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研究界，战略透支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论述大国兴衰问题时，研究者通常援引战略透支及其相关概念来说明帝国、霸权国、超级大国或者"外向"的崛起国家对外扩张或延展行为的失败。经典的案例包括一战、二战期间的德国和二战期间的日本，这两个国家开辟了多条战线，在过度扩张中遭受了战败的苦果，导致崛起的进程被打断；以及布尔战争期间的英国、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的苏联，作为当时的体系主导国，这三个国家将战略利益延伸至控制范围的边缘地带并卷入长期的消耗战争，导致实力严重受损。冷战后，这一概念经常被学界用以警告美国不要过多地卷入海外军事冲突，或者作出过多的海外承诺，比较突出的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①同时，也有学者引用这一概念来抨击俄罗斯在国内经济凋敝的现状下，对于国际事务的过度干涉。^②如今，这一概念又被用于描述中国外交转型可能面临的状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外交政策也出现了变化。特别是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正式标志着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转变。^③从2013年至今，中国外交确实采取了许多更为积极的政策，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反响。但与此同时，相关政策也令国内外一些学者担忧中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将会增加中国战略透支的风险。^④

从2015年以来，战略透支问题已经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关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陈积敏被认为是最早在公共刊物上谈及中国战略透支风险问题的学者。^①然而，将相关学理探讨推上高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他在文章中将"战略透支"一词用于分析中国当前外交形式^②，并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中国应警惕战略透支的风险"，遂引发了学界的热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邹治波还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与之辩论，称"中国当前并不存在战略透支问题"。^③ 2017年3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战略决策研究》编辑部举办了有关"当前中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学术研讨会，多位与会专家就中国对外战略思考中的战略透支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④

就目前来看，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当前中国外交是否存在战略透支"这一问题展开，间或阐述了自己对于战略透支这一概念的理解。而本文则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上。从历史上看，大国战略透支是一个常见但并不必然发生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关键是找到其形成原因从而能够及时应对。因此，对其形成原因的探讨在学理上、实践中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关于中国外交的争论。

虽然在探讨大国兴衰问题的时候，国内外学者们常常会提到战略透支及相关概念（带有"过度扩张"或者"过度延展"意思的词汇）所起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其经常作为描述的概念性而非分析性的工具出现，有关战略透支形成原因的解释也是分散于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中。

使用战略透支及相关概念来描述大国兴衰历史的文献卷帙浩繁，其中最经典的文献当属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从经济与军事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描述了大国兴衰过程中的普遍难题："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 ^①进入新世纪，类似的描述集中于表达对美国因在全球开辟多条战线而承担过多责任的担忧。^②

带有分析性色彩的文献以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著述的《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为代表。作者在书中将两种情况合称为"过度扩张"，一种是"自我包围"，即"激发其他国家组成反对本国的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联盟"；另一种是"帝国的过度扩展"，即"由于在远离中心的地区的不断扩张，以至所花费的成本超过了其所获得的收益"。^③笔者认为，第二种情况与战略透支问题直接相关，而第一种情况是引发战略扩张成本上升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国家不得不挪出大量战略资源来应对外部制衡。因此，书中论述的有关"过度扩张"的两种情况均与战略透支相关。此外，作者在书中将有关过度扩张形成原因的解释归为三种基本类型，成了后来归纳战略透支形成的解释的滥觞。

第一是现实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关注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对其偏好的影响，认为国际环境的无政府状态本质使得安全是稀缺品，并迫使国家动用军事手段来保证本国的安全，追求过高目标是常态，因为安全永远是无法满足的。^④但是这一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逻辑上的问题，即考虑到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均势会惩罚侵略行为，国家为何还要选择过度扩张；二是现实问题，即过度扩张现象并未发生在所有国家。

第二是认知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由于人的认知过程本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形成性教训、信念体系的稳定性和认知偏见等，在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时，决策者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难免会犯各种错误，做出过度扩张的选择。^①但是这类观点未能解释为何决策者会从特定历史事件中得出完全相反的教训，例如日本军部从德国在一战中的命运中所得出的教训不是侵略将会导致外交孤立和失败，而是日本必须占领一个经济自给自足的基地来维系长期作战。^②

第三是国内政治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关注点放在利益集团、国内组织、统治阶级及其战略意识形态上。比如有学者认为只顾自身利益的某些利益集团劫持了国家的政策意愿，迫使国家做出过度扩张的战略选择来满足集团利益。^③组织理论则预言军事组织会偏向进攻性、分裂性和停滞性的军事学说，以减少不确定性，增进组织的规模、财富和自治，从而可能导致扩张的过度和僵化。^④而斯奈德则将过度扩张与特定的战略观念联系起来，包括进攻比防御有利、纸老虎观念和多米诺骨牌理论等。^⑤这类解释具体成果丰富、跨学科性强，但是也存在与现实不符的矛盾。^⑥

比归类研究更深入一步的部分学者从具体的战略要素出发，详细考察了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力决定论，认为战略透支的形成与高估自身力量有着直接联系。例如，邹治波认为战略透支是由"战略用力超过其实际实力和潜力"导致的^①；阎学通从权力的维护和增长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主导国和崛起国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分别会犯的不同战略错误———战略透支和战略冒进，前者是因为主导国"不满足于已有的最大权力，还想要更多权力"，后者是因为崛起国"拓展速度太快，急于获取未来可能得到的权力"^②。类似的论点还有，"一个崛起国家过高估计了自身实力，轻率冒进，从而使自身利益拓展速度超过国家能力可以承受的最大边界，从而使其陷入战略透支困境之中"^③。

第二，目标导向论，通过分析目标与资源的匹配程度来考察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例如，徐进认为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在于"在既定目标条件下，国家资源掌握不足"，或是"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国家确立的目标太高"^④。而高程则将战略透支界定为"力所不能及"和"费力不讨好"两种情况^⑤，前者指因为目标设定过高造成了资源的无效使用，后者是因为资源的消耗超过了目标实现的所需。类似的观点还有，"当过载的战略目标———即目标的设定脱离实际，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基础支撑———付诸行动时，必然会导致战略透支"^⑥。

