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复杂、敏感的议题之一，事关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以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维护，该议题吸引了中美俄等大国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围绕朝核问题，中美的立场多被看作是相互对峙的，但在2012年朝鲜加快核试验进程后，确保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石，双方互动关系出现微妙的转变。中国开始从行动上赞同并支持了美国主张的施压制裁措施，中美在朝核问题的处理手段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2018年朝鲜释放出愿与大国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信号后，虽然对朝鲜的制裁尚未完全解除，但美朝关系逐渐改善，中朝关系随之回暖，都使得国际社会对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开始抱有乐观期待。然而，中美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灵活处理朝核问题，但他仍坚信制裁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能够迫使朝鲜接受无核化的要求，从而拒绝中国、俄罗斯等国提出的减缓制裁措施的要求，这就造成了目前朝美会谈有接触却无实质进展的尴尬局面。由此来看，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前景其实也并不明朗。

事实上，单方面期待朝鲜先做出行为改变从而制造解决朝核问题的机会，是不符合以往经验的。从过往经验来看，由朝鲜对外行为的转变而带来的合作契机，并不能掩盖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议，更何况这种时机很可能因为朝鲜政策的再度反转而消失殆尽，妥善解决朝核问题还需要中美从根本上寻找、创造合作的基础。因此，全面分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稳定与半岛无核化是有必要的。既有研究多以定性分析、政策分析、安全态势分析为主^①，从政策和行为两方面分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唯独缺少对两国真实信念的理解与考察，容易误导人们只关注行动，却忽视两国对朝核问题最本质的认识，而这正是决定中美能否放下分歧、实现合作的关键。根据朝核问题的发展变化历程，本文旨在从信念、政策、行为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围绕该问题的互动，探究两国的利益共识与矛盾分歧，分析中美实现合作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朝核问题由最初的双边议题变成当前的多边议题，由之前的核不扩散问题转变成带有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国际问题，牵涉的行为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以解决。在六方会谈开启之前，中国一直是朝美之间会谈的搭桥者，没有直接参与到解决朝核问题进程中。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关注，2003年第一轮六方会谈开启后，中国正式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一方，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就此展开。此后，朝核问题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3年至2011年12月，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谈判艰难进行；第二阶段从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朝鲜埋头核研发，断绝与国际社会联系；第三阶段从2018年1月至12月，朝鲜释放出谈判意愿，缓和与中美等国的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便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启动了核武器发展计划，但进展缓慢。直到1991年底，美国从韩国撤出所有核武器部署后，朝韩两国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但次年2月，美国通用侦察卫星图发现朝鲜正在秘密开展核武器与导弹试验项目。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执行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对朝鲜和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的要求，却遭遇朝鲜对其检查范围的严格限制，并且朝鲜还拒绝了其检查两个未公布的核废物处理场的特殊要求。^①同时，美国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向朝鲜施压。1993年3月，朝鲜单方面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②，引发第一次朝核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朝美扮演博弈的主角，最终双方签订《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③然而，由于美国及其盟友不愿承担大量对朝援助责任，而朝鲜也未停止核武器研发的脚步，协议最终变为一纸空谈，朝核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世纪90年代的朝核问题进程中，朝鲜与美国是博弈的两个主要参与人，其他国家涉入较浅。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主张对朝的"全面接触"战略，主要通过与朝鲜的双边谈判方式来解决核心争议问题，多边合作机制仅是推动谈判和协助协议执行的手段。^①于1997年12月建立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先后进行了六轮谈判，但未对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作出实质贡献，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美朝两国手中，中国等国的介入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当时中国认为朝美双方当事国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行为体，危机需要通过双边谈判与协商才能化解，因此中国对介入朝核问题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只愿做个"调解人"。^②但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核问题就由朝美双边议题转变成了多边议题，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该问题中，中美之间的博弈就此开始。

《核框架协议》自签订以来始终得不到落实，朝美之间更是彼此猜忌、相互指责，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小布什政府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名单，指责朝鲜支持恐怖主义，朝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同年10月，美国指责朝鲜秘密进行浓缩铀项目^③，违背《核框架协议》；朝鲜则回应称，美国一直未提供民用轻水反应堆，也没有落实互不侵犯保证的要求，朝美双方矛盾愈渐激烈。12月，小布什政府决定停止向朝鲜供应重油，撕毁朝美《核框架协议》，并对朝鲜实施核威慑。与此同时，朝鲜重启根据《核框架协议》冻结的5兆瓦核反应堆，并恢复了5万千瓦和20万千瓦核反应堆的建设工作。2003年1月，朝鲜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形势陡然严峻，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初期，美国不愿意在没有得到朝鲜弃核保证之前便与朝鲜进行直接接触，而是试图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向朝鲜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不久后，美国便意识到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危机的不断升级，转而采取了多边谈判手段来应对此次危机。在此背景下，旨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于2003年8月正式拉开帷幕。

