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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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印度金德尔国际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访问学者(2018—2020年)电子邮箱:xiechao@mail.tsinghua.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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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致力于讨论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危机谈判中,人们对于错误认知的作用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错误认知容易导致一方或双方在谈判中误判形势,推动危机升级。但是本文注意到,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其中的作用机制比人们设想的要更加复杂,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缓和危机。本文的研究得益于对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危机的思考,此次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显示中印都低估了对方在事件中展示的实力和意图:印度政府低估了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和应对多线挑战的能力,而中国则低估了印度维护地区霸主地位的决心和在中方次要战略方向发起重大挑战的能力。
既有文献有两类解释是处理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关系的。第一类解释是传统的信息困境论,强调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领导人可能会错误地判断自身或对手的实力和意志
第二类解释是功能主义论。功能主义论强调为了特定官僚群体的利益,领导人会选择性地解释收到的谈判信号,目的是推动危机升级,以凸显特定群体的重要性和提高部门利益。
洞朗对峙危机对既有理论的解释力带来了挑战,其作为最新案例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可以控制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的影响。一般认为,在国际危机中,发起危机的一方赢得了更多的危机谈判,这是因为发起方往往拥有一定的优势,无论这种优势是实力还是信念上的,一国发起危机这个动作本身至少表明它认为自己有极大可能在危机中胜出,才选择(冒险)发起危机。
为此,本文将回到危机谈判策略互动的角度,审视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二部分将首先厘清错误认知的定义,在区分错误认知与错误认知来源的基础上尝试对其进行操作化,并进一步将错误认知分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和有意识错误认知两种类型。第三部分将提出错误认知促进危机缓和的潜在条件,特别是"想象的双边默契"作为一种有意识错误认知在推动危机缓和时的作用。在第四部分,本文将结合2017年中印洞朗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深入解析当时危机双方具备的现实操作环境与心理环境,借此判断危机不同阶段所呈现错误认知的类型,从而分析错误认知在危机发生和缓和过程中的作用。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错误认知的定义与分类
相关文献较少关注和尝试解释为何错误认知有时会导致危机缓和,其中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人们不知道如何判定错误认知,也不知道错误认知什么时候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因此也就谈不上深入探讨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错误认知的操作化难题还在于,例如对于相对实力的认知,一般认为只有战争才是对国家实力的最客观或者终极检验,但问题又在于实力并不能单独决定战争结果,这些现实困难极大地限制了本文的操作空间。再例如,对于对手战略意图的认知,理论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确认对对手意图的错误认知的,但由于信息可能被操纵,人们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获得必要的信息来确认对手的特定行动或声明背后的真正意图。同样的,关于对手性格的形象(image),由于涉及无法实证或逻辑推理的价值判断,是无法被证伪的。本部分将尝试应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难题。
(一)错误认知的定义与操作化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首先,需要区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错误认知的来源可以是影响领导人认知的外部因素,例如国内政治竞争、有限的情报能力等;也包括领导人自身的因素,例如领导人在危机谈判中对特定信息的选择性忽略(selective inattention),更应当被认为是错误认知的来源,是导致错误认知的心理过程。同样的,关于自我和对手性格的形象,是导致认知过程中建立的一套信念,通常涉及信息的选择性忽略与重视的互动过程,对认识对手能力和意图有放大或缩小作用,但并不是错误认知本身。
错误认知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操作化处理。本文从实力和意图两个指标来认识错误认知的内容。关于己方与敌国之间相对实力的认知可以有两个取值,即对己方军事实力的信心充足和信心不足。由于下文将控制绝对实力差距这个干预变量,因此本文提出的国家间实力对比更多体现在心理因素。不过正如本文坚持的实证主义逻辑所要求的,领导人对相对实力的认识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上。例如,在同一冲突中,展示实力比不展示实力体现的信心更足;扩大展示实力的力度和范围体现的信心更足;在既有冲突之外开启新的冲突,展示的是更加强硬的实力信号。关于对手意图的错误认知,也可以根据行为体感知到的对手敌意大小有两个取值,即认为对手带来的威胁大和小。威胁认知的既有研究把是否违反特定规范作为衡量敌意大小的重要标准,例如在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在慕尼黑危机中违反政治妥协规范,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纳粹德国行为带来的威胁特别大。
既然有错误认知,那就意味着有对应的(正确)认知,因此还至少要对正确与错误认知有一定的区分。如何衡量和确定认知正确与否,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不完全信息使得人们难以对特定行为或声明所代表的实力或意图作出判断。杰维斯曾经建议一个方法,他认为相对于回答"认知是否正确",不妨回答"这个认知是如何从已有信息中得出的"。
上述对认知与错误认知的操作化处理,还涉及两个研究假定。首先是总体忽略了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危机双方的实力对比应该是相对接近的,或者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拥有比较优势。这个假定是一个模糊且有些武断的判定,本意是排除实力悬殊因素影响分析结果,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以外的国家都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其间也曾多次成功运用以牙还牙策略,迫使其他国家在危机中主动让步,此时应更多地考虑实力因素在发挥主要作用。
(二)错误认知的类型
前文讨论了错误认知定义和操作化的基本思路,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和有意识错误认知(见图1),两者的分类依据主要在于错误认知的来源不同,无意识错误认知的来源是认知能力,指的是行为体有足够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