第三，手段影响论，认为战略透支的形成与战略手段运用存在直接联系，代表人物是时殷弘。他认为："中国在近几年同时推进'战略经济’与'战略军事’两大政策（其实也是手段），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从事'多线战斗’，可能导致'战略透支’的风险日益增长。"^①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通过历史研究，提炼出"战略保守主义"这一古代中国主流传统，提出要保持"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之间的平衡"，而"这一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定的战略轻重缓急意识，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②

另外，也有学者超越了对具体的战略要素的考察，将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往更深层次再次推进。这些研究的对象也更加具体，属于对特定类型国家的战略透支问题的具体考察。例如，姜鹏对战略透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陆复合型大国在崛起进程中的二元悖论问题。^③而孙学峰则将战略透支的形成与崛起国的崛起困境联系在一起，即崛起国在追赶和超越阶段中采取的不当战略，会导致自己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④

然而，无论是描述性文献，还是分析性文献，既有研究都没有注意到战略的实施和调整过程对战略透支的影响。一项好的战略可能会出现坏的结果，而一项不符合实际状况的战略最终也未必造成战略透支的结果。战略的推进和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或许并不完全在于战略内容和要素，而与战略的执行和调整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战略整体过程的长时段考察来找到影响战略透支形成的主要变量，进而提出战略透支的形成与战略过程中的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有直接关系，而后者则与特定的决策心理有关。

回顾既有文献后，本文将尝试建立一个解释战略透支形成的理论框架。在提出假设之前，笔者尝试梳理对战略透支这一核心概念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具体说明战略过程与战略透支的关系，并对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两个主要变量———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进行逻辑论证。最后，本文将进一步阐述导致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形成的决策心理。

如前所述，战略透支在国外文献中的意思更多接近于过度扩张或者过度延展，虽然这一概念在中国学界已经引起了高度关注和广泛使用，但是国内仍缺乏对战略透支清晰明确的权威性定义。^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从资源角度来界定战略透支问题，即将战略透支问题基本等同于战略资源的透支，反映的是战略资源消耗与资源汲取之间的匹配程度问题。从横向看，战略资源透支指的是战略资源的过度使用，即资源的消耗大于资源的汲取。从纵向看，资源透支意味着国家调用未来的资源用于执行当前的战略行动。而上述两种行为均可能导致一种结果———战略资源投入所花费的成本超过了其所能获取的收益，即陷入了战略透支的窘境。^②

尽管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这一界定仍不能满足对其进行具体操作化的目标，加之该词具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但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来看，暂且不进一步细化对战略透支一词的定义，而是通过几个论点来明确有关战略透支问题的基本判断标准，从而为接下去的理论推断和案例检验部分提供一个先验性的判断标准。因此，有关战略透支的认识具体如下。

首先是限度问题，即战略透支概念适用的对象和领域。主要是指：一是战略透支是对执行扩张性战略（包括对外扩张和海外介入）的国家来说的，而不适用于解释采取预防性战略以应对外部侵略的国家行为。二是研究对象主要是体系内一流大国，其实力已经可以对国际格局施加一定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小国家就不会出现战略透支的情况。^①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需要严格区分战略透支和战略冒进两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因为前者适用于主导国，而后者适用于崛起国。^②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分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战略透支还是战略冒进，其本质都是一种资源消耗大于资源补给的情形。

其次是战略透支的判断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战略透支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的分析，而不是针对某一阶段的判断。从战略扩张到战略透支，再到战略失败，均存在一个临界点。在战略扩张的早期阶段，资源投入大于产出的情况十分常见，为此，一国可以汲取国内外资源来弥补这些损耗。对外扩张行为在早期也会带来领土、人口、财富等资源的收益，然而，当一国缺乏可靠的资源补给手段或者已有的资源补给手段远远无法弥补对外扩张造成的资源损耗和维持扩张后所需的统治成本时，该国便进入了战略透支的区间。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的那样："……在某个时候，进一步征服所付出的代价总要超过其所获取的收益。" ^③但是，战略透支的出现并不直接等同于战略失败，也不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一方面，可预期的未来收益可能会促使国家选择承担一段时期的透支风险。另一方面，从开始出现战略透支的苗头到战略透支真正形成、再到战略失败，均存在一个止损机会期。一国可以通过及时终止消耗性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战略投入和转变战略方向等止损方式来规避战略透支。止损机会期的长短则取决于一国的实力基础。

第二，战略透支反映的是资源消耗与资源汲取之间的匹配程度问题，因此，判断战略透支是否存在的基本标准就是观察一国资源消耗与资源补给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失衡状态。这一基本标准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点具体内容：（1）一国出现大规模的资源动员行为来维系扩张性战略，具体表现为通过大量的国内征税和外部举债（殖民时期还包括大肆掠夺殖民地资源）来维持巨额的经济和军事开支；（2）汲取的额外资源仍不能满足剧烈上升的资源消耗缺口，具体表现为军队和后勤补给出现困难，财政入不敷出，货币信誉受到冲击，决策层开始出现反对声音等；（3）相关负面影响开始外溢到其他战略领域，特别是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受到扭曲，国内出现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此引发的民众不满和政治动荡催生了高涨的反对舆论。这三点内容具有前后递进关系，第一项内容的出现会加大后两项内容出现的可能性，而且并不是说当第一项内容出现时，国家就已经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关键还是看战略资源的消耗空洞是否长时间未能得到补给。当一国同时满足以上三项内容时，该国的战略透支状况就会十分显著。

战略是一个过程，是指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对各种人力、物力、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系统运筹的过程。^①战略过程突出表现为需要协调集体行动，存在规划、领导、组织等多个环节，是一门团体艺术。^②而其他诸如战略环境、目标、资源和手段等战略要素的价值也是在战略过程之中得到体现的。因此，为了准确理解战略透支的形成逻辑，我们需要将其放在整个战略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