借由六方会谈的开启，中国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会谈调解人和组织者的角色，与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携手推动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同时也积极与美国就朝核问题展开直接的政治互动。^①从这一时期开始，朝核问题从朝美间的双边议题转变成大国参与的多边议题，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互动进入第一阶段。然而，六方会谈并没有完成其使命，朝鲜与美国的交流也没有因为多边平台的出现而变得顺畅，反而由于大国间相互角力，朝核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前三轮六方会谈中，虽然朝美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达成一致，但这些共识多集中在程序上，缺少实质内容。2005年7月，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9·19共同声明"，成为六方会谈达成的最重要结果。^② 2007年1月，朝美在德国柏林举行双边会谈，2月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也顺利举行，并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即"2·13声明"。然而，这些共识与声明对促进朝美友好互动的作用是有限的，会谈间隙的朝美争执从未停止，美国逐步升级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2009年4月，朝鲜发射了卫星"光明星2号"，并宣布退出六方会谈。随后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并制裁朝鲜，中美在制裁决议中双双投出赞成票。^③这次制裁没有阻隔朝鲜与中国、美国之间的交往，中朝、朝美之间仍保持着交流和谈判的空间。2009年至2011年，朝鲜时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四度访华^①，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密切磋商，中朝依旧保持着政府间、政党间的正常交往。同时，美国对朝政策也相对克制忍耐，多次敦促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其制裁力度和范围也相对有限。2011年12月，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离世，其子金正恩继承其衣钵，成为朝鲜新一代领导人。

在阴晴不定的半岛局势下，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进入第二阶段。2012年4月，朝鲜突然发射卫星"光明星3号"，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朝鲜明显加快了核研究进程，同时也减少了与中美等大国的直接接触。5月，朝鲜在修订的新宪法中写入"朝鲜拥有核武器"。2012年至2017年，朝鲜共进行了近百次导弹试验（见图1），其中包括6次被证实的核武器相关试验，朝鲜的核武器技术水平获得大幅提升。^② 2017年4月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对外宣称氢弹试验成功，进一步坐实其拥核事实。^③此时的半岛局势是中美等坚持核不扩散原则国家最不愿看到的，美国一改之前的忍耐战略，决定提高制裁力度，并要求中韩等国一道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在美国的强力倡导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制裁内容日益严厉。中国赞成并参与了安理会对朝鲜的贸易制裁，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等自然资源。同时，中国也多次公开谴责朝鲜核试验行为，敦促朝鲜回到谈判桌上。在这一阶段里，如何敦促朝鲜停止频繁的核试验、放弃核武器研究进程，成为中美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中国选择调整自己的处理手段，提高了中美在该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①

2018年初，朝鲜释放出愿与美国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友好信号，以朝韩代表共同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为契机，美朝两国领导人历史性会面担当重头戏，朝鲜开启了停止核试验、注重对外交流的一年。这也标志着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进入第三阶段。2018年3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实现了执政后的首次访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四度访问中国，双方领导人都高度肯定了中朝的传统友谊，这预示着中朝关系的回暖。2019年6月，在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表明了中方致力于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支持朝鲜实施新战略路线、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决心。^②不单是中朝关系，朝美之间的高层交往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8年6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进行会晤，实现历史性握手，2019年6月，特朗普更是成为首位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现任总统。然而，朝美间的高层交往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对朝鲜的制裁，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在对朝制裁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拉扯仍在继续。^③

纵观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该问题牵涉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加着、变化着。自2003年六方会谈开启后，朝美双边互动被中、美、俄等六国多边谈判所取代，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场合，朝核问题都被列为商讨的议题。由于这些国家在对朝政策和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特别是中美等大国间的博弈，都将左右着朝核问题的走向，因此中美间若能实现合作，将会为解决朝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考察中美关于朝核问题的信念，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两国的政策，也能更清晰地分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因此，本文借用操作码理论，通过对中美两国在正式场合发表的立场言论进行文本分析，获取两国关于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

