比他们在单独决策时更具风险的决策，一是因为群体当中情感的联系可以降低焦虑感并且使当事人认为风险是分担的，这种责任分担的感觉使得人们不害怕更具风险的决策。二是在群体当中，有高风险倾向的成员更加自信，更有能力说服他人。凭借在群体决策中拥有的更大的影响力，其能引导群体做出符合自身偏好的更具风险的决策。三是人们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经常与自身的风险倾向正相关，这使得人们在群体中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倾向，这也会把群体引向更具风险的决策方向。^①在多边同盟中遭受盟主伤害的盟国在讨论应对方式时可以被看成一个小群体，小群体中的风险倾向也很可能出现。如上文所说，反制盟主本身就是冒险的决策，反制越激烈，风险越大。而风险倾向越强，盟国就越愿意冒险，其对盟主的反制行为也会越激烈。

在此，笔者将简要总结一下从战略信誉、同盟结构到同盟弱化的因果逻辑机制。盟主战略信誉下降与否关系到同盟是否弱化，但同盟弱化的程度则由其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以及同盟的结构共同决定。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影响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继而影响其被剥夺感。高位政治领域自损信誉对盟国利益的损害程度高于低位政治领域，进而给盟国带来的被剥夺感更强。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若具有针对性，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会使得被针对方既有一种绝对被剥夺感，也会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而盟国被剥夺感的程度则会影响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动机。

同盟结构即同盟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首先会影响到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双边同盟的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高于多边同盟，而安全依赖的程度则会影响到盟国对盟主自损信誉的行为采取反制措施的动机。同盟结构还会影响到盟国反制的方式，即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反制。双边同盟的盟国单打独斗，多边同盟的盟国则可以联合反制。盟国反制的方式也会影响盟国反制动机的强弱：如果是单打独斗，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弱；如果是联合反制，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强。因此，双边同盟的反制动机弱，多边同盟的反制动机强。盟国反制的方式还会影响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能力，单打独斗的反制能力弱，联合反制的能力强，因此双边同盟的反制能力弱，多边同盟的反制能力强。盟国的反制动机和反制能力共同决定了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激烈程度，进而决定了同盟弱化的程度。具体参见图2。

沃尔兹认为，要检验一个理论，首先是陈述待检验的理论，然后从该理论中推导出可进行经验验证的研究假设。^①因此，笔者将依据以上所构建的同盟弱化的解释逻辑，引出如表1所示的四个研究假设。

H1：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是高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是有针对性的，同盟结构为多边时，同盟弱化的程度最高；

H2：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是高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是有针对性的，同盟结构为双边时，同盟弱化的程度较低；

H3：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是低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是无针对性的，同盟结构为多边时，同盟弱化的程度也较低；

H4：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是低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是无针对性的，同盟结构为双边时，同盟弱化的程度最低。

以下，笔者将通过考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自损信誉的行为以及其盟国对此的反应来验证以上研究假设，从而对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的逻辑予以验证。只考察特朗普上台后的行为是因为其竞选期间的言行很可能仅仅是选举语言，并未转化成上台后的实际政策，也就不会有实际的政策效应。甚至特朗普在内部讨论时提出的各种想法，如果未作为政策正式实施或者未在正式场合把有关想法传递给对象国，笔者也不会把它纳入考虑范围，因为虽然这种内部想法可能会影响到其战略信誉，但其具体效应很难确定。特朗普在2016年11月8日击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①作为非正统总统，他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退群"的行为。^②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动摇其盟友信心的行为包括退出或威胁退出已有协定，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任意向盟友增加额外关税，以及把盟友当成经济敌人等。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上台后，在白宫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兑现了要在上任的第一天退出TPP的竞选承诺。^③这也开启了特朗普的"退群"模式，随后其接二连三地退出或威胁退出之前所参加的机制。其他美国总统退出或威胁退出某一机制是偶发现象，比如里根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小布什退出反导条约（ABM）^④，而特朗普则把这种退出和威胁退出变成了常态。

2017年4月26日，据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准备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4月27日，特朗普声称他已做好心理准备退出，但因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na Nieto）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致电请求重新谈判，他才对此事作罢。随后，美墨加三国于2017年8月16日开启了谈判进程，但在谈判的不同阶段，特朗普也不时发出要退出NAFTA的声音。^①

2017年4月27日，特朗普威胁有可能废止美韩自贸协定（KORUS）。他称KORUS是个可怕的协议，该协定只对韩国有利，摧毁了美国，本就不应该签订，因此对其要么重谈要么终止。^②其后他又屡次威胁要退出，最终迫使韩国同意重启谈判。^③

