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致力于讨论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危机谈判中，人们对于错误认知的作用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错误认知容易导致一方或双方在谈判中误判形势，推动危机升级。但是本文注意到，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其中的作用机制比人们设想的要更加复杂，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缓和危机。本文的研究得益于对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危机的思考，此次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显示中印都低估了对方在事件中展示的实力和意图：印度政府低估了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和应对多线挑战的能力，而中国则低估了印度维护地区霸主地位的决心和在中方次要战略方向发起重大挑战的能力。^①在此次危机中，中印对彼此的错误认知类似于双方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另一场边界危机，当时它们对彼此的错误认知主要体现在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对中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以及当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存在单边默契思维的错误认知，这种双边错误认知导致危机升级。^②但在2017年洞朗危机中，错误认知导致的危机管理结果是不同的，此次危机最终缓和。在比较两个案例的危机谈判过程时，可以发现错误认知作为自变量，对谈判结果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说明错误认知作为一个自变量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待厘清。

既有文献有两类解释是处理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关系的。第一类解释是传统的信息困境论，强调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领导人可能会错误地判断自身或对手的实力和意志^①，也可能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让对手做出错误判断^②，后者也就是国际危机谈判中广泛存在的战略欺骗。信号可靠性的逻辑在于，如果接收方认为发送方的谈判信号不可靠，可能会采取错误的行动，领导人可能在收到不可靠谈判信号时做出错误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这里的错误行动更多指的是升级行为，此时领导人有可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式袭击以获得第一次打击优势。^③但得益于日益提高的传媒技术水平和媒体报道能力，国际危机越来越难以脱离在大众视野之外，双方政府和民众都可以更方便及时地了解危机进展。中印之间的边界危机在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双方都对彼此策略偏好有所了解，因此危机中双方利用信息困境进行战略欺骗的空间很小。

第二类解释是功能主义论。功能主义论强调为了特定官僚群体的利益，领导人会选择性地解释收到的谈判信号，目的是推动危机升级，以凸显特定群体的重要性和提高部门利益。^④但功能主义论在此案例的适用意义也同样有限。首先，在洞朗危机进程中，中印双方都指责对方可能借操纵和升级危机达成国内政治目的。^⑤这种指责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更无法解释危机缓和后各自在国内可能面临的民意压力。^①其次，功能主义论忽略了组织失灵的可能性，此时自下而上传递的信息有可能会被操控，对于庞大且复杂的官僚机构来说尤其如此，有关信息并不一定能及时且全面地向上传达至决策层。再次，虽然常识认为危机和危机谈判涉及的决策圈子往往较小，领导人较高程度的参与将限制狭隘的部门利益、影响危机结果，但无法排除领导人为了寻求连任或继续执政等原因主动升级或缓和危机以迎合国内政治需要的可能性。

洞朗对峙危机对既有理论的解释力带来了挑战，其作为最新案例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可以控制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的影响。一般认为，在国际危机中，发起危机的一方赢得了更多的危机谈判，这是因为发起方往往拥有一定的优势，无论这种优势是实力还是信念上的，一国发起危机这个动作本身至少表明它认为自己有极大可能在危机中胜出，才选择（冒险）发起危机。^②选择效应的强大还在于有些情况下，实力较弱的一方可以挑衅强国并最终胜出^③，这是因为弱国可以选择在特定的时机发起危机以兑现相对优势。例如，当强国与其他强大对手处于冲突或相互制衡状态时，此时可能无法在与特定弱国的危机上投入对应的资源，这种情况有可能鼓励弱国冒险发起危机或者升级危机，迫使强国让步。当然还有一些国际危机是无法明确区分冲突发起方的，即一些潜在的挑战方由于发现自己并不具备优势而放弃挑衅，危机实际并没有发生，即"无危机的危机"。2017年洞朗对峙危机可以合理排除选择效应的影响。这次危机中，印度自认为比中国在洞朗区域的相对实力具有一定优势，而且中国受制于不利的国际环境可能不会主动提高应对强度，因此印度决定发起对峙，但最终并没有能迫使中方让步，相反是在满足中方设置的谈判前提条件下与中国军队脱离接触，即洞朗危机是在挑衅方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实现危机缓和的。如果说危机升级是常识，那么危机缓和则需要寻找替代解释。

为此，本文将回到危机谈判策略互动的角度，审视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二部分将首先厘清错误认知的定义，在区分错误认知与错误认知来源的基础上尝试对其进行操作化，并进一步将错误认知分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和有意识错误认知两种类型。第三部分将提出错误认知促进危机缓和的潜在条件，特别是"想象的双边默契"作为一种有意识错误认知在推动危机缓和时的作用。在第四部分，本文将结合2017年中印洞朗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深入解析当时危机双方具备的现实操作环境与心理环境，借此判断危机不同阶段所呈现错误认知的类型，从而分析错误认知在危机发生和缓和过程中的作用。第五部分是结论。