我们将战略过程概括为制定、实施、反馈、调整和再实施五个阶段。上述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因素，而上一阶段的某一因素是否能产生最终效果也取决于下一阶段的行为，即战略透支随着战略过程的演化而逐步发展，其最终形成的可能性也是变化的。将战略要素纳入考虑范围，即可发现战略透支的形成与战略制定和实施阶段的目标偏移以及调整阶段中的止损失败直接相关，而调整阶段中的止损失败对战略透支的形成具有最终决定作用。

目标偏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偏移客观物质基础，即目标设定过高；二是偏移主观前期认定，即目标出现升级。与此相对应，战略手段也会出现两种情况的升级：一是设定的战略目标本来过高，致使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得不提高战略手段的层级和数量；二是国家在落实战略时出现了目标升级的情况，致使采取的战略手段也随之出现升级。

不可否认的是，战略过程的每个步骤都有其重要价值，但是在考察战略透支形成中，更多的影响因素发生在战略调整阶段。因为一开始就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战略并能一以贯之的情况既不现实也不科学。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曾指出："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的世界上适应变动的条件与环境。" ^①因此，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目标偏移的现象十分常见，关键在于能否在调整阶段及时止损。及时止损意味着决策者在出现战略透支的苗头时能及时调整相关战略，包括降低战略目标（可能是最初的战略大方向目标，也可能是阶段性目标）、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包括缩减边缘性战略投入和减少战略资源的外部补给）以及降级战略手段（包括减少使用某些刚性手段和改变手段的使用方式）。此外，虽然从理论上讲，战略调整特别是采取止损行为可以发生在战略实施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但是就现有案例而言，只有在陷入僵局或者遭遇重大失败时，决策者才更倾向于采取止损行为。

为了进一步理解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决策者未能及时止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简要分析目标偏移的形成原因。本文认为，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的出现都与特定的决策心理有关。其中，目标偏移与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和机会窗口期的长短有关；而止损失败则与三种心理偏好有关，分别是协和谬误、预期成功以及维持威望和信誉。具体逻辑可参见图1。

有关上述假设的具体解释有以下几点。

第一，过度扩大对手威胁。本文的威胁指的是一种威胁认知或者感知，即基于对对手能力和意图的认知而产生的对方在未来可能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的预料。^①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结构本身通常是良性的，但是被决策者所认知的权力结构往往是恶性的。^②决策者会倾向于过度认知体系内存在的威胁，夸大对手行动的威胁性，从而制定出过高的目标。正是因为国家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的、自助的国际体系内，再加上国家意图和国际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国家常常将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视为一种敌对的、进攻性的威胁。^③于是，过度认知对手威胁便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因为对对手实力和行为的任何轻视都可能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潜在危险，当两个国家都秉持这种认知时，一种被罗伯特·杰维斯称为螺旋模式（spiral model）的冲突模型便会产生。^④

同时，从国家内部来看，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机构或者说统治阶级也存在夸大对手威胁的倾向：一种情况是，特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等方式成功挟持国家政策，因为前者可以从对外扩张本身中获益。^①但更多的情况是，统治精英并不必然从对外扩张本身中获益，而是从与之相伴而生的民族主义、社会团结和社会动员中获益。^②通过夸大外部威胁，统治阶级可以为自己的统治和社会资源的获取提供一个合法的正当理由，甚至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平息国内存在的对其统治的各种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后坐效应和自我实现等心理因素，不单是所针对的特定宣传对象，最后整个社会乃至统治精英自己也逐步相信了夸大后的威胁论调，这种论调形成的压力还可能进一步推动统治阶级扩大原定的战略目标，而且这一后坐效应还可能直接制约决策者采取止损行动。^③

第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窗口指的是一个国家相对实力即将衰弱或正在衰弱的一个时期，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识别，分别是机会窗口（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和脆弱性窗口（一种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长期窗口（产生于均势过程中的缓慢趋势）和短期窗口（产生于能迅速改变均势的军事行动）、内部（军事和经济）窗口和外部（外交）窗口。^④实力的变化将打开特定的窗口期，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窗口，都会引起现在比以后更好的判断。这会促使国家从谨慎变得好斗，易于提前行动，采取过度的扩张性政策，追求过高的目标和权力。因为决策者认为，若是现在不这么做的话，将永远失去这个有利的机会。此外，决策者往往认为窗口期存续时间短暂，甚至稍纵即逝，因此需要在窗口关闭之前赶紧抓住所谓的良机。而这会导致战略前期准备仓促进行或被简化，战略决策缺乏足够的基本判断信息，从而加剧上述情况。

总的来说，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的考虑会导致决策者在追求战略目标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贪多求全，在短期内追求多个目标，或者开启多条战线；二是追求目前实力尚不可及的超前目标。此外，上述两种决策心理不仅会直接导致目标偏移的出现，而且还会间接制约止损行为的出现，特别是当类似的错误认知已被决策者一以贯之并坚信不疑时。

止损失败包括以下三种心理偏好。

第一，协和谬误，又被称为沉没成本效应、沉没成本谬误。^①如果对沉没成本过分眷恋，就会继续原来的投入，造成更大的亏损，博弈论专家将这种"赌徒式的心理"称为协和谬误。^②协和谬误的困境是战略决策时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决策者往往无法及时止损，就是因为结束行动意味着决策者在之前投入的所有物资和伤亡的人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即一旦撤出，丧失所有。而抱着这种赌徒心理的决策者不仅不会及时止损，还会不断增加投入，期望在未来取胜，但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成本和收益的差距越拉越大，从而陷入战略透支的泥沼。几乎在所有与止损失败相关的案例中，都存在协和谬误的困境，其中又以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尤为典型。