2018年3月8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条对钢铝进口是否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进行了调查，依据调查结果，决定从2018年3月23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一举措将主要伤害美国自己的盟国，比如加拿大、韩国、德国还有墨西哥。^①

美国对钢铝征税的行为使得欧盟对其采取了报复措施———对包括威士忌酒、列维服装以及哈雷摩托等价值28亿美元的货物征税。欧盟的这一做法使特朗普于2018年6月22日宣布将对欧盟汽车征收20％的关税。欧盟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5%，其中德国汽车出口最多，占欧盟汽车出口总额的53%，英国第二，占13%。^②

2018年7月15日，特朗普在访问欧洲期间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时被问到"谁是美国最大敌人"，首先提到的是欧盟，他认为欧盟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然后才提到俄罗斯和中国。这是特朗普在即将飞赴赫尔辛基会晤普京前发表的言论。^①

2018年9月6日，特朗普在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詹姆斯·弗里曼（James Freeman）通电话时，暗示日本会是美国贸易战的下一个目标。如果对日本开战，那么日本将成为美国汽车征税的首要目标，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因为与美国的贸易共识而得到暂时豁免。^②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自损信誉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威胁退出同盟或不明确承诺履行盟约的核心条款，二是不顾盟友的反对退出重要的军控协议。2017年5月18日，白宫高级官员称如果北约国家不增加军费开支，特朗普总统将会考虑退出北约。^③ 2018年7月12日，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向北约国家的领导人表明了他的态度，即如果他们不提高军费，美国将会离开北约。^④ 2019年1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证实2018年间特朗普屡次私下表示想要退出北约。^①

2017年5月25日，特朗普第一次参加北约首脑峰会，在北约总部面对北约盟国的领导发表演讲时，临场故意删去明确确认北约第五条条约义务的句子。该条规定对任何缔约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缔约国应单独或集体采取必要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协助被攻击国家。^②这打破了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惯例。虽然后来特朗普多次确认北约第五条，但欧洲盟国对其能否履约依然疑虑重重。^③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不顾其他协议签订方的反对以及盟友的苦苦相劝，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他指责JCPOA允许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假以时日，JCPOA将使伊朗开发出核武器，而且JCPOA没有禁止伊朗发展导弹以及做出危害地区稳定行为的条款。^①

2019年2月1日，特朗普正式发表声明宣布从2019年2月2日起暂停履行《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INF）的相关义务，正式启动为期180天的退约进程。2019年8月2日，INF正式被终止，美国遂于8月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进行了陆基巡航导弹飞行试验。这引起了欧洲盟友的担心，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称欧洲是美国退出INF的最大受害者。^②

2019年10月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森姆（Stephanie Grisham）发表声明，宣布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土耳其即将向叙利亚北部发起军事行动，美国不支持也不参与，美国已经击败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会在叙利亚停留。这意味着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并抛弃了曾与其并肩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为土耳其攻击库尔德武装开了绿灯。^①抛弃盟友的行为本身大大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并且由于美国放行，土耳其攻击库尔德之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可能东山再起。这引起了欧洲的担忧，损害了美国在欧洲盟国眼中的战略信誉。^②

虽然特朗普做出了许多自损信誉的行为，甚至他也私下质疑过《美日安保条约》的不公平———该条约只规定美国保护日本，而没有规定日本保卫美国^①，但其政府仍然基本信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包括确认或履行对地区盟友的保护承诺或战略支持、强化在南海的战略存在以及推行"印太战略"等。

第一，特朗普政府明确确认了《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后的第一次出访就去了日本。2017年2月3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他明确表示美国将和日本肩并肩站在一起。^② 2017年2月4日，在与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时，他公开宣称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因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①《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任何对日本行政管辖领土的武力攻击将危及双方的和平与安全，双方将依据宪法条款与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威胁。^②这是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第一次明确确认这种条约义务。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在安倍晋三访美时与其发表了联合声明，宣称美国将使用所有的军事力量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来保卫日本，美国对此承诺毫不动摇。美日两国领导人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并且声称反对任何损害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单方面行动。^③这个表态和奥巴马政府特别是奥巴马本人所做的表态一致^④，也就是说特朗普遵守了美国对日本的已有安全承诺。