相关文献较少关注和尝试解释为何错误认知有时会导致危机缓和，其中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人们不知道如何判定错误认知，也不知道错误认知什么时候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因此也就谈不上深入探讨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错误认知的操作化难题还在于，例如对于相对实力的认知，一般认为只有战争才是对国家实力的最客观或者终极检验，但问题又在于实力并不能单独决定战争结果，这些现实困难极大地限制了本文的操作空间。再例如，对于对手战略意图的认知，理论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确认对对手意图的错误认知的，但由于信息可能被操纵，人们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获得必要的信息来确认对手的特定行动或声明背后的真正意图。同样的，关于对手性格的形象（image），由于涉及无法实证或逻辑推理的价值判断，是无法被证伪的。本部分将尝试应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难题。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首先，需要区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错误认知的来源可以是影响领导人认知的外部因素，例如国内政治竞争、有限的情报能力等；也包括领导人自身的因素，例如领导人在危机谈判中对特定信息的选择性忽略（selective inattention），更应当被认为是错误认知的来源，是导致错误认知的心理过程。同样的，关于自我和对手性格的形象，是导致认知过程中建立的一套信念，通常涉及信息的选择性忽略与重视的互动过程，对认识对手能力和意图有放大或缩小作用，但并不是错误认知本身。^①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领导人可以构建对手是"凶残的敌人"或"善意的伙伴"等形象，同时在特定危机谈判中对其能力和／或意图仍可以建立正确认知。其次，需要认清错误认知的主要内容。领导人在国际危机谈判中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核心内容是对手的实力和意图，以及对手对自己实力和意图的认知。对于危机中的A国和B国来说，A国领导人可能对B国对A国实力和意图的认知产生错误认知，这也是一种对危机谈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错误认知类型，是在实力和意图的错误认知范围发挥作用。其他种类的错误认知也可能导致战争或和平，但都基本上需要通过它们对实力和意图认知的影响来发挥作用。例如，领导人特定的成长经历或个人生长环境导致其对特定国家行为的认知出现偏差，但最终这种偏差会反映在其对该国的实力特别是意图的错误认知上。理解错误认知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之间的区别，有助于对错误认知做出有效的类型划分，以探讨认知、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的关系，进而寻找错误认知导致危机缓和的条件。

错误认知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操作化处理。本文从实力和意图两个指标来认识错误认知的内容。关于己方与敌国之间相对实力的认知可以有两个取值，即对己方军事实力的信心充足和信心不足。由于下文将控制绝对实力差距这个干预变量，因此本文提出的国家间实力对比更多体现在心理因素。不过正如本文坚持的实证主义逻辑所要求的，领导人对相对实力的认识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上。例如，在同一冲突中，展示实力比不展示实力体现的信心更足；扩大展示实力的力度和范围体现的信心更足；在既有冲突之外开启新的冲突，展示的是更加强硬的实力信号。关于对手意图的错误认知，也可以根据行为体感知到的对手敌意大小有两个取值，即认为对手带来的威胁大和小。威胁认知的既有研究把是否违反特定规范作为衡量敌意大小的重要标准，例如在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在慕尼黑危机中违反政治妥协规范，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纳粹德国行为带来的威胁特别大。^①在本文中，一方行为违反具体的协议或规范，带来的威胁比没有类似违反行为的更大；对于没有形成书面文字的规范和习惯，违反国际公认的规范，带来的敌意大于违反国家间默认的协议或习惯。

既然有错误认知，那就意味着有对应的（正确）认知，因此还至少要对正确与错误认知有一定的区分。如何衡量和确定认知正确与否，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不完全信息使得人们难以对特定行为或声明所代表的实力或意图作出判断。杰维斯曾经建议一个方法，他认为相对于回答"认知是否正确"，不妨回答"这个认知是如何从已有信息中得出的"。^②本文借用的定义是：错误认知是决策者心理环境与现实世界操作环境之间的差异，决策心理环境决定策略选择和具体行为，现实世界操作环境决定策略和行为的后果，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③为此，本文提出，在能被既有信息证明是错误认知之前，危机谈判决策时的认知都应该被认为是（正确）认知。也就是说，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关于对手实力和意图的信息与在当时现实环境下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在领导人危机决策时合理应具有的信息能证明当时的认知是错误认知之前，所有认知都应该被认为是正确认知。这些合理信息包括领导人当时实际已经接收和认知的信息，或已经具备但却忽视了的可以修正当时认知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是领导人当时合理所不能掌握的话，则不妨碍对当时当地领导人所持认知性质的判定。同样的道理，如果后续的信息显示领导人操纵了信息传递，有意识地引导外界的认知，那么这只是表明领导人当时掌握了外界所不知道的更多信息，人们需要修正的是对于领导人当时当刻认知的判断，即领导人当时作出了正确认知，只是我们不知道（领导人当时作出的认知是正确的）而已。

上述对认知与错误认知的操作化处理，还涉及两个研究假定。首先是总体忽略了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危机双方的实力对比应该是相对接近的，或者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拥有比较优势。这个假定是一个模糊且有些武断的判定，本意是排除实力悬殊因素影响分析结果，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以外的国家都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其间也曾多次成功运用以牙还牙策略，迫使其他国家在危机中主动让步，此时应更多地考虑实力因素在发挥主要作用。^①实际情况下，相关研究也很难分离实力差距和错误认知对危机谈判结果的影响，而且实力因素的解释力已经足够强大，谈判策略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对于结果的影响已经不那么显著。其次，本文假定领导人危机谈判的目标是如何有效运用国内外资源实现缓和危机。本文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错误认知能够促使危机缓和，而危机的解决方式包括缓和与升级两种方式。^②缓和与升级都是危机的解决方式，区别只是在于事件是进入和平还是战争阶段，而根据外交目标的不同，人们对于危机的解决方式有所偏好。

前文讨论了错误认知定义和操作化的基本思路，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和有意识错误认知（见图1），两者的分类依据主要在于错误认知的来源不同，无意识错误认知的来源是认知能力，指的是行为体有足够的信息