第二，预期成功，坚持到底。这一心理与上述协和谬误心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决策者倾向于忽视负面反馈信息，并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会迎来胜利。对于军事组织来说，这点尤为明显。军事组织的团体文化往往会强调坚韧性格和意志力，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将战略行动看成双方意志的对抗，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在面对挫折时，军事组织往往会坚持继续斗争，或是采取升级行动。^①日本陆军是这种心理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扩张道路上，他们注重时刻向军官灌输必胜的信念，并强调培养军队人员的坚韧意志力，还主动屏蔽了负面信息，包括解职"不合要求"的内阁企划院官员，后者曾在当时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总体战潜力约为日本的20倍。^②

第三，维持威望和信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这点对体系内霸权国尤为明显。吉尔平指出，霸权国极少主动收缩或退让，因为收缩标志着大国的衰落，而为了应付威胁或军事失败而收缩，则意味着声誉的严重损失和外交实力的削弱。^③腓力二世领导下的西班牙宁可陷入多线作战也不选择主动放弃任何领地，就是因为放弃任何一块领地都意味着承认自己力量和威望的削弱，而放弃的领土可能会被法国或其他敌国占领。此外，国家不仅不会主动收缩，还可能会采取升级行动。因为战略上受挫会使得威望受损，国家可能会投入更大的力量以期继续维持威望，而继续加码所带来的结果通常是更严重的受挫，如此循环下去，便会陷入持久的消耗战。

另一方面是从个体利益出发的。领导人一旦选择撤回，就意味着承认之前的决策和行动是错误的，这无疑是对个体威望和信誉的一种损害。具体来说，这将直接影响领导人的执政威望和民众支持度。而对于以军方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来说，集团的威望不仅关系着自己在高层中的影响力和势力，还可能与每年能够获得的预算数额直接相关。例如，就一战前夕的德国而言，总参谋长毛奇就十分清楚海军扩张和海外的冒险行为将刺激其他国家，遂赞同以协商的方式来防止海军军备竞赛，但是当情况涉及自己的地盘时，他却坚持施里芬计划的主要特点，这一计划最终导致英国参战，德国陷入西线长达四年之久。

而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来说，丧失威望和信誉都可能导致两个可怕的后果，一是招致敌人的蔑视和攻击，二是招致追随者的动摇和离弃。而这正是生活在集体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个体和国家所极力规避的。

本文主要采取案例检验法，主要是通过案例间的异向比较来检验假设，选取的两个正反案例分别是越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同时，鉴于本文将战略透支放在战略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因此，本文在比较案例时还将结合采用过程追踪法，即通过详细考察每个案例的历史过程和细节，来检验逻辑假设中的因果假设是否符合经验事实。

在美国的大战略历史中，一提到过度扩张，人们就会想到其在冷战初期在亚洲卷入的两场地区性消耗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均耗费了美国大量的战略资源。相较而言，美国在越战期间陷入战略透支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战略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损耗，美军死亡人数约为5.8万人，伤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①到了战争后期，美国的现役兵员和财政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战争需要，财政赤字超过以往19年的赤字总和，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国际上出现美元危机。因此，详细考察越南战争这一案例，对于理解本文核心假设将有重要意义。

自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会议后直接对南越承担义务伊始，到福特政府在国会压力下最终彻底撤出南越为止，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越南战争历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五届政府，是二战后美国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军事行动。鉴于尼克松上台后就采取了"越南化"政策，将美军逐步撤回，因此关于美国在越南陷入战略透支境况的考察将集中于前三届政府。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一步步升级自身战略目标和手段且未能及时采取止损行动，最终陷入战略透支困境。

美国在越南事务上的目标偏移体现为两点：一是战略目标的扩大化。以日内瓦会议为节点，美国对越目标实现了第一次升级。冷战初期，美国严守"欧洲第一"的战略方向指针，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秉持中立态度，将其交由法国处理。而在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主动将南越置于反共前沿，决心在越南建立一个分立的反共国家。在给南越总理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清楚地表述了美国的目标，即"援助越南政府形成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国家，能够抵抗颠覆企图或通过军事手段实行的侵略"^①。这一目标背后还隐藏着"解放"的因素，其目的是"削弱共产党，和平地实现重新统一，最终建立全越反共国家"^②。

而随着南越局势的不断恶化，美国对越战略目标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升级。此前美国的战略目标始终限定于南越的框架内，即援助西贡政权去对抗越共"叛乱"，以建立稳定的南越基地。自约翰逊上台后，美国的对越目标逐渐脱离南越这个限定框架，转而扩大为直接攻击北越，以稳固南越政权，建立统一的全越反共国家。总体来说，美国在越南的战略目标始终是稳固南越反共政权，以期最终实现全越统一。只是考虑到西贡政局的持续混乱和河内政权的顽强意志，这一总体目标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在可见时期内难以企及的过高目标。

二是战略手段的不断升级。如前所述，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承担对越义务到1965年决定向越南直接投入地面部队，美国在越南事务上先是使用经济和政治手段，之后扮演顾问角色派遣支援部队，最后进行了直接的军事干涉。不仅使用手段的烈度在不断升级，其使用方式也从单一依赖向复合交替转变，而手段的不断升级与未能实现既定目标以及目标的不断升级有着直接关系。

从根本上说，未能及时止损是美国在对越事务上陷入战略透支的决定因素。本文认为，美国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都曾出现过最佳的止损机会，然而两届政府都未能及时把握机会，最终越陷越深。

具体而言，肯尼迪时期的止损机会发生在"佛教徒危机"之后。"佛教徒危机"发生后，美国本可以利用国内和国际舆论，从道义的高度出发，将战争趋于失败归咎于吴庭艳政权丧失民心，从而得以体面地离开南越这个泥潭，且不用承担过大的国内政治风险。但是当时肯尼迪政府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若是撤出南越，共产党人就会颠覆南越政权，这将威胁整个东南亚的未来。^①