第二，为韩国等盟国提供核保护伞。2017年2月2日，马蒂斯就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韩国，他明确表示美国保护韩国的承诺没有改变，特别是在韩国面临朝鲜越来越紧迫的核威胁时。在和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共同会见记者时，他明确表示："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都将被击溃，任何使用核武器的攻击都将招致有效且压倒性的反击。" ^①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宣称成功引爆了可装载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当天，在与特朗普见面后，马蒂斯在白宫发表声明，严厉警告朝鲜："任何对美国及其领地包括关岛以及盟友的威胁，都将招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特朗普在9月3日晚上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时也明确保证将通过外交、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军事力量等所有手段来保卫美国本土、海外领地以及盟国。^②这种保证和奥巴马时期类似，2009年、2013年以及201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后，奥巴马政府都曾明确表示将为韩国以及其他盟国提供核保护。^③

第三，特朗普政府首次明确确认《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争端引起的冲突。2019年3月1日，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强调："任何在此海域（南海）针对菲律宾军队、飞机或公共船只的武装攻击，都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④这种保证超过了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后美国所做出的安全保证。美国当时与菲律宾在靠近中国南海的海域屡屡举行演习，但没有出面明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有关条款覆盖南海地区，只是对于菲律宾宣称的"攻击菲律宾武装力量将启动美菲安保条款"不做澄清以形成威慑。^①

第四，特朗普政府坚持了对台湾的战略支持。特朗普在2018年3月16日签署了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要求台美各级官员互访，强化联系。^②同时，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也在国会审议的过程中要求国务院提交其落实情况报告，同时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③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总共批准了4次对台军售，2019年8月16日更是为价值80亿的对台军售———66架F-16V开了绿灯。^④最后，从2018年10月起，特朗普政府以"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名义，派军舰穿过台湾海峡的频率接近1个月1次，这与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派出军舰12次通过台湾海峡的高峰次数接近。^①

第五，强化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这一方面体现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上。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地区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较之奥巴马时期略有增加。奥巴马执政的2015年和2016年，美国在南海各开展了4次"航行自由"行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开展了4次，第二年则开展了5次。^②另一方面，体现在特朗普政府"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海洋权利的挑战程度上。奥巴马政府的"航行自由"行动是无害通过，挑战的是中国要求外国军用船只无害通过要提前批准的主张或者依据直线基线做出的领海主张，不挑战中国南海岛礁特别是南沙岛礁拥有领海的主张。而特朗普政府的"航行自由"行动除了坚持以上的挑战之外，还通过实施低强度的军事训练来表明不是无害通过，直接挑战了中国南沙岛礁拥有12海里领海的主张。^③

第六，推行"印太战略"。早在2017年10月，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印太地区。2017年11月，特朗普本人在越南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2017年12月，美国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味越发浓厚。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2018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指责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攻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形，该报告提出要通过强化军事准备、伙伴关系以及地区网络，推动确保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①

面对美国自损信誉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冲突，日本和韩国总体上采取的是妥协和安抚的态度。日韩与美国的主要分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问题，二是驻军费用的分担问题。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日韩没有完全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但他们在不同领域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

由于日本政府在美国大选期间押错宝，特朗普当选后，安倍晋三不顾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不悦，在特朗普尚未就任时即去纽约访问他，试图与其重建信任。^①之后，安倍也竭尽所能地讨好特朗普，比如安排特朗普作为德仁天皇继位后的首个国宾等。^②针对美日的贸易争端，日本一改过去两年不和美国就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立场。2018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和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正式开始双边贸易谈判。日本过去不是不愿意和美国讨论贸易问题，而是希望美国重回TPP框架处理双边贸易问题。作为对日本同意谈判的回报，美国暂不对日本汽车增加关税，同时接受日本对美国的农业和林业产品的进口不超过TPP水平。^③ 2019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和特朗普再一次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初步达成一份贸易协议，日本对美国农产品取消关税或降低税率，而对于美国威胁对日本汽车征税一事则只字未提。^④ 2019年10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日本驻美大使杉山晋辅签署了日美贸易协定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①

特朗普政府和韩国的争端主要有两个，一是KORUS，二是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担问题。在美国威胁退出KORUS、要求韩国重新谈判的情况下，韩国在2017年9月之前都持拒绝的态度。韩方要求在做出任何修订之前，应该审核一下KORUS的经济效应。但随着特朗普屡次发出退出威胁，2017年9月4日，韩国的立场出现松动，同意条约需要修订。2017年10月初，双方最终同意正式启动条约修订谈判。^②经过近一年的谈判，2018年9月24日，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纽约正式签署经过修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修订过的贸易协定要求韩国向美国货物出口（特别是汽车出口）开放市场，同时又允许美国继续对韩国卡车施加25％税率的关税（直到2041年）。贸易协定取消了对韩国钢铁征税，但前提是韩国的钢铁进口不超过2015至2017年年均出口额的70%，同时也保留了对韩国铝制品的关税。^③协议明显向美国倾斜，这显然是韩国对美安抚妥协的结果。