信念（belief），或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是对外政策分析中认知心理学派的重要应用之一。所谓信念体系，就是认知主体自身行为的规范、标准和导向，它影响主体如何定义和评估外部环境、认知和判断面临的政治事件。^①信念体系是对外政策决策中不可缺少的干预变量，它不会在决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会对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②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行为体总是根据自身的信念体系（政治信念）来认知所处的情势和对手的行为^③，并基于这种认知（意象^④）来建立"目的—手段"评估方法，而这就是操作码理论的内涵。

操作码理论经几代学者的不断完善，在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已经趋于成熟。1953年，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A Study of Bolshevism ）一书中分析了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观念与人格因素对苏联国家战略的影响，首次提出"操作码"概念。^① 1969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从哲学性信念和工具性信念两方面来界定操作码的概念，从而建立起理论分析框架，奠定该理论的研究基础。^② 20世纪70时代，学者多利用操作码理论来分析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决策者的政治信念，极大地推动了该理论的应用与推广。^③同时，以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和斯蒂芬·沃克（Stephen G. Walker）为代表，更多学者将精力投入操作码的类型化研究中。^④ 70年代后期，质性文本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因有无法解释的案例存在而遭受质疑与挑战^⑤，案例研究、定量文本分析、统计检验、形式模型等方法都先后被采用，探索可行的、可靠的研究方法成为该理论发展的新方向。^⑥

在研究初期，操作码理论一直被应用到对个人行为体的分析中，如国家领导人、国务卿等决策者，随着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该理论还被应用于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上。例如，马克·舍费尔（Mark Schafer）与沃克通过对比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关于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两种操作码，得出两位领导人对民主国家的合作信念要强于对非民主国家的结论，以此来验证民主和平论。^①又如，杨溢等学者利用中国政府历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1998—2015），分析与对比中国在不同领导人时期的信念与战略。^②还有学者通过操作码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宗教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信念体系。^③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操作码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分析政治信念的理论工具。

根据操作码理论，行为体的信念体系具有两种属性，即哲学性信念和工具性信念，其中每类属性下又可细分出五类信念问题。行为体的操作码是建立在政治信念体系基础上的关于某种特定（情境）条件下的目的与手段的评估方法，其中哲学性信念是行为体对于一些基本政治问题的预想与假定，例如政治的本质、冲突的本质以及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等问题；而工具性信念则是特定条件下，行为体对目的和手段关系的评估与判断。^④具体来说，这两类信念细分如下。

哲学性信念：

P-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P-2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该悲观？在哪些方面应该乐观？

P-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预测？

P-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P-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工具性信念：

I-1选择政治行动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I-2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行动的目标？

I-3怎样计算、控制、接纳政治行动的风险？

I-4推进行为体利益的最佳行动时机是什么？

I-5推动行为体利益时不同手段的效用如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行为体的操作码可以较全面地描述其在特定环境中对"自己与他人"以及"目的—手段"关系的政治信念，在运用这些信念分析决策行为时，需要注意信念体系的四个特点。其一，信念体系在决策过程中的功能是调节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式，其本身很少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信念会帮助行为体框定选择决策方式的范围，但具体决策还要依赖于当时的环境以及自己的认知等其他因素。其二，信念体系是有等级划分的。^①上述十种信念并不都会影响行为体的认知过程，哲学性信念中P-1、P-2和P-4，以及工具性信念中I-1和I-2，最能反映出行为体关于对手与议题的认知。具体来说，P-1信念是关于政治冲突与对手本质的信念，它是操作码中的主导和关键信念；P-2信念是关于行为体审视未来时的态度；P-4信念能够反映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的掌控权。I-1信念是指行为体对自己在战略方针上的认知与偏好，将I-1与I-2信念结合来看，能够判断行为体对偏好战略的强度认知。其三，不同的信念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①其四，信念体系可能会发生改变。通常情况下，信念体系是相对稳定的，但也会随着不断的学习和信息的更新而变化。^②导致信念体系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对政治本质的认识发生转变，二是行为体的个性特质发生变化，三是突发事件的刺激。