约翰逊时期的止损机会出现于1964年"东京湾决议"通过后不久，以及1965年决策圈内出现暂停轰炸的声音时。"东京湾决议"通过后，约翰逊并没有立即对北越发动空袭，而是做出了暂缓升级的决定。这是因为当时约翰逊正在竞选总统，为了争取国会和公众最大限度的支持，约翰逊始终表现出克制和理性的一面，坚持主张和平。但是在高票当选总统后，南越的政治混乱、战场形势的恶化和高级幕僚的推动最终驱使约翰逊对北越采取了军事行动。在1965年春季，美国已经全面卷入越南战争，包括派遣地面战斗部队直接参战。然而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却并未带来意想中的有利结果，南越形势仍在进一步恶化。随之，就是否继续增派地面部队，美国决策圈内开始出现对立的观点，特别是以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为代表的国防部文职官员开始坚持暂停轰炸，以为启动谈判搭建一个政治和心理的平台。受到国内新一轮反战抗议活动的影响，约翰逊做出了暂停轰炸的决定，同时通过美国驻缅甸大使向北越释放了和谈的信号。可由于和谈进程迟迟未果，同时在军方的持续施压下，约翰逊最终未能坚持贯彻停火决定，可贵的止损机会就这么被断然放弃了。这次暂停轰炸是越南战争期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后直到1968年，约翰逊再也未能谋求任何实质性的停火，美国最终在对越事务上陷入战略透支而无法自拔。

促使美国决策者最终决定撤出越南的是1968年北越和"民解"发动的"新春攻势"。这场战役在政治和心理上影响巨大，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战争意志，美国公民中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数历史性地超过了其支持者。^①然而此时，越南战争已经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性影响。

而美国在对越事务中之所以会出现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特定的决策心理有关。纵观整个冷战史，美国在战后参与战争的最初动机通常不是基于客观评估实际情势，而是过多地受到决策者的观念的影响。^②

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在整个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一直是美国决策观念的核心思想，而这一思想又建立在决策者对于共产主义威胁的不当认知上。围绕这一基本认知产生了大量的决策理论，其中对于美国介入并深化越南事务起到深刻影响的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一理论由艾森豪威尔提出，并直接促使美国主动承担对越事务。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用"多米诺骨牌式坍塌效应"来说明印度支那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并指出丢失印度支那将极有可能对"自由世界"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③该理论认为，如果由于共产党的侵略而丧失印度支那任何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整个印度支那，进而整个东南亚，直至印度和日本，甚至中东的国家都会向共产主义屈服，最终会威胁欧洲的稳定和安全。^①对于肯尼迪政府来说，多米诺骨牌理论仍然是其坚信的神圣信条，他们认为越南是东南亚的关键，而东南亚又事关整个"自由世界"的力量平衡。在此基础上，肯尼迪政府将越南视为美国反击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个试验田，积极开展"特种战争"。约翰逊政府同样继承了这一理论，其内阁成员尤甚。1965年11月，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在正式建议急剧增加军事顾问和派遣战斗支援部队时，就曾提到"南越的丧失将导致东南亚半岛其余国家和印尼走向亲共轨道，或正式并入共产党阵营"^②。在1967年7月提出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时，麦克纳马拉又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希腊算在了南越打头的多米诺骨牌系列中。^③

对于上述三届美国政府而言，可能造成南越陷落、进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幕后敌手并不是苏联，而是中国。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苏联开始对美实行缓和政策，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曾将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富有侵略性的敌人，认为中国会像苏联二战前后那样进行急剧扩张。这种观念深入影响了美国的越南政策，例如，国务卿腊斯克就曾在越南问题听证会上说："'侵略的工具’是河内，而'侵略的主意’则来自北京。" ^④若是美国从越南撤出，中国的势力势必乘机进入印度支那。因此，美国需要严守防线，遏制中国吞并东南亚。

从根本上说，美国对越战略目标发生偏移的原因根植于它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认知之中。但战后的历史表明，美国政府显然是夸大了这一威胁，被美国三届政府奉为圭臬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未实现。虽然柬埔寨和老挝很快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在印度支那之外，多米诺骨牌并未倒下，苏联虽然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获利，但是所谓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浪潮并未出现。

抓住自身机会窗口：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主动承担对越事务与当时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也有一定关联。在苏联打破核垄断的压力下，美国曾于1950—1954年寻求增强军事力量，以扩大其相对优势。在此期间，美国的防务费用是原先的三倍多，从1950年的131亿美元（占美国GNP的4.6%）上升到1954年的466亿美元（占美国GNP的12.8%）。^①军事力量的增强使美国对军事平衡的认识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军事平衡正在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受这种乐观认知的影响，到1954年美国的政策也开始从谨慎转向强硬。强硬政策的鼓吹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这种短暂的优势，趁着自己仍旧占据核武器优势时强迫苏联接受其要求。^②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美国在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核力量上对苏联一直拥有优势，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缺口在逐步缩小，直到70年代，这一差距便得到了实质性的弥合。而美国在对越事务上的目标升级就是为了充分抓住当时出现的机会窗口遏制共产主义。

维持威望和信誉：维持美国的威望和信誉，是制约美国在对越行动中及时止损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之所以会选择卷入越南事务，其中一个重要考量也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其盟友展示美国的强大实力，以树立自身威望。而当美国直接承担对越义务后，维持美国实力的可信性就成了最重要的战略考量。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曾将美国对自我名声的关注量化为占据美国对越战略目标的70%。^③

对于美国而言，由其一手扶植起来的西贡政权，是以其自身的实力和信誉作为赌注的。一旦选择撤出，那么美国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财产的一个关键部分"，而且是"美国有意愿和能力在越南抵抗共产主义进攻这样一个信仰"^①。而这可能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这可能招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蔑视，正如鹰派参议员拉塞尔·朗在1967年的表述那样："要是一个1400万人口的国家能使山姆大叔落花流水，中国将会怎么想？"^②另一方面，这可能招致美国亚洲反共盟友的怀疑。美国认为，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已经使得东南亚其他国家开始怀疑美国对这一地区承诺的可信性。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儒就曾对美国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爱德华·兰斯代尔提及这种忧虑，他表示："对亚洲国家的人民来说，在老挝发生的事意味着东南亚条约组织走到了尽头，美国正打算抛弃他的反共盟友，因此，亚洲人民的士气受到了打击。"^③为此，为了使亚洲盟国放心，美国政府不得不在越南保持战略投入。