对于驻韩美军军费的分担问题，韩国也采取了妥协的态度。2019年2月10日，美韩就驻韩美军的费用问题达成一年期协议。韩国将负担驻韩美军1.04万亿韩元合9.25亿美元的费用，这一数字相较于过去五年的军费负担水平增加了8.2%。根据2014年所达成的协议，韩国所承担的费用仅比2013年涨了5.3%，虽然增加的幅度远低于美国要求的50%，仅略有提升，但仍表明韩国做了妥协。^①

与日韩对美国自损信誉行为采取安抚妥协的态度不同，北约盟国特别是欧洲大陆盟国中的领导国家法国和德国，对特朗普政府自损信誉行为的反应比较强烈，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

鉴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拒绝确认北约第五条款以及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其他六国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分歧严重，2017年5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巴伐利亚竞选集会上说："欧洲完全依靠别人保护的日子不再了，欧洲必须准备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依靠自己为欧洲未来的命运而战斗。" ^②在特朗普不顾盟友的反对退出JCPOA后，2018年5月10日，默克尔又公开宣称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的保护了，督促欧洲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马克龙呼应说："欧洲国家不能让其他大国包括自己的盟国来决定我们的外交和安全。" ^③

2018年11月6日，马克龙在凡尔登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呼吁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称欧洲必须能够在不依靠美国的情况下更好地保护自己。原先有新闻报道说马克龙希望建立一支欧洲军队保护欧洲免受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攻击，虽然后来法国澄清马克龙只是说要保护欧洲免遭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的网络攻击或网络间谍活动，但建立一支独立的欧洲军队本就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独立于美国的防务自主权，而且他至少已经把盟主美国明确界定为网络攻击的防范对象。^① 11月13日，默克尔在欧洲议会演讲时对此表示支持，她说："欧洲可以无条件依赖别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若想维护欧洲共同体的生存，就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默克尔同时也呼吁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来主管欧洲防务与安全政策。马克龙的呼吁也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支持，其发言人希纳斯指出，欧洲在防务上的合作会从防务采购、研发以及军事维和任务开始，从而建立一个"更有意义、更自信的防御体系"。^②

2019年5月15日，默克尔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对自己重新进行定位，以应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这三大全球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默克尔称中美俄所带来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俄罗斯是政治上干预选举，中国是经济上的影响力，而美国则是数字服务上的垄断。这是特朗普上台后，作为北约重要盟国的德国首次明确把美国与中俄并列为欧洲的三大对手。^①

2019年10月21日，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更是明确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他认为欧洲国家不能再依靠美国来保卫自己了，欧洲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需要以地缘力量的视角做战略思考，否则欧洲就不能再主宰自己的命运，欧洲还要重获军事主权。他明确表示不知道北约第五条款未来意味着什么。马克龙认为需要依据美国的安全承诺重新评估北约的作用，因为有迹象表明美国要背弃欧洲，比如毫无征兆地抛弃库尔德人撤出叙利亚东北部，从而引发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攻击。当时马克龙谴责北约在阻止土耳其这件事上的无能，并认为欧洲在中东地区事务上不能再表现得像美国的小跟班。^②

以上，笔者考察了特朗普政府自损信誉的行为、在东亚安全领域履行承诺的情况、美国的亚太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反应以及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反应。如表3所示，从美国自损战略信誉的领域来看，在亚太地区，美国只在经济领域做出了损害盟友利益的行为，其在安全领域基本上履行了承诺。而在欧洲地区，美国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都做出了损害盟友利益的行为。同时，美国这种差异性的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模式使得其在安全领域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具有了面向欧洲的针对性，从而会使得欧洲有更强的利益受损感知。

从盟国所做出的反应来看，双边同盟中的盟国日韩基本上是安抚妥协的反应，没有对抗性的言行；而多边同盟北约中的盟国法国和德国都有对抗性的言辞，如宣称不再依赖美国的保护、建立独立防务、要重获军事主权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视美国为对手。如上文所述，安抚性的行为对盟主的挑战性最低，同盟弱化的程度最低。安抚性的言辞的挑战性较低，对抗性言辞的挑战性较高，对抗性行为的挑战性最高。日韩的反应是安抚性行为，而北约盟国法德的反应则是对抗性言辞。因此，日韩反应的挑战性属于最低程度的，同盟弱化的程度也是最低层面的。而北约盟国法德反应的挑战性属于较高层面的，同盟弱化的程度也较高。经验考察的结果支持了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理论推导出来的研究假设。