获得行为体操作码的方法目前有两种，一种是质性文本解读，另一种是通过VICS系统进行定量文本分析。VICS文本分析系统是20世纪90年代由沃克及其团队建立的，该系统通过对决策者的语言进行指数分析，以此来推断其操作码。VICS文本分析系统假定行为体的公开行为与其公开信念是一致的，通过将个人信念、环境、议题、时间、对象等多种因素纳入指数计算过程中，透过文本表达出的价值与强度（valence and intensity）来测量"自己—他人"关系，最终得出的分析结果是一个随着时间轴变化的操作码数字化体系。^③其操作原理是通过运算文本中动词出现的频度和强度，得出行为体信念中的权力结构与政治倾向。^④本文通过将定性与定量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更确切、有效地获取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信念体系及其变化过程。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再只关注双边事务，国际问题成为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于中国来说，朝鲜与其拥有曾并肩作战的传统情谊，是老朋友、亲密朋友。但在美国眼中，无论是战争过往还是意识形态，与朝鲜打交道的经历并不愉快，朝美间的隔阂在相互猜忌中越来越深。20世纪90年代，朝核问题爆发后，中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介入，作为当事国的朝鲜与美国在双边谈判中寻找解决方案，虽然达成框架协议，但最终双方未能履约。2002年成为朝核问题发展的转折点，朝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未践行框架协议，并最终撕毁协议。在得不到朝鲜弃核保证的情况下，美国不愿再继续与朝鲜进行双边协商，转而将中国、日本、韩国拉入朝核问题谈判中，而朝鲜则提出多边谈判中要加入俄罗斯，至此六个国家围绕朝核问题展开多边会谈，而中国借助2003年六方会谈成为处理朝核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开始积极为朝核问题搭建和平解决的平台，中美围绕该问题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发言中，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关于朝核问题决议的发言最为权威。这是因为，虽然中美在众多场合都就朝核问题阐述过自身的立场与态度，但这些发言有时却因为外界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很难真正反映出国家的信念体系。所以，为了考察中美两国的真实信念，就必须选择某些特定场合下的发言为文本对象。涉朝核问题的安理会决议，将对半岛局势产生直接影响，这就使得参与表决的国家必须表达其正式的、直白的立场和观点。以此类发言为分析文本，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文本带来的关于信念判断的误差影响。^①因此，本文以2003年为起点，选择2003年至2018年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核问题决议中的公开发言作为分析对象，利用VICS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处理，以期获得中美双方关于朝核问题的认知与信念。

依据2003年后朝核问题的三个发展阶段，将文本按照不同阶段进行归类整理。自2003年1月到2018年12月，安理会共有16份与朝核问题相关的决议。^①这些文本根据中美在朝核问题博弈的三个阶段划分如下：第一阶段从2003年8月到2012年3月，共3次发言；第二阶段从2012年4月到2017年12月，共11次发言；第三阶段从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2次发言。发言以英文形式保存在联合国网站中，是目前能够代表两国关于朝核问题的政策立场的最权威的发言。^②任一阶段的发言单词数均在1500词以上，符合VICS文本分析系统的要求。

虽然VICS文本分析方法能运算出10类指数，但本文只选取其中最关键的五个指数———P-1,P-2,P-4,I-1,I-2———用于分析和对比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信念体系。总体来看，对比中美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可知：第一，中美两国的对朝信念存在本质差别；第二，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同预期；第三，双方信念的变化受到朝鲜对外行为的影响较大。

首先，从哲学性信念来看（见图2），中美对朝鲜的敌友地位是不同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也不尽相同。就对朝定位而言，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友好伙伴，即便第二阶段中P-1指数由前一阶段的0.52下降至0.28，但仍处于较为友好水平。这说明，即便是在朝鲜在核武器开发上一意孤行、中朝两国的政治交流不太顺畅的情况下，中国虽有担忧，但依旧视朝鲜为朋友。相反，美国将朝鲜定义为威胁性不大的敌人，其P-1指数在2018年以前一直处在低程度的敌对水平，即便2018年后朝美首脑开始交流互动，第三阶段中P-1 (P-1=0.18）指数也只是稍有上升到最低水平的友好认知（其范围0< P-1<0.25）。就朝核问题的未来前景而言，中国持谨慎乐观态度（三个阶段的P-2指数分别为0.29、0.13、0.39），而美国却较为悲观，甚至在第二阶段出现了最悲观的预期（P-2=-0.25）。值得关注的是，进入第三阶段后，中美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保持乐观态度，并且中美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期待高于此前任一阶段。就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动权而言，三个阶段内中美两国P-4指数均低于0.3，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意志越来越低，美国虽然变化不明显，但其信念水平较低。中美都期待其他国家能贡献更多力量，这也意味着两方都认为半岛局势可能存在自己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变数。