而这最终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当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受挫时，为了维持自身威望和可信性，美国不但不能做出止损行为，反而会扩大战略投入，这就等于是在给威望加码。当战略目标久未达到时，相应的战略投入也在继续扩大，最终体面地离开也已不再可能。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在越南的目标就是要避免丢脸，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都进行了赌博。每一次为了避免因为不履行义务而损害我们的有效性，我们总是在增加赌注。" ^④

同时，从个体角度出发，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自身威信的关注也是阻碍他们采取止损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作为美国领导人，他们对个人历史地位的关注和不愿承认失败的情绪促使他们一再坚持升级行动。正如约翰逊本人所言："谁都不想丢失南越，不想成为看到东南亚步中国后尘的美国总统。" ^①同样的考量也存在于各级官僚和军方内部，其将越南战争视为个人的事业和政治投资，希望借此接近权力中心并将自己的理论变成政策，因此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坚持升级来规避自我声誉的破产和仕途的终结。由于约翰逊在对外关系方面完整地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思路，并且严重依赖那些曾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知识精英，这一弊病也会更加显著。^②

协和谬误：在越战的十几年中，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反战呼声也日益强烈，决策层拥有充足的机会做出止损的决策，但是美国领导人却很难做出这一决策，因为结束战争就意味着美国在此前投入的所有物资和伤亡的人员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美国的领导人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赌徒心理，明知会越输越多，仍然坚持不断投入战略资源，只是期望有一天能够获胜，将越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赚回投入的成本，挽回丢失的面子。这正如约翰逊时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所言："美国在越南下了很大的赌注，……任何通过谈判的撤退都意味着美国的投降。" ^③而这一思维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陷入战略透支。

预期成功：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最终建立全越反共国家的战略目标一直抱有乐观心态，美国人相信"自由世界"在越南将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取得最终胜利。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人转而对介入越南事务开始持悲观态度。只是这种情绪开始仅存在于部分政府的文职官员和公众中，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为代表的军方人员始终坚持认为，只要派出更多的部队并且坚决执行攻击任务，就能打赢战争。同时，他们坚决反对暂缓升级军事行动。一方面，他们高估了军事行动能够对北越军事能力造成的打击，而忽视北越顽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暂停军事行动会让外界认为美国没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心。以预期胜利的乐观愿景为诱饵，军方在说服和施压美国领导人坚持越南战争上取得了一再的成功。

与历史上大多数强国不同，英国并没有因为推行过度扩张性的政策而招致他国攻击或陷入自我衰退。相反，英国的扩张历史似乎更多地带有一种"心不在焉"的味道。^①一方面，英国官方认为帝国的利益并不在土地，因而经常避免在海外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负担，并将扩张任务交由个人负责。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来，英国的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避免以帝国利益为代价大规模投入欧陆战争，主张灵活地运用有限的军事能力。^②

然而，英国的决策者偶尔也会抛弃"审慎原则"，在战略上开始转向过度扩张，只是他们通常能在过度扩张造成更大的损失前实现理智撤回。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场战争是英国在一战前夕参加的为数不多的一场欧洲大战，战争范围涉及克里米亚半岛、波罗的海、多瑙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人力损失约为22000人，资金消耗约为7000万英镑。鉴于此前英国每年的国家预算很少超过5000万英镑，这一耗资可谓不菲，特别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这一军事行动并未带来什么持久的帝国贸易收益。^③此外，这场战争曾经一度濒临无限战争的边缘：时任首相帕默斯顿险些将其扩大为一场肢解俄国的大战，甚至不惜背弃法国盟友单独行动。然而，审慎的内阁和公众及时察觉到了这场战争的高昂代价，加之军队中出现的悲观情绪，帕默斯顿的这一扩张计划未能实现。英国及时采取了止损行动，选择将帝国战略重心回归到国内事务，甚至主动放弃了部分海外事务。

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出现两次目标偏移的情况。第一次目标升级发生在战争刚开始不久。通常认为，英国参战的最重要目标是遏制俄国扩张，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以尽可能地维持近东的现状。^①由于假定俄国正在积极地威胁土耳其，英国的最初作战目标是保护君士坦丁堡，防止俄国的突然袭击，并迫使其撤离土耳其。英法两国遂将部队部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并在不久后计划登陆瓦尔纳以协助土耳其加强防御。而现实则是，在英法军队在瓦尔纳集结完毕之前，为了安抚奥地利，俄国已自愿停止向南扩张，并从多瑙河地区的两公国撤出。至此，英法最初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但是考虑到部队已经开拔，英法遂将攻击的目标转向克里米亚半岛及其附近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希望摧毁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实力。于是，战争的目标开始从防御升级为进攻。

第二次目标偏移发生在英法联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后。1854年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展开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这场围攻战很快便陷入了胶着状态，联军在登陆半岛后发动的数次进攻均未取得实质进展，人员伤亡却在不断上升。英国军队遭遇了极大的战略资源消耗。直到1855年9月，在付出近万人伤亡的代价后，联军才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这意味着英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基本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然而下一步该怎么办却又成为新的难题。当法奥两国开始着手和平谈判时，以帕默斯顿为首的英国主战派却坚持继续扩大军事行动。他们认为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甚至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都不能算打败俄国，必须再继续一年的战争才能保证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全新的领土安排"。^②为此，英国积极备战增兵，争取盟友，还准备建造150艘蒸汽炮舰。到1855年12月底，英军在克里米亚战场上的人数已达到52000人^①，战场的范围已经包括波罗的海、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甚至白海、东太平洋都有波及^②。至此，英国的战略目标已经从削弱俄国的黑海势力升级为彻底摧毁俄国军事主力，将之"赶出欧洲"。^③