特朗普上台后做出了许多令人讶异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各种"退群"行为。这些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希望减少国际责任，其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收缩的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但是美国战略信誉的下降对美日、美韩同盟的冲击要明显小于对北约的冲击，美日、美韩同盟弱化的程度低于北约。对于这种现象差异，已有的同盟理论无法予以解释。笔者从特朗普政府战略信誉以及同盟结构这两个变量出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亚太盟友日本、韩国的反应比较温和，而北约盟国法国和德国的反应比较强烈。本文的研究表明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其被剥夺感的程度，进而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而同盟结构则不仅影响盟国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影响其采取对抗性言行的能力。盟国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了其采取的行为的挑战性程度，进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的程度。

美国对日本、韩国所做出的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主要与经济议题相关。在安全领域，美国基本上维持甚至强化了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因此亚太地区盟友利益的受损程度相对较低。此外，美日、美韩同盟为双边同盟，只能独自对抗美国，其对抗美国的动机和能力都较低，因此美日、美韩同盟弱化的程度低。美国对北约盟国所做出的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既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安全领域，这使得北约盟国利益的受损程度更高，主观上的绝对被剥夺感和相对被剥夺感都较为强烈，因此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更为强烈。又因为北约是多边同盟，盟友可以联合抵制美国，因而其更有动机和能力采取对抗性的言行，因此，北约弱化的程度高。

当然限于现有的经验事实，本文只验证了研究假设1和4，对于处于中间状态的研究假设2和3没有进行验证，但这不影响本文理论逻辑的有效性。对于研究假设3，即"盟主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是低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是无针对性的，同盟结构为多边时，同盟弱化的程度较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验证：把特朗普上台执政近三年的时间分为大致相同的两个时期，即2018年4月以前和2018年5月以后。然后依据严格的标准判断其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是否属于高位政治领域，即必须有实际的行动而非口头表态。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4月以前，对于欧洲盟国，特朗普只在低位政治领域存在自损信誉的行为，而2018年5月以后则在高位政治领域有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包括退出JCPOA、退出INF以及从叙利亚撤军。而在2018年4月以前，北约盟国中的法德领导人中只有默克尔说过一次不能依靠美国的保护。2018年5月后，法德领导人作出的类似对抗性的表态共有4次。因此，2018年4月前，北约盟国的反应相对较温和，而2018年5月后，其反应则较为强烈，这也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3。^①

本文的研究发现填补了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同盟为何弱化的研究空白。虽然本文解开了特朗普政府同盟战略效应中存在的一个困惑，但是特朗普政府同盟战略本身就是一个大困惑。沃尔特认为，在任何竞争性的体系中，吸引盟友的能力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相反，引起其他方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则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②特朗普上台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之后，美国理应进一步扩大或至少巩固强化现有的同盟体系。可我们看到的却是其对已有的同盟体系都不太重视，甚至出现了同盟弱化的状况。^③这和冷战美苏战略竞争期间美国的安全战略截然不同，甚至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都不一样。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似乎可以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重经济轻战略"的政策偏好以及中国崛起的领域这几个角度予以解释。"美国优先"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更关注合作的相对获益而非绝对获益，即不太关注合作是否能让自己获益，而只关注合作后自己的获益是否比其他合作者多，即获益的分配问题。而沃尔兹、阿瑟·斯坦（Arthur A. Stein）、约瑟夫·M。格里科（Joseph M. Grieco）和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认为关注相对获益会阻止国家开展合作。^①同样，关注相对获益也会使得美国认为与盟友的合作不划算，从而使其做出许多损害盟友利益的行为。此外，特朗普本身重经济轻战略，而盟国只能在安全领域提供支持。对于特朗普来讲，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盟友的作用不大。而在经济领域，一些盟友甚至是竞争对手。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讲同盟体系并不重要。"美国优先"和"重经济轻战略"对美国同盟政策的影响反映的是特朗普个人价值观对美国同盟政策的影响。最后，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中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主要也在经济领域。因此，特朗普政府主要从经济角度强化与中国的竞争，而同盟主要是安全机制，对于经济竞争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但特朗普同盟战略是否真是以上三个因素所致，则将是笔者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