其次，从工具性信念来看（见图3），中美在朝核问题处理手段上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大。就偏好手段而言，三个阶段内中国都认为合作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手段，其I-1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结合中国在第二阶段中P-1指数来看，虽然该阶段内中国对朝鲜的友好认知下降了，但其对合作手段的偏好却上升了（由中国I-1指数变化曲线可知）。这表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即便是在前景最渺茫的时期也未曾动摇。相较中国，美国的I-1指数由第一阶段的0.6下降到第三阶段的0.3，由此可知，虽然美国同样偏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对于合作手段是否是最佳手段的信心与偏好程度却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在朝核问题多么艰难的时期，在两国的信念中，和平解决都是他们认为的最优战略，这也创造了两国实现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关键基石。就策略的选择和执行而言，中国认为合作手段的强度（I-2指数）在不断增长，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相反，美国的I-2指数在三个阶段内都处于正向的低水平程度，其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美国虽也认可和平手段，但对其强度和有效性却缺少信心。

最后，通过对比由VICS文本分析系统得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五组重要信念，可发现中美实现合作的契机在于双方都认为和平谈判是最佳战略，但合作的障碍是两国对朝鲜的认知存在本质差异。由于关于政治本质的信念在整个信念体系中发挥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中美两国对朝鲜与朝核问题的定位差异无疑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最大阻碍。事实上，这种本质信念的差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的立场和政策，也影响着两国处理朝核问题和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是两国共同的手段偏好，这就使得两个本质信念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因手段偏好相同而不断协调立场、最终实现合作的可能。在信念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同时，行为也能改变信念。在探讨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时，既要分析信念对两国互动的影响，也要关注外在因素对两国信念造成的改变。

国家的行为受信念影响，同时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国战略和策略行为是国家信念体系的外在表现。然而，不同的外界情境会使国家做出某些与自己真实信念不符合的策略。例如，在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谴责而多次进行核试验时，主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中国却支持并落实了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这种行为很容易被外界误读成其信念和立场的转变。^①因此，只有在了解了国家的信念后，才能够对其政策和行为进行探究。

在朝核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该问题的信念体系未发生明显改变，其立场和主张也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相反，美国对该问题的信念体系受到朝鲜对外行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对朝鲜的认知在不同阶段中存在敌友定位差异。并且，历任总统还会将个人的执政风格、偏好等因素带入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对朝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中。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于任何场合下的立场表述都是连贯且一致的。中国希望通过"合作"这个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手段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半岛稳定必须得到维持，二是要确保核不扩散机制。在实现半岛稳定与核不扩散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①，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基本方向，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意识到并重视朝鲜合理的安全需求，循序渐进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半岛总体局势的和平稳定。^②要解决朝核问题，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必须得到保证。^③中国政府的政策表述与其信念是相符合的，中国将与朝鲜的交往定义为友好关系，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处理半岛问题的优先选择。

当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信念和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不断向美国靠近，其证据是中国愿意运用制裁等强制手段同美国一道逼迫朝鲜放弃核计划。^④对此，本文对中国在三个阶段的操作码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见表1），观察中国的信念体系是否真的如其所言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合作手段的有效性（I-2）外，其他的关键信念均没有显著变化。在中国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未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其对朝政策与对朝核问题的立场也相应地保持极强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中国一直认为朝核问题的本质是非冲突性的，这就决定了无论在任何时候，中国都不可能支持对朝鲜施加可能造成半岛局势不稳定的制裁措施，武力手段更不会在中国的策略篮子中。即便为了确保半岛无核化而不得不采用制裁手段，中国也是在维护半岛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有限度的制裁。因此，仅凭中国应和了美国提倡的制裁手段，便认为中美实现了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恰是由于缺少对中国政策立场的深入探究造成的。