虽然英法两国与俄国断交，但战争期间双方之间的外交接触并未中断，双方一直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间接对话。因此，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各方不缺乏达成和平条约、及时制止战争的机会。对于英国来说，良好的止损机会出现在以下两个时期。

一是俄国从多瑙河地区的两公国撤出后。如前所述，俄国从两公国撤离后，英国的最初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当时，奥地利参加战争的意图始终不明，法国外长德鲁安已表明谈判意愿。虽然英国主战派坚持继续进行战争，法奥两国外长还是绕过英国首先开启了协商，并拟定了"维也纳四点方案"^④。英国在奥法施压下同意接受"四点方案"为达成和平的前提。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实现和平的良好时机。如果此时各国能适时达成妥协，就能避免进一步的战争损失。而沙皇却拒绝接受"四点方案"，同时英国主战派也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进一步的军事攻击。

二是英法两国成功攻陷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由于在战争中的不力表现和重大伤亡，对于英国来说，无论从威望还是从获利的角度出发，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胜利后作出止损姿态将是一个体面且经济的选择。然而，由帕默斯顿领导的英国主战派却希望将战争进一步扩大，以向俄国攫取更多的利益。好在这一过度扩张性的政策遭到了内阁成员和英国公众的及时反对，再加上缺乏法奥等欧洲盟友的支持，帕默斯顿及其支持者最终只能接受和平进程，结束对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若是英国执意采取单独行动肢解俄国的话，英国可获取的战略资源将更快地消耗，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英俄两败俱伤，法国独享其利。

从决策心理角度而言，夸大对手威胁和自身机会窗口同样适用于解释英国出现目标偏移的原因，而维持威信和协和谬误困境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何帕默斯顿等主战派拒绝及时止损。

夸大对手威胁：英国选择介入俄土战争的战略决策与当时决策者对沙俄的威胁认知有着紧密联系。他们认为沙俄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将给英国造成严重威胁。基于这一基本认知，产生了以下两个主要观念。

一是俄国将从瓜分土耳其中获得最大的好处，使俄国有可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①当时英国国内倾向于将土耳其看成潜在的黄金之国，蕴含大量的商业机会，并认为征服土耳其将是沙俄统治欧洲、称霸世界的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俄国一旦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就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 ^②。而这会对英国长期坚持的大陆均势原则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在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对沙俄发动一场预防性军事打击的思想在当时的英国决策层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是俄国占领海峡就会为其吞并甚至独占土耳其创造有利条件，而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导致俄国进一步控制波斯，进而将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种观念反映了当时英国国内所秉持的某种俄国意象。英国国内习惯将沙俄描述为永不满足的扩张性帝国，其扩张目标是无限的。在谈到俄国在1848—1849年的蚕食政策时，帕默斯顿说："我不太相信沙皇是温和的，如果我们任他为所欲为的话，它将侵略整个世界。" ^③同时，英国舆论对专制的沙皇政权素无好评，而俄国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粗暴干涉则无疑加剧了这种情形。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国对土耳其的颐指气使更是使其备受英国民众的抨击。^①

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遏制俄国的扩张的确是必要的，因为其扩张确实可能威胁英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和欧洲整体均势。考虑到苏伊士运河和好望角航线在当时尚未得到开发，经由地中海和近东出发的联系英国本土和印度的交通线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后，作为英国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印度对于大英帝国便具有了关键的地位。因此，俄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占领，哪怕只是沿线的一个据点，都会使英国感受到紧迫的威胁。然而关于俄国无限扩张的理论明显过度夸大了俄国的威胁，忽视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其扩张构成的限制。假若俄国吞并土耳其，考虑到其孱弱的财政状况和国内上升的社会矛盾，其能否有效巩固自己的战略成果都很难说。

抓住自身机会窗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于19世纪50—60年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经济领域具有无可匹敌的实力。此外，英国的强大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几乎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海上力量，二是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三是稳定的金融市场和大量输出的资本。19世纪中期的英国无疑是绝对强大的，同时，英国也意识到，随着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及军事的变革，自身的优势地位将会受到削弱，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化将可能倾向于部分新兴国家。

与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强国相比，俄国却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惊人地衰弱下去。在19世纪初期，俄国曾经拥有欧洲最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到了中期，这一数值被英国超越。^②然而，这种不良的经济表现并未反映到俄国的军事实力和大国地位上，作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俄国的军队在19世纪上半期是具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获胜，这一优势还在1848年的革命事件中得到了印证。因此，英国内阁中的部分官员主张英国应该进行预防性战争的必要性，以削弱俄国的影响力，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将会对俄国更为有利。

维持威望和信誉：在整个19世纪，欧洲列强始终忙于殖民扩张和殖民地重组，设法获得或者保卫在全世界的威望和资源，以维持自己在欧洲的大国地位。英国先是在反法同盟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再是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随着其统一印度后，"日不落帝国"已经颇具规模。广阔的殖民地和无可匹敌的海上霸权为大英帝国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和威望，同时，帝国的威望还与其作为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护者这一身份密切相连。这种威望还反映在民众对帝国的高度自信上，英国人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豪于自己的英国人身份，感觉到英国人与外国人的不同。^①因此，俄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不仅仅是对英国物质利益的威胁，更是对帝国威望和信誉的冲击。而一旦英国选择介入俄土战争，就是拿自身威信参与了一场博弈。无怪乎英国的强硬派们认为，只有取得重大军事胜利才能维护大英帝国的荣誉，迎合民众的反俄情绪。^②而当英国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的糟糕表现被国际社会所知时，这些强硬派们又急切期望发动一场更大的对俄战役来恢复英军的声望。

同时，对于当时的内阁首相帕默斯顿而言，其个人威望和仕途也与克里米亚战争直接相连。因为正是民众对阿伯丁政府战争能力的质疑，才使得帕默斯顿领导的主战派得以组建新政府。当陷入消耗战时，英国国内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对政府政策的抨击上，面对舆论的压力和议会的抗议声，刚上台的帕默斯顿试图以一场对沙俄的军事外交胜利来稳固和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加之帕默斯顿本来十分重视个人威望，在内阁任职时他就常常大肆鼓吹夸张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来迎合公众舆论，以扩大声望，而一场摧毁俄国势力的最终胜利对其个人声望的提升无疑将有很大助力。