与中国不同，美国是朝核问题这场博弈中的执棋者，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博弈中，美国同朝鲜一样都是最重要的对弈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任美国总统都以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为核心目标，不断调整对朝战略，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①自朝核问题出现以来，克林顿作为首位处理朝核问题的美国领导人，采取了对朝的"全面接触"政策。彼时，美国以接触和谈判手段为主，同时也不舍弃对朝鲜的"遏制"策略，来敦促朝鲜放弃核武器。^②小布什就任总统后，由于担心朝鲜成为走私核武器、散播核武器技术的源头，避免朝鲜发展对美国自身及盟友安全、地区稳定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威胁和破坏的核武能力^③，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视其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优先打击对象，强硬的"遏制"政策成为当时美国处理朝核问题的核心战略。^④但由于已经接连对阿富汗、伊拉克动用武力，因此小布什政府并没有将使用武力作为应对朝核问题的首要战略选择，相反希望通过各方制约来限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奥巴马政府以"战略忍耐"为对朝政策的核心，决心在朝鲜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之前，美国不再与朝鲜进行双边接触。^⑤特朗普上任后，对"战略忍耐"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这是极度失败的政策^⑥，取而代之以"极限施压"政策。"极限施压"成为特朗普政府应对朝核危机的主打牌，无论是美国单方面，还是通过安理会平台，其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和范围不断增加，试图以重压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①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不排斥与朝鲜的接触，灵活应对朝核问题是这届美国政府的特点。

综合来看，美国对朝政策分别受到不同阶段的信念体系的影响。从克林顿的观望并保持一定接触策略，到小布什的"遏制"战略，再到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最后特朗普结合"极限施压"与"灵活外交"策略，美国一直在调整着对朝核问题的战略与手段，这也与他们自身对朝鲜的敌友身份定位变化以及对合作手段的认知变化有关。从这些政策和战略上来看，四位美国总统都没有将朝鲜当作可以友好交往的对象，但同时他们也不排斥与朝鲜的接触，和平谈判一直在其可选择的策略集合之中。另外，四位美国总统也都没有将武力作为解决朝核问题优先手段，但对合作手段的期待正在变得越来越低。克林顿时期，美朝保持着相对高频度的双边谈判和互动，两国还能够就利益关切展开直接的沟通。布什时期，美国对双边谈判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转而推动了多边合作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在朝鲜拒绝参与六方会谈后，奥巴马开始"消极"处理朝核问题，其推动制裁朝鲜的力度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还是以冷淡处理为主。然而朝鲜在2009年特别是在2017年高强度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使得美国彻底抛弃"战略忍耐"，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越来越倚重和相信制裁带来的效果。这一手段上的变化过程证实了美国对谈判等合作手段的信心下降。

综合中美在三个阶段内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与政策（见图4）来看，两国不仅对该问题的政治本质认识不同，而且在手段选择上的差异逐渐拉大。随着六方会谈机制的启动，中美都偏向通过谈判协商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虽然第一阶段中，美国对朝鲜的信念认知并不友好，但由于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此后又长时间将重心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身处中东战争泥潭的美国实际上很难分配出足够的资源去对朝鲜使用武力手段。另外，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也约束了美国使用武力等手段的意愿。中美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因其信念差异而在处理朝核问题的手段上产生过多的分歧和争论。但是，美国的消极信念和历史交往经验不利于美朝在谈判桌上展开坦率的交流，而中国也不会一味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忽视朝鲜的立场与关切，这就造成几轮谈判下来，除了如"9·19共同声明"等解决问题的大体框架外，无法达成实质上的共识与合作。中美自身信念不同，导致双方在谈判中的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产生差异，即便是在双方都倾向谈判手段的情况下实现合作也困难重重。自2012年朝鲜开始频繁开展核试验后，中美在手段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虽然中国也赞同了对朝鲜的安理会制裁决议，但在制裁的力度和范围上，中美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

从互动行为上看，中美最大的分歧莫过于手段的选择上，到底要不要向朝鲜制裁施压，制裁的力度又应该把握到哪种程度，这种分歧在历次安理会决议的历次发言中都有充足展现。从本质上看，美国采取的制裁行为与中国的"和平解决"与"半岛稳定"目标是相悖的。2009年朝鲜退出六方会谈并试射导弹后，奥巴马采取了忍耐和制裁并行策略，在加大本国对朝鲜制裁力度的同时，也不断推动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借此向朝鲜施压。虽然中国支持了与朝鲜发展核武器相关的制裁决议，但在具体制裁内容上，中国反对向朝鲜过度施压。以货物检查这项制裁措施为例，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就这项内容有过多次争论。美国要求对朝鲜货物进行严格审查，甚至那些与朝鲜进行贸易的国家也要被列为审查对象，而审查过程不排除采用军事手段^①；但中国认为，货物审查对各国来说都是相当敏感的，会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复杂程序，必须谨慎行事，而且任何武力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始终坚持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