协和谬误：协和谬误可以很好地解释英国为何未能在战争初期俄国已经主动从两公国撤军时就达成和平协议。考虑到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开拔，各项战略资源也已陆续开始投入，虽然最初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但是国内政治对军事胜利的期待，以及严惩侵略者的期望，都促使英国决策者选择了更积极的军事措施。而此后，战争的继续进行则是为了证明在这一军事行动中所付出的沉没成本的正当性。为此，哪怕在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期间已经付出了可观的资源，英国仍然坚持进行这场消耗战役，直到最终攻陷该要塞。因为英国决策者相信，一旦攻陷该要塞，这一胜利将满足国内民众的要求，也足以惩罚俄国并向其提出更多的要求。届时，战争期间的资源损耗将得到有效弥补，大国威信将得以重新树立。若是选择撤回，不但先前付出的代价无法得到回报，决策圈外的观众也会质疑决策者的能力和前期的政策。

预期成功：事实上，英国国内对于战争胜利的乐观心态仅存在于战争伊始，这种乐观心态来源于英国民众对帝国威望和海军实力的自信。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看到的却是英国陆军的惨况：军营内对付大规模传染病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冬季时保温掩体的惊人缺乏，陆军远距离作战的经验不足，以及部队军员的严重缺额，都在逐步消磨英国民众的信心。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英国军营之中，前线的窘境令他们对战争的厌倦上升了，对获得辉煌胜利的信心则在不断下降。英军统帅拉格伦在给纽卡赛尔公爵的信中写道："在克里米亚，我们只占领着供我们立足的阵地。"^①而由于俄国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再加上冬季的到来，英国海军始终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一场鼓舞军心和民心的重大胜利。英军在战争中的不力表现和重大伤亡使得英国公众和军人对在大英帝国之外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态度再趋冷淡，他们不但拒绝了帕默斯顿的"宏大作战计划"^②，更是直接影响了英国在战后对外事务中的全面收缩。

此外，哪怕就英国核心内阁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将预期成功的心态贯彻到底。面对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的窘境，作为核心决策成员之一的克拉伦登———一位强硬的仇俄政治家———就出现了预期失败的想法，忧心忡忡的他担心要出现一次"恶魔降临似的灾难"———阿富汗和拉科鲁尼亚的混合物。^①而塞瓦斯托波尔一役结束后，帕默斯顿想要肢解俄国的"宏大作战计划"更是被其他同僚视为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人认为，没有法国的支持，英国实际上没有足够实力将战争深入到俄国腹地，海军在对俄战争中的作用将会十分有限，一向缺兵少将的陆军要独自对抗庞大的俄军是不可能取胜的。^②

本章的前半部分分别考察了越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两场战争中的主导国———美国和英国———都曾在战争期间出现过一定程度的目标偏移情况。但是，在面对长时间的战略资源损耗时，两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美国非但未能及时止损，反而不断扩大战略资源投入，最终深陷战略透支的困境。而英国却能及时做出止损行为，实现了战略收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符合本文的预期假设。

此外，本章还考察了两个案例中导致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产生的决策心理因素。正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同样符合预期假设。两国均存在夸大对手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的决策心理，而这直接导致了目标偏移的出现；而协和谬误、维持威信和预期成功心态都在战争前期制约了两国做出止损行为。不同的是，美国决策者对于越南战争的胜利始终抱有乐观心态，而英国对战争前景的态度则逐渐从积极转向了消极，而正是这种转变直接促使英国成功做出止损行为。

此外，表2中未能直观展示的一点是，在两个案例中，特定决策心理的取值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就夸大对手威胁而言，两国的对手威胁性质存在不同。美国面临的是共产主义扩张势力，而英国面对的是俄国扩张势力。前者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后者是大国权力的竞争。（2）就机会窗口而言，为美国打开机会窗口的是核武器下的相对军事优势，且这种优势地位实际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则是工业和经济优势，在军事实力特别是陆军力量上不存在优势。（3）就维持威信而言，两国均需维护的是体系内的大国威望，美国的威望体现为西方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英国的威望体现为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护者；此外，美国的威望还表现在争取和维系盟友，而英国则没有这层考虑。因此，相较于英国，美国面临的威胁层次更高，面对的机会窗口期更长，威望维持涉及的利益考虑也更为广泛，促使其发生目标偏移并制约其采取止损行为的影响力也更加强大。

在国际关系学界，战略透支作为并不陌生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它是大国在兴衰历程中常常会面临的问题；从现实来说，它又被中国学者用来描述中国外交转型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基于大国面临战略透支风险的不同表现，本文力图找到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核心因素。

首先，本文对战略透支这一概念给出了基本的界定和判断标准，认为战略透支问题基本等同于战略资源的透支，反映的是资源消耗与资源汲取之间的匹配程度问题。当资源消耗所花费的成本持续超过其所获得的收益时，一国便陷入了战略透支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战略透支放到整个战略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从而发现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这两个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核心变量，其中，止损失败对于战略透支的形成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而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则与特定的决策心理有着直接联系。目标偏移的出现与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这两种心理有关，而止损失败的产生则与协和谬误、预期成功以及维持威望和信誉这三种决策心理有关。本文选取了越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这两个异向案例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检验结果符合假设预期。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深化和发展当前中国学界关于战略透支的已有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略透支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和前景，获得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当前，中国外交正处于奋发有为的阶段，为了有效规避战略透支的风险，中国外交决策者需要从合理制定战略目标和完善评估止损机制这两个方面入手，而最关键的是及时止损。为此，我们应该建立起精准、及时、完备、操作性强的战略监控、效果评估与应急预案机制，实时控制对外战略的进度与方向，以便在战略行动出现偏差或失误时做到及时止损，从而确保战略推进的预期性、可控性和持续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