自2012年朝鲜加快核试验步伐后，美国进一步扩大对朝鲜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朝鲜与外界的经济关系，以最大压力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这一阶段中，中美在安理会上的合作仅限于中国在制裁决议上投出了赞成票，但两者的发言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考虑。美国多次将朝鲜核试验与朝鲜的社会经济发展挂钩，试图将朝鲜人权问题纳入安理会议程中，甚至还多次宣扬朝鲜政府是其人民遭受苦难的最大原因，要求中国等其他国家中断、降级与朝鲜的外交关系^②，美国的态度遭到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俄罗斯的立场更贴近中国，在言辞上也更与美国针锋相对。^③俄罗斯指出，制裁不应该影响朝鲜的社会经济发展，过度的制裁只会造成朝鲜人民生活状况恶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④即便在朝鲜核试验最频繁的2017年，中俄也坚持对朝鲜的制裁要适度，并合作提出"双暂停""双轨制"的解决途径^⑤，但这些提议都遭遇了美国的冷处理。此外，美国还将制裁延展到经贸、贸易审查、大规模的人员出行限制等方面，把制裁朝鲜视作目的，虽然中俄也赞同对朝鲜进行制裁，但他们更多是将制裁作为对于朝鲜核试验行为的警告，制裁的目的是敦促朝鲜回到谈判桌上。

2018年后，中朝、美朝关系的改善并没有给安理会上各国的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各方———特别是美俄———针对是否减缓对朝制裁，仍然相互指责、争执不休。美朝关系虽有缓和，但美方并没有停止制裁的打算，甚至有借朝核问题向俄罗斯发难的迹象，引起了美俄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尖锐对峙。一方面，美国指责俄罗斯为了经济利益没有严格执行制裁决议，俄罗斯的主张更多考虑一己私利而非出于对国际安全局势的考量。另一方面，俄罗斯控诉美国把持联合国调查组，指责美国在朝核问题上过于苛刻。^①虽然相较于俄罗斯，中国并没有极力主张撤除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但中俄都认为任何一场谈判（讨价还价）过程应是双向的，在朝鲜逐步采取积极缓和举措的同时，安理会也应该减轻制裁，为接下来的谈判制造缓和气氛。

其实，中美在制裁力度上的差异，是因为两国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考量不同。中国不得不考虑过分制裁是否会引起半岛的不稳定，而这并不是美国在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所关心的。美国的制裁措施得不到中国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次美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都会波及中国。例如，美国与韩日等国的联合军演，在向朝鲜军事施压的同时，也会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在朝核问题升级后，美国先是增加了与亚太盟友联合军演的次数，而后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这一系列举动不仅造成了半岛局势的动荡与混乱，也造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军事部署让本就存在战略竞争的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更加紧张。不仅如此，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对朝鲜有着"特殊的影响力"，特朗普和美国高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向中国喊话，将"管理朝鲜行为"的重任僵硬地套在中国身上。^②美国的这种认知，一方面不符合中国对自身在朝核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也曲解了中朝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是存在共识的，即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也是双方展开合作的最坚实基础之一。中美合作意愿的最高峰出现在朝鲜加快核试验步伐从而造成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巨大挑战这一时期，特别是2016年11月到2017年12月，此时期内中美立场正在不断靠近，两国在如何处理朝核问题、如何与朝鲜政府打交道上的合作越来越频繁。^①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国对朝政策的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立场的转变，最早出现在朝鲜退出六方会谈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决议的起草工作，并认真落实涉朝决议，特别是在朝鲜2012年频繁进行核试验后，中国对朝施压的态势似乎更加明显，中国与美国的手段选择出现交集。^②此外，中国在行动上落实美国倡议的对朝经济制裁措施，中朝贸易特别是煤、铁等矿产资源的贸易额明显下降，显示出中国对朝鲜核试验带来安全隐患的担忧与反应。^③同一时期与中朝间交往冷淡相对应的是，中国逐步升级同韩国的关系，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双方签订了自贸协定，双边贸易额快速稳步增长。

然而，中美双方的合作不应建立在中国单方面的手段调整上，而是应转到和平解决问题和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的共同目标上，这种共同目标才是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基石。一方面，从操作码指数中，美国将制裁作为找回和平解决问题机遇的手段。美国希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但过去与朝鲜打交道的经历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让美国产生了朝鲜不值得信任的印象，因此，即便朝鲜已经承诺放弃核试验，美国依旧不愿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力度，这就可能引起中朝等国对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产生困惑与质疑。同时，美国在朝核问题的紧张和缓和阶段都没有减轻制裁力度的打算，这不符合其声称的"制裁只是手段"的说辞。另一方面，中国调整处理朝核问题的手段，是基于朝鲜对外行为的变化，而不是因为想与美国达成合作。当朝鲜自愿停止核试验计划、展现出解决核问题的意愿后，中国有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制裁措施。美国刻意强调制裁的作用，忽视各方和谈的意愿，将不利于美朝双边互动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合作。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另一障碍是美国对朝鲜整个国家的信念体系。从操作码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将朝鲜认知为敌人，虽然这种敌人情绪和威胁认知较低，但这并不是双方正常乃至友好交往的有利条件。随着2018年朝美双边外交的开展，美国对朝鲜的积极认知有所提高，但还不足以奠定和夯实双方合作的基础。由于中国自始至终都没将自身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P-4指数一直很低），美国想借助中国力量和施压手段来迫使朝鲜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谈判条件，显然是不可行的。中美间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最终还是需要靠朝美关系的改善来推动。

通过对信念、政策、行为三方面的分析发现，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既存在促成合作的共同目标，也存在诸多分歧。这场复杂的博弈中，中美不是简单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在朝鲜对外行为的变化中双方不断调整着彼此的互动关系。在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上，中美分别将朝鲜定位成一友、一敌，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差异，对其政策和行为的影响较大。但双方也不是没有合作的信念支持，中美都认为合作手段是最佳方式，区别在于中国对合作手段的乐观预期要远高于美国，在美国的认知中，合作手段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在对朝核问题的政策上，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确保半岛稳定和半岛无核化，而美国则是经历了从"全面接触"到"遏制"、到"战略忍耐"、再到"极限施压"与"灵活外交"等几次调整，其核心目标一直是确保核不扩散机制。确保半岛无核化是中美两国实现合作的共同目标，但在具体处理手段上，特别是制裁手段的力度和范围上存在差异。

在处理朝核问题的行为上，中美的策略选择有所区别。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是塑造中朝关系和中国对朝政策的根本，这种友谊很难因为外界因素而动摇。^① 2018年以来，中朝两国领导人的五次会面，进一步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中，更是强调了中朝友谊，以及中国在朝鲜实行新战略的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整个朝鲜核问题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朝鲜是朋友"这种信念加持下，中国成了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在历次安理会关于朝核问题的相关决议中，中国都阐明了这种立场，并在行动上先后倡导六方会谈、"双暂停"和"双轨制"等合作机制，积极搭建朝鲜与外界交流的平台，努力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但美国却不同，沉积的宿怨、历次与朝鲜谈判的失败经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美国的信念体系，进而影响其处理朝核问题的政策和手段。美国对合作手段的信心下降，直接反映在其对制裁手段的偏好上。特别是2018年朝鲜愿意与美国就朝核问题进行谈判后，美国出现了"制裁有效"的认知，这就使美国很难放弃制裁施压手段。而一旦朝鲜认为自己的合作意愿没有换来美国在制裁手段上的缓和与让步，这无疑会给朝美谈判制造不小的障碍。

中美实现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坚持核不扩散机制是双方共同的目标，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也是双方的偏好手段，这为中美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具体处理朝核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应对方式越来越灵活多样，特朗普政府也展示出了与朝鲜进行友好交往的意愿。然而，中美两国就制裁的力度和范围存在较大分歧，这将是引起朝美关系倒退的潜在危险。目前，朝核问题出现了和平解决的曙光，一是因为中俄等国的斡旋力量在增加，二是因为朝鲜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虽然美国自认为制裁给朝鲜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是朝鲜愿意谈判的最重要原因，但无法否认的是，朝鲜自身的国家政策调整是其对外行为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为中、美、朝等国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展开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向前迈进"。^①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次公开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主动停止核武器试验进程，并努力推动与美国的双边接触，这展示出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的诚意以及主动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意愿。^②正如中俄提出的"双暂停""双轨制"解决方案，只有美朝这两个关键对弈人愿意各退一步、搁置分歧、相向而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积极参与者和调解者，是中间的斡旋者，中美能否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合作，关键在于朝美两国之间能否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